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第二次入世”需要“制度性开放”

导读 · 2021.12.31

本文内容整理自郑永年教授在“入世20周年企业家高峰对话暨南方致敬2021年度盛典”（2021年12月16日）上的主旨演讲。

开放带来强大

今年是中国加入WTO20周年。今天的中国更需要进一步推进国际化、全球化，而不是与之相反。中国加入世贸20周年的成绩是可以肯定的。我1981年上北大的时候，中国还很穷，那时中国的人均GDP还不到300美元，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去年的人均GDP也达到了11000美元。实际上，我在北大上学的时候第一次听到“中产社会”这个概念，当时我还不知道“中产”是什么样子，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4亿的中产人口。更重要的是，过去40年我们帮助8亿多人口脱离绝对贫困，仅仅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就有1亿多人口脱贫。8亿人口的脱贫、4亿的中产群体、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这么短时间内创造出这样的成绩单，这些都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

更为重要的是，入世以后我们找到了中国现代化的模式。十九大把中国现代化模式总结成既实现了发展又保持了独立，中国的这一现代化模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为什么这么说？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加入全球化浪潮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就很难会获得发展。今天的世界，那些落后的国家都是封闭不开放的国家。

但全球化也并不是“免费的午餐”，很多国家加入全球化以后越来越没有经济主权，甚至经济主权消失了。较小经济体对大的经济体依附性越来越大，有些国家即使因为全球化获得了发展，但它的独立性又成了问题。中国是少数几个既获得发展又能保持独立的经济体。更重要是，为了加入WTO，我们从1990年代开始修改完善了法律、法规、政策体系，与世界经济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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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影响了世界，世界也影响了中国。我们经历了1997-1998年的亚洲经济危机，经历了2007-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这几年又经历了新冠危机，但我们没有在这三波危机中倒下，反而变得更加强大。开放带来强大，这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中国与国际脱钩了吗？

今天，我们不能只强调我们加入WTO所取得的成就，更要强调我们还需要变得更加开放，继续推进全球化。那么，面对当前逆全球化进程，中国是不是变得更全球化或者更国际化了？

新冠疫情让各个国家的全球化都受到影响，中国受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一方面，有人认为，中国的国际影响越来越大，走向并靠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但另一方面，也有人在提问，中国是不是在有些方面和国际脱钩了？是不是在更多的方面和世界脱钩？不同的人有不同观点，但是有些数据显示出来的现象是值得我们加以注意的。

刚刚退休的美国上海商会主席吉彼思(Ker Gibbs)发现，驻上海的外国人在过去的10年时间里从20.8万减少到16.3万，下降了20%。北京的情况更糟糕一些，从以前的10万减少到6万，下降了40%。的确，我们平常人也能体会到这一现象。中国的大城市有多少外国的专业人士常驻？在广州走半个小时也碰不到一个外国人。我以前在新加坡生活，新加坡国立大学近一半的老师都是外国人。香港、首尔、东京也到处可见外国人。日本的移民政策在亚洲算是非常保守的，但仍然吸引了很多外国专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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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彼思先生认为，随着明年中国新税制的推出，可能会有更多的外国常驻商务人士离开中国。他认为这里有几个因素。一是中国的生活成本在提高；二是中国的新冠疫情防疫政策非常严格；三是外国人对目前的营商环境感到不适应。

不过，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要反思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

第一，我们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的产品越来越国际化，但一些人的思想还没有国际化，还不能从国际的视角来思考问题。高层一直在强调和呼吁更加开放，但到了底层情况就很不一样了。

第二，中国的高速发展让很多人感到骄傲，产生一种自发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绝对是正能量的。但也有一些商业民族主义随之而来，他们试图从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中获取经济利益。社交媒体上往往充斥着民粹情绪，无论是针对中国企业家，还是针对外国资本，正常的批评是可以的，但无端的攻击甚至是人身攻击给本国的企业家和外国资本造成了极其负面的影响。很可惜，一些人批评资本主义，但他们自己选择过着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他们攻击美国，但是他们拼命要移民美国。可以说，这些人要不是“低级红”，要不就是“高级黑”。

从特朗普时代到拜登时代，美国都在和中国搞系统性脱钩。我们千万不要低估脱钩的大趋势。大量的外国专业人才离开中国就是人才的脱钩。我们需要冷静地认识美国。大家都在说美国不行了、衰落了，甚至有人说美国要垮掉了。但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呢？美国确实正在经历着民主危机，尤其是治理危机，但美国很多方面都没有多大的危机。美国所经历的是政治和治理上的危机，但美国的经济体制、科技创新都没有危机，因为美国的经济、技术创新和政治是分离的，政治方面的危机不会直接影响到经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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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受到疫情和中美关系紧张的影响，但根据美方的统计，今年中国依然有85000人拿到了美国留学签证，全世界的人才还是往美国跑。那么，美国到中国来学习的人有多少呢？美国的体制特点是经济和政治分离，不管发生多大的政治危机，经济和科技还是会进步。从经验看，每一次危机似乎促成了美国的进步，一战、二战、越战、冷战等都没有阻止美国经济和技术的进步。为什么会这样？这需要我们认真的研究。

中国需要“第二次入世”

我们在庆祝入世20周年的同时也要反思，我们哪些方面还做得不够，或者可以做得更好呢？我想谈三点。

第一，规则对接。世贸组织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贸易组织，更是一整套规则，成员国需要并愿意接受和服从规则。世贸组织是一个仲裁机构。中国入世，意味着我们跟外部世界接轨了。这是邓小平先生的功劳。为了入世、和世界接轨，我们改革了自己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

但是，到今天，我们内部的规则还没有统一起来。1990年代初世界银行的一个报告说，中国各个省间的贸易要远远少于每一个省与外国的贸易，就是外贸多于内贸。中国的企业也是这样，中国民营企业都喜欢跟外国的企业做生意。这里面就是规则问题，中国企业之间的生意不受规则约束，甚至没有规则，成本就很高。华为早期就是因为国内市场竞争太激烈，太没有规则，才选择“走出去”的，这也间接成就了华为。到今天为止，这个现象也是存在的。即使是两个国企也没有共同的规则。两个国企到了外国同样打架，恶性竞争。中国南车和北车的合并就是例子。没有统一的规则意味着没有统一的市场，导致了中国的市场大而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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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重视技术。我们入世以后，实现了经济学家们一直在说的劳动力“红利”，即我们发展出了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我们并没有逐步地升级为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我们在毛泽东时代经历了第一波工业化，那一波工业化农民做了很大贡献，农业对工业有很大的贡献。改革开放后的第二波工业化，我们的贡献主体还是农民。经济学家一直说中国的劳动力人口“红利”就是这样发展出来的。

很多外国经济学家说这一波全球化就是“西方的资本+中国的农民工”。加入WTO之后很多年里，光是珠江三角洲每年就吸收了3000万农民工，长江三角洲也差不多。最近几十年，美国的技术在进步，资本在扩展，但是美国的就业并没有增加。那么，美国的工人阶级在哪里？我们珠江三角洲的农民工就是美国的工人阶级。劳动密集型意味着我们过度地依赖劳动力来实现经济增长，而不是技术。现在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我们很多企业就面临很大的困难。

第三，重视研发。加入WTO以后我们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忽视原创性技术。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技术应用市场，美国在中国市场上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美国在中国赚的钱回到美国国内带来了美国本身的技术升级。但是美国并没有把尖端技术放到中国。同时，国际市场的存在也促使我们的企业产生了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但是，人们所说的“中国制造”实际上是“中国组装”，中国大部分的经济增长来自于技术的应用，原创性的技术少而又少。

有一段时间，我们的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中国粮食也可以在国际市场上采购，因此18亿亩耕地红线都不用要。因为世界上粮食多得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进口而满足需要。这种心态不仅表现在粮食上，更表现在技术上。华为有足够能力做技术提升，但华为一直依赖外国的芯片制造。从历史上看，国际市场的存在是运气好，国际市场的不存在实际上是常态。今天，尽管我们是第二大经济体，体量很大，但我们并不很强，方方面面更容易被人家“卡脖子”，很容易被人家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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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讨论“第二次入世”，我更想把它称为“第三次开放”。美国自特朗普总统以来，搞中美贸易战和脱钩，但我们中国领导人一直在强调中国要把大门打开，打得更开，要深度地融入世界。

我们提出了很多新的概念，例如双循环。更重要的一个概念是“制度性开放”。很多人还没有认识到制度性开放的重要性。为什么要提“制度性开放”？我的理解是，政策因人而异，因时代而变，但制度性开放是永久的。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制度性的开放来保证我们的永久开放。

在这方面，我们也有很多实践，在国内层面，比如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由贸易港、长三角经济带，这些地方都是在国际大循环、在开放状态下成长和发展起来的，未来也是以开放为主，而且要更进一步和更全面地开放。在这方面，粤港澳大湾区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横琴和前海的开放，让珠海和澳门直接对接，深圳与香港直接对接。

在国际层面，我们和东盟国家携手签署的RCEP马上就会生效。我们也和欧盟结束了中欧投资协议谈判，虽然因为政治原因暂时搁浅，但它的生效只是时间问题。欧盟搁置协议主要是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而非经济因素，但意识形态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更重要的是，中国提出了加入CPTPP，CPTPP比WTO重要，也比RCEP重要。RCEP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贸易的延伸，或者说是传统贸易的2.0版，但是CPTPP体现更高程度的开放、更高层度的规则。它的前身TPP是美国主导的，美国当时搞TPP就是针对中国的。现在中国既然已经正式申请加入CPTPP，我们有决心做比较深度的改革，就是制度性的改革和制度性的开放。从这个角度看，CPTPP就是中国二次入世的抓手。中国加入CPTPP会是一个漫长甚至是困难的过程，但我们还是可以做好我们自己的功课。哪怕最终我们没有加入CPTPP，我们也要更加开放。

二次入世要让中国规则“走出去”

二次入世，有几个方面是需要我们考虑的。

第一，在一些领域，我们要实行单边开放。单边开放就是说即使你不向我开放，我也向你开放。“单边开放”相对应的是“对等开放”，对等开放就是说只有你向我开放，我才向你开放。原则上说，大英帝国是实行单边开放的，而美国是实行对等开放的。这一点大英帝国要比美国做得好得多，大英帝国的可持续性比美帝国要长久。

中国经过了改革开放40年后我们已经有能力实现单边开放。美国和它的盟友要和中国系统性脱钩，我们在有些领域要单边开放。虽然原则上美国非常强调对等开放，但美国在很多方面永远是单边开放的，比如说人才政策，美国的人才政策永远单边开放。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人才跑到美国去了。同样，中国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很多方面也是单边开放的结果。80年代我们刚刚改革开放，没有资本，就实行单边开放、打开国门“请进来”，先请海外华侨资本进来，再请国际资本进来。九十年代加入WTO实行接轨政策也是单边开放。

今天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很多领域需要我们单边开放。美国不允许中国资本进入美国市场，我们还是允许美国资本进入我们市场，是不是单边开放？我们应该明确提出来我们要实行诸多领域的单边开放，尤其是高科技人才。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发展，而不要为了表达一下情绪。最终促成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那些才是我们要做的，而不是以牙还牙。

第二，我们要通过内循环来实现内部规则的统一。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大而不强，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内部规则不统一。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内地9个城市与香港、澳门的规则当然不一样，但我们内地9个城市的规则也没有统一，土地、税收、劳动等很多方面的规则都没有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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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的规则对接起来，形成国家统一规则，我们就会大而强。举例说，中国现在是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汽车消费国，但是我们在汽车行业制定了多少国际标准和规则？很少。互联网领域的大公司分布在美国和中国，美国有互联网的规则，并且是国际性的规则，中国则没有。中国有很多家大型的互联网公司，欧盟没有大的互联网公司，但欧盟制定了互联网规则。

为什么我们没有互联网规则？如果考察一下西方公司之间的关系就知道了为什么。西方公司特别强调规则和规则的统一，而中国公司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规则。没有国家统一的规则就没有国家统一的市场。

第三，我们要通过外循环继续促进中国跟世界规则的对接，在这个基础之上使得中国的规则“走出去”。中美竞争不可避免，中美竞争的核心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规则问题。美国和欧盟最近在讨论如何用新的规则来制约中国，如果我们自己不强调规则，一旦“走出去”还是会继续受到别人规则的制约，他们的规则符合他们的利益，但并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再过10年或者15年，我们内部规则统一了，我们的内部规则通过外循环“走出去”了，中国必然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一句话，只有通过继续开放才能使得国家更加强大起来。

编辑：GBA Review 新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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