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凤义 | 树立“大思政课”观 推动新时代思政课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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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凤义，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主任。
树立“大思政课”观
推动新时代思政课高质量发展
基金项目：本文系全国高校思政课“手拉手”集体备课中心（南开大学-湖南省）（项目号：21SZJS12005518）、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 工作室（南开大学）（项目号：21SZJS12010055）的阶段性成果。
【编者按】为提高学术成果的传播效率，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录用的文章，将在本刊知网首页和公众号网络首发。
摘 要
推动新时代思政课高质量发展，必须树立“大思政课”观。要正确理解思政课与立德树人之间的内在关系，既要发挥思政课在立德树人中关键课程的作用，又不能把关键课程误读为全部课程。“思政课＋”和“思政课－”是理解“大思政课”的两个重要维度。评价思政课高质量发展包括总量和结构、宏观和微观、供给和需求三个基本层面，以及教师、教材、课堂、评价和教学组织五个基本要素。应从思政课专职教师总量和结构、辅导员队伍与思政课教师队伍融合发展、学校领导和专业学院领导参与思政课建设、思政课与课程思政协同推进、思政课大中小一体化、思政课质量平衡发展等方面入手，破解思政课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问题。
关键词
大思政课；立德树人；高质量发展
01
正确认识思政课与
立德树人的内在关系
要讨论“大思政课”作为进一步推进思政课建设的新方向问题，首先要认清思政课和立德树人之间的内在关系。思政课是实现立德树人任务的“关键课程”，但究竟应怎样理解“立德树人”“关键课程”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提到“立德树人”，我们往往不由自主地想到思政课，似乎立德树人只是思政课的责任。这种观点虽然体现了人们对思政课重要性的认识，但是也带有一定的片面性。
从立德树人的内涵来看，其本身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立德”和“树人”，如果把立德树人仅仅看作是思政课的事情，显然就把立德树人的内涵理解狭隘了，将其所包含的两方面内容只落到了一个“德”字上。立德树人作为新时代教育的根本任务，要求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要又红又专、德才兼备，既要有才，更要有德。要把握德和才之间的辩证关系，没有大德，难成大才；反过来说，没有大才，也难有大德。我们在立德中树人的同时，也要在树人中立德，把二者有机统一起来。
在立德树人工作中，树人是核心，立德是根本。因此，“德”在我们人才培养目标中居于统领地位。没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即使有丰富的知识、高深的学问，也难成大器。如今我国在科学技术领域遇到一些“卡脖子”的问题，直接关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培养相关领域的能人。但是我们培养的能人即使有这种能力和水平，如何确保他们真的能为我们解决“卡脖子”问题呢？关键在于是否解决了这些能人的“卡脑子”问题。
“立德”要解决的就是“卡脑子”的问题。这里“德”的内涵很丰富，因为“德”本身就具有层次性和社会性，至少包括私德、公德和大德三个层次，私德和公德都属于一般道德领域的问题，而大德则属于政治领域的范畴，带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当前，我国教育中关于私德和公德的具体内容十分丰富，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开展。我们所立的大德则是围绕理想信念来展开，教导学生树立大德之心，让学生把小我融入大我，胸怀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听党话、跟党走，自觉把爱党、爱国和爱社会主义统一起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这是我们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要立的最高层次的德。
毫无疑问，无论是培养私德、公德还是大德，思政课在其中都发挥关键课程的作用。但是“关键课程”不等于全部课程，我们也不应该把关键课程误读为“全部课程”，否则会造成思政课在立德树人中单打独斗的局面。“大思政课”就是让我们改变错误的观念，真正做到在立德中树人，在树人中立德；同时，发挥其他课程的作用，挖掘各门课程中的思政元素，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让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既要各自守好一段渠，又能协同发力。应该说以往思政课效果不理想，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思政课和其他专业课在思政育人上没有相向而行、协同推进是一个关键原因。由于思政课与其他各门课程的性质不同，因此很容易出现“两张皮”的问题。学生往往重视专业课的学习，因为这与自己的课业成绩和未来的“饭碗”息息相关。因此，学生甚至一些专业课老师，往往把思政课看作是必要学习之外增加的课程，甚至被认为是一种额外负担。这些认识不仅增加了学生接受思政课的难度，也使思政育人效果大打折扣。概言之，推动思政课与课程思政相向而行，是提高思政课育人成效的重要途径，既要发挥思政课作为立德树人关键课程的作用，也要发挥其他课程在思政育人方面的协同作用。此外，完成立德树人目标，还要有其他工作与思政课协同推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树立“大思政课”观。
02
从“思政课＋”和“思政课－”
两个维度来理解“大思政课”
既然“大思政课”是推动新时代思政课发展的新方向，就有必要探讨什么是“大思政课”，“大” 的边界如何界定，这个问题目前尚未完全取得共识。
2021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谈到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伟大斗争时指出：“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这次总的背景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突如其来的疫情加剧了这两个方面给人们的影响。”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交出了一份令世界瞩目的答卷，因此，“‘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上思政课不能拿着文件宣读，没有生命、干巴巴的”。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谈话来看，这里的“大思政课”是指思政课小课堂和社会实践大课堂的结合，是思政课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结合，其在内涵上指向的是思政课本身。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提出用好“大思政课”，旨在让思政小课堂结合现实讲好中国故事，增加课堂的生动性和吸引力，避免照本宣科和简单的政策宣读；同时，要把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实践大课堂有机结合并衔接起来，真正提高思政课育人的质量和成效。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实践大课堂有机结合形成的思政课，是“大思政课”的基本内涵。
“大思政课”的外延要更广。如果我们从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和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等重要会议的讲话中，梳理其关于思政课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就会发现“大思政课”不仅是一门（类）课程，还是关于思政教育的一种系统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域，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要围绕这个目标来设计，教师要围绕这个目标来教，学生要围绕这个目标来学。”尽管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说的是培养目标问题，但显然，思政课作为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与其他教育环节和内容密不可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这里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各类课程与思政课同向同行的重要观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需要深化；民办学校、中外合作办学思政课建设还相对薄弱；各类课程同思政课建设的协同效应还有待增强，教师的教书育人意识和能力还有待提高，学校、家庭、社会协同推动思政课建设的合力没有完全形成，全党全社会关心支持思政课建设的氛围不够浓厚。”该谈话明确提出了大中小一体化，学校、家庭、社会合力完成思政课育人功能的重要观点。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思政课”的思想，在外延上非常丰富，思政课既是一类课，也是一个系统，必须运用“大思政课”的系统观来认识。对此，我们可以从“思政课＋”和“思政课－”两个维度来理解。
所谓“思政课＋”是指思政课与思政课以外的各种要素之间的协同关系，主要包含四个方面：一是“思政课＋社会实践”。社会实践属于思政课堂的延伸，因此这个“＋”实质上属于思政课延伸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大思政课”的基本内涵。二是“思政课＋课程思政”。课程思政是指思政课以外的其他各门课程包含的“思政元素”，“思政课＋课程思政”二者的公约数是“思政”育人，“＋”的作用旨在形成“1＋1>2”的思政协同育人效应。三是“思政课＋学校＋家庭＋社会”。学校要提供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三全”育人环境，家庭和社会要与学校思政教育相向而行，让思政育人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在润物细无声中真正达到育人成效。四是“思政课＋互联网”。合理运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是推动思政课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尤其要利用互联网技术解决思政课发展的不平衡问题。
“思政课－”是指对思政课中不适合的内容做减法，最为突出的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简单重复问题上做减法。目前思政课中确实存在简单重复问题，包括大中小、本硕博“纵向”内容上的简单重复，也包括同一学段“横向”内容上的不同课程之间的简单重复。思政课不可能完全避免重复，比如有些基本原理、基本思想、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肯定要反复学习，但简单重复就会造成学生在学习中产生反感情绪，甚至形成“防火墙”，削弱思政课的效果。因此，针对这些简单重复必须做减法，在不同学段应根据学生成长规律，在呈现方式上按照螺旋式上升的规律规划教材和教学内容；同一学段不同课程之间的简单重复也要通过集体备课等方式加以解决。二是在评价体系上做减法。破除“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五唯”做法，破除单一评价体系的痼疾。当然在做这个减法的同时也包含着做加法的辩证法，“不唯”不是简单的“不要”，而是增加与提升思政课质量相关的评价指标，让评价的指挥棒更趋合理性。
无论是“思政课＋”还是“思政课－”，其实质都是要树立系统的“大思政课”观，在家庭、社会、学校塑造思政育人的良好社会生态，彻底改变思政课单打独斗的孤立局面，真正推动思政课的高质量发展。
03
树立“大思政课”观是推动
新时代思政课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树立“大思政课”观，是新时代推动思政课高质量发展的新方向，也是必然要求，这是由思政课的高质量发展决定的。什么是思政课的高质量发展？这个看上去很熟悉的命题，并没有在学理上被讨论清楚。本文认为，高质量发展从一般意义上就是指遵循新发展理念下的发展，其本质是内涵式发展。概而言之，推动高质量发展可以从总量和结构、宏观和微观、供给和需求三个基本层面来思考，其中，总量和结构的关系具有决定性意义。在高质量发展中，总量不是追求的目标，但却是发展的基础，没有总量这个基础，就谈不上提升质量。总量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发展是否充分。在总量基础上，结构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结构一定程度上体现发展是否平衡，结构优化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宏观和微观也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层面，但往往也是通过总量和结构体现出来的。供给和需求是从市场经济运行层面判断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就思政课的高质量发展而言，总量和结构更具有根本性，其他两个层面带有从属性，因此本文重点从总量和结构这个层面加以分析。
基于思政课的特点，结合总量和结构的要求，本文认为思政课的高质量发展，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基本要素：一是教师，这是最为基础的要素；二是教材，这是教学的基本依据；三是课堂，这是思政课的主渠道；四是评价，这是思政课建设的“指挥棒”；五是教学组织（学院和教研室），这是组织教学的载体。当然，不同层次的学校，还有更高层次的要素，比如一些高校还包括是否拥有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学位授予权，学科建设实力和水平等，但这不是每一个思政课教学单位都必备的基本要素，因此笔者暂时抽象掉。
依据思政课高质量发展的要素，可以对比不同学校思政课高质量发展的状况和面临的瓶颈性问题。存在的共性问题主要包括：教师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素质参差不齐；大中小、本硕博教材内容的简单重复；课堂脱离实际、回避现实、照本宣科；思政课与专业课“两张皮”；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自身建设有待完善等等。这些问题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思政课的教学效果和育人成效。
针对这些问题，从总量和结构上看，新时代思政课高质量发展应符合以下基本要求。一是从总量上看：在教师方面，思政课专职教师与学生比不低于1∶350；在教材方面，教育部统编教材（中小学）、指定教材和中央“马工程”教材（大学）；在课堂方面，开足课时量；在评价方面，评价体系的制度供给充足；在组织方面，建立健全马克思主义学院以及相应的教研室组织。二是从结构上看：在教师方面，要在学历、职称、各级各类名师、兼职教师的数量上形成合理结构；在教材方面，实现大中小一体化、本硕博课程内容的螺旋式上升；在课堂方面，优化排课、实现教学对象的针对性安排，统筹慕课、国家一流课程建设，探索思政课改革创新模式，使思政课与课程思政协同推进等；在评价方面，破除“五唯”，构建符合思政课高质量发展和本校特点的新型评价体系；在组织方面，按照国家级、省级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标准建设学院，建设强有力的教研室组织授课、集体备课制度和机制等。
思政课的高质量发展，在理顺总量和结构关系的基础上，还要把握宏观与微观的辩证关系，在五个基本要素上，既有微观问题（每一所学校），也有宏观问题（每一个省市或区域乃至全国）。同时，既有供给侧问题，集中体现在教师如何发挥主导作用，创造出高质量的课堂；也有需求侧问题，如何发挥学生主体作用，调动他们积极主动参与课程学习和建设。
简而言之，思政课的高质量发展就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在补齐短板中增加总量、优化结构。思政课高质量发展不是静态的目标，而是目标和过程的动态统一。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思政课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方向、内容要求也会相应发生变化，但变化的规律基本是在遵循总量和结构的动态平衡中不断提高。推动新时代思政课的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用系统性思维方法来谋划、落实。而“大思政课”观正是把思政课纳入思想政治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大系统中来考虑，反映了新时代有效实现思政课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
04
在“大思政课”观下推进思政课
高质量发展要破解的瓶颈问题
在“大思政课”观下，结合总量和结构要求，推动新时代思政课的高质量发展，需要系统性工作，其中，有待破解的瓶颈性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解决思政课专职教师总量和结构问题。2021年我国高校思政课专职教师总量超过9.1万人，日益接近思政课专职教师与学生比不低于1∶350的要求，但是也存在一些不平衡问题，例如：中小学思政课教师数量严重不足，绝大部分小学没有专职思政课教师，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能否提供编制；相对发达地区而言，欠发达地区思政课教师数量普遍不足，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增加高校思政课教师数量。2018年，教育部实施的“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后备人才培养专项计划”，为培养思政课教师人才队伍提供了重要支撑。但目前一些学校除了招收应届毕业生外，还有一些转岗到思政课教师队伍中的新教师，这些教师在学历和专业背景上还不符合思政课教师的要求。因此，教育部实施的“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后备人才培养专项计划”中，可考虑增加在职思政课教师申请博士学位的比例，否则，一大批转岗教师可能成为未来制约思政课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的瓶颈。
二是辅导员队伍与思政课教师队伍融合发展的问题。辅导员是学生思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思政课”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辅导员队伍和思政课教师队伍分别隶属于学校团委（或者学生工作部）和马克思主义学院两个部门，没有形成很好的沟通机制，影响了大思政工作的成效。可考虑从教育部和学校两个层面，建立有利于这两支队伍交流沟通、协同育人的机制，例如，在高校实行一位主管校领导同时分管这两个部门，而不是让两位主管校领导分管这两支队伍，这样更有利于两支队伍的协调交流，合力推进思政工作。南开大学在思政育人上，形成了师生“同学同研同讲同行”的“四同”育人模式，在学界得到普遍认可。“四同”育人模式的核心是把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有机结合、思政教育与“三全育人”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学院与其他专业学院、教务处、学校团委等部分职能有机结合，在“大思政课”观下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全方位提高思政育人的成效和水平。
三是学校领导和专业学院领导参与思政课建设问题。目前，有关文件明确规定了校领导参与思政课建设，但并没有规定各专业学院班子成员参与思政课建设。从“大思政课”建设的角度看，各专业学院的班子成员，尤其是书记、院长参与思政课建设非常必要，这是解决思政教育在基层学院出现“中阻”和“两张皮”问题的关键，也是塑造大思政育人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并不是让学院领导班子都成为专职思政课教师，这样反而容易把思政课专职教师的队伍搞乱。鉴于此，各学校应根据自身情况，采取相应的办法，例如，南开大学采取校领导和各学院班子成员上“形势与政策”课的改革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提高了各专业学院对思政课和课程思政的认识和责任意识。
四是思政课与课程思政协同推进问题。思政课与课程思政协同推进，是“大思政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果二者之间没有进行有效沟通，课程思政讲授的是思政课的内容，不仅会越俎代庖，而且会造成授课内容重复，导致课程思政的形式主义问题。因此，要想真正让二者协同推进，必须建立良好的沟通协同机制。目前，构建什么样的协同机制尚不清晰。在高校，课程思政往往归教务处管理，而思政课归马克思主义学院管理，二者之间尚未搭建有效的沟通机制。基于此，南开大学采取项目制，即按学科建立优秀课程思政改革创新团队，邀请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参与团队建设，同时课程思政团队也到马克思主义学院分享他们课程思政的思路和内容，这样便在思政课教师和专业课教师之间就如何各自搞好自己领域的“思政”，搭建了一个沟通的桥梁。
五是思政课大中小一体化问题。思政课大中小一体化问题，是提升思政课有效性的关键问题之一。如何实现课程内容的螺旋式上升，需要有关部门的顶层设计和推动落实。目前教育部组织编写出版了大中小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好的示范。在这方面，应更好发挥教育部思政课大中小一体化专家委员会的作用，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教材编写工作；同时，各省市思政课主管部门要抓好贯彻落实工作，其中，协调好各省市教育厅（教委）下属的思政处和学生处关系至关重要，防止出现在管理上两个部门不协调的问题。
六是思政课质量发展不平衡问题。当前思政课发展中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性，包括师资队伍的数量和质量、学科的建设水平、课程建设的质量等等，这些不平衡归根到底是思政课教师素质的不平衡问题。要在短期内整体提升思政课教师素质，必须树立“大思政课”观，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打破空间地域限制，采取先进带动落后、优秀带动普通的发展模式。教育部社会科学司设立的“虚拟教研室”“手拉手集体备课”“周末理论大讲堂”“同上一堂思政课”等各类平台，都是推进“大思政课”非常好的形式。接下来要进一步打造好、完善好这些平台，切实解决思政课教师素质不平衡问题，从根本上推动思政课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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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