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均｜马基雅维利《战争术》的文学笔法
本文原刊《国外文学》2022年第1期。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8级古典学博士生张培均授权转载。
内容提要：《战争术》是马基雅维利生前发表的唯一重要散文著作。与《君主论》和《李维史论》不同，这本书以对话形式写成，文学性极强。主要对话者法布里齐奥·科隆纳，一位著名的雇佣军首领，在书中与几位年轻贵族就古今战争术的优劣展开一场热烈的讨论。对话过程中，马基雅维利巧妙地利用科西莫·鲁切拉伊的诘问，改变法布里齐奥论述的旧秩序，并引入一种全新的秩序。这种新秩序针对的某种“看不见的敌人”，与发源于东方的基督宗教之间存在某种对应关系。通过对新旧两种秩序转换处的文本的文学分析，可表明《战争术》以巧妙的笔法，服务于马基雅维利挑战基督宗教权威的总体意图。
在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ó Machiavelli，1469-1527）的四部主要散文著作中，《君主论》和《李维史论》写于《战争术》之前，《佛罗伦萨史》完成于《战争术》之后。但马基雅维利并没有在生前发表另外三部作品，而只发表过其中的《战争术》一书。这当是出于审慎，因为他明白，“再没有什么比带头引入新的秩序着手更加困难、成败更加不定、实施起来更加危险的事了”， 而且“进入一条还没有人走过的道路”会“给我带来辛劳和困难”。 按照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看法，这或许是因为马基雅维利在自己的书中阐发的是“邪恶的信条”。 但是，如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C. Mansfield）所言，《战争术》不像马基雅维利的其他散文作品那样充满邪恶说教。 虽然我们无法知道马基雅维利写作这些作品的确切时间，但根据已知的写作顺序，我们不能推断马基雅维利在写作《战争术》时发生过某种根本上的思想转变。那么，马基雅维利发表这部作品意欲何为？表面上看，与《君主论》和《李维史论》相比，《战争术》是一部相对简单和直白的作品。理解《战争术》的意图，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基雅维利全部作品的总体意图。反过来，《战争术》如何服务于这一总体意图，也是一个需要考察的问题。
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年
《战争术》虽然也影响到弗里德里希二世（Frederick the Great，1712-1786）和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等伟大的政治人物，但比起《君主论》和《李维史论》，这本书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受到的关注明显少得多。《战争术》当然首先是一部军事著作，我们会期待在其中看到全新的军事思想。随着火药的发现和枪炮的发明，以骑士为主的中世纪军事组织的崩溃在所难免。然而，在《战争术》中，我们却看不到对火炮的任何强调；相反，《战争术》对炮兵的贬抑态度，与《李维史论》（卷二，第17章）并无二致。在我们现代人看来，“新”意味着未来和进步。但在进步论支配人们的头脑以前，这一观念或许更加流行：人世是从黄金时代到眼前的一系列衰退。马基雅维利在军事方面的“新”，并不在于应用新技术，而在于复兴古罗马的战争术。 在《战争术》一书中，马基雅维利大量借鉴韦格蒂乌斯（Flavius Vegetius Renatus）和弗龙蒂努斯（Sextus Julius Frontinus）著作中的内容。 粗心的读者甚至会认为，《战争术》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都只是韦格蒂乌斯著作的翻版。诚然，复兴古代军事思想是《战争术》的一大历史功绩；但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君主论》和《李维史论》的作者，在自己生前发表的唯一重要散文著作中，仅仅在复兴古罗马人的战争术。重要的是“老尼克”说的新东西。
Machiavelli, The Art of War
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外的《战争术》研究开始升温。仅21世纪，《战争术》就出了一个新的校勘本、一个英译本和一个葡萄牙语译本。 克里斯托弗·林奇（Christopher Lynch）还为自己的英译本写了“导言”和长篇《疏论》（Interpretive Essay）。 不少学者从语文学的角度探讨《战争术》的句法、风格，以及各校勘本对1521年出版于佛罗伦萨的原始文本的忠诚度，这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文本基础。在修辞方面，《战争术》的对话形式和主要对话者法布里齐奥·科隆纳（Fabrizio Colonna）的身份，也已引起学者们的注意。 此外，《战争术》中的军事方案的可靠性，以及马基雅维利思想中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也得到许多学者讨论。 最后，《战争术》的知识背景以及“公民军队”（citizen soldiery）的重要性，也是学者关注的重点。
在上述研究中，就《战争术》与所谓“公民军队”的关系而言，不得不提到波考克（J. G. A. Pocock）的代表作《马基雅维利时刻》（The Machiavellian Moment）。此书仅以一章的篇幅处理《李维史论》和《战争术》这两部重要作品。 其中，讨论《战争术》的部分不超过5页（210-215页）。波考克认为，马基雅维利在《战争术》中只是为了解释“为何只有公民能成为好军人”（212页），“马基雅维利要用‘武装德性’（armed virtù）的概念对多数参与公民生活的问题加以变通”（213-214页）。但温特（Yves Winter）已指出《战争术》的共和主义式解读遭遇的困境：
马基雅维利没有将自己的民兵（militia）限制在公民中间，他明确地将属民（sudditi）也招募进部队。他也没有使用“公民民兵”（citizen militia）这一说法，而宁愿使民兵保持模棱两可。
更进一步，若我们利用剑桥学派“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的分析方法，回到马基雅维利写于1506年的《论组建民兵的理由》（Cagione dell’Ordinanza），我们会发现，马基雅维利将这支军队的征募“限制在城郊农民，而不包括佛罗伦萨公民，这样的民兵与古代罗马民兵几乎没有共同之处”。 由此可见，波考克只是利用《战争术》来证成他自己主张的参与式民主而已：若引入“武装德性”，这种民主将变得更有力量。但是，马基雅维利的《战争术》本身并不支持波考克的解读。《战争术》的意图，并非如波考克认为的那样，只是为了证明只有公民才能成为好的战士。
J.G.A Pocock,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1975
一、
对话形式与法布里齐奥
《战争术》最显著的特征是对话形式。马基雅维利只在献辞和第一卷卷首以自己的声音说话，之后便将自己隐藏起来，让他的主人公们自行对话，以此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图。马基雅维利将此书题献给斯特罗齐（Lorenzo di Filippo Strozzi，1482-1549），后者助成马基雅维利在1520年3月与美迪奇家族的接触。在献辞中，马基雅维利提出“当今岁月”与“古代”对军事生活的不同看法：当今平民“仇视军队”，认为军事生活与平民生活截然对立；而在古代，这两种生活方式彼此亲和。马基雅维利认为当今的这些意见是“恶劣意见”（sinister opinions，9）。何为“恶劣意见”？我们看到，这一表述在《战争术》中别处唯一的使用出现在卷四：
要就一件事说服或劝阻几个人很容易。因为倘若言辞不够，那么你接着还可以使用权威或强力。然而，困难在于使得许许多多人打消一种既与公共利益抵牾、也与你的意见相反的恶劣意见。在此场合，一个人只能使用被大家听到的言辞，希望一起说服他们全体。（4.137）
“说服几个人”正是马基雅维利在《战争术》中借法布里齐奥所做的事。但这只是马基雅维利的第一层意图。他的第二层意图，则是要改变许许多多人的那种“与公共利益抵牾”的“恶劣意见”。要实现第二层意图，需要使用一种“被大家听到的言辞”，这种言辞就是马基雅维利生前发表的《战争术》以及身后发表的《君主论》《李维史论》和《佛罗伦萨史》。在这里，马基雅维利与古代哲人一样，在说服少数人的言辞与说服多数人的言辞之间作出区分，而后者比前者困难得多，因为多数人无法在马基雅维利的公开言辞中辨别他的真实意图。
回到献辞，“这些恶劣意见业已兴起”的根源何在？在献辞的大约中间部分，马基雅维利提了三个问题：
难道除了指望不得不承诺为国捐躯的人，祖国还应指望什么人更加忠诚？难道除了唯一可能被战争伤害的人，竟还会有更加热爱和平的人？难道除了每日经受无限危险、因而更需要上帝佑助的人，竟还会有更加敬畏上帝的人？（5-7）
这是献辞中唯一的三个问句，虽然是反问句，似乎不需要回答，却经不起推敲。尤其中间那个问题，说军人最热爱和平似乎有悖常识。所以，这三个问题并非理所当然，而需要读者去回答。在马基雅维利的时代，指望比军人更加忠诚、更加热爱和平、更加敬畏上帝的人，是教士。考虑到马基雅维利时代意大利的战争，多由高级教士（教宗或红衣主教）引入外部势力挑起，由雇佣军进行，最后在高级教士的斡旋下结束，我们就能理解马基雅维利的反讽。是教宗及其雇佣军、而不是真正的军人在意大利作战，因而“当今军人全然腐败，远离古代模式”（9）不可避免，许许多多人的“恶劣意见”也因此而起。换句话说，造成“恶劣意见”的直接原因是当今军人的腐败，造成军人腐败的原因则与宗教势力有关。
《战争术》第一卷以赞颂故去的科西莫·鲁切拉伊（Cosimo Rucellai）开场，科西莫是一位佛罗伦萨贵族， 他的祖父贝尔纳多（Bernardo）创建的奥里切拉里花园（Orti Oricellari）， 正是《战争术》中对话的发生地。马基雅维利写作这篇对话时，科西莫已经去世。马基雅维利说，重温科西莫的德性，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回忆科西莫与朋友们在花园里的谈话。这次谈话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科西莫邀请路过佛罗伦萨的法布里齐奥出席花园的一次宴会。在卷一开头设定场景之后，马基雅维利就抽身而退，既不以叙述者的身份继续，也没有亲自出现在谈话中，借口重复“他说”之类的太麻烦，叙述性的对话变成表演性的对话，角色们像在戏剧中那样自己发言（1.1-18）。
15世纪的佛罗伦萨
对话形式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中并不少见，甚至在整个西方传统中都是一种常见的写作方式。但《战争术》的吊诡之处在于，马基雅维利选择法布里齐奥作为其中的主要对话者。
无论在《君主论》（第12章）还是《李维史论》（卷二，第20章）中，马基雅维利都极力论证雇佣军的不可取，甚至认为“现在意大利崩溃不是由于别的原因，而是由于她多年来依赖雇佣军”（《君主论》，12.2）。相反，马基雅维利主张，无论君主还是共和国，都应当拥有“自己的军队”（《君主论》，13.3）。《战争术》在军事方面的主要意图之一，便是为“民兵”辩护，但马基雅维利却将这一辩护放在雇佣军首领法布里齐奥的口中。
已有不少学者讨论过这一问题，克里斯（Marcia L. Colish）的论文对此作了总结，并结合史学和文学两个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科隆纳是罗马耀族，该家族的许多成员从事雇佣军首领这一职业。在马基雅维利拟制的佛罗伦萨防御的重建计划中，科隆纳氏雇佣军扮演着重要角色；马基雅维利受“十人委员会”（Died di Balià）之命出使罗马期间，也曾与他们交涉。更重要的是，历史上的科隆纳家族，曾与另一个罗马望族，奥尔西尼家族（the Orsini），陷入长达几个世纪的斗争；奥尔西尼家族又与美迪奇家族（the Medici）有联姻关系。 此外，克里斯还发现，反对教宗和反对萨沃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也是隐藏在法布里齐奥背后的潜台词：
马基雅维利选择他作为对话者，除了间接批评美迪奇家族之外，还有另外两个马基雅维利式的议题（Machiavellian agendas），后两个议题有时也与第一个互相配合：批评教宗和批评萨沃纳罗拉。
这可以解释为何马基雅维利要选择一个科隆纳家族的人作为主要对话者，尽管如此，由于科隆纳家族出过不少著名的佣兵队长，为何偏偏选择法布里齐奥，仍是一个问题。为此，克里斯在论文的后半部分，借助马什（David Marsh）的研究成果，将《战争术》放入15世纪对话这一文学传统中来理解。马什表明，15世纪意大利的对话作者，不仅仅从古典对话中选择各种典范并模仿他们，这些作者更愿意将当代人作为对话者放入作品；但这些当代人在作品中的观点往往与他们本人在现实中为人熟知的观点不同，对话作者以此“秘密地表达自己的个人意图”。克里斯认为，马基雅维利让一位雇佣军首领为民兵辩护，也可纳入这一对话传统；法布里齐奥，“一名帮助外国统治者征服意大利大片土地，剥夺其中许多城市的自治权，使美迪奇家族在佛罗伦萨复辟的首领”，用他批判雇佣军并为民兵辩护，对马基雅维利及其同时代的读者而言，正是《战争术》最大的反讽之处。
尽管克里斯的论文可以从某个角度解决以法布里齐奥作为主要对话者而引出的问题，但仍然悬而未决的是，马基雅维利想秘密表达的意图，究竟是什么。
二、
两种秩序与《战争术》的枢纽
《战争术》在内容和结构上与韦格蒂乌斯《兵法简述》（De Re Militari）有相似之处，这容易使人误以为《战争术》自身并无一个独立的框架。确实，在法布里齐奥事无巨细地讲述选兵练兵、排兵布阵、行军扎营、攻守堡垒等事项时，我们非常容易迷失其中；其中大量内容，甚至论述的顺序，确实与《兵法简述》极为相似。但是，《战争术》在形式上与《兵法简述》最显著的不同，在于《战争术》采取的是对话形式。如上所述，这种对话形式可纳入文艺复兴时期对话这一文学传统。《战争术》主要由法布里齐奥的论述构成，但科西莫及其年轻朋友们作为法布里齐奥的对话者，并非无足轻重。虽然这些年轻人不曾明显地质疑法布里齐奥的权威，但他们的诘问常常使法布里齐奥改变言说策略。在这种问答形式中，马基雅维利已经悄然改变韦格蒂乌斯著作的结构。
VALTURIUS, Robertus (1413-1484), De re militari, illustrated manuscript on paper [northern Italy, c.1590s]
林奇的《疏论》认为，《战争术》跟《君主论》和《李维史论》一样，是个经仔细编排的整体，从某个现代学科的角度去理解《战争术》容易以偏概全。林奇从多个角度考察马基雅维利对解决当时的军事难题、对战争与政治关系的看法，特别对马基雅维利的意图提出大胆的见解，认为“《战争术》不仅是一部论说与物质军队（physical armies）作战的论著，而且也是一部旨在与看不见的但始终被畏惧的上帝——其宗教和教会使西方保持在毁败状态——作战的指南”，马基雅维利“要发动一场针对上帝秩序的无期限的战争”。
几年后，林奇在他的一篇论文中继续推进自己的观点，着眼于《战争术》的整体结构，提出此书在编排上的两种秩序，其中那种新秩序才是马基雅维利的真实意图所在。 对话开始不久，法布里齐奥就提出安排一支军队应当遵循的顺序：
要安排一支军队，就需找到人员，武装他们，命令他们，以大小阵列训练他们，给他们宿营，然后在站立或行军时在敌人面前摆出他们。（1.117）
但是，对话在实际进行过程中，并未始终遵循这一顺序。在处理到“以大阵列训练他们”时，法布里齐奥跳过宿营，直接进到“站立时在敌人面前摆出他们”，从此抛弃旧秩序，以一种全新的秩序开始论述。而且，法布里齐奥将旧秩序中的大阵列训练分成两种：一种用于非行军时的战斗，一种用于行军时的战斗。法布里齐奥在后面如此解释自己改变顺序的理由：
我们出于必需才如此。因为想要显示在行军期间一支军队如何被安排得从行军样式转变为战斗样式，所以必须首先显示如何布置它去从事一场战斗。（6.10）
但是，林奇认为这一解释并不充分，既未解释为何将驻扎放到最后，也未解释为何将一场战斗（3.77-198）放在两种大阵列训练之间。基于对全书总体结构的把握，林奇给出一种令人信服的解释：新秩序不同于旧秩序之处，在于新秩序区分看得见的敌人与看不见的敌人，对应于这两类敌人，法布里齐奥给出两种训练和作战模式。法布里齐奥的新秩序，针对“没有见到但畏惧的敌人”（2.165）。读者会好奇：这样的敌人究竟是谁？
林奇提示我们，答案也许就在新旧秩序之间的那个转折点。
在卷二差不多中间位置，科西莫提醒法布里齐奥“跑题”，“因为尚未叙述各营受训的模式，你已论说整个军队和战斗”（2.172）。马基雅维利也在借科西莫提醒读者，要注意这段跑题的内容。我们顺着科西莫的话往前追溯，跑题的范围是2.159-171。在跑题之前，法布里齐奥严格遵循1.117提出的秩序；跑题之后，法布里齐奥开始按新秩序讲述。因而，这段跑题可以说是全书的“枢纽”，前后是两种相当不同的秩序。
FABRIZIO COLONNA（1450-1520）
林奇发现，这段跑题虽然只有13个句子，却包含《战争术》之后整个部分（卷二剩余部分至卷七，亦即与《战争术》的新秩序相关的所有篇幅）的一份完整提纲。在这段看似跑题的话中，法布里齐奥已规划好接下来要说的所有内容。不仅如此，正是在这里，法布里齐奥第一次区分两种敌人：
而且，一位首领安排其军队备战，要么是基于他见到的敌人，要么是鉴于他没有见到但畏惧的敌人，因而他应当以两个不同模式训练他的军队，并且如此命令它，以便它能行军且倘若有需要就打，同时向你的士兵表明，当他们遭到后一帮或前一帮人袭击时，他们怎样不得不管理自己。（2.165）
对敌人的这种区分，决定法布里齐奥将要采取的新秩序。但法布里齐奥为何会说这段离题话？这还要再往前追溯到科西莫的两个问题。卷二刚开始，法布里齐奥夸赞自己意欲模仿的典范罗马步兵，凭借优良的武装模式“占领整个世界”（2.8）。但随后科西莫提了两个尖锐的问题（2.80）：第一，为何帕提亚人只用骑兵而能与罗马人分占世界？第二，步兵为何优于骑兵？事实上，法布里齐奥的罗马人，并未占领整个世界，而受挫于帕提亚骑兵，两者分别占据时人已知世界的东西两边。因而，第二个问题可以并入第一个问题：既然罗马步兵未能战胜帕提亚骑兵，法布里齐奥自己的新军队又如何能够呢？迫于这个问题，法布里齐奥才抛弃原来的论说秩序，引入自己的新秩序。以这种新秩序建成的军队，才能抵挡东方的力量。
在“枢纽”的另一边，即这段离题话之后，科西莫问法布里齐奥当代军事腐败的原因何在，后者借机直接对基督宗教提出批评。法布里齐奥说，权力体越多的地方，有德性之人也越多。欧洲原本即是如此，但罗马帝国的扩张消灭其他权力体，德性也随之消失；罗马帝国后来的崩溃并未能使德性重生：
一个原因在于，规制被破坏后，要恢复它们就要吃点苦头；另一个原因在于，由于基督宗教，当今的生活方式没有强加古代有的那种自卫必需。（2.305）
“基督宗教”在全书中仅此一见，且此处暗含对基督宗教的攻击。古代战争都是你死我活的搏斗，输了就失去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但是，持有彼岸信仰的士兵则不会为此世的生命或荣耀而战，甚至被征服者也不一定被杀，只需交纳赎金。因此，当今军队不会奋力作战，甚至不愿经受艰苦的训练。看来罗马人难以战胜的东方力量，与无法使德性重生的基督宗教之间，有某种对应关系。
Raffaello Sanzio, The Transfiguration
上文已提及，法布里齐奥在自己的新秩序中，将一场战斗放在两种大阵列训练之间，其中一种大阵列训练针对眼见的敌人，另一种针对看不见的敌人（在敌方领土内行军时）。我们如果回到《李维史论》论及未见之敌的地方，也许可以获得启发。在那里，马基雅维利说，为了跟不曾打过交道的敌人作战，优秀的将领“采取的模式是实施几个月的假想战训练，并且让他们习惯服从和纪律”（卷三，第38章）。《战争术》中的这场战斗，正是一场假想的战斗，通过这场模拟战，法布里齐奥的军队已准备好面对看不见的敌人。从这个角度看，将这场假想的战斗放在这个位置，才不显得突兀。
法布里齐奥循着自己的新秩序，至卷五已讲完两种大阵列训练的模式。剩下两卷中，法布里齐奥以大量篇幅讲述置于新秩序最后的扎营（6.8-7.151）。在新秩序中，法布里齐奥赋予驻扎以新的重要性。谈论法布里齐奥自己的驻扎模式时，他提醒我们注意他的模式与罗马模式之间的差异（6.20）。如林奇所言，“法布里齐奥没有在其他任何地方如此坚决地让我们注意他的描述与他的前基督教源头之间的不同，也没有在其他任何时候更明确地坦承，他根据自己的时代环境，修改了各古代作家提供的材料。” 法布里齐奥的模式新在哪里？这种模式与他刻意提醒我们注意的古代模式有何不同？他说：
我会让所有或大部分武装人员驻扎在东部，使非武装人员和辎重人员驻扎在西部，使东部成为营寨前沿，西部成为营寨后背，南北两部则为侧翼。（6.28）
简言之，法布里齐奥的营门永远朝东。这种驻扎方式既不同于珀律比俄斯（Polybius），亦不同于韦格蒂乌斯。在珀律比俄斯那里，营地面朝水、草最好的方向（Histories, 4.27）；韦格蒂乌斯则说：“但被称作praetoria的［营］门，要么应该朝东，要么应该面朝敌人的方向，要么应该（如果在行军中）面朝部队前进的方向。”（《兵法简述》，1.23）不管是希腊人因地制宜，还是罗马人凭技艺保持同一种扎营样式（6.13-17），都不曾让营门的方向永远朝东，法布里齐奥显然将韦格蒂乌斯所说的敌人的方向和部队前进的方向，都定位在东方。法布里齐奥虽说“我不会在他们的扎营模式方面背离罗马人”，但也说“我并非因此而事事无不从其模式，而会采纳其中在我看来适合当今的部分”（6.18）。他认为“适合当今的部分”，竟然是一种相当教条的方式。为此，我们只能将营门永远朝东理解为一种象征，这一象征暗示，法布里齐奥的敌人，永远在东方。 结合《战争术》“枢纽”前后的内容，我们不难推测，马基雅维利在《战争术》中的假想敌，正是发源于东方的基督宗教。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确定，作为马基雅维利生前发表的一部重要对话体著作，《战争术》绝非草草写就，亦非只是简单复兴古代军事思想。相反，《战争术》是一个经仔细编排的整体，若从结构上总体把握之，还能辨认出新旧两种不同的秩序。法布里齐奥在科西莫的诘问下提出的新秩序，意在对付某种源自东方的看不见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基督宗教是东方力量的现代变体；“在严格意义上，马基雅维利甚至认为亚细亚是圣经宗教的源头”。 这就是为什么，法布里齐奥言辞中的军队，将永远朝着东方进军。这支军队的首领，将是与法布里齐奥对话的这几名年轻的贵族。在真实的历史中，法布里齐奥的对话者就是这么干的。《战争术》出版后一年（1522年），扎诺比、巴蒂斯塔和路易吉，都因卷入一场旨在推翻枢机主教朱利亚诺·德·美迪奇（Giuliano de Medici）的阴谋而出境流亡。他们这么做，也许正是因为听从马基雅维利的法布里齐奥在《战争术》中向他们传达的教诲。
三、
《战争术》与《君主论》
伯林在《马基雅维利的原创性》一文中， 列举大量研究马基雅维利的路数，其中不乏各种互相对立的观点。伯林认为，马基雅维利的主要贡献在于“揭示出一种无法解决的困境”，而这是由于马基雅维利“实事求是地认识到，各种价值同样终极，同样神圣，它们相互之间可能发生冲突，整个价值体系可能相仵，且没有合理仲裁的可能”。 伯林由此认为，不管马基雅维利本人有什么看法，“他是多元主义的创始人”。 从《君主论》和《李维史论》这两部看似矛盾的著作入手，确实难以把握马基雅维利的真实意图，以致后人对他的看法莫衷一是。但是，将马基雅维利视为多元主义的鼻祖，恐怕亦失之简单。相反，《战争术》中的许多观念，比如反对雇佣兵、不信任火炮、认为步兵优于骑兵等，与《君主论》和《李维史论》相当一致。因此，《战争术》可作为理解马基雅维利思想的一个窗口，尤其可为理解《君主论》提供参照；反之，通过《君主论》，也可以更好地理解《战争术》。
Isaiah Berlin（1909-1997）
在《君主论》最后一章，马基雅维利向新君主指出，当时意大利的军事力量之所以屡遭失败，是因为“旧秩序不好，且还没有人知道如何发现新秩序”（26.3）。一位新君主若想效法那些拯救国家的卓越人物，“第一要务就是必须创建自己的军队”（26.4）。马基雅维利认为，瑞士步兵和西班牙步兵虽然可怕，但都有缺陷，洞悉这一点，就可以创建一种新型的军队；要做到这一点，就得“重建军队和改变秩序”（26.4）。在这里，马基雅维利显然要将《君主论》的读者引向《战争术》。为意大利军队制定的“新秩序”，就是他生前发表的《战争术》一书。至于新君主为何必须以创建自己的军队作为第一要务，答案也在《君主论》中：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一位君主必须为自己打下稳固的基础，否则他必然走向灭亡。一切国家，无论是新的国家、旧的国家还是混合的国家，最主要的基础就是良好的法律和优良的军队：因为没有优良的军队，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法律；有优良的军队，就一定会有良好的法律。我就不探讨法律而只谈论军队。（12.1；比较《李维史论》，卷一，第4章）
在此之前，在《君主论》的第一部分（第1-11章），马基雅维利已经论及君主国的种类，以及获取和保有各类君主国的方式。在这里，马基雅维利认为，任何国家的基础都在于良好的法律和优良的军队，只要有了优良的军队，就一定会有良好的法律。因此，在《君主论》的中间部分（第12-14章），马基雅维利谈论的都是军事问题。在各种军队中，马基雅维利否定雇佣军、援军和混合军队，而只认可自己的军队；而所谓自己的军队，就是“由臣民、公民或者你的属民组成的军队”（13.7）。 在题为“一位君主在军事方面应当做什么”的第14章，马基雅维利更加直言不讳：
一位君主除了战争及其规章制度和训练之外，不应该有其他的目标、其他任何的思想，也不应该把其他任何事情作为他的技艺，因为这是发号施令者应当关注的唯一技艺。（14.1）
这里，马基雅维利再次将读者引向《战争术》。马基雅维利将军事问题放在《君主论》的中间谈论，绝非草率为之。相反，从全书布局看，军事问题正是《君主论》的核心问题。我们可以将第12-14章视为《君主论》的“枢纽”，之前与如何获取和保有各类君主国相关的论述，都可以归结为创建自己的军队这一核心建议。
就在这一“枢纽”部分的前面一章，马基雅维利讨论的是“教会君主国”（第11章）。他认为，这类国家的君主“虽然拥有国家却不防卫，拥有臣民却不治理”，且“因为这类国家由上帝树立和维持，讨论它们就是冒失鬼的僭妄”（11.1）。拿破仑在这里批注道：“这种讽刺足以招致梵蒂冈世俗权力的所有绝罚。” 接下来，在回顾教会何以取得现在如此大的世俗权力时（11.2-3），马基雅维利点名但委婉地批评已故的三位教宗：西克斯图斯四世（Sixtus IV，1471-1484在位）、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1492-1503在位）和尤利乌斯二世（Julius II，1503-1513在位）。 尽管在本章结尾，马基雅维利“希望”当今教宗利奥十世（Leo X，1513-1521在位）“更加壮大和受人崇敬”，但考虑到利奥十世出自美迪奇家族，而《君主论》的题献对象是洛伦佐·德·美迪奇（Lorenzo de Medici），因而不能将这一“希望”当真。相反，拿破仑在此读出的“讽刺”，更接近马基雅维利的真实想法。
Lorenzo de Medici（1449－1492）
在《战争术》的“枢纽”部分，为了对付源自东方的某种不可见的力量，马基雅维利借助科西莫的诘问，迫使法布里齐奥引入一种新秩序；在《君主论》中，新君主要为自己的军队引入的，正是这种“新秩序”。马基雅维利把对“教会君主国”的讽刺，恰好放在《君主论》的“枢纽”之前，不由令人想到，新君主的军队，要对付的也不仅仅是有形的力量。说到底，新君主的军队，就是《战争术》中以新秩序创建的那支军队。全面理解马基雅维利的方式，是同时阅读《君主论》和《战争术》。
马基雅维利深谙教宗的作战方式。教宗和那不勒斯国王向佛罗伦萨开战时，
为了使佛罗伦萨公民不但受到俗世武力的威胁，而且还感到宗教神权的谴责，教宗革除了佛罗伦萨人的教籍，还诅咒他们。佛罗伦萨人看到自己遭到那么多军队的攻击，就竭尽全力准备自卫。（《佛罗伦萨史》，卷八，第2章）
“那么多军队”不仅包含国王和教宗的物质军队（temporal armies or physical armies），还包括教会的属灵军队（spiritual armies）。面对这样的敌人，马基雅维利在《战争术》中也部署双线作战。虽然《战争术》的绝大部分篇幅用于讨论如何对物质军队作战，但这本书提出的“新秩序”，还鼓动读者向教会的属灵军队作战。马基雅维利比尼采更早地洞察到基督宗教弱化整个世界的影响。为此，我们也就容易理解，批判基督宗教是马基雅维利“寻求新模式与新制度”的重要一环。
但是，严厉批判整个基督宗教，在当时并非可以公开传达的“教诲”。出于审慎，马基雅维利没有在生前发表将与整个旧秩序决裂的《君主论》和《李维史论》。但另一方面，通过发表《战争术》，马基雅维利已然迈出重要一步，既隐晦地传达出自己的教诲，又能确保自己的名声。从某种程度上说，《战争术》也是一场“假想的战斗”，为马基雅维利将要发起的真正的战争作好准备。马基雅维利身后，他的徒子徒孙组成的属灵军队，沿着他开创的道路，不断向旧秩序发起攻击，但已不像马基雅维利那么审慎。在《战争术》中，借助对话这一表现形式，马基雅维利将自己的真实面目隐藏在对话主人公们的言辞背后；与此同时，在巧妙的修辞和仔细安排的对话总体结构背后，“老尼克”的邪恶微笑隐约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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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马基雅维利，《君主论》，6.4。中译参马基雅维利、拿破仑：《君主论：拿破仑批注版》，刘训练译注，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70页。刘训练译本据曼斯菲尔德英译本（Machiavelli, The Prince, trans. by Mansfield, 2nd e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重新划分段落并编号，本文所引《君主论》均据此译本，以下随文附段落号，如6.4表示第6章第4段，不再标注页码。
[2]马基雅维利，《李维史论》，卷一，前言。中译参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李维史论》，潘汉典、薛军译，吉林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版，141页。本文所引《李维史论》均据此译本，随文附章节号，不再标注页码。
[3]列奥·施特劳斯：《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申彤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2页。
[4]曼斯菲尔德：《<兵法>引论》，载娄林选编：《君主及其战争技艺——马基雅维利<兵法>发微》，张培均译，华夏出版社2019年版，13-50页。
[5]详见吉尔伯特：《马基雅维利：战争艺术的复兴》，载彼得·帕雷特主编：《现代战略的缔造者》，时殷宏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2-22页。
[6]中译见韦格蒂乌斯：《兵法简述》，袁坚译，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弗龙蒂努斯：《谋略》，袁坚译，解放军出版社2014年版。
[7]新的校勘本是L’Arte della Guerra: scritti politici minori, J. J. Marchand, D. Fachard and G. Masi ed. (Rome: Salerno, 2001)；英译本是Art of War, C. Lynch ed. and tran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葡语译本是A arte da Guerra, P. F. Aranovich ed. and trans. (São Paolo, 2006)。
[8]《战争术》目前有3个中译本，均出自21世纪：《兵法》，袁坚译，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战争的技艺》，崔树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用兵之道》，时殷弘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版。其中，崔树义和时殷弘的译本都主要依照林奇的英译本译出。时殷弘译本附有林奇的导言和《疏论》，且标有新校勘本的行码。本文引用《战争术》时参考时殷弘译本，随文标注卷数和行码，如1表示献辞第一句，1.1表示第一卷第一句。三个中译本对书名的翻译各不相同，考虑到在意大利语中，arte有艺术、技艺等意思，与中文的“术”意义相近，因而本文将书名译作“战争术”。
[9] 最具代表性的论文是克里斯：《重审马基雅维利的<兵法>》，载娄林选编：《君主及其战争技艺——马基雅维利<兵法>发微》，51-76页。本文第一节会评述该论文。对《战争术》的文艺复兴对话形式的一般研究，参David Marsh, The Quattrocento Dialogue: Classical Tradition and Humanist Innovation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121 no. 20 and pp. 16-18；Peter Burke, “The Renaissance Dialogue”, in Renaissance Studies, 3, 1989, p. 3；Virginia Cox, The Renaissance Dialogue: Literary Dialogue in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texts, Castiglione to Galile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9-21。
[10]吉尔伯特：《马基雅维利：战争艺术的复兴》；霍恩奎斯特：《马基雅维利的军事方案及其<兵法>》，载娄林选编：《君主及其战争技艺——马基雅维利<兵法>发微》，164-184页；麦克尔·马莱特：《马基雅维利的共和国之战争理论与实践》，载吉塞拉·波克、昆廷·斯金纳、莫里齐奥编：《马基雅维利与共和主义》，闫克文、都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241-250页；T. J. Lucks, “Martialing Machiavelli: Reassessing the Military Reflections”, i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66, 2004, pp. 1089-1108。
[11]克里斯：《重审马基雅维利的<兵法>》。
[12]波考克：《马基雅维里时刻——佛罗伦萨政治思想和大西洋共和主义传统》，冯克利、傅乾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194-229页。以后引用，在正文中随文标注页码。
[13]温特：《君主及其战争技艺：马基雅维利的军事平民主义》，载娄林选编：《君主及其战争技艺——马基雅维利<兵法>发微》，135-163页。
[14]霍恩奎斯特：《马基雅维利的军事方案及其<兵法>》，170页。
[15]“恶劣意见”在《李维史论》中仅一见，参林奇的《疏论》，见马基雅维利：《用兵之道》，233-234页。
[16]马基雅维利把《李维史论》题献给科西莫和扎诺比（Zanobi Buondelmonti），后者在《战争术》第四、五两卷中充当法布里齐奥的对话者。法布里齐奥的另外两位对话者是巴蒂斯塔（Battista della Palla）和路易吉（Luigi Alamanni）。马基雅维利将他的另一部作品《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题献给扎诺比和路易吉。
[17]Felix Gilbert, “Bernardo Rucellai and the Orti Oricellari: A Study of the Origin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in History, Choice and Commitment, Franklin Ford ed.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229-238.
[18]科隆纳与奥尔西尼两大家族之间的斗争，以及这一斗争与教宗政治之间的关系，参《君主论》，第11章；奥尔西尼与美迪奇家族之间的联姻及其后果，参《佛罗伦萨史》，卷七，第11章（中译参马基雅维利：《佛罗伦萨史》，李活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另外，但丁在《炼狱篇》第20歌中提到科隆纳家族进入阿南尼逮捕教宗卜尼法斯八世的野蛮举动，称“基督在他的代理人身上遭到逮捕”。
[19]克里斯：《重审马基雅维利的<兵法>》，58页。
[20]克里斯：《重审马基雅维利的<兵法>》，76页。
[21]见马基雅维利：《用兵之道》，189-246页。
[22]林奇：《<兵法>的新秩序：重塑古代事物》，载娄林选编：《君主及其战争技艺——马基雅维利<兵法>发微》，224-248页。
[23]林奇：《<兵法>的新秩序：重塑古代事物》，240页。
[24]《战争术》的修辞特征，可参维特霍夫：《<兵法>中修辞术的军事“德性”》，载娄林选编：《君主及其战争技艺——马基雅维利<兵法>发微》，77-93页；雷蒙迪：《马基雅维利与战士的修辞术》，载娄林选编：《君主及其战争技艺——马基雅维利<兵法>发微》，94-114页。《战争术》中的符号学维度，参斯帕克曼：《敌对行动中的政治：马基雅维利的<兵法>》，载娄林选编：《君主及其战争技艺——马基雅维利<兵法>发微》，115-134页。斯帕克曼认为，《战争术》低估火炮是出于“符号学”的考虑，对马基雅维利来说，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形式，其中符号的活动和交流的需要十分重要，而火炮会影响这类交流。另参温特：《君主及其战争技艺：马基雅维利的军事平民主义》。温特同样认为，马基雅维利坚持战争的表象维度，将战争术视为一种依赖公共表演和夸张形象甚于依赖蛮力的实践。这些论文启发我们，可以将永远朝东的营门，看成一种象征的姿态。
[25]林奇：《<兵法>的新秩序：重塑古代事物》，239页。
[26]载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29-97页。
[27]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91页。
[28]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96页。
[29]《君主论》中的“自己的军队”，亦非全由公民组成，这一点与《战争术》一致，而不支持波考克的“只有公民能成为好军人”这一解读。
[30]马基雅维利、拿破仑：《君主论：拿破仑批注版》，145页。
[31]马基雅维利、拿破仑：《君主论：拿破仑批注版》，145页，拿破仑的批注：“你并没理解到自己的声誉带来的影响；因为这段冒失的历史，罗马教廷是不会赦免你的。”
[32]不妨对照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卷一，第12章）中对教会的严厉批评：“任谁有意愿以实际的经验进一步确认真相，不妨带着罗马教廷的势力，连同它在意大利所掌握的权威，搬到瑞士城镇去，那是当今唯一在宗教与军事制度两方面都恪守古制的民族，他很快就会看到教廷的恶习在那个地区制造史无前例的动乱。”在那一章中，马基雅维利将意大利的分崩离析归于罗马教廷。
[33]由此看来，拿破仑的确是马基雅维利的最佳读者，他不但钦佩马基雅维利的《战争术》，还随身携带《君主论》。
[34]马基雅维利对宗教的态度，可见施特劳斯：《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3-5页。
作者简介
张培均，1990年5月出生于浙江绍兴，本科就读于第一届古典学实验班，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古典学专业在读博士，在《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国外文学》、《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等刊物发表论文数篇，出版译著《君主及其战争技艺：马基雅维利<兵法>发微》、《太平洋地缘政治学》（合译）、《地缘政治学的世界》（合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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