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医改15周年 | 补供方？补需方？财政绩效大复盘、真建言
新医改15周年
特别策划（一）
标题
新医改15周年 | 补供方？补需方？
财政绩效大复盘、真建言
作者
梁嘉琳
“健康国策2050”学术平台创办人、总编辑
健康中国研究中心（政府类智库）
理事、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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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近日，英国首相苏纳克公布了对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的调查报告，称血液污染丑闻造成了“英国耻辱的一天”。上个世纪70~90年代，NHS从美国进口的血液制品，其中一部分来自高风险捐献者（比如：囚犯、吸毒者），导致其中部分血液被污染，进而造成3万多英国人感染了乙肝、丙肝和艾滋病毒，许多人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面相公众维权，一些官员和医生甚至涉嫌故意销毁相关文件。
英国NHS的血液污染丑闻，以及2013年斯特福德郡总医院“夺命医院”丑闻，给医改“补供方”的全球典范——英国“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带来历史性污点。与之相比的“补需方”社会保障鼻祖——德国“社会团结”理念下的社会保障制度，则被认为运转更为成熟、稳健。
我国拥有财政差额保障的公立医疗卫生体系，又兼有同样由财政差额保障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属于“补供方”与“补需方”混合模式。自2009年新医改以来，围绕财政资金究竟要侧重于“补供方”还是“补需方”，形成两大阵营：
补供方立场：在20世纪80~90年代，医疗服务过度市场化造成严重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在新医改时期，为推动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回归公益性，以及弥补公立医疗体系的普遍性、结构性、政策性亏损，迫切需要加大政府对公立医疗卫生体系的投入。有关方面计划，截至“十五五”末（2030年底），财政补助占公立医疗机构收入比重需要从当下的13%左右上升到20%左右。
补需方立场：在“创收导向”或“控费导向”激励机制未改变的情形下，具有垄断属性的公立医疗机构致力于从病人处寻求收入或利润的最大化，如果缺乏需求方的制衡，仍不利于患者/公众健康产出提升。因此，在中短期内社会办医无法形成与公立医疗同等体量、公平竞争的情况下，唯有通过做强基本医保基金，并使之成为公立医疗体系的最大收入来源（占收入比重超过50%，俗称“大股东”），才能确保供给侧始终不偏离支付侧的利益。
新医改前三年：
经验、歧路、争议
实际上，新医改以来，各级财政始终在加大对公立医疗体系的民生投入。据新华社此前报道，新医改启动的头三年（2009—2011年），仅用于五项重点改革的投入就将增加8500亿元，而五项重点改革之外的其他投入照样增加——这样的投入规模、增长速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
在补供方层面：2008—2017年中国“补供方”从777亿元上涨至4350亿元，年均增速高达21%，远超过同期财政医疗投入的平均增幅 15.3%。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由2009年的15元/人/年，提高至2019年的69元/人/年。2020年，国家发改委下达卫生领域中央预算内投资456.6亿元，支持全国各省加强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2022年，财政部、国家卫健委决定，在各省（区、市）择优选择地市，申报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每个项目中央财政补助不超过5亿元（其中10%的资金专门作为绩效奖补资金）。
在补需方层面：先后通过在农村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农合”）、在城市推广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居民医保”），并在国家医保局成立前后合并为“城乡居民医保”。每一年，财政资金对城乡居民参保的补助标准都在稳步提高，截至2024年，其补助金额已经达到640元/人，超过居民自费（380元/人）的1.5倍。
然而，新医改前三年的“天量”财政投入，并没有换来显著的健康绩效。具体原因如下：
1. 结构性因素：针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补短板”更多投入到建筑、设备等硬件建设，对人力资本投入不足，在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的奖惩机制尚不成熟之下，加上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收支两条线”引发医务人员收入下降，基层医疗人才出现严重流失；
2. 机制性因素：在没有取消药品、耗材加成（“零加成”）的情况下，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与医药企业走得比跟患者更近，受此影响，政府对公立医疗体系的“补供方”投入最终不可避免地、间接隐蔽地转化为医药产业的销售额与利润额，却无法从根本上降低公立医疗机构对大处方、大输液、大检查、大住院的依赖，更无法扭转其过度逐利机制；
3. 观念性因素：财政资金投入倾向仍不够科学：
倾向于投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大型先进仪器设备等“硬件”，而对欠发达地区、薄弱科室、困难岗位的医疗卫生人才培养等“软件”投入不足；
倾向于投入医疗服务项目、临床学科发展等“显绩”，对事关患者满意度的服务体验改善、事关患者长期健康绩效的院外服务衔接等“隐绩”投入不足；
倾向于投入有成熟标准且容易考核的医疗服务，对区域人群健康管理、患者自我健康管理等面向未来、创新导向的精准化、个性化服务投入不足。
回顾新医改从最初酝酿到全面落地的全生命周期，2003年非典疫情之后，特别是2009年新医改实施之初，围绕“补供方”和“补需方”，在学界、政界、舆论界，均有分歧：
学术取向方面：“政府派”医改专家更倾向于“补供方”思维，认为财政全额保障可以实现“全民免费医疗”；相比而言，“市场派”医改专家更倾向于“补需方”思维，认为做强基本医保资金，可以超越公立/民营、大/中/小型医疗机构，乃至超越内资/外资，实现不同医疗机构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在“政府派”和“市场派”均坚持“原教旨主义”，而忽略了公共治理中治理效能方是最终目标（“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邓小平语），双方的立场不可调和；
政策取向方面：原国家卫生部更倾向于“补供方”思维，在尚未完全实现“政事分开”（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医疗机构事业单位分开）、“管办分开”（管医疗、办医疗主体分开）的大体制下，做大公立医疗体系等于做大卫生部门的地盘；原国家人社部更倾向于“补需方”思维，在尚未完全实现“政事分开”（医保行政主管部门、医保经办事业单位分开）、“管办分开”（管医保、办医保主体分开）的大体制下，做大社会保障体系等于做大社保部门的地盘——在卫生、医保行政主管均未回归到行业监管职能，均未斩断行业利益纽带的前提下，双方的立场不可调和；
公众取向方面：往往是农村居民、退休群体、低收入人群对“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防御力更为低下，对医疗服务设施的使用更为受限，因此更倾向于政策大包大揽之下的“全民免费医疗”模式，进而对“补供方”思维更为青睐；往往是城市局面、中青年群体、中高收入人群对改善型医疗需求更为渴望，对通过医保战略性购买使用上全球新药好药更有动力，因此更倾向于政府补助参保的“全民医保”模式，进而对“补需方”思维更为青睐——在医保基金在城乡之间、阶层之间强化收入调节机制之前，在家庭成员间尚未完全实现互助共济（如：医保家庭账户）之时，双方的立场不可调和。
长期以来，在学术界、政策界、舆论界，正是由于“保供方”与“保需方”的立场不可调和，持续的争论与缠斗，使得人们忽略一个事实：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我国卫生财政的大环境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
高财政投入不可持续，
公立医院“三紧环境”
自“十四五”伊始，即便财政投入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出现了阶段性、大幅度增长，“健康国策2050”依然刊发多篇学术文章，提醒广大师友，对健康中国建设、全面深化医改、全面医保体系，财政投入的高增长模式不可持续——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李岩、张玲、翟铁民、万泉、张毓辉发表的《国家治理视角下我国财政卫生投入内涵、现状与政策方向》揭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政府卫生投入规模由2012年的8432.0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20676.1亿元，年均增长10.5%（按当年价格），快于同期财政支出的年均增速（7.7%）；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6.7%上升到8.4%；占GDP的比重由1.6%提升到1.8%；人均政府卫生投入由620.4元提高到1463.7元。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陈春梅、郭锋、李岩、翟铁民、万泉发表的《新医改以来我国政府卫生投入评估分析——基于卫生筹资政策分析框架》总结道，新医改以来，我国政府卫生投入规模持续扩大，但增速放缓；地方财政承担卫生支出的主要责任（约为70%）,可持续性存在挑战；地区差异不断扩大，“中部塌陷”现象需重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公共卫生机构投入力度有待加强。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王书平、黄二丹、胡晔康发表的《“十四五”时期医院高质量发展总体战略规划方法学探讨》提出，首先考虑到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巨大冲击，中国的经济增长进入换挡期，可能会带来经济和财政收入增长放缓，卫生财政投入压力较大，因此需要明确财政对医院投入的项目顺序。
今年，上述学术判断应验了。2024年，卫生健康支出占GDP比重为8.00%，低于2022年（8.7%）、2023年（8.8%）。这意味着，卫生健康支出无法保证与GDP同步增长，医疗卫生行业要适应“过紧日子”了。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财政部部长蓝佛安表示，党政机关过紧日子，不是捂紧钱包不花钱，而是该花的花，该省的省，做到“大钱大方，小钱小气”，集中财力办大事。作为财政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公立医院也要适应这个局面。
作为“保供方”对象的公立医疗体系，笔者课题组预计，公立医院将面临“三紧”环境：
收支结构“紧平衡”：2022年，结余为负的医院数量为4823家，居2009年新医改以来的历史新高。从账面上看，公立医院无论是亏损覆盖面，还是亏损总金额，甚至是少数欠发达地区医院出现现金流断裂、集体性欠薪，一些市级医院则关停科室、院区乃至整家医院。
绩效考核“紧约束”：随着“反无序扩张”“反过度医疗”成为监管部门的跨部委共识，国家卫健委实施二三级公立医疗机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绩效考核（俗称“国考”），省级医保局实施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医保服务评价，国家医保局还可能将其延伸到医保医务人员信用管理（包含：医师、药师、护师、技师），甚至在医药反腐集中整治之后，还可能针对公立医院“关键少数”领导干部强化外部审计/绩效考核。
内审内控“紧箍咒”：针对一些公立医院的财务乱象、业财脱钩，自新冠疫情防控期间起，国家卫健委连续三年发起“公立医疗机构经济管理年”行动；2023年，财政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公立医院内部控制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家卫健委印发四项《卫生健康行业内部审计基本指引》（包含：大型医用设备绩效、高值医用耗材专项、采购管理专项、建设项目专项、合同管理专项、内部控制评价）。
同样的，作为“保需方”对象的医疗保险基金，同样进入历史性的参保人数、基金收支“双萎缩”周期：
城镇职工医保：2023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收入16636.07亿元，较2022年（20793.27亿元）下降幅度超过19.4%。有医保专家推测，受新冠疫情防控的滞后性影响，一些市场主体在2023年后疫情时期，出现群体性裁员甚至倒闭，或者为节约用工成本、维持企业生机而将固定用工转为灵活用工，均造成参保人数的下降；
城乡居民医保：2023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收入10474.59亿元，支出10422.53亿元，收支结余仅为52.06亿元。不仅如此，2024年，许多省份向国家医保局反映，农村居民参保缴费压力极大，为保住国家医保局下达的95%参保率目标，一些省级政府对市级、县级、乡镇级层层加码考核指标，甚至对一些人口流出（参保动员对象联系难）的欠发达偏远农村（基层行政治理、数据治理水平低下）的地区下达了不切实际的99%参保率指标，为防止农村群起反对这一强行摊派“新型农业税”，一些乡镇政府不得已采取垫资方式代为缴纳。
总体收支趋势：国家医保局有关司负责人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2022年，受参保质量提升、参保数据去重等因素影响，我国居民医保参保人数为98349万人，出现历史性下降，但真实的参保人数反而略有增加。不过，客观上看，随着我国城镇化程度不断深化、人口老龄化、少子化持续发展，未来居民医保参保数据在一定时期内会呈现略有下降的态势，甚至总参保数据也有可能缩小。
在成功建立全球最大的医疗卫生网络、医疗保障网络之后，无论是“补供方”的医疗卫生体系，还是“补需方”的医疗保障基金，都将不可避免地进入“减量发展”时代。为此，我国亟需革新卫生财政的总策略——
新时期对策：
更高经济绩效、健康绩效
笔者认为，各方需要跳出“补供方”和“补需方”的惯性思维，追求财政投入的经济绩效、健康绩效。
一是在经济绩效层面，要防范居民自费负担上升风险。
无论在任何时期，讨论财政投入的总量与结构、项目与标准，都不能忽略了加大财政投入的初心——破解人民群众“看病贵”问题。如果患者就医的次均费用、年度总费用超预期增长，将会对冲财政投入的减负效应，更会削弱广大群众对新医改的获得感、信任感！
和“看病难”问题一样，“看病贵”问题的破解永无穷期。因为生命科学、生物医药行业高速发展，无论在哪个时期，无论对哪个阶层，总有新技术、新疗法超出支付方（患者、医保、财政）的支付能力。因此：
一方面，要根据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基本医疗、基本医保、基本药物“保基本”，动态拓展范围，动态提升水平；
另一方面，要始终将破解“看病贵”的财政投入、医保投入责任局限在“保基本”范畴，切不可脱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煽动民粹主义，大搞福利攀比。
根据国办印发的《“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到2025年，个人卫生支出占全国卫生总费用中的比重要降至27%。2022年，我国已经提前完成这一目标。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国个人卫生支出的绝对值呈上升趋势，这笔开支由2017年的1.5万亿，到2018年的1.7万亿，再大幅攀升至2022年的2.29万亿。当前，随着我国人口进入负增长的新阶段，这意味着，如果个人卫生支出的高增速不扭转，单个居民就医的自费负担增速就会变高，甚至高于一些低收入人群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带来日益严峻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风险。
因此，下一步，我们既要确保个人卫生支出占比（OOP）不发生反弹，又要对个人卫生支出的绝对值增速予以持续监测，特别是对其中的排名前十领域，予以大数据监测、及时行政干预。具体来说：
在价格工具方面：针对占个人卫生支出较高的疾病领域、医药产品，在“保质量”“保供应”的前提下，应当尽快将其纳入医保谈判、带量集采范围，充分发挥基本医保的战略购买方功能，实现“以量换价”“量价联动”，只有对患者的疾病负担实施全口径测算，对医药产品实施无死角监测，才能有效防范“按下葫芦浮起瓢”，杜绝医疗—医疗合谋采取“品间替代”等维持高价措施；
在支付与绩效工具方面：针对一些医保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合称“两定”机构）出现个人自费负担增速较快的情况，建议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如：CHS-DRG、DIP或未来的门诊打包付费APG）中设置个人自费负担增幅上限指标，对将住院费用转嫁给门诊费用，或者将医保报销费用转嫁给患者自费的医疗机构，实施医保飞检等严管措施，以及医保信用降级、扣减医保额度等处罚措施。对于个人卫生支出增幅过大的公立医院，可以作为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获得财政支持的“一票否决项”。
二是在健康绩效层面，要推动考核评价向“结果性指标”转型。
作为财政投入购买对象的基本医疗、基本医保、基本药物，不仅要看“够不够”（可及性）、“值不值”（可负担性）、“好不好”（质量价值），更要看患者健康（个体）、公众健康（人群）活得“久不久”（预期寿命）、活得“好不好”（健康预期寿命），没病“防得久不久”（防病功能）、有病“治不治得好”（治病功能）。
前半部分，我们称之为供给侧、支付侧的“过程性指标”，后半部分，我们称之为需求侧的“结果性指标”。
实际上，各级财政对公共卫生支出（“保供方”）、社会保险基金支出（“保需方”）的绩效指标已经从过程性指标，逐步转向结果性指标。具体来说：
公共卫生支出绩效：2019年，财政部、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印发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业务指导和项目管理，会同财政部门建立健全绩效评价机制，并对相关工作进展和资金使用情况开展绩效评价。绩效评价原则上每年一次。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根据需要对各省（区、市）项目开展和资金使用绩效评价工作予以复核，并以一定的项目实施期为限。根据复核结果组织财政部各地监管局开展重点绩效评价，必要时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
社会保险基金绩效：2022年，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联合印发《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绩效管理办法》指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绩效指标是绩效目标的分解和细化，是衡量绩效目标实现程度的具体工具，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设定，涵盖决策、过程、产出、效益等方面：
决策指标主要包括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相关政策制定和调整完善等方面。
过程指标主要包括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相关政策执行、基金预算管理、风险防控等方面。
产出指标主要包括基金收入和支出的数量、质量、时效、成本等方面。
效益指标主要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可持续发展、满意度等方面。
绩效指标选取应遵循可取、可比、可测、可用原则。
作为中国医改的标杆，三明医改经验告诉我们，通过用好绩效工具、薪酬工具，可以推动公里医疗卫生机构的“关键少数”管理者，从重视医疗数量、医疗质量、医疗费用的“过程性指标”转向一系列跟健康产出相关的“结果性指标”。具体包括：
总体薪酬改革政策：推行公立医院全员目标年薪制、年薪计算工分制（引入绩效管理工具RBRVS），基本实现医务人员薪酬与创收与控费等经济指标“双脱钩”、与诊疗服务数量与质量“双挂钩”；
在医务人员薪酬方面：通过建立以实现健康效益最大化相匹配的岗位年薪制度，2023年，三明市的县级及以上公立医院的工资总额20.8亿元，较改革前2011年的3.82亿元增加4.45倍。具体到个人，医生平均年薪由5.65万元增加到2022年的20.11万元，实行薪酬制以来年均增长8.08%；
在“关键少数”管理者方面：为抓住公立医院主要负责人“领头羊”，三明市医改领导小组在2023年印发的总医院（医共体）党委书记（院长）目标年薪考核办法中，引入了许多体现城乡居民健康结果、医改分级诊疗效果的指标：
医疗总费用和人均医疗费用；城镇职工、城乡居民的年度人均医疗总费用（区分医保统筹、个人自付）
城镇职工/城乡居民指标：人均年门诊人次、人均门诊次均费用（医保统筹~个人自付）、每百人年住院次数、人均住院次均费用（医保统筹~个人自付）……
人均期望寿命；
居民健康水平；
重大疾病发病率；
重点慢性病规范管理和控制率；
重大疾病筛查结果……
三是在改革赋能层面，以更精准投入，驱动全面深化医改。
在供给侧，迫切需要解决我国（特别是各地方）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长期存在的“三重三轻”问题：
重医轻防：重视治病的医疗服务体系，轻视防病的公共卫生体系；
重物轻人：重视基础设施建设、设备仪器采购等硬件投入，轻视人员能力建设、医改激励补偿措施等软件投入；
重大轻小：重视城市、高层、综合性医疗卫生机构投入，轻视农村、基层、专业性医疗卫生机构投入。
为此，下一阶段的财政投入需要以基层为重点，强化体系、服务协同联动帮扶，特别是解决一系列卫生健康发展的短板、堵点、历史遗留问题。具体来说：
1.以服务产出为导向：
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例，为防止“只签约不服务”“重签约轻服务”，各级卫生、财政部门在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的绩效评价时，需要以实际服务频次、时长为标准，交由服务方（家庭医生）、需求方（签约居民或其监护人）双重确认，甚至将一部分（如：10%~20%）的绩效奖补资金设为后付制，与签约居民/人群的健康结果挂钩（详见下文“以健康结果为导向”）；
2.以政策依从为导向：
（1）提高地方政府部门依从性：
全面深化医改是一项“自我革命”，需要中央—省区市—市州—县区—乡镇“五级政府”政策贯通、信息联通、心意相通，可借鉴国家医保局的“能力建设费”经验，将其同各项重点工作执行进度、参保扩面工作挂钩，并结合人口数、医疗机构数等基础系数，以及各省经济发展水平等财力系数予以调整。只有各主管部门均用足、用好专项奖补资金，才能提高地方对中央政策的认可度、依从性，进而成为富于积极性、创造力的行动派、实干家；
（2）提供定点医疗机构依从性：
2009年，中央印发《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在这一“新医改”的纲领性文件中，“公立医院改革”是与“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齐平的五大改革重点。时至今日，其他改革制度都已全面落地，但公立医院改革仍面临诸多中梗阻，其最大阻力来自医院的“关键少数”决策者：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在国家医保局推广CHS-DRG付费之后，如上文所言，有的医院决策者将住院费用转嫁给门诊费用，或者将医保报销费用转嫁给患者自费；
医保药品临床可及：在创新药通过“以量换价”进入医保目录后，有的医院决策者不愿意承担保障基本用药的公立医疗体系责任，不仅拒绝采购、存储产生单品亏损的“保命药”，而且以“用药安全”“连带法律责任”等借口拒绝将院内处方流转到院外，在没有处方流转单情况下，患者只能完全自费到院外购药；
基于大数据的临床监管：一些医院的决策者以“数据接口/格式不同”“数据共享成本太高”等理由，拒绝向各级卫健委共享医院信息系统（HIS）的一手数据，只愿意自主报送准确性、及时性、完整性可疑的报表数据，其实是为了规避主管部门对其实施全方位、全周期、全息化监管，以至于许多省市的全民健康信息平台难以完成对公立医院的数据全面归集、分析、处置。
上述少数医院的决策者，没有忠实履行党和人民郑重委托的公立医院管理责任，更犯下不可原谅的过错——他们不仅“赚着市场机构的高收入（白色+灰色+黑色收入），拿着公营机构的大权力、好名声”，在政府轨、市场轨“双轨制”之间反复横跳、无尽套利；而且“管家僭越当主人”，通过风险转嫁、费用转嫁等方式跟监管者实施博弈，引发巨大的官民矛盾，制造了社会稳定风险。
对于上述少数医院的决策者的制度套利、监管博弈的严重违规违纪行为，尚不构成违法犯罪行为的，应通过关口前移、抓早抓小，对公立医院及其临床、职能部门的党政领导实施包含政策依从性在内的“行风考评”，并将考评结果同公立医院的财政拨款、“关键少数”的薪酬待遇、职称职级挂钩。
3.以健康结果为导向：
当前，无论是各级医保部门针对患者个人的“按健康效果付费”（pay for performance），还是三明医改针对区域人群的健康绩效指标，都体现了以健康结果为导向。随着健康医疗大数据、医保大数据的精准及时性、互通共享度、应用覆盖面日益增长，以及医药反腐整治、卫生行风建设、打击欺诈骗保构建的全方位监管体系，对健康结果的监测机制、对投机行为的处置机制日益成熟，以健康结果为导向的支付迫切提上议事日程，以确保所有医疗服务、公共卫生服务都“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而不偏离、损害这一战略目标。
（1）按健康效果支付（个体层面）：
按健康效果支付起源于美国，作为价值医疗在支付领域的应用，最早是因应日益增高的医疗卫生费用、患者的健康结果指标并未改善的“低价值”局面。
与医药企业寄希望于通过按疗效付费（“不好用就退钱”）提升价格昂贵的高疗效药品、耗材的患者品牌，或实现分期付款/先付后退的价值取向不同，美国公益性医保主管部门（CMO）、商业性责任照护组织（ACO）的按疗效付费更侧重“控费”导向，只为有疗效/高绩效的医疗服务、医药产品买单。
自2017年东部发达省市率先探索以来，按疗效付费在我国已有超过6年的地方实践，并在国家层面的技术性政策中得到应用：
针对肝移植手术强化术中质控、术后康复所设置的1、3、5年生存率指标（原浙江省人社厅）；
针对新冠核酸检测提高准确性设置的假阳性率/假阴性率指标（上海市医保局）；
针对人工智能辅助治疗、肿瘤消融治疗设置的再入院率、不良反应率等指标（上海市医保局）；
针对中医优势病种的中西医“头对头”疗效对比设置的差别化医保支付标准（广西自治区医保局）；
针对（以民营医疗机构为主）口腔种植医疗服务价格调整过程中为获得整体调控目标放宽10%空间所设置的治疗成功率高、公开服务质量信息、接受监督和检查等前置性条件（国家医保局）
（2）按健康效果支付（区域层面）：
参照上文，三明医改对“关键少数”管理者实施的健康绩效指标，其中的健康产出的结果性指标包括：患病率/发病率（对应过程性指标：筛查率）、治愈率/控制率（对应过程性指标：治疗率/干预率）。
今天，站在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更高起点上，让我们深入贯彻落实最高领导人在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卫生财政的筹资、拨款、使用、考评等各环节，牢固树立大卫生、大健康观，守住“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初心使命，将更高的卫生财政绩效转化为更强的民众安全感、获得感、信任感，为党和人民把好“三医”民生保障的生命线。
（本文仅代表发言者个人观点，与其所供职单位或“健康国策2050”官方立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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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礼党代会“追寻理想中国”第一期《健康治理新作/名家见面会》：三明医改重要推动者詹积富主任、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申卫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与国家卫健委卢春山巡视员合著）
献礼党代会“追寻理想中国”第二期《推进“健康共同富裕”，破解“健康不平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冯文猛（共同富裕解读）、中国劳科院医保研究室主任王宗凡（多层次医疗保障：有序衔接机制）、中国社区卫生协会分会主委杜兆辉（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公平性）
献礼党代会“追寻理想中国”第三期《科普专家/患者组织建言专病防控政策体系》：国家健康科普专家支修益（癌症）、罕见病患者组织发展网络黄如方（罕见病）、上海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督导专家费超（认知障碍）
献礼全国两会“追寻理想中国”第四期《机构改革落子“健康中国”：“三医”并立：前瞻与对策》：原国务院医改办监察专员赖诗卿、原省级卫生厅处长孟立联、国际医疗/社保体系专家邵晓军、“一体化监管”专家梁嘉琳
献礼全国两会“追寻理想中国”第五期《国家科技部/知识产权局/大数据局/乡村振兴局改革：对健康科技/数据/资金的影响》：国内最大临床转化机构前领导朱同玉、国家卫健委数据治理专家曹艳林、农工党中央健康扶贫专家周峰、“三流合一”治理专家梁嘉琳
献礼全国两会“追寻理想中国”第六期《老龄事业统筹：从卫健委到民政部的影响》：全国政协常委阮诗玮（养老服务）、养老金融50人论坛成员胡继晔（养老金融）、国家老龄研究基地副院长杨一帆（养老监管）
“追寻理想中国”第七期《2023-2024卫生/医保政策：展望与对策》：王宗凡主任（个人账户改革与门诊统筹解读）、高雪主任（耗材与IVD集采解读）、刘晓云主任（中央医疗卫生体系文件解读）、王仲（中央全科/专科医疗文件解读）、娄宇（医保立法与执法解读）
新“学术战疫”第一期：破解新冠就医用药难：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主委迟春花（基层医疗卫生体系韧性）、浙江省医药行业协会原会长郭泰鸿（新冠物资应急储备）、南方医科大学卫生管理系主任张屹立（新冠疫情省份“脆弱度”排名）
新“学术战疫”第二期：医疗韧性与药品可负担：江苏基层卫生协会书记夏迎秋（基层医疗机构韧性）、同济医学院卫管学院副院长陶红兵（医疗体系整合）、天津大学药学院副院长吴晶（新冠药物定价）
“学术战疫”高端研讨会第一期：启动仪式&专题讲座：医疗管理学大家刘庭芳、卫生法学大家王晨光、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韩布新、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石琦
“学术战疫”高端研讨会第二期：疾控体系改革：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控中心前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流行病学大家曾光（已通过有关中央媒体向中央呈送内部参考材料）
“学术战疫”高端研讨会第三期：卫生应急管理：曾三次给中央政治局讲课的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应急管理大家薛澜
“学术战疫”高端研讨会第四期：医药创新：中国药促会会长宋瑞霖、国家药监局专家库成员宋华琳、国家药审中心原首席科学家王刚（已通过有关中央媒体向中央呈送内部参考材料）
“学术战疫”高端研讨会第五期：小微企业、普通市民/患者保障：广东卫生厅原巡视员廖新波、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研究员袁伟、杭州“城市大脑”首席技术官申永生
“健康智荟”高端圆桌会第一期《中央《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解读》：国家医保局咨询专家、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何文炯
“健康智荟”高端圆桌会第二期《“新基建”背景下的未来医疗健康产业》：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及《新型健康服务业监管模式创新》《互联网医疗示范项目指标体系》两项重大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的首发式
“学术战疫”国际研讨会第一期（疫情防控篇）：流行病学大家曾光、美国UCLA公卫学院副院长张作风、英国牛津大学终身教授陈铮鸣、德国德中卫生健康管理协会中国主任徐洪波
“学术战疫”国际研讨会第二期（社会保障篇）：中国社科院陈秋霖主任、美国医保中心蔡立明博士、英国国王大学杨维教授、德国医保专家邵晓军博士
国内首档健康政策公益宣讲《健康三人行》第一期《医保、医院、医生：如何跳出“猫鼠游戏”》：徐毓才（卫健管理）、蔡海清（医保管理）、邹新春（医院管理）
国内首档健康政策公益宣讲《健康三人行》第二期《医疗、医保、医药：患者参与和权益保护》：段涛院长（公立医院患者委员会/患者体验部）、瞿晓颖主任（外资医疗机构患者服务）、王立新秘书长（大型患者组织）
国内首档健康政策公益宣讲《健康三人行》第三期《医改重点：“保大病”“保小病”还是“保预防”》：顾雪非主任（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双料”咨询专家）、康韦女士（原研药行业协会RDPAC执行总裁）、徐华锋先生（中国保健协会副理事长）
国内首档健康政策公益宣讲《健康三人行》第四期《支持社会办医政策如何全面落地？》：赵淳会长（中国社会办医领域协会领导）、廖志仁会长（大型三甲民营医院创办人）、周萍教授（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医院管理教研室副主任）
国内首档健康政策公益宣讲《健康三人行》第五期《如何保护医疗数据安全、患者个人隐私？》：俞思伟主任（医疗卫生信息化专家）、叶荔姗主任（试点城市数据管理专家）、宁宣凤律师（数据安全法律专家）
国内首档健康政策公益宣讲《健康三人行》第六期《反商业贿赂，国家医保局医药招采信用评价解读》：王宏志专家（国家医保局课题负责人）、姚洪副秘书长（协会分管医疗健康信用工作领导）、范可律师（药品招采法律专家）
国内首档健康政策公益宣讲《健康三人行》第七期《后疫情时期：如何扶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苗艳青研究员（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双料”专家）、尹朝霞主任（深圳“罗湖医改”基层医疗重要贡献者）、李杰（基层诊所产业专家、信息化专家）
国内首档健康政策公益宣讲《健康三人行》第八期《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将健康融入城乡治理》：孔灵芝女士（原卫生部疾控局副局长）、卢永研究员（中国健康教育中心）、王兰教授（同济大学健康城市实验室）
“价值医疗”在中国公益课程第一期《国家医保局生物制品带量采购前瞻》：张斌院长（武汉医保局胰岛素带量采购试点）、朱斐秘书长（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抗体制剂带量采购）、洪飞先生（患者组织淋巴瘤之家创始人）
“价值医疗”在中国公益课程第二期《从医联体到健共体：医疗/医保政策如何协同？》：国家卫健委医共体指导专家林枫教授（部委专家）、浙江玉环人民医院健共体集团院长董寅（医院集团）、健共体（南平）互联网医院院长宋斌（数字健共体）
“价值医疗”在中国公益课程第三期《全人全程的全科医学服务展望》：中国卫生发展研究中心袁蓓蓓教授（部委专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联合工作委员会主席杜兆辉医生（全科管理者）、北京儿童医院童缘网负责人苏小虎（儿科全科服务平台）
“价值医疗”在中国公益课程第四期《医疗“好差评”模式：医院/医师信用评价与监管》：汪剑锋（福建医保局稽查处副处长）、刘日记（苏州卫健委综合监督处处长）、史岩（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评价部副主任）
“价值医疗”在中国公益课程第五期《民法典对患者、医院医生、医药行业的影响与对策》：国家卫健委咨询专家郑雪倩（医事法）与刘炫麟（医药法）、公益律师韩晓晨（患者服务）
“价值医疗”在中国公益课程第六期《医药/医疗反垄断政策前瞻》：国务院反垄断专家委成员孟雁北（政策解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焦海涛（反垄断法分析）、律师万江（反垄断案例分析）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一期《医药代表合规转型》：上海药监局原局长唐民皓（政策解读）、彭天曜律师（合规指引）、张廷杰总监（准入策略）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二期《医疗/医药反腐动向》：国家卫健委咨询专家王岳（政策解读）、资深医药准入专家点苍鹤（药企策略）、孙超律师（合规指引）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三期《健康政策半年展望会》：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毓辉（健康产业政策）、国家发改委咨询专家宋新（数字健康政策）、国家医保局咨询专家姚岚（医保商保政策）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四期《DRG除外支付》：国家医改云南玉溪DRG项目专家刘芷辰（DRG政策）、“村夫日记”创始人赵衡（DRG对商保与药企影响）、资深政务副总裁陈炳澍（企业DRG实操）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五期《公立/民营医院亏损治理》：湖北省医改办原副主任阮小明（新冠疫情对医院影响）、国家卫健委财务会计专家刘宏伟（公立医院亏损建言）、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分会领导余小宝院长（民营医院亏损建言）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六期《医保按疗效（健康效果）付费》：国家卫健委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主任陈英耀（上海医保局试点）、美国佐治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陈茁（美国欧盟案例）、徐州医保局待遇医药处处长杨义森（医保配套法规政策）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七期《中成药集采：政策解读与应对策略》：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谢雁鸣（价值评估与真实世界研究）、“风云药谈”创始人张廷杰（集采竞标：准入路径与报价策略）、政策宣教专家梁嘉琳（政策体系：打破三大惯例，洞察五大趋势）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八期《惠民保：政企关系与多层次保障》：国家卫健委/医保局咨询专家朱铭来（价值评估模型）、成都市医保局医疗保险处副处长廖凌（“惠蓉保”）、某商保公司部门副总严霄（“共保体”设计）、镁信健康前高管蔡卓（创新药准入）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九期《创新药放弃医保创新高：标内/标外、院内/院外哪个香？》：国家医保局咨询专家宣建伟（中美对比与价值评估）、上海医保局咨询专家（医保药品落地机制）、准入培训专家徐川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十期《打击欺诈骗保：政策动向与操作规程》：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信用评价专家龚忆莼（过度医疗判定）、国家医保局医保法规咨询专家张卿（欺诈骗保判定）、国家有关部委政策宣教专家梁嘉琳（医保飞行检查常见争议与对策）、国家卫健委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专家张群（医院医保质量管理）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十一期《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动向与对策》：国家医保局DRG/DIP政策咨询专家杨燕绥（为健康付费与健康绩效评估），国家医保局信息业务编码标准化专家指导组组长（医药/医疗类编码进展），国家医保局DRG付费技术指导组临床论证组组长郭默宁（DRG临床质量管理），国家有关部委政策宣教专家梁嘉琳（“支付+”创新医保政策，支付方式改革六大动向）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十二期《医学指南/共识：医政管理变局与对策》：原卫生部医政司司长于宗河（专家共识—医学指南—国家诊疗规范：行政监管逻辑）、中国临床实践指南联盟联合发起人、《实用内科学》主编王吉耀（医学指南制定：方法学前置性审查与“推荐意见”合理性评价）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十三期《六部委试点城市医疗集团：动向与对策》：国家卫健委县域医共体咨询专家林枫教授（镇江模式与分级诊疗）、国家医保局DRG/DIP咨询专家何继明教授（支付方式改革与三医联动）、深圳卫健委陈瑶博士（深圳罗湖模式）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十四期《医保个人账户改革/门诊统筹：动向与对策》：国家医保局政策咨询专家王超群、法律咨询专家娄宇、政策宣教专家梁嘉琳，连锁药店专家黄修祥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十五期《药品招采“二次议价”卷土重来：是非与利弊》：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咨询专家房志武、医药产业大V涂宏钢（Dr.2）、商业贿赂案件资深律师左玉茹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十六期《北京长峰医院大火：卫生综合监管与防灾须知》：北京城市规划院马良伟老院长、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杨海宇副总建筑师、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吴健院长、社会办医专家张苏华所长
健康治理系列第十七期《五部委打击骗保，医保/医院/药企应对策略》：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飞行检查”专家任克华、国家医保DRG临床论证专家冷家骅、湖北医保局政策法规咨询专家于长永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十八期《2023医保国谈:前瞻与对策》：知名药物经济学家胡善联、RDPAC高级总监李京帅、“风云药谈”创始人张廷杰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十九期《2023医保飞行检查：重大变化与院企对策》：某省医保系统基金监管专家王昊昀、某省医疗保障局基金监管处二级调研员周鹏翔、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原副所长陶剑虹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二十期《医疗/医药反腐整治：医院/药企如何研判/应对？》：公立/民营医疗机构主委级专家宋冬雷、世界50强药企前高管丁利华、原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相关课题组负责人梁嘉琳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二十一期《反腐之后，如何倡廉：公立医院薪酬绩效改革论辩》：中央推广的“三明医改”卫健委领导周显葆、国家卫健委直属医院运营管理部部长宿小满、知名医院管理咨询机构创始人秦永方、有关部委医疗反腐课题组长梁嘉琳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二十二期《大型医院巡查方案公布：前瞻、问题与对策》：国家卫健委法律咨询专家、反腐倡廉政策咨询专家，公立医院纪检监察干部，知名医院管理研究所专家
健康治理十日谈第一期《医疗/医药双轨制的秘密》：原国家食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司长李国庆、江苏卫健委原副主任李少冬、上海卫生健康发展研究中心李芬研究员
健康治理十日谈第二期《机构/散户投资人的政策素养》：科技部、工信部生物医药领域评审专家郑玉芬、医疗健康投资50人论坛（H50）2020年度轮值主席杨瑞荣
健康治理十日谈第三期《公立医院去行政化：改革动向与对策建议》：海南省原卫生厅长白志勤（省级试点）、陕西省山阳县卫健局原副局长徐毓才（基层视角）、香港教育大学教授和经纬（港台启示）
健康治理十日谈第四期《剖析医保报销堵点：国家医保局大排查》：江西医保局待遇保障处原处长蔡海清（医保政策视角）、安徽蚌埠医保中心原主任秦鹏（医保经办视角）、《医院管理能力探讨》作者诸任之（医疗管理视角）
健康治理十日谈第五期：《医保-医院-药企“三角债”上榜：成因与对策》：中国劳科院原副院长谭中和（“医保-药企直接结算”与医保局考核）、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姚宇(地方医改真实痛点破解)、西交大一附院医疗管理专家左煌（医院运营管理&合规建设）
茗谈书友会第一期《寻找政策与传播“黄金分割点”》：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传播咨询专家梁嘉琳（健康战略传播）、中央网信办咨询专家刘灿国（政策宣传指引）、创新生物制药公关联盟发起人张辉（传播实战经验）
茗谈书友会第二期《中国药品监管史》：北京大学药物政策专家韩晟《中国药品价格监管20年》、政策宣教专家梁嘉琳《市级集采：合理吗？能行吗？管用吗？》、口腔医院院长/国际牙医师学院fellow王聿明《种植牙价格专项治理：医保新政的行业影响与应对》
健康担当与想象力第一期《为乡村医疗卫生能做点什么？》：全科医学主委潘志刚教授（政策解读）、县域健康共同体董寅总院长（区域级一体化管理）、英国伯明翰大学姚弥博士（海外经验）、陕西省汉中市留坝县郭发刚全科医生（基层院长建言）
健康担当与想象力第二期《为医疗/医药反腐能做点什么？》：国家卫健委财务会计咨询专家王洁教授（医院内控体系）、国务院医改秘书长课题组组长梁嘉琳（制度体系与政策工具）、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评定优秀医保局王敏科长（医保定点医师/护师/药师/技师管理）、跨国医药企业协会（RDPAC）合规负责人敬礼
健康担当与想象力第三期《中央发布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影响与对策》北大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陆杰华、全国养老服务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乃子、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副所长韩涵
健康担当与想象力第四期:《国家卫健委推一体化诊疗“专病中心”：问题与对策》清华长庚医院副院长魏来、北大肿瘤医院党委副书记薛冬、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保研究院专家张立强
健康政策助力专病防治第一期《罕见病公共政策体系》：国家卫健委罕见病诊疗与保障专家委顾问李定国（罕见病监管史）、国家人社部/中国银保监会咨询专家郑秉文（罕见病创新筹资与支付）、国家药监局咨询专家杨悦（罕见病立法与监管科学）
健康政策助力专病防治第二期《脊髓损伤患者综合保障》（倡议书首发）：国家重点医院康复专家许涛（诊疗认知）、前中国体操冠军桑兰（国际经验）、公益组织创办人潘美好（国内现状）
健康政策助力专病防治第三期《保生育健康：“三医”政策能做什么？》：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人口战略）、英国皇家妇产科学院荣誉院士程利南（妇幼健康）、宁波洪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王伟院长（“生育友好未来社区”前沿探索）
健康政策助力专病防治第四期《学生心理悲剧多发，构建公平/优质的精神心理服务体系》：同济大学精神卫生中心特聘教授黄智生（互联网与人工智能心理危机干预）、国家卫健委卫生应急处置指导专家程文红（精神心理治疗）、中央文明办等“心理专家讲坛”主讲任苇（重大突发事件心理援助）
梁嘉琳 | 审稿
肖媛丹 | 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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