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江小燕十九岁，正值青春年少，将于上海市第一女中高中部毕业。她写得一手好字，还会弹钢琴，成绩门门优秀，步入一所好的大学不是问题。然而，就在毕业前两个月，校方把俄语教师柴慧敏打成了“右派分子”，江小燕非常喜欢这位老师，校方授意她提供书面材料“帮助她，拯救之”——搜集罪证。江却一心一意想‘救’这位教师，非但没有揭发材料，反而为柴慧敏辩护。而江小燕不愿从命“揭发”，也受到批判。在她高中毕业的毕业鉴定会上有如下判定：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凶猛而来，黄浦江畔不时传来某某名人自尽的噩耗，有几个与江小燕有往来的人也走上这条绝路。包括当年她辩护过的俄语老师，也跳楼自尽了。9月初，江小燕正在钢琴老师那里学琴。钢琴老师的女儿是上海音乐学院学生，带回一个消息：“傅雷夫妇双双自杀了！”这个难以置信的消息使她内心久久无法平静。她看过傅聪的音乐演出，读过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贝多芬传》，无比敬佩他深厚的文学根底。出于义愤，她想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反映傅雷的事情。为了了解情况，江小燕以街上的大字报大标语为线索找到傅雷的家，却从傅雷生前的保姆周菊娣处得知傅雷夫妇的骨灰即将灰飞烟灭！因为傅雷的两个儿子，傅聪远在美国，傅敏在北京劳改。骨灰只有亲人可领，更何况此时人人唯恐与“自绝于人民”的“黑五类”发生关系。江小燕夜不能寐，最终决定挺身而出——冒充傅雷养女去领骨灰。第二天，江小燕戴着一个大口罩，只露出一双清澈的眼睛，来到上海西宝兴路火葬场，自称是傅雷养女，要保存傅雷夫妇的骨灰。按情况本来是不可以的，但江小燕的情真意切让工作人员动了恻隐之心。但是，她没有钱购买骨灰盒，尽管江小燕已27岁，但因为高中毕业的评语，一直没有工作。于是，江小燕想方设法又找到了傅雷的内兄朱人秀。江小燕是戴着大口罩来到朱家的。朱人秀问她姓什么，江小燕说自己姓“高”。朱人秀问她住哪里，江小燕不肯说。朱人秀见她连地址都不肯说，有点不放心，就把钱交给外甥张廷骝，让张陪着“高姑娘”去买骨灰盒。买好骨灰盒，领取并装上傅雷夫妇的骨灰之后，“高姑娘”把骨灰盒带回自己家中，暂且保存起来。过了几天，江小燕和张廷骝又一起把骨灰盒送往上海永安公墓，办理存放手续。考虑到傅雷的名字太“醒目”，“高姑娘”从朱人秀那里得知傅雷原名傅怒安，就在骨灰盒上署名“傅怒安”。处理完此事后，她立即写了“小民求告信”，希望总理管管这种局面，为了安全并没有署名。10个月之后，1967年6月21日晚，江小燕依然被抓了，三个陌生男人将她带上了汽车。原来，那封为傅雷正名的信，没寄出上海就被截获了，并且当成一宗“大案”全力追查。江小燕被视作“现行反革命”嫌疑犯押到上海正泰橡胶厂审讯。接受审讯时，江小燕表示从未见过傅雷，并用极其单纯的口吻，反问了审问人员一个拷问良心的问题：“替人家收骨灰，落葬，这总不能算是缺德的事吧？”。随后，她又列举了父亲曾通过教会的帮助，为无钱买棺的邻居包办丧事的事例。因为父亲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自己只是受了父亲的影响，故而替傅雷收骨灰，谈不上什么目的。这些单纯的理由，加上江小燕没有工作，未走上社会的原因，让她逃过了一劫。多年后，江小燕自己认为，她非常幸运。因为审讯她的人不是什么有文化的人，而是工厂里的工人师傅。江小燕深知中国底层工人历来有忠厚善良的美德，如果换做是读过书的人，江小燕说：“极可能这个人（自己）今天也许已不存在了...我一张口，万万敌不过一群有文化、不头脑的人的口。”释放回家后，江小燕向一无所知的父亲如实交代了一切，父亲没责怪什么，只说她做得对。父亲同她一样，无法外出工作，抗战时曾参加国民党军队，如今成为了有历史问题的人，只得留在家画画维生。这件事虽然过去了，但是巨大的恐惧笼罩着江小燕的生活。只要家楼下传来汽车的喇叭声，她的心就狂跳的厉害，生怕是来抓她的。不时被户籍警瞟了一眼，当晚就会彻夜难眠。精神压力百上加斤，就害怕哪天就崩溃了，最后不得已，她又去工厂找了当年审问她的工人，诉说几年来惶惶不可终日。那人再次向她保证，“我答应过你，不向你里弄派出所去反映的……”1972年，江小燕父亲去世，家中无人工作，生活无着，江小燕被里弄安排到了社会最底层的生产组。此时已经34岁。距离十九岁那件事，她已经在家困顿整整十五年，江小燕后来说：除了管过傅雷那一次闲事，自己无所作为。1979年的四月，那个昏暗的年代已经远去，傅雷先生的儿子傅聪回国，当他得知自己父母的骨灰还保留了下来，不禁感动不已，于是和自己的胞弟傅敏四处打听这位陌生的好心人，但是江小燕行事极其低调，傅敏始终未能如愿。最早见到其本人的唯一一个采访者，估计只有叶永烈先生。1979年追悼会后，傅聪手抱骨灰盒，傅敏手捧遗像，前往公墓
叶永烈先生在撰文中提到，江小燕拒绝采访，对当年的事也不愿多谈，觉得小事一桩，不值一提。再三恳求下，江小燕才同意谈一谈，但前提有个要求，她对叶永烈说：“我的心是透明的，容不得半粒沙子...请不要透露我的名字，我淡于虚荣！”于是，公众得以知道了一些尘封的旧事。此后，叶永烈和江小燕成了好朋友，一直保持联系，同时恪守承诺。自傅雷追悼会后，傅家人就一直寻找江小燕，总想找机会报答她
1997年10月，傅敏夫妇来上海，通过叶永烈先生的关系，终于见到了恩人江小燕。傅敏提出合影一张留念，但被江小燕婉拒了。叶永烈说：“她从来不让我拍照。这些年，她唯一答应我的要求，是允许公开她的姓名——江小燕。”对于傅家的感谢之情，江小燕退避三舍，淡然处之，百般推却下，仅仅出于礼貌接受了一张傅聪寄给她的音乐会门票，音乐会结束她就默默离去。江小燕最后一次详实地道出为何保存傅雷的骨灰一事，是在1998年刊登于《书屋》的一封信，其中谈到内心感受的一番话，令人肃然起敬：我记得，也未曾对傅家的人写过什么，这根本没必要。我既然能在他们恶运覆顶之际为之申诉，当然也能对他们今天的家声日隆视若无睹，这往往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看看那变幻如云的世事吧！若不能解决灵魂的归属问题，那么，得到再高的名，再大的财，都是空的！让人欣慰的是，1985年秋，江小燕终于圆了大学梦。彼时她已经46岁了，但仍热血澎湃，报考上了上海第二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班。两年后，她拿到了本该在一九六二年就应该拿到的本科文凭。就职于上海电视大学总部编辑室，任报纸副刊编辑。后又调入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当老师，直到一九九四年退休。回首人生，十九岁困守在家，三十四岁参加工作，年近五十考大学，什么都比别人晚一大截，就连恋爱成家，也因为“性质”问题在大好年华中错过了，所以她终身未嫁。江小燕说：“多少年来，我的努力，我的挣扎，真是一言难尽。”但她仍然一再强调，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并未后悔，因为一个人内心的平安是任何名利所换不到的。许多年后，再谈当年的非凡之举，江小燕将自己评价为——一个自己吃饭问题都无法解决的一介草民，却想为他人的冤屈一振细臂而呐喊！至于那封写给总理的小民告信，她自嘲道：“我很幼稚，很单纯，是吧！”人性都是有一好一坏两面的，但坏的一面，从未如此集中地暴露在一个时代——知识分子苍白失血，文人风骨荡然无存，热血青年疯狂破坏，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却怀揣一丝微光，照亮民族良心，伸张世道正义。后来，这位勇敢女性，单身住在上海远郊，闲时绘画，兴时书法，或诵诗词，亦奏音乐，过着与世无争的平淡生活。她有一句奉行一生的处世格：
我今天才知道，我之所以漂泊就是在向你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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