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相宋璟的倒台：皇帝与宰相的路线之争

作者：范西园

题记：在皇帝的好大喜功之下，循序渐进的改革之路被打断了，帝国开始向着另一个方向前进。这条路让大唐帝国取得了无数辉煌的胜果，但似乎也注定这个帝国将会在极盛之时骤然陨落。

开元四年，一条爆炸性的新闻从北方传来：突厥汗国的默啜可汗，被杀了！

后突厥汗国的默啜可汗，狡猾得如同草原上的狼王，从武周时代到睿宗时代，屡屡率领突厥人大举犯边，又适时地收手来赚取唐廷的赏赐，他总是能用最好的方法从中央帝国赚取好处，气得武则天毫无办法，只能单方面地把默啜改名为“斩啜”，来平息自己的无能狂怒。二十年来，默啜对于唐廷，一直是大魔王一般的角色，唐廷只能用议和来稳定北方，小心地处理着唐廷与突厥之间的关系。

开元朝的默啜可汗，已经衰老了。草原上没有恩义，始终奉行着弱肉强食的法则，谁强大了就臣服于谁，谁衰落了就一起拥上去踩，当年颉利可汗时的东突厥、夷男可汗时的薛延陀都是这样的下场。当草原各部落感觉到了默啜可汗的衰老时，便开始蠢蠢欲动起来，纵然默啜仍然用以往的强人手段镇服弹压，却还是力不从心。帝国下属的葛逻禄、突骑施等部，已经开始向唐廷抛出橄榄枝，准备投向大唐的怀抱。

而默啜也察觉到了汗国各处的不稳，于是拖着自己老迈的身躯，率领大军巡视草原各部。这一趟巡视，他从阴山脚下的可汗王庭出发，先是到阿尔泰山附近镇压了准备投靠唐廷的葛逻禄等部，然后跨越万里，从大西北到大东北，横跨整个蒙古高原，前往呼伦贝尔大草原附近的拔野古部落。

草原的逻辑就是简单粗暴，所谓“巡视”，就是靠武力对各个部落重新压服一遍。当默啜率领大军来到拔野古部，就大打了一仗，大破拔野古军。

大胜之后，默啜指挥麾下各部军队四处搜寻溃兵，抢掠拔野古部（活动范围在今呼伦贝尔草原一带）的牛羊财物，自己率领亲随踏上归途，返回漠南的可汗王庭。但默啜千算万算，就没有算到，自己在路上遭遇了拔野古部的溃兵，猝不及防，被突然出现的溃兵收了人头。当时大武军（今山西马邑）小将郝灵荃正好奉命出使在突厥军中，于是拔野古人便将默啜的首级献给郝灵荃。郝灵荃带着他们一起返回唐廷复命。

突厥汗国在默啜在世时就已经行将崩溃，只不过这样的崩溃因为这一场意外的刺杀而提前到来了而已，不过就连大唐的君臣们也没有想到，默啜会以如此意外而且窝囊的方式死亡。

开元四年的唐朝疆域

突厥汗国的崩溃，立刻让中央帝国的北方出现了权力真空，奚、契丹、拔野古等东北部族首先请求内附，向唐廷寻求庇护。

契丹、奚人在太宗、高宗两代曾经为大唐对外扩张出力很多，此时重新归附唐廷，也是一个不错的外交机遇。但其实东北各部落的内附，只是他们想要借助大唐的力量，在北方局势不稳的时候寻找一个保护伞，同时在寻找机会扩充自己实力的计俩而已。如果北方的局势重新安定下来，那他们可能也会和之前一样，继续找机会南下“打草谷”。

所以，奉行休养生息政策的唐廷主政宰相，对北方局势采取了冷处理，并没有趁机开启扩张。

图：手持狼头旗的突厥骑兵

这位草原枭雄的死，看似是一个“灰天鹅事件”，实际上意外之中也有必然。

斩杀默啜的行动，基本可以认定是唐廷的情报人员与拔野古溃兵合作的结果，如果没有“恰好”出使突厥的郝灵荃的安排，默啜一行根本不可能会如此巧合地遭遇“恰好”等在路边小树林里的拔野古的溃兵。

成功策划了刺杀行动的郝灵荃，自以为立下了不世之功，却不知道，这场行动已经触动了朝廷中枢的敏感神经。自姚崇以来，唐廷已经定下了休养生息，不主动开启外战的国策。这一政策对天下的生民百姓是大大地有利，却并不受边军们的欢迎。对边军来说，不开启外战，就是断了他们打仗立功、升官发财的机会。姚崇任相以来，大唐已经基本渡过了困难期，所以不少的边军将领们已经开始跃跃欲试，想要征战沙场了。

而这个时候，担任大武军小将的郝灵荃策划了这出行动，正好给了大唐一个趁机开始对外扩张的好机会。这不能不让朝廷中枢的宰相们怀疑，以郝灵荃为代表的边军将领故意如此，是为了裹挟整个朝廷，进入开往北方的战车。

所谓“下克上”就是如此，下层的军队通过制造机会，挑起战端，从而带动整个国家进入战争。

所以朝廷对于郝灵荃的功劳出人意料地冷淡。多少年来，朝廷已经有过公开许诺，谁能诛灭默啜，朝廷必有重赏。拿到敌酋的首级，奖赏一个诸卫将军的官职不为过吧？但是对于边军的这种擅自行动，要是真的重赏了，那就等于助长了这种“下克上”的风气，鼓励更多的边疆军镇贪功冒进。于是宋璟就任首相之后，为了防止好事之人效仿郝灵荃这样的行动，将给郝灵荃的表彰狠狠地拖了一段时间，直到过了一年多时间之后，才勉强封赏给郝灵荃一个郎将的职位。

毕竟宋璟知道，皇帝李隆基虽然答应了休养生息的国策，但骨子里和他的祖宗们一样，都是喜好武功，想要建功立业的君王。如今的改革还进行到一半，大唐需要更长时间的稳定环境，来完成贞观之治一样的伟业。

如果没有宋璟的冷处理，皇帝肯定会在武将和边军的鼓动之下开启对突厥的战事，休养不到数年的大唐就会重开战火。所幸这场原本一触即发的大规模北伐，就在宋璟的主持下消弭于无形。

这对于百姓来说是一场幸事，对郝灵荃就不是了。如果战事重开，郝灵荃就有机会平步青云，可是如今却只封了个郎将。他在突厥各部安排下的间谍网，原本可以像当年太宗北伐突厥那样发挥策应作用，立下盖世功勋，此刻终于也失去了发挥作用的机会。数年之功，废于一旦，受到沉重打击的郝灵荃只有恸哭，不久之后便郁郁而终。

而唐廷君臣们也眼睁睁地看着突厥汗国经过了默啜刚刚被杀时的混乱之后，又重新在突厥小杀（后称“毗伽可汗”）和阙特勤的领导下，重新稳定了下来。

郝灵荃逝世的消息从塞上传到了长安，闻者不免扼腕。皇帝知道这个消息后，并没有说什么，但心里却留下了一道过不去的坎。这一道坎，最终也成为了宋璟罢相的伏笔。

图：唐代的具装甲骑

宋璟担任首相的几年时间里，并没有什么出彩的政绩。但这并不是因为宋璟的执政能力不行，而是因为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治理中可能遇到的风险，早已经在它们还只是一些小问题时，就已经被宋璟注意到，并且化解了。既然那些风险因素已经在没有发展成大问题时，就已经被不再成为问题，那就自然没有什么可以大书特书的事情了。

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就是这个道理。

图：宋璟

宋璟在各地担任地方官时，便是如此。宋璟在时，百姓们没有察觉他的特别，直到宋璟离任之后，才意识到宋璟为官的好处。就像春天一样，人们听不见它来到的脚步，但一眨眼，就是春暖花开。宋璟“有脚阳春”的美称，便是因此得来的。而皇帝给予厚望的改革工作，宋璟也在润物细无声地实施着。

朝廷当下最为紧迫的改革，就是府兵问题。府兵制的崩坏，从高宗末年开始就有所端倪，到了武周年间则更为严重。到了开元年间，不仅是关东、江南，甚至关陇开国功勋集团的底盘关中地区，府兵也已经基本不能使用，骊山大阅兵则更加暴露出了府兵们不能行军打仗的问题。此时的大唐，只能依靠常年驻守在边塞的边兵们，以及从当地的番人、胡人部落招募的“城傍”部队。要是等到这一代边兵们老去，兵源青黄不接的话，那边兵也有可能面临兵源枯竭的问题。

对于府兵崩坏的问题，一般的想法是用招募的职业军人（也就是募兵）来补充军队，这也是最为简单明了的一种解决方式。但宋璟未必这么看。因为募兵虽然可以更加充分地进行训练，但却要耗费更多的钱粮。虽然如今大唐有钱，可长此以往，募兵所带来的财政压力，势必会影响大唐未来的发展。

所以，如果要论王朝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就应该需要继续维系府兵制度，将它好好改良，适应如今大唐在边疆四处的战事。好在姚崇当年已经和皇帝约好了，要在三数十年里不开启边境战事，所以大唐就有了更多的时间。

府兵制度运行到现在，出现了问题，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府兵们的压力太大，又要援助边境，又要偶尔帮本地名门望族干各种各样的杂活，十分难以忍受。宋璟于是下令，折冲府兵们，从此每六年集会阅兵一次，减少府兵们的负担。希望长此以往，能帮助府兵们重新拾起战争的荣誉感，重新训练成为一代强军。

图：唐代府兵的基本装备可参考上图

另一个紧迫的问题，却是金融问题，更直白地说，就是市面上的“恶钱”问题。

恶钱，是对市场上流行的私铸劣币的统称。中国古代以铜钱为货币之后，由于人心的贪婪，私铸铜钱的情况屡禁不绝。大量掺杂了铅、锡的劣币在市场上流行，底层普通百姓是铜钱这种小额货币的主要使用者，出售货物的时候恶钱当好钱用，购买货物的时候恶钱却贬值，好钱兑换恶钱的比例有时高达一比五，如此一出一入，对底层普通百姓生活的影响尤其严重。

“劣币驱逐良币”也是经济学中的一种规律。恶钱价值越是低廉，人们就越不愿意使用原本的良币，而是更愿意使用粗制滥造的恶钱。

横行的恶钱，历来被朝廷禁止，但铸造钱币的事情不是一般人想得那么简单。谁在铸钱？不是躲到深山老林里的平头百姓，而是头顶着各种封爵的达官贵人们。阻止恶钱，那就是断他们财路，他们势必会想尽办法阻挠。朝廷从高宗以来就多次禁止，可就是无法阻止恶钱的流通。要是继续放任恶钱的流行，不仅会伤害百姓们的利益，还会影响整个帝国以租税、劳役、物调为基础的财政税收体系。

宋璟不仅懂军事，而且还懂一点金融，知道强制打击恶钱无济于事。开元初年禁止恶钱，由于采取了遇到恶钱一律没收归公的方式，普通百姓和小商户利益受到政策影响，索性就不做生意了，因此物价动摇，商业交易被迫停止。宋璟从国库中拿出五万贯铜钱，平价收购市面上的物资，平抑物价、增加铜钱流通量。一年后，宋璟还准备了十万石粮食用来换取百姓手中的恶钱，收回的恶钱直接销毁。就这样，长安等地的货币市场在朝廷的宏观调控之下，终于基本稳定了下来。

但是，帝国太过于庞大了。宋璟主持的调控政策并不能完全杜绝恶钱在全国的影响。钱币依靠的是铜矿的产出，本身流通并不是很方便，民间的交易往往是用米、绢帛，来代替货币。特别是诸如巴蜀、岭南之类的铜矿稀缺地区，铜钱原本就少，良币往往就更少，市面上的钱不可避免地被恶钱充斥。

而府兵的改革，也同样出现了一些小状况。唐廷下令减少府兵的操演之后，不少地方的折冲府因为少了演习环节，更加难以对所属的府兵进行管理，兵源反倒进一步地变少了，乃至于充当京城宿卫的南衙府兵，也出现了征不到兵的问题。

不过这些，都是改革推行中自然会发生的情况，既然朝廷计划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不大动干戈，那帝国的防御自然不会出现捉襟见肘的情况。如果再给宋璟假以时日，那无论是军事改革还是金融改革，都能够循序渐进地得以解决。

只可惜，皇帝李隆基等不了那么久，他也这种耐心，愿意等待这种缓慢的改革逐步收获成果。

图：唐玄宗李隆基

宋璟担任宰相的四年，严谨而又坚决地推行着改革，得罪了朝廷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他虽然和姚崇一样，是深谙吏道的实干派，骨子里却终究是个理想主义者，既然认准了要恢复贞观之道，他就要一丝不苟地再造一个初唐气象。

改革就会得罪人。他要重新整顿府兵制度，便让原来驱使府兵干私活的本地豪强怨声载道；他要禁除恶钱，整顿金融，便与那些偷着依靠恶钱牟利的权贵们结了梁子；他要整顿吏治，罢免一批不称职的官员，便得罪了这些罢官人员的整个朋友圈；他要消除地方政府和朝廷官员之间的勾结腐败，禁止地方州府一年一度的朝集使向有关部门行贿，便同时得罪了中央和地方两边的官吏们。

开元八年（720年），正逢春旱，人们都说这是旱魃在作怪。宫里于是请来了巫师，在宫中跳旱魃戏，想要祓除作怪的旱魃。巫师跳起了大神，当着皇帝李隆基的面，在鼓点声中手舞足蹈，仿佛是旱魃显灵。宫人们问他：“旱魃，旱魃，谁让你将灾祸降下人间？”

“显灵”了的旱魃答道：“相公造下不少冤狱，所以我旱魃不得不来人间降灾。”

这一切自然是有人排练出的好戏，李隆基都看得明明白白，但却没有提出异议，默认了大神的这一套说法。李隆基何等英武之人，自然晓得这所谓“显灵”的旱魃所说的话多半是无稽之谈，但宋璟得罪的人太多却是事实。改革没有不得罪人的，尤其是宋璟主持的这场改革，则更为艰难。宋璟才五十七岁，还是年富力强的年纪，他需要的只有李隆基的支持，只要李隆基继续支持宋璟的改革，那假以时日，这场改革未必不能成功。

只是李隆基已经不愿意再给宋璟假以时日了。

李隆基等不及了，他当上皇帝已经快十年了，虽然他此时仍然年轻，但李唐历代皇室遗传了先天的疾病，寿命大多不超过五十五岁。李隆基已经年近四十，人生中又有几个十年？宋璟的改革也许成效明显，但若是真像当初所说，三数十年不开战事，李隆基是不是能活到那么久都是个问题。李隆基等不及了，此时的大唐强敌环伺，北有突厥，西有吐蕃，西域他要用成效更快的方法完成富国强兵，然后开动大唐的战争机器，平定四方！

他已经错过了默啜被杀时北伐突厥的大好机会，难道还要继续错过一个又一个征伐四方的机遇吗？

所以不久前，吐蕃又派遣使者入朝，请求唐玄宗亲笔签署两国和解的誓文，玄宗没有同意，说：“两国和解的盟誓在去年就已签订了，倘若守信并非出自内心，多次立誓又能有什么用处呢！”这其实是个明显的信号，预示着李隆基在军国大事上的思路，已经从韬光养晦开始转向更为强硬的立场。

如果是姚崇，也许会立刻敏感地察觉到上意，然后主动辞职，体面地离开相位。但宋璟却有自己的坚持，他坚持推进着改革，哪怕朝野已经察觉出了皇帝对宰相的不满，不少人已经拒绝配合，满是怨言。他用最后的一点时间来完善现在的府兵制度，针对府兵劳役过长、要六十岁才解除兵役的情况，缩短了服役年限。

这是宋璟为重振府兵制作出的又一项准备，只可惜，他没有时间再做准备了。

开元八年的二月，李隆基最终下令，鉴于宋璟和另一位宰相苏颋主持的金融货币政策导致怨声载道，特将二人一并罢免相位，宋璟改授开府仪同三司。苏颋则罢为礼部尚书，然后马上改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调往巴蜀之地。

虽然和姚崇一样是授予开府仪同三司，但宋璟是罢官改授的官阶，离任得非常狼狈。

接替宋璟职位的，是中书侍郎张嘉贞和黄门侍郎源乾曜，分别担任了中书令和侍中，主掌中书门下。这两位的特点就是善于为官，懂得怎样执政才能尽量不得罪人。一年后，并州长史、天兵节度大使的张说也重新回京，担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张说与张嘉贞一样，走的是出将入相的道路，从镇守北疆的天兵军节度使出发，入朝担任宰相。当初张说因为姚崇而外放到边军之中，多年来一直负责河东军镇的军政大权，在建功立业方面雄心勃勃，是朝廷中鹰派中的鹰派。

皇帝有并吞四夷之志，已经是朝野皆知，再明白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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