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丨南京师范大学 苏芃：研究书籍从里到外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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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丨苏芃：研究书籍从里到外的学问 

2018年3月27日，徘徊于汉长安城遗址

个人介绍

苏芃，1981年12月生于江苏徐州，摩羯座。2000年9月负笈南京师范大学古典文献本科专业，2010年6月博士毕业留聘任教至今，去年晋升的教授职称。一直以来的主要兴趣是先秦两汉古书的解读与传承流变，对古写本文献关注较多，发表过五十馀篇考证论文及札记。曾获教育部全国高校古委会第十一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博士生一等奖（2010年），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2011年）等。曾经有幸参与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的修订工作。

去年囿于师命，将读硕以来有关《春秋》三传的考证文章选编成一册，名为《〈春秋〉三传研究初集》，由凤凰出版社出版，因为疫情延宕，最近才能上市。虽然这本书大体是我硕士论文的升级版，也不算是代表作，但毕竟是自己的第一本书，还是做个朴素的植入广告。

1.  文献学是一个冷门学科，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门学问的？是主动报考还是调剂？谈一谈您对“文献学”的最初印象，现在的理解有没有变化？

答：我是从大学开始接触文献学的，这还得从更早说起。我小时候原先是想读美术专业的，因为家里画画的人很多，大姨父1950年代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学画比较便利，自己也很喜欢，姨父觉得我可以画下去，平日还常跟我讲王子云、赵望云、石鲁、何海霞等老辈的故事。可到了初中体检，才发现自己是红绿色盲/色弱，虽然单色分得很清，但面对辨色图，只会指“鹿”为“马”，姨父知道后也有点失望，说或许可以去搞雕塑或者版画，但他觉得除非有极大的毅力，否则没必要走这条路了。从初中到高中，我化学和数学成绩一直不错，又把考化学相关专业引为理想，但高一的物理老师是位退休返聘的宁波老先生，一口方言我听不懂，而且上课只讲难题，说教材上的内容自己看看就行了，结果我物理成绩每况愈下，想想自己色觉又有问题，不少专业限报，于是在高二文理分班时，干脆就是学了文科，而且立志读中文系。

想学中文大概和从小读的书有关。我家住在大同街的徐州市图书馆旁，同学妈妈又是图书馆的，给我开绿灯，在闭架的1990年代，我可以进到书库去找书，再加上家里有很多古典名著和外国小说，课余沉浸其间。初中毕业时，语文老师（现在江苏师范大学的步进教授）叮嘱我将来一定要读中文系。还有，我祖父是读中文系的，虽然他在我出生以前就去世了，但这对我也是一种敦勉，也是父母不反对我学文科的原因。高二时，参加全市征文大赛，有篇作文拿了二等奖，发表了出来，让我更加笃定要考中文系。

高考先填志愿再考试，我所有志愿填的都是中文系的专业，但莫大讽刺的是语文考砸了，150分只考了94分，全班倒数，阴差阳错按第二志愿读了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古典文献专业，日后回忆，这都是命运使然。之所以会报考这个专业，其实很懵懂，填志愿时觉得“古典文献”这四个字看起来就挺有营养，进去应该能读不少古书，方便以后写小说。在上世纪90年代那个文化背景下，我幼稚地以为能写出畅销作品，再被改编成话剧、影视剧，可以寄托神思，在时空中延展生命的维度。然而现实是，我有位从未见过的大舅，曾是国防科委政治部的职业编剧，比我妈年长很多，1976年四十多岁就病逝了，所以我妈认为做编剧太耗心血，坚决不准我报考中文系下面戏剧影视方向的任何专业。我报古典文献，父母倒没有干涉，大概因为不懂，也不知这个学了能做什么，更不知道这个专业可能比做编剧更辛苦。在我录取后，他们才去问了一些朋友，听说这个专业打基础非常好，将来可以接着读研，也就默许了。

之所以有这么多拉杂铺陈，是因为时至今日虽然投身在自己喜欢的专业里，但我时常有出离感，会想起年少时的梦，心中总有一个平行时空里无法忘却的彼岸。这或许也不是坏事，在现实中不会入戏太深。

大一进来，老师就告诫大家古典文献这个专业是枯燥乏味的，是要坐冷板凳的，我心想我才不是来坐冷板凳的，后来渐渐发现冷板凳一定是少不了的。其实坐冷板凳就是要能沉下心来读书做研究，这个素养也需要慢慢磨练，无论学什么，若要沉潜其中，都离不开冷板凳。今日的文献学，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古籍数字化的飞速发展，变得比较多元，无论是古籍资源的获取与利用，还是学科内外的交流，以及专业知识的学习路径与转化应用，都与二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坐冷板凳的素养依然必不可少，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门枯燥乏味的专业，反倒在人文学科中，因为拥有海量的研究资源，不仅可以通过逻辑实证解决故纸堆里的真问题，而且极具激发活力的潜质。我跟学生开玩笑说，咱们是一门赛博朋克（Cyberpunk）专业。

2.  毕业后又从事文献学研究和教学，您觉得涉古专业本科生学习“文献学”课程的必要性是什么？

答：“文献学”课程的必要性主要在于为本科生提供一张古代知识资源的地图，教会学生挖掘资源、阅读资源、使用资源的方法。至于这张地图的比例尺大小以及层级多少，可以因材施教，因人而异，但地图一定要提供给有需要的学生，哪怕是一张分辨率不高的模糊地图。

3.  您的研究方向是偏向历史文献学还是文学文献学？又或者说偏重目录、校雠和版本的哪个具体方面？请重点谈一下您在这个领域的治学心得？

答：所谓历史文献学与文学文献学，这个区分或许并不存在。当年学科设置时，“古典文献”先设在中文系下，也就是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下，后来由于一些人为的原因，“历史文献学”又设在历史系下，也就是现在的一级学科“中国史”下，其实两者并无太大区别，“历史文献学”的“历史”，并非historical，而是historic，历史文献学与古典文献学是同义词，像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就包含很多中文系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的学者。但是因为一级学科归属的不同，历史系下的往往偏向史部文献研究，而中文系下的容易偏向小学文献、集部文献研究，我认为用经、史、子、集的古书四分法来看待文献学科的分支方向可能更加合理。

从我个人的研究兴趣来看，经部文献以及小学文献、史部文献、子部文献都有涉及，集部接触相对不多。大四毕业实习时，也曾协助江庆柏老师整理过《陈维崧诗》，特别是将南京图书馆藏的康熙六十年的《湖海楼诗稿》逐字誊录、校勘。这件事早已尘封在了记忆深处，前段时间有位朋友说他要重新整理陈维崧的集子，来问我当年的工作，一下激起许多在清凉山古籍部看书受挫的回忆。

具体来讲，我本科阶段读的古典文献专业，南京师范大学开设于1983年，由老一辈学者徐复、钱玄等先生创立，另外当年还有一些老先生对专业影响很大，比如像诸祖耿先生是江庆柏老师的硕士导师，对业师赵生群老师也指导尤多，大概因为这些老先生，奠定了我们的学术传统，如果攀附一下，应该是“章黄”后学吧，但因为我自己不成器，从来不敢自诩，生怕辱没了前辈令名。专业开设的课程，以先秦经典专书导读为主体，兼及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这些基础课，这种课程体系对我个人影响较大，大二下学期坚定了研习先秦经典的志趣，后来又有施谢捷老师讲授文字学、出土文献课程，黄征老师讲授训诂学、敦煌学等课程，以及专业诸位老师课后的各种交流与指导，使我受益至今。

大学时还选修或旁听了很多专业以外的课程，包括现当代文学、文艺学这些方面的，当时南师的文艺学有很多国内活跃的学者，使我一度痴迷文论研究，很想跨考美学。如今回想这些课上的具体内容大都记不清了，但有些思考方法或许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又比如，当时郁贤皓老师刚退休，主动提出到仙林新校区给我们全院开了一门《李白专题研究》的选修课，好像一共6周，主要是讲他如何做考证研究，这门课听到最后剩下的人不多，我是坚持下来的一个，因为缺乏基础，郁老师口音又重，不少地方听不懂，但他以身示范地强调学术攻坚要围绕经典，要解决难题，要挑战前辈大家，这些经验都像常识一样融入在了我的意识里，自己年龄越大，越感受到这些学术取向的重要性。

硕士阶段，忝列赵生群老师门下，开始研读《左传》，之所以选择《左传》起先并非个人的喜好。大学时因为方向东老师的几门导读课，我本来最爱读的是老庄这些子书。又因为受施谢捷老师影响，读了一些古文字的书，对李学勤、裘锡圭先生极为钦慕，发现他们两位前辈都强调治先秦之学，《左传》是必读书，而且要熟读。我考博时也报考过李学勤先生，但因为李先生在历史系招生，要考中国通史，我有两道大题不会，结果这门课没及格，又回来考了赵老师，被收留了，因此在南师读博阶段留级生的感觉特别强烈，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都毕业离开了，怅然自失，此是后话。

考上硕士，甫一入学，赵生群老师正在新注《左传》，我跟赵老师说打算跟他研究《左传》，赵老师听了很高兴，收下了我。虽然本科时上过赵老师的《左传》导读课程，选读过不少篇目，但编年体的书，真正通读起来，非常困难。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的版式对初学者很不友好，正文、注文杂厕，字号接近，又没有颜色区分，《十三经注疏》等影印本就更难读了，当时只好把经传抄录下来，然后对照注文，再一点点弄明白，我记性又不好，看完即忘，如此反复，非常沮丧，将近一学期才读到文公。

这里说个题外话，有的老师强调读先秦古书开始要看《十三经注疏》，一些教过我的老师也爱这么说。学院里还流传着诸祖耿先生可以大段背诵《十三经注疏》的传说，老先生记忆力惊人我是完全相信的，我高中有位同桌，就可以过目成诵，新发下来的语文、英语课本，几个早自习下来，一篇篇背给大家听。但如果说从《十三经注疏》入门读古书，我忤逆地认为这是个误区。

古书的难易与阅读接受之间有种张力，越难读的经典，越复杂的文本，开始越要找最简明的版本来读，哪怕是一些现代学者的注本，比如李零先生的书，我就很喜欢，还有像唐明邦先生的《周易评注》、杨筠如先生的《尚书覈诂》、杨天宇先生的三礼译注都是很好的入门书，否则像《周易》、《尚书》、《仪礼》这类，开始就看古注古疏，或者集解之类，歧义纷呈，会磨灭阅读的兴趣，怀疑自己的智商，严重打击信心，以致于后患无穷。我在经历各种打击之后得出的教训是：在熟悉了经典文本之后，才适合去看详注。想想清代人也是从四书开蒙，然后才进入经典，也没有说上来就读《十三经注疏》的，而且即便有了基础再来读，最好也要有老师带着讲，光靠自己啃下来，除非天赋异禀，否则事倍功半，多数劳而无功。我认为《十三经注疏》只适合围绕具体问题来查检，或者要有针对性地阅读，而不是通读、泛读，起码不能作入门书。像民国时黄侃先生指导弟子读十三经，也是要求用白文圈点。阅读是一件非常私人化的事情，自己能有收获，学有所得最为重要，千万不必拘泥于形式，要实事求是，切忌自欺欺人。最近看到一套明嘉靖时期的“魁本”大字刊本五经，那种版式带来的阅读快感，真是读《十三经注疏》无法体验到的。

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魁本”《春秋》

就阅读版式而言，数字时代应当有更多地探索，尤其是艰深古奥的文本，如何利用数字技术呈现，是值得大家思考的。我近年在教学中发现，“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Chinese Text Project”网站（https://ctext.org/zh）等工具提供的文本具有“超文本”（Hypertext）的特性，便于阅读学习。例如，我们读《史记·高祖本纪》，利用“相似段落”功能，可以关联大量古书文本。诸如此类助益阅读学习的古籍电子文本，相信一定会越来越多。

回到读《左传》的问题，赵生群老师后来出版的《春秋左传新注》就挺适合入门，可惜我当时没赶上，到我读博才出版，这书他最近两年在奋力修订，据说增补了不少篇幅，中华书局要出新版。硕士阶段，读《左传》的同时，赵老师命我细读清人著述，尤其高邮王氏父子的几种书，《广雅疏证》我是一条条读下去的，每天还查阅其他文献做笔记，行此日课，几个月才读完。

我在不知不觉之中领悟：校勘是一个发现问题的好办法，清人特别重视通过校勘来抉发异文，然后考证异文，解释异文。校勘绝不止于校正文字错讹，更是一种文本比较的研究方法、文本细读的方法。校勘的过程就像进入了一个二次元空间，这里可以包容很多古典学术的内容，训诂、避讳、辨伪、断代等等这些不同类型的学术研究，都以校勘或者以异文为依托，异文就是一把钥匙。再比如说版本谱系研究，最理想的研究也要建立在版本通校之上。这些认识由来已久，从读硕士时校读《左传》萌发，到了博士阶段，正好遇上赵老师在主持修订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给我指定了博士论文做南宋黄善夫本《史记》校勘研究，我在枯燥的版本异文比对工作中，也深化了认识，写到了博论里，后来在参编的《中国古典文献学》（项楚、罗鹭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的《校勘学》一章中专门也有论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

受施谢捷老师影响，我在大学时学会了使用FlashGet等软件“批量下载”功能下载电子书，从他那儿拷贝了陕西师大汉籍全文检索系统2.0版，像是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读硕士时，也曾热衷于安利师友各种古籍数据库软件。读博时还有篇硕士时发表的论文获得了2008年第三届“余志明《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学术成果奖”论文类二等奖。因此，关于古籍的数字资源，我算是一个较早的使用者，也是受益者。这样一来，自然也会有反思，后来写成一篇《他校时代的降临——e时代汉语古籍校勘学探研》，发表在《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2期。今年4月参加一个线上学术沙龙，我又谈了一些自己近来关于数字时代文史研究的新认识，详见《E时代的文史研究③︱学术检索与文史考据》（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20-07-04）。数字人文研究近年如火如荼，我感觉作为学术从业者的“用户反馈”明显不足，这方面古文献学者也应积极参与，说出自己的需求与意见，这样才能与研发者形成良性互动，最终受益的是我们自己。

4.  有人说“文献学”是个基本工具，算不上单独的“学科”，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如果是“工具”，是否应该有更广泛的应用？是“学科”，主要研究对象是什么？是否有瓶颈和走出困境的思路？

答：这个问题好像之前的访谈者谈了很多，我和许多朋友一样，认为没有必要刻意强调文献学的工具性，甚至我认为这个问题混淆了一些基本逻辑。

文献学当然是一个学科，这毋庸置疑。我们如果试图区分文献学与其他学科，那么依据什么？界限在哪儿？我想主要看研究的问题是否和书籍本身有关，一方面是内在的研究，包含对书籍文本内容的解读与加工，比如传统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以及古籍整理等等，这种文本解读如果延伸到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等方面深入专门探讨，那可能就走出了文献学的边界，针对的核心问题肯定也不再是书籍的文本内容了，但用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等视角与知识来解读文本，还是文献学，因为研究核心还是书籍内容本身，这里面也应当容许有一定的交叉地带；另一方面是外在的研究，包含对书籍形态、著录、流变等方面的考察，比如版本学、目录学等等，以及国内方兴未艾的书籍史研究或多或少也有关系。简单来说，文献学就是研究书籍从里到外的学问，古典文献学就是研究古代书籍文本内容、形态流变等相关“元问题”的学问，也包括在此基础上的古籍整理。我想这样很容易和其他学科作出区分，这并不是什么难题。

在现代学科划分的背景下，我们把自己划分清楚之后，有时甚至可以把问题丢给其他学科，比如文学是什么？注译一部古代诗集，真算作文学研究吗？又如历史学是什么？有关史书文字、标点的辨误考证，真算作历史学研究吗？我想相邻学科的困惑也会不少。这种困惑，主要是因为我们非要用现代学科分类体系来区隔，作为学者个人的研究方向和路径，有时是不必拘泥于此的，也无法做到泾渭分明。

需要明确的是，古典文献学专业虽然在创设之初是为了培养古籍整理的专门人才，但其实是继承了中国悠久文化传统的学科，是接续古代学统的学科，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认为更倾向“旧学”。我们面对的问题，是用现代学科体系对“旧学”进行改造升级。近年有些学者陆续提出“中国古典学”的概念，不同学者的界定并不完全一样，有人认为也比较适合古典文献学，觉得也可以借用。其实，我们就用“中国古典文献学”，已经可以清楚明确自己的定位，未必要去正名。从近年的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来看，古文献的“元问题”研究以及古籍整理似乎各个学科都在积极申报，一方面说明古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有较多的空白亟待填补，成果体量可能适合重大项目；另一方面正也说明古文献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必要性。

至于文献学的工具性，按照我的界定看，它是针对书籍本身“元问题”的研究以及古籍整理，书籍资源是其他所有学科的研究基础与前提，因此文献学对于其他学科而言，不仅具有工具性，而且更是一切诠释的起点。但不能因为带有工具性就否定了学科的独立性，工具性意味着其他学科可以借助我们这个学科的方法、成果等展开研究，是在我们独立性基础上的问题，而我们的独立性是建立在对书籍本身“元问题”的研究之上的，这种“元问题”的研究，其他学科可以利用，也可以参与进来，一旦参与进来，相关研究也应该归属于文献学研究。如前所述，这不是一个“我是谁”的问题，而是一个“他者是谁”的问题。换句话说，在现代学科分野之下，我们可以小众，但我们不应该感到弱势。分散在各个学科下从事古籍整理与研究的同仁，应当和衷共济地维护我们学科的主体性，建立真正的学术共同体，包括相对稳定的学者队伍、互动交流的期刊阵地、良性循环的内在制度等等。只有这样，在各种考核、评价机制下，我们才会有自己的话语权。

以上是我粗浅的认识和思考，期待讨论与批评。

5.  结合自身的求学和教学，“文献学”的研究生培养上与其他学科有何不同，一般做些什么具体学术训练？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素质？您对学生们有何期待？

答：既然讲学术训练，我们以文献学教材为例，翻开一看，往往都会有这些章节：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注释学、辨伪学、辑佚学等等。为什么要设计这些章节，背后的逻辑关系是什么？我想因为文献学是关于书的学问。书是什么？《不列颠百科全书》上定义说：“一本书是手写的或印刷的，有相当长度的信息，用于公开发行；信息记载在轻便而耐久的材料上，便于携带。它的主要目的是宣告、阐释、保存与传播知识和信息，因其便于携带与耐久而能达到此目的。”这大概指出了书籍的三个要素：一是符号文本；二是物质载体；三是交流功能。文献学教材所设章节，正是围绕书籍这些要素展开的。校勘、注释、辨伪等都和符号文本有关，版本和物质载体有关，辑佚是物质载体没了，要还原符号文本，目录、版本及典藏大概都和交流功能有关。因此文献学训练，首先要掌握的就是和书籍有关的这些知识，不仅是三维空间里的从里到外，从内容到形式，更是四维空间里从古到今的知识与学问。为了读懂书籍，还需要不断学习语言文字、制度、地理、物质文化等知识，并且要不断积累经验。从书籍出发，可以拓展到古代文化的各个相关领域。

在此基础上，学生除了学习掌握具体的知识，还应该具备以下四方面素养：

一是对未知要充满好奇，这样才会有开阔的视野。黄季刚先生说：“学问文章，当以四海为量，以千载为心，以高明广大为贵。”

二要有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现在很多中文系不开逻辑学课程，非常可惜，这方面自己要注意训练。

三要有一定的修辞能力。训练修辞一定要多写，不止要是写学术论文，各种文体都可以尝试。

四要自律，能够在一个时段里有效管理自己的时间。哪怕拖延症无法治愈，但内心还是要有阶段性的计划，要有一定的执行力。因为读古文献做研究像跑马拉松一样，不自律的人，没法沉潜积累，恐怕是学不下去，也做不出成绩的。

 这四方面能力都具备的学生，就非常值得期待了，如果能超纲一些，比如脑洞很大，善于发散思维，可能更好吧。

6.  “文献学”专业的学生就业情况如何？论文发表难度？主要的就业方向是什么？

答：就业问题其实是问“读古文献有什么用”，这个问题，从我上大学时，就被身边的亲朋好友追问，我只好说自己喜欢。刚进大一，年近九旬的徐复先生专程到仙林校区看望新生，我记得是在J2-105，徐先生讲完让大家提问，班上立刻就有同学站起来说：“请问读我们这个专业有什么用？”徐先生沉思片刻说了句：“你不懂，我懂，这就是有用！”然后就转移话题了，我想对于他老人家，这恐怕也是灵魂拷问吧。这个问题也困惑我很多年，做了老师后，又开始面对学生的类似提问。这二十年来，看到很多人给出的参考答案，但似乎也没有真正的答案。

我的认识也一直在变，也许潜意识中就是为了说服自己，获得对专业的认同，不断挣扎。最近几年的认识是这样：问有没有用，就是问有什么社会价值。其实无论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社会价值都是人为赋予的，如果追问到底，一切有为法皆如梦幻泡影，我们看似“旁日月、挟宇宙”，其实也许不过是更高级文明写下的一串代码，什么都没有用，人生的意义可能只在于孜孜矻矻制造幻相。然而入世为人，先要“定乎内外之分”，才能“辨乎荣辱之境”，我们又不得不思考社会价值的问题。当下科技文明可以不断刺激人的欲求，比较直观，相比而言，人文学科看似就没有这么暴力，于是成了很多人嘴里的“无用之用”。但我们作为置身其中的从业者不应该自己去讲“无用之用”，如果给学生讲“无用之用”，光讲情怀，那是极不负责的，更不能自怨自艾，连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具有社会价值，如何去引导别人？我们需要探索知识变现的路径，找到自己所长和社会需求的契合点，去实现自身价值，这才是理性的积极态度，才能有说服力，这一点民国时期的学者做得比较好，至今仍有很多启示。

在我看来，人文学科最大的社会功用就是教书育人、传播知识。孔子之所以成为孔子，首先在于他是一位教育家。学习古文献的社会价值，实现途径也很多元，尤其今天这个互联网社群经济的时代，通过自己的努力，掌握古代知识资源，通过修辞训练，培养自己的表达能力，借助智慧把这些资源转化为对社会有用的财富，传播给更多需要的人。徐复先生讲的“你不懂，我懂”，这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如何刺激那些“不懂”的人的需求，让他们也想懂，那么“我懂”的社会价值才能彰显出来，这一点是要从业者共同努力争取的。小众不该是脱离大众的小众，也可以是兼容大众、启迪大众的小众。智慧的出口各不相同，不必因为各种成见限制了我们的可能性。

回到现实，古典文献专业的本科生毕业，还有个体制上的瓶颈至今没能解决，从我读大学时就已经很难能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这是因为本来对口这个专业的文教、出版、文博等单位，招聘都要求硕士以上学历了，这使得本科毕业生非常尴尬，而我们的推免保研名额又非常少。我还记得大三时，赵生群老师鼓励大家说好好努力考研，要争取整建制读研，当时觉得这愿景恐怕赵老师自己也不会相信。我们班上20多位同学，最后读研的也就六个人，还包括跨考其他专业的。但赵老师这个期许，我们现在的古文献班基本实现了，大概从2015年以后，已经连续多届读研率在70%以上，有两届加上“二战”考研的以及去海外留学的，几乎100%的同学都读了研究生，去海外的不少也是涉古专业，比如有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有去台大中文系的等等。这其实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不接着读研，本科直接就业很难找到相关岗位，四年的专业培养基本就没有归属了。

我想这倒不是学科本身的问题，而是人为的制度设计问题。如今各类传统文化有关的实验班很多，比如人大、武大、南昌大学的国学班、中山大学的博雅班、山大的尼山学堂，这些班级从招生时，就明确有大量的保研推免名额，这样招生的基础学科才能给考生和家长一点未来的承诺，人家才敢来报考，才能使本科教育有效地延展到硕士阶段。相比而言，“古典文献”这种创建几十年的本科班，吸引力就弱了许多，考研话的，现在又都是考中文大综合，对于古典文献本科生很不利，这些恐怕是学科发展的上层设计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没有及时应对时代需求完成自身的转变，当同质化竞争出现时更加捉襟见肘。今年不少高校在搞古文字的“强基计划”，我认为中文学科下最应该列入“强基计划”的是古典文献班，因为这个班的将来出路的口径比较多元，升入文史哲涉古学科继续读研都很适合，有扎实的古文献基础，将来学什么都可以，比如我们学生近年也有考去中国美术学院读美术史的，国美的毕斐老师一直跟我说，希望硕士能招到古文献的本科生，后来总算有学生去报考了，毕老师特别欢迎，可见古文献专业的本科生如果选择继续深造，去向会很多，这也说明古典文献学才是最基础的人文学科，没有之一。

古文献硕士生毕业，以我们专业为例，多是从事文教、出版、文博方面的工作，文教主要是做中小学老师，以前不少同学考了公务员，近年似乎考公务员的反而少了，从事和专业相关工作的反而稍多了一些，或许也是近年来传统文化受到重视带来的社会需求。当然也有一部分硕士生选择继续读博，我的建议是：考虑是否要读博，要先衡量一下自己是否具备研究问题的能力和兴趣，如果连硕士论文写出来都很费力，自己又觉得很无趣，那最好还是不要继续往下读了。

博士毕业，基本就是选择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工作，但其实是可以兼容其他工作的，关键还是在于自己的兴趣与能力，我有个师弟本科是读心理学的，跨专业来读了硕博士，毕业去了南京外国语学校做了国际部老师，是IBDP中文文学教师、IBO认证考官，发展也很好，现在去了常熟的UWC，专业知识也照样可以派上用场，在国际学校常年开设《史记》导读的课程。

最后讲讲发表论文的问题。我个人从读硕以来，虽然也被不少期刊退过稿，发表论文相对还比较顺利。我觉得主要是两个要点：一是在论文选题与写作上，一是在对期刊的了解上。前者主要是要有问题意识，要能够解决自己相关领域的重要问题，写作表达上要为读者考虑，要让读者容易读懂你的想法和论证，要把论文写得具有可读性。后者要常翻翻专业期刊，了解拟投期刊的偏好与风格，这样会避免盲目投稿。有了这两方面的准备以后，知己知彼，自己心里其实最清楚自己的文章能发到哪里，能发到哪类级别的刊物，写出来后大概就有数了，被拒有可能，还可以投同一层次的其他刊物，顶多降低目标再投次一级的刊物，但不可能发不出来。自己感觉满意的文章，要敢于去投寄名刊，相比而言，越是知名刊物，审稿越规范。文史类期刊的周期都很长，从我读书时就是如此，读博时我有两年时间和教育学的同学住同一宿舍，他们投国内外的权威期刊，一两个月内就能收到终审意见，经常是一两周就有结果，让我无比羡慕。我又不愿一稿两投，当时想了个办法，就是在同一时段内完成两三篇文章，同时投给两三个杂志，如果被其中两个杂志退稿，再交换去投，这样虽然是“一稿一投”，但时效上和“一稿两投”“一稿三投”一样，可以既科学又符合规范地缩短投稿周期。

从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来看，CSSCI期刊以及各个学校制定的权威期刊目录里古文献学相关的刊物少之又少，CSSCI集刊相对还多一些，我们即便在中文学科内部都很吃亏，相比现当代文学、戏剧影视学的发表平台，无论数量还是级别都要弱势很多，更不要说和中文之外的很多专业比，这个问题很普遍，也影响了我们学科的发展，无论引进人才还是职称升等以及各类竞争性考核，都非常吃亏。有时候我安慰自己说，这可能是命运指引我们要好好努力，加大难度系数以提升战斗力，虽然我也很鄙视自己这种阿Q的想法。

7.  请您谈一谈对文献学前景的展望，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哪些方面会引起更多关注？

我认为文献学的前景是比较乐观的。

首先，我们学科的评判标准是客观的，不太好弄虚作假。科学至上的今天，弄虚作假的研究早晚要被淘汰。一个学科的兴衰，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学科本身有没有吸引力，是否能够持续吸引大量的优秀人才进入，然后从事推动学科发展的研究，这一点从近年来看，文献学在中文系里起码算是比较好的。当然，一个学科的繁荣，是需要从业者共同努力营造的，甚至不是一代人的事。

观堂先生说：“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新材料的学术价值，毋庸赘言。从认识论上来讲，人类的认知是主客二分的，要想获得新知，要么是主体革新，要么是客体革新，前者关联的是新理论、新视角、新方法，后者关联的主要就是新材料，而基于新材料的新认识，带有一定的可验证性，相对更加客观，也更有可持续性。我们所处的时代，由于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一方面大量尘封已久的古书被扫描共享，足不出户就能获见各种新材料；另一方面，海量古籍资源经过了结构化处理，变成了可以检索的文本，为我们挖掘被忽视与遮蔽的资料提供了两千年未有之便利；再一方面，加上地不爱宝，各类出土文献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未经后世改易的“同时材料”。这样的背景之下，新材料的大爆发成了我们的时代机遇。因此，以古代典籍为研究对象的古文献学，势必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新生力量加入。此外，知识生产方式的进步，尤其是书籍制造与传播方式的更新，会催生新的学术潮流，会加强对知识的重视，从而带来知识生产力的进步。造纸术得到推广应用后的魏晋南北朝，雕版印刷技术得到推广应用后的宋代，甚至于明代嘉靖年间版刻技术得到突破后的乾嘉学术，现代西方印刷技术得到应用后的民国学术等等，可能都是这种关联的写照。那么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应该也会迎来新的学术热潮，至少关于古文献的研究与整理，日趋繁荣是必然的，也许我们已经身处这场浪潮之中了。

新材料的极大丰富，让我们更需要思考研究的主次轻重。

我的认识是，最值得关注的文献是古代知识资源中的“枢纽文献”，这是我杜撰的一个词儿，指那些可以勾连许多重要问题的文献，辐射领域较广的文献，比如早期经典本身。当下的经典研究尤其儒家经典研究，似乎特别重视版本的梳理与校勘。然而在此基础上，古书的重新诠释与解读还有很大的空间，比如先秦经典的注译，至今多是陈陈相因，在各种新材料的参证之下，或许可以做出更加深入地解读，获得许多新知。这类研究虽然难度较大，但关联面广，意义重大，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从当下的学术研究来看，还有三个可见的趋势：一是出土文献依然会备受瞩目，与传世文献的交互研究会越来越深入。二是经典研究，尤其建立在新材料（古写本、宋元刻本）基础上研究，参与的学者会越来越多。三是在传统的版本研究基础上，明清以降的书籍史与阅读史研究可能会成为一个关注焦点，其实这是一个与社会文化史等研究交叉的领域，已经溢出了纯粹的文献学，但是由于大量相关文献资源的公布，以及钩沉史料的便利，应该会推动这类研究的进展。

无论是以上哪个分支领域，都需要从业者建立一定的共识，大家能在共识基础上展开研究、交流与互动，形成学术共同体，这样才能良性发展，出土文献领域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可为其他领域提供借鉴。

8.  请您推荐一种“文献学”的必读书，简要地介绍一下内容及您的阅读体会。

答：现在我给大一、大二学生推荐文献学的入门书，一般会选黄永年先生的《古文献学讲义》以及《史部文献要籍概述》《子部文献要籍概述》，这些好像前面接受访谈的朋友，许多人都提到过。

但黄先生这些书，我大学时都还没有正式出版，所以也没读过，真正读都是到了读博以后，甚至工作以后，所以是否真正适合入门，我担心会有认知偏差。大学时《中国古典文献学》课程老师用的自编教材，另外建议我们买了程千帆、徐有富先生的《校雠广义》，可是当时我根本看不懂，很沮丧，也很受打击。后来自己去图书馆翻找其他教材，找到一本奚椿年先生的《中国书源流》，图文并茂，一两天就看完了，顿时豁然开朗，再来读《校雠广义》就轻松多了。现在回头看，奚先生这书可能尚存一些不足，但瑕不掩瑜，对我而言，真是一本入门书。这书现在已经买不到了，网上可以找到电子版，感兴趣的初学者可以去下载阅读，附个网盘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JkL5N1

崔健的一首歌，有几句歌词，最后送给在学古文献和要学古文献的朋友：

蓝色的天空给了我无限的理性，

看起来却像是忍受。

只有无限的感觉，

才能给我无穷的力量。

2020年8月23日初稿

2020年9月27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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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蔡章丽

审核：邱淑梅

来源：“书目文献”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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