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真的不能“影响”案件办理吗？

一直以来，每次有案件成为热点事件时，总有人貌似客观公正地告诫网友不要过度“炒作”，以免干扰案件的公正办理。

近日，河南省杞县的叶婷事件被全网关注后，又有人抛出了这种论调。

表面上看，这种说法坚持了司法独立不受干扰的原则。但实际上它有意无意地扭曲了这一原则的本意，更弄错了舆论的本质。

所谓司法不受干扰，意思是指司法不受权力的干扰；舆论的本质是民意不是权力，它对热点案件的关注——有人把它叫“炒作”——实则是对执法机关办理案件的监督。

我写了两篇有关叶婷事件的文章，后台一大堆人并没有详读我的文章，就来指责我不信任警方。事实上我在文章中并未确定事实是什么样子，而是从逻辑上对异常现象进行质疑，这是在行使每一个公民都拥有的监督权。

近年来，确实有很多案件在舆论的影响下改变了其原本的走向，说明此类案件的办理经不起法律和民意的推敲。

这不是舆论对执法的干扰，而是民意对司法的监督。

我们不妨看几起案例。

从2014年开始，安徽律师吕先三因为代理了十数起民间借贷案后，于2019年被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此案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大批律师在网上发表观点质疑此案，一时间舆论沸腾。其辩护人周泽律师在网上公布了吕先三被刑讯逼供的音视频证据，最终吕先三二审被安徽高院改判为3年。

此案是舆论“干扰”司法审判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但是请注意：改判的原因不是舆论关注，而是一审判决本身存在问题。

从12年改为3年，影响的何止是一个人的命运，它影响的是整个家庭的命运。

2021年，广东律师周筱赟将其代理的一起案件庭审视频片断发布在网上。请注意：该视频不是秘密拍摄，而是取自于司法部门网站上的公开内容。视频中，辽宁某检察官当庭声称发表司法人员受贿不办事恰恰证明其办案公正的荒谬言论。

周筱赟因此被辽宁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为由跨省抓捕，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最终当地检察院作出不予起诉的决定，周筱赟得以无罪回家。

这同样是一起舆论“左右”了司法的典型案例，但是，如果没有舆论的“左右”，这世上就会多出一桩冤错案。

如果说这两起案件的当事人都有相对特殊的律师身份，案件被全国大量律师关注，那么，张玉环则是一名普通的蒙冤人。

2020年8月4日下午，江西高院当庭宣布坐了近27年牢的“杀人凶手”张玉环无罪，其妻宋小女在这27年间的苦难与无奈让数百万人为之潸然泪下。

此案能够改判，与媒体及舆论的长期关注密不可分。我们不妨将那些报道张玉环冤情的媒体及记者姓名汇总如图：

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最早报道且报道得最多的，是澎湃新闻记者卫佳铭！

借此机会，向这些记者及媒体表达真诚的敬意。

如果没有这些媒体及舆论的“炒作”，张玉环何年何月才能洗清冤屈重获自由？

因为舆论影响而改变判决最经典的案例毫无疑问非聊城于欢案莫属。

想必各位读友都了解案情，不了解的也可以去“百度”一下。因不堪母亲受辱捅伤四人并致其中一人死亡的于欢在2017年一审被判无期，后在舆论的强烈反响之下，二审被改判5年有期徒刑。

2018年的“昆山反杀案”中于海明以正当防卫被判无罪，此案之所以如此判决同样离不开舆论的高度关注。

其实，参照昆山反杀案，于欢同样应该被判无罪，但因为该案一审时没有成为舆论焦点而被判无期，二审在舆论影响下虽然作了大幅改判，但仍然是有罪判决，其中原因大家都懂，我就不再赘述。

如果于欢案一审时就能出现较高的舆论热度，于欢被判无罪的可能性非常高。

像这样因为舆论影响而改变了最终结果的案子数不胜数。

请问：舆论在这些案子里发挥的是正面作用还是负面作用？

每当出现一个热点事件时，就会有无数大V不失时机地冒出来道貌岸然地要求我们相信谁谁谁，说什么让子弹飞一会儿。其目的并非追求公平公正，而是紧紧地与权力站在一起，帮某些身处舆论中心的办案单位灭火。

事实上，任何国家、任何权力，法律再完备、规则再严格，一旦脱离了公众监督，它就可能被滥用。

所以，公正公平不是靠权力的自觉实现的，而是靠监督保证的。

舆论，就是公众实施监督的一种有效方式。

任何执法单位，如果他做到了公平公正，那他一定欢迎公众舆论的监督，只有当他没有公平公正地执行法律时，他才会害怕舆论、拒绝舆论。

用这个逻辑来看河南叶婷事件，当地在情况说明中提到将叶婷带回调查的原因时，称其“对案件正常办理造成不良影响”。

事实上，只要当地本着对所有案件当事人负责、对法律负责、对历史负责的原则秉公办案，就无需担心这些所谓的“不良影响”。

当年昆山办理“反杀案”、江西再审张玉环案时，同样也有强烈的舆论，他们为何没有删帖撤热搜，也没有指责舆论干扰审判？

原因很简单，他们办案时公平公正，所以不惧舆论。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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