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面向世界和未来的中国式现代化路径

导读 · 2023.06.02

本文内容整理自郑永年教授在IPP首届大湾区“未来论坛”上发表的主旨演讲，原题为“面向世界和未来的中国式现代化路径”。

现代化的三个层面

今天，我想谈一些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看法，主要围绕如何以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个角度展开。去年，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式现代化有一个全方位的、综合的、系统的定义，从政府官方的定义来说有五个方面：一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五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这些方面非常重要，我把它称为“五位一体”。其中，有的方面已经实现或正在实现，有的方面还是作为一个目标来追求。这里主要从学术的角度讨论中国式现代化。

近代以来，无论是哪个国家的现代化都可以从三个层面展开讨论。一是物质意义上的现代化。现代化首先发生在物质的巨大变化上。这个比较容易理解，高楼大厦、高铁、高速公路、航空港、海港等都是现代化的形态。以前我们讲的“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的现代化，这些都是物质的现代化。世界各国有不同文明、不同文化，对物质意义上的现代化有很多共识。当然，不是每个社会群体都追求物质现代化，一些少数群体，如尼泊尔的苦行僧，这些群体就不追求物质现代化。但世界上大部分老百姓都是想追求物质现代化的，都想追求美好的生活。

当定义中国式现代化时，为什么说中国的现代化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有共同的方面，也有不同的方面？我认为共同的方面主要还是物质意义上的现代化，这很重要。谁比谁“现代”很好衡量。A造一辆车每小时只能开100公里，B造一辆车每小时能开300公里，B的造车技术就比A更现代化；C能把人送到月球，D不能把人送到月球，C就比D的航天工业更现代化，这是一个共识。

1969年，阿波罗11号发射瞬间

（图源：NASA官网）

二是人的现代化。因为我们是人类社会，谈现代化如果离开了人就变得毫无意义。现代化最终的目标是为人服务。人不是抽象的，人是文明、文化的产物，人是有价值观的。所以现代化成不成功，还是看老百姓接受不接受、开心不开心。如果物质上很现代化，但老百姓却活得越来越不开心，像以前中国的现代化推进得很快，但是环境破坏得很厉害，老百姓身心健康受损，这种现代化的价值就存在很大的问题。

另一方面，人的价值观的现代化也是很重要的。从世界历史来看，现代化首先是作为理念诞生的，来自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之前，西方世界长时间地陷入了“黑暗时代”，宗教、上帝是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一切以上帝为依归。从文艺复兴开始，人们把世界观的焦点从上帝转向了人类社会。从文艺复兴开始到启蒙运动的那些价值观是进步的，所以现代化也是人对普世价值的追求。

但是要注意到，中国在现代化开启时，梁启超先生的著述提倡“新民”，他觉得中国人以前是传统人而不是现代人，现代化就是要造就“新民”，这是他的理念，也是毛泽东这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理念。五四运动为什么强调“新民学说”？就是这个原因。一些人接受了现代化的概念，一些人没有接受现代化的概念，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看看以前的柬埔寨，为什么会产生红色高棉革命那样的灾难？柬埔寨那些红色高棉的领导人很多都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这些人说“国内的人不行，要改造”，要追求进步，就要把人的改造作为一个大工程去推行，这实际上造成了一个大悲剧。

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国家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所以要特别小心，对人的现代化要把握好，不是说以前传统的价值观就不要了，去接受一套完全新的、西方式的价值观。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在人的现代化方面也走了很多弯路。

三是介于物质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之间的制度现代化。制度现代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看哪种制度更能推进物质现代化；二是看哪种制度更能推进人的现代化；三是看哪种制度能协调物质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从西方文艺复兴开始，人们对现代化是一个非常积极、正面的态度。但是西方现代化从今天来看也可以是一定程度上具有毁灭性的，物质意义上的现代化会对传统社会造成很大的冲击，旧的社会秩序、政治秩序被破坏了，新的社会秩序、政治秩序建立不起来，所以有些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陷入了无政府状态，虽然经济、科技在发展，但现代化的社会秩序、政治体系没建立起来。

由于现代化从西方开始，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把现代化理解成西方化，这不仅仅是中国五四运动以后出现的现象，整个世界都是这样。例如伊朗革命，伊朗的宗教、文化和西方完全不是一回事，但是他们把现代化看成西方化。还有土耳其，近代以来也是把现代化看成西方化。亚非拉广大国家尽管二战以后独立了，但它们都把西方化作为现代化的一个标准。

西方化的选票制度在发展中国家容易水土不服

（图源：FT中文网）

这就需要总结，制度现代化到底是什么样的现代化。很多中国学者直到几年前才搞清楚制度的现代化并不是把西方的或者以前苏联的制度移植过来，制度现代化就是自己制度的现代化。我之所以非常赞同现代化不是西方化，主要是基于制度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这两个方面的考虑，而物质的现代化方面，西方与其他国家的差异并不大。

那么中国下一步怎么走？三个层面的现代化能不能协调发展？二十大对新的现代化已经有了五个方面的定义，这种表述既接受了中国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的教训，也接受了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些现代化的教训。我认为这些教训其实是很深刻的，五四运动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采取与苏联站在一起的“一边倒”策略，后来因为毛泽东发现苏联有问题，于是就从中苏同盟中退了出来，中国作为一种独立的世界力量而存在。

十九大对中国的现代化有一个总结，就是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为那些既想追求发展又要保证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二十大更进了一步，就是要回答什么叫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是什么。中国式现代化提出来以后，外面的反应也是很强烈的。对发达国家来说，它们最担心的问题是，这个中国式现代化是不是要取代西方式的现代化？而发展中国家会问，中国式现代化与我们有什么关联？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对中国式现代化做更多的解释：

第一，我们既然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表明我们也承认欧洲式现代化、美国式现代化、日本式现代化、新加坡式现代化，等等。

第二，我们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着：从经验来看，那些能符合自己文明、文化、国情的现代化是成功的，而那些不符合自己文明、文化和国情的现代化往往是失败的。这方面，有很多例子可以讲。

第三，我们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表明我们不会把我们自己形式的现代化输出到其他国家。我们反对美国把美国式的现代化或者西方式的现代化强加给其他国家，按照这个逻辑，我们也不会把中国式现代化模式输出到其他国家，所以我们强调每一个文明、每一个文化、每一个国家对现代化的理解不同，现代化的模式是多元的，追求方式是多元的，同样追求现代化，但“条条大路通罗马”，有不同的方式去实现。当然，现代化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要追求，但是追求这些价值的道路是不同的，取决于每一个国家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物质水平及制度条件。

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

1. 经济增长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外贸

二十大提出高质量发展，广东省开春第一天就召开高质量发展动员大会。之后，全国各地28个省份都召开了高质量发展大会。广东省多个城市，如广州、深圳、东莞、珠海、中山等城市在高质量发展大会上都提出了GDP增加目标，其他的省份也一样。但其中有一些很关键的问题还是没回答：什么叫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从哪里来？如何追求？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GDP增长与高质量发展等同起来，我们要追求那些能增加国民财富的GDP增长，而不是有损于国民财富增加的GDP增长。“如果把公路桥梁拆了又建、建了又拆，GDP是有的”，但这样的GDP就是无效投资带来的GDP，不但没有增加国民财富，反而损害国民财富，这样的GDP增长是要不得的。追求GDP没有错，但我们首先要考虑好要什么样的GDP，不能要以前那种无效投资的GDP。

这里的问题是：在追求高质量发展时，经济增长的传统三驾马车现在遇到了什么样的困境？它们还能继续支撑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吗？

首先是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很重要。今年第一季度全国层面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得很快，但是基础设施投资能不能还是像以前那样带动经济发展？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基本上已经饱和了，从世界的比较而言，中国的东部地区甚至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已经相当先进。当然，西部也会有一些基础设施投资空间，但是西部的经济活动本身也不多，如果大量地投资西部，这些投资很难得到回报。

同时，中国的人口总数已经开始减少，大家要注意投资过度的问题。日本以前各个角落的基础设施投资很好，但是随着它的人口萎缩，很多地方的基础设施基本上已经荒废不用了。中国没必要在各个地方大搞基础设施投资。尤其是广东，粤北山区和珠三角的差异很大，历届领导也是希望通过一些有效的方法来改变这种情况，但是否要像以前粤北山区搞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那样来缩小差异？我认为没有必要。

现在粤北地区的人口基本上还是往珠三角流动的，不可能指望粤北山区的工业化能达到珠三角的程度。以前粤北山区搞大规模的基建，有些地方的债务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所以，粤北山区能不能搞一些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青山绿水”经济，包括国家公园、省公园、旅游、高质量农业？没有必要把那些低层次的工业转移到粤北山区。

粤北乳源大峡谷的自然风光

（图源：广东省林业局官网）

就广东来说，基础设施投资当然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改进。比如城市整体升级怎么做？我最近一直在比较一些城市，如广州、深圳和香港、新加坡、首尔。中国的城市很大，但是城市化质量不高。例如，广州与深圳各有几百个城中村，像去年新冠疫情，城中村出了不少事情，城中村必须改造。

但城中村应该怎么改造？我们为深圳市做的一项政策研究中提出：深圳市能不能建500万套廉租房？很多城市早就提出廉租房要达到20%，但是到今天为止，中国没有一个城市的廉租房达到20%。长三角有的城市只有3%—5%，即使是3%—5%的廉租房，因为很多政策不那么透明，也反而被富人占用了，而不是真正需要廉租房的人在使用。现在改造一个城中村的花费巨大，但如果能够把政府的廉租房修起来，让廉租房的出租价格相当于城中村的水平或者更加低一点，那么通过市场化的原则，城中村不难改造。

另外，中国的城市每一个小区路面都变成停车场了，很丑陋，并且有很多安全隐患。2022年乌鲁木齐“11·24”火灾，因为救援不及时死伤较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小区里停满了车，救护车都很难进去。新加坡、中国香港的每一个小区里都有很多立体停车场，而中国内地城市的写字楼空置率很高，政府能不能把一些楼规划成停车场？新加坡的停车场产业是非常赚钱的。

还有老人院要不要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是“先富后老”，而中国是“未富先老”，老人以后怎么办？现在的老人院，如广州、深圳的老人院都盖到偏远的郊区，这是不对的。老人院要建在城市中心，因为很多照顾老年人的人都是年轻志愿者，而且小孩也要去看老人，老人院放到那么远很不方便。对于老人的照顾、住房政策，新加坡这方面做得很好。因为四代同堂、三代同堂住在一起有问题，新加坡政府鼓励小孩跟父母就近居住，父辈和子辈的房子如果买在同一个小区，政府给买房者打个折扣；如果子女去看望父母，则停车免费；等等。

新加坡的很多政策都是有利于家庭、有利于老人的。这里有儒家文化的影响。李显龙有一个视频传得很广，其中他回答了“新加坡要不要学中国建立老人院？”刚开始人们不理解为什么新加坡不建老人院。但从文化的角度看不难理解。建立老人院是不符合儒家文化的，因此新加坡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类似中国的老人院。新加坡是想鼓励家庭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中国既然有老人院了，老人院应该设立在市中心。

还有学前或者课外教育，现在教培行业经历整顿，学校之外的学前或者课外教育怎样进行？现在学生心理不健康的很多，有超过20%的大学生有忧郁症，甚至有严重自杀倾向的学生比例越来越高，很少有人去关怀。这些都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政府大有可为。所以城市的整体升级、城市的质量也是GDP，也是基建，非常重要，也是可以做的。

消费的增长能不能拉动经济？今年的“五一”假期，到处都是游人。中国人的消费能力是可以的，但是要消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还是很难的。首先，现在的经济前景不明朗，中产阶级消费什么？因为吃喝拉撒的日常消费已经很充足了，还能消费什么？

在世界范围来看，如果一个社会要变成消费社会，这个社会的中产要达到60%甚至70%，至少要跨过50%的门槛，因此消费社会的另一个代名词就是中产社会。任何一个社会总有一些消费过度的群体，而穷人永远是消费不足的，真正能可持续消费的就是中产。如果中产阶层占比能跨过50%，社会就变成中产消费社会了，能达到60%—70%，社会的消费才是可持续的。

尽管我们国家现在有4亿中产，但从总体人口来说也只是30%。现在有些经济学家指出，到2035年，我们的中产能翻一倍，达到6、7亿人口。也就是在15年之内，从现在的4亿提高到6、7亿。消费社会需要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实现，但能不能实现？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可能也不是那么乐观。公务员减薪，大家不敢消费；经济发展不明朗，大家不敢消费。今年的居民个人存款越来越高，因为大家都不消费。

2022年中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及其构成数据

（图源：国家统计局）

还有一块是外贸。以前外贸增长主要是开放以后整个西方世界接受了中国，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后，完全融入了世界市场，与世界市场一体化，所以当时外贸对拉动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但是，尤其是今年，中国的外贸出口数据下降得很快。中国的进口还是可以的，但是出口怎么可持续发展？其中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整个世界经济形势不好，中国的出口能不能增加就取决于其他国家的消费能力能不能提高。现在总体来看，整个西方的经济也不好，中国的出口很难增加。当然，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的确有助于稳定外贸，但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很难替代对西方的出口。

所以，尽管这三驾马车还很重要，还有一定的增长空间，但是要继续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就很难。

2. 高质量发展三大法宝：改革、开放、创新

如果三驾马车动力不够了，下一步怎么走？中国在革命时代有三大法宝，下一步的高质量发展也有三大法宝，就是改革、开放、创新，开放尤其重要。从世界历史，尤其是我们东亚社会的历史来看，开放非常重要。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提倡深化改革，但是改革动力不如以前了。大家都想创新，但是如何创新？开放对创新很重要。日本的经济发展就是开放的产物，“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也是开放的产物。

我最近出版的《大汇合与大分流：大变局下的中国现代化》这本书回答了一个问题：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的现代化力量与国际层面的全球化力量这两股力量是相向而行、互相配合、互相强化、互相促进的，这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进展得非常顺利。但是中国现在面临的是逆全球化甚至反全球化，中国已经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怎么办？尤其是珠江三角洲，过去四十年是通过开放成长起来的，很多制造业都与开放、与外资有关系。现在的国际形势完全不一样了，如果说以前是顺风顺水，现在就是逆水行舟。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即使是这样，还是需要开放。

美国为什么强大？美国的强大来自开放。美国有三大开放系统：一是开放的科教与人才系统，二是开放的企业系统，三是开放的金融系统。美国为什么能实现那么长久的可持续发展？尽管美国的社会变化了那么多、美国的政治乱七八糟，为什么美国的技术、经济一直在进步？实际上这与美国的三大开放系统分不开。

首先是人才与科教系统。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从哪儿来？科技来自人才，人才应当是第一生产力。美国是移民国家，在一战、二战期间吸收了大量的欧洲科学家。美国在二战以前没有基础科研，也没有什么应用技术。我最近看很多材料，非常有意思的是，二战期间，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从欧洲一些国家进口了大量的纺织品，后来有人提议，“与其进口大量的纺织品，还不如把那些制造这些纺织品的人才请过来”。后来美国人就改变了主意，把人才请过来。

二战结束之后，随着布什（Vannevar Bush）的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出台，美国基础科研、应用技术都搞起来了，人才也是。所以我们必须意识到，美国是世界人才的一个平台。冷战期间，美国用全世界的人才（包括从苏联、东欧跑到美国去的人才）与苏联竞争，结果可想而知，苏联失败了，美国赢了。

今天中国也面临类似的情况，美国网罗全世界的人才，包括很多中国的人才与中国竞争。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向美国输送了几百万人才，其中有多少回来的？中国现在还没有教育自信，北大、清华都以为美国培养人才感到骄傲，把最好的人才都送到美国去，这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北、清都是中国顶尖学府，却是为美国培养人才的，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

人才竞争力指数（总体水平）的国际排序

（图源：CCG全球化智库官网）

在亚洲，日本在教育自信方面做得最好，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也把最好的学生送到欧美，但是一段时间以后很快就建立了教育自信。日本人觉得“不管你从美国哈佛还是普林斯顿毕业，最好的还是我们的东京大学”。没有教育自信的国家很难出诺贝尔奖。日本有教育自信，所以出了很多诺贝尔奖。亚洲很多经济体没有教育自信，都跟着西方的范式跑，很难培养出顶尖人才。人才竞争现在是白热化了，如果中国不能与美国一样在国际人才市场上分一杯羹，就很难赶上美国。

其次，美国有开放的企业制度。相比中国的企业，为什么美国的企业竞争力那么强？中国企业追求的目标为什么与美国不一样？中国的企业为什么对占领市场份额那么在意？企业关心的都是，这个份额多少、那个份额多少。但是如果在西方，企业很少讲市场份额。德国的中小型民营企业占有的市场份额较小，但生产的都是高附加值产品，生存了几百年。

西方的企业是一个开放系统，而中国的企业是一个封闭系统。例如，考察供应链的长短，可以拿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公司和特斯拉做比较。中国的公司，无论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是一个“土豆”，什么都是自己生产，什么都想自己生产。特斯拉自己生产多少零部件？由于供应链拉得很长，特斯拉的各个零件都在竞赛，一个零件的技术进步了，另一个零件也要跟着进步，所以各个部门间有很大的竞争，因为供应链是开放的。在中国，不用说国有企业不向民营企业开放，国有企业之间都不互相开放。因此，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是一个个“土豆”，尽管加起来总量很大，但是不强。

这就回答了我一个疑惑：为什么中国的企业缺少统一的标准和规则？因为美西方的企业是开放的，它可以制定规则标准，中国每一个企业都想制定自己的标准规则，没有合力。所以如果中国的企业制度不开放、不改革，很难与现在欧美的企业竞争。但是欧美企业也不是说一开始就是这样的。1980年代以前，它们也是生产整产品，就像现在的中国企业一样。1980年代以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配置，每个企业只生产其中一部分。现在世界上很少有企业可以生产所有东西，除了中国企业。所以开放的企业系统非常重要。

美国还有一个开放的金融系统。有一本书叫Doing Capitalism in the Innovation Economy（书名中译为《创新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写得很好，是美国人詹韦（William H. Janeway）写的。詹韦是一个有40年经验的风险投资人。他说，过去250年，金融资本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二战以后，如果去除了美国因为风投而产生的经济活动，美国一大半的实体经济就没有了。

从基础科研到应用技术，必须用金融作为转化器，所以金融系统非常重要。但是我们现在对金融的重要性认识是不足的。在很多人的观念里，金融还是负面的、投机倒把的活动。包括最近出台的一些监管政策。金融监管政策很多，也很重要，但如何促进金融发展呢？这方面的政策就很少。

我们很多人对看得见的东西非常放心，对看不见的东西非常不放心，这种现象可以称为“看得见主义”。房地产、高楼大厦、公路桥梁这些看得见，很放心；金融是看不见的，不放心。但是，看不见的金融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实体经济发展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我们一定要把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金融化、金融经济虚拟化分开来。没有开放的金融系统就很难发展实体经济。

从这三个方面来说，我觉得我们国家如果要追求高质量发展，就一定要往如何建立起这三个系统的方向来考虑问题。我们与几个研究团队今年提出一个比较新的观点，就是如何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无论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它的核心就是技术进步。无论是先实现现代化的欧美发达国家，还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产业升级都是任何一个经济体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最核心的内容。技术发展了，又会导致管理体制上的进步，所以技术很重要。二十大提出科技强国战略，前段时间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科研、应用技术的论述非常到位。这是我们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产业转型升级进行时

（图源：新华社）

那么要怎么做呢？总结英国、美国的经验，如果要实现技术升级，就必须有三大条件：第一，必须拥有一大批有能力进行基础科研的大学或者科研机构；第二，必须有一大批能把这些基础科研转化成应用技术的企业或者机构；第三个条件，必须有能够对基础科研和应用技术提供足够支持的金融机构。

美西方，金融支持主要表现为风投。这三方面是缺一不可的，所以我刚才提到的《创新经济中的资本主义》，该书就认为250年来的创新经济就是政府、企业、金融三者博弈的结果。政府要提供基础科研。基础科研不是资本密集型的，基础科研其实很廉价。现在有些学者一直在呼吁基础科研钱不够，阻碍了科技进步，其实是中国的基础科研体制不够完善，而不仅仅是钱不够的问题。

统计一下二战结束以来获诺贝尔奖的人，有多少是资本培养出来的？几乎没有。基础科研不是资本密集型（capital-intensive）的，而是自由密集型（freedom intensive）的。政府给这些科学家一份体面的工作、一份体面的工资，不要整天叫他们发表论文。他们有这样体面的工作，在大学或者实验室里，去追求他们的学术爱好、科研兴趣。大部分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成就都是出于对兴趣的追求。他们对追求金钱和福利没多大兴趣，有些诺贝尔奖获得者其实是非常清贫的。

所以我们一直在呼吁，要改革院士制度。两院院士制度不改革，中国的基础科研就很难有重大突破。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先生曾经说过，我们的很多基础科研都是被科研评比“杀死”的，不让研究人员按照研究兴趣发展。为什么西方的科学家共同体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就是这个道理，他们所说的无政府主义者不是反政府，只是强调科学研究有自己的逻辑。他们认为，政府不要来管我，只要给我一个体面的生活就行了。

应用技术是资本密集型的。与美国的技术转化应用相比，国内的产学研有很大差距。为什么？美国技术转化应用在二战以后突飞猛进，就是因为它们有金融系统的支持。从基础科研到技术应用需要大量的投入。钱从哪里来？政府没有理由做这一块，因为财政资金是纳税人的钱，银行也不会做，因为风险大，所以它们依靠风投来做。

现在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也在做风投。国资要做风投是可以的，不过，一定要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因为国资委主任3—5年就离任了，而风投一般要做8—1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经验地看，这些国资风投做的都是短期投资，有可能破坏了市场运行规律，因为国资“哪里有钱赚就去哪里”，结果很可能挤占了很多民营企业的空间。民间的风投也很重要，但是我们的民间风投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些方面我们需要强化。

从技术转化应用方面来说，粤港澳大湾区在中国各个区域里面是条件最好的，但是要改革基础科研体制。大湾区内地九个城市有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深圳大学等知名学府，但这还远远不够。香港有8所公立大学，其中有5所进入QS大学排行榜前100名，有3所进入排行榜前50名，最近还在进步。香港具有发达的教育科研系统，香港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吸引世界人才的地方。如果把内地的大学和香港的大学融合起来，基础科研能力就不容小觑，而且国家在这个区域也设立了很多的实验室。当然，尽管各方面的条件具备，但一定要融合，不融合就有可能导致恶性竞争，会往相反的方向发展。

珠三角的企业转化能力非常强，因此，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很快就成为了世界制造业基地。很多技术在北京科创板融资，但转化还是放在广州等珠江三角洲城市。香港已经没有具备转化能力的企业了，因为改革开放以后香港制造业已经转移到珠三角或者中国其他地方了。香港可以培养转化能力，但没有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根本做不来，因此香港也没有必要做转化，香港的基础科研转化完全可以放到珠三角来。

我国的金融系统是为实体经济服务、为金融稳定服务的，我国的金融系统比不了华尔街，这是制度本质决定的。但能不能利用香港的金融系统为实体经济服务？最近我们在提倡成立双金融中心，分别以上海和粤港澳大湾区为中心。以上海为中心的金融中心为实体经济、金融稳定服务；而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中心则基于大湾区各个中心城市的“劳动分工”之上，通过融合发展，是否可以构建成为能与华尔街竞争的金融中心呢？完全可以，也有必要。

《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于2017年签署（图源：粤港澳大湾区门户网）

从世界经济史来看，如果没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中心，这个经济体便成不了世界经济大国。英国以前是世界经济大国，现在是美国。日本、德国、法国为什么不能变成世界强国、经济大国？就是因为没有金融中心。用网络话语说，实体经济是被“割韭菜”的产业，实体经济所产生的产品价值取决于金融体系。中国要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就必须有世界金融中心，而这个金融中心在中国内地的任何一个城市都建立不起来，只有香港才有条件。同时，香港本身也需要新的发展，因为它面临来自新加坡的挑战。前些年香港出了很多事情，《国安法》的出台非常重要。如果《国安法》通过后，香港又恢复往日的金融辉煌，那是成功的。

总而言之，中国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三大法宝，就是要继续改革、开放、创新，只有新的三大法宝才能通往明天和未来。

*免责声明：本文所阐述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不代表大湾区评论或IIA机构立场。

*本文内容由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谭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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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袁浩延

配图 | 王旭烨

审核 | 冯箫凝 黄紫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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