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治观察 | 产业政治与“中国迈向核心区”

编者按 ·  2024.01.03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全球的产业政策与产业发展面临着更多政治维度的介入，同时产业政策与产业发展也对各国的政治产生进一步的影响，二者间的互动关系十分耐人寻味。从美国人在TikTok上发起破坏特朗普竞选集会的运动，到拜登正式签署《通胀削减法》，产业的政治与具有政治性的产业正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不可忽视的新现象；从大西洋缓缓落下、生效的欧盟碳边界调节税，到太平洋沿岸的中国对新能源汽车等绿色产业的鼓励与支持，新时代的大国经济竞争热点正在冉冉升起。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产业政治”也成为各国观察经济社会模式转型的关键组成部分。今年，我们将启动“产业政治观察”专栏。本专栏旨在连结业界、学界与政策研究界对于产业政治的关注，将理论视角与最佳实践结合在一起，通过编译、原创稿件、访谈等形式，深入分析产业政策的政治与产业发展的政治，为读者展现当前时代的商业实践热点与理论前沿。

何谓“产业政治”？一是指产业政策的政治，即国家以财政政策等经济手段配置经济资源的政治；二是指产业发展的政治，即一国产业发展对其境内外的政治经济的影响。前者是国家介入产业发展的资源配置对企业的影响，后者强调企业发展产业或者市场为产业发展配置资源对于国家的影响。就现有文献而言，学界更多关注的是第一点，即产业政策的政治，而对更依赖于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s）一手信息的第二点，缺乏更进一步的分析与探讨。例如，尽管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开设了Global Busin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国际关系中的全球商业）这门课，但课程内容依赖的实证研究材料停留在2016-2017年左右，并未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更新课程材料。但是，恰恰是最新商业实践才能与时俱进地反映国际政治经济的长远性、趋势性特征。

图为2023年3月16日，欧盟委员会内部市场委员蒂埃里·布雷顿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就《关键原材料法案》事宜接受媒体采访（图源：Getty Images)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产业政治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政策场域？一是产业政策上升为美国国家意志，国家资本主义重新进入美国经济政策的政策制定场域。在美国，拜登经济学于选战压力之下“粉墨登场”，正式为拜登政府承认，从媒体语境上升为美国的国家话语。截至2023年，拜登政府先后签署了《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IIJA）、《芯片和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 of 2022）以及《通胀削减法案》（IRA），把政府干预的手段带回来了美国，并通过“经济沙皇”沙利文之口将其称之为“新华盛顿共识”。二是欧盟因应美国压力，正在加大维护经济安全的力度，学习中国同行的产业政策经验。（参见 向中国取经？欧盟的经济安全战略困境 | IIA译文）俄乌战争的战火以及新冠疫情的扰动（disruption）已使欧盟认识到供应链自主可控的重要性，并因应美国《通胀削减法》的压力，推出《绿色新政工业计划》。早在2019-2020年，欧盟已对推出欧盟版的产业战略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2023年11月，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就《关键原材料法案》达成临时协议。2023年12月7日，欧盟理事会发表声明，称已就《净零工业法案》草案达成一致立场。这些迹象表明，欧盟正以绿色工业为突破口，勾勒出欧洲产业政策的雏形。三是中国继续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令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023年，中国地方政府纷纷成立产投母基金或产业母基金，加码半导体等先进制造产业集群。有地方政府提出“制造业当家”，着力实施制造业当家“大产业”立柱架梁行动。这些加码产投基金的行动反映出各地打造“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与意志，也表明产业政策的政治在中国迈上了新台阶。

这是2020年11月，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一家锂电池企业的工人在生产线上工作（图源：新华社）

针对各国的这些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s），学界也已经有学者提出了“产业政治”研究议程的重要性。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李巍教授及其团队正在领衔“产业政治”的研究项目，而半导体、民航等产业的“超级企业”又是其研究的重中之重。例如，罗仪馥（2023）以韩国三星成长为案例，研究了政府产业扶持、大国技术竞争与企业发展之间的互动。这样的转向正在把国际政治经济学（IPE）引向时代的前沿，使IPE的分析层次从国家回落至企业，把宏观的国家层次与中观的企业层次良好地结合在一起，以反映国家与企业之间日益频繁的互动（如TikTok与特朗普政府之间的交锋）。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紧跟时代潮流，密切地追踪、探讨产业政策的最新动态。2021年10月，“百川论坛——当代世界产业政策2021研讨会”在深圳召开。2023年3月，由郑永年教授、袁冉东博士主编的《产业政策变革：中国与世界》一书问世，从政治、经济、科技、能源、国际关系等不同视角阐释全球产业政策变化对中国与世界及其发展进程的影响。（详见 新书发布｜《产业政策变革：中国与世界》：多元视角阐释产业政策前沿思考）

《产业政策变革：中国与世界》全国新书首发暨读者见面会在深圳举行

(图源：主办方供图)

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面临郑永年教授团队所提出的“中等技术陷阱”问题，供应链韧性、“脱钩”或“卡脖子”正日益成为学界与政策界共同关心的问题。（详见 跨越“中等技术陷阱”11篇研究成果在《中国科学院院刊》发布）郑永年（2023）认为，无论从供应链、产业链还是价值链等维度看，中国目前的技术大体上正处于中等技术水平。他探讨了中国如何谋求跨越“中等技术陷阱”。赖格、孟渤（2023）通过数据比较与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现阶段正处于“前有埋伏”（来自先发国家的技术封锁）、“后有追兵”（来自其他后发国家的低价竞争压力）的中等技术水平；只有大力推进原创性技术进步，才能避免掉入“中等技术陷阱”。陈璐、黄平（2023）分析了中国科研制度和研发体系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提出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所需要的科研体制改革。赖格、黄紫蓝、袁浩延（2023）以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为研究对象，提出从外部及内部两方面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共同要素。袁冉东（2023）提出，跨越中等技术陷阱需要改进中国纯基础研究系统，并从科技人口和隐性技术知识2个层面来检讨中国存在的短板，讨论了应当如何针对这一现状加以改进。姜涵、方伟创（2023）认为，跨越中等技术陷阱需要改进应用技术系统，这就需要从五个方面入手。潘炫明、刘艾雯（2023）认为，跨越中等技术陷阱需要以风投助力中国科技创新。谭锐（2023）提出了何种创新系统和产业政策能够避免中国芯片产业落入“中等技术陷阱”。郑永年、徐兰朦（2023）提出，中国在跨越“中等技术陷阱”过程中，应向西方学习构建开放的企业系统。何冬妮、易达（2023）认为，打造区域科创高地是破解“中等技术陷阱”难题的重要抓手。

以上这些关注都反映出产业政治对当前时代的重要性，以及对我们理解国际政治经济的重要性。

当然，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举办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向度与迭代创新”讲座中，王正毅（2023）认为，“超级企业”并没有使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脉络进入一个新的层次。早在冷战结束后，大量的跨国企业就已经成为维持冷战后和平的全球化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跨国企业的学术意义不应当被过度扩大。

在业界看来，中国企业出海是中国经济崛起后企业增长的一大方向。随着中国互联网企业时代的到来，互联网企业在推进中国企业出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带一路”倡议也促进了中企走出去。如今，中国企业的身影遍布欧洲、非洲、东南亚乃至拉美。例如，TikTok电商、Shein与拼多多海外版Temu在东南亚呈“三足鼎立之势”；TikTok开拓了英国直播电商市场，Shein也进入了英国；Temu则于2023年在美国进展迅速，拿下较大的市场份额，迎头赶上TikTok电商与Shein。东南亚如今已经习惯于中国出海企业的存在，并在中企的影响下继续参与市场竞争。TikTok就在印尼收购了Tokopedia，以此作为被印尼政府规制后重新进入印尼市场的“投名状”。事实上，跨国企业出海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实践前沿，学界亟需把这些最新的商业实践转化为理论构建。

这是日本东京SHEIN线下实体店开业当天，不少日本年轻人坚持排队三小时，只为能在这家快消品牌门店里逛一逛 (图源：网络)

随着中国迈向世界体系的核心区（王正毅，2019），中国崛起也意味着中国的跨国企业正在全球扩大影响力，中国的产业政策也为欧美同侪所学习。对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地追踪产业政治动态，把中国经验转换为中国IPE的理论构建。

为了更好地分析产业政治动态，IIA学术编辑组将于2024年推出“产业政治观察”专栏，以更好观察、分析产业政策的政治，沟通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两端。本专栏包括编译与综述（活动综述、文献综述）、评论类文章等形式，将以月为频率产出，同时可能会以季度或半年度为单位，评述产业政治的最新动态，以资读者参考。

长远来看，“中国迈向核心区”必然要求中国发展在本国成长起来的跨国超级企业。这些现象会给未来的中国本土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科注入新的理论动力。本专栏希望以此为起点，观察各国在产业发展与产业政策方面的政治，将理论视角与最佳实践结合在一起，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崛起在国别、社会、企业层面对世界的影响（尤其是经济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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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袁浩延

排版 | 王祺丰

校对 | 覃筱靖

审核 | 冯箫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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