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正：记陈剑先生的读书与治学

陳劍教授工作照片

記陳劍先生的讀書與治學

高中正

陳劍先生，1972年7月生於四川眉山。2001年7月博士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導師爲裘錫圭教授。2001年7月至2004年12月，任北京大學中文系講師，2005年1月至2008年3月，爲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副教授，2008年4月起任教授。著有《甲骨金文考釋論集》、《戰國竹書論集》，發表論文120餘篇（包括已收入上兩書者）。主要研究方向爲古文字學和出土古文字文獻的整理與研究。

一、讀古書

同門入學，照例向陳劍老師求教讀書或學習古文字的方法，得到的回答，往往會是“讀書時是亂讀書”，“裘先生也没教過我怎麽讀書”，有時還會補充一句“並非裘先生偷懶不管，而是其風格如此，且我們這個學科亦是以自己讀書爲主”云云[1]。古人有云“學無定法”[2]，大概如是。不過孔子也說“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論語·先進》）。如果能大略講講陳劍先生讀書和治學的片段，想來亦可爲有志于古文字研究的同好參考。

陳劍先生本科階段（1990—1994年）就讀於四川大學中文系。當時川大爲中古漢語研究重鎮。但是在望江樓畔“亂讀書”的日子裏，陳劍先生大概較早就確定了上古漢語的學習興趣。據老師言，本科階段的主要功夫，大都花在了傳統小學上，“讀古書，學古漢語和文字音韵訓詁”（《訪談》，頁196）。大四即將畢業時，一位川大的老先生得知他今後要去學習上古漢語時，還好心提醒他，這一時段的研究現在是“舂（音zōng）不穿了（四川話，謂“難以達到‘研究透徹’”）。但先秦兩漢古書校讀研究，陳先生一直關注至今，取得了很高成績。無論早期同姚萱老師合寫的《“交大”校釋》[3]，還是近年新刊涉及傳世文獻的多篇文章，都能看出這種讀書旨趣。

老師常强調讀古書的“語感”。《訪談》文中，他曾直言，碩士階段時，在讀古書方面，楊寶忠先生對他“影響很大”[4]。除此之外，自然還有高郵二王的經典範式，以及裘錫圭先生相關研究的影響。就我的感受來看，因爲古書讀得很熟，一些文獻中的不通之處，老師往往能極快地發現問題，指出關鍵。在我還未入門時，曾聽一位老師講，陳老師每天一兩小時快走健身，或者步行往返學校的途中，都會反復聽先秦古書的音頻。對古書的熟習，印象比較深的是在一次光華樓課程之後，陪他下樓，臨時起意向他請教《左傳》僖公二十八年“盬其腦”一段的解讀，當時心情頗爲緊張，說話囁嚅幾不成句，但陳老師很快就說出了原文及出處。

陳老師很重視傳世文獻與出土資料的互證。一些過去泯棼聚訟的議題，一經他的研究，往往有渙然冰釋之感。如利用楚簡文字形體特點指出《楚辭》篇題“離騷”本爲“離尤”（即遭到責怪）[5]，“惜誦”應讀“作誦”[6]；《論語》“色斯舉矣”之“色”是齊魯古文“疑”字寫法的誤讀（可對比古書中的“疑之則舉”）[7]；《詩經·大雅》之《召旻》《瞻卬》兩處“罪罟”，應據清華簡《祭公之顧命》讀爲“罪蠱”，解作“罪疾”[8]；《尚書·君奭》“茲迪彝教文王蔑德”當作“茲迪彝〈（襲）〉教（學）文王蔑德”[9]；“懸諸日月而不刊”應解作“綿諸日月而不刊”等等[10]，多爲學界熟知樂道。

至于考釋柞伯簋中“獲”爲“賢獲”，分析禮書中相關禮制異同[11]；指出金文中的賞賜物“牙僰”爲《詩經》中的“邪幅”[12]；據《晏子春秋》“踊臺”用法考察“踊”之初文、剖析古義[13]；揭示中方鼎“埶于寶彝”、中觶之“埶王休”，與《禮記·祭統》孔悝鼎銘“施于烝彝鼎”之“施”同義，而應讀爲“設”，爲施陳、施設義[14]。凡此決發嫌疑，不一而足。古書中的相關用例，與出土文獻釋讀有如榫合。如果没有對文獻的熟習，恐怕是很難做到的。

記得陳老師曾說，他早年做過不少讀書筆記，只是已堆入雜亂的藏書之中，難以覓見。想來其中還有不少創獲。非典期間（2003年），陳劍先生曾在“國學網”（現已關閉）上發布一些學術觀點。我讀書時，吉林大學的王强兄還曾惠示該網站的一些鏡像網頁，像後來發表在《語言學論叢》的《說“安”字》，就是在這一時期寫定、將觀點先撮要貼在網上的。又如陳老師指出《孟子·滕文公上》“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之“舍”，亦即《公羊傳》訓爲“皆”“共”義的“徐”（見國學網“雞肋系列”），因未曾公開發表，似不爲後來研究者注意。這類例子，應當只是老師知識庫中衆多心得的一隅而已。

在很長一段時間，戰國文字資料的主體多是璽印、陶文、貨幣等，這類資料的性質，决定了既往研究更注重字形的排比梳理（或偶涉地理、職官等）。而在戰國古書資料大量刊布之後，以文字形體爲本位的手段，已經無法適應新的研究需求。可以說，《郭店楚墓竹簡》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的刊布，將戰國文字研究帶入了新紀元，促進了研究範式的革新。[15]陳劍先生在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具有很好的示範意義。以2012年以前的研究成果結集——《戰國竹書論集》爲例，用豆瓣網友的話說，“總能散發一些規律性東西”。其中的竹書釋讀、拼合與編連成果[16]，自然跟文獻的精熟分不開。

大多數古文字研究者更感興趣的大概是文字考釋。陳劍先生的研究風格，是注重對古文字形體變化的長時段考察。其中如“幸”“配”“柔”“乳（需）”“葛”“羹”“亢”等字，記得初讀的時候，往往會有“這也可以想得到”的驚嘆以及稍後涌來的沮喪感，對于初學者不啻“降維打擊”。這種文字考釋中的“上挂下聯”，使得陳劍先生的古文字研究，往往並非僅著眼于孤立的個案，而是延伸至文字形體及其記録語言的長期發展歷史。

二、考文字

據說臺灣地區的一名前輩學者，曾有一聯寄語有志古文字研究的學子，作“讀書思陳見（劍），文章需懂（董）删（珊）”。以諧音入聯，巧妙可喜。董珊先生和陳劍老師，同爲古文字研究界的中堅力量。兩人曾同窗多年，切磋學術、合寫文章，亦是長期的“摯友”加“酒友”。不過我想學界大概會同意，無論是研究風格還是學術取徑，二人都有一定差別。董先生在一篇文章中特別提到李學勤先生對他有深刻影響，[17]而在《訪談》文中，陳劍先生則坦承，他“對字詞有著特別的興趣”，因此“一開始就認定了要學裘先生古文字考釋方面的本事”。[18]

應當說，陳劍先生的學術重心，始終是古文字考釋研究。印象中曾問過陳老師，《戰國竹書論集》和《甲骨金文考釋論集》兩書，更看重那一本。答案，自然是後者。

單就陳劍先生來說，他的研究，當然也有《上博楚簡〈容成氏〉與古史傳說》（《戰國竹書論集》，頁57—79），在竹簡編連成果基礎上，論證《容成氏》主體部分與古書多見的虞夏商周四代五王古史系統相合；《“羞中日”與“七月流火”——說早期紀時語的特殊語序》（《古文字與古代史》，2015年第4輯，頁125—150），討論甲骨及早期星象物候中的紀時語問題；以及竹簡拼合編連、帛書“印文”等簡帛古書整理領域具有方法論指導意義的研究文章[19]。但在已發表的一百多篇論文中，仍屬少數。

以19年刊布的《婦好墓“盧方”玉戈刻銘的“聯”字與相關問題》（《中國文字》2019年夏季號，頁159—176）一文爲例，除考釋過去爭議頗多的“聯”字外，亦指出以往考古發掘所見與玉戈或銅戈同出的“玉管”，其實應是禮儀性玉兵或銅兵上繫聯的串飾，見于商至西周中期的出土資料。可資考古工作參考；又像《釋“琮”及相關諸字》（《甲骨金文考釋論集》，頁273—316）、《說殷墟甲骨文中的“玉戚”》（《史語所集刊》第78本第2分，2007年，頁407—434）這般，以出土商周器物形製來印證古文字的長文，最終的落脚點，仍是文字形體的梳理揭示與用例考察。

對于古文字考釋工作，陳劍先生常喜歡用一個比喻來說明，就是要“找尋某個字的‘前世今生’，它跟別的字的‘恩怨情仇’”。由此可見他的研究旨趣。

名家初識古文字的門徑，似乎並不一致。[20]陳劍先生學習古文字的方法，大概是從金文入手。因爲個人原因，在完成川大學業之後，陳先生考入河北大學中文系。《訪談》文中，在回憶碩士階段（1994—1998年）[21]的初期，陳劍老師著重提到了導師趙平安先生一開始就將他引入“比較純正的古文字學的路子”。當時以讀金文爲主，因《殷周金文集成》尚未完全出齊，主要是讀《三代吉金文存》，輔以《金文編》。陳先生早期的讀書生涯，對重要之書集中精力定計劃，也很值得注意。記得一次在復旦古文字中心的學位論文答辯間隙，他曾回憶自己博士階段讀《甲骨文合集》時，規定每天讀50頁，不讀完不許睡覺。還開玩笑講，碰見存字較少的小片，往往很開心。但如果遇到多片大版，一天之內完成計劃的壓力就會很大。

文字考釋方面，陳劍先生往往對古文字資料中常見且關涉甚重的疑難問題著力攻堅。古文字階段的文字形體，在發展過程中，有時會因字形的劇烈演變而難以把握。因此，一些問題的解决，需對相關文字及用例進行徹底清理，方能奏功。

正因爲需要解决的問題難度較高，陳老師早年的讀書過程中多是記筆記，在電腦普及之後，則習慣將涉及的材料及研究論著不斷放入一個個電子文檔，形成“資料長編”。在没有確鑿證據時不會輕易發表。因此，一些文章的寫作，往往用時極長。如2007年底發表的《甲骨金文舊釋“䵼”之字及相關諸字新釋》一文，文末“附記”謂“前身係寫成於1996年6月的一篇未刊稿”。2019年寫畢的《甲骨金文用爲“遊”之字補說》一文，則是2010年完成初稿。這類文章，一般是通過漫長時段的積累，最終形成規模。往往資料詳贍，引證宏富，論述細密，廓清以往爭議。即如《說“”》一篇，最終寫定成文的字數，就有近七萬字之多。

陳劍先生在這方面的研究工作，無論是早年釋甲骨金文中“掔”之表意初文、“琮”、“”、“造”以及舊釋“尤”之字，釋西周金文屢屢見到的“竷（贛）”、“厷”、“彖”及从“”之字等（均收入《甲骨金文考釋論集》），還是近些年釋“邍”、“”、“疌”、“徹”，說“規”、“殺”、“虞”、“蔑懋”、“𠄌”、“瓜”、“竈/黽”等等，通過明確可信定點，將不同時段相同之字的形體加以聯繫，考察用例，常常可以發人深省，而有一錘定音之效。

作爲讀者，有時乍一初讀，或覺出人意表，反復體會後，又深以爲在情理之中。相比于由新出材料所見的文字形體及確定辭例作爲定點進行的研究，這種古文字考釋文章的難度和深度，讀者自然可以體會。

我想，這固然需要一個學者的“才”“學”“識”等先天素養和後天努力打底，但立意的高遠，同樣也是不容忽視的因素。陳老師常講的一句話是，古文字研究有幾種境界，最好的自然是“有意思又說得死”，最糟糕的則是“没意思又說不死”[22]。那些寫作近十年的文章，就是這種嚴肅學風的明證。

對于學術研究和發表的尺度，他常常告誡：寫文章“不要給學術界添亂”，“有多少材料講多少問題”[23]。如果一篇文章，只有五六分乃至更少的把握，那還不如不寫。

三、純學者

同裘先生的第一次見面，在《訪談》文及《〈釋殷墟甲骨文裏的“遠”“”（邇）及有關諸字〉導讀》中都有涉及，而尤以後文一處脚注所述最值得注意：

當時中國文字學會在天津召開首届學術研討會，我（引者按：指陳劍先生）作爲碩士研究生列席旁聽。一日晚間，趙平安老師帶著我到裘先生房間，各呈一篇文章向他請教。那是我首次面謁裘先生。當時除了很快就看過小文——以裘先生的眼睛，在昏暗的臺燈光下，字那麽小的稿子——並提出具體意見外，裘先生還對我講了跟上引一段意思差不多的話（引者按：指“做學問有點像跑長跑”一段，陳劍先生後來也屢有提及），鼓勵有加。今日回想記憶猶新，而時間已忽忽過去快二十年了。[24]

陳劍先生的文章，往往行文謹嚴、除學術討論外無涉其他。記得未入門時，讀《戰國竹書論集》，看到書前不足半頁的“前言”，頗覺不可理解——這固然有作爲讀者“讀其書而不能想見其爲人”的失落，恐怕也與多見他人“序”“後記/跋”兩全，反以此種爲異的固有認識有關。與裘先生初次見面的這段叙述，大概是陳先生文章中少有的情感流露。

陳老師常說，和裘先生的相處，往往是只在有學術問題時，方才去見裘先生，平時也不會打擾。但我的印象，裘先生身上的一些品質，對陳老師影響極大。比如對于學問的純粹。《訪談》一文，標題就取用陳劍先生所說的“選擇學術就是選擇一種生活方式”，如果可以和裘錫圭先生的《我和古文字研究》一起來讀，想必會有更深體會。陳劍先生對于自己的嚴格要求，對待他人的毫無保留，則是我這些年來始終的感受。

很早就聽人談論陳劍先生的勤奮，博士期間，讀書常至深夜。李學勤先生曾謂：“想在古文字範圍內有所建樹，需要認識古文字發展的全過程，不過現在材料太多，已經很難做到了。”[25]從字詞考釋的層面講，無論是甲骨、金文考釋，戰國竹書研究，還是最近一些年對秦漢文字資料的釋讀、拼綴、編連、反印文等等工作，陳劍先生都可稱得上是一名少有的“貫通”古文字全範圍的學者。甚至是古文字研究者一般鮮少措意的鏡銘、漢碑等領域[26]，也有文章問世。這些業績，除了個人的學術熱情外，治學態度上的努力專注恐怕同樣重要。

陳劍先生至今工作，仍是全力以赴。當一篇文章需要集中精力寫作時，常常連軸轉。記得2017年4月底的一個晚上，我正準備回去，而在光華樓27樓電梯口和他碰見。陳老師告訴說，這些天一直在寫金文中過去所謂“蔑曆”問題，繼而講他的認識看法。然後又繼續回研究室工作。那時已經11點左右。當時陳老師講了哪些，現在已經很模糊[27]，唯有他的“眼窩深陷”，至今難忘。他曾講過，因爲工作時間寶貴，凡是可能上癮的東西，都盡量不碰。我曾注意到，微信這種尋常通訊工具，他也是到了2018年底，不得已方才使用的。

《訪談》文中，陳老師著重提到裘先生反復修改他的文章，對他“幫助最大”。對于自己的學生，陳老師也是如此[28]。一篇文章，呈交到他手裏，常常被改得“面目全非”。

對于自己的學術看法，陳老師也從不藏私，有時甚至到了極其慷慨的地步。每次課程，都會將自己多年不斷修改補充的講稿提供給聽者。如“古文字形體源流”的課程講義，說是未發表的古文字考釋心得匯集，絶不爲過。有些講義上的意見，已經爲一些學者引用或進一步研究後發表。

因此，學界有不少青年學者，喜歡跟他交流問題。一些出土資料出版前的審稿會，也常請他參加。陳老師總是樂於接受，毫無保留，且認真準備。記得2014年4月，我第一次和陳老師郵件聯繫，向他報告考博的意願，並附上幾篇讀書筆記。陳老師回復了一封長信，其中的內容，所涉及問題，現在依然清晰。當時有朋友看過後還感慨，原來一位素不相識的名教授，竟然可以對一個小研究生回復那麽多文字。跟陳老師讀書時，記得有一次他講，因爲太忙，不得已用了兩整天的時間，來回復最近同行發來的電子郵件。我想，這些工作都極大佔用了他的讀書和研究時間。

《訪談》文中，陳老師坦承更加“喜歡跟書本打交道，不願跟人打交道”。後一句自然有很多故事可講，不過前一句之于學生們的記憶恐怕更加深刻。因爲研究室堆滿了書，陳老師還不斷買書，導致屋內幾乎無處下脚。與老師的交流，往往只能局促于研究室西南角的小木凳子上。精神上的壓迫感不消說，肉體上也飽受“折磨”。

四、開新篇

從2008年開始，以裘錫圭先生爲首的團隊，帶領劉釗、陳劍、郭永秉、程少軒等老師，對1970年代出土的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進行全面的重新整理。其中，陳劍先生在文字釋讀、帛書拼綴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貢獻。對他的工作，裘錫圭先生曾有評價：

他（引者按：指陳劍）看到其他人在整理時可能有的字釋錯了，或者可以拼上一個碎片，馬上會和同事分享，没有什麽其他考慮或是顧忌。我整理的《老子》這部分也是如此，他先把自己的部分整理好，然後有餘力關心我們的部分。[29]

陳劍先生在簡帛古書整理、研究領域經驗豐富，成果突出而又水平極高，從而保證了相關出土資料的整理質量。隨著學界出土文獻認識水平的不斷提升，一些舊有的出土資料，也有待重新研究。1977年，安徽阜陽雙古堆西漢初年的汝陰侯墓，出土了一批竹簡，其中有《蒼頡篇》《詩經》《周易》《莊子》《春秋事語》《儒家者言》《相狗》《日書》等篇，具有較高學術價值，學界一般稱“阜陽漢簡”。此前，已有學者對部分篇目進行整理、出版，極大便利了研究。不過，由于阜陽漢簡的保存情况並不理想，簡片十分雜亂破碎，一些篇目的內容還尚未完全披露，已公開出版的竹簡圖版質量也有待提升，尚需進一步的整理。陳劍先生目前正負責這批資料的重新整理與研究工作，假以時日，一定可以爲學界提供更加齊備可靠的阜陽漢簡整理本。

古文字研究發展至今天，除了大量出土資料需要整理研究，一些理論上的建設工作，似乎也亟待開展。常常有人勸陳劍先生寫一本面向初學者的古文字學理論著作。在一次學術活動中，陳劍先生自己也曾說：

經常有別的學科的人問我有關古文字學的問題，還問我有什麽可以讓他們讀得懂的古文字學論著，我常說抱歉，没有。

對此，李學勤先生則建議可以“編寫課本”[30]。我想，如同文獻學、訓詁學等偏實證學科的經典教材一樣，如果一名學者没有對自身研究領域的具體問題，有過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做出過一番成績，那麽教材的理論功夫，恐怕也就無從談起。就我所知，有志于古文字研究的青年，常常苦于没有上好的古文字考釋理論教材。裘錫圭先生也曾建議陳劍老師“就古文字考釋寫本書”（《訪談》，頁205）。作爲一名讀者，我們當然期待可以有這樣的專著盡快問世。[31]

附記：本文蒙蔡一峰、王亞龍諸兄提出意見，作者很感謝。

2022年5月8日稿

2022年5月15日二稿

陳劍教授著作照片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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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于這一點，陳劍先生在接受訪談時也曾提到，他與裘錫圭先生，除了上課之外，“實際上跟他（引者按，指裘先生，下同）見面的機會並不多，平常他也不會按部就班地給我規定必讀書目”，而學出來的過程，“就是自由自在地看書、想問題,可以說是‘野蠻生長’”，見龐琨訪談：《選擇學術就是選擇一種生活方式——專訪陳劍教授》，陳致主編：《容兼閣問學集：海內外文史暨漢學名家訪談録》，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199頁。爲免繁瑣，龐琨先生的這篇專訪，以下簡稱“訪談”。

[2] 莫晉《明儒學案序》以爲“道無定體，學無定法”，見黃宗羲著，沈芝盈點校：《明儒學案》，中華書局，2008年，第12頁。

[3] 陳劍、姚萱：《“交大”校釋》，《古漢語研究》，2001年第2期，第94頁。

[4] 陳劍先生《郭店簡補釋三篇》一文，曾引楊寶忠先生《古代漢語詞語考證》書中論《荀子·勸學》“强自取柱，柔自取束”之意見。早年學習陳老師文章時，對此處引用印象頗深。似可作爲楊先生對陳老師影響的一種注脚。見荊門郭店楚簡研究（國際）中心編：《古墓新知：紀念郭店楚簡出土十周年論文專輯》，國際炎黃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18—119頁。

[5] 陳劍：《據楚簡文字說“離騷”》，收入《戰國竹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49—453頁。

[6] 陳劍：《楚辭〈惜誦〉解題》，《中文自學指導》，2008年第5期，第3—8頁。

[7] 陳劍：《據戰國竹簡文字校讀古書兩則》，《戰國竹書論集》，第454—465頁。

[8] 陳劍：《清華簡“戾灾罪蠱”與〈詩經〉“烈假”、“罪罟”合證》，《饒宗頤國學院院刊》，2015年第二期，第55—78頁。

[9] 陳劍：《清華簡與〈尚書〉字詞合證零札》，《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李學勤先生八十壽誕紀念論文集》，中西書局，2016年，第211—220頁。

[10] 陳劍：《據出土文獻說“懸諸日月而不刊”及相關問題》，《嶺南學報》，2018年第2期，第57—94頁。

[11] 陳劍：《柞伯簋銘補釋》，收入《甲骨金文考釋論集》，綫裝書局，2007年，第1—7頁。

[12] 陳劍：《西周金文“牙僰”小考》，《甲骨金文考釋論集》，第54—58頁。

[13] 陳劍：《金文字詞零釋（四則）》，張光裕、黃德寬主編《古文字學論稿》，安徽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32—146頁。

[14] 陳劍：《金文“彖”字考釋》，《甲骨金文考釋論集》，第243—272頁。裘錫圭先生《再談古文獻以“埶”表“設”》一文，指出陳劍先生的這一意見“應該是正確的”，見《裘錫圭學術文集·語言文字與古文獻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485頁。

[15] 這裏可以指出的是，《訪談》文中（頁198），當陳劍先生畢業留校，裘先生命他參與郭店楚簡的重新整理時說：“以你現在的古文字學的訓練，讀古書的程度，現在來做戰國竹書的整理，各方面條件都達到了。”同樣强調戰國竹書研究中，古文字學素養和讀古書能力的作用。

[16] 以上博簡《容成氏》爲例，趙平安先生在2003年的一篇文章指出：“最近有多位學者在網上發文討論（《容成氏》），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見。特別是陳劍博士在編連上作了多處調整，使簡文內容更爲貫通、顯豁，爲進一步的討論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臺’。”（《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頁249）

[17] 原文爲“多年來，李學勤先生的學術思想深刻地影響了我，讓我受益頗多”，參看董珊：《吳越題銘研究·後記》，科學出版社，2014年，第106頁。

[18] 裘錫圭先生本科階段在歷史系讀書，和陳劍先生的學術背景不同，興趣有異。裘先生曾在文章中講到自己一開始是以先秦史爲志業，可供參照：

念大學後，我一直把先秦史當做主攻方向，希望有朝一日成爲一個高明的上古史學家。知道自己被分配到中文系，開始是有些失望的。（裘錫圭：《我和古文字研究》，《裘錫圭學術文集·雜著卷》，第233頁。）

[19] 如《上博竹書的拼合與編聯問題雜談》（《學燈》第一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61—83頁）、《馬王堆帛書的“印文”、空白頁和襯頁及折疊情况綜述》（《紀念馬王堆漢墓發掘四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岳麓書社，2016年，第270—319頁）等。

[20] 過去如李學勤、裘錫圭等先生，都談過自己的經歷。陳劍先生在彰化師範大學客座教授期間開設的“出土文獻研究專題”（2016年9月—2017年7月）課程講義中，指出“由熟悉秦漢文字、《說文》系統入手再上溯，也不失爲掌握古文字的一個起點”。特拈出供初學古文字的同好參考。

[21] 陳劍先生1994年入學，97年時，北京大學中文系裘錫圭先生處尚有兩名留學生攻讀學位（後因開題未獲通過，放棄學業。記得陳老師曾說，當時他剛入學，負責兩位同門二次開題的記録。那次退學事件，讓陳老師感到裘先生對學生要求嚴格，“震動極大”），因此，陳劍師實際去北大攻讀博士的時間是98年。碩士階段總共讀了四年。

[22] 類似的描述，也可見鄔可晶先生《戰國秦漢文字與文獻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一書後記（頁470）：“（陳劍先生）不止一次說到過寫文章的‘說得死’與‘有意思’。所謂‘說得死’，就是文章的結論需鑿實可信；所謂‘有意思’，就是討論的問題較爲重要，或能給人以啓迪。”

需要指出的是，朱德熙先生在撰寫《長沙帛書考釋（四篇）》時，“主要講了四個問題，其他一些意見，（朱）先生認爲意思不大，没有寫出來”，可見從朱德熙先生以降的學風。參李家浩：《紀念敬愛的朱德熙先生》，《朱德熙先生紀念文集》，語文出版社，1993年，第283頁。

[23] 裘錫圭先生也曾謂“不對自己不熟悉的事隨便發表意見，有幾分把握說幾分話”，可以合觀。見裘錫圭：《治學的三種精神》，《裘錫圭學術文集·雜著卷》，第215頁。

[24] 收入《中西學術名篇精讀·裘錫圭卷》，中西書局，2015年，第245頁。

[25] 陳穎飛訪談：《從追尋符號的魅力到探索中國古代文明——李學勤訪談錄》，《中國文化研究》，2010年秋之卷，第16頁。

[26] 陳劍：《幾種漢代鏡銘補說》，臺灣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第十屆漢代文學與思想暨創系六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灣政大中文系，2017年8月；陳劍：《張禹碑銘雜識》，《出土文獻》，2022年第1期，第82—92頁。

[27] 文章已發表，見《簡談對金文“蔑懋”問題的一些新認識》，刊於《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七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91—117頁。

[28] 程少軒先生《放馬灘簡式占古佚書研究》（中西書局，2018年）一書後記（頁240），曾有具體描述：“博士論文初稿完成後，陳老師爲了審讀文章，特地把放馬灘簡細細通讀了一遍，糾正了釋文近百處。我把他的改釋意見以未刊稿的形式引入文中，大大提高了論文的釋文質量。”

[29] 《裘錫圭和他的團隊談馬王堆簡帛文獻整理》，《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4年11月2日第B02版。

[30] 以上均見李學勤先生2006年12月1日下午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所做的學術報告，羅振躍先生根據記録整理，載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fdgwz.org.cn/Web/Show/505，2008年9月13日。

[31] 陳劍先生目前在這方面的工作，可參看《〈釋殷墟甲骨文裏的“遠”“”（邇）及有關諸字〉導讀》一文，計五萬多字。鄔可晶先生評價此文“簡直就是一篇翔實的‘古文字考釋方法論’”，見鄔可晶：《指示學術門徑的讀本——評〈中西學術名篇精讀·裘錫圭卷〉》，《中華讀書報》，2015年7月15日第10版。

陳劍教授簡歷

陳劍教授，1972年7月生於四川眉山。1994年7月畢業於四川大學中文系；1998年畢業於河北大學中文系漢語文字學專業，碩士導師趙平安教授；2001年7月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博士導師裘錫圭教授。2001年7月至2004年12月任北京大學中文系講師，2005年1月至2008年3月任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副教授，2008年4月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爲古文字學和出土文獻的整理與研究，長於甲骨金文及戰國文字考釋、簡帛古書的整理與通讀。著有《甲骨金文考釋論集》、《戰國竹書論集》，發表論文120餘篇（包括已收入上兩書者）。目前主持2021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阜陽漢簡整理與研究（21＆ZD305）”。

本文原載於杜澤遜主編《國學季刊》

第二十五輯，山東人民出版社2022年，

第228—2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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