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光明正大”式防疫带给我们哪些启示？
近日，合肥“光明正大”式防疫冲上热搜。合肥防疫视频会上“来自中高风险和其他疫情发生地人员，无论是否提前报备，都可随时光明正大地来”的表态成了当下的一股清流。
事实上，除了此次表态，合肥此前的很多行动堪称创举。
抗疫的“合肥模式”究竟有何与众不同之处，合肥的做法又能带给我们哪些启示呢？
为探究这些问题，搜狐城市【城市会客厅】邀请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院长、终身教授曾刚，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管学院教授马亮一起深入探讨防疫的“合肥模式”。
以下是访谈精编。
合肥有强烈的底线意识
搜狐城市：合肥“光明正大”式防疫被广泛热议，您对此有何评价？
曾刚：合肥“光明正大”式防疫模式引起很多讨论，我觉得有几点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合肥的防疫充满了自信，这个自信来源于当地“守规矩”，这个规矩来自哪里，就是法律。
法律是守护城市，保证国家公平正义的底线。合肥并没有像其他一些地方做“自我授权”。现在很多乱象，比如私设路卡、破门检测，其实他并没有资格这么做，法律也没有赋予他这个权力，这是“自我授权”。
而合肥增设法律顾问，使防疫工作能够依法依规进行，使各方有一个共同遵循的原则，让城市运行稳健进行。
第二，他不仅仅有法律团队，合肥市委市政府还邀请一些专业团队、专业人士参与到整个防疫抗疫的规划当中。防疫政策制定集思广益，尊重专业人士的意见我认为也很重要。合肥还要求领导下沉到一线，尊重人民群众的意见。
第三，合肥强调总体的协同。就是他的上级、下级各个部门之间强调沟通、协调行动，而不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根据自己的部门利益来开展独立的行动。
总体来讲，合肥政府不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管理者的角色，他把自己放在服务的角色。合肥做得好的一点是，他不仅有理念，最主要他落实在行动上面，也让进入合肥或在合肥的人民有更多的感受。
马亮：我觉得合肥市的一些做法，特别是合法性的审查是非常好的，我觉得这样的做法有很强的推广性，具体来说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我觉得合肥市有很强烈的底线意识。
就是疫情防控毫无疑问要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达到我们的目标，但是这些手段不能凌驾于我们要实现的目标，甚至变成了目标。
某些地方就变成了为了防疫而防疫，防疫高于一切，甚至不惜一切代价把防疫变成了要实现的唯一目标。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带来很多问题，一些违法违规违纪的现象就发生了。
像一些地方所谓的“硬核抗疫”，看似是硬核，实际上是一种不讲道理、不近人情、不设身处地考虑执法对象的做法，这样的做法其实是要叫停的。
我们可以看到各地对这样的现象可能都是零星的报道之后才出现事后追责、事后惩戒，没有形成一套系统性的做法来防范一些过当防疫政策的出现。
合肥市其实是把关口前移，明确哪些不可以做，就是这个底线不可以破。这个底线就是刚才曾老师讲的法治。就是要依法行政，依法防疫。法律法规允许你做的，你去做，法律法规不允许你做的，你坚决不可以做。
搜狐城市：怎么能达到这个效果呢？
马亮：首先就是，在通告发布、政策发布上要统一口径，要告诉下面哪些不可以做，哪些可以做。可以做的鼓励你做，不可以做的坚决不可以做，从源头上我就告诉你不可以做。
一旦你做了不合法的行为，即使你做得再好，从上级的主管部门来看，你就是失败的。
所以合肥这种底线意识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明确基层政府你有哪些权力，你有哪些可以做的一些动作，都规定好，在源头上把关，我觉得非常重要。
这种底线意识现在很多地方还没有树立起来。我们经常讲政策“一刀切”，一般的意思是不讲特殊性，对政策机械执行，但我觉得我们目前需要一种新的“一刀切”。
什么叫新的一刀切，就是我切出来一条底线，切出来一个范围，让执行者只能在这个范围内，在这个底线之上采取一些手段和措施。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进入到防疫的第三个年头，关于一些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的问题，我觉得还需要进一步讨论、去明确，甚至不光只在合肥这个层面去明确底线，应该在省一级乃至全国层面都要明确这个底线。
比如凭什么防疫隔离有的地方是12天，有的地方是15天，有些地方是一个月？防疫其实应该有一些基本的共识，有一些法律法规明确的，那些不可以触碰的地方，全国都要一刀切，切出一个空间出来，切出一个范围出来，让大家都能遵照执行，这样的话我觉得各地就不会乱来。
从实际情况来讲的话，你可以看到一些基层的政府部门是缺乏法律人才的。我们经常讲送法下乡，下乡不是光给村民去送法，也是给一些基层政府、基层村委会去送法。
这个时候其实在市级有这样一个法律专业团队给各级赋能，让他们找到底线，找到准绳，也是给他们吃了定心丸。
合肥的“自信”来自科学的预演
搜狐城市：除法律层面外还可以给其他城市哪些启示？
马亮：还有就是责任意识。就是市级政府没有甩锅到基层，也就是说我明确这些可以做，这些不可以做。实际上上级承担了防疫的责任。
看似合肥说这个话很轻松，实际上是非常不轻松的。像之前有些地方“硬核防疫”很有效果，就是把路一堵，那绝对一个蚊子都进不来，但是其它方面都损失了。这时候其实上级部门也安心，但是对老百姓不好。现在合肥说你这些都不可以做，同时你要做好防疫，这对基层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对市级团队的运筹帷幄能力的要求也非常高。
所以他等于是把责任承担到了市级层面，而没有直接去甩锅到基层，我觉得这种责任意识也是非常强的。
还有就是，科学防疫也在文件中体现得非常好。什么意思呢？就是疫情防控虽然是要把病毒阻断在外面，但不是说就要采取“铁桶阵”。
合肥的做法，其实有它的合理性和科学性的。就是如果是把大路都封住，把所有的关口都封住，大家只能走小路，或者藏在后备箱里，这些人进来之后你是完全不知道的，如果有阳性病例是防不胜防的。
所以这个时候与其“堵”不如“疏”。每个进来的人合肥方面都知道在哪里，是谁，这个时候哪怕有病例也不怕。
科学的做法，就是合肥的“光明正大”式的做法，敞开大门让你来，然后做到对来的人心中有数。
最后一点就是曾老师也谈到的自信心的问题，这种自信心不是盲目的自信，而是一种有底气的自信。
以前合肥叫“赌城”，就是引进很多产业之初很多人不看好，看似在进行一场豪赌，但后来大家也看到他形成了一套很好的产业体系。看似在“赌”，实际上它背后是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前瞻性的考虑。
类似的话，你看合肥的这次防疫，他前期也是做了很多准备，他的预案设计，前期演练这些都是有必要的。就是你要有一个抗压测试，去估计最坏的情况是什么样，以及在最坏的情况下我能不能守住底线。他前期其实做了这样的演练，这样的演练能够让他知道这是可以做到的。
其他城市也是一样，你想学合肥也不是简单就去学，把门打开就行了。你首先要去评估一下，比如我建的方舱够不够，我的基层的医疗资源够不够，政策执行会不会变形，你要先有这样一些准备才有可能把“合肥模式”学过去。
我觉得合肥模式如果能在更多的城市开花结果，那我相信我们全国的防疫局面会发生很大的改变。
网络经济合肥难独善其身
搜狐城市：本轮疫情对长三角供应链和一体化有何影响？
曾刚：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5月9号《上海证券报》发布了针对667家上市企业调查报告，我觉得您刚才讲问题可以用数据来证明。
第一个，667家被调查的长三角上市公司，有92%的企业受到影响。真的不是少部分，而是绝大多数企业没有幸免。其中有37.2%的企业受到严重影响，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都难以进行。其中72.4%是由于物流受阻而受到影响，这里面也包括一些安徽的上市公司。
尽管合肥对一些外来的包括本地的货车司机采取礼遇的做法，但遗憾的是，现在产业链不是一个城市能独立完成的，它跟其他城市有很大的关系。上海、江苏、浙江是连在一起的。
某一地方的工厂、产业只是拥有某一个环节，包括蔚来很多零部件，比如芯片在上海这边，假如上海这边停产，它拿什么生产呢？比如上海的洋山港是全球最大的集装箱港口，但压港问题非常严重，很多航线已经没办法维持下去了。
还有62.8%的公司由于人员流动受阻生产受到影响。人员流动一方面是市内流动，还有就是城市之间的人员交流。长三角地区的高铁之所以在之前有很高的盈利，就在于人员的高流动，但是现在高铁基本停掉了。
目前合肥做得是很好，但产业链不是一个城市能独立完成的，我们的经济不是封闭经济，而是一个网络经济、开放经济，所以目前来讲影响比较大。
搜狐城市：出现这样的结果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曾刚：第一，认识不到位。其实长三角地区，包括合肥在内，从五年以前就有长三角一体化的国家战略。在那个发展规划纲要里面，就已经对这些特殊事件的联动机制做了一些制度性的设计。
就是说出了事不能自扫门前雪，应该强调信息沟通、联合会商、共同行动。但是到目前为止，从来没听到说过长三角地区的这些城市沟通疫情信息的行动和联合会议。
所以如果只有合肥一家把路打开，把高速公路的口打开也是没用的。现在要强调不能以邻为壑，要以邻为伴。只有统一起来，才使产业链，使人民生活有所改善。我觉得第一点认识上非常重要。
第二，我觉得比较遗憾的是，虽然现在讨论的一些议题和乱象，从上面到下面，从干部到企业到老百姓都对此深恶痛绝，但是这种事情屡见不鲜，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缺乏一个系统的方案预案。有的没做，有的做了也就放在抽屉里面，他不看的。
另外，缺少系统性的规程。一个突发事件出来，应该有规程，应该有标准，哪个地方谁有资格贴封条，谁有资格设置路障，都应该有规程，但现在没有。我们说法律是基础，但是针对现实问题的话，我们要有方案，要有规范，要有标准，这个是需要的。
现在我们经常讲，要打破行政的不当约束，这也是中央政府推动区域一体化当中的核心。我觉得在防疫的时候，其实这些原则特别特别有，但是比较遗憾的是现在做得不好
其实我们可以推断，如果长三角三省一市能够联合起来的话，80%以上的供货问题，总体的经济问题、就业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我常说，要想复工复产，企业正常运行，经济稳定增长，各地联合非常重要。现在是在合肥市内联合做得比较好，但是怎么把合肥市内的联合变成城市之间的联合，我觉得也蛮重要。
合肥可以主动推动长三角联动
搜狐城市：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曾刚：我觉得要如果从建议上来讲的话，就除了把自己工作做好以外，合肥能不能主动跨前一步，主动对外进行协商和推动，不要等到别人来求上门来。
因为合肥市委市政府现在主动是靠前，但同时另外一个我们可以跨越城市边界，为其他城市提供做事情的思路和方案，甚至引导其他城市如何去做，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未来可以讨论的方向。
当然疫情是不好的，但是疫情之下大家可能会对长三角一体化的国家战略有更深刻的体会，可以趁此机会把比较难的事情，平时不愿意做的事情做好。
把产学研一体化，跨行政边界的产学研一体化联动起来，让我们的科研成果有更好的转化空间、转化效益。让我们的企业从依靠国外的技术到依靠我们自身的技术，让这些中心城市和周边的生产、研发更好联动。
所以我个人觉得尽管碰到麻烦，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失去信心，还是要主动作为，应该在里面找到新的发展机会。
搜狐城市：让合肥区在这一时期推动长三角的一体化是不是要求有点高？
曾刚：还是刚才讲的，要有自信，不要因为我行政级别比别人低，城市经济规模比较低就要一直跟在别的城市后面，只要有好的方法和思路就可以去推动，也能就此为未来抓住契机。
长三角可争取联防联控国家试点
搜狐城市：马老师对长三角联防联控有何建议？
马亮：曾老师已经谈得非常多了，我换个角度来谈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4月份国家有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就是在若干城市推进防疫政策的试点。特别是一些口岸城市，入境人员的隔离天数减少，隔离要求降低。那这个其实就是发出了信号，就是说我们各地可以去争取这种政策试点。
我觉得长三角地区也要以这个为契机，去争取一个城市群的疫情防控试点，当然现在是没有的。
争取这个试点去建立长三角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在区域层面建立一个指挥部，然后去解决每个城市之间、省与省之间的一些疫情防控的政策对接，我觉得有必要。
这样的机制协调的不是各个市内部的问题，各个省内部的问题，协调的是跨越省级、市级边界的一些疫情防控的政策问题。比如政策怎么对接，一些重大的产业，重要的企业怎么保供，人员怎么流通的问题。
这一点如果解决好了，我觉得对于其他的城市群，其他的省与省、市与市间的互动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开源节流应对核酸检测负担
搜狐城市：合肥包括其它地方都在建立常态化的核酸检测机制，如此大规模的投入会对城市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马亮：这个问题很好，大家也都很关注。比如我现在在北京，从五一开始几乎每天核酸检测，频繁全员核酸的话算下来是一笔不小的账。
其实核酸检测一旦常态化，对每个城市来讲都是一笔经济重担，包括一些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是很高的。我觉得对于我们现在的疫情防控来讲，常态化的核酸检测其实是不可或缺的。
但另一方面，很多老百姓说这不免费吗，其实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把钱投入到这方面，一些其它的事情就干不了了。
在这个问题上应该从两方面理解，一个方面就是，核酸检测的成本随着常态化检测急剧发展之后，它会进一步下降。
我们想想看两年前的口罩供应，一开始每个口罩甚至30块钱、50块钱，现在一块钱都不到。它的产能上来，市场供给上来了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核酸检测成本一开始一两百，现在十块都不到，甚至将来可能更低。
但即使是这样，如果算人头的话，它还是比较高的一个成本，对于一般的城市的财政来讲是非常有压力的。而且同时你要看到财政收入其实因为疫情防控也会锐减。
所以这个账算下来之后，城市财政捉襟见肘的问题会越来越突出。所以我们要客观看待这样的影响。
搜狐城市：应该如何应对呢？
马亮：这种情况下，开源节流还是有必要去强调的。我们要论证一天一检是不是有必要，什么时候一天一检，什么时候五天一检。要做好评估，这个时候规划很重要。
曾刚：现在大家对15分钟核酸检测圈儿谈论非常多。
很多人说核酸检测把时间搞得碎片化了，一些计划做的事情可能因为核酸检测就不能做了，这确实是。
但是另一方面，做核酸，疫情防控得好的话可以稳定人心，增强企业家信心，维护城市形象，减少风险。另外马老师讲的开源节流我也非常赞同。
因为15分钟核酸圈儿的建立要占到财政收入的一大部分，有些地方甚至要占到城市15%的财政收入。
其实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地方债务比较重，地方经济现在并不宽裕。你再给我加一块儿负担，对一些地方来说甚至都不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了，是最后一棵大树了，这个风险一定不能小觑。
要评估好哪些人群该做，可不可以把一些固定的检测点变成流动的点，检测的频率可不可以减少，这样就可以节流。
另外一点就是开源，比如利用红十字会，利用社会力量，开通捐赠渠道，我觉得可以专门为核酸检测开通一个渠道。
我觉得这个问题要从长计议，要有一个合理的分散比例，指望个人、单位、地方政府，任何一个单一个体是很难做到的，可以做一个混合的方案，这个方案还应该因地制宜，适合合肥、北京、上海的是不一样的，根据当地的收支结构制定。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真的要把它当成一个长效性的，涉及到我们城市未来发展的命运的问题来考虑。
防疫和经济民生并不矛盾
马亮：其实我还注意到合肥在第61次防疫会议上提出，把隔离点变成招商点、招财点、招工点。
现在正好是大学生返乡的重要时期，所以合肥这么做其实有他的考虑的。另外就是把既有的一些设施用于核酸检测，其实也是反映了防疫跟经济跟民生它不是矛盾的。
在防疫的同时擦亮城市名片，让世界记住合肥，我觉得这样的一些做法其实非常好。很多在合肥隔离的人，无论是出差的、返乡的还是找工作的，合肥当地可以在隔离期间给他们提供一些信息的服务沟通，让他们去理解这座城市，给他们提供政策的宣讲、解读、咨询，其实对于这些人来讲就是很好的一个城市品牌的输出。
这一点我觉得是合肥抓的点是比较好的。就是我们做防疫不是说就是只做防疫，其他都不要了，而是说我可以四手联弹，五手联弹，十手联弹。
合肥其实在引领一种我们讲的城市治理理念的转型，城市治理思维的转变。也就是说我们在做很多工作的时候，不是说扎头进去就去做这个事儿。而且要好好地思考盘算这件事儿跟我在做的其他的事情是什么关系，怎么样能够协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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