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越来越没内味了，城市化是吞掉年味的“年兽”吗？
自从人类历史开始产生，故事就是一个共同体存在和得以维系的重要因素，而年兽在除夕夜出没吃人然后被鞭炮吓退的故事可能是每一个中国孩子最早接触到的故事之一。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浓厚cult色彩的故事原型，寄托了“华夏”群体最初关于团圆、美食、敬畏和缅怀的共同记忆，也生发出了在所有华人群体中拥有最大公约数的文化语言体系——过年。
但当初有多期待，现在就有多失落，“年味儿淡了”的论调早已成了不同年龄层的共识。对于更加年轻的群体和一众都市白领来讲，过年氛围的多寡则完全取决于红包的薄厚和春节假期的长短了。
当我们在说年味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
公元前202年，刘邦击败世家贵族霸王项羽后称帝建汉。跟随高祖创业成功屌丝逆袭的合伙人不愿遵循旧朝礼法，仍旧和刘邦称兄道弟，他们在宫廷宴会恣意酗酒，相互争功，狂呼乱叫，江湖气十足。刘邦看到群臣怪相，心生厌恶，这时一个叫叔孙通的人上场了。
叔孙通找来一百多个知识分子，历时一个多月，制定了一套严格繁复的礼仪制度。汉高祖七年，长乐宫建成，趁着各地诸侯和朝中大臣朝贺之际，这套由叔孙通制定的复杂程序得以首次试运行。朝会当天，百官依大小、尊卑、程序上朝，传达有谒者，殿下有郎官，保卫有车骑步卒，刀光剑影，彩旗飘飘，仪仗威武，禁卫森严。从朝会开始到酒过九巡，文武百官全程服服帖帖，诚惶诚恐，无一人敢喧哗失礼。刘邦很满意，感慨道，今天终于有做皇帝内味儿了，顺便升叔孙通做太常，赐金五百斤。
年又称“年节”，作为百节之首，它的出现和强化同样伴随着一套复杂程度不亚于拜谒皇帝的仪式和程序，我们所说的年味，很大程度上正是由这些需要严格遵循并区别于其它时节的特殊仪式构成的。过年的风俗各地有所不同，但基本大同小异。
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农业史的国家，中国的很多节日都深深打上了农业文明的烙印，春节也不例外。在古代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冬季以及冬季前后是一年当中最长的一段农闲时期，如果有幸未被征发去修路和挖凿运河，那广大劳动人民还是想要找点事情做的，而娱己娱人，奉先敬神便成为人们的自然选择，春节的雏形便产生了。后经过民间和官方不断的摸索和总结，加上巫师以及后来的和尚道士等当时的社会精英的规制，比较成型的春节传统终于在中国大一统后第一个治世汉初形成。
先不必溯源至先秦乃至传说时代的古制，如果姑且按照一个现代人还保留的关于春节的记忆，想要过一个相对原汁原味的“年”需要遵循哪些程序呢？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从这句耳熟能详的谚语当中，就能看出当初人们的热情，农历十二月初八，便迫不及待想要过年了。关于“腊八”的传说至少有三种以上，但是当代人保留最完整的当属腊八粥了，一碗热气腾腾的腊八粥，拉开了“过年”的序幕。
到了农历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过年的预热开始掀起第一个小高潮，俗称“小年”。按照传统，人们在这两天祭灶送神和扫尘。祭祀神灵必然要伴随着一整套祭拜仪式，即使经过一再简化，供奉麻糖和静香磕头还是必不可少。而把这两天作为打扫日的故事缘起，怕是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了。
小年之后的每一天，都会有严格的规定动作，而每个规定动作的背后，自然都有一套传统和故事。如此繁复的程序能代代流传，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民间能把任何复杂事物都简化成谐音梗和顺口溜，并且口口相传的智慧。以华北地区的许昌为例，想要知道哪一天干什么，只要遵照当地的民谚即可。“二十三，祭灶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割块肉；二十七，杀只鸡；二十八，贴嘎嘎（即春联）；二十九，灌壶酒；年三十，包扁食（指饺子，某些地区特指素饺子）”每个程序背后都会有一些或繁或简的仪式，而流传最广的，当属贴春联、放鞭炮和守岁了。
过完年三十，就开启了过年的下一阶段。同样以许昌为例，“年初一，来作揖”，亲朋好友相互拜年，互道祝福。“年初二，迎婿日”，大年初二，出嫁的女儿和夫婿一起回娘家。“年初三，祭先人；年初五，来破五”在初五这天，要把从初一到初五积攒的垃圾一并清扫出去。“年初七，过人日”。之后，就迎来了过年的最后一个高潮，元宵节。
元宵节又称上元节，经过数千年的演变，吃元宵和赏灯的习俗依旧保留至今。元宵节结束，“年”基本上就算过完了，之后到了二月初二这一天，很多人会以剃头的方式作为农历新年的开始，以期在“龙抬头”的日子里讨个好彩头。二月二一过，春节余续也终于告一段落。而从初一开始到过年结束，长辈给晚辈发压岁钱的动作则贯穿始终。
历时近两个月，经历了一整套繁琐程序的春节终于结束了，费心劳神程度甚至超过古代觐见皇帝。当年纪还小的时候，作为一个旁观者和获益者，我们极其乐见这套仪式带来的空闲、热闹、亲情、新奇、美食、新衣。。。。。。而现在所谓“年味儿”变淡仅仅是因为我们年龄变大，从仪式的旁观者变成或需要变成执行者了吗？当然不完全是。
从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
1785年，瓦特改良蒸汽机，人类由此进入蒸汽时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爆发。伴随着工业革命同时发生的，则是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以美国为例，1790年，美国拥有8000以上人口的城市只有5个，总人口不足13万。到了1820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到7.2%，到1870年，上升至25%，城市数目增至663个。
而强大的农业文明传统和近代遭受的数次国难，致使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很长时期以来裹足不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业化水平虽然有所提高，但是在政府的严格管制下，人口流动和阶层上升几乎停滞，城镇化率也增长缓慢。根据统计，从1950年到1978年的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1.8%增长到17.9%。
1979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此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恢复并平稳发展。2018年，我国城镇化水平达59.58%。2019年的数据虽然暂未公布，但超过60%几乎毫无悬念。如果以中国13.95亿的人口粗暴计算，2019年有超过8亿人生活在城市，中国，正面临着从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的巨大转型之中。
那城市化，带来了什么呢？
2010年，上海举办世博会，那一届世博会的主题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毋庸置疑，城市带来的美好是显而易见的：更加高效的生产率，更加便捷的交通，更加集聚的人口，更多元化的职业，更加丰厚的收入，更丰富的消费选择。。。。。。总之，一切从资本和物质层面衡量的美好都能在城市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就连思想文化也饱受消费主义和外来传统的冲击。
同时，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物质财富的变化和由此产生的人际关系及思想观念的转变，无时无刻不在冲击着以春节为代表的脱胎于农业文明的文化传统。如果说“年味儿变淡”的锅让城市化来背，那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呢？
年味被城市化吞噬了吗
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的人口流动限制逐渐松动。1984年以后，中央放松了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限制，当年全国人口流动就达2000多万，此后更是出现了以深圳为代表的移民城市。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小城市人口流向大城市成为人口迁徙的突出特征，人们追逐财富的意愿从未如此强烈。
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带来了依靠宗族和血缘维持的关系逐渐瓦解，那些成功逆袭从乡村到城市或是从小城市到大城市定居的人们，不再是同姓的自然聚集，而是以能买得起的同档小区作为划分居住地的标准，出门不再是叔伯姑婶，甚至和邻居拜年也只是简单一句为了缓解偶遇尴尬的“新年好”，和对门的熟悉程度甚至不如和楼下便利店的售货员。
即使关起门来，现代城市商品房的空间限制和功能布局也让年味儿大打折扣。
传统的中国民房，无论贫富，都会有一间“堂屋”或“火塘”作为会客和专门的祭祀之用。每到过年，人们会依照传统在家庭专门的空间放置供桌、摆放供品、焚香叩拜、祷以咒语。祭祀者的心愿在这样专门营造的空间里达及诸神。祭拜的同时，还会在露天的院落里燃放鞭炮。且不说现代商品房的布局完全以宜居为原则，即使是土豪到拥有可以布局堂屋的别墅，城市鞭炮的限放也让仪式缺乏了一道重要的工序。城里人想要行此祭祀大礼，就不得不前往庙会或寺庙“拜拜”了。
台湾地区拜拜文化盛行
即使是一切客观条件都具备，城市化的发展带来的家庭结构的变化也加速了“年味儿”的变淡。如前文所述，要过一个“完整的年”需要经过一道道复杂严格的程序，而如果真的只靠民谚来传承，那实在过于简单了。一般执行这套繁复的程序的，就是家中的父母和老人。在农村家庭中，父母和已婚子女住在一起的情况相对比较普遍，即使是“分家”，在物理距离上也相距不远，每到逢年过节仍由他们负起祭祀之责，家庭中的晚辈仍可在此氛围中收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根据相关数据，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家庭人口规模呈现迅速下降的趋势。从家庭类型来讲，从1982年到2010年单人户的比例从7.98%增加到了13.67%，从1982年到2015年，一代家庭比例持续增加，二代家庭比例持续下降。在现代城市中，已婚子女和父母分开居住逐渐成为天然诉求，这在客观上使晚辈失去了潜移默化的学习传承春节习俗的机会。
再退一步讲，即使是聪明的都市青年能学会那一套繁琐的过年程序，年味儿变淡的脚步还是无法阻挡。
前文中多次提到，传统春节脱胎于农业文明，年节祭祀等很多仪式的主题都是在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时的人们对这样的主题愿望极其迫切且深信不疑。当都市青年再也分不清稻、黍、稷、麦、菽同时也不觉得这是个问题的时候，传统春节赖以生存的基础就不存在了。对年节的神灵能否保佑他们实现升职加薪、驾照通过、顺利脱单等愿望存疑的人，就转向奶奶庙去拜各路更垂直和现代化的“专业神灵”了。
另外，现代都市对于自由独立的生活和思想方式的推崇使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对以血缘维系的关系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每到春节临近，“亲戚即魔鬼”的论调便甚嚣尘上。另一方面，改革开放至今也只有40年的时间，中国几乎所有的新晋城市阶层都有一个“老家”。还有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我国城镇化率的计算是把超过1.6亿的农民工也包含在内的。每到年节，一些回老家过年的新晋城市阶层和返乡的农民工，会不自觉地把自己在城市学到的生活和思想方式带回农村，这也从客观上影响着传统农村的过年方式。
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代表传统年味的意向和实体都在消失，而当代人新近形成的过年回家通宵开黑打麻将甚至抢红包等现象也实在是难以称其为新民俗，传统年味儿的消退似乎已经成为必然。
事实上，包括春节在内的一切传统习俗，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在变化，循古成癖的民俗原教旨主义者大可不必深感失望。在大转型时期，中国的一切都在经历嬗变，在传统文化被日益重视的趋势下，春节也一定可以跟随者城市化的脚步，自救成功。
参考文献：
李国江 春节民俗的城乡差异探析——从城乡二元模式下的家庭切入
王小娇 许昌地区春节习俗文化研究
汪建华 小型化还是核心化——新中国70年家庭架构变迁
张海楠 春节民俗源流考
王燕妮 城市化进程中民俗文化变迁研究——以武汉市舞高龙习俗为例
澎湃新闻 统计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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