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个博士哪好意思在清华园里走走？！清华一届博士三千多，超过美国十所世界一流大学的总和（第1327期)

点击关注 👉 晨讯生活 2021-07-26

“晨讯生活”的姊妹公众号《水木晨讯》，及时补缺：

欢迎关注

噢，MGD，我的母校！一届3000多博士毕业，不是个博士哪好意思在清华园里走走？！

这两天在多个微信群里，看到流传的下面这张图片：

清华今年毕业了 3000 多名博士，是”哈佛+麻省理工+加州理工+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芝加哥+哥伦比亚+加州伯克利+约翰霍普金斯“这10 所世界一流大学今年毕业博士的总和。
一句话，清华大学今年毕业了3000博士！超过美国10所世界一流大学的总和！
据北京日报客户端消息：今年，清华是毕业了3000多名博士。

清华大学官方微博也的确说了今年的毕业典礼上授予了 3000 多博士学位（具体的数字是 3168 人）。不过，去年毕业典礼授予博士学位人数只有 1018 人。而去年年底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就业报告显示，清华这一年实际毕业了博士生 1510 人。

为啥今年一下子整出来 3000 多人呢？是清华博士毕业生大跃进了么？因为，人家 2020毕业典礼的时候说了：“由于疫情原因，本次典礼不设学位授予环节。学校决定，在 2021 年 5 月校庆期间和 2021 年毕业季，将为 2020 届毕业生分别安排专场学位授予仪式”。
也就是说，今年学位授予的 3000 多是两年的博士毕业生数量。因此，博士生学位授予数量，不等于今年的毕业数量。
对比往年校方发布的统计数据，清华一年毕业博士生数量应该在 1500 人左右。北大略少一点，2019 年是 1300 多人。
据“量子派”公众号统计，2020年清华大学共录取3000多名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共录取博士2900多人，北京大学共录取小3000名博士，武汉大学共录取2065名博士，中山大学共录取博士2290人，华中科技大学共录取博士1993人，同济大学共录取1806名博士，哈尔滨工业大学共录取博士1800人，北京理工大学共录取博士1115人，西北工业大学共录取博士1016人，湖南大学共录取博士854人，上海大学共录取529名博士，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共录取博士430人，南昌大学共录取372名博士，江南大学2020年共录取博士360人，北京化工大学共录取博士351人，北京林业大学共录取博士338人，上海财经大学共录取博士317人，中国政法大学共录取311名博士，福州大学共录取博士232人。
即上述20所院校共录取25000余名博士研究生，占全国博士总招生人数的四分之一左右。不过相比另外一家巨无霸来讲，这不算什么。
中国科学院大学2021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7000多名！
2019年国科大计划在哲学、教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7大学科门类的160余个专业招收博士研究生7000余名；2020年国科大研究生招生备案导师12789名，其中博士生导师7070名。招生导师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253名，中国工程院院士44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得者873名，长江学者奖励计划41名。2020年国科大共有130余个培养单位（具体指中科院所属研究院、所、中心、园、台、站及国科大所属各院系，下同）计划在哲学、教育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8大学科门类的160余个专业招收博士研究生约7000名。最新发布的招生简章显示，2021年国科大共有130余个培养单位计划在哲学、经济学、教育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9大学科门类的160余个专业招收博士研究生7000余名。
即国科大2019年、2020年、2021年每年的博士研究生招生人数多达7000余人，三年累计招生2万多名博士研究生。即全国每15个博士中，必有一个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大学。
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事部进行的中国博士质量调查，历时两年，近30万字的报告透露：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其中半数以上博士进入政府当官，完全不同于早年90%博士留在大学及科研所工作，“博士大跃进”之风愈演愈烈。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就曾经发文质疑西南财经大学授予的博士学历。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在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大背景下，从中央到地方，明确把高学历当成录用和提拨干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然而，这一原本体现国家对知识和人才尊重的良好举措，在“特色中国”却迅速走形、变味，“博士大跃进”之风愈演愈烈。
来自国务院学位办的最新统计显示，2007年我国的博士授予数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博士超级大国这个位子，至少二十年内无人能赶超了。
中国的“博士大跃进”的造假之风和所隐藏的巨大祸患，让稍为清醒的国人痛心疾首。最早公开在2009年10月27日，人民网转载了《钱江晚报》的一篇文章，题为《人大校长称中国最大博士群在官场。倡议还学术权力以学术》。
文中，着重摘录了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先生对“博士大跃进”的担忧：学术权力市场化，各式各样的博士学位开始泛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而对“官员博士化”背后的造假现象，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指出：“许多在校生10年寒窗才能拿到博士学位，但是一些党政干部凭借手中的权力，根本课也不上，稀里糊涂就混到了文凭，这很不公平。”
在2008年6月，原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王益被“双规”。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于同年7月19日在新浪博客上撰文《请查一下王益的博士学历来历》，更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共鸣。
葛剑雄对王益的博士学历提出了一系列质疑：本科和硕士都是历史学专业的王益，如何能在繁忙的工作中，用约两年时间完成经济学博士课程，写成博士论文，发表若干篇学术论文，并通过答辩？
从理论上讲，要修完一门课程就得定期到学校听讲并参加考试，王益任职单位在北京，西南财经大学在成都，学校不可能派人到北京为王益单独上课或单独命题考试，王益上课和考试是如何完成的？
正常情况下，全日制博士生需要3年多时间才能拿到学位，在职博士生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王益为何能比正常学制的学生还要早毕业？如果王益真的按规定上课，参加论文撰写和答辩的各个程序，就必须每周往返于北京和成都之间，旅费是自己出还是花了纳税人的钱？
其实，葛剑雄先生对王益的质疑，几乎完全适宜用在质疑中国所有博士官员身上，包括那位曾名动一时的“博士省长”于幼军。
鄢烈山先生在《从于幼军的博士学位说起》一文对于幼军的质疑就深具穿透力：于幼军是函授本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进修班是在职学习，博士研究生也是在职学习。2年的“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已经比在校生当时上的3年要短。
拿硕士学位需要参加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外国语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和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每年一次），于幼军在2年内可以读完全部课程并通过这学生们最怵的英语全国统考吗？而且3年内上两个在职研究生进修班，能同时拿哲学硕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真是神人也。而鄢列山对于幼军博士学历的质疑，或许，又适用于质疑与于幼军相同或级别更高的官员身上。“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今中国，“博士大跃进”之灾也就在所难免了。
对中国的“博士大跃进”和“官员博士化”之风的严重危害性，数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在南开大学的一次演讲中，痛斥中国高校的学术腐败是“国家的耻辱”。
很多教育界人士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尖锐地指出：官员“博士大跃进”中的种种权学交易，为一些不学无术、滥竽充数的官员提供了升迁的台阶，伤害了那些刻苦学习、勤奋钻研的学生，使我国的学位含金量不断下降。
不仅如此，中国的“博士大跃进”，还直接影响到各国对中国人的学历资格承认——很多国家不承认中国的学历，这本来是中国学子的心头之痛。
对中国“博士大跃进”必然给中国带来的祸患，我党的“理论权威”杂志《求是》就特地发表了吴陈胜先生的一篇文章——《官员博士化”渐成奇观：中国“博士大跃进”》。文中指出：“在这场由官员和高校担任主角的“二人转”中，官员以权力谋学位，教授以学历谋资源，“博士帽”变成了权力腐败和学术腐败同流合污的筹码。
一些缺乏独立精神的高校将学位化为献媚的礼物，得到了项目、经费和资源，成为“博士帽”批发商；不少官员也凭借职权，将“博士顶戴”轻松加身，以图在今后的提拔升迁中，让“博士帽”兑换来更高级别的“乌纱帽”，提拔升迁是官员攻博的原始冲动”。
就到这。回到文章开头，不是个博士哪好意思在清华园里走走？！
相关阅读——

“博士大跃进”，这是国家的耻辱（第1105期)

点击关注 👉 晨讯生活 2020-09-04

题记：编者认为，清华的本科生水平，远超清华硕士、博士（非清华本科）。编者认识青岛清华一位校友，此君供职于财政部青岛监管局，聊天时老是跟别人不在一个频道，其语言、逻辑、思维水平远低于清华大一学生，真不知道此君是如何胜任工作的。后来得知，他是曲师大的，考研进了清华。（其实，严格来讲，他不是清华校友，因为世界名校的共识、公认是本科生才能称为“校友”。）

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事部进行的中国博士质量调查，历时两年，近30万字的报告透露：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其中半数以上博士进入政府当官，完全不同于早年90%博士留在大学及科研所工作，“博士大跃进”之风愈演愈烈。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就曾经发文质疑西南财经大学授予的博士学历。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在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大背景下，从中央到地方，明确把高学历当成录用和提拨干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然而，这一原本体现国家对知识和人才尊重的良好举措，在“特色中国”却迅速走形、变味，“博士大跃进”之风愈演愈烈。

来自国务院学位办的最新统计显示，2007年我国的博士授予数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博士超级大国这个位子，至少二十年内无人能赶超了。

中国的“博士大跃进”的造假之风和所隐藏的巨大祸患，让稍为清醒的国人痛心疾首。最早公开在2009年10月27日，人民网转载了《钱江晚报》的一篇文章，题为《人大校长称中国最大博士群在官场。倡议还学术权力以学术》。文中，着重摘录了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先生对“博士大跃进”的担忧：学术权力市场化，各式各样的博士学位开始泛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而对“官员博士化”背后的造假现象，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指出：“许多在校生10年寒窗才能拿到博士学位，但是一些党政干部凭借手中的权力，根本课也不上，稀里糊涂就混到了文凭，这很不公平。”

在2008年6月，原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王益被“双规”。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于同年7月19日在新浪博客上撰文《请查一下王益的博士学历来历》，更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共鸣。

葛剑雄对王益的博士学历提出了一系列质疑：本科和硕士都是历史学专业的王益，如何能在繁忙的工作中，用约两年时间完成经济学博士课程，写成博士论文，发表若干篇学术论文，并通过答辩？从理论上讲，要修完一门课程就得定期到学校听讲并参加考试，王益任职单位在北京，西南财经大学在成都，学校不可能派人到北京为王益单独上课或单独命题考试，王益上课和考试是如何完成的？正常情况下，全日制博士生需要3年多时间才能拿到学位，在职博士生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王益为何能比正常学制的学生还要早毕业？如果王益真的按规定上课，参加论文撰写和答辩的各个程序，就必须每周往返于北京和成都之间，旅费是自己出还是花了纳税人的钱？

其实，葛剑雄先生对王益的质疑，几乎完全适宜用在质疑中国所有博士官员身上，包括那位曾名动一时的“博士省长”于幼军。鄢烈山先生在《从于幼军的博士学位说起》一文对于幼军的质疑就深具穿透力：于幼军是函授本科，硕士研究生课程进修班是在职学习，博士研究生也是在职学习。2年的“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已经比在校生当时上的3年要短。拿硕士学位需要参加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外国语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和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每年一次），于幼军在2年内可以读完全部课程并通过这学生们最怵的英语全国统考吗？而且3年内上两个在职研究生进修班，能同时拿哲学硕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真是神人也。而鄢列山对于幼军博士学历的质疑，或许，又适用于质疑与于幼军相同或级别更高的官员身上。“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今中国，“博士大跃进”之灾也就在所难免了。

对中国的“博士大跃进”和“官员博士化”之风的严重危害性，数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在南开大学的一次演讲中，痛斥中国高校的学术腐败是“国家的耻辱”。

很多教育界人士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尖锐地指出：官员“博士大跃进”中的种种权学交易，为一些不学无术、滥竽充数的官员提供了升迁的台阶，伤害了那些刻苦学习、勤奋钻研的学生，使我国的学位含金量不断下降。

不仅如此，中国的“博士大跃进”，还直接影响到各国对中国人的学历资格承认——很多国家不承认中国的学历，这本来是中国学子的心头之痛。

对中国“博士大跃进”必然给中国带来的祸患，我党的“理论权威”杂志《求是》就特地发表了吴陈胜先生的一篇文章——《官员博士化”渐成奇观：中国“博士大跃进”》。文中指出：“在这场由官员和高校担任主角的“二人转”中，官员以权力谋学位，教授以学历谋资源，“博士帽”变成了权力腐败和学术腐败同流合污的筹码。

一些缺乏独立精神的高校将学位化为献媚的礼物，得到了项目、经费和资源，成为“博士帽”批发商；不少官员也凭借职权，将“博士顶戴”轻松加身，以图在今后的提拔升迁中，让“博士帽”兑换来更高级别的“乌纱帽”。提拔升迁是官员攻博的原始冲动”。

（综合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