100年前杜威在中国的告诫，该听进去的人至今也没听进去
不合时宜的先知
文 | 张汝伦
对于正在争取个人自由，个性解放的中国人来说，杜威的这些话自然听不进去，所谓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他们只关心个人，而不太关心群体，更不能理解交往生活的重要性。他们无法理解社会改造不是由不满的个人对社会的攻击，而是要努力调和组成社会的各个群体的利益，这才是长治久安之道。个人的解放实际是以群体的解放为前提的。
而历史上任何一个寻求解放的群体总是以全体人民的名义。
自从杜威在1921年离开中国已经一百年过去了。杜威在中国为期26个月的讲学在他个人一生经历中固然是一个重要的经历，但更是现代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事件之一。
杜威演讲的足迹遍布半个中国，不但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而且也深入到长沙、衡阳这样的内地城市，杜威所到之处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如历史学家Barry Keenan所说，成了“一时时尚”。
1920年5月10日，江苏省教育厅欢迎杜威夫妇（前排中立者）
杜威夫妇与学生参观申报馆合影留念。前排左起：史量才、杜威夫人爱丽丝·奇普曼、杜威；后排左起：胡适、蒋梦麟、陶行知、张作平
杜威在中国的演讲根据内容分几大块，其中社会政治哲学共16讲。这16讲是他应胡适的要求，将他的社会政治哲学第一次系统的表达，其学术意义由此可以想见。这16次演讲中所表达的思想，即使在今天仍有其现实的意义，而不仅仅只有学术史或思想史的意义，值得我们重视。
杜威是在1919年5月3日抵达中国，次日便爆发了五四运动。中国迸发出来的热情和生命力给他深刻的印象，使他激动不已。在来中国之前，杜威先在日本讲学一年，他对中国的热爱（他的女儿说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杜威最爱的国家）与他对日本明显的不喜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但对中国的热爱并没有影响他对中国事情的判断。尽管他被他的自由主义学生和“新青年”们包围，但他并不完全同意他们对中国事情的看法。他根本反对当时在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和西方人中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人天生保守、迟钝、懒散、腐败、不思进取，因而长期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他指出，如果人们把欧洲政治的发展作为正常政治发展的标准，认为一切从野蛮到文明的发展都必须遵循同样的进程，经历相似的阶段，那就会将与此标准不符的社会视为不正常，是残存的落后国家，或是缺乏政治能力。
但是， 就像他发现中国人将美国理想化了一样，他也在某种意义上将中国理想化了。但他不像许多西方人那样，到了中国将中国的一切理想化，他只是将中国人的精神能力理想化了。他觉得日本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是照搬式的拿来主义，这他很反对。而他相信中国在借鉴西方在行政管理、公共卫生、税收、教育、制造等方面的技术行动迟缓是因为她要通过与西方文明的接触，彻底改变她的制度。中国人不像日本人，中国人要参透产生西方进步的原则、观念、心智，通过运用她自己更新了的和活跃的民族精神拯救自己。如果我们将他的这个观察作为事实陈述，对照中国人对待他思想的态度来看的话，也许不得不遗憾地说，杜威的观察是错了。但是，我们也不妨将他的上述看法理解为他以为中国的“应该”，或对中国的期望。任何“应该”都表达了一种理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杜威将中国理想化了。
实际上，那 些有幸享有机会听杜威第一次系统表述他的社会政治哲学的人似乎最不在意的就是他的这些思想。
杜威思想对中国的影响最大在教育，其次在经过胡适曲解和简单化的所谓实用主义，最无影响的就是他的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了。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杜威的社会和政治哲学在中国的语境下是根本不相关的。例如，Maurice Meisner 在《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中说：“应用于中国，杜威的纲领既不是保守也不是激进，而是非常不相关。辛亥革命后中国面对大规模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瓦解的危机。极度的贫困和中国人广泛的文盲，甚至缺乏基本的负责的政治权威否定了杜威纲领预设的普遍社会共识的可能。”
实际上，杜威并没有提出任何行动的纲领。他只是要帮助他的中国听众和读者“参透产生西方进步的原则、观念、心智，通过运用她自己更新了的和活跃的民族心灵拯救她自己。”但是，对于他的多数听众来说，杜威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西方思想的一个人物。
杜威在中国
在他的演讲中，杜威将所有的社会问题分为三个范畴――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的。在谈了社会和政治思想的性质、范围和功能后他首先讨论了经济问题。根据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的说法，
“杜威讨论的重要的经济问题并没有引起他的中国学生和朋友以及其他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足够注意。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此时关注的是教育改革、学术研究和重新评估国故。他们很少人认真考虑过用经济组织和实践在中国实现民主。”
但根据杜威自己观察，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学生像中国的学生那么一致和热切地对思想中现代的和新的东西感兴趣，尤其是对社会和经济问题感兴趣，能有利于现存秩序和现状的论证那么微不足道，――实际上是说不得的。”
如果杜威的观察不错，那么 问题是为什么他的社会和政治哲学没有被那么推崇他的那些人领会？
这自然不是由于他们的智力。而是由于他们的定见，或者说关于西方文盲和思想的偏见。 人们只听得见他们要听的话。对于杜威的大多数中国听众来说，西方文明是一个不同于我们自己的我们的同质性的本质，它的核心是民主与科学。在他们看来，德先生和赛先生是解决一切中国问题的万能灵药。胡适在他的留学日记中就写道，留学就是要找到这种万能灵药。他们看不到西方思想和文明的复杂性，尽管杜威在他的演讲中苦心孤诣地反复提醒他的中国听众，任何思想与文明，包括西方思想与文明的历史性和复杂性。他本人的多元主义倾向也是非常明显的。更成问题的则是杜威的中国听众对科学与民主本身的理解。对科学的理解基本是科学主义的；而他们对民主的理解则被杜威在他的演讲里批评的自由主义的陈词滥调所支配。
杜威与胡适
我们知道， 在杜威看来，民主不只是一种政府形式，他认为民主根本的特定是它是一种生活形式，确切地说，是“共同体生活本身的观念”。在他的中国演讲中，他把民主叫“交往的生活”。“自由和公开的交往，无私地追求和交互关系，促进相互利益的那种交往，是交往生活的本质因素。”他告诉我们，真正的民主是“一个有个人发展机会，有自由交流感情、认知和思想的机会的社会。这种社会的基础是社会的每个成员自由参与设定它的目标和目的，每个人为这些目标的实现充分和自愿作出贡献”。
但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看来，民主只是一种政府形式，一种改良中国或改造中国的手段，本身不是目的。他们看待民主的方式恰恰就是杜威所谓“外在的方式”。民主就是允许大家自由投票更换政府，与自由交流思想、感情、认知八杆子谈不到一块去。胡适公然说，民主是幼稚园的政治，意思是不需要有任何内在的要求，甚至不需要有知识，只要让人投票就是了。对于民主的价值内涵和精神内涵显然缺乏了解，而对于民主的生活世界的基础更是不在心里。因此，尽管杜威在中国得到了热情的接待，蔡元培更是把他与孔子相比，但他的民主观念却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也许在他的中国接待者看来，杜威的民主思想太不实用主义了，它根本不是中国人要找的那样能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良药，相反，实在是有点迂腐。
其实， 从一开始杜威的崇拜者就是以功利主义的态度对待杜威的思想，强调它只是一种方法。因此，在政治上，他们听得进去的只是一点一滴改良的主张，反对根本解决或全盘解决。
但是，在具体行动上，他们对于社会生活的逐步改良又没有太大的兴趣。尤其对于改变北京人力车夫的状况或河南灾民的状况没有兴趣，对于改善城市乡村的卫生条件没有兴趣，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没有兴趣。他们心里仍有一个万能灵药的情结，这就使他们不能不认为政治是中国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
胡适曾发誓20年不谈政治，但很快就自食其言。用蒋梦麟（他也是杜威的学生）的话说，“政治太腐败了，我们怎么能不谈？”而政治问题的症结在他们看来就是在中国建立一个英美式的政府，与生活方式不生活方式没有什么关系。既然民主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那么在证明它不是一种合适的策略时当然也可以放弃。胡适提倡过“好人政府”，丁文江可以在孙传芳手下做事。的确，在民主问题上，杜威是个理性主义者。他认为：“民主的目的是一个激进的目的。因为它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被充分实现。”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当然不会同意杜威老师，因为在他们看来美国就已经实现了充分的民主。今天，人们仍然以为民主不过是一种政府形式，一套制度安排，或一套程序。
杜威
杜威的民主观的理论前提是他的新个人主义和他的社会冲突理论和国家理论。在他的中国演讲中， 杜威说，社会和政治哲学的基础是我们从我们关于人的本质的经验得来的事实。在杜威看来，“社会冲突不是因为个人利益与他的社会利益的不一致，而是因为某些群体的利益损害，或甚至压制了其他群体的利益。”即使在东方的家庭里，个别成员（年青一代或妇女）和老辈的冲突也不是像当时许多中国人认为的那样是个人与社会的冲突，而也是“两个群体之间的冲突，一个被更大的社会承认，另一个还没有得到这样的承认。”杜威在他的中国演讲中特意提到东方式家庭的例子，显然是有针对性的。
我们知道，在五四时期，家庭被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认为是传统社会的象征，甚至有人说家庭是万恶之首，在他们看来，个人与家庭的关系是像个人对社会，人民对政府这样的“一般化对立”缩影。因此，反叛家庭就意味着反抗任何社会压迫。个人决不是社会的产物，而是社会的牺牲品。由于接待杜威的那些人大都是这个观点，因此杜威显然了解这种观点，并且，他的中国演讲对此表示了不同看法。杜威认为社会是由多种多样的群体组成的，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在杜威看来，社会冲突归根结底是“阶级，职业群体，或按照观念，甚至种族的界线构成的群体之间的冲突；”但在中国自由主义者看来，冲突总是个人与社会或国家间的冲突。民主意味着个人对社会或国家的胜利。
杜威告诉他的中国听众，国家是沟通社会上群体间冲突的机制。群体先于国家存在，国家只是协调它们之间争吵的工具。政治的基本问题是“建立一个不断为全体人民的福利工作的国家。”社会改造在更大程度上是建立这样一个国家，并用它来调和各个群体的关系。
杜威说：“除非我们有一个建立我们判断的标准，我们不能判断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更好，什么更坏。”这个标准就是“交往生活”的理想。根据这个标准，“一种积极促进自由交往，自由交换思想，相互尊重和友爱的社会实践，简言之，使生活对每一个人都更丰富，更值得活的那些行为模式得判断是好的；相反，任何阻碍向这些目标进步的习俗或制度就得判断是坏的。”发展交往生活的主要障碍是阶级和社会等级制度，它们将不同的社会部分彼此分隔，在社会群体间建立剥削关系。在交往生活的理想的另一端是主奴关系，杜威将它大致规定为“一个有效地使一个人服从另一个人的关系系统――孩子服从他们的父母，妻子服从他们的丈夫，臣民服从他们的统治者，劳工服从他们的雇主。”主奴关系将危及社会的持久存在。
杜威的社会和政治哲学是建立在他对古典个人主义和主张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批判的基础上的。杜威一方面肯定上述的学说对于发展资本主义的确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却有根本的错误，这两种思潮可以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古典自由主义认为一个开通的个人主义者不会不顾一切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他也会考虑别人的利益。追求自利的人各行其是最后会歪打正着，促进人类的共同利益。这就是主张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义基本的道德理由。然而，在杜威看来，不存在开通地追求自利的人，只要以追求自利为目的，就一定会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就一定会不顾一切去追求目标，在现代工业和科技的条件下就一定会造成不可收拾的恶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实就是一个证明。
然而，对于正在争取个人自由，个性解放的中国人来说，这些话自然听不进去，所谓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他们只关心个人，而不太关心群体，更不能理解交往生活的重要性。他们无法理解社会改造不是由不满的个人对社会的攻击，而是要努力调和组成社会的各个群体的利益，这才是长治久安之道。个人的解放实际是以群体的解放为前提的。而历史上任何一个寻求解放的群体总是以全体人民的名义。
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脑子里全是打倒旧世界、唤醒中国人
然而，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杜威的哲学似乎更不相关了。 杜威要人们不要忘记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一个群体的任何真实的利益都由所有群体共享；一个群体处于不利时，全体都受伤害。社会各群体实际上是密切相互关联的，对一个群体发生的事最终要影响到所有人的福利。虽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这一点，但它却是现代条件下的一个基本事实。
可是，今天人们似乎更相信牺牲某些群体是发展的必然代价。虽然人们仍然相信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将必然导致人类的合作，将产生开通的追求自利，那将使人们放弃非理性的自私自利，使人们看到战争是处理人类争端愚蠢的方式，因为这对于冲突双方都代价太大，但只要我们打开报纸或电视机我们就会像杜威当年一样不相信这些美好的幻想。
事实正如杜威100年前在中国所说的：
“无论是在个人间还是在国家间，具有更丰富资源和专业知识的会压倒他们不太幸运的邻居；自私会滋生自私，最终结果将是不平等，不公正和暴政。”
杜威要我们“首先去观察社会冲突的进程，找出什么群体已太具支配力了，已经在实施不成比例的权力，认出被压制、被否定特权和机会的群体。只有通过做这样准确的诊断，我们才能希望防止社会传染和建立一个健康的社会。我们必须发明能协调社会所有群体利益的手段，为它们所有人提供发展的机会，这样每个人都能帮助别人而不是与之冲突。”根据杜威的看法，社会哲学是在社会出问题的地方产生，政治哲学是在政治出问题的地方产生。那就意味着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主要是处理人类问题的工具。
在私人资本已成为中国财富的主要形式，57%的资本掌握在私人手里，30%左右的城市居民拥有近80%的居民金融资产，其中近一半又被20%的少数高收入阶层占有的情况下，杜威的提醒也许不是不相干的。
只要杜威思考和诊断的问题没有被解决，杜威的哲学仍然是重要的和相关的，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是这样。
THE END
来源 | 《政治世界的思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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