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与放之间的抓赌行动，江西玉山警方再发麻将馆取缔通告
江西玉山“麻将馆禁令”历经一波三折后，迎来了最新版本。
今日下午，玉山警方删除了引发巨大争议的麻将馆取缔通告，并于数小时后，发布了最新版“麻将馆禁令”，有关“全县范围内，营业性麻将馆自行关闭”的表述被修改，只有用于赌博等违法犯罪行为的麻将馆将被取缔，换而言之，正常经营的将不受影响。
此番政策调整，为那些“小赌怡情”的麻将爱好者挣得了活动空间。而中国人对麻将的爱好，历史悠久且广富盛名。香港作家亦舒曾说过女人只有两种，一种看《红楼梦》，一种打麻将。这番表述自然是种偏见，但也真切地表明麻将代表了部分人的生活方式。
与此同时，政府的抓赌行动也从未停歇，但由于赌博界定的矛盾和民间小赌的普遍性，各地政府的抓赌行动，难免在抓和放之间游移不定。
江西多地将营业性麻将馆纳入取缔对象
江西玉山县最新版通告称，自10月25日起，玉山县公安局将在全县范围内，对利用棋牌室、麻将馆等场所进行赌博违法犯罪开展集中整治专项行动。
本周五之前，在棋牌室、茶楼、宾馆、居民楼、店铺、出租屋等场所摆放麻将机，提供纸牌、麻将、骰子等工具用于赌博的，经营者和责任人必须立即关停、整改。公安机关将组织警力开展巡逻检查，一经发现赌博违法犯罪活动，将对为赌博提供场所者、工作人员、参赌人员依法进行处罚，对涉及的赌具、赌资、违法犯罪所得，一律依法予以收缴、追缴。
搜狐城市注意到，近期江西多地公安部门发布了类似政策。
与玉山县同为上饶市辖区的信州区、万年县分别于今年10月18日、19日发布通告，责令营业性麻将馆、棋牌室在22日前自行关闭；茶楼、宾馆在22日前自行撤销麻将室（房）。
另据中国江西网报道，10月14日以来，江西宜春市所辖的铜鼓、上高、袁州，以及江西试点省直管市丰城等地公安部门，均相继发布了依法取缔营业性麻将馆、茶楼麻将室、宾馆麻将房的通告。
此外，今年5月，《江南都市报》曾报道，江西抚州宜黄县公安局建立“打击赌博违法犯罪长效机制”，严禁任何人以开设麻将馆为业，为他人赌博提供条件，从中抽头获取非法利益。“在2019年5月31日前自行关闭，取消营业性麻将馆的经营者，我局不予处罚；不自行关闭的，我局将组织警力依法查处。”宜黄县公安局在通告中称。
事实上，据央广网2017年8月报道，江西省内的新余分宜、宜春万载、萍乡安源等地彼时也曾出台过“关停取缔经营性麻将馆”的政策，曾一度引发热议。
抓与放之间
1949年以来，中国严格禁赌，到五六十年代，高强度的计划经济已然建立，民间赌博的空间被大为压缩，麻将、骨牌等赌具被大量收缴销毁。
但即便是在最为严酷的时期，赌博也没有彻底消失过。
60年代期间，扑克牌因为上面的国王、王后和字母，被认定为属于西方的“封资修”，被要求停产停售。
然而，群众仍然是要打牌的。于是，扑克牌被改名为文娱片，换上了红色的革命内容，顺理成章的成为了革命娱乐活动。
1983年，17名安徽省老干部联合向原安徽省老年体育协会秘书长张普生反映，他们参加了一辈子的革命，退休后就想打打麻将。
老革命的重托在肩，张普生自费跑了南京、北京等多个图书馆，发奋查阅大量资料后，终于撰成《怎样正确对待麻将》等篇章若干，分别寄送国家体委和公安部。
两年之后的1985年10月，张普生等来了公安部的一纸回应：《关于公安机关不再干预麻将、纸牌的制造、销售问题的通知》。
通知虽只发到各地公安厅、局级单位，并坚持「不登报、不广播」，但家庭小赌的逐渐解禁已成定局。自此，麻将这一千年民俗逐渐重新回归于普罗大众。
麻将玩多大才算赌博？
2011年8月，成都温江三名市民在茶楼玩牌，玩的是5元一局的“血战到底”。3个小时后，三人被温江区公安局抓获，“共计查获赌资575元”，一人被拘留15日，其余两人分别拘留12日。
被罚女子认为三人打麻将仅为娱乐，警方行政处罚过当。持续申诉七年后，最高人民法院裁定再审，认定处罚不当，撤销原行政处罚。
去年8月23日晚，广州市民肖先生和几个朋友在一家餐馆打5元输赢的麻将，结果他们因“赌博”行为，被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处以行政拘留5日。此后，萧先生提起了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还自己清白
这些新闻提醒我们，权力机构和社会大众，对于什么该抓，什么不该抓，时常并无共识。民众认为，搓个麻将纯属娱乐，且不打钱毫无乐趣，满街人人都这么打，类似的抓赌案件往往引起怨声四起。
其实，这种对赌博界定的矛盾和民间小赌的普遍性，司法机关也早有认识。
2005年，公安部下发通知规定：“亲属之间进行带有财物输赢的打麻将、玩扑克等娱乐活动，不予处罚；亲属之外的其他人之间进行带有少量财物输赢的打麻将、玩扑克等娱乐活动，不予处罚。”
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但何谓“赌资较大”，公安部始终未能出台统一标准，各地警方在行政执法时，都需要对“赌资数额巨大”作出自己的界定。目前，多地在实施细则中都制定了各自的处分标准，相差可谓悬殊。
北京规定，个人赌资3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处500元以下罚款；赌资设定为500元至1500元的，处五日以下拘留。
河北规定，赌资较大指个人赌资在200元以上;
上海规定，个人赌资100元以上的为赌资较大;
深圳市规定，个人赌资在500元以上的算赌资较大。
江苏2010年规定，起罚点是个人赌资或人均赌资达到200元。赌资200元以上、不满1000元的，处500元以下罚款。个人赌资或者人均赌资1000元以上、不满3000元的，处5日以下拘留。
吉林省则把“赌资较大”定位于：个人平均赌资数额在500元以上不满2000元的，或者现场收缴赌资总数额在2000元以上不满8000元的。
2015年，湖北下发《湖北省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裁量权细化标准》规定，参与不满十人赌博，人均赌资1000元以上到3000元的，依《治安管理处罚法》按赌博处理，罚款500元。
但是由于目前各地的处分标准不一，并且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与此同时，玩带有一定“彩头”的麻将、扑克牌，已成为一种普遍性的休闲娱乐活动，民间的接受度较高，在多数民众的认知中，并不能算赌博。
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介入尺度，必须考虑社会的认同，否则就可能加剧社会氛围的紧张。同时，“一刀切”的治理背后是高昂的治理成本，一旦放松，相关行为很可能卷入重来，由此出现“一阵风”的现象，不仅无助于实现治理初衷，还可能浪费执法资源、影响执法公信。
因此，从引发争议的个案处置，上升到全行业的禁令，这种扩大化的治理倾向，必须要有更严格的合法性、合理性审视。
资料来源：澎湃新闻、北京青年报、中国江西网、央广网、江南都市报、大象公会、南周知道、法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