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胜 |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演进与理论创新

来源：《大众日报》2022年11月15日 第6版·理论周刊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历史过程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充分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实践探索过程，一方面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进行理论总结和理论创新的过程。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断表明，正是这种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互动过程，正是我们党这种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推动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上的不断发展和理论上的不断完善。

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与“四个现代化”理论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人从现代化建设伊始就坚持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方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立足于“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深刻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本质上必定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根本不同于西方剥削压迫、侵略扩张的现代化。

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新中国成立后，面对西方封锁，中国选择了苏联的现代化发展模式，顺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现代化建设取得初步成效。随着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深入，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苏联模式存在着严重弊端，先见性地提出要“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提倡“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毛泽东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必须适应中国国情，他在党的八大的开幕词中指出我们“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这种现代化道路既是在发展方式上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的转变，也是在发展目标上由少数人的富裕向多数人共同富裕的转变。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性任务，指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在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上，周恩来提出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通过“走自己的路”，顺利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接着进行了现代化建设的探索，初步建立了独立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以后成功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进行了一系列先见性、原创性、自主性的探索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又通过实践检验和发展理论，在东方社会探索和创造出一条区别于西方模式和苏联模式、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并对中国的现代化规律进行了初步总结，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理论，为中国式现代化在哲学思维方法层面上确立了“走自己的路”的思想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与“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的提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快车道。邓小平从世界主题、社会主义本质以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的高度来把握中国现代化建设问题，申明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等新的观念，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注入了小康社会、共同富裕、市场经济等新的内涵，明确了发展的标准以及与执政兴国的关系问题，彻底否定了贫穷落后的、固定僵化的现代化发展路径，为成功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扫清了思想障碍。

这一时期，邓小平最早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这些概念和术语变化的背后，是实践和理论的不断深化。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越发认识到后发国家推进现代化进程必须走自己的路。1979年3月，邓小平会见外宾时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随后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正式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他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979年12月，邓小平在回答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提出的“中国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究竟意味着什么”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党的十二大确定了到20世纪末力争使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使全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此后，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都围绕“现代化”和“小康社会”来阐述国家发展的目标。

在这个阶段，我们党用改革开放的方法推进现代化建设，“改革”反映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和对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彰显了我们党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决心；“开放”反映了党和国家主动融入世界、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的积极心态，表明我们党主张向先进国家学习，学习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来发展自己。同时，邓小平也强调“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努力，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重大突破，形成了一套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并创造了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中国式现代化在道路和制度体制机制的各个方面确立了明确的思路，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建构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紧紧围绕如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重大课题，相继提出了“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蕴含了丰富而深刻的科学化、体系化思想理论，极大地深化了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

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方面特征：“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继续深化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进一步明确了党的中心任务、战略目标和实现路径，进而引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出更为坚实的步伐。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即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提出了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五大重大原则，即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

中国共产党经过百年探索，终于走出了一条与西方现代化不同的发展道路，这是一条带有自身鲜明民族特色的、符合本国国情的、着眼于中国与世界共同进步发展道路，也是迄今为止由后发国家独立探索的、以自身文化为根基的、不依附于西方文明的唯一成功的现代化道路，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局限性，打破了西方某些政客和学者高唱的“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唯我独尊的教条主义的思维定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国14亿人口要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其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的总和，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一方面丰富、发展、升级了现代化的标准，另一方面探索出了走向现代化的新路径。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论述，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全面形成和完善，也意味着中国自主的现代化知识体系的形成。

中国式现代化顺应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理论和实践上实现了一系列创新突破，为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理论指引、注入了强劲动力，深刻影响世界现代化进程，展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光明前景。

王立胜，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兼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智库专家委员会委员等学术职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首席专家。主要致力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疆问题、中国乡村问题研究。出版《晚年毛泽东的艰苦探索》《现代性与中国社会主义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等十多部个人著作；合著《崇高的中国精神：共和国英雄模范人物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现代性与社会主义精神》《新疆治理实践的过程论审视》；主编《新中国哲学7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全景实录》（三卷本）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名家论丛》等多部丛书和集刊。在《求是》《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学习与探索》《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20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人民网、光明网等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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