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丨林佳 王其亨：《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与中国建筑遗产修缮事业
梁思成于1935年为曲阜孔庙修缮工程编制的《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是我国古建筑修缮设计方案的最早蓝本，对中国遗产保护事业影响深远。华南理工大学林佳老师和天津大学王其亨教授为《建筑史学刊》2021年第2期合作撰写《〈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与中国的建筑遗产修缮》一文，对“孔庙计划”的时代背景进行了全面梳理，深入挖掘了梁思成编写“孔庙计划”之前营造学社的相关学术积淀，并重点揭示了“孔庙计划”作为中国文物建筑保护与修缮的“划时代的教科书”“最严正的典范”的重大意义。作为探讨“孔庙计划”及梁思成文物建筑保护与修缮思想的专文，这篇文章对更好地认识与理解梁思成文物保护思想及对该学科的历史贡献具有重要价值。
《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与中国建筑遗产修缮事业
林佳 王其亨
梁思成于 1935 年 9 月发表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一期曲阜孔庙专号）的《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下文称“《孔庙计划》”），是我国第一部体例完整且具现代保护意义的建筑遗产修缮设计方案。80 多年过去， 现今虽有遗产认识、勘察深度和修缮技术方面的进步，但就保护框架整体而言仍未超出其当初的考虑，后世学者誉之为“带范例性质的划时代著作”，绝不为过。《孔庙计划》的“划时代”不仅体现在其穿越年代的持续影响，面世之时，其所展现的理念、内容、体例、方法在国内前所未见，不仅针对孔庙工程，且是完善国家遗产体系的有意创设。
梁先生对孔庙工程极为重视。1935年1月，他接受内政、教育两部委任，随即开始准备，赴鲁工作前已对庙宇问题有准确判断。同年2月18日，即元宵节当天，梁先生抵达曲阜开始工作。完成第一轮初步勘察后，旋即架起脚手架进行第二轮的详细检查，其后营造学社社员莫宗江先生及山东建设厅技术人员又在现场进行了半个月的详细测绘，并拍摄照片数百张。同年7月1日，梁先生到济南汇报成果并获赞誉，设计工作结束。该项目历时近半年，是梁先生在学社工作期间费时最多的任务之一，成果内容 和篇幅也远超学社此前工程。《孔庙计划》是《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中罕有的专号之一，后更单独刊行。受到如此重视不仅因为其集学社历年研究及工程经验之大成，需着力发表；也不仅因为其篇幅较大，需独立成册；更多的是因为“孔庙修缮”这一事件的特殊性质和建筑遗产保护的时代要求。
一 时代的答卷
1 国家工程
梁先生接受该工作之初即面临巨大压力。儒家思想的废留在辛亥革命后历经长期、激烈的多方争论。直至 1934 年，国民政府通令尊孔，将其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结合，成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及团结国民的思想武器。1934 年，国民政府在曲阜举办了“前所未有”的隆重祭孔仪式，并出台孔庙保护法案，地方祭孔与修庙也广泛开展。作为国家价值观所系的曲阜孔庙，其修缮工作早被各方关注。1934年9月，日本人多次邀请“衍圣公”孔德成赴日主持东京孔庙祭典一事曝光后，尊孔修庙更成为保护文化正统的迫切需求。1935 年，国民政府正式接手修庙工作，决议由行政院牵头，主管遗产保护的内政、教育两部落实，山东省政府协助，开展孔庙大修。一直悬而未决的巨大费用，则举全国之力筹集，当时的国家首脑更以身作则，带头捐款，竭力推动。
在此背景下，朝野内外对修缮工程极为重视。1934年末，内政、教育两部合聘“对于古代建筑有经验学识之建筑专家”主持工程。两部高级官员为此多次北上济南，始终其事。山东省府相关部门则设处办公，以专人全程配合梁先生完成工作。各方媒体在修庙事项尚在酝酿之时已开始详细追踪，仅《申报》的修庙新闻中言及梁先生者就达15条，甚至在往返济、曲的专员车上直接对其进行采访，从修庙事务、专员动向至梁先生资历、勘察经过、修缮原则、工程策略、建材选择均深入报道。
与隆重的官方修庙工作并行的还有社会的各种声音。如果说关于儒家本身地位的争论尚未立时产生影响的话，修庙所需的庞大开支则成为各方质疑的实际焦点。这笔款项除中央直拨、地方政府分摊及各界捐款外，大量还来自社会的摊派，为此国民政府甚至从各级院校毕业证书费用中收取，影响之广可想而知。梁先生需考虑的因素仍不止此，他还要面对如“彩画采用国产颜色，并需代表时代精神”等时代的要求；以及“梁任公之长公子”“对于东方古代建筑极有研究”等对其个人身份及能力的极高赞誉所带来的压力。显然，作为国家工程的设计方案，《孔庙计划》必须具备极高质量，才能直面该时代怀不同评价标准及期待的各方审视。
2 历史使命
虽负巨大压力，梁先生却未保守行事。相反，面对当时的遗产保护困境，他想到的是更广阔和深远的问题。
孔庙修缮受到重视，主要因为政治需求和儒家思想的巨大影响，其建筑价值却鲜被提及，该工程的“保存古物” 意义也仅被一笔带过。尽管至1935年，国家的保护法规已将“建筑”列为保护对象，和历史上仅保护宫殿、陵寝、祠墓等少数建筑的情形相比已大为改善。但是，当时世人眼中的古建筑仍只是“老房子”，并因观念转变带上“迷信”的色彩，对其的审美意趣也由于西式建筑的风行大打折扣，与现今“法定的保护对象”“有突出价值”“民族遗产”的普遍认识相去甚远。仅举一例便可证明：发生于孔庙修缮前不久的“唐塑保护运动”，主事者包括了教育部、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的成员，均为“保存国粹”的中流砥柱。然而，该运动的重心只在保护甪直保圣寺中的唐代塑像，对容纳塑像的北宋大殿未置一词，在日本人大村西崖明确指出该建筑年代及价值后也无保护行动，大殿终完全坍塌。可见，即使是当时的有识之士，对古建筑的价值也缺乏应有的认同。
事实上，列入保护名录的古建筑，其修缮在当时也无原则和标准。1935年，国民政府颁布的《古物保存法》及其相关细则规定了保护对象及基本保护措施，解决了“保什么” 的问题。但该法重点在于可移动文物，涉及建筑的仅有只言片语，尤其是对当时建筑遗产普遍面临大修的问题，未设置相应的修缮原则与技术标准加以规定和管理。事实上，民国前的国家保护法规，只有1909年清代的《保存古迹推广办法》曾明确修缮原则，其余均无提及，只在地方法规中有零星出现，更谈不上修缮的设计要求和技术标准。
孔庙修缮之时，建筑的维护修缮由工匠主导，工坚料实、焕然一新是固有思维。该模式不使用设计图纸，无明确标准和量化施工要求，凭经验解决问题，做法及结果因主持者不同而差异较大。1934年长陵修缮，作为主持的北平工务局只拟定大体策略，实施全部交由厂商。从投标结果看，报价最高者超出最低者近50%，厂商各施各法，各显神通，方案差异极大（图 1）。
图1 修缮明长陵工程标价表
当时的古建筑虽被确认为遗产，但未真正获得遗产应有的待遇。
改善的契机来自现代设计制度的引入。孔庙工程时，设计制度开始进入修理重要古建筑的领域。故宫角楼、文渊阁、万春亭修缮由营造学社绘图设计，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也曾聘请刘敦祯、杨廷宝负责周公测景台的工程。1935年，旧都文物整理计划实施，其制度设置中明确由设计师勘察及设计绘图，并强调施工方必须按图施工，不得擅自更改。我国古建筑修缮主导权，开始从传统工匠转到受过现代建筑学训练的建筑师手中。至此，创设国家遗产修缮体系已有工程制度基础，缺少的就是科学的修缮理念及相关技术标准，以及可供参考的范例。
孔庙修缮正是良机，作为国家工程的设计方案，又得官方主管部门认可，《孔庙计划》势必成为同类工程的参照，无疑具有极大的示范意义和广泛的社会影响。这就不难理解，梁先生在《孔庙计划》绪论开篇即以宣言式的口吻，强调现代的科学修缮理念及其与传统修缮“两千年以来根本不同之处”；并详尽考证孔庙的过往，突出强调其“伟大”的价值；同时以前所未见的完整体例，全面考虑了孔庙从研究、修缮、利用、管理到宣传教育的保护全过程。
3 学术储备
面对规模宏大、价值突出、问题复杂的孔庙建筑及国家的期待，营造学社与梁思成有足够的学术储备迎接挑战。
清末，朱启钤主管北京城市建设工作，开始着意研究古建筑，创立中国营造学社。梁先生进入学社后，首先掌握明清官式建筑的基本特点，后拓展至唐、辽、宋、元等多个朝代，对中国古代建筑风格、美术特征、建筑形制、结构法则等开展了量化分析及深层次研究，并结合当时前沿的国际建筑观念，以及现代力学知识对各时代建筑受力体系与建构方式的分析结果，形成了对我国各时代建筑的评价标准，使学社具备了对古建筑的认识和评价深入至构件、材料的现代学科基础。
与此并行的是修缮理念研究。1931年，营造学社以“在美术方面，应以保存原有外观为第一要义。在结构方面，当求不损伤修理范围外之部分”的原则主持故宫角楼及其后其他重要建筑的修缮。1932 年，梁先生提出“保持现状，恢复原状”的修缮理念，并明确其运用原则。1935年，梁先生通过杭州六和塔修缮方案，系统展示科学的古建筑“原状”推断方法。至此，我国现代古建筑修缮理念基本成型。
新的认识和理念需要匹配落实手段，学社在持续的修缮实践中形成了科学的修缮设计机制与技术手段。自1928 年刘敦祯先生主持修缮南京栖霞寺塔开始至1935 年孔庙修缮，学社逐渐形成以下原则和做法：
1）超过传统精度和深度的前期勘查，形成整体与局部、普遍与重点、外部与内部相结合的观察方法，重点部位则要求拆开局部深入观察。
2）通过摄影及测量绘图，精确量化记录现状问题。
3）针对病害，引入现代材料力学计算方法，将歪闪、形变等结构安全问题准确计算（图 2），梳理病因，以此确定解决办法，从根本上消除病害。
4）通过分部分料的拆解，借助文献和《营造法式》对照的研究法，分析建筑各部分构件、装饰的年代及风格，以进行“原状”推求，并据此评判建筑各部分的价值大小，决定其去留，进一步细化修理或拆除修复的策略。
5）依据外观风貌和内部结构保留要求的不同，确定修缮技术，并确定使用新材料、新工艺的部位与做法，将风貌保护与结构加强区别对待。
6）以图纸指导施工，将病害及修复方法在图纸中直接标注，准确定位，确保施工与设计的精准对接（图 3）。
7）以科学合理的程序和制度保证研究工作的进行。
图 2 故宫文渊阁木构件计算
《孔庙计划》的拟就无疑得益于学社学术研究、工程经验积累带来的种种好处，其成功是建筑史学、保护工程学初步成熟的时代体现。
二 划时代的教科书
《孔庙计划》是我国古建筑保护修缮可利用的范本，并在其后的文物整理工程中严格实施，因而被后来的保护界奉为圭臬，遵从学习。今日的修缮工作虽因遗产认识、修缮观念及勘察技术的发展而不断进步，但其包括体例、理念、做法在内的总体框架仍受到《孔庙计划》跨越时代的持续影响。
1 科学的保护理念
1. 思虑完备的保护体系
《孔庙计划》共计四部七章，修缮部分包括工程背景、修缮思想、建置沿革、修缮历史、法式风格、现状及病害、修缮做法、施工说明、施工图纸和工程概算等，附带资料则包括孔庙的相关史料、碑刻记录、明代营造尺与公尺的比较等文献资料及研究成果，同时配有大量的设计图纸和现场照片。此外，《孔庙计划》还包括孔林、颜庙等遗产及其环境的修缮整理与管理维护，更进一步考虑了上述遗产的利用规划，提出整理兖州火车站至曲阜道路，修建曲阜县城干道和孔庙至孔林道路，并新建新式旅社。梁先生还将利用规划正式计入工程经费概算，凸显其重要性（图 4）。
图 4 孔庙工程概算
《孔庙计划》虽称修缮设计，但内容却不限于修缮事务，而是对曲阜孔庙及其周边遗产的全面整合和全过程保护。若按今天《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2015）：“保护是指为保存文物古迹实物遗存及其历史环境进行的全部活动”，包括了“研究、评估、记录、管理、监测、宣传、合理利用”的工作内容，《孔庙计划》几已完全达到标准。
最先受到《孔庙计划》影响的是旧都文物整理计划（以下称“文整计划”），朱启钤、梁思成、刘敦祯既是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委员，又是其技术审查负责人。工程主持建筑师杨廷宝是学社社员，与梁思成关系密切。负责施工的营造厂及工料供应商，其掌柜亦为学社社员，自然，文整计划是实施学社修缮理念的最好平台。这一时期文整计划的修缮方案与《孔庙计划》的修缮部分非常接近，同样包括研究、现状勘查、修缮设计、施工说明、设计概算等，呈现出与此前北平工务局主持的长陵工程（1934 年）迥异的机制和做法。1949 年后，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改名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下称“文整会”），作为当时全国唯一的古建筑专业修缮机构，负责建国初期全国重要古建筑的修缮及人才培养，参与古建筑保护、修缮机制的创建，将此做法带到全国。1963年，此做法首次写入保护法规，即《革命纪念建筑、历史纪念建筑、古建筑、石窟寺修缮暂行管理办法》，正式成为文物建筑修缮的国家标准。1986年《古建筑、石窟寺等修缮工程管理办法》，2003 年《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2013 年《文物保护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要求》，虽在内容深度和技术要求上进一步完善，但基本精神与内容要求并未超出《孔庙计划》的范围。
2. 影响深远的修缮理念
就当时而言，大量古建筑遭受随意修改是保护中的最大问题。因此，《孔庙计划》首先强调的，并不是上文提及的全过程保护，而是科学的修缮理念。梁先生开篇即提出：
“以设计人的立脚点上看，我们今日所处的地位，与两千年以来每次重修时匠师所处地位，有一个根本不同之点……今天我们的工作却不同了，我们须对于各个时代之古建筑，负保存或恢复原状的责任……不能像古人拆旧建新。”
由具备科学保护观念的设计师而不是老派工匠主导工程，采用“保存或回复原状”科学的修缮原则而不是拆旧建新的传统做法，梁先生这革命式的主张有深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1931 年，营造学社在故宫角楼、文渊阁等的修缮中，使用“修理旧建筑物之原则，在美术方面，应以保存原有外观为第一要义。在结构方面，当求不损伤修理范围外之部分”的原则对建筑进行了内、外及美术、结构的划分，以不同修复策略分别对待，突破了我国传统虽名为“复还旧观”“保持旧貌”，实际不了解建筑本体，无具体实施对象和策略的旧习，并初步体现了“最小干预”的思想。1932年，梁先生进一步提出“保持现状，恢复原状”的理念，将建筑分为现存的“现状”和初建时的“原状”来对建筑物年代信息及风格特征进行评价并指导修缮，明确 “以保存现状为保存古建筑之最良方法，复原非有绝对把握，不宜轻易施行”的运用法则。1935年，以杭州六和塔修缮为契机，梁先生展示了以现状调查为基础，通过文献比对，时代、地域相近建筑比对，类型相近建筑比对，结合营造著述推断的综合研究，推断古建筑“原状”的方法。
“现状”“原状”的提出，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古建筑修缮的思想。梁先生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为古建筑状态描述引入时间和价值的概念，他用“现状”这一新词，代替当时与之含义相同且普遍使用的“原状”，并改变“原状”的传统理解，赋予其新的意义，将其定义为“建筑物初建或某时期重建后的状态”。
“现状”的引入和“原状”的重新定义，使古建筑的修缮增加了分辨“现状”、研究“原状”这项决定性的研究工作。其中，“恢复原状”是核心的要求，即通过研究，理解、评判古代建筑，揭示其价值与后改的不足，并通过修缮工程实践，存精去芜，还原、增益其价值，使其重新展示建筑遗产的光辉，是“整理国故”盛行时代的绝佳实践方法。此工作既需直面学术挑战，其结果又对国家文化有所贡献，无疑极具激励效应，且颇带神圣的光环。其一经提出，即为各方接受，成为后来的学者孜孜不倦追求的 “最高目标”。
最先采用该理念修复的是上海龙华塔，1953 年由上海市工务局主持，拆去清代添加的外檐，恢复至南宋的风格，可说是梁先生六和塔计划用于实践的案例。示范效应最大的当属正定隆兴寺转轮藏修缮。1954年，在国家文物局主持的讨论会上，当时主要的建筑史家和保护工作者几乎一致通过采用“恢复原状”的方法，并于 1955 年由文整会主持实施，成为第一个由中央文物部门主持实施的早期建筑复原工程。其时正值我国第一、第二批古建筑专业人员在京培训期间，此观念及做法迅速影响全国。1961年， “恢复原状、保持现状”被写入《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成为我国建筑遗产修缮的法定原则。1973年的南禅寺大殿工程，则将此理念的应用推至高峰，成为各方效仿的典范。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将“恢复原状、保持现状”的修缮原则改为“不改变文物原状”，“原状”定义也修改为：“不是指文物建筑最早营建时的原状，而是指建筑物最初发现被确定为文物保护对象时的‘现状’。”此后，国际保护思想的传入不断充实其内涵， “原状”一词的使用却始终不改。至2015 年《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及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尽管其内涵已变为“文物古迹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及其体现这种价值的状态”，梁先生“原状”的核心思想仍大部分得以保留。
梁先生所处时代，古建筑的价值在于其初建时状态显示的信息，且强调风格的统一性。如今，风格统一不再是最高目标，历史信息的评价也不仅在“古”和“原”。但无论价值观如何改变，追寻“原状”，仍是研究认识、揭示古代遗产价值的过程，现代精神与梁先生的思想并无二致。
2 “最严正的典范”
梁先生当然不会仅就理念而侃侃空谈。《孔庙计划》针对孔庙的具体情况，在上述原则指导下，提出了科学、合理的实施方法，且具高度的可操作性和可参照性，因而被当代学者评价为：“（《孔庙计划》）是实施这些原则的最严正的典范。”虽因时局关系未能实施，但其在同年的天坛工程中得到全面体现，成为建筑遗产修缮理念和实践的源头。
1. 研究优先和程序正确
在科学的修复理念下，研究成为修缮工程的基础。梁先生对研究工作极其重视，他对“几乎每座建筑”都做了考证，《孔庙计划》中“孔庙建筑之研究”专章所占篇幅，并不输于修缮设计方案，强调以研究成果作为设计的基础：
“设计以前须知道这座建筑物的年代，须知这年代间建筑物的特征。”
“要知道各殿宇的年代，以便恢复其原形。”
《孔庙计划》中处处可见对孔庙建筑的价值判语，以及对其建筑年代、形制、风格和原状的推断：
“大成殿的构架虽平淡无奇，却极简洁整齐。”
“（同文门）至民国二十二年新修，彩画俗劣。”
“由形制上看，其额枋、斗栱、平板枋，乃至瓦饰，都非若清式之肥笨，显然是万历原建无疑。”
“（阙里坊）就形制论，柱额当是元构，而斗栱以上则最早不过明中叶也。”
为充分保障研究工作及其成果的落实，必须设定科学、合理的程序。《孔庙计划》绪论的最后一段明确提出：“本文下篇计划书部分只是一部最初的初稿。修葺古建筑与创建新房子不同，拆卸之后，我们不免要发现意外的情形，所以不唯施工以前计划要有不可避免的变更，就是开工以后，工作一半之中，恐怕也不免有临时改变的。”保护工程中，开始的勘测不可能全面和完善，随着建筑的拆开，将有更多问题出现，修缮设计必须因应问题变化，不可以初始计划施工到底。因此，研究必须贯穿工程始终，每一步都依照研究结果来变更设计计划并指导下一步施工，不断重复“研究—实施—发现问题—研究—实施”的实施程序。研究优先和程序正确，正是《孔庙计划》体现的核心精神。
该观念在天坛工程中被忠实执行。天坛工程设定了由营造学社做顾问、基泰工程司和营造厂商共同完成的工程机制。上文已经提及，上述三单位的负责人均为学社社员，为研究工作的开展和工程质量带来程序和体制上的保障。
学社在天坛工程中开展了细致地现状勘察和研究，包括每处建筑的病害状况、历史沿革、价值要素、形制原状等。其中，根据单士元先生的考证，工程复原民国期间错误拆除的两座望灯；原样更正袁世凯称帝时乱修的铺地形式；将民国初期篡改的彩画按更正复原等。对于工程中的重大问题，如彩画的保护与修复，梁先生与基泰总工程司杨廷宝先生也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探讨。作为设计方的杨先生，也得与施工方充分交流，使研究成果和设计方案高质量落实（图 5）。
图 5 天坛修缮工程主要人员合影（左一恒茂木厂大木匠师马进考、左二刘敦桢、左三梁思成、右一基泰工程司老板关颂声）
研究优先与程序正确的观念被保护工作者广泛接受，天坛工程后的文整计划将勘查研究作为工作重点。新中国成立后，古建筑研究成为修缮工程文本的首要内容和工作重点，并于1963年正式写入法规，沿用至今。《孔庙计划》编成逾60年后，融合东西方修缮理念形成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开篇亦刻意强调程序正确的观念：
“价值评估应当置于首位，保护程序的每一步都实行专家评审制度。”
“研究应当贯穿在保护工作全过程，所有保护程序都要以研究的成果为依据。”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涉及研究及程序之语，遍及全文。令人不得不佩服梁先生之超前识见，亦令我们充分了解到，现今成熟完善的保护理念，绝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2. 理念超前的保护技术
“保持现状”“恢复原状”的理论渊源无疑在西方，是梁先生融合东西的结果。但在实际修复的运用中，东方建筑遗产的建造特点和独有价值常令上述保护原则无法全面体现和执行。为此，梁先生在《孔庙计划》及天坛修缮中，通过内外区分、主次有别、尊重国情的价值判断和技术选择，解决了西方理论应用于中国建筑实际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形成包括落架大修、彩画重绘、瓦顶重铺、新技术新材料运用等策略和技术。
梁先生以现代力学分析古建筑结构、传统材料及其使用方法，依据研究成果，他在修缮中大量使用新材料、新技术弥补原做法的不足，为古建筑的保护引入更科学、现代的技术（图 6）。但对新材料的使用，梁先生设置了严格的规范：“在不露明的地方，凡有需要之处，必尽量的用新方法、新材料……以补救旧材料古方法之不足；但是我们非万万不得已，决不让这些东西改换了个殿宇原来的外形。”该原则要求外部严格保护原外观风貌，内部保证结构安全，形成内外不同、区别对待的保护策略。承重体系主要价值在结构安全，且其在建筑内部，对建筑及其组群风貌问题影响甚微，采用新材料加固方式有效地解决了结构问题，且不对建筑风貌产生影响，完美地解决了风貌保护和加固的问题。
图 6 《孔庙计划》中使用新材料加固木料的方法
而关系到外观和风貌的保护，则复杂得多。其中最突出的是古建筑彩画的修复。
有别于西方建筑普遍用于内部、主要作为装饰之用的壁画，中国建筑的彩画具备多种价值，使其修缮成为难题。如要保留其艺术、历史价值就必须保存原有画作，但其作为木结构保护层的价值将无法保证。如重新绘制，那么彩画原有的历史信息就会消失。两者均只能保留彩画的部分价值，且相互排斥。这也是西方理念在中国保护实践中碰到的主要难题。为此，梁先生对彩画价值进行分类评估，分清主次，理性对待：
“彩画之基本功用在保护木料而延其寿命，其装饰之方面，乃其附带之结果。”
“修葺的原则最着重的在结构之加强……而且油漆的基本功用本来就是木料之保护。”
他认为，古建筑的保护最重要的是保证结构安全，而彩画最重要的功能是保护木结构，其次才是装饰作用。但是，彩画毕竟具有重要艺术价值，不可轻易毁去。而实物勘察结果显示，绝大部分殿宇的彩画都是外檐损毁严重，内檐则保护得相对完整。据此，《孔庙计划》与天坛工程制定了针对内外檐彩画的不同保护策略：外檐彩画根据原状重绘，内檐彩画则尽量保存，脱落缺失部分根据原状补绘，此前因不当修缮而导致与原状不符、效果拙劣的也可根据建筑内檐彩画重绘。
有选择地重绘，尽量保留原物的做法，不但保护了外檐木结构，保护、恢复了建筑及其组群的整体风貌，又大量保留了无需为结构提供保护的内部彩画，最大限度保护了建筑的整体价值，同时为科学研究、复原外檐彩画提供方便，更延续了彩绘的工匠队伍，成功解决了科学理念与实际情况相矛盾的问题。
该方法被其后的保护工程一直沿用，围绕其理论正确和改进方法的思考也从未间断。我国保护界致力于尽量保护已有彩画，发展出包括现状保存、表面封护等物理、化学保护法，但只要确定原彩画无法保护，则坚定采用重绘的方式。西方保护界依据其室内壁画的保护理论和实践，早期并不认可此方法。随着东西方保护界交流的深入，文化多样性原则的广泛认同，特别是拥有同源遗产及相似修缮方法的中日韩三方努力，西方保护界逐渐认同在文化多样性下，保护方法应该根据遗产特点而有所不同。1992年的《奈良文献》，从理论上明确了这一观点。2007 年的《北京文件——关于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与修复》，则以专章明确彩画重绘的合理性，使之无论从理论还是操作层面均得到东西保护界的一致肯定。同时，原来饱受质疑的包括落架大修、瓦顶重铺等做法，也逐渐被国际保护界认可。
早在1935年，梁先生已突破了西方保护理论对中国遗产修缮的限制。《孔庙计划》和天坛修缮提出的保护策略和技术，仍是当今保护工程的核心内容，体现了梁先生超前的保护意识和技术运用能力。
3 教科书式的设计文本
《孔庙计划》的影响远不止上述内容。作为完整设计方案的最早蓝本，其研究方法、文本本身及编撰表达已是教科书式的标准和示范。
《孔庙计划》着重提出研究的方法，梁先生使用“由结构及历史两方面着眼，以法式与文献相对照，以定其年代”的方法开展勘查和研究，他又以现代建筑科学对庙宇承重结构进行勘查、计算和分析评价，探求损坏原因并拟定修缮策略：“在结构上，徒然将前人的错误（例如太肥太扁的额枋，其原尺寸根本不足以承许多补间斗拱之重量者），照样地再袭做一次，是我这计划中所不做的。”实际上是将文献、实物、结构计算等三种方法综合使用。
研究成果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孔庙建筑史略”（大事记），第三部分“曲阜孔庙建筑年谱”（建设和修缮史）是文献研究成果。考证采用史料包括史书和相关人物传记、游记，以及地方志、孔庙及其他地方所藏的碑刻文字等，为文献研究提供方法参考与材料来源的提示。第二部分“孔庙建筑物之各个研究”为建筑现状及价值评估，梁先生充分利用文献研究成果结合西方艺术史的比对方法，整体描述各建筑后，又对其各部分年代、风格优缺点进行综合评价，为其价值判断提供极佳的操作方法示范。
另一重点是设计方案内容及其编辑体例方面，《孔庙计划》既有设计方案，也有施工说明，分章编制。梁先生以部位和病害的分类方法进行修缮设计，并将各建筑的修缮要求以相同的分类法详列（图 7），采用的是基于“分部分项”的西方工程设计逻辑，以图纸进行表达。施工说明梁先生则根据“分工分料”的中国传统修建逻辑编制，以文字说明。这样一来，设计师可基于设计制度要求完成方案编制和工程计价，总控工程；传统工匠也可基于设计中的材料表述，熟悉的材料、工匠分系原则，根据设计和施工要求进行估价投标，按要求施工，两者得以在同一标准下相互合作。这是梁先生将西方设计体系和表达方式应用于中国建筑修缮设计的初步尝试。
图 7 《孔庙计划》以部位及病害进行分类设计的方法
方法和概念外，《孔庙计划》的具体表达方法、编制格式、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案等更容易直接被其后的保护工作者学习采用。如群组建筑的描述方式，单体建筑的描述方式，图、照、文结合的说明方法，图纸的种类、表达的内容与深度，图纸标示病害的表达方法，通用说明与重点说明相结合的做法，乃至描述建筑状态、病害损伤的术语等，均被学习模仿，在其后的设计文本中，《孔庙计划》的身影处处可见。
三 结语
《孔庙计划》为古建筑修缮带来全新、科学的保护理念，其体例、内容、编制方法和技术方案，直接为修缮工作的各个重点做出示范，为后世保护工作者所遵循学习，对中国建筑遗产修缮工作影响至深。作为“划时代的著作”，《孔庙计划》不仅是80年来古建筑修缮工程勘察设计的蓝本，也是建筑遗产保护史上对时代要求的积极回应。其出现不仅强化了古建筑作为“遗产”的身份，提高了正在朦胧觉醒中的保护意识，加深了政府、知识界及公众对遗产的了解和认可，且进一步完善了建筑遗产保护制度，推动了“保什么”到“怎么保”的保护体系的深化。
《孔庙计划》的出现得益于当时初具成效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得益于梁思成先生将西方建筑知识成功运用于中国建筑的研究实践。对于孔庙修缮，梁先生怀着向全世界、全中国展示中国传统建筑价值的宏愿，一如营造学社持续不断的价值展示和公众教育实践。在全面开放的今天，我们同样面临着相似的任务，不仅是研究挖掘，还需展示输出。
当年营造学社与梁先生的工作仅是开始，其了解的建筑遗产只是一小部分，相关理念也仅始建立。80多年过去，遗产观念日益深化，遗产种类早已超越学社所了解的范畴。遗产保护是开放性的话题，尽管保护和修缮理念大多源自学社，但其在基于不同地域和类型的遗产保护实践中早已多样化，相互间并不完全相融，甚至与梁先生的理念对立，更改、否定前人也成为常见现象。多角度的讨论和研究无疑是进步的基础，但理应首先站在前人的位置，充分了解其观念和思维方式，准确理解其理念和成果产生的环境与条件，作为古今对比的基础，并以此探究其划时代而不衰的原因，才能更好地吸收其经验与认识其不足，为今日所用。这也是纪念梁先生的最大意义。
作者简介
林佳，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讲师。
王其亨，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公众号图文有删节，完整阅读请参见《建筑史学刊》2021年第2期。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文标准引文格式如下，欢迎参考引用：
林佳，王其亨. 《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与中国建筑遗产修缮事业[J]. 建筑史学刊，2021，2（2）：4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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