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浮士德文明”及其“文明冲突”｜独思录 x 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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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ne

03.15.2024

第04录

大湾区评论 x IIA出品

《“新浮士德文明”

及其“文明冲突”》

美国是否正在制造

一个“人造上帝”？

Prof.

Zheng

Yongnian

郑

永

年

PREFACE

第04录 编者按

“不在餐桌上，就在菜单上”。

在2月17日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发言引发了中国舆论的激烈讨论。

这使人们想起最近另外一篇从长远来说对我们更为重要却未引起人们关注的文章。Ross Douthat曾在《纽约时报》的文章中提出“新浮士德文明”的概念，预言美国将继续塑造并主宰世界的未来。郑永年教授指出，Douthat的文章虽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人们不应忽视美国发展对未来世界的潜在影响力。

本文不仅是对当前大国关系的一次深刻反思，更是对未来世界格局变动的深邃预见。通过对“浮士德精神”的解构，作者为读者阐释了当前美国的全球地位及其对未来世界秩序的潜在作用。

 01   布林肯的“危险”发言

前段时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上说的一句话在中国的舆论界造成一波不小的舆情。布林肯说，“If you're not at the table, you're on the menu”（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中，如果你不在餐桌上，那么你就会在菜单上）。在这波舆情中，不难看到人们对中美关系的几个常见的极端认知，包括“仇美”“恐美”“轻美”和“亲美”。仇美者把布林肯的话导向一个极端，把此解释为中国传统所说的“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吃掉别人，那就会被别人吃掉”。恐美者则倾向于夸大美国对中国的威胁，似乎中美两国已经到了“决一死战”的阶段。反之，轻美者认为这种想法已经失效，因为具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的外交已经不合时宜了，世界应当是和平的。而亲美者则倾向于为布林肯的话做辩护。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句话可以引起如此舆情并不令人惊讶。今天，任何带有极端性质的事物或者事情都可以被中国媒体尤其是自媒体塑造成舆情，毕竟，竞争流量是自媒体时代的商业规则。在这个案例中，人们不难发现一些自媒体对布林肯的发言是“断章取义”甚至是故意曲解。布林肯实际上是在对比美国拜登和特朗普在任期间不同的外交政策，强调如果美国顺着特朗普的“孤立主义”（“退群”）的外交政策，那么美国的外交政策会变得极端被动，而正是拜登的外交团队把美国再次拉回国际舞台，施展美国的影响力。这也是最近出版的《国际主义者：特朗普之后重塑美国外交政策的斗争》(The Internationalists: The Fight to Restor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rump)一书的主题，足以反映很多美国人的看法。

记者在第60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新闻中心工作

（图源：新华社）

商业导向的自媒体行为尚可理解，但人们对此的认知缺陷则是不可理喻的、危险的。为了商业而堕落情有可原，但如果认知和精神上也随之堕落，那么就危险了。

 02   美国的“新浮士德”之梦

这使人们想起最近另外一篇从长远来说对我们更为重要却未引起人们关注的文章。今年2月6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自称为保守主义者的作家Ross Douthat的一篇题为“只有美国才能拯救未来——如果它能拯救自己”（Only America Can Save the Future-If It Can Save Itself）的文章。这里不妨引述几段：

“哪个国家的未来霸主地位似乎比我们的更有说服力呢？尽管经历了通货膨胀的挑战，但美国经济自新冠病毒大流行以来的增幅仍然可观，而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却陷入停滞。在过去五年里，许多发达国家人口下降的趋势已加速，美国的人口趋势虽不理想，但比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或韩国更为稳定。我们在全球的困难处境反映了我们传统欧洲伙伴的衰落，以及重新平衡我们联盟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自身的固有弱点。而我们在北京、莫斯科和德黑兰的竞争对手们在诸多方面都面临着更加困难的未来，包括经济增长、内部稳定，以及怎样让本国最有才华的公民愿意留下来建设未来。

把所有这些汇集起来，不难想象一个两代人后的世界，在那里，欧洲和环太平洋地区的富裕地区是老年化的围城，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方由不稳定和‘独裁’统治下的衰落主导，真正的活力主要由美国目前正在增长和建设的地带维持，也就是X账号‘空美国’（Empty America）称之为正在美国南部和西部兴起的‘新浮士德’文明，一个‘从休斯敦到旧金山的狭窄地带’的城市蔓延开来的新美国（但愿到了2070年代，我的孙子辈们也能在缅因州人口稀少的荒野上建设这个文明的前哨）。

如果你想要一个奇怪但最终乐观的美国愿景，那么就是我今天在这里给你（所描绘）的。但它取决于美国（是否）平安渡过眼前的这个时代。这是我们现在的外交政策更应该倾向于谨慎的现实主义，而不是讨伐主义的好理由，也是我们寻找方法重新稳定我们的政治，而不是接受右翼和左翼对彼此抱有的关乎存亡的恐慌的好理由。”

在接受其它媒体采访时，作者并不讳言自己所持的美国极右派甚至是“宗教保守主义”立场，因此，这几段话所体现的意识形态甚至（隐含）的种族主义色彩是可以理解的。但除此之外，人们没有任何理由轻视和忽视今天美国的发展对未来世界的影响，不仅包括中国，而是整个世界。要强调指出的是，文章强调美国拯救“未来”，并非拯救世界。美国凭什么能够拯救“未来”？那就是作者所说的“新浮士德文明”。

 03   解构"浮士德精神"

——神圣与魔性共存

“新浮士德文明”这一概念无疑具有深刻的西方文化、文明甚至种族意涵。在西方的概念中，正是“浮士德文明”促成了西方（确切地说是日耳曼民族）塑造和主宰了近代以来的世界。“新浮士德文明”的意涵也同样明确，那就是西方正在塑造世界的未来，也同样会继续主宰世界的未来。在作者那里，这是一种确定性，因为在他看来，没有其它国家或者文明能够扮演这种角色。更应当指出的是，作者主张美国现在应当实行“谨慎的现实主义”，而不是“讨伐主义”外交政策，这只是因为现在要注重“平安渡过眼前的这个时代”。换句话说，美国外交的“讨伐主义”是存在的，只是在当前阶段不适用。

在今天的美国，很少力量能够像这位作者那样对美国世界领导者的角色具有如此高度的确定性。但这并不一定空话。人们可以忽视这种确定性的可能性，可以假定“美国会主宰世界未来”仅仅是一种可能性。但是，如果哪怕仅仅是一种可能性，那么世界会变得怎样呢？这就需要人们看看所谓的“浮士德文明”以往是如何塑造和主宰世界。无疑，这是一个“血与火”、充满暴力和不正义的过程。

1926年德国默片《浮士德》剧照

（图源：Getty Image）

浮士德的故事在西方传说中由来己久。在中世纪后期的浮士德传说中，浮士德被描述成为了得到世俗的快乐和权力，将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魔鬼。在文艺复兴剧作家马洛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The Tragical History of Doctor Faustus）中，浮士德在魔鬼的引导下，享受了24年纵情声色的世俗生活，然后把灵魂交给了魔鬼。简单地说，歌德之前的浮士德，都是耽于享乐而坠入地狱的人物。人是完全受自然欲望支配的，只满足于低层次的感官享受。到了歌德，对这一传说反其意而用之。在歌德的笔下，浮士德被描述成把灵魂抵押给魔鬼，利用魔鬼的力量体验了人生的欢乐与悲伤，最后却被上帝拯救，灵魂归于上帝。

在歌德那里，浮士德是一个同时拥有神性和魔性的个体，既充满着永恒的矛盾，也充满着永恒的变化动力。浮士德既“把尘世紧紧地抱住”，又拼命地“挣脱凡尘”。一方面，强烈的自然欲望往往使他易于接受魔鬼的诱惑，不顾一切地追求尘世的享乐，甚至破坏、造恶也在所不惜，因此时而显露出魔性的特征。另一方面，因为是上帝的创造物，浮士德又是“善”的化身，拥有神性，因而他总是在享受了凡尘的欢乐后飞升而向更高的境界。这个更高的境界就是“自由”，是既顺应自然欲望又不丧失理性约束，是这两者的和谐统一，也即“灵与肉”“理性与原欲”的统一，体现了人性的和谐，因而符合人的生命原则，在终极意义上是对人的一种“善”。浮士德最终认可了这样的最高人生目标，在感到满足后灵魂归属于上帝。不过，这个“上帝”已不是原本基督教中的上帝了，而是歌德心目中富有人性、世俗化的近代人的“上帝”。

不过，这是一个行动的过程。在《浮士德》中，歌德把《圣经》中的“太初有道”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改为“太初有为”（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Deed）。这一字之差便是《浮士德》的核心，直接指向西方是如何通过行动——无论是善的还是恶的——来改变、主宰世界和通往未来的。大家还应当记得近代德国作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一书的主题。在那本书中，作者认为希腊文明以及中东文明都是一种静态的文明，典型特征就是宿命的有限性、无历史、无个性的世界意象。在斯宾格勒那里，希腊悲剧跟现代悲剧是不同的。希腊悲剧所展现的是一种无法抗争的悲剧，命运笼罩在所有人头上，悲剧主角虽然有姓名，但是毫无个性，而且不管怎么努力，主观的行为都无法改变命运的安排。在希腊的悲剧中，人只是命运的奴隶，至于内心有什么想法，有什么现实行动都无关紧要。而现代悲剧的基础则是个性，体现在日耳曼文化中的个体独立的自由意志，向往力量、空间和无限的一种动感心灵，这种强烈精神需要在行动中去认知神的伟大，在征服外部世界的过程中来彰显神的荣耀，在改造人类命运的结果中来验证上帝对日耳曼人的“特殊挑选”是有道理的。斯宾格勒的这种解释很适合解释歌德为什么把“太初有道”翻译成德文的“太初有为”。一个“道”一个“为”，含义具有深刻的差异：“道”是一种静态的，是一种被动的东西；而“为”是有运动、有行动、有改变在里面的。

在行动导向的世俗世界里，浮士德一共做了四件大事。第一件事是追求格雷琴，结果是始乱终弃，害死了格雷琴的全家。第二件事是帮助皇帝超发货币，结果是经济崩溃、国家内战。第三件事是追求海伦的古典美，结果是儿子夭折，海伦心碎。第四件事是围海造田，结果是百姓家破人亡，冤魂半夜哭泣。所以，浮士德最终遭受了报应，输掉了跟魔鬼的对赌，丢掉了性命。但魔鬼也没有赢，因为浮士德升上了天堂，被天使、被上帝所拯救。

《海伦》，亨利·方丹·拉图尔绘，1892年

（图源：巴黎市政厅现代艺术博物馆）

按照歌德哲学逻辑，这种浮士德精神才是人类文明的希望。

 04   美国"新浮士德文明"的崛起

与对世界的影响

经验地看，无论内部发展还是外部扩张，《浮士德》所经历的历程也是西方近代以来历史进程的写照。马克思所描述的西方从封建制度到资本主义制度、从奴役到自由的过程和浮士德的世俗生活过程并没有什么不同，同样充满暴力血腥、失败之上的成功、成功之后的失败、失败时候的升华。

这种进程不仅是《浮士德》那样文学作品的素材，更是所有社会科学的素材。例如，在经济领域，西方既有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到当代弗里德曼、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竭力颂扬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也有从卢梭和马克思到当代很多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包括福利经济学家），批判和揭露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阴暗面。从这个角度来说，《浮士德》便是资本主义的化身。经济学家熊彼特对资本主义“创造性毁灭”过程的描述更接近浮士德，一个阶段的毁灭是另一个阶段的创造，一些人的毁灭是另一些人的创造。再如，在政治领域，西方早期盛行马基雅维利主义——目标证明手段正确，为建立基于法律之上的秩序不惜牺牲一些代价。从早期绝对专制主义到精英共和再到中产民主便是一个永恒的血腥过程。

在国际层面，西方主导世界秩序的建立，更是一个血腥暴力的过程。近代西方崛起之后，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适者生存”“种族优越论”“天选论”“白人的负担”等都是论证西方殖民地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应当强调的是，即使在西方内部，其秩序建立的过程也是战争的过程。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理论来指称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关系，但他忘记了一战和二战皆发生于欧洲国家之间，他们拥有同一个上帝、同一个文明、同样的文化，以及差不多的政治经济体系。前述布林肯的“不在餐桌上，便在菜单上”便是西方文化“浮士德文明”的核心，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是如此。

今天，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世界再次面临着一场“血与火”洗礼的大转型。在内部，一方面是科技和经济的跃进，一方面是社会的高度分化，而建立在民粹和民主之上的政党政治深陷危机，对科技和经济变革所导致的社会危机无能为力。一部分在“创造”，一部分在“毁灭”。在外部，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的崛起，被视为在改变西方所确立的国际秩序。

Ross Douthat相信，只要“美国平安渡过眼前的这个时代”，那么，“只有美国能够拯救未来”。这种自信就是建立在作者所说的“新浮士德文明”。这个“新浮士德文明”的经济技术基础便是处于“从休斯敦到旧金山的狭窄地带”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不过，人们还不知道基于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是怎么样的。

对世界来说，没有任何理由去低估这个“新文明”的崛起，更没有任何理由去轻视和忽视这个新文明崛起对世界未来的影响。今天，在整个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美国处于几乎的“独家”垄断状态。近代工业化以来，帝国主义是多元的，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还存在着竞争，形成一定的互相制约。但是，今天这种局面不再。几乎所有的核心竞争只发生在美国公司之间，其它国家似乎已经出局。考虑到人工智能作为一个国家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态的现实，美国正在制造一个“人造上帝”。一旦美国确立了“一神教”的地位，那么全世界都是美国的“羊羔”，被美国“所喂所教”。如果这样，那么，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以主张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而著称于世（图源：Getty Image）

 05   中国"人类文明新形态"

的理念与抗衡

那么，“新浮士德文明”对中华文明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已经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这是一个“五位一体”的现代化概念，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无疑，这也是迄今为止最高标准的现代化定义。我们之所以如此定义现代化，是因为我们并不满意和满足西方“浮士德文明”，需要避免“浮士德文明”与生俱来的弊端，不想重复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因此，我们也明确，“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确立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

高铁列车从湖南省首条智慧高速——湖南平江（湘赣界）至益阳高速公路上方驶过（图源：新华社）

这又回到了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论。人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美国所代表的“新浮士德文明”和中国本身所追求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两者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是不是对立的？会不会发生冲突？布林肯所言的“不在餐桌上便在菜单上”再次提醒我们美国“新浮士德文明”的本质。实际上，这些年美国的对华政策，无论是地缘政治还是经贸文化，都体现了“浮士德精神”。尽管今天的美国不见得一定要回到近代早期帝国主义的行为方式，但伴随这种“新浮士德文明”的新型帝国主义，其本质和老帝国主义又会有什么区别呢？在很大程度上，新瓶旧酒而已。至多，更加虚伪一点。

文明当然不是冲突的代名词，但如果意识到文明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不管以什么样的标准，那么“落后”文明被“先进”文明所打败甚至所淘汰也是经验所证实了的。尽管今天的人们因为“政治上正确”观念的确立，从道义上不可接受文明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但经验的确表明，“落后就要挨打”。

“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这是数代中国人经过了血腥风雨之后得到的惨痛教训。在“挨打”的近代，很多志士仁人也颂扬过“浮士德精神”，期望过“浮士德精神”能帮助国人挺起腰板，站起来。近代对“浮士德精神”的颂扬到底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进程，尤其是在知识界，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今天，当美国所谓的“新浮士德文明”崛起之时，我们拿什么与之竞争以保证我们确立“人类新文明形态”？这是今后很长时间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思考的一个世界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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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思录》

第04录

马克思所描述的西方从封建制度到资本主义制度、从奴役到自由的过程和浮士德的世俗生活过程并没有什么不同，同样充满暴力血腥、失败之上的成功、成功之后的失败、失败时候的升华。

——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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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周宇笛

初审 | 黄紫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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