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到唐山，其实是在谈台湾
唐山过台湾
作者：亢虎
罗大佑演唱会上，六十老翁悲凉而孤寂唱到《亚细亚的孤儿》时，我似乎忘了那是咏叹中南半岛上的孤军，而是在演绎着台湾四百年来的历史，那种文化底色的骨子里的多元色釉，透着一种过客式的“唐山过台湾”辛酸无奈的感慨。
“唐山过台湾”是一句在台湾经常使用的话，是指历史上由大陆向台湾岛的移民活动。《台湾志略》载：“台湾人称内地为唐山，内地人曰唐人”。对孤悬海外的这个遐荒榛苤之地而言，“唐人”自然也就成为彼邦的称谓。台湾人之所以称内地人为“唐人”、称对岸为“唐山”，就是这种历史称谓的延续。国府迁台之初，外省人被台湾人私下称“阿山”，而逢迎蒋氏父子的本省人则被贬称为“半山”。
我们后世读史，由于学术累积岁月浅短，不少历史叙述，若非因袭成说，就是依然难摆脱传统支配阶层的历史观。以目前的台湾史知识与图像，漏洞、未批判与缺乏实证为例，谬误之处实在不少。比如台湾俗谚“唐山过台湾，心肝结归丸”，形容清朝时期，从大陆移居到台湾的人，内心有种无奈又无法言喻的强烈焦虑，其实当日并非如此。
站在大陆所眺望到的台湾岛
台湾，旧称之一为“台员”，林幼春在为连横著作《台湾通史》所撰序言中提及，“台员”之名系传说里海上五大仙山中的“岱舆、员峤”合称，虽则只可算聊备一说，但由此亦可见，烟波浩渺的台湾早已位列“仙班”。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台湾历经大航海时代，国际贸易发达，十七世纪曾被荷兰、西班牙统治；明郑败亡后，纳入清朝版图，政权变动频仍，文化发展多元。葡萄牙人从海上看到台湾西部，西班牙人认识了台湾东部，日本“倭寇”则是在16世纪中叶，骚扰浙江、福建和广东沿海一带，被明朝政府征讨后转进台湾。
台湾的“神秘”更多源于其“国际化社会”的本质，随着全球白银市场形成，占有地利之便的台湾渐渐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西班牙人马丁略指出：台湾的战略地位可与澳门匹敌，是前往日本或中国大陆最好的中继站，不但对中国贸易便利，货品价格低廉，而且中国官员不会来此课税，因此要尽快在台湾建立港口。
随着大航海时代到来，爱好冒险、追求财富的西方人也陆续到达台湾。其中，最早“发现”台湾的葡萄牙人为其取了个洋气十足的名儿“福尔摩沙”；紧随其后，西班牙人方知台湾全岛之貌，将原先地图上错标为“三岛”的台湾重新“统一”了起来；后来居上的荷兰人到来后，不仅致力加强贸易，更注重启迪教化。
到了17世纪初，日本的德川幕府鼓励通商贸易，而且日本的银产量增加后，消费力扩大，需要更多中国的生丝、丝织品；但是明朝政府因之前的倭寇事件，并不想和日本做生意；于是中国商人的船与日本的朱印船就在明朝政府管不到的台湾会合，进行走私贸易。日本人想要中国的丝，中国人想要日本的银，福建商人前往日本，以及日本人到中国沿海或到东南亚贸易，都必须经过台湾海峡，台湾海峡越来越热闹，不断有商船往返。
如果将时间往前推到荷兰统治时期，当时汉人移居台湾的动机并不悲情，荷兰人欢迎大陆汉人移居来台，加上中国沿海不断有瘟疫、饥荒和战乱以及中原民族对闽南的屠城，闽粤之间的汉人其实是抱着主动寻找机会的冒险精神渡海而来。
葡萄牙人虽“首先发现”台湾，却甘当“过客”；西班牙人虽曾助遭战火的海外汉人安然归国，按理当属友好邦国，无奈在站稳脚跟的葡萄牙人频频阻挠下，不得已，在远离大陆的菲律宾设立商馆，从澳门中转，被迫做起二道贩子，可即便如此，也不曾想到台湾可用来；倒是歪打正着抵台的荷兰人最终得了便宜，在“澳门—马尼拉”贸易线中硬挤出一条缝来，借着台湾独特的地理优势，迎头赶上“二牙”，加之岛上物产丰富，对外输出了不少意想不到的畅销产品。比如，鹿皮贸易——因为日本武士刀的制作中需要大量鹿皮，所以此类货物出口大大增加，不少荷兰商人赚得盆满钵满。
台湾的历史上，荷兰人是第一个建立政权的外国统治者。特别的是，荷兰人没有从欧洲招徕移民，反而是把中国台湾变成中国大陆汉人的迁徙地。
在晚明时代，福建几乎有九成居民靠海营生。每年冬至前后，乌鱼南下到台湾西南部海边产卵时，就有数以百计的福建渔船横越台湾海峡，捞捕乌鱼，渔季约持续6到8周，于是开始有汉人陆续从福建渡海来台湾。渔民将乌鱼卵盐渍制成乌鱼子，便能赚取丰厚利润，是年节时期的名贵食材之一。
除了西南部的渔业以外，台湾北部长年有汉人商贾以铁块和织品，与部分先住民以物易物交换煤块、硫黄、沙金和鹿肉。这些交易原本只是零星进行，到了16世纪60年代，虽然明朝政府决定开放部分海禁，但仍禁止与日本做生意。这个政策使得越来越多汉人商贾和日本商人转向到台湾碰头，大家将船开到台湾，在约定的时间、地点交易商品，进行“会船点贸易”。
日本人拿白银到中国台湾买中国大陆的丝货和瓷器，以及中国台湾的鹿皮；汉人则拿铁器、陶器、食盐和先住民交换鹿皮，再卖给日本人，从中赚取利润。为了做生意，有些汉人商贾不怕被猎人头，甚至学会先住民的语言，居住在他们的村落，开始收购先住民的鹿肉、鹿皮、鹿茸以及药用鹿鞭。
明代眼中的中国世界，其中，台湾比琉球要小
1624年荷兰人占领中国台湾时，台湾约有1500名汉人，大部分是短暂停留来捕鱼（主要是乌鱼）、打猎、做生意，也有汉人开始少量栽种石榴、橘子、香蕉、西瓜等水果来食用。那时，荷兰人驻守台湾的官民大约600人，加上2200个士兵，只比汉人多1300人左右。
荷兰人是为了和中国建立通商关系而来到中国台湾，在台湾建立商港后不久，从17世纪30年代起，决定向中国大陆汉人移民招手。他们的如意算盘是：从荷兰东印度公司亚洲总部巴达维亚或从荷兰本国派人来台，都不如从中国大陆招来汉人划算；而且，汉人比外国人更能专揽中国的贸易。
荷兰统治中国台湾的38年期间，引进劳工和农民、渔民和捕鹿者等中国大陆汉民，前6年以劳工为主，后面32年则转为农民为主。主要是因后来日本德川幕府禁止海外贸易，荷兰人无法如愿让台湾成为对日贸易转口港，因此转而在台湾发展能自行生产的产品，可同时供应本地需求与出口，既省掉支出，又能增加获利。
15-17世纪，汉人为养家糊口，大批自闽、粤来台讨生活、做买卖，生意对象不仅有本族人，更有诸多“国际”人士，这就颇有些今时今日深圳特区或上海自贸区的味道了。若论渊源，汉人在台并非原住，按史明的《台湾人四百年史》考证，台湾原住民本来自马来、印尼一系，台湾汉族亦当属“移民”之列，只因地理相对较近，“移民”时间上溯较早，汉人在此，久已不拿自己当外人。而原住民们则与汉人之间各取所需、各安其所，相得益彰。
初期迁居台湾的汉民大多是赤手空拳的青壮年男子，400年前，只有他们能渡过俗称“黑水沟”的台湾海峡，劳力是他们最大的资本。荷兰人刚到台湾时，每名汉人劳工一天工资只有5便士（pence，英镑辅币最小币值），一个月工资是15先令（shilling，英镑辅币单位），在欧洲人眼中，简直是廉价劳工；当时荷兰人在台湾买一张鹿皮约4便士，在日本出售可获得3先令以上，也就是汉人的月工资只值5张鹿皮售价。荷兰人来台湾8年后，因迁移来的劳工不断涌入，工资甚至跌价六成，每人每月只领到6先令，难怪荷兰人乐于雇用汉人劳工了。
鹿皮是荷兰人搜刮台湾自然资源的无本生意，他们规定汉人劳工必须先缴钱取得执照，才能在规定的区域内狩猎并搜集鹿皮。
荷兰人把渔业经营当成重要的税收来源，规定在台湾沿岸捕鱼要获得荷兰东印度公司准许，还要缴十分之一的渔业税，他们会派船只在渔场巡逻，渔民虽要缴税，但也受到保护；不少季节性渔夫从中国大陆来台湾捕鱼，也有许多民工搭乘他们的渔船来台湾定居。渔民停留在台湾期间，就住在渔场附近的渔寮里，后来渐渐发展成渔村；有些渔民干脆在台湾定居，而后为了生活需要，开始从事农业，是台湾农业发展的滥觞。
荷兰人发现台湾适合生产甘蔗，可做成砂糖外销，但先住民只种植自家日常所需的量，没兴趣耕种经济作物；荷兰人便鼓励汉人来台湾种甘蔗，并给予免税优惠，从此奠定了台湾的糖业基础。当时农民也种番薯3和稻米，但稻米产量不足，直到18世纪20年代，台湾米才开始有规模地出口。
为了鼓励中国大陆汉人来台湾开垦，荷兰东印度公司提供了不少优惠条件，例如：无偿提供土地和耕牛、免除赋税、直接融资；甚至镇服先住民，取缔枪械，禁止赌博，管制饮酒，逮捕走私者、海盗和伪币犯；制定公共度量衡、汇率；强制执行契约、裁决争端；并盖医院、教堂、孤儿院，以打造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让汉民安心、愿意置产。
荷兰人统治后期，更鼓励汉人来台经商，他们很重视甘蔗等经济作物，甘蔗收成之后要靠商人进行交易，于是在今台南赤地区也盖起市街，安顿汉人商贾。
台湾从此成为荷兰统治下的汉人屯垦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收入一部分就是来自汉民缴交的税款与执照费，以及鹿皮和砂糖等贸易收入。当时荷兰官员直言：“汉人是台湾岛上唯一能酿蜜的蜂种。”言下之意是只要做好管理，汉民会自动替荷兰人赚钱。
除了荷兰人提供的各种优惠措施外，因福建地区连年饥荒、战乱，大陆汉人把迁移至台湾当成寻找生路的机会。
荷兰人来台湾4年后（1628年），郑芝龙投降明朝，福建巡抚为了解决数以万计的饥民问题，希望郑芝龙将饥民移到台湾垦荒。传说郑芝龙提出给饥民渡台的优惠方案是“每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也有更优惠的说法是“每人给银三两，给牛一头”。郑芝龙帮他们，除了日后可收取田租的原因之外，同时因他与荷兰人订有贸易契约，替他们带来所需的劳力，也算是种“投资”吧！
即便没有任何优惠方案，郑芝龙投降明朝后，一一铲平海商（盗）势力，台湾海峡逐渐安全，烽火余生的难民，更愿意来台寻找机会。
到了1644年满清入关，更多难民为了避乱来台；满清入关14年后，郑成功在福建沿海逐渐败退，再度掀起一波难民逃亡到台湾的热潮。一批批汉人来台，使荷兰时期的汉人数量超过3万人，短短30余年，人数增长20倍以上。
相较之下，西班牙占领中国台湾北部16年却几乎没有汉人来台定居。其实，荷兰人在中国台湾建立商港时，曾有位道明会神父艾斯奇维向在中国台湾的西班牙人提议，中国福建有大量遭逢饥荒的农民，都是很优秀的栽种者，只要给予适当鼓励与优惠措施，他们会乐意来台湾定居。可惜当时西班牙人没采纳他的建议，因此无法像荷兰人那样让台湾自给自足，这或许是西班牙人最后被荷兰人驱逐而离开台湾的原因之一吧！
荷兰东印度公司原先要将中国台湾发展成东亚地区的转运港，却在偶然的转变契机下，促使更多大陆汉人到台湾耕作，致力于开发产业并出口，奠定了台湾作为出口港的基础。
由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积极鼓励，使汉人移居台湾有了飞跃性进展。如此看来，台湾从先住民社会变成汉人社会，竟是因为荷兰人的殖民而造成的！这样的答案，是否让你觉得不可思议呢？
郑成功领有台湾之后，建立了台湾第一个汉人政权，随战役来台的将士以及眷属，加上收留不愿配合迁界令的中国沿海人民，估计约带来了数万汉人移民。随后继位的郑经在陈永华规划之下，引进明制的宫室、庙宇和各种典章制度，台湾跟东南亚、太平洋等“南岛文化”群开始分道扬镳，汉文化渐渐成为台湾的主流文化。因此有学者形容此役“决定台湾尔后四百年命运”。
也就在1662年后，台湾历史渐渐融入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台湾也渐褪去其“国际化社会”的面目，变为中国的一个“行省”。
清帝国击败郑氏政权，占领台湾之后，跟着郑家到台湾的明朝宗室朱桓等则移到山东、河南；其余王室、主将、官员移到福建，明朝遗民与兵丁大多被移往内地，不许留在原地，以免有朝一日再起动乱。
从近五百年的历史看，大陆汉人一向不重视台湾，当台湾是“蛮夷”，歧视台湾人为“倭寇海盗类的犯罪者”。为了不让“反清复明”的民族意识在台湾继续蔓延，清朝廷统治初期刻意减少人口，台湾因此出现居民稀少的萧条景象，来年首度来台治理的官员季麒光、蒋御英等，不得不极力招揽大陆人来台开垦。这就回到了本文开始时的“唐山过台湾，心肝结归丸”，闽粤之汉人陆续渡黑水洋来台。
谈到“唐山过台湾”这段历史时，连雅堂在《台湾通史》说：“台湾固东番之地，越在南纪，中倚层峦，四面环海，荒古以来，不通人世”，“因文献无证，缙绅之士固难言者”。他指出，“延平入处，建号东都，经立，改名永宁，是则我民族所肇造，而保守勿替者”。雅堂先生以大量的笔墨来叙述闽粤移民对台湾的开发，缅怀先人创业的艰辛。有趣的是，雅堂的儿子连震东幼承家学。1919年4月，东渡日本求学。大学毕业后，连震东返回台湾，却被台湾人称作“半山”，即台湾人的逆子，已经是半个“唐山人”。
不过，从历史本身而言，限于文献史料，连氏对对1896年之前的台湾史，以史前、荷据、明郑、清治来划分，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对台湾历史的分期，对后人划分台湾历史分期影响颇大。作为史家，连氏在引用资料时，未注明出处；抄录他人著作原文或略加修改，却未说明；对一些史料未深加考证；汉人中心主义较重，反清事件多解释为汉人民族革命，与历史事实有一定距离，并不符合真实的台湾历史。事实上，荷据台湾，仅占领台湾台南市的濒海地带，并没有控制台湾岛大部分土地，郑成功驱逐荷兰人，同样是仅开发了台湾岛一小部分地区。
海外“台独”运动兴起后，把台湾历史作为诉求的重点，鼓吹“台湾自古不属中国”。史明著《台湾人四百年史》、王育德著《台湾——苦闷的历史》等书籍，试图从台湾历史寻找突破口，论证“台独”的历史依据。这些观点及书籍传入台湾岛内，少部分民众难免受到影响，削弱了国民党政权统治的合法性。对此，国民党政权及其相关学术单位，纷纷出版台湾史的文章、书籍，强调外省人与本省人血浓于水，“500年前是一家”。一部台湾先贤自己书写的，以“唐山过台湾”为主线的《台湾通史》就是对“台湾自古不属中国”最有力的驳斥，成为反击“台独”谬论的利器。
雅堂强调“唐山过台湾”，台湾闽粤移民来自大陆，台湾本省人与外省人拥有同一个祖宗，500年前是一家人，何分彼此？加上连氏《通史》文字通畅、文采斐然、情注笔端，可读性强，而台湾青年的文言文教育偏重，阅读较少障碍，因此《台湾通史》成为台湾民众的必读著作，一版再版，声誉日增。
雅堂抱失地之痛，抒故国之思，日本投降日后张继重新为之作序谓，“余向以雅堂存台湾于文化者，今竟重光台湾，虽雅堂不及目睹，而震东克绍先人遗志，服务祖国，且已实际参加收复台湾之工作，而其呕心之作，又得随乡邦重光而重刊之，永垂不朽，雅堂有知，亦可含笑于九泉矣。今后台湾历史，应如何发扬光大之，深有赖于读是书者，而于震东君尤殷殷属望焉”，则又是一种“汉赋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怀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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