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川论坛——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双碳”战略2022研讨会在深圳前海举办
2022年5月27-28日，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主办的百川论坛——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双碳”战略2022研讨会在深圳前海成功召开。本次研讨会为期两天，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邀请了来自国家生态环境部、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研究院、一带一路环境技术交流与转移中心（深圳）、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欧盟中国商会、跨国公司碳中和50人论坛等各领域的专家、企业家、资深政策研究人员，以及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的知名学者，并得到了国内主流媒体的鼎力支持。希望借此契机，共同探讨和评估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与如何实施中国的“双碳”战略，为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提供更为开阔的思路和更具操作性的方案。
来自各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主要围绕两个大方面的问题展开深入交流：第一，对外来看，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中国应如何认知、构建、实践自身的定位与角色？应当与美国、欧盟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形成怎样的气候治理合作机制？第二，对内来看，为保障能源安全、实现双碳目标，中国应在哪些领域进行突破，又将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与会嘉宾分别围绕不同主题发表各自的真知灼见，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纷呈的演讲。
参会嘉宾合影
气候问题是中国积极参与
全球治理的重要着力点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发表开幕致辞，从政策层面和大家分享了几点他对全球气候危机与中国如何落实“双碳”目标的看法。
郑永年教授首先指出，随着地球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极端天气出现的概率持续提升，气候风险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峻挑战。加强气候治理已逐渐成为全球共识，气候治理也上升为全球治理的核心议程。在这一宏大议题中，传统能源结构的转型备受关注，这是一个众多因素彼此交织、相互作用的过程，涉及地缘政治关系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新能源技术创新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变革等诸多因素。同时，俄乌冲突及其产生的“外溢效应”，使得众多欧洲国家的传统能源结构调整面临更为艰巨的挑战，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也将因此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展望未来，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将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发挥更为重要的、具有实质性的作用。
郑教授还强调，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过程中，主动承担了大国责任。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联合国大会时，就向国际社会宣告了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愿景。在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盛行的当下，应对气候变化也成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维系多边主义、推动国际合作的重要着力点。今天，中美关系陷入低谷，两者的关系越来越呈现出对抗状态，应对气候变化更成为了中美推进“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一新型大国关系的“压舱石”。
“从中国内部发展而言，应对气候变化也契合了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需要。”郑永年教授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为最具代表性的国家级发展战略之一，始终秉持“绿色发展、保护生态”的基本原则，在创新“双碳”目标的实现路径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而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伟大进程的“先行者”和“排头兵”，在推动我国传统能源结构转型、开创新发展格局的进程中，应有所为，也大有可为。以能源结构调整为抓手，以绿色发展为突破口，实现传统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在高端加工制造业、新兴科技产业以及广义的数字经济领域，形成新的全球竞争优势。
郑永年教授进行开幕致辞
颠覆性技术的创新非常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工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潘家华发表了精彩的主题演讲——“碳中和的源动能分析：颠覆性技术创新与发展范式转型”。
潘家华教授在演讲中提到，我们的经济、社会整体变革到了“分水岭”的时期，现在的竞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上的竞争（当然还有很多停留在这个层面），但更多在于内在动能（的竞争），这也使得碳中和的进程会不断地提速，不断地向前推进。
潘教授从碳中和的源动能角度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他指出，碳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化石能源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第二类是生态系统循环的碳；第三类是人工生产的一些含氟气体。“我们真正需要做工作的是化石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要把化石能源管控住，能够有序退出，碳中和才是关键所在。所以碳中和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化石能源退出的进程。”
潘教授认为，“颠覆性技术的成熟非常重要”，化石能源主要是提供能源服务，而我们的能源服务并不一定需要碳，碳并不是社会福祉必然的一部分。既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如果我们的能源服务跟碳没关系的话，我们就只需要能源服务，化石能源就可以自然退出。
潘家华教授还强调，中国能源安全有两大痛点，一个是中国的远洋军事投放能力不足所导致的海上运输安全风险；还有是一个支付方面的问题，国际的支付系统把控在欧美国家的手中，而中国现在煤炭、天然气、石油的进口都非常大，如果我们还是按照惯例以非本币结算，风险显然是非常大的。
化石能源长期被地缘格局和资本垄断。石油、天然气的储量在中东就占了一半，中国的占比非常少。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规模的人口、第一大汽车市场，我们的能源与这个地位非常不匹配。而低碳这种再生能源可以很好地解决垄断问题，地缘格局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的能源安全格局将会得到重塑。
潘家华教授进行主题演讲
“双碳”主题一直是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热议的话题。本次论坛共设置了六个议题，对深圳经济往何处去、国家经济往何处去、整个世界往何处去的问题进行深刻探讨。从全球的视角，看气候治理对世界格局重塑的影响；到如何理性对待中美、中欧关系；再到如何做好国内的“双碳”转型，在这场变局中抓住机遇，提升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能力，并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中国智慧”，都将是本届百川论坛重点关注和分析的主题。
全球气候治理格局重塑
在第一个议题“世界格局重塑与全球气候治理”中，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绿色贸易与投资专委会荣誉主任委员、国际金融论坛（IFF）学术委员、原环境保护部国际合作司司长唐丁丁首先发表了他对“全球气候治理与低碳转型国际合作”的看法，提出“在新冠肺炎疫情叠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各国的绿色复苏需要建立全球层面更为有效的合作机制，以实现低碳转型和全球气候治理的技术经济与产业合作。”他认为中国应积极主动加强气候国际合作：一是积极承担推动全球绿色低碳发展的大国责任，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合作机制；二是构建中、美、欧三方私营部门的合作格局，加强应对绿色低碳技术产业的国际交流；三是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区域合作，尤其加强丝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治理与低碳转型合作。
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社会事业处处长，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气候变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张贤在他的主题演讲“应对气候变化与碳中和技术体系的构建”中指出，随着气候变化科学认识逐渐深入，世界各国围绕应对气候变化达成了一系列国际公约，特别是《巴黎协定》和IPCC《全球升温1.5 ℃特别报告》，促使碳中和成为越来越多国家提出的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他认为“碳中和是一场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为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注入新动能，我国实现碳中和目标极其艰巨，亟需科技创新有力支撑”。构建碳中和技术体系并处理好双碳目标与经济增长，是挑战与机遇并存，要处理好技术、政策与市场，“共区”原则与各自国情的关系。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和公共政策所所长于宏源在“气候地缘视阈下的供应链博弈”的主题上谈到，2022年俄乌冲突、气候变化、新冠疫情等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叠加，不断影响和冲击全球供应链，受此影响，国际社会对基于清洁能源的绿色供应链的需求不断上升。当前绿色供应链受到三个外部逻辑的制约：一是基于资源地缘政治的供应链权力逻辑，二是基于全球绿色经济的供应链市场逻辑，三是基于能源转型的供应链治理逻辑。全球绿色供应链竞争并重新配置创新气候目标引导下围绕地缘经济和政治格局。
郑永年教授在评议时指出，三位教授讨论的气候问题、碳中和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的问题，更是国际地缘政治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主动承担责任。我们今天在气候、碳中和问题上更需要一个顶层设计，用顶层设计来克服既得利益的阻碍。
议题一：世界格局重塑与全球气候治理
第二个议题，则进入到对“中欧气候变化与清洁能源合作”的深度探讨。欧盟中国商会（CCCEU）副会长、中国碳中和50人论坛秘书长王稚晟发表他对“在欧中企助力构建中欧绿色伙伴关系”的看法，他认为绿色合作是中欧合作新引擎新亮点，而企业发挥“生力军”作用。欧盟目标成首个“碳中和”大陆，而中国亦提出“双碳”愿景，因此，中欧绿色合作富有契合点，这将为企业提供巨大机遇。近年中国企业在全球绿色转型中异军突起成助力中欧构建绿色伙伴关系重要力量。欧盟中国商会调研显示，中国企业把欧盟绿色转型视为重大机遇。中国在欧企业通过绿地投资等形式帮助欧洲多样化和本地化绿色供应链，为欧盟绿色经济复苏、就业市场和科技创新等做贡献。
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减污降碳协同研究部主任、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事李丽平则对“中欧环境与气候合作：进展与展望”这一主题展开讨论。她提出，“中欧环境与气候合作互补性和互利性强，基础良好，具有世界意义。”全球环境和气候危机、俄乌战争、疫情等大变局背景下，中欧环境与气候合作的重要性、战略性等意义和作用进一步凸显，但实际操作也面临一定挑战。未来，应保持战略定力，把中欧环境与气候合作提升到战略位置，多层次、多方面、多形式地加强和深化中欧环境与气候合作。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教授、让·莫内终身特聘教授宋新宁在评议时讲到，中欧从1975年建交之后，表面上发展一直都不错，特别是1995年之后，中欧之间建立了一系列对话机制，并且双方致力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最近这些年，欧盟对中国的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欧盟所形成的对中国的基本战略考虑，就将中国视为主要的竞争对手，甚至是制度敌手。因此，我们在思考中欧在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合作时，都要从新冠疫情、俄乌战争、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中美关系等几个方面要有所考量。
议题二：中欧气候变化与清洁能源合作
议题三聚焦“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与我国的角色这一视角，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副主任李永红发表“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助力全球低碳发展”主题演讲，强调推动绿色丝绸之路建设是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领域。近年来，“一带一路”绿色发展顶层设计不断完善，政策对话、知识共享和技术交流等平台不断建立，生态环保决策支持能力不断强化。当前，绿色低碳发展已成全球共识，国际社会正在采取跨国界、跨领域、多渠道的积极行动，以应对后疫情时代的包容复苏挑战以及气候变化引发的系统性危机，并期待中国在推动低碳转型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但同时，部分国家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放缓，决心与行动存在差距，如何更好支持发展中国家绿色低碳发展，包括完善机制建设、加大融资支持、加强项目生态环境管理等，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关键问题。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所长、“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刘卫东提出了“关于共建绿色丝绸之路的几点思考”。他讲到，绿色丝绸之路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理念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并提出绿色是“一带一路”的底色。2015年发布的《愿景与行动》就已提出“在投资贸易中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2017年、2021年和2022年，国家发改委、外交部、生态环境部和商务部三次颁布不同版本的绿色丝绸之路建设指导意见。在当今的世界局势下，绿色丝绸之路建设既有新的机遇，也面临新的挑战。如何应对挑战、建设好绿色丝绸之路，对于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至关重要。
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王义桅详细分析了“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与我国的角色。他提出，在中国式现代化基础上，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不仅分享中国统筹实现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经验，助力世界实现SDG（可持续发展目标），更重要的是建设更紧密的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加强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金融等领域合作，完善“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等多边合作平台，让绿色切实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底色，推进人类文明转型发展。为此，既要实现共同现代化，又要迈向生态文明，还要应对俄乌冲突后全球板块化、地缘政治回归及能源转型的挑战，统筹生产、生活、交通运输方式的综合变革，迈向数字化、生态化生存。中国不仅是可持续发展示范者、绿色转型经验的分享者、全球生态文明转型的贡献者、数字文明转型引领者，还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全球区域化、本土化。
一带一路环境技术交流与转移中心（深圳）主任禹芝文结合自身过往工作经历，分享了其在央企任职期间拓展海外市场的精彩案例，并在评议中指出，一带一路中心作为服务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唯一地方国家级实体平台，肩负重要职责和使命，一是把国内先进的绿色技术、绿色理念、绿色标准、绿色产业带到国外去；二是把国外的先进理念引回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变，我们可以通过“抱团出海”“组团出海”等方式，推动中国绿色好技术、好方案走出去，传播中国绿色好故事、好声音，同时也把国际环保好理念引进来。
议题三：“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与我国的角色
如何推进中国的
“双碳”战略与能源转型？
第四个议题将视角由国际转到国内，探讨我国的生态文明与“双碳”战略。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经管学部副主任、环境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徐晋涛以“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提升森林碳汇贡献的思考与建议”为题第一个发言。他认为是时候从保护森林的理念转变为提高森林生产力，可以从三个维度探讨提升森林碳汇潜力的途径：一是外延扩大再生产，二是内涵扩大再生产，三是产品市场替代。这些潜力如果实现，可为国家碳中和目标做出巨大贡献。为实现这些潜力，则必须对集体林管理政策进行改进并重新启动国有林区改革，以此调动林业生产者积极性，大幅度提高森林生产力。
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认为中国双碳发展需要有全局性的视角和把握，并分享了“从倒U形变革看中国的双碳发展”这一主题。诸教授引入了脱钩发展、倒U形转变、卡亚公式等基本概念和分析工具，分析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到2060年中国双碳发展的两个40年和三个阶段；解释了1978-2020年碳增长阶段的四个驱动力和主要因素。通过讨论2020-2030年碳达峰阶段需要强调的三个问题，分析2030-2060年碳中和阶段碳汇和CCUS（碳捕获、利用与封存）可以起到的作用。他还提出，中国双碳发展需要加强“两个愿景、三类创新、四个结构系统”整合的能力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副所长庄贵阳为我们分析了“生态文明建设与双碳行动逻辑”。他认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需要在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推动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从传统工业文明走向现代生态文明，改变以工业财富大规模生产和消费为特征的高碳发展模式，需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引领。他认为，“十四五”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迈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的新阶段，加快构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要以内外一致的逻辑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再上新台阶。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人文社科学院教授及思廷书院院长、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学原系主任陈永勤教授在评议中提到，“在我们国家的发展里头，生态文明的发展是写入执政党的党章和国家宪法的。‘双碳’是最全面和最深远的环境和资源问题，这两个大的命题放在一起，就是要讨论人类发展到哪里去，上升到人类文明进程的高度。”陈教授认为，生态文明具有中国特色和传统智慧，在各种发展理念中与我们的传统文明和理念是相融的。
实现“双碳”目标除了需要理念的转变，还需要技术和产业的加持落实，因此百川论坛第五个议题就以“我国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为题展开讨论。
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城市地下空间及能源研究院名誉院长何继善以“在中国，什么是绿色能源？”为题为我们带来了精彩演讲。何院士首先论述中国的能源现状，“在中国真正的绿色能源必须是能大规模利用的能源，且必须是绿色环保的，否则即使绿色环保能源在实际中也无法应用。”他指出，对中国来说，绿色能源包括了对煤炭的清洁利用、非常规天然气、干热岩、以及要进行一场生产与消费的“能源革命”。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二级长聘教授柳卸林则关注“中国的创新，低碳和生态可持续发展之路：三重使命的挑战与对策”这一主题。柳教授认为，中国的发展取决于三个目标的平衡发展，分别是：创新、低碳和生态可持续。三个不同的发展目标需要协调与耦合，共同构成中国的世纪挑战。柳教授认为，为应对挑战，可以从中国典型城市的发展道路和三个目标实现的差异及一致性中找到一些发展线索。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工学院副教授、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能源市场与能源金融实验室主任赵俊华在评议环节进行了两点补充。第一，他认为关于转型路径怎么选择的问题上有两个极端的看法：一个极端是认为我们可以在短期内实现去煤，也就是3到5年之内可以快速淘汰煤炭；另一个极端认为我们永远摆脱不了对煤炭的使用，因此要走煤炭清洁化的路径。他指出，这两个极端中间更多的是要考虑在什么时间点去煤的问题。第二，在产业转型升级的问题上，他认为低碳转型本质上是两个转型，第一是能源的低碳转型，第二是产业的低碳转型。能源的低碳转型，将主要依靠发展光伏与风电等新能源实现。而低碳能源转型将直接拉动国内的新能源、储能、电动汽车等产业的发展。带动我国产业的绿色低碳升级，甚至实现在汽车等高端制造业的弯道超车。
议题五：我国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
跨国公司碳中和50人论坛秘书长刘恒伟分享了他对议题三个方面的思考。首先是对新时期能源安全的理解，包括环境与气候风险、数据网络风险和供应链的风险。其次是双碳目标下能源转型的可能路径和启示。刘博士认为，“双碳”目标下能源转型有两个情景，一个是绿色情景，即大力发展再生能源；二是灰色情景，即对于化石能源产生的二氧化碳进行碳捕捉，把它永久地封存到地下。他还探讨了未来能源转型与国际合作的方向，认为可以从国际碳交易机制、ESG以及碳关税上寻求合作。
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杨玉峰提出，在能源安全的权威定义中，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对外依存度，一般认为对外依存度越高就越不安全，而实际上能源安全最重要的是国内、国际两种资源的掌控能力对能源安全更重要。他认为，能源转型的第一步是要均衡能源结构，第二步是以新能源为代表的源头资源（稀土资源等）发生变化。谈到中国的绿色发展路径，他还分享了其出版物《迈向绿色发展之路》。他还指出，中国要做好各类CCUS（碳捕捉封存利用技术）和数字化技术，立体式地武装全能源系统。
吉林大学教授、经济学院副院长、国家发展与安全研究院副院长王达在评议时分享了对本次百川论坛主题的一些思考，他从政策的视角指出，“作为搞理论研究的人，我们目前对政策的重视程度是不够的”，政策科学应该是尊崇科学的理念、采用科学的流程、得到科学的结论以后，然后科学地去组织和实施。他提出“没有政策科学，就没有科学的政策，需要用政策科学去支撑科学的政策”。中国用什么样的政策去引导绿色能源的发展，去实现能源安全问题，在政策问题上需要我们认真去研究，要有一套从研究到教学的体系来支撑这个主题。
议题六：我国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下的能源转型
论坛最后，郑永年教授进行闭幕致辞。对参会嘉宾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表示“论坛成功的标志不在形成统一意见，而在多元意见的表达，每个人从这个论坛上学到了什么，才是论坛成功的标志。”他还提出，一个拥有有多元意见和具备交叉学科特色的论坛对智库做政策分析有很大的意义。郑教授强调，能源转型不光是技术问题，还有社会承载能力的问题。目前主要的问题是如何造就一个开放的经济体，这不仅意味着中国经济要向世界开放，其本身的经济也需要是开放的，不能因为既得利益而抹杀了创新，因此要构建新的利益开放的体制。
尽管由于疫情封控，部分演讲嘉宾不能到场，只能在线上参会，但此次百川论坛依然是一场思想上的盛宴。各位专家、学者畅所欲言，碰撞思想，凝聚共识。共同描绘了全球绿色发展的蓝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明天，为中国的“双碳”战略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和发展贡献思想力量。
“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双碳”战略”是“百川论坛”系列研讨会其中之一，未来还将有更多的系列。“百川论坛”取名自“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就是期冀通过集思广益、思想交锋和积厚流广的方式，聆听不同的声音，孕育一个凝聚各方智慧的海洋。
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环球时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京报、21世纪经济报道、深圳特区报、深圳卫视等主流媒体会同步跟踪报道此次研讨会。
论坛精彩瞬间
编辑：GBA Review 新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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