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开放、思想市场与科技创新

导读 · 2022.12.21

本文内容根据郑永年教授在大湾区科学论坛湾区科创峰会（主论坛）“共创共享 迈向一流“（2022年12月08日下午）的演讲整理和扩充而成。

刚刚结束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未来我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步是2050年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那么，我们要用什么方式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呢？我认为是高质量发展。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

2021年底，中国的人均GDP约为12,500美元，距离“亚洲四小龙”最后一位的中国台湾还有很大距离，中国台湾的人均GDP估算，至少有35,000美元（截至2022年2月）。我们的人均GDP追赶上中国台湾还有很长的距离，更不用说我们与“亚洲四小龙”其他经济体相比了。新加坡的人均GDP已经超过70,000美元。我们数量型经济扩张的道路到今天已经走到尽头了，只能以高质量发展取代过去这种数量型经济发展。

什么叫高质量发展呢？二十大报告中有关科教、科创、人才的内容占了非常大的篇幅，并且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邓小平时代，我们讲“发展是硬道理”，现在，我们讲“发展是第一要务”，两者的意思是一样的。今天我们讲创新就是为了发展，为了可持续的发展。从中国的经验看，只有可持续的改革开放才能得到发展，只有发展才能通往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因此，我最近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即我们需要第三个“百年”。我们已经有第一个百年，即建党一百年；第二个百年，即建国一百年；我提出来的第三个百年就是改革开放的百年。

中国式现代化的三大法宝

如何实现通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在中国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有三大法宝，靠这三大法宝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那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现在中国式现代化也需要新的“三大法宝”，我总结这“三大法宝”应该是：改革、开放、创新。这“三大法宝”中，开放是最重要的。我们过去的几十年都是以开放促改革。改革是任何国家的需要，但改革也非常艰难。改革的动力来自哪里？往往是开放，更大的开放，才能倒逼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改革开放都是这样。同样，创新更需要开放，没有开放就没有创新。

我想用三个例子来讲“开放”，以开放促创新。

第一个例子是中国本身。剑桥大学李约瑟先生所著的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详细介绍了中国的科技发展历史。中国唐宋时期的科技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尤其是宋朝，中国大量的科技发明都发生在宋朝。但在明清两朝的统治者因为种种原因而闭关锁国的岁月里，欧洲先后开启了海洋时代、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放弃了海上控制权，没有能够将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发展起来，更错失了第一次工业化的浪潮，而事实证明“错过”这种时代机遇之后的追补异常艰辛。中国初步补上工业化的这一堂课，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事了，距离在鸦片战争被迫打开国门已经百余年。在1958—1978的20年间，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中国才基本建立了第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而中国彻底实现工业化，成为全世界唯一一个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则是在第二次开放即改革开放期间实现的。这个经验证明封闭的路是走不远的，封闭的代价也是重大的，因此必须要以开放促发展。

第二个例子是苏联。冷战时代的苏联一度非常强大，是近代以来第一个在科技创新方面典型的举国体制国家。苏联举全国之力发展科技跟西方竞争，早期也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就，尤其是军事工业方面，但最终失败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开放。第一，不开放，科创就没有一个思想市场，科创是需要思想市场的，来自不同文明、不同的文化、不同意识形态的人们，大家互相争论、辩论，产生化学反应，有化学反应，才会有新思想的出现，才会有科创。刚开始苏联还从西方引进了很多技术，但因为思想不开放，没有思想市场，创新动力慢慢就枯竭了。第二，没有开放就没有商品市场，科创需要投入大量的钱，科创的投入必须在市场上得到回报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苏联关起门来自己创新，其市场最多只能在华约组织内部，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像越南、印度。所以，苏联不是被别人打败的，而是因为不开放被自己打败的。

第三个例子是美国。美国的强大是因为其民主自由体制吗？美国在实现今天人们所见到的民主自由体制之前已经强大起来了，美国强大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开放”。美国有很多的开放系统，其中三大开放系统是最重要的：一是有开放的企业与科创系统；二是有开放的金融系统；三是有开放的科教和人才系统。尤其是科教和人才系统，今天的美国就是一个全世界高端人才聚集地。美国本来就是一个移民国家，移民比较容易。一战二战期间和之后，美国吸引了大量的欧洲科学家。美国在二战之前并没有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包括爱因斯坦在内欧洲的科学家为美国基础科学研究的壮大起了关键作用。冷战期间，美国用全世界的人才，包括从苏联、东欧移民到美国的人才跟苏联竞争，最后把苏联打败。

今天，我们面对的情况是什么？美国用全世界的人才，包括从中国到美国的人才与中国竞争。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向美国输送了几百万的人才，尽管很多回国服务，但大部分赴美留学的中国人才由于各种原因留在了美国。如果中国不能同美国争夺全世界的人才，我们拿什么来跟美国竞争呢？过去，美国没有把我们当作竞争目标，现在美国正式把中国看成是唯一一个有能力与美国有竞争的国家，处处卡中国脖子。我们怎么办？所以我们要强调科创。

技术创新的两种思路

如果我们不主动开放会怎样？中国的第一次开放发生在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是被动的开放。中国的第二次开放是主动开启的，这使得我们摆脱了“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的陷阱。尽管西方接受中国也是中国成功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因素，但这次开放更多的是中国单向地融入西方世界主导的规则体系的过程。诚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赋予西方国家主导整个世界的力量。这种主导尤其体现为目前世界通行的规则大多由西方发达国家制定，而中国则需要在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不断修改国内的法律、法规，以及对决策体系进行改革，从而符合世界通行的规则。

在第二次开放过程中，在中国与世界多种制度接轨的谈判中，往往沦为单方面的接受者，必须完全按照世界既有游戏规则来进行自我修订。尽管这里面也有一些不必要、过高代价的接轨，但更多的是必要的、有益的改革，或者可以称之为倒逼的改革。如果没有外来的压力，很难想象中国改革的成功。实际上，近代以来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成为国家进步的动力。改革开放前，中国处于（西方）“体制外”国家，要加入这个体制，那么就必须和其接轨，尽管接轨并不是“免费的午餐”。

但是，中国和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的接轨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成为西方所谓的“体制内”国家了。迄今，对西方来说，中国仍然是世界主流玩家当中的“外来者”，且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上与西方国家不同。因此，中国的“走出去”很容易被理解为是对既有规则的一种挑衅，尤其中国在第二次开放中实力得到大幅度提升，被认为是贸易往来中的“利益既得者”，技术交流中的“知产产权偷窃者”。这其实也是中美贸易战、技术战爆发的底层逻辑。西方的大部分指控都是关于中国没有完全遵守西方确立起来的国际规则的方方面面。换言之，在没有规则制定权的条件下，纵使主动走出去，其实也带有一种被动的节奏，也面临高成本和高风险。开放和融合世界的艰难更显得开放的重要性。

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但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能“闭门造车”。在美苏冷战年代，两大封闭的军事力量集团之间实行严格的技术封锁、武器禁运。最初，中苏蜜月期间，苏联在航空、导弹和核武器等尖端军事技术方面向中国提供了不同程度的援助，促使中国技术发展突飞猛进。之后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中断向中国提供技术材料，中国经历了极其漫长的孤独探索的研究阶段。虽然今天我们谈及此段历史总会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但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封闭式的技术进步令我们付出了高额的成本和惨痛的代价。必须意识到的是，我们“两弹一星”的伟大成就也很难离开西方的科技发展。如果没有钱学森等一大批在西方接受教育的爱国知识分子回国为国家效劳，那么我们要研制“两弹一星”的时间会长得多。如今西方国家在各个科技领域对我们有防备，甚至是打压、卡脖子、搞脱钩。比如高端芯片的设计和制造、下一代通讯技术，以及很多可以运用在军事领域的技术。经验地看，在这些领域和西方开展交流合作变得越来越困难。

图源：新华社

对此，中国社会普遍存在两种思路。

第一种思路认为，一切技术，即使是别人封锁我们，我们也一定能自己发展出来。不乏有人狂言，“美国人今天封杀我们什么，我们明天就生产什么”。一些人相信，哪怕曾经不能，随着我们的科研实力的增强和消费市场的扩大，我们不仅一定能做出来，而且一定能越做越便宜。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害怕被封闭，更没有必要为了求得人家对我们的开放而过度让步。西方对中国开放，是西方和中国的双赢；西方对中国封闭，也是“双赢”——中国赢两次。这种观点目前在国内社会面还比较流行。

第二种思路认为，中国已经取得的成就在相当程度上是依托全球市场和西方先进技术而实现的，中国以后所能取得的成就，依然少不了这些元素的参与，即便对外部因素的依赖会有所减弱。因此，当下中国应该扩大开放，哪怕是单边开放；应该努力营造交流的氛围，累积合作的信任；应该老老实实、实实在在地把姿态落实为双方现实的利益。

我个人认为，还是第二种认识更接近实际。经验地看，科学技术进步的本质是开放。如果不开放，再强大的科技也会走向落后。不管我们喜欢与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近代以来，大部分基础性的科学发现和原创性的技术发明都来自西方国家，而且这一局面至今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中国若是不能积极主动地对外开放，就会与西方的前沿科技成果脱钩，而这种脱钩对中国必然是有害的。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基础性的科学发现和原创性的技术发明并不能在短期内完全通过自力更生取得，自主创新应当是开放环境下的综合运用。当前最新科技成果的创新，绝不是关起门来搞创新。

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这个世界是否可以存在两种不同的技术系统。即使从理论上看有可能，从经验上看也没有可能。前面讨论的苏联的尝试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苏联用举国之力想在封闭的状态下搞出自己一套技术系统，但以失败告终。苏联可以在军工的一个领域赶上甚至超越西方，但那是举国体制之故，耗尽了苏联的经济力量。苏联可以把人送上月球，但解决不了简单的民生经济问题。

人们可以把现存的国际范围内的技术体系比喻成一座山。所有文明，包括中国文明的“四大发明”和阿拉伯文明对这座山都有贡献。近代以来的很长历史里，西方掌控了这座山，二战之后美国掌控了这座山。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动中国进入了这座山。进入这座山之后，西方的技术开始向中国扩散，中国本身也努力往这座山的高处爬。现在的情形是，美国开始设关卡，不容许我们再往这座山的高处爬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卡脖子”；再者，美国也企图把中国赶下甚至赶出这座山，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系统脱钩”。

那么，我们的理性态度应当是什么？绝非不是那些所谓的“赢两次”的人所提倡的。一些人是在意气用事，另一些人则是无知无畏，也有人在故意搞民粹主义式民族主义。如果那样，表面上的“爱国主义”最终只能是“害国主义”。我们的态度应当是继续留在这座山，并且告诉美国人，这座山本来就是属于世界各国的，并非美国的。我们不想脱钩，更不搞主动脱钩。我们应当为这座山作出更大的贡献，成为这座山不可或缺的成员。

大湾区在第三次开放中的角色

从世界历史的发展看，科创对一个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科创不仅仅是经济安全的概念，更是一个国家安全的概念。如前所述，按照美国科创的经验，三个开放系统缺一不可。第一，需要拥有一大批具有基础科研能力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第二，需要一大批能把基础科学转化成应用技术的企业或者机构；第三，必须具有足够强的金融系统来支撑这种转化。

粤港澳大湾区9个内地城市和香港、澳门，如果融合发展，那么这三大条件就可具备；但如果是各自为政，这三个条件就不可能具备。

第一，大湾区9个内地城市的好大学不多，但香港有很多好大学，如果整合起来，大湾区的基础科研能力不比世界上的其它湾区差。

第二，珠三角的企业是世界上科研成果转化能力最强的企业。如果没有这一点，很难理解90年代邓小平“南巡”以后的数十年以来，珠三角一直是世界制造业基地。但这样的企业在香港是缺失的，香港现在在科创方面很难跟广州、东莞、深圳等地竞争，因为从80年代开始香港已经把整个制造业转移到珠三角或者中国大陆的其它地方，现在没有香港企业具备这种转化能力。

第三，我们内地缺一个强大的金融系统。我们的国家制度决定了金融系统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是为金融稳定服务的，我们的金融系统扮演不了华尔街的角色。但是，大湾区内部可以借用香港的金融系统来扮演华尔街的角色。香港的金融系统是国际化的金融系统。我们最近也一直在倡议成立中国的双金融中心，一个是以上海为核心的金融中心，为实体经济服务、为金融稳定服务，一个是以香港为中心的大湾区金融中心，要与华尔街竞争。

图源：香港旅游发展局官网

从世界经济崛起的经验来看，大湾区或许就是中国从全面小康社会转型到发达经济体的最为重要的抓手。如果不是唯一的话，大湾区是否可以扮演这个世纪角色，就看大湾区各城市能否融合发展。

目前，大湾区的融合碰到了很多的问题。我们说“一国两制”，但大湾区内部11个城市其实是11个制度。我们的阻力在哪里？企业是阻力吗？我们调查了一下，企业不是阻力，老百姓也不是阻力，我们最大的阻力来自行政。深圳和广州两个城市的好多规则都不统一，经常处于恶性竞争状态。二十大报告强调规则、标准、管理这些方面的统一，这是关键。我们需要通过深层次的行政体制改革来减少这些行政阻力。

中国要继续开放，粤港澳大湾区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扮演重要角色。

近代以来中国已经经历了两次开放，发生地都在粤港澳大湾区。第一次开放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这是一次被迫的开放。第二次是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我们主动打开国门引进国际先进资本、技术和管理方法，改革自己的体制机制使之与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通行规则“接轨”，并通过加入WTO、“一带一路”倡议等实施“走出去”战略，紧紧抓住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全球化所带来的每一次发展机遇，创造了诸多世界经济奇迹。

中国现在的开放是第三次开放。第三次开放跟第二次开放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新的改革、新的开放、新的创新。我们要深刻认识到，规则的制定权已成为未来中美竞争的核心，我们最有效的应对方法就是实施“第三次开放”，不仅仅是聚焦投资贸易的数量和质量、技术升级创新等传统问题，更要注重方方面面的话语权和规则问题，要强化规则就是生产力的意识。

粤港澳大湾区是双循环的结合点和战略支点，但目前大湾区中9个内地城市与港澳之间的规则制度存在巨大差异，9个内地城市间的招商引资、土地、税收等规则还不统一，极大阻碍了大湾区城市群全球影响力的形成。当前急剧变迁的国际环境中，更需要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以大湾区规则一体化凝聚形成强大磁场，吸引全世界的资本、技术、人才完全融入大湾区产业链价值链。我们一直在提倡通过“香港+”，在促成大湾区统一大市场的同时走向世界。香港方方面面的规则是高度国际化的，为国际社会所承认和接受。我们可以以香港规则为基础来统筹大湾区的规则。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也可以增加新的规则，例如在互联网领域、新能源汽车领域，或者内地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以香港规则来统筹大湾区，就意味着我们和国际规则的接轨，也意味着我们的规则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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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袁浩延

审核 | 冯箫凝 黄紫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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