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概股震荡背景下，中国如何回应西方要挟中国“站队”的威胁？

导读 · 2022.3.22

随着西方对俄制裁的加剧，很多西方政客和媒体开始威胁中国“选边站队”，宣称如果中国站在俄罗斯一边，西方就会连中国一起制裁。近日，美国SE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发布了存在退市风险5家中国公司的名单，中国以互联网科技股为代表的中概股应声大跌。很多人担心西方威胁的制裁成为现实，因此普遍看衰中概股。随着我国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力挺，中美元首视频会议似乎又放出了中美缓和的信号，美国资本市场上中概股和国内股市也出现绝地反击。针对中概股震荡的国际背景及其折射出来的中国和西方经济关系的变化问题，郑永年教授接受了《大湾区评论》的采访，并对世界经济现状进行了解读。本文内容整理自该采访。

巨幅震荡背后的逻辑

大湾区评论：请问您如何看待这种巨幅的震荡背后的逻辑呢？

郑永年：中概股的震荡显然有市场对西方威胁的恐慌因素，不过这并不是中概股下跌的主要原因。但我想要指出的是，这两件事的相关性非常大，因为稳定中国经济相关的资本市场和应对西方制裁的“威胁”，实际上需要的是同一种智慧和手段。以中国互联网科技巨头为代表的中概股为什么近来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低谷，可以从资本和市场这两个互为关联但又可以分解开来的层面讨论。

中国互联网公司从诞生起就具备两个特征或者一对矛盾，它们的核心市场环境是由中国决定的，但它们的资本环境却是美国决定的。

中国的互联网平台诞生在民营经济空间之中。在发展的早期，为了推进互联网的发展，政府以特有的宽容给予了它们跟美国同类公司一样甚至更为宽松的成长环境。政府方面基本上奉行了“先发展、后规制”的政策，因此互联网公司无需考虑太多发展带来的外部问题，尤其是社会问题。同时，中国互联网科技巨头也崛起于中美关系比较和谐的时期，美国资本环境对于快速成长的中国市场非常看好。因此，互联网公司初期在资本和市场上都顺风顺水。但是到了近两年，市场环境和资本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首先，中国互联网公司已经从创立之初、处于国民经济边缘的创新公司，变成了对整个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力的巨头，并且产生着极强的外部性。世界范围内，总体上看，互联网的应用发展速度远远快于公共政策对其所产生的影响的研究速度。即便是在互联网的诞生地美国，与互联网管理相关的公共政策也处在探索初期，中国能够借鉴的不多。当这些平台的外部负面影响让政府不得不应对的时候，仍处于摸索阶段的监管体制既缺乏顶层的宏观设计，也很难与社会就管理边界达成共识，民间对政策的预判和解读也极为混乱，这自然给市场带来不乐观的预期。同时，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崛起，金融制裁也是选项之一，近日发生的俄乌冲突，甚至催生了美国市场的战时思维模式。俄乌冲突后，整个西方在美国互联网平台的舆情操纵下，产生了社会各界自发对俄罗斯全民族的极限制裁。这种制裁的规模和维度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更值得关注的是，西方政府、社会机构和民众对俄罗斯相关人士做出的很多行为甚至违背西方传统法治和金融的核心原则。因此，当美国SE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发布了5家中国公司存在退市风险的时候，资本市场的参与者不清楚西方政客让中国选边站队的威胁是否会成为现实，这种深刻的担忧给中概股的暴跌提供了情绪支持。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图源：网络）

如何重铸对中概股市场的信心？

大湾区评论：在您看来资本市场当下的震荡是否代表国家的救市行为正在为市场筑底呢？ 

郑永年：从财经视角判断以互联网科技公司为代表的中概股是否筑底，这超出了我的专业知识范畴，我在这里仅以政治和社会学视角，从两个方面讨论一下这个话题。第一，互联网中概股由牛转熊的起源，是政府开始对互联网行业进行一系列的监管措施，互联网科技公司应该怎样面对监管这个问题。第二，要想重铸对中概股的市场信心，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努力。

要搞清楚为什么互联网需要监管，就要理解互联网本身的社会特性。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也非常核心的问题，因为互联网的社会性是政府监管的关键因素。这里，我们以互联网大数据精准广告为例来简单讨论一些互联网的社会特性。

第一，互联网平台面向全社会提供信息服务，但是以谷歌、脸书等为代表的互联网信息平台的核心盈利业务是基于大数据的精准广告（电商和游戏类互联网巨头在此不做系统论述）。这种模式被普遍视为是一种弱者对强者的补贴，如果不加以外部的干预，它在根源上就有不断加大贫富差距、撕裂社会的倾向。在这一点上，中美互联网领域是有共识的。

例如，一个有着超强自控能力的社会精英，他可以借助搜索引擎、推荐引擎在互联网上查阅获得海量的信息，同时不被任何互联网的广告干扰。对于这个精英来说，互联网平台除了网费和电费，是一个近乎于免费的工具。那些在互联网上因为广告的吸引，最终购买消费的人群，补贴了精英们享受信息平台的成本，支撑起了整个互联网信息平台的开销。值得注意的是，在互联网平台上的消费失控，是对应于精英人群几乎免费使用信息平台的另一个极端。对于一个自控能力差、心智不够成熟的男性来说，他可能沉迷于直播打赏而花掉自己的积蓄甚至负债累累；同样，大量的心智不成熟女性因为互联网平台打造的信息茧，笃信一些荒唐的信条，类似“20岁喜欢的裙子40岁穿上就没有了意义”、“不给你买爱马仕的男人不配说爱你”，为了这些毫无意义的虚荣性消费背负各种贷款甚至裸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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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人按照心智和自控能力的强弱划分出一个光谱，光谱中越强的人就越能免费享受信息平台的优势，光谱中越弱的人就背负了越多互联网平台的成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弱者补贴强者的底层机制。在中国政府全面启动互联网监管之前，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各大互联网平台无一例外地在不同程度上做起了网贷业务。这些网贷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它们的贷款利息宣传方式被视为是针对数学能力较弱的群体精心设置的，大部分都是听起来很合算，实际利率则远高于银行普通利率的高利贷。这种互联网科技公司集体进入高利贷领域的现象背后的本质是：如果单纯地考虑利润，互联网平台很容易滑向不遗余力地压榨弱势群体的趋势，因为这类弱势群体很容易被操控。当这些弱势群体现有的资金被压榨干净时，就可以很便利地让他们借贷，提前压榨完他们未来可能有的资金。不过，也应当指出，便利的互联网借贷对普通的消费者也有一定积极的意义。这里应该强调的是，大量陷入互联网高利贷，最后借贷失控、消费失控的人，主要集中在心智与自控力方面的弱势群体中，他们是互联网底层逻辑的受害者。

第二，互联网的大数据技术支撑的精准广告系统，虽然有让心智与自控力相对较弱的群体出现消费失控、借贷失控的趋势，但同时也是促进经济繁荣、降低创业门槛、激活中小企业的最佳工具。这种工具在当下全球经济面临困境的时候，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在传统经济时期，一个年轻人如果想做一个小众生意，极为困难。例如他想在人口千万级的大城市为饲养可达鸭作为宠物的人提供兽医、宠物食品等服务，他几乎无法起步。首先，传统的广告并不对人群做精准分类。他要让自己的潜在客户知道，就要购买针对千万级人口的大城市的电视广告、报纸，或者户外广告宣传自己。但是最终能够付费的却只有数千人的小规模市场，这远远支撑不起庞大的广告开销。如果他靠口碑积累，要渗透一个千万级人口的市场需要太长的时间，这段时间的亏损也难以承受。最终，这种小众的需求会因为供给端和需求端在商业信息传达的高成本下被遏制住。但是有了互联网的精准广告，这个年轻人可以付费给搜索引擎或者电商平台，设置一个只给搜索“可达鸭”三个字的人看的广告。这样的广告只需数万甚至数千元就可以让上千可达鸭潜在用户精准地看到他的业务。也就是说，互联网信息平台对社会小众需求的挖掘与促进起到了核心作用。我们在事实上也可以观察到这一点，以食品举例，在传统的大型超市里，饼干、薯片这类速食品的种类大约是数百种，但是互联网兴起后，网上的速食品种类多达数万种。在这背后就对应了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

从这个视角大家就可以看出，大数据精准广告并不是被一些西方政客妖魔化的“窥探个人隐私的魔鬼”，它是支撑整个社会中小经济繁荣、降低年轻人创业门槛的社会必要工具。欧洲一些政客出于骗取选民选票的目的，以隐私的名义粗暴地让互联网公司关闭数据采集、关闭数据推送。如果我们这样做，也会遏制全社会小众经济的发展，斩断大量年轻人的创业机遇，更有让整个商品经济的多样性坍缩回传统经济时代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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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如前面所说，互联网信息平台的大数据在了解并发掘人的需求，促进需求转化成消费行为的能力过于强大，对于心智和自控能力方面的弱势群体十分不利。因此，如果不能有效地进行监管和调控，弱势群体在消费失控、信贷失控下的大规模个人破产就会引发巨大的社会问题。

从社会视角我们可以看出，互联网信息平台在大数据应用上监管的必要性和复杂性。但是互联网信息平台在社会上造成的“信息茧房”效应让民间和官方、互联网从业者与普通民众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共识障碍甚至误解。

我们以游戏行业举例，在高收入、高教育程度、家庭环境良好的群体中，互联网游戏无论对大人还是孩子都仅仅是一个娱乐的工具，没有很大的危害。但是对于进城务工、长期从事体力劳动，或教育程度相对较低、亲子沟通少、甚至就难有亲子沟通的低收入家庭，互联网游戏可能对家庭中近乎于独处且没有接受高质量家庭教育的孩子产生实质性的危害。

自律而得自由。对人是这样，对公司也是这样。在游戏行业兴起的初期，从业者仅关注于行业本身和盈利这个单项指标是正确的，但当一个行业已经成长为对社会产生巨大外部性的行业，并且对社会开始有明确且持续的负面影响时，这个行业的头部公司与行业内部精英人士都有责任和义务思考其对应的社会问题。新自由主义者片面倡导的那种“公司只用管自己盈利、其它法无禁止即可行”的思维对于中小企业是适用的，有巨大社会影响的行业和公司却不能持这种观点。即便在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为主的西方国家，很多行业的精英群体也一直保有对自己行业和整个社会关系的持续思考与自发性行业自律的传统。中国的互联网游戏产业显然过于年轻，互联网行业的相关从业者生活在自己的信息茧房中，他们体会到的是自己朋友圈中游戏的无害状态，他们得到的反馈和观点也大多是游戏行业的岁月静好，他们几乎不会有大量深处社会底层家庭的朋友可以观察和交流。因此，信息的茧房效应长期让这个行业的精英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政府却要实实在在地面对底层民众的境遇。当游戏产生的社会问题在底层民众中开始恶化时，政府只能一边探索一边监管。这个探索的过程，对市场来讲就是一个政策缺乏明确预期的问题，而资本市场对于持续的政策不确定性的反应，就是震荡式的下跌。

互联网游戏行业的监管政策，在社会、资本市场与行业精英内部缺乏共识，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性的、可预期的、也能有效趋利避害的监管模式。这种状况在整个互联网领域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存在的，由此带来的监管政策的不可预期，这也是互联网科技公司为代表的中概股近一年来长期下跌的一个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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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比较可悲的现状是，在互联网精英群体中广泛传播的自媒体主要有两套运作逻辑：一套是迎合读者口味以获得流量，最后变现的模式；另一套是大公司付钱，自媒体人撰写，渲染大公司正面形象的PR稿盈利模式。这两种模式中，前者以迎合互联网人在接受监管后的不满情绪为写作目的，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大肆鼓吹监管对企业盈利的负面效应（几乎所有的监管在极短的时期上看都对盈利有负面效应）；后者则拿钱办事，极力回避监管的真实理由，一味以精英人群的视角和感受描述互联网平台的正面效应。这两种宣传模式加剧了各方的不理解，也加深了资本市场上的负面情绪，无益于解决行业面临的真实问题。

理解了互联网科技公司为代表的中概股为何持续低迷，就不难明白要结束这种低迷所需要的条件。个人认为，互联网行业对整体国民经济多样性、中小企业繁荣、民众个人经济状况的影响力已经不亚于金融行业，其复杂性甚至超过金融行业。对于互联网科技行业应该制定什么样的公共政策进行趋利避害的监管，是我国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在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互联网精英群体与互联网巨头公司应该认识到问题的本质，从被动的服从监管、消极的应付监管，转变到主动和政府、社会一起寻求问题的解决。

中概股稳定关系中美博弈大趋势

互联网中概股的稳定和繁荣已经不仅仅是中国互联网行业的问题，它甚至关系到中美博弈的大趋势。正如前面所聊到的，互联网中概股是美国资本市场上中国经济的代表。从体量和影响力的角度上讲，美国股市就是全球资本市场的一个近似体。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从社会学角度需要三个重要且互为关联的前提：第一是投资空间，第二是有可投资性，第三是政策的确定性。互联网平台经济空间无限，对经济发展的正面作用社会已有共识，它能产生巨大的利润也无需怀疑，在美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因此，中概股具备投资空间和可投资性。当全社会共同努力，形成了明确的互联网平台监管框架和监管原则后，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就会具备稳定的政策环境。中概股的长期稳定发展就会变得可期。

只有稳定健康发展的中概股，才能是吸引全球投资的中概股。而一个吸纳着全球多方投资的中概股群体，会因为利益的牵动，遏制和粉碎西方社会的反华人士想遏制和孤立中国的企图。

经验地看，互联网产业会时不时地产生泡沫，但结合互联网技术的外溢和对其它行业的牵引来看，互联网产业在短期内的成长空间依旧没有天花板。中概股在美国资本市场的稳定和发展，以及中国股市的稳定和发展，在当下的中美博弈中有着远超资本市场和经济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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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评论：面对西方政客要求中国“选边站队”，否则就要制裁中国的言论。目前社会上有两种观点：第一个观点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接近美国，美国发动西方社会对俄罗斯的制裁，已经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因此西方承载不起对中国发动类似俄罗斯式的极限制裁。另一个观点则是，俄乌冲突已经将欧洲等西方国家绑上了美国的战车，即便欧洲很多政客反对对俄罗斯实施极限制裁，但是由于美国通过互联网平台掌控了全球民意，依然可以指挥西方各国发起对俄的极限制裁。西方各国和美国的经济总体量，依然数倍于中国，因此即便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美国也可以纠集西方各国对中国发起同类的极限制裁。就此而言，美国政客的威胁不容忽视。您认为美国能对中国实施类似对俄罗斯这种极限制裁吗？网上已经出现了大量关于中国是否为了避免被西方制裁而加入西方制裁俄罗斯阵营的讨论，中国应如何应对？

郑永年：这个问题要分成两个层面来回答。第一，美国主导下的对俄经济制裁显然是战时思维的结果，而不是经济理性计算的结果，中国不能因为自己的经济规模而简单地保持乐观。第二，美国主导的对俄极限制裁，对西方自身意味着什么；面对威胁，我们应该怎么办？

西方的对俄极限制裁有着复杂的构成，从政府出台的贸易政策，到社会民间组织自发的制裁行为累计已有数千项。这些制裁并不完全是西方政客们系统且理性的从上到下计算与设计的产物，它们更多是美国互联网巨头舆论战下，被煽动的不理性民间情绪自下而上催生的行为。既然这种制裁包含有大量不理性的成分，那么显然即便中国的经济规模远超俄罗斯，也难以有效遏制这部分制裁的发生。事实上，这次乌俄危机中，已经有不少西方政治人物，煽动民意，威胁中国必须站队，一起参与制裁俄罗斯，否则就将连同中国一起制裁。因此，不能天真地以为中国的经济规模远超俄罗斯，针对俄罗斯的这类制裁就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一旦政治人物的思维进入战时模式，平常的理性思维模式就变得毫不相关了。

同时也要看到，即便是在被蓄意操控的汹涌民意下，以德法政治人物为代表的一些欧洲精英也表现出了相当的理性：在初期一度试图阻止对俄罗斯的极限制裁，避免对本国经济造成严重伤害；在初期的努力失败后，至今仍旧积极斡旋，希望早日将冲突控制下来。从这个角度看，保持开放、与国际市场深度融合在避免遭遇西方极限制裁上的意义也不能忽略。

西方“舆论制裁”对其社会本身的意义

我在这里想详细分析的是西方这次制裁对其社会本身的意义。美国以互联网平台发动舆情战的方式，点燃了西方社会对俄的全面极限制裁，这种大国博弈的方式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出现。在我看来，这种方式引发的后果是美国无意间在动摇西方社会主导全球文明的基石。这种制裁在长期来看，很可能是美国进一步衰落的开始。

这个基石就是自由市场、银行信用、法治与私有财产的神圣性这一系列的原则。1609年西方文明刚刚崛起的时候，当时的西方金融霸主荷兰正与另一个传统强国西班牙开战，但即便是敌对国家的人，仍然可以从荷兰人掌管的银行里自由取钱。这就是银行信用。这种银行信用的原则后来被西方的金融界发扬光大，构成了西方金融体系在全球霸权的信仰式根基。继荷兰之后的另一位更具代表性的西方霸主英国，将自由市场法则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即单边开放，就是无论你的市场对不对我开放，我都对你开放。

法治与私有产权的神圣性在西方有一条民谚，“私宅就像一个城堡，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三条准则是西方过去数百年主导全球秩序的制度基石。唯有自由的市场，才能让不管来自何方的人都能争取在交易中最大限度地获利；唯有法治和私有产权的保护，才能让这些获利的人能够真正保有这些财富；只有坚持银行信用，这些获得财富的人才会继续把财富留在这个体系中，通过借贷、融资，进一步促进市场和经济的发展。因此，全世界各地的人才、财富都不断自发地融入这个体系，构成了现在的全球经济主体。

但是今天人们已经发现，美国的政治精英在滥用其舆情霸权的时候，已经不自觉地走到了西方文明的反面。通过互联网舆情控制，他们可以短期内煽动底层民众对俄罗斯人的极端厌恶。不负责任又别有用心的英国政客们开始在网络暴民的助威声中对俄罗斯籍人士的私有财产痛下杀手。著名足球俱乐部切尔西的俄罗斯籍老板阿布，在没有合理法律条款作为支撑，同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他参与了普京对乌克兰行动的情况下，被强制要求以远低于市场合理水平的价格出售自己的俱乐部。另一方面，一直以金融中立著称，在二战时都恪守银行信用的瑞士也在此次对俄制裁中破例冻结了俄罗斯有关个人和机构在瑞士的资产。贸易制裁本身，其实就是对自由市场的干涉，大量的企业不再能根据纯商业因素决定自己的行为，而是跟着政客和民众舆情的指挥棒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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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通过互联网舆情煽动起来的这种极限制裁，短期内看威力无比，仿佛泰山压顶，实际上是动摇了自身的核心优势。当美国利用互联网巨头将民主的意识形态宗教化，将东西方的博弈道德化、圣战化的时候，它无形中也对市场原则、法治原则、金融中立原则进行了根本性的破坏。宗教化、圣战化的社会和现代经济秩序并不相容。

如果一旦跟美国利益出现冲突，还未直接开战，美国和其盟国就可以没收其公民在西方的财产，冻结其相关机构的账户，那么其它可能与美国有潜在利益冲突的国家与民族势必就要对自己的财产安全未雨绸缪、另寻出路。如果一旦美国与某国出现利益冲突，所有的西方企业都要在网络暴民的舆情下站队表态，加入违背市场利益的制裁行动，那么西方企业在对外业务与境外投资上就会日益趋于保守，甚至主动产生投资收缩，严重影响其全球市场布局与竞争力。

从这个视角来看，我们应对美国可能的极限制裁的方法，就是要抓住那些在历史上被证明有效的大国竞争原则，打造一个更加市场化、对财产保护更加法治化、金融秩序更加遵守信用原则的市场。这个市场既包括金融市场，也包括贸易市场。在西方背离国际市场传统原则的时候，对自由市场的坚持，对法治的强化会给整个羸弱的国际经济提供弥足珍贵的确定性。我们不仅要看到这种确定性对稳定我国相关资本市场和国内经济的重要性，更要看到它在历史上的大国博弈中多次起到的关键性作用。

编辑：GBA Review 新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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