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冤假错案，一个无解的两难

近日，随着河北迁西马树山、河南鹤壁张某全、安徽砀山李平等数起举报官员被刑事拘留案的反转，很多人开始讨论一个问题——

对冤假错案受害人的赔偿应该由谁承担？

上述三起案件中，李平及其家人已经获赔75万，另外两起案件当事人也有时间长短不同的被囚禁经历，具体赔偿数额还没有出炉。

近年来，因为冤假错案而获得高额赔偿的案例屡见不鲜——

2020年，蒙冤27年的张玉环获得赔偿496万余元。

蒙冤16年的吴春红获赔314万余元。

蒙冤15年的张志超获赔332万余元。

……

虽然赔偿金额貌似很高，但和他们失去的青春时光以及对家庭、家人造成的伤害相比，根本无法弥补。

所有这些赔偿，都属于国家赔偿，炮制冤案的人没掏1分钱。

很多人认为，这些赔偿不应该由纳税人所缴的税款承担，应当由那些参与制造冤案的人共同负担。

持这种观点最有名的是中国国际政法研究院院长陈中华，他认为：国家赔偿责任应由违法的警察、检察官和法官负全责，特别是在徇私枉法、徇情枉法的情况下，必须追究相应责任，以减少冤假错案，不能把个人错误的后果转嫁给国家和人民财产，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公平正义！

看起来，这个说法不仅很有道理、很公平，而且很解气。

但是，如果真的照此执行，会有什么后果呢？

所有已经产生的冤假错案，就别再指望纠正了！

当冤案当事人申诉时，承办案件的检察官、法官都清楚，如果给他改判无罪，自己的同行就会倾家荡产。

如果自己坚持原则改判，将来别人处理自己办理过的案子时，也会一样坚持原则。

结果是彼此互害。

这些人都是聪明人，当然不会干傻事。

有人会说：毕竟办过冤错案的是少数。

对这种善良的想法，我只能呵呵。

我不下结论，讲个真实的故事吧——

某个法官有一天站到了被告席受审。判决后他作最后陈述时说：虽然给我定罪的证据都是虚假的，但我接受，不上诉。站到被告席上我才知道，我当法官这么多年，判的案子中，没几个是公正的，有太多的冤案、错案。我今天的下场，就是命运给我的报应和惩罚，我接受这个惩罚。

所以，让造冤者承担赔偿，也许可以减少以后的冤错案，但对纠正冤错案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

与此类似的是：办案人对所办过的案子终身承担责任。

很多人把这当作喜事，我同样不这么认为。

当年我的冤案一审开庭之前，律师到看守所会见我时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咱们省现在开始强调错案终身追责制了，他们一定不敢乱判的。

我说，这不是好事。

律师吃惊地问：怎么不是好事呢？

我说，我已经被关不到2年了，如果法庭判我无罪，有多少人要倒霉？他们会允许法院判我无罪吗？

律师黯然说，是的。

果然，我一审被重判8年——他们必须将我办成铁案才能保护自己。

省高院二审法官会见我时，称一审“胡搞”，承诺一定会给我改判。

我出狱后得知（但现在我无法证明），当高院法官决定给我改判后，一审中院非常恼火，院长带着一套班子常驻南京，到处找关系给二审法官们施加压力，最终全案11人仅我1人被改判为6年6个月。

试想，如果改判对一审办案人员没有任何影响，可能我的结果就是无罪，其余10人的刑期也会大大减轻。

这是个两难——炮制冤案没后果，他们会肆意妄为；后果严重，冤案又难以拨乱反正。

几年前，有著名经济学家建议廉租房不要配独立厕所，很多人指责他歧视穷人。

这几年人们发现，配了独立厕所的廉租房，通常都到不了应该得到的人手里。

这就是现实的无奈，无奈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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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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