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制”背后的墨家身影
墨家学派，目前已经消亡在历史的长河里，但是它并非真的消失，而是伴随着秦国的崛起、发展，将它的思想深深烙印在历史当中。像户籍制度、军功爵制度、甚至还包括延绵两千年的专制思想，都带着深厚的墨家思想色彩。
在诸子百家中，墨家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团体。墨家信奉的领袖称为“巨子”。墨子是墨学团体的第一任领袖，在墨学团体内有着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墨家派遣门徒到各诸侯国为官，被派遣的门徒若是违背了墨家“非攻”“兼爱”等基本精神，墨家领袖“巨子”可以随时将其召回。
从现存史料来看，墨子带领门徒到过齐、宋、楚、越、卫等地。《墨子》中有“子墨子使管黔敖游高石子于卫，卫君致禄甚厚，设之于卿”；“子墨子游公尚过于越”；“子墨子南游于楚，见楚献惠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等记载。
张荫麟评价墨家团体说，如同“近世江湖的结帮一样，是‘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花’的。这团体的领袖叫做‘巨子’，是终身制，第一任巨子墨翟是大家拥护的，以后的巨子却大概是由前任指定”。据考证，墨家团体的规矩非常严，巨子是整个团体权利的核心，规矩由其执行，成员无条件听从“巨子”令。
在墨子死后，墨家分裂为三派，其中两派甚至到了彼此不容的地步，最终形成了三大派系，即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和邓陵氏之墨，也就是后世常说的秦墨、齐墨和楚墨。其中，秦之墨来到了秦国，并自秦献公时代以来，对秦国的军事防御、制度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公元前381年，秦献公与墨者开始合作，且关系如鱼得水异常融洽。此时秦国虽然国力稍有增强，但与东方六国相比还是逊色不少。而墨学的非攻论与秦国此时力图防御自保的战略也是不谋而合的。墨家思想中的“非攻论”，并非仅限于道德层面的呼吁非攻，而是主张积极防御；并非一概反对战争，而是反对践踏正义的侵略战争，赞成追求正义的自卫战争。同时，这些墨者积极宣传、践行着原始墨学的思想和技艺，重点在机械创造、外交防御以及制度建设等方面发挥作用，为秦国由弱转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支持。
墨家的军事贡献对秦国强大帮助甚大。墨家擅长制造军事器械和守城技术，墨子的首席弟子禽滑厘，曾请教墨子防守和攻城的十二种办法：“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蚁傅、轒辒、轩车。”，《墨子·备城门》中说：“城上四隅……四尉舍焉。”“百步一亭……亭一尉，尉必取有重厚忠信可任事者。”，秦国君主积极吸纳秦墨弟子为己效力，充分利用墨家子弟在军事工程和武器制造方面的专长，军事实力不断强大。墨家军事思想也对秦国律法制度影响很深，湖北省云梦县出土的《睡虎地秦简》中关于秦在法律、职官名称、计量制度及语词的书写格式方面同《墨子··备城门》以下各篇很相似。
《史记》中记载的“商鞅变法”，其中很多内容其实从秦献公时期即已开始实施，而其中就带着浓厚的墨家色彩。
墨子的思想被后人概括为“墨子十论”：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其中，兼爱、非攻思想学说，转化为秦国积极 防御、主张偃兵的外交策略；尚贤、尚同思想对秦献公、商鞅变法的军功爵制、什伍连坐制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在这种理念下，秦国制定了操作性较强的考核标准，即是否在“耕战”中获得军功或粮食。尤其是将军功作为考核标准，依据军功大小确立奖赏等级，这就是闻名中外的“军功爵制”。很明显，此项制度是墨子尚贤思想的制度表现。
户籍制度，至今仍然实施着。而最早的户籍制度，也就是秦国最早的户籍什伍制度，始于秦献公十年，这是在秦墨者的建议下而得以实施 的。
《墨子·尚同下》记载武王伐纣时立下的誓言：“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
清代学者江声对此解释为：“言知奸巧之情而匿不以告，比事发觉，则其罪与彼奸巧者同。”墨家讲的户籍制度具有治安管理功能，这对秦献公的户籍相伍制度及商鞅什伍连坐制度都产生了直接影响。
《史记·秦本纪》记载：“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商鞅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什伍连坐制度。他把秦国人民按照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的组织单位进行编制和管理，并建立相互告发和同罪连坐的制度，鼓励互相监督和告发。这就是“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总之，秦献公开始的什伍连坐制度实际上就是墨子尚同思想在制度层面的具体实现。
至秦惠文王时期，秦墨学者声势浩大，墨学大师腹䵍就长期以墨家巨子身份居住在秦国，并深得秦惠文王信任，被尊称为“师”，其门徒数量众多。
墨者有钜子腹䵍，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长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腹䵍……不许惠王，而遂杀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义，钜子可谓公矣。——《吕氏春秋·去宥》
这段史料记载了秦墨钜子腹䵍与秦惠王之间的故事。秦墨巨子居住在秦国，儿子杀人，秦惠王说，“先生年老，只有一子，我已赦免他的死罪。”钜子说，“墨家有定法，杀人者处死，伤人者处刑，为的禁止人杀伤人。大王虽有好意，我不可不行墨子的定法。”腹䵍不听秦王的劝说，把儿子杀死。
由于史料缺乏，“墨者之法”的具体内容无从详考，但从腹䵍的故事可以看出墨者严格的刑罚意识。相比于亲亲而尊尊的儒家，墨家的尚同、兼爱蕴含着没有差等的人际关系处理方式，墨家内部对墨者的管理方式，就是忽略亲属的差等关系的严酷管理方式，为了坚决执行这种管理理念，墨家巨子腹䵍宁可杀死亲生儿子。这种理念与制度，从而也成为了秦法、秦制的渊源。
从《吕氏春秋》看，秦墨学的新进展和特色主要体现在原始墨家的核心观念被秦墨者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非攻”转向“义兵”。
“非攻”是原始墨学的重要主张。墨子认为，战争之害在于“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收敛”以及使“百姓死者，不可胜数”《非攻中》，所以主张“非攻”。《墨子》城守诸篇的各种守城之术就是早期秦墨“非攻”思想的现实运用，其立意在于防御，并非进攻。然而，到了战国后期，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一跃而成战国七雄之首，开启了横扫天下的兼并模式，军事方面必然要以进攻为主。早期秦墨者立足于防守而非进攻的非攻论显然不能适应这种需求。
战国后期的秦墨学舍弃了非攻论而倾向于义兵容忍论。《非攻下》则直接引入了“诛”这个概念，这样墨家就以附加条件的形式转而部分肯定战争。这在《吕氏春秋》中得到了重点发挥和新的阐释。日本学者渡边卓指出，《吕氏春秋》中的“义兵论其实正是进入秦代后依然活跃的所谓秦墨思想的影响而形成的”。原始墨学的非攻论在战国后期转向了秦墨者的义兵论。
而这，正为秦征伐六国的统一战争扫除了思想障碍。
秦国要统一天下，就必须拥立强有力的人来做天下共主。为了适应这种现实 需 要，秦墨者在 “尚同”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执一”思想。“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二则危。”应该用法令来统一人心和天下。可见，秦墨者所理解的“尚同”就是天下一统，就是君臣上下保持一致。秦墨者这是在鼓吹中央集权，希望为未来的大一统帝国找到较为适宜的指导思想和统治方式。
而在秦统一七国后，墨家则迅速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里。
关于墨学中绝的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汉代王充说：“墨家薄葬右鬼，乖相反。……废而不传，盖有以也。”
柳诒徵则认为是“由于儒家、法家反对其说，及墨家诡辨太微妙之故”。并列举了三个原因来论证：“一则刻苦太过，不近人情。一则互相猜忌，争为巨子。一则鹜外徇名，易为世夺。
除了内部组织体系崩坏及外部环境变化等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墨家的另一种精神面向。
墨之徒常为侠，多“以武犯禁”，为时主之所忌。又勤生薄死，兼爱天下，非多数人所能行。巨子死而遗教衰，其党徒，乃渐复于其为游侠之日。高者不过能“不爱其身躯，以赴士之厄困”，而不必尽“轨于正义”，下者则并不免“盗拓之居民间”者矣。……
墨学中绝，亦若是则已矣。
本文参考资料：《墨子》《吕氏春秋》
吴保传等：《略论秦统一中的秦墨学》
赵述颖《传承与隐逸：墨学由显而渐次式微之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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