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汝伦
张汝伦，1953年出生于上海。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国外社会科学》杂志特约编委，《当代中国哲学丛书》主编。2004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东南大学中西文化研究交流中心客座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台湾辅仁大学客座教授、德国特利尔大学客座教授、黑龙江大学兼职教授。
民国学术如以1949年为界，时间不算长，但各种主义、流派、倾向五花八门，各擅胜场。惟以西学为神圣，视洋人为帝天，却是民国学术的显著特征，流风余韵，一至于今。这也难怪，对于信奉进化论的中国人来说，既然西方代表进步，中国百不如人，那么当然学术也应该以西学为贵，因为西学是西方进步的秘密所在。西学越讲求，中国越有希望。反过来说，中国要有希望，中国学术要有希望，除了以西为师，以夏变夷，没有别的答案。激进者如傅斯年，甚至公然宣称：“我们现在必须把欧洲的历史作我们的历史，欧洲的遗传作我们的遗传，欧洲（解释历史的）心术作我们的心术。”（傅斯年：《发刊词》，《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1:1，1927年，第3页）而被后人目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新儒家开山熊十力，虽然也雄心万丈，欲建立与西洋哲学并立的东方哲学，却也认为学哲学要“始于西洋哲学、实测之术、分析之方，正其基矣”（熊十力：《十力语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44页）。他曾对学生“盛称西学之美”（熊十力：《读经示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22页），在给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附设的哲学研究部拟定的主课三门，首先就是西洋哲学，并且说：“今日言哲学，宜向西洋理智、思辨路数多用功夫，然后荡之以佛老，严之以宋明儒，要归于乾元行健、富有日新、扩充无已之盛。”。然而，西学无论纵向（时间）还是横向（内容）上，都比中土之学有过之而无不及。它有本有末，有统有绪，绝非一蹴而就，立等可取。真要讲求西学，也得先从语言文字开始，循序渐进，方可登堂入室，渐进佳境（严几道当年便有此呼吁，他自己虽以翻译名世，却力主学习西学不能依靠译本）。然近代国人讲求西学，原不为学问而为救国，因而往往以非学术的方法来治西学。耳食之学为多，亲炙之学绝少。
熊十力主张治哲学要从西洋哲学始并无大错（因“哲学”一词非吾家故物，一旦接受使用，自然不能不了解西人对“哲学”的理解），但他却让学生“访购稍好之哲学大纲及哲学概论一类译本，细心循玩”，以此学习西洋哲学，不免有点离谱。也因为近代国人是从救国的功利目的对待西学，故对西学的核心——哲学特别冷漠，以为是无用之学。严复翻译西籍，却无一部严格的西方哲学经典。很多人的确满足于从日本人或西方人的哲学概论哲学通论之类的书来了解西方哲学，略知之无，即可对哲学大发议论。晚清以降，西洋哲学一直是谈的人多，治的人少。王国维是少有对哲学的重要性有深刻理解的学者，他在清季便对张之洞主持的分科大学章程中无哲学地位深致不满，认为此是“根本之误”。他指出：“知识之最高满足，必求诸哲学。……故无论古今东西，其国民之文化苟达一定之程度者，无不有一种哲学。……人类一日存，此学即不能一日亡也。”（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王国维集》，第四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2-13页）后来几乎没人像他这样赋予哲学以最高价值。可是他自己后来（尤其民国以后）也转向史学、文学、文字学等方面研究，而置哲学研究于不顾。张荫麟在美国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却不愿教哲学，而欲研究史学。此二人都是近代少有能看到哲学价值的著名学者，等而下之之浅人，就不用说了。最能说明哲学不受知识人重视的例子莫过于胡适。他留美学习哲学多年，且获哲学博士学位，却对西方哲学传统始终隔膜，即使对杜威的实验主义也远没有登堂入室。他以其《中国哲学史大纲》暴得大名，又担任北大哲学教授，内心却对哲学十分不屑，哲学于他只是“吃饭家伙”。哲学在他看来终究要“取消”。他在给傅斯年的一封信上说：“这几年我自己竭力学善忘，六七年不教西洋哲学，不看西洋哲学书……自己觉得痛快……因为我是名为哲学教授，很不容易做到把自己吃饭家伙丢了。”（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黄山书社，1994年，第三十七册，359页）他在日记中写道：“哲学的根本取消。……故哲学自然消灭，变成普通思想的一部分……”（《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1989年，1929年6月3日条）他的高弟傅斯年则更为激烈，在任中山大学文科学长时公然提出，要“绝国故，废哲学，放文人及存野化”（见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303页）。这当然是无知者无畏使然。这个极端自信的民国学术祭酒，坦白承认他“不能懂德国哲学”。然这不能怪他，要怪德国哲学，“觉得德国哲学只是些德国语言的恶习惯”。那么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呢？一样不知所云：“现在偶然想起一部Hume（休谟）来，也不知所谓了。总而言之，我的脑筋对于一切哲学都成石头了。”不过，“我于这个成绩，也很喜欢。”（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七册，359页）可见其对哲学藐视到何等地步。主张以西化中的学术领袖如此见识，也无怪民国的各种哲学理论研究始终无法深入。张东荪曾描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哲学界：“虽然刊物如牛毛，论文可充栋，然而很少是自抒所见的。差不多是抱着外国的某某一派，来替它摇旗呐喊。其结果只把中国当作了外国学说的战场，而始终不见有中国自己的学说和思想。”（张东荪：“十年来之哲学界”，《光华大学》半月刊第三卷第9-10期，1935年）十年后，其好友、北大哲学系教授熊十力形容中国哲学界：“至今各大学文科虽有中国哲学一课目，而教者所编讲义，大抵袭取外学若干新观念或新名词，今人于外学殊少精研其底蕴与体系者。而先以之为主。乃随意涉猎古书，以耳剽目窃之功，妄为拉杂附会，混乱一团。”（熊十力：《中国历史讲话中国哲学与西洋科学》，上海书店，2008年，125页）“各上庠名教授，以哲学称家者，孰是中外之学真正虚怀诚意朴实头地下过工夫？”（熊十力：《十力语要初续》，上海书店，2008年，183页）“今海内为哲学者，于本国学术既贱视之若无物……都不肯虚心求固有学术，本根尽剥而唐慕外人。”（同上，182页）“今上庠治哲学者，壹意袭西人肤表，以混乱吾先哲意思，究义不根于实，立言浮乱无纪。”（熊十力：《十力语要》，253页）这两位现代中国哲学奠基者对民国哲学界如此相似的观察，应不完全是无中生有。此种情况不独哲学使然，民国的西学研究大抵如此。1932年12月，有个署名“燕客”的人在《独立评论》上批评道：“所谓社会科学，老实不客气的说，是西洋的产物。因为一直到现在，在中国所讲授的与所鼓吹的社会科学便都是些舶来品。”“所以这几十年来中国一切属于社会科学的教科书与著作，都是直接的或间接的贩卖洋货。所谓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工作不外下列三种：一、讲授外国的教科书，二、抄袭外国的著作变成教科书和讲义，三、将外国书译成汉文。所谓中国社会科学大概也都脱不了这个窠臼。”之所以如此，当然还是功利考虑使然，求新求快，拿来就用，不问其他。但这样必然对西学本身一知半解，甚至强不知以为知，不可能原原本本、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系统完整地了解西学。反而是经常满足于打出某人的旗号或以某个术语名词作为自己立场的依凭，实际对自己打出的旗号一无所知，或望文生义去理解西学。例如，傅斯年提倡兰克史学，却可说根本没有读过兰克的原著，也许直到今天，读过兰克原著的都没有几个。
可人们都说傅斯年受兰克史学的影响，这叫什么影响？再如，傅斯年说马赫对他影响最大。但马赫在其代表作《感觉的分析》中有这样的话：“有一些实例获得的习惯，不能够原封不动地移用于新的实例。”这还讲的是我们对自然事物的心理习惯，文化心态之不可趋同就更不用说了，怎么可能如傅斯年希望的那样，把欧洲的历史作我们的历史，欧洲的遗传作我们的遗传、欧洲的心术作我们的心术？可见，像傅斯年这样的激进西化派，根本不是受西学的任何影响，而是以他人杯酒浇自己的块垒，用西人的名称或主义说自己要说的话。这样的西学是山寨西学、伪西学。他们只是要借用西学的权威来树立自己立场的权威。民国学者当然也有不少主张中西会通，而不是以西化中的。但中西会通说说容易，其实极难，因它的前提是要能学贯中西，中西皆通，可民国学者很少具备这样的条件。钱穆在《八十忆双亲》中回忆道：“余幼时所知，族中诸兄长及伯叔父辈，大率仅读四书。能读《诗经》《左传》乃如凤毛麟角。殆绝无通五经者。”（三联书店，1998年，第10页）梁漱溟则回忆他在北京上小学仅读教科书，根本未读四书五经，到了中学，还是对传统文化“无一不厌恶”。钱、梁一代尚且如此，后来者自郐以下，就不用说了。若不后来努力，民国学者难说国学有扎实根基。至于西学，要通则更难。对于民国学者来说，西学在中国传播不足百年（如从洋务运动算起），但西学博大精深，断不是看二手介绍或在国外镀金就能通的。要通西学，必须对西学传统（语言、历史、话语、基本问题、表达方式）有一定了解。王国维当年之所以费了很大功夫不得康德哲学其门而入，就是因为西方哲学不是光读一本书就能解决问题的，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后来有人谈到观堂读康德的这段经历时说，那不是观堂的能力问题，而是当时国人还未到能读懂康德的时候，意思也是说，了解和理解西学是需要时间的，无法躐等。由于把掌握西学看得太容易，中国近代接受西学有几个特点：一是不分青红皂白，不讲统绪；二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就是；三是囫囵吞枣，几无消化；四是没有鉴别、不知好坏；五是喜欢通过二手渠道（日本人的介绍、靠不住的翻译等）来了解西学。这在清季西学刚大规模进入中国，国人刚接触西学时可以理解，但进入民国后未见有太大改善，毛病依然。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对民国西学研究极为不利，最不利的有两点：一是对西方学术的了解不系统，与此相关的是未能在各个划时代巨人身上用力。拿西方哲学来说，除了一些普通的哲学史外，民国学者对希腊哲学、中世纪哲学、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德国古典哲学，都未系统深入研究；对各个时代的西方哲学代表人物，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圣托马斯、笛卡尔、斯宾诺莎、休谟、康德、黑格尔等，都缺乏基本的（更不用说深入的）研究甚至了解。张颐对黑格尔的研究和陈康对希腊哲学的研究可算是异数，但并不能改变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基本面貌。介绍者往往简单看一些二手著作或别人的介绍便已成文，过后便扔在一边，再不过问。甚至开口闭口“杜威老师”的胡适，对杜威思想的介绍同样浮皮潦草，不中规矩。这样做的结果是，介绍有可能本身就不太靠得住；即使没什么问题，介绍总是介绍，起到的作用最多只是让西方学术如走马灯般你方唱罢我登场，却无法对中国本土学术产生积极的影响，无法成为现代中国学术发展的丰富养料。中国近百年来对西学的热情与实效恰成反比（与日本相比，特别明显），个中原因，值得深思。
本来，诚如陈寅恪在给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下册写的审查报告中所说：“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然中国近代的西学介绍，能忠实输入已经很难得了。而要在吸收外来之学说和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基础上，“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同上），则寥若星凤。西学在民国学术研究中始终占有崇高的地位，连延安这样的地方都有人言必称希腊。可民国学术最有价值、最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大多出于那些不以西学见长者。许多未出过洋的土学者（如熊十力、钱穆、梁漱溟、吕思勉、陈垣等）写的东西，已经成了今人宝贵的学术资源和遗产。而民国的西学输入和西学研究，早已是明日黄花了。“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民国学术并未走远，民国学术的遗传在今日学界不难发现。面对民国学术在西学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今人难道不该三复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