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
导读 · 2021.12.24
2021年12月17日，郑永年教授在第十届南方智库论坛发表了题为“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主旨演讲，阐述了乡村概念的内涵、中国现代化的含义、乡村文明和农耕文化的重要性，分享了深入挖掘、继承、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的基本途径，提出了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中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对策建议。本文内容整理自该演讲。
中国政府已经把共同富裕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当前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的五个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中就以共同富裕问题为首要问题。就实现共同富裕，中央指出，要先把蛋糕做大做好，再把蛋糕切好分好，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充分考虑目标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认为，其它几个问题，包括如何对待资本等，都是围绕着实现共同富裕来展开的。因为我们国家已经把共同富裕放到最高的政策议程上，共同富裕将会是明年党的二十大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了邓小平先生所说的贫穷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过去40多年里，我们促成了8亿人口脱贫，即脱离绝对贫困；在十八大以来的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有1亿多人口脱贫。那么，下一步怎么走呢？无论从国际局势来看，还是从国内形势来看，共同富裕是非常必要且重要的问题。前面40年，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成为组织政策的轴心，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国家政策肯定是围绕共同富裕来组织的。
要对“乡村”概念有更深刻的哲学思考
那么，共同富裕对中国的乡村振兴意味着什么？很显然，乡村的共同富裕必须要通过乡村振兴来实现，而乡村振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需要我们做全方位，甚至立体式的考察。
首先，乡村振兴需要对“乡村”这个概念做比较深刻的哲学思考。中国的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在继续进行，且会以非常快的速度进行。如果认为乡村总有一天会消失，或者认为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乡村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坐在这里讨论乡村振兴的问题。但是，即使我们的城市化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即达到70%的水平，我们仍然会有四五亿的人口生活在农村。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乡村振兴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今天，我们遇到一个重大问题。尽管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文明一直是农耕文明，我们大多数的父辈也是农民，或者像我们自己一样刚刚从农民的身份转换成为城市身份，但我们已经觉得自己不是农民。我们想把农民的身份远远抛在身后，甚至有些人看不起和鄙视农民。我想，抱这种态度的城市居民多得是。从一个角度来说，这种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也就是邓小平先生所说的“贫穷社会主义”时代，农村是贫困的象征，落后的象征，那个时候大多人的梦想是脱离农民的身份，甚至从城市下乡的知识青年都有“回城梦”。无论是农民想进城或者知青想回城在当时都是一个朴素的梦想。
图源：古建中国
从世界范围，尤其从欧洲近代文明看，英文“文明”（civilization）这个词跟城市是有关系的，city和civilization 是有关联的。但如果看看欧洲的历史，欧洲人并没有把乡村或把农村看成是落后的；相反，近代以来很多哲学家、思想家把农村视为文明的载体，他们会为乡村的衰落而悲歌，为乡村的振兴而振臂高呼。
近代化和现代化都是从欧洲开始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比较欧洲的城市化和中国的城市化？如果比较一下，我们就可以问，欧洲有没有像中国那样的超大城市呢？没有。欧洲有没有那么多的人去推动城市化或城市群的建设呢？也没有。德国是欧洲城市化非常高的国家，但是德国到今天为止将近80%的人居住在2万人左右的小城镇。那么，是不是欧洲人没有能力建设大城市呢？我想欧洲人建设大城市的能力不比我们差，像巴黎那样的城市到现在为止数百年的地下基础设施都不用更换，而我们的城市设施几年就要更换、重新维修。欧洲和中国的区别在于对城市和乡村的不同哲学思考。在欧洲，小城镇也是城市化，而我们是鄙视乡村的。我们很多人喜欢到欧洲旅游，尤其是到欧洲的小镇，但回到国内照样鄙视乡村。我个人觉得，这是我们的可悲之处。
英国科茨沃尔德（图源：知乎）
还有日本的例子。有人说我们的超大城市化是因为我们的人口密度过高。我觉得这也说不过去，因为大城市建设和乡村建设并不矛盾，只要方法对头。日本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日本的人口密度远比我们高，城市也在扩大，东京现在已经集聚了日本三分之一的人口，但是日本的乡村建设怎么样呢？我们去过日本的人都知道，日本的乡村是非常美丽的。“三农”在中国是一个问题，但是在日本是相反的。
我们的城市化在某些方面是以牺牲乡村为代价的。在计划经济时代，第一波工业化是牺牲农村为代价的，户口制度、城乡二元对立是第一波工业化的结果。改革开放的第二波工业化也是这样，“农民工”成为一个特殊的概念，农民工是在城市工作但是没有城市居民身份的农民，他们几乎是城市化和城市建设的主体，但是他们享受不了城市化的利益。在这些年里，光是我们珠三角每年就吸收了3000万农民工。尽管我们做了很多努力，但直到今天还没有解决户口制度所带来的问题。
农耕文明随着城市化在快速消失，但是我们还没有创造出城市文明。我们有没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文明呢？城市文明的大多数因素都是通过现代化甚至借鉴西方而来的。我们看看大城市的建筑就知道。今天中国的各大城市充满着奇奇怪怪的建筑物，很多人说中国是最大的世界上后现代主义的试验场。很显然，这不是中国本身的传统化，而是西方的后现代化。中国领导人强调“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筑”指的就是这样一个现象。这不是中国的现代化，而是西方的后现代化。
白洋淀荷花大观园内的金鳖馆（图源：搜狐）
我觉得，十八大以来一个最大的理论贡献就是终于搞清楚了中国现代化的含义，中国的现代化并非西方化而是中国传统本身的现代化。在理解现代化方面，近代以来我们有深刻的教训。“五四运动”以后的很多人都简单地把现代化理解成西方化，所以简单照抄照搬西方制度。不过，各种努力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那么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呢？到今天为止还在强调。这是从失败中学来的深刻教训，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中国共产党才走上了成功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马克思主义都要中国化，那就根本不用说其他西方的主义了。但是，现在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么很多方方面面西方的东西有没有中国化呢？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大的问号。我们在很多方面都是照抄照搬西方，连教科书也是照抄照搬。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要强调广义的来自西方的东西的中国化，光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不够的。我们要继续谦虚地学习世界上一些好的经验实践，但绝不是要照抄照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说，“鞋子合不合适，只有穿鞋的人才知道”。
对中国现代化的这种认识，十八大以后也反映在乡村振兴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农耕文明的传承发展和提升农耕文明有很多论述，我念几段给大家听，大家可能会深有体会。
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城乡一体化发展，完全可以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2月12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05-606页）
农耕文化是我国农业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不能丢，而且要不断发扬光大。如果连种地的人都没有了，靠谁来传承农耕文化？（《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3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78页）
村庄空心化和“三留守”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外在表现是村子空了，本质上是人一茬一茬离开农村。农村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3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82页）
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在云南考察工作时的讲话（2015年1月19日-21日），《人民日报》2015年1月22日）
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从中国特色的农事节气，到大道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从各具特色的宅院村落，到巧夺天工的农业景观；从乡土气息的节庆活动，到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从耕读传家、父慈子孝的祖传家训，到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的乡风民俗，等等，都是中华文化的鲜明标签，都承载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2017年12月28日），《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406页）
我自己的体会，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论述远远不仅是政策上的指引，而代表着在经历了数十年快速城市化之后对乡村的一种哲学思考。尽管这些论述具有很大的政策指引成分，但主要还是对乡村的哲学认识。大家对乡村的认识水平还是要提高一点高度。
城乡的双向流动才能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正因为这样，中共十八大以来开启了美丽乡村建设的进程。十八大以前胡锦涛、温家宝时代已经开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且也免去了农业税。十八大以来把整体农村的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共同富裕无疑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一部分，甚至是核心。无论是从欧洲还是日本的经验来看，共同富裕是美丽乡村的经济基础，只有共同富裕才能吸引人和留住人，一个贫困的农村再美丽也跟人毫不相关。以前我们住在农村，景色非常美丽，但是人还是要跑掉。现在中国有很多非常美丽的乡村，但是如果太穷了，人还是留不住。
“三留守”现象（图源：搜狐）
尽管美丽乡村建设正在很快地推进，但是如何实现共同富裕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共同富裕不仅仅体现在城乡之间，更体现在乡村内部。今天农村面临一个巨大的困局，我个人把它称之为“资源单向流出性衰败”。农民大多外出进城打工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农民有了钱就到城里买房子，有了钱就把孩子送到城里面读书，留在农村的就只有那些没有能力进城的老人和小孩。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三留守”的原因。
在很大程度上我个人觉得进城和成为城市居民还是大多数农民的中国梦。农民的行为属于比较合理的，因为较之农村，城市拥有更多的资源。如何解决“资源单向流出性衰败”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深刻思考。但是，很显然，如果仅仅靠政府的一点投入，不足以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这些年来，政府对农村的投入是越来越大，也的确改变了农村的面貌。但问题在于，一旦政府的投入减少或停止，很多农村还会重新返贫或者回到旧貌。
从欧洲的经验来看，只有实现了城乡的双向流动才能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不仅仅在西方的发达国家，也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富人的乡下，穷人的城市。穷人居住在城市，既是因为城市的就业机会，也是因为城市便利的交通。如果到美国、欧洲去看看，那些低层的人都住在地铁站旁边，因为他们要使用公共交通，但富人不需要这些。我以前在普林斯顿读书，普林斯顿离纽约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很多在纽约工作的富人就住在普林斯顿。穷人需要住在城市中心，但富人不需要便利的交通，因为他们自己具备这些基本条件，并且他们喜欢享受农村的风光。
普林斯顿 （图源：网络）
城市居民返乡也是我们的中国梦
这里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启发，那就是要实现城乡的双向流动。进城是农民的“中国梦”，但像我们这样的城市居民返乡也是我们的中国梦。我们必须意识到，“返乡”是中国数千年农耕文明的特色。传统社会数千年，乡村治理的主体就是接受过儒家教育的儒生或绅士，相当于今天读了大学回乡的人，他们是农村文化的主体或载体。我们“士、农、工、商”这几个阶层，不管在哪里发了财、当了官，最终的落脚点都在乡下。中国人即使到了海外，也存有“回乡梦”，落叶归根。
在过去，我们的户口制度、农村土地制度（这些是以前的发展需要）中断了这种传统，但现在看来我们要实现城市居民尤其是中上层居民返乡的“中国梦”并不难。在很多城市，户口制度已经在松动了。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做了一半，即容许农民成为城市居民，我们还要把后一半也做起来，即容许城市居民返乡，再一次成为农民。
图源：网络
中国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土地制度，即所有权、土地承包权、土地经营权，可以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制度条件和物质条件。监管技术发展到今天，我们可以用各种制度规则来防止传统社会经常发生的土地集中现象。但实际上，这种现象今天已经不可能发生。这里就是要处理好三个主体之间的关系：政府、社会资本、农村老百姓之间的关系，政府要规制资本，既应当容许社会资本进入农村，也应当防范社会资本进行传统中那样的土地集中，这个并不难。而只有实现了城市居民的返乡梦，乡村才能拥有必需和充足的资本，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点在世界各个国家都可以观察到，因为只有城市中上层来到乡下，才能建起学校和医院，其它的基础设施也会跟上。如果不能引入社会资本，农村本身还是会衰败。
城市文明是因为城市拥有城市居民这样一个文化载体，而农村的衰败更是文化上的。我经常到农村去看看，担心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事情，更是农村文化的贫乏。尽管现在农村人口越来越少，但一到农村，什么样奇奇怪怪的东西都有，低俗文化盛行，甚至邪教也屡禁不止。我觉得政府应当鼓励我们这样的人退休之后回乡。现在60多岁就退休了，如果容许回乡，就可以把文化和资本带到乡下去。农村需要拥有良好的教育体系和健康的现代文化。通过城市居民回乡这样的方式可以实现可持续的乡村发展和建设。
编辑：GBA Review 新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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