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学叶裕民：深圳住房贫困率一线城市最高

深圳户籍与非户籍常住人口住房贫困发生率分别为27.4%和51.0%，即无法负担起可支付健康住房的人口比重，本地人近3成，流动人口过半。这在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中比例最高。

根据叶裕民展示的标准，可支付健康住房分为“可支付”和“健康”两大维度，具体包括房租少于收入的30%，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不小于13平米，住房内有自来水等条件。

可支付健康住房测算指标与标准 来源/叶裕民

10月14日，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3秋季论坛在京举行，本次论坛以中国式现代化与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为主题。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叶裕民在报告中展示了重点城市城中村发展现状。

论坛现场/主办方供图

根据叶裕民的研究，目前初步识别出来的8个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武汉、重庆、东莞）大致有4427个城中村，建设用地面积3524平方公里，人口统计为5554万，其中非户籍人口3471万，占比约62.5%。

叶裕民在论坛现场/主办方供图

叶裕民称，城中村在微观上呈现出公共卫生安全隐患大、房屋安全差、消防安全隐患多、配套设施比较落后、人居环境比较差、住房贫困比例比较高、社会治理比较难等一系列问题。

南北方城中村形态略有差别，北方城中村相对楼层比较矮，密度较低。但它们均缺乏基本公共服务，缺乏基本公共基础设施，特别是学校等。另外内部环境脏乱差，内部生活基础设施也非常缺乏。

大量城中村居民居住在非健康住房当中。

城市整体上讲，8个重点城市中非健康住房人口比例（即住房贫困发生率）深圳最为严重，而城中村的住房贫困发生率更高。相较之下，重庆在8个城市中最为健康。

叶裕民强调，尽管有各种问题，但40年来城中村长期为新市民提供了低成本的基础空间，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要支撑，其历史作用巨大，它的功能在未来很长时间还将延续。

只是当前城中村的人居环境、社会状态和空间格局已经不能满足新时期共同富裕和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

“如果没有城中村改造，没有全体人民住有宜居，没有公共服务均等化，就一定很难实现现代化，我们的现代化就会变得非常艰难。”

叶裕民表示，目前人们在城中村有住所，但住所和居住环境不够健康、不宜居。城中村改造就是要为城中村居民由住有所居转向实现住有宜居。

为此，叶裕民建议，超特大城市要一改过去排斥性的城中村改造，变为包容性的城中村改造，这样可以为化解中国式现代化多个难题提供基础和抓手。

如为市民化提供基础；通过广泛的人力资本积累，提升工资回报，增加消费能力，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通过融资出让，实现土地财政的软着陆；优化和调整房地产结构等。

叶裕民表示，在实际的实践中，城中村的拆除新建呈现出多种模式，北方的“1.0模式”由政府主导，弊端为“改不动，改不起，改不完”。深圳的“2.0模式”就从管理走向了治理，这一模式初期呈现出“改得动”但“改不起、改不完”的特征。

“深圳的改不起不是企业改不起，是整个城市改不起”。

叶裕民表示：

“深圳的一个特点是补现状，在这点上我觉得深圳市对补偿的底线缺乏一个合理的规划和控制，所以它补得价格就非常昂贵。补得昂贵，融资地块成本就高，整个商品房价格就高，写字楼价格就高，这个价格一高，导致我们的企业用不起，这么高的写字楼价，谁用得起？我们的老百姓也住不起。”

深圳的这种模式限制了城市的整体利益，使得城市的竞争力下降，产业效率变低。

叶裕民展示的数据显示，2000、2010到2020年的阶段性对比，深圳产业效率与全国及一线城市比较优势逐步减弱。

而到了广州“3.0模式”，把改造补偿部分从补现状到补合法部分，“一下就把成本压下来了，就改得起了”。

但广州的“3.0”模式仍然存在“改不完”的问题，即改造过程中，新的城中村仍然不断出现。

叶裕民表示，把广州方案稍完善一下，把城中村改造的包容性住房问题再完善进来，把公共服务设施再加上，“特别是小学，小学教育服务是第一位的”，就成了探索中的“4.0模式”，就变成了“改得动、改得起、改得完”。

出品：搜狐城市

作者：陈亚辉

编辑：赖颢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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