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独大的成都、武汉们，你们确定不等一下省内其它兄弟？
作为一省首邑，省会城市在省内无疑拥有最大话语权和最高政治地位。当然，作为带头大哥，省会往往还担负着带动其它县市共同致富的重任。而在实际发展中，部分省会城市一路狂奔，其经济体量早已让省内其它县市难以望其项背，且差距越来越大。而利用政治地位进行“吸血式”发展的模式很难不让其它想要分一杯羹的兄弟暗生龃龉。
东南沿海城市首位度不及中西部省份
1939年，马克·杰斐逊提出了“首位城市”的概念，用来描述一个国家首位城市在全国范围内发挥影响力的程度。而一个省份的城市首位度直观表现之一就是省会城市GDP占全省总量的比值。
根据统计，2018年27个省份（统计范围不含直辖市和港澳台）中，共有15个省份的省会城市GDP占比超过了25%，其中，宁夏、吉林、青海、黑龙江、四川、湖北、西藏、陕西、甘肃、海南和湖南的占比超过了30%。宁夏更是以51.32%的占比稳居第一。河北、石家庄、内蒙古、江苏和山东省会城市的GDP占比低于20%，其中山东济南以10.27%的成绩垫底。
从地域分布来看，省会GDP占比超过30%的省份中，除海南以外，其余10个省份全部为中西部省份。而占比较小的省份中，多数为东部省份。
从十年的变化来看，和2008年相比，除安徽、河北、贵州外，其余省份的省会GDP占比均呈上升态势。
虽然学界普遍认为“城市首位度”并无一个绝对的合理范围，但是一般情况下，如果一个城市经济总量占到全省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说明该城市对所在省份经济十分重要，如果超过三成甚至五成，则说明一城独大已经十分严重。从统计数据来看，中西部省份“一城独大”的现象要比东南沿海严重的多，而城市首位度“落后”的省份并不想止于羡慕。
省会城市：我全都要！
今年1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陈武在自治区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提高南宁首位度，打造引领全区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并认为“由于多种历史原因，与其他省份省会相比，南宁市经济首位度不高，辐射带动能力较弱。”
同在今年两会期间，江苏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提升南京省会城市功能和中心城市首位度”，而山东省在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已经提到“提高省会城市首位度”。
在中央层面，2018年，山东省的济南，福建省的厦门，辽宁省的沈阳，黑龙江省的哈尔滨，江苏省的南京等城市还曾因首位度不足被点名。
一直以来，城市发展都是经济落后地区向先进地区学习，但是这次东部沿海纷纷想要效法中西部省份，大家在“城市首位度”的问题上达成了高度一致。
在历史上，以长安和洛阳为代表的中西部城市的发展要早于东部和南部沿海，而中国以权力为中心的资源分配方式的传统导致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地位高度契合。很多时候，一个地方如果不再是地方政治中心，就会急剧衰落为默默无闻的普通地方城市。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历史或现实的原因，很多省份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做大省会”的路径，尤以中西部省份为甚。而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
要想做“大”省会，首先地盘要大，而中国扩展城市发展空间的手段通常是行政区划的调整。以合肥为例，2011年，安徽省政府宣布撤销地级巢湖市，其力度之大，令人侧目。拆分巢湖后，合肥市面积扩大40%，达1万平方公里，此举最为明显的好处就是有利于合肥滨湖新区的发展。此次调整，省会合肥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此外，杭州并入萧山、余杭；莱芜并入济南；成都、西安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将市域范围以外的，原属于其它地市的部分区域纳入都是典型的扩展城市发展空间的做法。
许多城市之所以成为区域中心，就是因为其先天的交通连接优势，而这些城市成为省会之后，政治地位的提升为其成为现代交通枢纽提供了天然的正当性。在中国现代高速公路网和铁路网规划中，省会城市自然成了交通枢纽的首选。在我国“八纵八横”的铁路网规划中，郑州、西安、合肥、武汉等城市成为了陆桥通道和沿江通道的重要节点，省会城市成了中国近几年基建大潮的最大受益者。
中国中长期高速铁路网规划图 来源：发改委官网
交通的发展又带来了辐射能力的增强和资源的加速聚集。当地商务部门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9月，在湖南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达到135家，其中超过100家位于长沙；截至2016年8月，到湖北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达241家，而早在2014年末，在武汉落户的就达到216家，居中部首位。
从教育资源来看，中部六省的985、211高校，无一例外地全部集中在省会城市。其中湖北是优质高校资源云集之地，共有985、211高校7所，全部集中在武汉。
除此之外，文化、科技、医疗等资源也高度集中在省会城市。
相比中西部省会无论在政治地位，还是经济、文化、教育都占据绝对制霸的地位，东南沿海的部分省会就显得很憋屈了。
东部省会奋力追赶
2018年，福建省会福州GDP为7856.81亿元，不及同省的泉州8467.97亿元；广东省会广州GDP为22859.35亿元，不及同省深圳的24221.98亿元；山东省会济南GDP为7856.56亿元，不及同省青岛的12001.52亿元；辽宁省会沈阳6292.4亿元，不及同省大连的7688.5亿元……这些在经济地位上被同省其它城市压制的省会，总觉得说起话来腰杆没那么硬。如前所述，多个东部沿海省份均提出要提高城市首位度，而改变现状的愿望最迫切的，非南京莫属了。
从经济总量上来看，苏州自1981起便超过南京，全国GDP排名榜中，两市一度相差十一个名次。在1985年至2013年间，南京甚至落后于无锡，经济总量屈居全省第三位。
从人口规模上看，南京常住人口少于苏州和徐州，居江苏省第三位，2017年，苏州常住人口达到1068.4万，南京只有833.5万，前者比后者多出近200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规模。南京的工业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全年进出口货物总额均落后于苏州。
作为江苏省省会，南京的地位很尴尬，一方面苏锡常三市受上海辐射带动经济强势，另一方面，南京偏居于江苏省西部，对苏北经济辐射有限，反而对安徽的马鞍山、芜湖等邻近城市辐射作用明显，南京因此被戏称为“徽京”，因为南京流动人口的第一来源地为马鞍山，占到15.87％。
1月9日，南京市市长蓝绍敏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讲到2019年工作的第一个方面就提到了“首位度”，表示“以国家和全省之力支持南京建设发展为动力，理直气壮讲首位度、全力以赴干首位度、名副其实增首位度。”
目前，提高南京首位度不仅是南京的头号工作，被写入江苏省政府工作报告，南京2019年的一号文件《关于深化创新名城建设提升创新首位度的若干政策措施》就涉及首位度。
蓝绍敏连续使用的三个形容词“理直气壮”“全力以赴”“名副其实”道出了南京长久以来的委屈。
东部沿海省会城市纷纷“屈尊”向中西部学习，提高首位城市度，是省内区域竞争的必然结果。除此之外，在中国以行政权力配置资源为主的阶段，部分省份存在感弱，如果省会不强，就拿不出一个在全国有竞争力的头牌城市，去中央层面争取更好的资源。所以，做大做强省会成为了越来越多省份的共同选择。
先富带后富or先富劫后富？
某种程度上，做强省会成为中西部城市的最初选择，还包含着一些无奈。在各地区普遍发展水平不高的情况下，通常会先培育出一个竞争力强的城市，以期达到“先富带后富”的目的，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如果向湖中投入一颗石子，激起的涟漪会一圈一圈、由远及近地荡开，区域经济的发展同样有这样的水波效应。理论上讲，中心城市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会产生强大的辐射效应和溢出效应，带动周边区域经济的发展，但是实际效果怎么样呢？
在省会GDP占比超30%的省份中，省会的经济总量都是同省第二城的2倍以上，其中银川相比石嘴山，长春相比吉林，成都相比绵阳，武汉相比襄阳，兰州相比庆阳，长沙相比岳阳都在3倍以上，而成都比绵阳更是以6.66倍的体量占据绝对优势，四川的德阳、资阳、眉山等市苦成都一城独大久矣。
享受到一城独大带来的好处的省会，就像一辆满载且不断加挂车厢的高速火车，带着巨大的惯性一路向前。不断扩大的经济差距必然导致周边城市人口的加速“逃离”。
以湖北为例，根据2017年流动人口调研数据，2017年湖北流动人口中流向武汉的比例高达21%，远超过第二名十堰市的占比。再对比2013年和2017的流动人口数据，会发现武汉市对省内人口的吸引力还在提升，至2017年，省内流动人口中有41.3%的比例都流入了武汉，这表明湖北省内流动人口高度聚集于中心城市武汉。
与此同时，湖北省内的其他多数城市人口吸引力却在下降，其中十堰、襄阳表现较为显著，2017年流入的本省流动人口占比相较2013年分别下降了3.4个百分点和7.8个百分点。
做大城市就要扩大物理边界和强行堆砌资源的传统发展思维带来的不仅仅是“大树底下不长草”的虹吸效应，还有自身大城市病的诸多弊端，好在问题正越来越被重视。
2016年12月20日，中央《促进中部崛起“十三五”规划》提到，“做大做强洛阳、宜昌、芜湖、赣州、岳阳等区域性中心城市”；同年12月29日，国家发改委印发《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明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洛阳副中心城市地位”
2018年五六月份，四川省委书记彭清华先后前往绵阳、德阳、自贡、宜宾、泸州、南充和达州调研，密集考察的同时，提出“既支持成都做大做优做强，又按照差异化发展要求，打造几个各具特色的城市群、培育几个具有一定带动力的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形成‘一干多支’发展格局”。
2018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提出未来中国将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推动区域板块之间融合互动发展。
经历了“一城独大”单极发展阶段之后，许多省份开始驻足转身，探索“一主N副”的多中心模式。中国的区域发展进入了都市圈时代。
资料来源：各地统计局 经济观察网 雪球 澎湃新闻 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