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胜 | 新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的经验升华

新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的经验升华

王立胜 |文

新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忘初心、砥砺奋进的百年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大发展战略。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的发展历程来看，新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坚持和运用实事求是这一重要思想路线探索适合我国国情发展道路的经验升华，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坚持和运用“六大科学思维方法”破解我国前进道路上各种发展难题的经验升华，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坚持和运用发展和安全动态平衡理念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经验升华，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坚持和运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经验升华。这四个方面是一个各有侧重但又高度关联的有机整体。本文从以上四个维度对新发展理念的精神实质与核心要义加以系统解读，旨在更加完整、准确把握新发展理念的科学内涵与实践要求。

原载：《当代中国与世界》2021年第2期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就关于发展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新的探索，不断深化对发展理念的认识并形成了新发展理念。2015 年，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实践告诉我们，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进程，发展环境不会一成不变，发展条件不会一成不变，发 展理念自然也不会一成不变，[1]并强调“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2]着重指出“创 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发展注重的 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坚持新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3]2016 年 1 月在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又系统阐释了如何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2020 年 10 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把“坚持新发展理念”列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并明确要求：“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4]，“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5]，“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6]2021 年 1 月 11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提出了要“从根本宗旨、从问题导向、从忧患意识”三个方面把握新发展理念的新要求。[7]1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并强调，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确保“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新发展理念提出以来，学界关于新发展理念的研究可谓如火如荼。主要表现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后，围绕新发展理念进行研究，出版了大量文献著作，发表了众多研究论文，开展了一系列学术研讨交流活动，设立各类社科基金项目。从研究现状看，主要对新发展理念进行了阐释性解读与个体内涵解读，从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形成依据、鲜明特征三个方面进行研究。第二个阶段，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发展理念是今后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理念后，学界对新发展理念着重进行整体化研究，更加注重从指导理念的层面阐释新发展理念。从 2020 年底至今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看，较具代表性的有《新发展理念的哲学意蕴和实践要求》《全面把握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 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全面开启现代化新征程》《价值、实践与结构：新发展理念的总体性方法探析》《新发展理念的核心是高质量发展——在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中强化育先机、开新局的政府担当》等文章。这些文章，对新发展理念的阐释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更加注重从哲学层面解释其指导性与统摄性，认为新发展理念是指导我国今后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理念；二是更加注重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在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的研究；三是更加注重新发展理念的内在关系与逻辑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理解、贯彻新发展理念提供了思路与方法，具有较高的启示意义与研究价值。然而，要准确、全面地理解新发展理念，更应从“大历史观”的视角，立足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发展的实践对新发展理念进行把握。

一、新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坚持和运用“实事求是”这一重要思想路线探索适合我国国情发展道路的经验升华

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世界本质问题的一个基本原理。哲学作为改造现实世界的“实践的力量”[8]，这一原理蕴含了深厚的哲学方法论意义。从实践层面上说，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一 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中的“实际”不是固定的、僵化的概念，而是一个变动不居、与时俱进的哲学范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实事求是不是一劳永逸的，”[9] 因此，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以某个既定的时间和空间而锁定的不断变化发展的客观条件和客观形势为立足点，在回应时代的新问题中应对时代的新挑战。从这一意义上说，实事求是就是要科学解决如何以最大限度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把握客观规律，从必然走向自由的问题。

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在坚持唯物辩证法革命的、批判的精神中勇于面对新陈代谢的历史趋势，在自觉的自我革命中探索客观规律、追求客观真理。

在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把救亡图存作为中华民族最大的历史任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推动历史发展”为指导，根据当时中国国情和革命实践的客观需要提出了“斗争发展”理念，开创了工农联盟 的武装革命道路，推动社会发展，为实现民族独立与民族复兴奠定了基础，从而超越了以严复为代表的“天演论”、以胡适为代表的振兴实业救国救民发展观，以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抽象人权为主线的政治运动发展观。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指出了中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 和“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1938 年 10 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论新阶段》报告中指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在 1941 年 10 月的《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中他又提出了“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这些重要思想和论断都蕴含了丰富的创新发展的活水源头。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面对西方全面封锁与国内百废待兴这一发展困境的实际，毛泽东指出，要“以苏为鉴”，并深刻总结我国国情，建设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并在《论十大关系》中系统论述了地区之间、产业之间、党内外、国内外等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关系，这些关系之间的协调性与开放性特征就直接构成了“新发展理念”的理论源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呼唤着发展理念的创新，邓小平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总问题”，明确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的命题，为适应当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提出了一系列发展理念，这些理念成为新发展理念的理论基础。例如，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两手抓”的辩证发展观、“绿色革命”发展观、对外开放发展观、反贫困发展观分别是新发展理念中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以及共享发展理念的思想基础。

江泽民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和解决我国面临的各种重大任务中提出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江泽民的“没有创新，就没有人类的进步，就没有人类的未来”[10]等重要论断 是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的理论来源，江泽民的 “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思想是新发展理念的协调发展的理论来源。

党的十六大之后，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构想。这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理念的一个历史性飞跃。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 党坚持和运用实事求是这一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理论成果，进一步回答了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得更好的问题，为新发展理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方法。科学发展观的 “以人为本”就是新发展理念的共享发展的理论基础，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又阐释了协调发展的意蕴，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是新发展理念的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协调发展中的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就是新发展理念的开放发展的理论基础，可持续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础等。

当今世界波谲云诡，当代中国正处于“时空压缩”的语境下，西方发达国家“历时性”在当代中国则以“共时性”风险登场。习近平总书记用“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这一重要论断来 描绘当代中国整体转型中的“共时性”风险问题。这种高度浓缩的“共时性”风险与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各种盘根错节、交织叠加的结构性矛盾、系统性风险融为一体，就使得我国当下发展风险呈现出异常复杂的状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着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针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复苏低迷形势，创造性地提 出了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深刻破解了我国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难题，揭示了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具有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探索新发展理念的方法，也是“十四五”时期贯彻新发展理念的一个根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问题本身出发，事事都要动真格，绝不能做虚功、玩花活、搞花架子。 既不能脱离实际硬干，更不要为了出政绩不顾条件什么都想干；要突出重点，尤其是要把切实解决影响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切实解决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突出问题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要坚决杜绝基层干部利用上下级缜密的组织关系、各级各类文件的错综复杂性而象征性地服从、间接地对抗进而演绎新的“形式主义”。在具体工作中，各级领导干部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三个区分开来”的要求，雷厉风行、敢做敢当、主动作为、敢于担责。

二、新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坚持和运用“六大科学思维方法”破解我国前进道路上各种发展难题的经验升华

新发展理念蕴含了极为丰富的科学思维方法，其中，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等“六大科学 思维方法”是新发展理念中尤为重要的、也是我们经常用以不断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科学思维方法。

战略思维能力，“就是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善于把握事物发展总体趋势和方向的能力。”[11] 新发展理念是站在时代前沿和战略全局的高度观察、思考和处理问题，在解决突出问题中实现战略突破把握战略全局的重大战略思 想。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做到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一是具备超前意识，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摸清事物发展脉络，把握事物发展方向，掌握事物发展动态，未雨绸缪，运筹帷幄，灵活应对。二是树立全局意识，在处理复杂问题时既要注重全局与局部、国内与国外、当前与长远、优势与劣势、机遇与挑战的结合，更要注重个体与组织、集体与国家、中国与世界的结合，不断提升工作的大局观与整体观，不断增强战略思维的系统性与协调性。三是确立整体意识。在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地维护整体利益，必要时亦可牺牲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

历史思维能力，“就是知古鉴今，善于运用历史眼光认识发展规律、把握前进方向、指导现实工作的能力。”[12]新发展理念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形成的，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要求。新发展理念为 我们破解未来发展道路上的发展难题提供了历史视角与方法论指导，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思维意涵。

辩证思维能力，“就是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洞察事物发展规律的能力。”[13]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发展理念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又相得益彰的有机整 体，它蕴含了极为丰富的辩证思维方法的元素。例如，创新发展理念贯穿于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四大发展理念之中，并为这四大发展理念提供思维支撑和方法论指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这四大发展理念的终极目标就是要不断增进人民福祉，其归宿点和落脚点是共享发展理念；协调发展理念是解决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化解多元利益冲突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等问题不可或缺的重要发展理念。

创新思维能力，“就是破除迷信、超越陈规，善于因时制宜、知难而进、开拓创新的能力。”[14]新发展理念的创新思维意蕴主要表现在：第一，新发展理念是针对当代中国整体转型发展升级面临的种种发展难题而提出的，具有原 创性贡献；第二，创新发展理念本身就是与创新思维相互契合的；第三，创新发展理念作为贯穿于新发展理念始末的一根线索，任何一个理念都离不开创新思维。提高创新思维能力，就是要敢于从根本上打破惯性思维，敢为人先，破除迷信，在把握规律中勇于实现变革。

法治思维能力，“就是要增强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善于运用法治方式治国理政的能力。”[15]新发展理念与法治思维高度关联。例如，解决绿色发展中的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亟待建立最严的制度，最严的法律作保障；创 新者以其创新收益弥补付出，让创新源泉持续、充分涌流，亟待建立一套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提高法治思维能力，才能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

底线思维能力，“就是客观地设定最低目标，立足最低点争取最大期望值的能力。”[16]新发展理念蕴含着丰富的底线思维的方法论意蕴。例如，“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等重要论 断深刻揭示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就是我们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坚守的底线。

坚持和运用“六大科学思维方法”探索不同历史时期发展观，以破解我国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发展难题，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的经验升华。

百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综合运用各种科学思维方法，并结合不同历史阶段的国情，提出一个又一个适合我国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发展观，紧紧依靠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坚持以战略思维为统领，自觉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实现国家独立、人民解放，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底线思维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的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战略思维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指引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反对妥协、分裂、倒退的政策则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底线思维的直接表达。战略思维的统揽全局与底线思维的守住底线形成鲜明对照，但又优势互补，形成“合力”效应。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毛泽东科学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第一次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命题，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供了科学的发展理念的指引。“第一次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命题” 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体现了创新思维；“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体现了毛泽东高屋建瓴、运筹帷幄的战略思维；要正确对待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之间的辩证关系，体现了辩证思维；强调敌我之间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切不可把人民内部矛盾混同于敌我矛盾，体现了底线思维，“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体现了法治思维，等等。

进入历史新时期，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 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综合运用战略思维等各种思维方法是探索这一伟大实践所需的发展观。例如，邓小平于 1992 年初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指出的“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 手段”，从社会制度的性质这个战略高度来阐述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内在关系，这是邓小平综合运用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以及底线思维的理论成果。江泽民在 1990 年指出：“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在混乱当中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的……局势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是密切不可分割的。这两个方面是辩证的统一。”[17]江泽民以古今中外历史为逻辑起点，从维护国家政权安全、社会大局稳定的高度阐发了发展经济与保持政局稳定的辩证关系，这充分体现了江泽民对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的综合运用。胡锦涛强调，“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18]，把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上升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这一战略高度加以强调，体现了战略思维与底线思维的综合运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国外环境，综合运用战略思维等“六大科学思维方法”（尤其是底线思维可谓习近平总书记的原创性贡献），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思想，这 包括“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脱贫攻坚战略、总体国家安全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强军思想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等等。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就是为了不断提高我们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化解重大矛盾、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把握、解决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三、新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坚持和运用发展和安全动态平衡理念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经验升华

动态平衡（Dynamic Equilibrium）按专业可分为物理动态平衡、化学动态平衡等。动态平衡不同于“运动平衡”和“静态平衡”，但又与这两者高度关联。事物的动态平衡是在运动变化中由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交互作用、自发调节，从平衡—不平衡—平衡……的演进过程。

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不是沿着平衡—平衡—平衡……的线性发展轨迹，而是沿着平衡—不平衡—平衡……的路径以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方式不断实现由量变—质变—量变……的演进过程；第二，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并不排斥不平衡，相 反，它是以不平衡为其内驱动力，并融不平衡于一体；第三，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中的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而不平衡则是绝对的、永恒的，但不平衡最终又是服务于平衡；第四，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中的平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简单“妥协”，而是发挥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的结果。

发展和安全可谓“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就要坚持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要全面系统把握发展和安全之间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联动效应。

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可谓新发展理念的一大鲜明理论特色。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新发展理念的提出背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重大问题为导向，针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 新常态、世界经济复苏低迷形势，为顺应时代要求，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进而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第二，新发展理念的每个理念都有其所致力于解决的核心问题。创新发展就是要着力解决因创新能力不强，科技发展水平总体不高而导致的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而引起的“阿喀琉斯之踵”问题；协调发展就是要着力解决“发展起来以后”要注意调整发展关系，注重发展的整体效能，谨防“木桶”效应愈加显现的发展失衡问题；绿色发展就是要着力解决我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问题，以满足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干净饮水、安全食品、优美环境的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开放发展要着力解决的是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问题；共享发展要着力解决的是我国经济发展“蛋糕”不断做大以后呈现出来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以上五个不同的发展理念所致力于解决的具体的安全发展问题虽不同，但它们都是从不同的维度努力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第三，新发展理念的整体性。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发展理念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辩证统一体，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坚持系统性观念，统筹推进，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如果新发展理念的任何一种理念贯彻不力，则会牵扯到其他一种或多种发展理念的贯 彻执行，进而会产生风险连锁联动效应。

坚持和运用发展和安全动态平衡理念，探索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观，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的经验升华。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毛泽东总结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经验，明确提出要把统筹兼顾作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方针。毛泽东针对统筹兼顾所需解决的各种关系提出了综合平衡发展观。毛泽东的综合平衡发展观就是强调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把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作为整个经济运行的根本问题。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就是实现平衡发展的内驱力，只有在各方面、各部门的各个环节根据新的情况统筹兼顾，不断调整，着力解决平衡和不平衡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才能更好地实现新的平衡。毛泽 东的综合平衡发展观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以及习近平的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

邓小平立足当代中国“发展起来以后”这一客观实际，强调发展不能顾此失彼，并提出了综合平衡发展观。邓小平的综合平衡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是发展经济，因为如果离开了经济建设，综合平衡的发展就会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邓小平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仅仅因为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能提高国家抗风险的能力，而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解决当代中国“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的重要保障和基础条件，能够充分凸显我国社 会主义优越性，进而增强我国国家制度安全。但现代化建设的其他方面的任务也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而不是单打一。“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19]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协调发展，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改革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发展民主的同时必须把保持国家稳定的要求落在实处。这要求必须明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20]的道理。

江泽民的平衡发展观内涵丰富、底蕴深厚，包括以创新发展为主线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引进来”和“走出去” 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以及“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战略等。例如，创新发展战略主要是从纵 向的维度，以创新的方式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因体制机制的变革所带来的各种安全风险和挑战；“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就是要发挥“引进来”和“走出去” 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互动机制，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中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蕴含了深厚的平衡发展的文化意蕴。例如，全面发展就是要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同时不断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动态平衡发展的格局；胡锦涛强调的“不能让矛盾积累和发展起来、以致影响国家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21]；“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坚决防止重大安全事故”等重要 论断都是对平衡发展观的深刻表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在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前提下，明确提出了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新发展理念尽管是在 2015 年提出，但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十四五” 时期，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对贯彻新发展理念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其中，要用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的实践，这是我们当下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发展难题。

综上所述，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理念探索的综合平衡发展观既与时俱进又一脉相承，我们只有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的整体性上把握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理念才能真正理解综合平衡发展观的科学内涵与核心要义。

四、新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坚持和运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经验升华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科学内涵极为丰富。第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有深厚的哲学意蕴。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群众史观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世 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展现，其最终指向是实现人的解放。第二，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社会发展中的生产力要素高度关联，社会发展就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反过来，社会发展的动力又在于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并最终统一于人的全面发展。第三，从党领导的治国理政的角度看，发展为了人民是党领导的治国理政价值取向，发展依靠人民是党领导的治国理政的主体力量，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党领导的治国理政的根本目的。在统筹这三者关系上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新发展理念具有丰富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文化底蕴。共享发展理念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直接体现，其他四个发展理念则从价值旨趣上深刻表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创新的内驱动力来源于“个人自主活动”，与此同时，创新又以实现高水平的“个人自主活动”为旨归。这两者形成双向互动，使人在创造“物”的同时创造“人”自身，使人成为一个既能创造价值又能享用价值的“新人”， 在完善自身个性、趣味、能力和向往中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协调发展理念能够塑造良好的需求结构，满足与平衡各个群体之间发展着的结构性需要和人们日益增长的多元化的美好生活需求，从而跳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只有少数人竞胜而多数人得不到发展的藩篱。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正是在协调发展中推动结构性需求的满足的一个生动实践。

绿色发展理念在满足主体对自然的生存、安全、健康等方面的基本需求的同时也能满足主体对自然的审美需求。美好生活的需要不仅仅是物质生活需要，还包括审美、安全等在内的各种更高水平、更广范围的需要。我们所要 建构的是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命共同体，这就超越了西方文化中的“主客二分”“天人对 立”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

开放发展理念着眼于推动建立人与人更加普遍、平等、包容的国际关系。由西方所主导的国际规则是极为不平等的，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为世界人民谋大同。“新发展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商共 建共享全球治理观相互照应、有机衔接，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共享发展理念最直接最鲜明地把发展的价值主体定位在人民身上，即要坚持全民共享、 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其他四个发展理念的价值定位都以“共享”为圭臬。共享发展理念所要解决的是分“蛋糕”的问题，而其他四个理念则主要解决的是做大“蛋糕”的问题。“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22]就要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3]这三者的有机统一。

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坚持和运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凝心聚力中夯实了党的执政根基。

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在领导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以人为本发展观为新发展理念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实践基础。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依靠贫农和雇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最终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完善边区人民政治权利，推进边区民主政治建设和改善边区人民生 活环境，减轻人民的负担，等等政策和做法，就是以人为本理念的直接表达。

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主要体现在坚持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以最大力量建设爱国统一战线，使各界人士充分参与，保障人民群众各项基本政治权利的实现；坚持以 和平的方法和自愿的原则，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逐步改善人们生活条件，从而避免了因阶级冲突、利益矛盾的激化损害人民的根本利益。

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更艰巨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得以进一步深化。邓小平在坚持与继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为人民服务的发展观基础上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和 “共同富裕”的重要思想，都鲜明地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其中，“三个有利于”标准的落脚点和归宿点就是“是否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我国进入新世纪之后，我们党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更加严峻，这就为党创新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 民，并努力保障公民参与政治的权利，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坚持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我国人民进入科技时代，共享先进科技成果，并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中着力解决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业、 农村、农民问题；坚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对公民的思想教育以及科学文化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四有新人”，提升民众的精神面貌，展现人的自身价值；坚持把以人为本的原则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原则，保证人们安居乐业，在更好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中追求幸福；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正式 提出“中国梦”，并把“中国梦”定义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24]，让人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坚持把发展质量问题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切实转变发展方式，向着高质量的目标迈进，进而提出了新发展理念，旨在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不断增进人民福祉，增强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

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坚持和运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夯实党的执政根基这一过程的不同阶段并非孤立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我们在研究中必须把握其中的逻辑理路，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其精神实质和核心要义。

结语

本文所阐述的这四个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发展，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新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坚持和运用实事求是这一重要思想路线探索适合我国国情发展道路的经验升华——这是实 践的根本原则；新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坚持和运用“六大科学思维方法”破解我国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发展难题的经验升华——这是实践的思维能力；新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坚持和运用发展和安全动态平衡理念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经验升华——这是实践的基本路径；新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坚持和运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经验升华——这是实践的价值旨归。只有从整体性关系上系统把握新发展理念的科学内涵与精神实质，才能更加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注释】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97 页。 

[2]《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 8 页。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97—200 页。

[4]《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6 页。 

[5]《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7 页。

[6] 同上。

[7]《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确保“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开好局起好步》，《人民日报》，2021 年 1 月 30 日，第 1 版。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58 页。

[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5 页。

[10]《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03 页。

[11]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2019 年版， 第 244 页。

[12]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2019 年版， 第 245 页。

[13]同上。 

[14]同上。 

[15]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2019 年版， 第 246 页。

[16]同上。

[17]《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第 210 页。

[18]《胡锦涛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 291 页。 

[19]《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 637 页。

[20]《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 391 页。

[21]《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年版，第 715 页。 

[2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13 页。

[23]《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版，第 36 页。

[2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2019 年版，第 49 页。

王立胜，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兼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智库专家委员会委员等学术职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首席专家。主要致力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疆问题、中国乡村问题研究。出版《晚年毛泽东的艰苦探索》《现代性与中国社会主义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等十多部个人著作；合著《崇高的中国精神：共和国英雄模范人物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现代性与社会主义精神》《新疆治理实践的过程论审视》；主编《新中国哲学7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全景实录》（三卷本）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名家论丛》等多部丛书和集刊。在《求是》《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学习与探索》《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20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人民网、光明网等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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