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学以研读历代经典为业，追本溯源，直探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法学等诸多现代学科的历史源头，从而跨越现代学科壁垒，为学生搭建起整全而融通的知识结构，故有“博雅教育”之别称；全面综合的学术培养

编者案：本文作者许越，2019-2020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20-2023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第十届古典学实验班，已保研攻读古典学硕士研究生。与大家能够一进大学就报名古典班不同，我们这届之前，古典班是三年学制，在春季学期的五月发布公告，招收大二或大三降转的学生。所以我很羡慕能在古典班享受完整四年本科教育的师弟师妹，有更充分的时间沉潜于古典智慧。不过我这种一年体验、二次选择的情况，也有一个莫大的好处——如果说高考志愿填报是看分数而定、依世俗之言、听父母之命，那么古典班则是由心而发的自我抉择。我大一所在的学院是国际关系学院。可能是为了让我们从高中到大学有一个较平滑的过渡，加之大类招生与部类改革，国关学院的同学需要上社会学、法学、新闻学的基础课。我能理解这种做法的良苦用心，拓宽视野、奠定一个较为广博的基础，不论为学还是为人，关切都不应局限于所谓的“专业”。不过，概论课程虽然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但无异于将经典经过无数多人咀嚼后剩下的东西喂给我们。就我个人的学习情况而言，这种课程达成的效果与它致力于实现的目的之间的落差确实很远，囫囵吞枣学下的内容、背会的知识点考完就被抛之脑后，似乎只留下了成绩单上的短短一行以证明课程的存在。在最迷茫的时候，课堂内容诸如某某提出了什么理论竟对我没有任何指引作用。我们张毅老师曾在一次讲座上提到，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把一万三千字的《论语》提炼成几句话，仁者爱人、克己复礼、有教无类等等，把《论语》的气氛、师生的感情，这些柔软的带枝叶的东西全都挤掉，这到底是精华还是糟粕呢？糟粕糟粕，糟是酒糟，把酒滤掉剩下的干的东西，粕是把豆子里的油压掉剩下的豆饼，所以柔软的东西不能去掉。抽象成克己复礼、仁者爱人，没错，这些词儿都对都好，但它不再动人了、不令人喜悦了。《论语集说十卷》（宋）蔡节撰

日前，上海交通大学ACM班迎来成立20周年纪念活动，高校实验班、重点班成为民众热议的话题。近年来，各地高等教育改革如火如荼，深入实施“拔尖计划”、陆续建立特色实验班等成为高校探索新型人才培养的主要抓手。那么，高校为什么成立实验班、重点班？这些实验班、重点班如何培养人才？带着这些问题，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高校相关负责人。解决国家面临的迫切问题多数人认为，高校的实验班、重点班是指高校重点培养的班级，能进入这些班级的都是拔尖学生，这些固有观念其实带着深深的时代印记。20世纪70年代，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回国。他针对当时国内的科研情况，向中央建议参照芭蕾舞演员的培养模式，在全国选拔十三四岁、有培养条件的少年，送到大学培训，为的是培养一支“少而精的基础科学工作队伍”。1978年3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以下简称中科大少年班）正式成立，此消息一出就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天才儿童”宁铂等中科大少年班学员在当时被媒体争相报道，成为全民励志的典型。也是在这一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在会上指出：“在人才的问题上，要特别强调一下，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这是党中央对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肯定。自此，以理工学科为起点，中国高校人才培养改革拉开序幕。中科大少年班的成功模式随后推广至国内其他院校，西安交通大学、东南大学陆续成立少年班，从青少年中选拔培养未来的科研领军人才。以中科大少年班为代表的实验班，其培养模式主要为满足学习能力强的学生的学习需求，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将课程学习与科技创新活动有机融合，同时会对某些学科进行强化教学，因此“个性化教学”“高强度学习”成为实验班的标配。这种培养方式，是为了解决当时我国人才匮乏、技术落后的迫切问题，将有限的教学和科研资源集中起来，投入人才培养当中。满足当下社会的多元需求然而，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单向度、专业化的人才似乎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当下多元化的社会需求。高校人才培养也在与时俱进，不断探索目标多样、各具特色的培养模式。总体上看，当前高校人才“试验田”可分为三类：一是延续中科大少年班模式，集中资源培养“优中选优”的青年人才。像文章开头提到的上海交通大学ACM班、北京大学“智班”、浙江大学“图灵班”等，他们都以培养该学科顶尖人才为目标，师资力量雄厚，科研资源丰富。诸多毕业生也确实成为了该领域有影响力的人物。二是注重对学生的通识教育，发展其多元思维，扩展科研视野。北京大学在2001年提出元培计划并成立实验班，2007年又在此基础上组建元培学院，初衷是对以往过于专业化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反思。现代社会的急速变化对人才提出了更全面的要求，培养适应社会未来需求的人才是元培计划的重要目标。在教育实践中，元培学院致力于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在建设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体系的同时，发展交叉学科专业。元培学院之所以选择这一模式，是希望学生基于内在兴趣探寻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并在这一过程中学会作出选择与承担责任。为此，元培计划一直坚持“双自由”的原则，即学生在导师指导下自由选择专业和课程。元培学院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包括探索导师制、完善新生教育、实行3—6年的弹性学制、缩减学分等。三是发挥优势，培养特色专业人才。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发挥自身学科优势，成立古典学实验班并开始招收第一届学生。“当初创建古典学实验班是为了打破文史哲法的学科壁垒，探索以中西人文经典为核心的教育模式，注重对原典的深入阅读，从而提升人才培养的厚度和宽度。”中国人民大学古典学实验班负责人彭磊向记者介绍，成立古典学实验班是有意识地探索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尝试。彭磊表示，古典学实验班注重对中西古典语文的学习，旨在培养学生运用古典语言理解古代经典和古典文明的能力，使学生具有坚实的中西古典语文能力，以及深入理解中西经典和文明传统的能力，进而造就“兼通中西之学，于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的新时代栋梁人才。可以看出，当下高校人才培养改革虽然各具特色，但都注重学科交叉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实验班建设还需不断探索在一些人的印象中，进入高校实验班、重点班意味着繁重的课业压力、激烈的同伴竞争以及倾斜的教育资源。还有一些人担心实验班、重点班的培养模式会“揠苗助长”“急功近利”。对此，受访者都表示情况并非如此。彭磊介绍，学校在实验班规划阶段考虑到了教学资源的平衡问题。“实验班并没有过多的政策倾斜，与普通班相比，实验班规模更小，课程设置更有特色，更能满足一部分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彭磊说。而元培计划自创建之初就明确自身不是重点班，而是探索适合大多数学生的本科教育模式。“从实践中也可以看出元培模式并不是传统意义上重点班式的择优选拔和重点支持，并不依靠给筛选出的个体投入更多资源，换得他们超越他人的快速成长。”北京大学元培学院院长李猛认为，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借助多元化的资源，尽可能支持学生自主探索，这是探求更具有普适性的教育模式的基础。“为了避免学生间过大的竞争压力，元培学院近年来开始推行书院教育，坚持立德树人，促进学生文理渗透、专业互补，鼓励学生在交流合作中完成对知识的掌握和应用，以期弱化学业竞争的影响，注重个人的全面发展。在书院中，在人、事、物之间的真实互动中回看自我。”李猛表示，“目前书院制已经在国内许多兄弟高校推广，并基于情况差异摸索出各自不同的模式。我们也非常期待能够在相互学习交流中推动书院教育不断发展完善。”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如何培养高水平人才一直是教育工作者思考的问题。高校实验班、重点班的探索还在进行，并不断为高校人才培养改革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当前，各高校应通过考察交流，相互借鉴改革经验，共同探索符合中国国情、顺应世界潮流、满足社会需求的人才培养之路。

编者按创刊于2010年的《古典研究》是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主编的国际学术季刊，2010年至2017年共推出29期。2018年《古典研究》改为《古典学研究》辑刊，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出版，共计出版10辑，每辑字数约15万字，全文收录于中国知网。2022年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并成立了新一届编委会，迎来新的开端。最新一辑（即第11辑）将由华夏出版社出版，每辑字数增至20万字。回顾《古典研究》至《古典学研究》的十三载，刊物始终关心中国古典文明的现代处境，坚持跨学科的视角，力求贯通文学、哲学、史学和古典语文学。从具体文本入手，研究、疏解、诠释古代中国、古希腊罗马、欧洲近代的经典文本乃至古希伯来和阿拉伯文明的传世经典，以促进对中西方文明的深度认识。立足于中国文明“伟大复兴”的当下语境，在《古典学研究》辑刊即将迈向新征程之际，我们回顾十三载的云和月具有特殊的意义。既重温了学术情谊，向一直支持刊物发展的作者、译者和编辑朋友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同时也期盼未来有更多学界同仁成为我们的作者和译者，共同见证《古典学研究》的成长。《古典研究》发刊词：无往不复刘小枫中华民族有着踏实、温厚的教化传统，但在西方文明引发的现代性文化冲击下，这个传统已然支离破碎。百年来，我国学人面临的尚未完成的历史使命是：深入理解西方文明，进而重整中华传统文明精神。如今，何谓“西方文明”，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界仍然还是个带惊叹号的大问号。百年来，虽然诸多前辈学人曾致力于认识西方文明，但更多关注现代的、而非古典的西方文明形态。即便我们了解了西方的现代文明，也并不等于我们理解了西方的古典文明；如果不了解西方的古典文明，我们未必能透彻了解西方的现代文明；没有透彻了解西方的整个文明形态，也不会通透理解和把握中华文明的精神处境及其未来命运。像西方学人一样，现代之后的中国学人面临两条道路，不得不在两种命运面前做出自己的抉择：要么盲目而热烈地跟从种种后现代主义以更为彻底的解构方式破碎大道，要么切实回归古典学问。现代中国学术的视域已然全盘西化，由于对古典西学缺乏深入细致的理解，数代中国学人虽不乏开创华夏学术新气象的心愿和意气，却缺乏现代之后的学术底气和见识根底。因此，积极开拓对西方古典传统的深入探究，当是中国未来学术的基本方略。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重读自己的历代经典时才会有知己知彼、心底踏实的学术底气，从而展开广阔、深邃的学术新气象。重拾中西古典学问坠绪，回归古典精神之路，不仅是因为现代性问题的时势所迫，更因为古典学问关乎亘古不移的人世问题和心性取向：古学经典需要贴文解释，如此解释是涵养心性的澡浴。疏证诠释中西方古学经典，不外乎跟随古典大智慧一起思想，以期寻回精神的高度，不负读书人的亘古使命。《古典研究》编辑委员会主编：刘小枫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丁耘、王扬、王献华、甘阳、巴莫曲布嫫、包利民、白钢、成官泯、朱振宇、李猛、吴飞、林国华、邱立波、周春健、张文江、张辉、黄瑞成、程志敏、杨克勤、熊林名誉编委：Ronna

编者按2022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学位委员会开展了首次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及团队评选，中国人民大学刘小枫教授和贾根良教授获评北京市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叶林教授团队和冯惠玲教授团队获评北京市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团队。为弘扬“优秀导师和优秀导师团队”潜心育人的优秀品格，发挥其润己泽人的示范力量，激励广大导师争做“经师”和“人师”的统一者，在培养造就“复兴栋梁、强国先锋”上凝心聚力，我校特此推出“2022年度北京市优秀研究生导师及团队风采展”系列特辑，展现“优秀导师和导师团队”的事迹与风采。导师简介

组织和发起「柏拉图对话」读书会由古典学专业师生组织，纳入中国人民大学教务处举办的“进学蓄德”阅读计划，是2022级学生培养方案中“社会研究和创新训练”学分认定的组成部分。

获取回执第十届古典学年会施特劳斯与古今之争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

年，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正式将“古典学概论”列入专业基础课序列。本课程冀望大学新生通过阅读文本掌握世界政治史和

2022年12月9日晚，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古典学教研室线上举办了古典学沙龙第2期，本次讲座邀请到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陈早助理教授，讲座主题为“尼采与莱因哈特的《伊利亚特》研究”。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娄林老师主持，两位与谈人进行评议，分别是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的叶然老师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的彭磊老师。讲座开场在讲座开场，娄林老师提到了讲座的主题与伊利亚特，以及德国古典学学术发展相关。莱因哈特的学术地位关涉到德国古典学内部发展脉络和相关问题，于现今建设中国古典学有可借鉴意义。主讲环节陈早老师表示，此次讲座是对翻译书籍中的部分史实性资料进行分享，将引用尼采的大量未刊稿和书信，偏向尼采的生平逸事。虽然《莱因哈特的荷马与尼采》这篇文章主要讲述莱因哈特，但今天的讲座会将尼采放在前面，叙述重心在于尼采，讲述具体的关于尼采《悲剧的诞生》的事情。陈早老师陈早老师提出几个在尼采年表中值得关注的时间节点：1858年尼采就读于舒尔普福塔高级文科中学，结识格尔斯多夫（Carl

“客观”的可能，终其一生，他都在不遗余力地抨击“历史学热病”、鞭挞体系化和所谓的“科学”理想。在尼采看来，知识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以知识为终极目的，它就会有“报复我们的危险”（KSA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时间：2022年12月9日19:00-21:00线上讲座

张辉：最完美、诸完美与世界中的行动个体——莱辛《理性基督教》读解●

「古典社」《波斯人》第一次读书会内容：埃斯库罗斯《波斯人》行1-531地点：立德314研讨室时间：11月18日（周五）下午14:00-16:00选用读本：《埃斯库罗斯悲剧三种》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请参会者提前准备好文本《波斯人》简介第二次希波战争期间，希腊联合舰队在萨拉米斯伏击并大败波斯海军，从而一举逆转了波斯的攻势，此役也是第二次希波战争的战略转折点。不过，《波斯人》并未以希腊人的角度描写战争胜利，也未费笔墨于两军海上的战术博弈，而是着力描写战后波斯宫中以太后阿托萨、先王大流士的鬼魂为代表的波斯人，在听闻波斯军队战败后悲伤恸哭的场面。公元前472年，埃斯库罗斯凭借《波斯人》的出演赢得了希腊大酒神节(Great

Tocqueville）在论述知识人的自由时说：作家们在反对教会、捍卫人类精神的普遍自由中，为他们自己的事业而斗争，这场斗争是从打碎束缚他们最紧的羁绊开始的。[48]曼斯菲尔德（H.

柏拉图对话读书会｜第一期：《吕西斯》领读内容：柏拉图：《吕西斯》，贺方婴译，华夏出版社，2020年。领读人：彭磊（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古典学专业副教授）时间：10月30日起，每周日下午16:00-18:00地点：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121本读书会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古典学专业师生自行组织，诚邀各位参与。●

2022年10月21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古典学教研室线上举办第三十一期“经典与解释”系列讲座，本次讲座邀请到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张辉教授主讲，讲座主题为“最完美、诸完美与世界中的行动个体——莱辛《理性基督教》读解”。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彭磊副教授主持，五位与谈人进行评议，分别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卢白羽老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童群霖老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冯庆老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娄林老师与戴晓光老师。讲座伊始，彭磊老师介绍了张辉老师的学术成就，并着重介绍了张辉老师即将出版的著作《启蒙的复调：莱辛研究》。彭老师提到，莱辛在国内主要被视为一位美学家和戏剧家，他的《拉奥孔》和戏剧作品素来受到关注，但莱辛还是一位神学家和哲学家，有相当多作品讨论当时的神学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张辉教授今晚的讲座就将通过讲解莱辛早年的一篇神学短札来展现莱辛神学思想的特殊面相。讲座现场主讲环节张辉老师以德国画家克拉纳赫的油画《赫拉克勒斯与翁法勒》为楔子进入话题，分析了莱辛看到此画后写下的寓言。在寓言人物的交谈中，赫拉克勒斯被称为“全新的哲人”，翁法勒为“亲爱的神学”。“全新的哲人”与“亲爱的神学”这两个相对的概念值得引起注意，“亲爱的神学”为什么要为难“全新的哲人”的问题以及两者的关系，都与今天的主题“理性基督教”（das

张毅老师深耕中国古代经典，体悟深刻，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古典班开设有《诗经》《左传》《史记》等经典著作的精读课程，教学、科研相辅相成，已逾十年，深受学生喜爱。应中央电视台之邀，张毅老师录制了20期《〈诗〉说先秦》，《百家讲坛》栏目正在播出。节目介绍诗说先秦-

编者按：原文刊于河南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主办的《人文》第七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感谢张辉教授授权“RUC古典学”公号网络推送！莱辛（Gotthold

“经典与解释”系列讲座（第31期）最完美、诸完美与世界中的行动个体——莱辛《理性基督教》读解主讲人张辉（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所长）与谈人卢白羽（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童群霖（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冯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娄林（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戴晓光（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主持人彭磊（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

编者按：本文原载《世界哲学》2019年第2期，感谢娄林博士授权“RUC古典学”公号网络推送。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哲学生活与政治生活哪一种是更值得过的生活？亚里士多德持有的观点似乎游移不定。（cf.

格列柯：“人生是什么？是幻象，是影子……”海德格尔的柏拉图解释（研究生课程）授课教师：娄林老师时间：周四11-12节（18:00-19:30）地点：人文楼121

一、柏拉图的《理想国》课程简介《理想国》（又译《王制》）是柏拉图最著名的政治哲学著作，也是西方古今最著名的政治哲学著作。它的标题指向城邦，主题则是正义。城邦与正义不是一回事，但理论上可以结合，即正义的城邦或最佳政制，这也正是“理想国”这个约定俗成的译名试图表达的含义。正义有两个维度，一个是城邦的正义，一个是个人或灵魂的正义。两者的结合就是哲人-王，出现在全书的中心位置。所谓哲人王，用中国的传统表述，也就是“大学之道”（曾子《大学》）或“内圣外王之道”（庄子《天下篇》）。城邦的正义即亲民或外王，灵魂的正义即明明德或内圣。从城邦的正义到灵魂的正义，是认知的次第；从灵魂的正义到城邦的正义，则是实践的次第。从戏剧情节看，《理想国》是一场由苏格拉底叙述的多人谈话。谈话人身份各别，性情各异，但在苏格拉底的引导下，通过谈论和认识正义，渐渐从冲突走向理解，从混乱走向秩序，形成一个友爱和正义的共同体。这个形式生动地表明，认知是最根本的实践，谈论正义即可能造就正义。本课程以柏拉图《理想国》为课本，采用课堂会读与课下自学相结合的方式。课堂会读侧重全书的论证脉络和情节转换，分角色朗读课文，适时评点，随机问答，试图达到对话情境与课堂情境的交融、经典与自我的互映，提高学生理解和化用经典的能力，借古人的智慧启发自己的智慧。授课教师：李致远课程文本：1.

编者按：作为人大古典学实验班的教学督导，刘小枫教授始终强调古典班以教学为根本的基本定位，古典班的课程也始终以经典作品的解读为核心，涵养心灵与积累学问并重。自从2010年古典学实验班成立以来，刘小枫老师坚持在每个学期为本科及研究生开课，他的课堂早已成为最受古典班和人大其他专业学生喜欢的经典课堂之一。刘老师的课程既注重经典作品的深透理解，也注重从学术史、政治史的角度出发，让学生形成对古今学术源流的通贯把握。在本期推送中，我们特从刘小枫老师多年来所开设的本科特色课程中选择几门加以介绍，也欢迎各个专业的同学们关注、选修和旁听刘小枫老师此后的其他课程。刘小枫教授课程一：古典学引论

一、古希腊语文基础课程简介古希腊语文的历史至少大致可分三个时期：史诗般的古风期、以雅典为中心的古典时期、希腊化时期——这三个时期恰好对应古希腊语文的三个历史阶段：古风希腊语、古典希腊语、普通希腊语。古典学实验班的古希腊语教学从古典希腊语入手，再向两头延伸，因为阿提卡方言的古典希腊语不仅为阅读雅典肃剧、谐剧、史书和哲学作品提供了基础，也为学习阅读古风希腊语作品和希腊化时代的普通希腊语作品提供了基础。著名思想史家沃格林曾经说过自己学术研究的方法：

古典语文历来是古典学实验班的骨干课程，也是古典学实验班最具特色的课程类型。其特色在于：其一，中西并重，学生既要修习先秦古汉语，又要修习古希腊语和古拉丁语；其二，课时量大、学习周期长，每门课均为10学分，均持续两个学期，学生至少有两年时间打下坚实的语言功夫；其三，语言修习与经典阅读相结合，贯通语言和义理，带领学生获得对经典文本的直接感受。古典学实验班的“中国古典语文基础”课程，并不采用通常的古代汉语类教材，而是以《诗经》和《左传》为基本课程材料，以经典文献、经典版本的逐字精读为特有授课方式，此种安排的考虑有三：与艰深的一手文献保持足量的亲密接触，培养扎实的古汉语语感和自主阅读、钻研原典的信心；通过对“原生态”经典的精讲精读，传授综合的古汉语、古文化知识（如：版本、校勘等文献学知识，文字、训诂等语言知识，天文、舆地、官制、民俗等文化常识），在有限的时间内收获较大的学习效果；以构成文明内核的顶尖经典陪伴青春的最好岁月，培植生命的元气和思想的穿透力。《春秋经传集解》书影，中华再造善本宋刻本一、《左传》精读课程简介《左氏春秋》，又名《左传》，约形成于公元前四世纪初，是中华文明的早期元典之一，也是“十三经”中篇幅最大的一部。它是综合反映春秋时代历史的重要文献，也是先秦叙事散文的典范之作，兼具史料价值与艺术成就，也是理解战国诸子思想形成、演变的文献基础。“《左传》精读”属古典学实验班专业核心课“中国古典语文基础”，教学方式为教师主讲的文本精读，使用教材为《春秋左传注》（杨伯峻著），讲授内容包括：与《左传》有关的古汉语、古文化基础知识；春秋两个半世纪的历史主线、基本史实、家族谱系及观念系统；《春秋》经传体系的形成过程和“《春秋》学”的基本概念；古代经典的形成、演变和文献学特征，等等。该课程的目标是提高学生的古汉语水平，锻炼古汉语语感，帮助学生初步了解掌握古代经典的体系和脉络，积累古文献知识和常识，并逐渐养成阅读、亲近古代经典的习惯，培养热爱古代文化、尊重经典、注重自我修养的精神品位。授课教师：张

本课程以清人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为主，辅以朱子《论语集注》，尝试在经学和理学的双重视野下理解《论语》丰富的思想，并最终以《论语》为入口，回到孔子确立的宏伟丰赡的经学世界。

古典学以研读历代经典为业，追本溯源，直探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法学等诸多现代学科的历史源头，从而跨越现代学科壁垒，为学生搭建起整全而融通的知识结构，故有“博雅教育”之别称；全面综合的学术培养

2022年8月29日晚，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古典学教研室举办第三十期“经典与解释”系列讲座，本次讲座邀请到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林志猛教授作为主讲人，讲座的主题为“柏拉图论政治勇敢与哲学勇敢”。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彭磊副教授主持，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江涛老师进行评议。

编者按：曾俣璇，第二届中国人民大学古典学实验班学生（2011-2014），其后保研攻读古典学硕士研究生（2014-2017），现就职于深圳市某政府机关。本篇访谈由2021级古典班的谢征宇和任祺昌采访并整理。在访谈中，曾俣璇分享了她在古典班的回忆与心得。师姐进古典学之前是学的是什么专业呢？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转专业到古典学来呢？我一开始是经院的，学的是国民经济管理。当时两个方面吧：一方面是，我感觉学的东西不是我特别想学的，学的知识面太窄了，跟我想象中的大学还是有一点差距；第二方面是机缘巧合吧，我看到了当时古典班的招生。当时只是第二届，招生还没有现在做得这么好，因为前面只有一届，没有人已经毕业或者升学，自然也没有人能够给我提供指导、帮助。当时的招生简介也很简单，就是一张纸，上面写着刘老师给我们写的一些话。我就觉得“哇，这个老师有点牛”。我当时还比较谨慎，刚好认识原来从经院转古典学的第一届师兄，我就咨询了他，问了古典学学什么、感觉怎么样，他向我大力推荐。我觉得要不就转专业吧，就拉上了我同高中、又一起考上人大的同学——现在也是你们师兄——叫杨志城，我们两个人一起转专业了。我们现在用的《拉丁语语法新编》，就是杨志城师兄和另外一位师兄一起翻译的。对的，他和顾枝鹰一起翻译的，枝鹰是我们硕士的师弟。当初转专业的时候有没有犹豫过呢？还是有的。因为专业对个人职业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如果要报考古典班，也需要考虑到以后的职业规划。硕士毕业留影，中为杨志城，右为李孟阳当时转进来之前，你对古典学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感觉可以读很多比较宏观的、别的专业不会读的、我觉得很酷的书。当时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样，感觉自己可以博览古今。对，确实相对于其他专业来说的话，我感觉也是。我当时选择报考的原因，也是觉得可以读很多的书。因为觉得从中考高考一路走来，天天都是为了做题、学那些狭隘的某个知识点，很少有静下心来慢慢去读一本一本书的机会。但在古典班，可以有很好的读书环境和平台。是的，事实上也确实是。等你进来后，你感觉跟你想象的差不多吗？一开始觉得和我想象的还是有一点小差距的。因为我们大一就进来，只开设了拉丁语和刘小枫老师的古典学引论两门课，上学期只有拉丁语。当时就觉得进来之后只是在学语言，一方面觉得很枯燥；另一方面觉得，也没有接触到那种感觉很高深的学问。哈哈，感觉不高大上，天天就对着拉丁文字母死磕语法是吗？对的。但是后面随着语言学习慢慢深入，越来越多接触原典，这学期又加上了刘老师的古典学引论，从那些原典里面，我开始慢慢体会比如古罗马人、古希腊人他们的一些生活、政治、思想、文艺等等；还有一些对近代经典的研究，对现代社会也很有意义。其实语言是基础。虽然我毕业已经五年了，也没有继续从事相关学术研究，可能具体语法什么的已经忘了；但是语言学习会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我们对文字的敏感度。经过语言训练之后，对日后阅读、写作等等，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它不会变成学了就忘的东西，它会化归为素养与能力，是有东西留下来的。硕士同学三人合影在所学的些课程里面有没有哪一门或者哪几门印象非常深刻呢？印象最深刻的，我觉得是《左传》吧。我们当时上课的模式是这样的：六个人上课，老师就给我们印繁体竖排的原籍去句读；在课堂上一人句读一段，句读完之后还要解释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就这样，一字一句地，非常扎实地上了一年。我现在都还能把春秋十二公给背出来。上《左传》最后一课的时候感触特别深，觉得就这样上完了一门课，就这样从头到尾认认真真学了——虽然没有学完，只是学了一部分，当时是一共四本，学了两本——一部古书。感觉自己真的翻过了几百年的历史，特别有感触，这是一字一句句读出来的。最有趣的是刘老师给我们上的乐理课，我们一边学乐理，一边练钢琴。对拉丁语课也印象挺深刻的。当时是李老师给我们上的，也是自己先预习，然后一句句分析语法性数格，非常扎实。虽然我们会犯挺多语法错误，但老师的耐心特别好，一点点引导我们。当时不觉得，现在回过头来看，觉得老师的脾气实在太好了。当时和几位老师相处，都给你留下了些哪些印象呢？说到老师，我觉得来古典班一个特别大的收获就是：其实你在别的专业，也可以读这些书，也可以学些语言；但是在古典班，你是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跟着这些同样有追求、有热爱的老师们一起去向更伟大的先贤们学习。我在毕业之后，遇到了一些人生选择上的问题，还是会先想到老师对我的一些指引和教导，甚至还可以主动去联系老师、请教他们。我觉得已经不仅仅是教与受的关系，老师已经变成我遇到问题时想去请教、去倾诉的人，师生已经变成这样的关系了。你们现在和老师们接触多吗？我们大一接触最多的是娄老师，因为他教我们拉丁语。然后我们的班主任是张老师，导师是彭老师。上学期彭老师经常把我们叫出来一起吃饭，吃完饭散散步聊聊天。我记得彭老师跟我说过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有一次看到他从教二出来，我就叫他，彭老师，下班了吗？你知道彭老师怎么回我的吗？他说，我没有下班，我只有下课。记得以前有一次走进去跟李老师谈话。当时老师好像是在集中精力翻译《斐勒布》，我看到他桌上摆了两个烟灰缸，上面插满了烟头，老师眼睛有些疲惫，好像好久都没有剪头发了。哈哈，投身于学术。是的是的。娄老师现在还请吃饭吗？娄老师当时很喜欢请我们吃饭——不，应该是我们很喜欢让娄老师请我们吃饭。他以前喜欢请我们在集天吃烤鱼。还有到周末的时候，我们也会几个同学一起，到张老师家去做饭吃，跟老师聊很久的天。我毕业之后疫情之前每年都还会回去北京，会到张老师的家里去做客，跟她聊一聊自己现在的各方面生活、工作，感觉没有任何的隔阂、任何改变。老师还是老师，我还是那个学生。崔老师（张老师爱人）人也挺好的。我们当时叫他师娘。师娘有时候会到我们的课堂来，坐在教室后面，听张老师给我们讲课。每次来都给我们带很多零食，我们都很喜欢他，叫他师娘。第二届古典班与张毅老师毕业合影，摄于2014年6月师姐觉得，在古典学学到的以及感受到的这些，对你现在的学习、工作、生活等等有影响吗？有的，分几个方面吧。第一是对就业：从考虑专业对口性来说，古典学专业的就业面会相对我之前所在的经济学专业窄一些，但如果本身想做科研，古典班是很好的平台，你也能接受一些比较专业的训练，会有更广阔的视野。这要看个人的选择。第二是我刚刚提到的，会跟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会拥有一段非常难忘的大学时光，会有一些很好的同学，会有影响你一生的老师。第三是宏观一点的，古典班这一段经历是让人接触更宽广的东西。因为工作之后，我们会发现自己的生活变窄，我们自己的事情、家庭的事情、工作的事情，会占据我们大部分的精力和关注的视野，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接触到一些更宏观更广阔的东西。比如说像现在，我很难静下心、也没有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来讨论什么是正义、什么是法、什么是节制这类比较大的问题。所以其实这六年的时间，我是在接触一些更广阔的、让我的人生会有更多可能性的东西。我个人的感觉是，毕业后生活会“变窄”，但是“变窄”不是说不好，只是比较局限了。但是在古典班上学的时候，会接触到很多没有边界的知识，你会跟跨越时空、跨越地域的人进行交流，感觉那段时光跟我现在的人生阶段相比较，是很广阔、宽广的状态。通过六年的学习之后，你自己再回过头来看一看，你对古典学的认识又是怎样的呢？我记得以前上德语课的时候，徐戬老师说了一句话，他说古典学到底是什么，如果你们十年后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我现在离刚入学也差不多十年了，但我觉得自己还不能够很好地去回答、去把握这个问题。目前我觉得古典学是一门博雅的学问，让你既博又雅。当时学古典语言的时候，有没有觉得特别吃力呢？一开始肯定是有的，但是后面掌握了语法规律之后，我觉得还好，是熟能生巧的问题，没有太大的压力。我比较喜欢学习希腊语，读研究生的时候，和另外一位同学在教材之外找了另一本国外用的英文教材。我们每天自己做，做完之后相互改，这样就巩固了课堂上学的东西。你们当时学习之余，有没有经常组织活动呢？我们每年会出去春游秋游。记得在公众号上还看到我们出去玩的照片。但其实我们不太需要刻意去搞团建，因为平时就很熟了，大家一起上课，一起吃饭，来来去去都是那几个人。出游主要是大家觉得时令到了，想一起去接触大自然，只是这样的需求而已。师姐你们当时学分多吗？学习压力大吗？我听彭老师说你们以前学分特别多，我们现在缩减了很多。我们当时学习压力还是挺大的。你们现在学分少一点，就可以更专注一点。压力没么大，你们感兴趣的那些领域就可以多去探索一点。我感觉我当时课程内容完成得比较好，但是对于自己想研究的领域的挖掘工作做得不是很好，也没有更广泛地去接触另一些领域，我觉得比较遗憾。就是李老师说的，按图索骥的工作没做好。还有刘老师的古典学引论教材，每篇文章后面都列了很多推荐书目，当时应该多看看。说起刘老师，我记得他每学期都会找我们一对一谈话。虽然刘老师很忙，但他一直都很关心我们的学习和生活，老师的关心也是我们克服压力的一种动力吧。摄于香港维多利亚港那今天采访差不多就是这些。师姐还想聊聊吗？差不多了，我感觉已经絮絮叨叨说了好多。其实我自己也不算是特别典型的古典班学生，现在已经脱离古典学么久了，说得也不是很准确了。但是我感觉离开了学校、离开了专业过后，你剩下的学到的或者感受到的东西，才是真正教给我们的东西。是的。好吧，那我们就到这里吧，谢谢师姐，师姐再见。好的，辛苦啦，再见。（采访时间：2022年4月12日）●

晋邢侯与雍子争鄐田，久而无成。士景伯如楚，叔鱼攝理。韩宣子命断旧狱。罪在雍子。雍子纳其女於叔鱼，叔鱼蔽罪邢侯。邢侯怒，杀叔鱼与雍子於朝。宣子问其罪于叔向。

编者按：张培均，第一届中国人民大学古典学实验班学生，2012-2014年服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现改称火箭军）某旅，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古典文明研究中心在读博士。译著：娄林选编，《君主及其战争技艺：马基雅维利发微》，张培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9。本篇访谈回忆了张培均在古典班学习至今的心得体悟。你本科最初的专业是什么？为什么会选择古典班的？大一时我在社会与人口学院学习。刚上大学什么也不懂，有点迷茫，似乎没有学到自己想学的东西。大一快结束时，在教二草坪看到第一届古典学实验班的招生通知，看到大大的海报上同时印着孔子和苏格拉底的像，觉得这是自己想学的——学贯古今中西，想想都令人激动！这算是我的初心，初生牛犊不怕虎。现在临近博士毕业，知道那是非常遥远的目标，需要一生去追寻。张培均（左三）退伍后与第三届古典班毕业生合影在古典班阅读经典、学习古典语言带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最大的收获是可以让心静下来。如今的大学总体上还是非常浮躁，有太多的选择，读书的位置似乎非常靠后。进入古典班后，我们跟着几位老师阅读中西方的“大书”，这种经验可以让人获益终生。古典班的经典阅读不是那种导论性、概论性的，而是一字一句地读原典。这需要耐心和静心，好处是能让学生有比较扎实的基础。学习古典语言也是如此。尽管主要以培养阅读能力为主，但古典语言的学习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一件易事。我记得当时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课时量非常大，每周一半以上的时间都花在语言学习上，非常辛苦，但当时打下的基础也非常有用。在古典班的学习生活中，你印象最深的人和事是？哪门课（或哪本经典著作）对你的影响最深？我一直待在人大古典学这边，从未离开，似乎还不到回忆这些的时候。本科阶段印象最深的课是刘小枫老师讲《会饮》的那门课。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柏拉图对话，才发现柏拉图的作品比我以前读过的所有“名著”都更深刻也更有意思。柏拉图当然是古典班的必读，后来我们也读过柏拉图的其他对话。但我现在仍感谢《会饮》为我打开阅读柏拉图的第一扇门。我想说的是，读《会饮》是进入柏拉图的非常好的起点。刘小枫教授在《古典学引论》课堂上为什么会选择去当兵？两年的部队生活带给你怎样的收获？“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当兵是一直想去的，每年征兵季，我都有点蠢蠢欲动，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下定决心。直到大四，本科阶段的学习基本完成，正好有以前登山队的朋友撺掇我一起去，就去报了名。入伍其实是主观意愿加机缘凑巧。感谢生命中的这些机运。部队有句“黑话”，主要是针对义务兵的，“当兵后悔两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那两年确实非常“痛苦”，但也非常值得。如果说人类的生活是战争与和平，没有当过兵的话，对另一半生活就没有切身的感觉，只能是“纸上得来终觉浅”。我参加过高戒备战备值班等任务，对战争状态有一点体验，有几次车开出去的时候我们（这些小兵）都不知道是演习还是战争——当然，最终没有打起来。部队生活与大学生活是两个极端，一个纪律严明，另一个就比较自由，老师们也都温文尔雅、平易近人。部队让我更能吃苦，更加自律，对我研究生阶段的学习非常有帮助——大量时间花在翻译上，这需要坐得住冷板凳。什么时候确定了要走学术道路？什么促使你选择这条道路？当时有考虑过其他的选择吗？“学术道路”有点严肃。但怎么说呢？决定读博士就意味着往这条道路上靠吧。其实我读本科时也不怎么用功，仅仅做到不旷课，能按时完成作业——跟高中差不多，可能还松散点。那时还参加不少学生社团，还去支教、登山什么的。我大四去当的兵，退伍回来后继续读硕士、博士。在部队的时候，我只有晚上可以看书（也是在第二年成为“老兵”之后，新兵根本没有自己的时间），深刻体会到能有时间学习是多么幸福。所以我从硕士开始算是比较用功。因为当了两年兵，拉丁语和希腊语都忘得差不多了，因此我的硕博论文的研究对象分别是一个拉丁语和希腊语的作家——其实仍然是打基础，既是语言上的，也是学术上的。硕士博士期间做了哪些学术工作？什么时候确定了现在的研究方向？本科时受过的学术训练与所见所闻是怎样影响你的？其实谈不上什么学术工作，都是围绕上课、论文而看书、学习罢了。人大古典学这边是中学和西学并重的，都要学，但你的学位论文可以是西学的，也可以是中学的。我的本科、硕士和博士论文都是西学方向的，不过我对中国古典的文本也非常感兴趣，参加过不少相关的读书会。既然研究西学，除了语言，在我们这边，翻译也是一项必要的训练。这几年我也翻译过一些东西，我觉得翻译对阅读和写作都有帮助。我的硕士论文研究的是古罗马史家撒路斯特，但不是《喀提林阴谋》和《朱古达战争》，而是他的尚未有中译的《纪事》。之所以选择这部作品，既有填补空白的“雄心”，也有容易操作的实际考虑——这部五卷本的著作是对罗马共和晚期状况最早的记述，仅存残篇。但残篇其实也不好操作，幸亏里面有几篇演说作为修辞典范完整地传世，我的硕士论文便聚焦于那几篇演说。硕士论文主要是一种学术训练，我希望借此复习一下自己的拉丁文，因此在写论文时根据西方最新的辑佚本把《纪事》所有如今可见的残篇都译了出来。我的博士论文从古罗马转向古希腊，回到西方史书的源头希罗多德。从现代实证史学的角度来看，希罗多德甚至算不上高明的史家。但“史学之父”是一位史家吗？这就像问：柏拉图是一位柏拉图主义者吗？希罗多德值得我们重新审视。按施特劳斯的说话，希罗多德的logoi可以解种种现代logoi的毒。我的论文便试图回到希罗多德的叙述，看他想要向我们传达的教诲，以及这种教诲如何可以成为我们时代的解毒剂。本科时的学习我觉得谈不上学术训练，但古典班的两种做法对以后有志于学术的同学是非常有帮助的：一是注重语言上的训练，除了西方古典语言，还有古代汉语；二是注重中西方经典文本的阅读。我觉得不管以研究中学还是西学为主，对两边的经典有个大致的了解会非常有用，可防止走向极端或胡说八道。张培均（右一）退伍后与战友合影在你看来，古典学问与现世生活的联系是怎样的？是否也经历过大学里的迷茫，以及如何走出迷茫？我对学问与生活的联系恐怕还没有什么理解。粗浅地说，如果你是一个愿意学习的人，学一点古典的话可以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当然，花大量时间在学习上，可以对生活琐事不那么在意，对一些利益之事不那么斤斤计较。不过这些都与人本来的性格有关，古典学问能否深刻地改变一个人，我说不上来。“下学而上达”，可能也是需要用一生去观察的事。我自己其实还没太搞清楚人该如何生活……迷茫当然有。我觉得这跟现代社会选择太多有关，什么都可以做，但什么都没有意思。我个人觉得，找一件自己感兴趣的事去做，也许就可以少点迷茫。古典作品，当然是治疗迷茫的一剂良药。但有时迷茫也未必纯然是坏事，迷茫意味着还在思考。最好的做法还是《论语》中的一句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要在学与思之间找到平衡。对准备走学术道路的师弟师妹有什么建议？每个人的道路最终是要自己探索的。但是，如果你们暂时没有答案，不妨就听听你们老师的建议。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的权威，有时候老师的一句话、推荐的一本书，比自己花大量时间探索更管用。如果师弟或师妹想要走学术道路，首先，基础非常重要，无论以后研究中学还是西学，都要先打好基础：语言的和基本文献的。另外，如今不管研究西学还是中学，都需要对另一面有一定的了解，比如一个研究西学的，最好也能读读中学的经典。其次，我觉得顺流而下比逆流而上更容易。也就是说，在初入阶段，最好找一个比较古老的文本或作者作为研究对象。对源头有所了解的话，以后如果研究那些支流的话可能就比较顺畅。西方的，比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中国的，比如孔子、荀子等。当然，我举的都是最核心的例子，其他能选的当然还有许多。基本上所有重要问题都在那些经典作品里，所以我觉得这样入手好一些。当然，也看个人兴趣。如果你因为研究某个近现代的人而上溯至某个古人，也未尝不可，可能难度会大一点而已。张培均（左一）作者近照欢迎加入古典学实验班咨询群！延伸阅读张培均参与翻译的著作●

步入大学近一年，你也许时常喟叹，概论课浮于表面的结论，壅塞了你探索并接近真理的思想源泉；你也许时常恍惚，纷飞的ddl与课程资料，化作掩埋案头典籍的粒粒尘烟；你也许时常惶惑，走到人生的山门前，站在时代的风陵渡口，骚动的人群与信息着迷地吹着，此心安处何间？落下吧，落在古典的沃土，扎根，沉浸，恣意从阅读中汲取养料，

本文原刊《国外文学》2022年第1期。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8级古典学博士生张培均授权转载。内容提要：《战争术》是马基雅维利生前发表的唯一重要散文著作。与《君主论》和《李维史论》不同，这本书以对话形式写成，文学性极强。主要对话者法布里齐奥·科隆纳，一位著名的雇佣军首领，在书中与几位年轻贵族就古今战争术的优劣展开一场热烈的讨论。对话过程中，马基雅维利巧妙地利用科西莫·鲁切拉伊的诘问，改变法布里齐奥论述的旧秩序，并引入一种全新的秩序。这种新秩序针对的某种“看不见的敌人”，与发源于东方的基督宗教之间存在某种对应关系。通过对新旧两种秩序转换处的文本的文学分析，可表明《战争术》以巧妙的笔法，服务于马基雅维利挑战基督宗教权威的总体意图。在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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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本文摘译自劳埃德-琼斯为维拉莫维兹《古典学的历史》英译本所撰导言（Wilamowitz-Moellendorff,

2019年11月1～3日，第七届全国古典学年会在清华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古典学专业委员会主办，清华大学新雅书院承办。会议以“古典与现代”为主题，围绕“中西经典与解释”“中西古典文明史”“中西方现代性起源”“古典学与现代性之关系”等专题展开了讨论。中国比较古典学学会会长、“古典与文明”丛书主编之一吴飞在会上发表开幕致辞，提出了中国古典学研究的“三对张力”。中国古典学研究的三对基本张力尊敬的甘阳院长、张辉教授，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早上好！非常感谢清华大学新雅书院承办第七届古典学年会，古典学研究会自创立以来，筚路蓝缕，前六届年会总是在南方举办，而今终于进京，能够在王国维、陈寅恪、闻一多等前辈教书的地方讨论古典学问题，既是我们的荣幸，更是给我们的鞭策。无论从会议的规模还是从论文的质量来说，今年的年会都有大幅度的提高。我们期待着，第七届古典学年会能够为中国的古典学研究开创一个全新的局面。吴飞教授致辞随着中国古典学研究的深入展开，我们日益感受到中西古典学的深厚内在力量和学术张力，我大致概括为三对基本张力：中西古典学之间的张力，小学与义理之间的张力，古典研究与现代性语境之间的张力。中西古典学之间的张力中西古典学之间的张力，是中国古典学特有的问题，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我们不可能抄袭或照搬西方的古典学研究，而必须借助西方古典学的研究激活中国古典学的深厚潜力，并以此回应现代中国生活的问题，而在这两大学术传统之间，必将长期存在相当大的张力。古典学研究会最初是以西方古典学为主的，在近几年中，中国古典学的分量越来越重，而中西古典学之间的对话与融合也越来越多，在最近几届的年会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我想，我们应该正视、积极回应，并尽可能保留这种张力，因为这是我们古典学研究的重要动力和基本处境。小学与义理之间的张力小学与义理之间的张力，无论在中西古典学中都存在，在中国古典学中尤其明显。古典学之所以能保持学术的纯正，而不为社会上的许多嘈杂所搅扰，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它是有门槛的。研究西方古典学，古典语言就是门槛；研究中国古典学，对古典文献的阅读和必备的文字、音韵、训诂、文献、校勘等小学方面的能力，也是门槛。但这些门槛的存在，常常使一些研究者陷在其中，而无法关心义理问题；而只关注义理问题的学者，又可能会暴露出一些低级的小学方面的硬伤。如何平衡这两者，整合由不同学科背景进入古典研究的学者，也将是我们长期面临的问题。去年的古典学年会的主题是“经史与义理”，就是回应这对张力的一个尝试。古典研究与现代性语境之间的张力而今年的主题是“古典与现代”，针对的就是第三对张力，而这应该是三对张力中最大的、最根本的，也是最需要我们殚精竭力、努力去面对的一个张力。我们所做的一切古典学研究，无论中西，归根结底都是要回答现代生活的根本问题。众所周知，西方古典学得以成立，完全是一个现代的事情，古人是不可能自我作古的，只有现代人才会面对古今问题；至于古典学进入到大学体系，成为诸多学科中的一个，更是十九世纪之后才形成的现象。在西方的主要大学当中，古典学学科很难以同样的逻辑并列于文史哲、政经法等现代学科，但却为这些学科提供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成为这些大学乃至西方文明的不传之秘。中国的古典学至今还没有一个完全清晰的界定，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我们怎样深究文史，追踪三代，无论怎样考索典籍，进入古书中不能出来，都是死路一条。立足于现代生活，在古典学术中追寻现代生活的根据，补充现代生活的种种不足，才是我们古典学展开的基本旨趣与真正意义。沃尔夫（Friedrich

编者按：本文是作者参加北京大学中文系于2017年11月18日至19日举办的第一届中国古典学国际会议的与会论文，原题《漫谈中国古典学》。为节省篇幅，文章的简编形式即将收入《中国古典学》杂志第一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里是与会论文的全文，题目改为《“中国古典学”之我见》，刊登在《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转载于《新华文摘》2019年第5期。我所理解的中国古典学我所理解的中国古典，是指1912年清帝退位或1919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古代典籍，涵盖经、史、子、集等各个部分。从前有人将儒家经典和中国古典等同起来，或者将中国古典中讨论思想、道德的部分和中国古典等同起来。这是片面的，名不副实，也不利于全面地认识中国古典，更不利于发展新文化，我所不取。“古典”一词是个多义词，它的词义有好几种，我取“古代典籍”一义。所谓“典籍”，泛指古代书籍。这些书籍，既有一直流传下来的，也有历代出土的。尤其是商代到西周的出土文献，尽管受表达需要和存储条件的影响，内容比较有限，但由于传世文献有限，它对弥补传世文献的缺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是东周以后的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仍然有若干补充作用。毫无疑问，传世文献的研究是研究中国古典的大道。中国的古典，它的研究范围和对象是确定的；因此，如果对它采取有效的科学方法，进行科学研究，就能进入“学”的范畴。中国古典学，就是对1912年清帝退位或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古代典籍进行研究的一门学问。当今流传“国学”这一术语，“国学”的概念自从上个世纪初提出以来，已经成为一种既成事实，无论是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它都是一种社会约定了。但对“国学”的定义可谓五花八门，我所理解的“国学”，跟这里“中国古典学”的内涵和外延一致。因此，我所谓的中国古典学，就是我所理解的国学。国家图书馆“原架、原函、原书”《四库全书》三千多年以来，古人留下了浩如烟海、从不间断的古代文献，内容涉及方方面面，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思想、政治等领域，堪称世界之最。由于中华文明的历史延续性，古典文献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影响至今。就此而言，对中国古典跟西方古典的研究无疑会有所区隔。各个时代的文献，对前代既有继承，也有发展。我们可以对它们做断代的研究，形成先秦古典学、汉代古典学……清代古典学，等等。其中，先秦的古籍是后代古籍的源头，最值得研究，需要有大量的投入。不将先秦古典学研究清楚，两汉以后的历代古典学研究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是我们不能将先秦古典学代替中国古典学。我们特别应该研究中国古代典籍中的那些属于经典的内容。有些古代典籍不属于经典，但是它们之中仍然不乏真知灼见，对后人发展文化事业很有帮助，因此也值得重视。比如，明清时期出现了不少记录各地方言词汇的著作，有些著作因袭前人方言词汇研究的成果较多，更没有成为经典，但偶尔也会记录一些前人没有记录的方言词语，尽管是吉光片羽，但是很珍贵，有时能帮助解决大问题。古代的经典说到古代的经典，不能不涉及什么是经典的问题。各种知识领域都可以有经典。例如宗教有《金刚经》《圣经》《古兰经》等，文学有文学的经典，科学有科学的经典，等等。甚至启蒙教育也有自己的经典，例如《急就篇》《三字经》《百家姓》等等。由于各知识领域都会形成经典，因此关于经典的理解，就不能以著作的内容是否科学作为评判标准，那样的话，宗教著作、文学著作，还有其他一些领域的著作范围内就不可能有经典。当然，科学著作是否属于经典，这是要以是否科学作为评判的标准的。因为科学著作，只有符合科学标准，才能够具有权威性，有可能流传久远。我们对于何为经典，还必须有更为概括的理解。经典是一个客观存在；对于何为经典，中外学者有相当多的研究。但是如何区分经典和非经典，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经典的核心区域是清楚的，例如《十三经》，这是大家公认的儒家经典；《老子》《庄子》，这是大家公认的道家经典。但是经典和非经典，在边缘地带颇难划分清楚。在我看来，它们的边缘地带是不可能划分清楚的。清武英殿刻本《十三经注疏》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从“经典”的定义入手。《现代汉语词典》给“经典”一词分了四个义项，头两个直接涉及对经典的认定。一个是“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一个是“泛指各宗教宣扬教义的根本性著作”。这样下的定义，比较概括。这里的两个义项，第一个直接点出“传统”“权威”二词。这里所谓传统，指的是文化，道德，思想，制度，风俗，艺术，行为方式等人类创造的世代相传的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所谓权威，指的是某些著作中，其言论中有令人信服的说服力和使人敬畏的重要内容。就这个定义看，经典需要由历史和社会来认定，某种著作是不是权威性的著作，需要由时间来检验，由社会共同体来检验。从这个角度看，一部著作，能否成为经典，绝不是由任何个人能确定的。个人能在推动一部著作成为经典中起到一定作用，但他无法决定某著作是否经典。还有一点，如何鉴别一部著作是否具有权威性，这也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科学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典的认定，如果碰到边缘性的情况，有时候也会见仁见智。第二个是用在宗教领域，其实也要求是传统的，像《金刚经》《圣经》《古兰经》等宗教著作，都是经过了千百年的持续影响，形成的经典。相反，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所撰写的《原道救世歌》就不能称作经典。柳公权《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法国国家图书馆藏）这里“权威性著作”，“根本性著作”，尽管涵盖了著作内容本身和社会评价两方面，但它们都是模糊性很强的概念，操作性不强，很多时候难以把握，这就决定了，在边缘地带，人们很难将经典和非经典完全彻底划分清楚。由于没有十全十美的经典，由于经典有缺陷，这就决定了，个人对一部书是不是经典的看法有时会有分歧意见。好在对于一部著作是不是经典，不是由个人说了算，它是一种社会共识。中国古代文献，由于历史的删汰，也许确认何者为经典，何者为非经典，相对要容易一些。当然，古代已经亡佚的不少著作，都有成为经典的条件，只是由于中国的古书，有一些遭受天灾人祸，没有发挥其应该有的影响，它们不都是人们主动抛弃的。这些书中，有的无疑不乏真知灼见，是很有可能成为经典的。因此，我们不能说，凡是亡佚的古书，就一定不是经典，它们在历史上有可能就是经典。例如汉末孙炎的《尔雅音义》，曹魏时期李登的《声类》，东晋吕忱撰写的《字林》，隋代陆法言的《切韵》，它们在古代无疑是经典。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相信，历代都出土了古书，尤其是近三十年来，地不爱宝，出土古书更为频繁，其中有些古书是传世经典的异本；有的是原来未曾寓目的失传古书，有一部分有成为经典的可能。但是，由于经典的形成需要历史积淀，因此这些古书能否成为经典，是要经过时间的考验的。古代的著作，有一些是整个社会的经典，例如儒家的《十三经》，《老子》《庄子》等先秦诸子，《说文解字》《经典释文》等小学著作，《楚辞》《文选》等文学著作，《山海经》《水经注》等地理著作，《史记》《汉书》等二十五史，它们的数量不小，是服务于整个社会的经典著作；有些是行业性较强、阅读面较小的经典著作，例如《九章算术》《伤寒论》《肘后备急方》《千金方》《韵镜》《七音略》《切韵指掌图》《弹棋经》等著作。行业性的经典著作，尽管影响比服务于整个社会的经典著作小，但它们往往凝聚了先民的重要认识成果，丝毫不妨碍它们成为经典，它们在促进社会进步中同样能起到丝毫不亚于通行于整个社会的经典著作所起的作用。有人将国学限制在儒学的范围内，这对全面继承我国优秀文化遗产，发展新文化是没有好处的。我们必须重视经史子集等各方面的经典。还有的先生，认为儒学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这也是值得商榷的。所谓核心，指的是事物的主要部分，其他的部分都是围绕着该事物的。我们认为，尽管儒学文化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多居首要地位，但是中国古代文化丰富多彩，远非儒学文化所能囊括。它是否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部分，其他方面的内容是否都围绕着它，这是需要进行严格的科学论证的。至少我见到的不少著作，它们并没有围绕着儒学，例如古代医学著作、切韵系韵书、等韵学著作，农学著作，等等，它们很难说是围绕儒学撰写的。在一个拥有三千多年古典传统的国度，如何判定某一部分著作的内容是主要部分，中心部分，其他著作的内容是次要部分，外围部分，应该拿出切实可行的明确标准，否则其结论难以令人信服。可是我没有看到这种严格的论证。即使认为儒学是中国古代思想、政治领域的主要部分，也还是需要严密论证。古代有不少伪书，辨伪学很重要；但是，我要强调：伪书并不都是非经典。古人写作伪书，原因复杂。有些伪书，只要它属于传统的权威性的著作，它也可以属于经典。这些伪书，在经史子集中都有。例如《列子》现在大家公认是伪书，但是它有不少独到的见解，无疑属于经典。所谓著作，是指用文字形式所表达的意见、知识、思想、感情等的成品，它包括单篇文章和装订成册的作品。因此，经典既可以是成本的书，也可以是单篇文章。例如《庄子》是经典，其中的《逍遥游》《齐物论》《德充符》等篇更是经典之经典；《荀子》是经典，其中的《劝学》《天论》《正名》等更是经典之经典；《切韵》这本书早已亡佚了，但这不妨碍它成为经典，其中的《切韵序》更是经典之经典。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古典学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古典学，可以从古代文献的文本本身和当今社会的需要两个方面来谈。首先，我们要说，中国古代典籍文本本身，有相当丰富的知识营养，足资后人汲取。我们今天还能见到三千多年来从不间断的古代典籍。历代的典籍可谓汗牛充栋，有不少惨遭厄运，流传下来的是九牛一毛，但仍洋洋可观。它保留了中华民族祖先三千多年来，面对各种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挑战所取得的认识成果，也记载了不少自然、社会现象，以及人们的改造活动，展现了先民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生生不息的生活体验。三千多年，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不能算是短短一瞬。古今中外一切认识活动和社会实践反复告诉我们，中国古代典籍是后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宝藏，值得花大力气去研究。《二十五史》中华书局点校版这些超乎我们想象的丰富成果，如同世界上任何既有的知识成果一样，不免有缺陷，甚至有严重的缺陷或错谬，有不合今天的内容，但是它记载着智慧，有着足资后人借鉴、参考的内容，是后人必须批判继承的东西，也是发展新文化的一个光辉起点。因此，出色完成中国古典和当代的对接，是后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不能因为它有缺陷而因噎废食，在没有全面深入阅读、经过严格科学论证的情况下，采取封堵的办法，将本该为现代文化建设提供养分的活水源头人为截断。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建立一堵隔离墙，在完全没有古书阅读能力的情况下，肆意贬斥传统，挑起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体现了某些人士缺乏现代科学意识，以情绪代替理性。那样做不但无法达到目的，而且得不偿失，受损的是当今的人们、当今的社会。其次，从当今社会的需要来说，我们应该研究中国古典学。理由之一：中国古典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依归。一个人、一个社会都必须有自己的精神依归。相对于苍茫时空，任何个人，任何社会，他们太渺小了，得寻求一种精神依归，一种寄托，才能使自己变得强大起来，克服种种困难，向更高的目标迈进。如果没有这种依归，那就只能“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未来是未知，无法作为他们的依归，因此祖先传下来的东西无疑会是他们极好的精神依归。如同在茫茫大海中航行的一叶孤帆，它必须要有一个出发地；而且随时要面对各种风浪，设计好泊船地。没有出发地和泊船地，就不能知道自己在大海上漂行了多少天，漂行了多远，孤舟的方位，等等，只能任其在茫茫大海中飘摇，只能随时准备葬身海底。中国古代对于祖先的祭祀之礼，世界上不同民族传下来的祭奠祖先的风俗，有些民族对于祖先留下来的宗教经典的膜拜，都折射了这种依归的心态。有的民族崇拜天神，但认为人是天神创造出来的，因此崇拜天神，跟崇拜祖先有共同之处。对于祖先留下来的书籍的重视，也折射出人们寻找精神依归的心态。正常状态下，一个民族，从祖宗流传下来的古代典籍中安顿自己的心灵，寻找生活的勇气和经验，避免消沉和盲目，奋发图强，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人们常说的“发思古之幽情”，就是这种心态的一种折射。尽管上个世纪有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因形势所需，对中国古典进行了最为激烈的批判，但是他们无法斩断人们对于中国古典的情怀。我相信，上个世纪对中国古典采取过激批判的学人中，有些人骨子眼儿里对中国典籍还是重视的。由于他们的言论过于偏激，因此也引起了不少学人的强烈反弹。其结果是，上个世纪，中华民族的族群分裂在中国历史上是最为严重的时期，整个民族，甚至在很多方面连基本的共识也无法达成。事实上完全以西方的价值观为准绳，逢中必反，逢古必反，是不可能取得共识的。这种族群分裂的现象，影响深远；许多人没有起码的仁义礼智信，缺乏理想和理性。至今我们还不时可以在互联网上见到，有人化名对业已达成的社会共识展开批判，为邪恶摆歪理，为正义唱反调，试图颠覆人们的共识，最大限度打击中国传统文化。不过，这种现象的出现，说明少数人在缺乏精神依归的情况下，存在着数典忘祖的病态心理，也说明我们需要重建社会共识、社会互信。经过几十年的积淀，重建国学，建设中国古典学的追求越来越强烈，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其实，重视传统，不仅仅是中华民族，世界许多民族也无不如此。这种重视本民族古典的情怀，这种文化寻根的强烈愿望，本属人之常情，在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这种情怀和愿望更容易变得强大起来。理由之二：上述的这种情怀，非常有助于形成中华民族的巨大凝聚力。民族的凝聚力是一个民族战胜任何困难，保卫人民群众正当权益，昂首挺立于世界，发展文化的重要保证。我国疆域辽阔，各地自然条件不同，“十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传统保留的程度不同，社会发展速度不一，“众口难调”，很难形成凝聚力。要凝聚中华民族，需要有能在不同地域、不同时代都能达成共识的东西。中华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很多古老的文化现象已经扎根于中华大地，易于为众人接受；它的历史穿透力，也就意味着它在广袤的中华大地的空间辐射力，从而形成巨大凝聚力。中华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就是中国的语言和文字，中国的古典。上个世纪以来，有一些激进的人士，想尽各种办法，作了不少舆论铺垫，甚至利用各种政治手段，试图让中华文化在中国社会完全消失，由西方文化全面起而代之，虽然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终究有限。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国大地上有强大的时空穿透力和民族凝聚力，因此无论你承认不承认，它依然是人们最熟悉的东西。一个民族需要凝聚起来，而中国的古典具有这种凝聚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典学的研究意义重大。如果我们想用大家不熟悉的东西将一群人凝聚起来，那多半是没有广泛的效果的。勉强将几个人凝聚起来，那只能是让人盲从，因为人们对那种东西无法知根知底，有几个人说那东西好，更多的人最多只能是将信将疑。近百年来，一些人士想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毁灭性打击，试图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影响到了部分人士。由于这部分人士对中华传统文化缺乏真正的、全面深入的了解，对西方文化盲从；加之中西语言文化的隔阂，他们对西方也缺乏真正的了解，因此他们的思想是漂浮的。由于极端的自私在作祟，因此这种人有时在互联网上扬言，中国的古典都是垃圾，他们根本不看中国的古典，最多只看五四以来一些学问家对中国古典进行研究的著作。他们不仅不以凭二手货下巨大结论为耻，反而还以此作为炫耀的资本。这当然不是一种健康的、科学的思想：你没有全面、仔细阅读中国古典，怎么知道它们都是垃圾呢，学问恐怕不能这样做吧。在我看来，这些先生是受到了上个世纪以来某些激进人士的蛊惑，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缺乏应有的治学态度，对传统没有敬畏之心，老子天下第一，对传统缺乏真正全面深入的科学分析；更重要的是，他们先入为主地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离心力，先入为主地对西方文化产生亲和力，逢中国古典必反。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从反面告诉我们，凝聚中华民族，透彻了解中国的古典是何等重要！经过这么多年的拨乱反正，一些幡然醒悟的人士逐步感受到了中国古典的凝聚作用，因此中国古典学研究大有用武之地。理由之三：中国古典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依归和形成民族凝聚力的核心要素，它还是后人创造新文化的重要的活水源头。任何一个民族，特别是有文明史的民族，它的后人，必须通过自己熟知的东西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中国的古典是中华民族发展新文化，走向世界的方便法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一脉相承，汉字是我们最大的文化遗产，中国古典绝大多数是借助汉字传承下来的。这是人们熟知的东西。安阳殷墟甲骨文中国的古典文献凝聚各个不同时期、相当多优秀人才的集体智慧，涉及很多方面的内容，博大精深。建设我们的新文化，离开了它，会失去很多有利条件，使我们多走很多弯路。不同时期的中外人士，曾经从中汲取了很多营养，尤其是汉字文化圈的一些国家和民族，都接受了中国古典文献的深刻影响；欧美一些国家和民族也都受到了它的影响。不但人文社会科学如此，自然科学同样如此；不但科学研究如此，在文学创作、军事等方面同样如此。这有力地证明，中国古典文献的确有值得人们吸收的内容。西方学者研究西方古典学，主要是通过传扬古典精神救治时弊，这跟西方古典文献的内容丰富程度密切相关；中国古典学研究，我们特别要强调中国古典对于创造新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多少年来，我们对于中国古典文献成果的吸收还是有限的，以前人们大多吸收其中讲思想、道德、政治等方面的知识，其他方面重视得不够。就是讲思想、道德、政治方面的知识，也大多采取大而化之的办法，一好百好，一坏百坏，细致的分析作得很不够。有一些自然科学工作者，如梁思成在建筑研究和设计方面的贡献，得益于他对中国古建筑史的研究；茅以升在桥梁建筑研究、设计方面的贡献，得益于他对古代有关桥梁的著作的研究；竺可桢在气象学方面的成就，得益于他对中国历史气象学和中国历史地震学的研究；吴文俊的数学机械化研究，得益于他的中国数学史研究；屠呦呦等人从传统中医中寻找科研突破口，取得不俗成绩。他们比其他一些研究人员更多地吸收古书的智慧，由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相信，自然科学研究的发展，如果能有更多的研究人员从古书中吸取养分，将会大大促进他们的研究；在其他方面，还有很多没有过时的东西，还有相当多的好内容值得人们吸收，为创造新文化服务。由于语言的障碍，不同的国家对于中国古典文献成果的吸收程度不一。要创造新文化，中国古书将会源源不断地提供新的研究课题、思路、方法、灵感。由于中国学者自身的优势，我们更应该为此做出更多努力。因此，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大有可为。由于近百年来，有些激进人士对中国古书持续不断的抨击，多多少少影响了人们的判断，也许有的朋友对古书有没有现代价值持审慎的观望态度，但是与其坐而论道，孰与起而行之？与其受人摆布，何如亲自去试试水呢？跟所有民族的古代文化遗产一样，中国古代文化中既有优秀传统，也有劣质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真阅读古书，全面深入研究中国古典学，经过充分论证，将优秀传统剔发出来，对劣质传统进行批判，对于克服个人的局限和时代局限，创造新文化将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应该如何研究中国古典学要研究好中国古典学，需要作多方面的努力。这里主要就当今研究过程中容易被忽略的地方，提出个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大多是老生常谈，但这些基本的东西还是值得提出来讨论讨论的。（一）必须具备坚实的古汉语基础。古书的释读是研究中国古典学的基础工作，离开了这项基础工作而建立中国古典学，必然是在沙滩上建七层宝塔，不可能有稳固的根基。古汉语和汉字发展到今天，既有古今相承的一面，也有古今不一致的一面。一般人不经过一定的训练，就不可能读懂古书，即使勉强释读下来，也必然错误百出，大量失真。因此要创造新文化，避免研究工作出现误解，特别需要对古书作正确释读，必须字词句落到实处，避免粗枝大叶，还要准确把握古人的言外之意。这要求中国古典学的研究者具有扎实的古汉语的基础。必须强调，如果一个学者要从事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古汉语的基础是非打不可的，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一个学者进入中国古典学之门的钥匙。多少年来，文史哲分家，古汉语学科一般设在中文系或文学院，而历史和哲学专业里，古汉语学科所占分量难免有限，这对学生古文阅读能力的培养有阻碍，因此学生在古代文献的释读方面对比以前明显处于下滑趋势。这种现象必须得到遏止。有一些大学的国学院没有设置相应的古汉语学科，有的有相应的学科，但从事古汉语教学的老师很少。这都是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历史上，治中国古典学者，有人就轻视语言文字。戴震曾经在写给段玉裁的信中批评这种恶习：“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欲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这是值得我们警醒的议论。总结一下近一个世纪以来对于中国古代文献研究的的成败得失，我们就可以看到，治中国古典学，强调要有扎实的古汉语基础，这是怎么也不过分的。如果一个从事中国古典学研究的学者，满足于当一个马马虎虎先生，以为对于古代文献的释读能大概齐就可以，以为有一点古汉语基础就可以从事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忽视文字、音韵、训诂学方面的基本学养的培育，那么这肯定会影响到自己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深度，也就是难以将中国古典学真正研究好。利用中国古代典籍创造新文化，避免陈陈相因，我们特别要加强对古书的细微之处作正确释读。大而空的研究，常常不能发现创新文化的真课题，以至于跟真理失之交臂。对古代典籍的细微之处的分析，往往能够带来灵感和新的研究视角，解决重大科学难题，从而揭示出真理，服务于社会。例如吴文俊解决数学难题，屠呦呦解决青蒿素的提炼，毫无例外对都来自对古书细微之处的正确释读。吴文俊数学上取得的一些成就，得益于他对《九章算术》及刘徽注的精细释读；屠呦呦正确提取青蒿素，就来自她对葛洪《肘后备急方》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之，尽服之”的正确释读。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对古书的精细释读是何等重要。无论你研究中国古典学的哪一个分支，古汉语的基础必须打牢。（二）必须打好古文献学的基础。古代文献汗牛充栋，没有版本、目录、校勘、辨伪诸学的帮助，我们就无从知道各种古书讲些什么内容，也就无从知道资料的真伪，如何找资料，如何利用资料，如何选择可靠的版本，等等。单凭个人的有限涉猎，必然会沧海遗珠，甚或以讹传讹。因此，研究中国古典学，就必须打好古文献学的基础。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特别要重视这一方面。一方面，互联网给人们吸收古人的知识带来方便；但另一方面，互联网上，有些古书严重失真。这时候，版本、目录、校勘、辨伪学的基础显得格外重要。我们必须选择可信的版本作为研究的依据，尽可能全面占有可信的材料。清代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序》中说：“好著书不如多读书，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读之不勤而轻著，恐著且多妄矣。”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打好古文献学的基础。当然，光借助目录学查找资料，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目录中的分类和著作介绍，只能是粗线条的；如果辅之以平时尽可能多的浏览，应该会有更多的收获。以上我们强调：准确释读古书，有两项特别基础的工作必须加以重视，一个是要打好古汉语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基础，一个是要打好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辨伪学，也就是古文献学的基础。这两个方面的基础的关系问题需要作一些阐述。在我看来，文字、音韵、训诂尤其是基础之基础。这是由古书的性质所决定的。因为书籍是由语言文字记录的，中国的古书主要是由古汉语记录下来的，没有古汉语，没有汉字，就不能产生中国的古书；古汉语、汉字是形成古书的先决条件。一切古书，以及同一古书的不同版本，都以汉语、汉字来记录，文本的分析、比较以文本的释读为基础，所以版本、目录、校勘、辨伪学的进展，又以古汉语研究为基础。如果我们认同中国古代经典对未来的治国理政、文学创作、社会公益，以及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包括军事、医学、气象、地质、地震、交通等等都有重要价值，对发展中国乃至世界文化都极具意义的话，那么，为了有效地利用这份遗产，我建议：可以在一些大学不同的学科门类和专业，有针对性地设置古汉语和古文献的教研机构，或开设相关课程。（三）必须充分重视出土文献，处理好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关系。尽管出土文献的价值远远比不上传世文献，但其中也有相当丰富的内容。拿今天的学科体系来说，其中既有涉及社会问题、人文问题的，也有涉及自然问题的内容，既可以印证、补充传世文献的不足，也可以纠正传世文献的一些错讹，对发展新文化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甲骨文、金文、两汉以前简帛文献的出土，对于深入了解汉字的流变；敦煌文献的发现，对于深入了解切韵系韵书的源流，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再如，出土的西汉辞赋，可以深化我们对于西汉文学的认识；清华简的发现，对促进人们对于古史和古代科技成就的了解有积极作用。因此，出土文献的价值不能忽视，我们必须重视出土文献。近些年来，多地出土了一些传世古书的不同简帛本子，有些简帛本子跟传世古书有相当大的差异，形成异文的关系。这些异文，能否证明出土文献优于传世文献？或者传世文献优于出土文献？或者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各有来历，我们难以定其优劣？这对认识古书的原意提供了新的契机，也给古文献学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先秦古书，即使是传世的著作的不同本子、出土的同一部著作的不同抄本，也都会有异文，有时候让人很难断定孰优孰劣。出土的本子究竟是原作，还是当时的传本之一，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至少在目前阶段，鉴于某种著作下距出土的本子有一段时间，我们还很难说，完全可以利用出土的本子确定今天传世的本子的异文均为后人改动。当出土文献跟传世文献出现异文，而我们可以证明出土文献的文字就是文献原作者的原文时，这应该可以认为传世文献的异文经过了后来的改动。例如最近在蒙古国发现的班固《封燕然山铭》，显然是班固的原作。它跟《后汉书》《文选》所收文字不完全相同，因此可以断定：《后汉书》《文选》记载《封燕然山铭》是可信的；两书所收，一定经过了后来的改动。问题是，这种改动，是班固自己后来改的，还是后人改动的呢？如果是班固自己改的，恐怕就不能根据“出土”的《封燕然山铭》改动《后汉书》《文选》。即使是后人的改动，也很难说这种改动是错的，有的可能是改错了，有的只是改得不好，有的可能改得比原文更好。究竟怎样，需要论证清楚。我们有时只能说，这种改动不合原文。由此可见，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关系是复杂的，不能轻易据出土文献改动传世文献。《封燕然山铭》石刻拓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关注、重视出土文献，将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有机结合起来，真正解决好求真的问题。（四）必须分清读进去和读出来的关系。所谓读进去，就是要设身处地，读懂古书的原意；所谓读出来，就是不被古书牵着鼻子走，要有破有立。读古书时，客观上存在着这两个方面的不同，带有规律性。但是要读进去，深入理解古书原意，谈何容易，即使是通人有时也会有误解。例如《史记·张仪列传》：“弊邑恐惧慑伏，缮甲厉兵，饰车骑，习驰射，力田积粟，守四封之内，愁居慑处，不敢动摇，唯大王有意督过之也。”索隐：“督者，正其事而责之。督过，是深责其过也。”王念孙《读书杂志》卷三之四《史记》以为“督过”是同义连用，都是“责备”的意思。他批评司马贞的解释，是将“过”理解为过错，“若以‘过’为过失之过，则当言‘督过’，不当言‘督过之’矣”。其实司马贞和王念孙都是将“过”理解为指责，司马贞没有错。作为研究《史记》的权威学者，司马贞不可能不知道“督过”后面有一个“之”字，从而将“过”理解为过错，以致出现这种低级错误。他将“督过”解释为“深责其过”，是解释这个双音词的意义。这个解释是对的，并不能证明他将“过”理解为过错，被释词的“过”和注释中的“过”是两个不同的字义。由此可见，读进去和读出来是不同的。充分读懂古书原意是读出来的前提，如果不下一番读进去的功夫，就极有可能误解古书。在我们既有的中国古典学研究中，误解古书、胡乱批评古人的情况时有所见。例如对于古人所说的“礼”“法”的关系，我们不能不加分析，拿今人对“礼”“法”的理解去评判古人，以为古人只重视礼，而轻视法。要想了解古人对于“礼”“法”的认识，必须全面掌握古书的相关材料，细致分析他们对这两个词的具体含义的理解。《史记》中，司马迁对“礼”的理解跟今天就有很大的出入，他继承了《荀子·礼论》的很多内容。《礼书》中的“礼”，包含的内容远大于我们今天对“礼”的理解。唐张守节《正义》说：“天地位，四时序，阴阳和，风雨节，群品滋茂，万物宰制，君臣朝廷尊卑贵贱有序，咸谓之礼。”张氏对《礼书》的“礼”的含义的理解，是体会司马迁对“礼”的理解而来的。根据这个理解，“礼”中包括了不少今人所说的“法”的内容。如果不虚心涵泳，不对古人对“礼”的含义作一番细致的分辨，只拿今人对“礼”“法”的理解谈这二者的矛盾，以为古人重视“礼”，轻视“法”，结论不是由大量的材料严密地推导出来的，未免厚诬古人。再如段玉裁在《广雅疏证序》中提出传统小学形音义互求的见解，但是段氏关于因形求义、因形求声、因声求形、因声求义、因义求形、因义求声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即使是肯定段氏此说的学者，专门研究传统小学形音义互求的论著，都没有去作系统的爬梳，因此说不出所以然。舍弃了读进去的这一步，大谈段玉裁理论作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就显得底气不足。对于古书缺少虚心涵咏的功夫，没有真正读进去，没有充分理解古书、古人，就跳跃到评价古书、古人，这在相当多的中国古典学研究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因此不少评价、不少断言，都难免有隔。今后中国古典学的研究，这是必须克服的研究局限。（五）必须理顺分析和综合、具体考证和理论探讨的关系。有人强调，为了跟中国哲学、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等研究区隔开，从事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应该注重作整体研究，从而体现中国古典学的学科特色。这种追求有其合理之处，但是要避免大而空的研究，注意分析和综合的关系。离开微观性的基础研究，片面追求综合研究，其结果必然是流于空疏、平庸；片面追求微观的分析研究，不跟综合研究结合，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此，分析和综合研究相结合，这是最佳选择。在中国古典研究史上，很多人一直没有处理好考证和理论研究的关系。有的学者重考证，排斥理论研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的《序》中说：“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焉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邪？”这段议论，有不少可取之处，例如提出治学要求实。但是他贬斥“议论褒贬”，目之为“虚文”，不免片面。其实考证和议论褒贬都可以有实有虚，而且治学很难避免“议论褒贬”，像王鸣盛这段话，就很有这种色彩。九十年代中后期，我就听到有学人说，现阶段，资料的考证工作已经做完了，往后就要全力进行理论研究。这种将文史考证和理论研究对立起来的做法，在中国古典学研究中还大有市场。这些做法当然都失于偏颇，缺乏学理依据。我们认为，在中国古典研究中，千万不能将考证误会为史料本身，考证是搜集材料，设计方法，从中得出具体结论，这里面有理论；即使是纯理论探讨，只要有真知灼见，也必然依靠扎实的考证。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九《答沈蜂墀论学》指出：“夫考订、辞章、义理，虽曰三门，而大要有二，学与文也。理不虚立，则固行乎二者之中矣……夫文非学不立，学非文不行。二者相须，若左右手。”无论是重在考证，还是重在纯理论探讨，都不能根据其研究的侧重点确定谁重要，谁次要，因为这是说不清楚的问题。如同盖高楼，我们不能说地基不重要，地基之上的部分才重要。在这一点上，考证和纯理论研究都不应该分轩轾。应该根据选题的难度、论证是否充分、结论的创新度等方面，通过实践检验，确定成果的优劣。有人视考证为“小道”，理论研究为“大道”，未免未达一间。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二十二《与族孙汝楠论学书》说得好：“学问之途，有流有别。尚考证者薄词章，索义理者略征实。随其性之所迁，而各标独得。则服、郑训诂，韩、欧文章，程、朱语录，固已角犄鼎峙而不能相下。必欲各分门户，交相讥议，则义理入于虚无，考证徒为糟粕，文章只为玩物。汉唐以来，楚失齐得，至今嚣嚣，有未易临决者。惟自通人论之则不然，考证即以实此义理，而文章乃所以达之之具。”无论是基本考证还是纯理论探讨，我们都强调要坚持系统性，好的考证必然符合系统，劣等的纯理论研究有可能毫无系统性，更无法使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成为人们研究的“终极目标”，终极目标只能是科学而有用。我们看到，有人忽视具体材料的全面掌握和深入分析，片面追求所谓中国文化特点的整体把握，以此指导自己的研究取向。其研究结论，往往遇到大量的反例；他们对这些反例采取不管不顾的态度，因而结论的可信度大打折扣。例如我们常常看到，有人说中国文化注重综合，西方文化注重分析。这个结论很大，会遇到很多反例。在阅读古书的过程中，我们经常看到有注重分析的例子，像《九章算术》切韵》《韵镜》《七音略》等书，都非常注重分析；西方著作中，注重综合的例子同样很多。因此，这个结论很难得到证实。但是，这种研究路向的负面影响不能忽视。最近有朋友给我转来一个帖子，作者没有任何论证，先提出一个观点，作为议论的基础：西方人以诚信为荣，中国人以聪明为荣。然后寻找形成有这种文化差异的“原因”，大加发挥：中国人缺乏契约精神，认同作假。由此认定，中国人意在输赢，而不是善恶。对此同样没有明确论证。作者进一步发挥说，这也许是中华文化始终处于蒙昧状态，徘徊在文明边缘的原因。言下之意：中华文化是蒙昧的文化，这是不需要论证的已知知识。整篇帖子没有作任何科学论证。这种没有任何科学论证的帖子，在互联网上时有所见。这种没有根据，胡乱发挥的帖子，缺乏起码的科学诚信和科学道德，以猜想代替实证，耍小聪明，正是人类劣质文化的产物。表面上是作中西文化的宏观比较，实则空洞无物。这种做法，我们必须引以为戒。近百年以来，对于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借鉴西方的研究模式，比较注重学术史和思想史的方面，尤其是儒家思想史的理论研究。五四运动后的一段时期，这些类型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涌现了不少优秀成果和优秀研究人才。改革开放以后，有的学人多在五四时期那些学者研究范式的基础上修修补补，尽管小有成就，但难以形成大的格局，大的气象。某些研究过于重视借鉴，容易削足适履，我们祖先一些独创的知识成果发掘得不够；近现代学科分工太细，有的学科对古汉语和古典文献学的重要性不够重视，对古代典籍的释读有所忽略；中国古典学的相关专业多设置在文科，文科对自然科学的知识有隔膜，而理工科又缺乏古汉语和古典文献学的基础训练，因此对于其中的相当于自然科学的文献关注得不够；有的研究片面追求理论创新，对于必要的微观研究做得不够，影响了研究的深度。今后研究中国古典学，必须重视这些方面。中国古代对前代典籍的研究和利用，注重实用性，缺点是对理论重视不够。上个世纪以来，人们试图对此有所矫正，但在重视理论研究的同时，大大忽略了实用性，为理论而理论，理论至上的治学心态严重左右着一些学人。正确的做法是：既要重视理论，同时必须继承我们祖先重视实用的传统，让它们相得益彰。很多人注意到，传统的古书中，有很多谈到思想、道德修养方面的内容，这大概是古人的研究优势之一。近现代以来，一些学人常常采取一刀切的办法，笼而统之地加以肯定或否定。这不是科学的做法，对发展新文化也不利。应该具体研究：古人对于道德修养，有哪些见解，哪些地方讲对了，哪些地方讲错了；哪些内容今天用得着，哪些用不上。这样具体而微的研究，无疑更有科学性，也更有实用性。（六）必须解决好述和作的关系问题，要重点发掘、利用前人没有发掘出来的问题、没有有效利用的文化成果，服务于当今的新文化建设。我在上面提到的几点研究中国古典学的建议，重在阐发对古书研究要求真求实，这里我要强调，我们研究中国古典学，要在此基础上花大力气发掘、利用古书中科学有用的部分，为当今的新文化建设服务。三千多年从不间断的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书，是在面对各种复杂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情况下产生的，各个时期的精英人物，他们必然会从他们独特视角提出一般人忽视的问题，有自己独特的分析角度和独到的思想，有很多足资后人汲取的知识成果。可惜我们发掘、利用得很不够，这主要是因为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太重视模仿西方、甚至照搬西方，形成惯性和惯性思维。有时候，为了能有点新意，有的学人并不是先在古书的精细释读上下功夫，而是寄希望于西方学者新的研究成果，从新的视角将原有的研究审视一遍，以求创新。这种研究无疑是有价值的。为了拔高这种研究路向，有人甚至拿中国古典学的国际化替自己寻找其合理之处。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该研究路向最根本的缺陷在于，对于研究对象的本体自身下的功夫仍然很不够，而对本体深入细致的研究是最重要的。由于过分倚重西方，因此一些从事中国古典学研究的人，西方学者注意到的地方，容易引起他们的兴趣；中国古代独有而西方人忽视的地方，则很少受到关注。由于西方的研究模式跟中国传统很不一样，在中国古代很缺乏这种研究模式，因此将它们移植到对于中国古代典籍的研究上面来，这在国内比较新颖；但如果放眼全球，其新颖度就要打折扣。从这个角度说，仍然是述多于作，述的是西方模式，缺的是超出西方模式的新课题、新视角、新问题、新方法、更高层次的原创性质的成果。而且，由于盲目崇拜西方，有时候，这种移植性的研究难免出现一些削足适履的地方。也有的学人因为研究的需要，发掘出现今研究中忽略的内容，如屠呦呦关注《肘后备急方》中谈到提取青蒿素的内容，再如吴文俊的数学研究，从古代数学著作中发现了一些重要线索，然后结合现阶段中外研究人员获得的已知知识，进一步深化古人的认识，从而促进了他们的研究，服务了当今的社会。但是，总体来说，这种有述有作的成果还太少。我们相信，中国古书中一定有不少现代文化建设中忽略的部分。这么好利用的条件，我们为什么好好利用起来，将古人认识到，而今人忽视的那些部分发掘出来服务于当今社会呢？要想今后从古书中发掘出更多的科学有用的知识，有更多的有述有作的研究，甚至作大于述的研究，就要解放思想，牢固建立自主意识、独创意识，既吸收西方，又不为西方既有的成果和框架所囿；多多利用我们的优势，可以从古书中寻求突破口。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典学研究可谓任重道远，我们没有必要将对中国古书的利用局限在从事中国古典学研究的人士身上。作者简介孙玉文，1962年生，湖北黄冈市黄州区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文献语言与文化传承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中国训话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音韵学会理事。主要从事汉语史研究，侧重汉语音义关系和上古音研究，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上古音丛论》等专著多部。其中《汉语变调构词研究》1999年被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办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汉语变调构词考辨》2015年获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一等奖，2016年获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刘小枫

现代的文献学研究和经学史叙事只是在做一些历史材料的清理工作。但这些碎片式的研究只是现代学术系统的些许补充。西方古典学在经历了现代性的洗礼之后，

2019年11月1日至3日，第七届全国古典学年会在清华大学召开。会议以“古典与现代”为主题，围绕“中西经典与解释”“中西古典文明史”“中西方现代性起源”“古典学与现代性之关系”等议题展开了讨论。会议期间，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新雅书院院长甘阳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丁雄飞的专访。原文发布于“澎湃新闻”（2019.12.31）。甘阳教授是古典学专业委员会首任副会长，曾在2012年推动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承办了第一届全国古典学年会。在这篇访谈中，甘阳教授谈到了古典学在现代中国的沉浮、古典学与通识教育的关系、中国通识教育运动的近况、独立自主的学术共同体的意义、中国古典学的界限、古今中西之争在当下的意味，同时他还谈了对施特劳斯、罗尔斯，以及西方社会现状的看法。提问：您能先简要回顾一下古典学在现代中国的命运，及其近年兴起的背景吗？甘阳：现在，二十一世纪已经过了十九年，新世纪这头二十年颇为奇特地见证了古典学在中国从无到有的兴起过程。在中国最好的大学，往往也是最好的老师和学生，日益表现出对中国古典和西方古典的强烈兴趣。2000年以来，国内不少大学都开设有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课程，同时对传统中国经学感兴趣的学生也越来越多。这些从前都是很冷门，很少有人问津的，但现在，“转向古典”已相当普遍。甚至“古典学”这名词似乎很高大上了，连带着，被搞臭了近百年的“经学”也香起来了。现在到处都有自称做经学的，多到搞不清到底什么是经学。凡事一时髦就不是好事情，较早对古典学感兴趣的直接原因，我觉得一个最基本的冲动是很多人日益厌倦现代世界物欲横流的喧哗吵闹，古典学相对是比较安静的学问，想安安静静做学问的人比较自然会喜欢古典学，并希望通过古典学回归到文明源头，回归到人文源头。所以现在确实有必要问，古典学在中国的兴起意味着什么，今后又会走向什么方向。就大学体制而言，我们首先可以注意到一个有趣甚至有点奇怪的现象：中国的大学，不论内地大学，还是香港、台湾的大学，以及新加坡的大学，其学科基本是完全按照西方大学的学科而建的，几乎所有学科都一一对应，唯独有一个学科或一个系是西方大学都有，而中国大学都没有的：这就是古典学系。这是一件非常古怪的事情——不是古怪，是深刻反映出一个问题。所有欧美大学都有古典学系，表明西方古典文明被现代西方看成是西方文明的命根。至于古典学在中国大学的缺席也不难理解：进入现代以来，我们就是想现代，不觉得古典还有任何意义。我曾经多次说，中国现代大学是没有自己的文明根基的，而是嫁接在西方大学体制上，但没有自己文明根基的大学是不可能成为伟大的大学的，至多只能成为人家大学的附庸。张之洞《奏定学堂章程》晚清大学改革，第一个方案是张之洞《奏定学堂章程》做的八个科目，其中第一科就是经学，亦即中国的古典学；但到1912年，辛亥革命第二年，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就把“八科”变成了“七科”，直接去掉了“经学”，中国古典学被彻底否定了。民国的时候，傅斯年1928年创办史语所（Institute

2022年3月12-13日，第九届全国古典学年会在海南海口新燕泰大酒店成功召开。本届年会由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古典学专业委员会（CBCCLA）主办，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承办，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新雅书院、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古典学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重庆大学古典学研究中心、四川大学西方古典哲学研究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协办。

第九届全国古典学年会主办单位：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古典学专业委员会承办单位：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萌萌学术工作室协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新雅书院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古典学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重庆大学古典学研究中心四川大学西方古典哲学研究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第九届全国古典学年会预告为推进中西方古典学研究的深入开展，由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古典学专业委员会主办，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承办的第九届全国古典学年会，将于2022年3月12-13日，在陆与海相互引领的临界之地“海南岛”召开。海德格尔进入中国思想界30多年来，对中国学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海德格尔将西方古典作为重要思考论域，同时也在不断激发中国古典思想以及中西古典思想的对话。因此，如何评估海德格尔对当代中国思想的影响，始终是中国学界面临的重大议题。本届古典学年会以“海德格尔与古典”为题，诚邀相关领域学者齐聚海南大学，就以下领域的问题展开研讨：

2021-2022学年春季学期古典学引论授课教师：刘小枫老师时间：每周四7-8节（14:00-15:30）地点：教三3106

诠释奥林匹克人文价值推动中希文明精神对话作者：文史部国际传播研究工作室编者按2021年是中希文化旅游交流年，2022年则迎来了中希两国建交50周年，而元旦又是《奥林匹克宣言》作者顾拜旦诞辰日。1月1日上午，为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促进东西文明交流互鉴，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部牵头联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古典文明研究中心、北京体育大学与《文明》杂志社，在北京体育大学共同举办了《文明、和平与友谊——中华文明与古希腊文明的精神对话》学术研讨会。《文明》杂志社社长娄晓琪发布了希腊总统卡特里娜·萨克拉罗普卢致《文明》杂志的来信，希腊驻华大使馆公共外交与新闻参赞海恩福(Euthymios

本文原载《山花》2020年第4期，感谢《山花》杂志社和张毅老师授权“RUC古典学”公号网络推送。张 毅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有瀰济盈，有鷕雉鸣。济盈不濡轨，雉鸣求其牡。雝雝鸣雁，旭日始旦。士如归妻，迨冰未泮。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须我友。

尽管他未必完全自知——他在作品中直接给叙述者冠以他本人的名字威尔（Will），这一勇敢行为反而显出他的狡猾。他的故事浸透着基督教精神，同时对英国社会的现实元素进行了疯狂不羁的变形，即不加节制的想象。

Pohlenz）的拉丁语校勘本（1918），章节和段落的划分均与之保持一致。推送中省略全部译注。《图斯库路姆论辩集》珀伦茨校勘本封面《图斯库路姆论辩集》第五卷前言1.

中国人民大学古典学教研室讲师自由讨论17:20—17:50闭幕式暨总结圆桌：中国复兴与新天下时代17:50—18:30主持人：刘小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与谈人：罗

编者按：2021年10月11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古典文明研究中心娄林老师应首师大附中（通州校区）高中语文组邀请，为高一学子作了讲座，题目是《费孝通：“了解中国的雄心”》。费孝通（1910-2005）在讲座中，娄老师简要介绍了《乡土中国》的作者费孝通先生其人其事。从社会学定义切入，结合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将费先生的治学精神、人格魅力和家国情怀娓娓道来，剖析了《乡土中国》产生的时代背景、学科背景和社会背景，为年轻的同学们进一步地阅读经典扫清了障碍。“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中是最年轻的一门。孔德（Comte）在他《实证哲学》里采取这个名字到现在还不过近一百年，而孔德用这名词来预言的那门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应当相等于现在我们所谓‘社会科学’的统称。斯宾塞（Spencer）也是这样，他所谓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现象的总论。”

编者按：本文摘自李致远老师新书《修辞与正义：柏拉图〈高尔吉亚〉译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9月）第四章第1节，感谢李致远老师授权“RUC古典学”公号网络推送。古代雅典发表演说场景复原图在《高尔吉亚》的第一场对话中，苏格拉底以提问者的身份向高尔吉亚请教了演说术的定义和功能，最终导向演说术的正义与能力之间的矛盾。但苏格拉底并未挑明这个矛盾，只说“需要一次不短的聚会才能充分查明”（461b1），意在吁请高尔吉亚走上更漫长的爱智之路。爱智的表现是好问。但高尔吉亚迄今从未向任何人提问，因为他年高望重，自信掌握一切答案。但现在，他掌握的答案已经被苏格拉底当众质疑的情况下，他仍能自以为是、毫无疑问吗？仍不愿意虚心请教吗？恰在此时，高尔吉亚的忠实门徒珀洛斯第三次插话，客观上给他提供了喘息和恢复的时间。相应地，苏格拉底与珀洛斯之间的对话，也是他与高尔吉亚的对话的继续。在这两场对话的过渡期间，珀洛斯完美地充当了工具人，使苏格拉底与高尔吉亚在沉默之中达到互动、交流和理解。本文尝试分析这个过渡情节的起承转合和戏剧张力。01珀洛斯的主动提问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