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图片 直达购刊
《〈营造法式〉校勘记》是陶湘先生在1925年仿宋重刊本《李明仲〈营造法式〉》发行后，为匡正阙疑，遵照朱启钤先生嘱托，专程前往沈阳以《四库全书》文溯阁本校勘后写成，1934年12月刊于伪满《国立奉天图书馆季刊》第一期。然而，这篇关于《营造法式》版本校勘的重要文献，竟长期未能被学界知晓并给予应有的关注。为裨益学术研究，本文综罗相关资料，梳理该《〈营造法式〉校勘记》的来龙去脉，探寻其中彰显的朱启钤先生团结学社同仁，秉持“学术乃天下公器”信念，殚精竭虑，精诚治学的一代大家风范；以及虔心网罗年轻才俊，高风亮节地扶掖提携，奋力推进中国建筑史学光大于世界之林的道义担当。
不该被遗忘的陶湘
《〈营造法式〉校勘记》
A Should-not-be-forgotten Literature: The Yingzao Fashi Jiaokanji by Tao Xiang
王其亨 李梦思WANG Qiheng, LI Mengsi
自1919年朱启钤先生推出《石印宋李明仲〈营造法式〉》（以下简称丁本，图1）以来，几代学人勤勉校勘和解读宋《营造法式》（下称《法式》），已经赓续百年。对这一中国建筑史学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工作，朱先生曾言简意赅、语重心长地谈道：民国八年影印宋李明仲《营造法式》以来，海内同志景然风从，于是征集专门学者，商略义例，疏证句读，按图传彩，有仿宋重刊《营造法式》之举。嗣以清工部《工程做法》，有法无图，复纠集匠工，依例推求，补绘图释，以匡原著不足，中国营造学社之基，于兹成立。
其中提到的仿宋重刊本《李明仲〈营造法式〉》（图2），是朱先生委托杰出版本学家、刻书家陶湘先生（图3）组织众多优秀学者，竭力搜罗并审慎校勘各种传世相关文本，悉心影绘、镂版、印行而成，是中国版本学和印刷史上的精品，更是探析中国传统建筑奥秘不可或缺的经典，声名遐迩，世称陶本。基于《法式》非同凡响的价值和意义，一直以来，精益求精的校勘持续不辍；正因此，后学中也出现了对陶本校雠工作不足的质疑。典型如陶本刊行前夕，陶湘特撰《识语》，申言其“以文渊、文溯、文津三本互勘”；然而，现知《四库全书》的三种版本：文渊阁本、文溯阁本、文津阁本（下称文渊本、文溯本、文津本），都明确载有《法式》卷三“止扉石”及卷四“五曰慢栱”等条文（图4），却均被陶本遗漏。这样一来，略如日本学者竹岛卓一，20世纪40年代利用抄自文溯本的内藤文库本（下称内藤本）（图5，图6）校勘陶本，指出：“据此文溯阁本……进行校正的话，很容易文意就通顺的地方并不在少数。”傅熹年先生利用文津本校勘陶本，2020年6月出版《合校本〈营造法式〉》，其中也提到：“陶本是否真如陶湘所说的用三个四库本合校过，就很值得怀疑了。……可能只是进行了粗浅的初步核对，并未认真负责地校勘全书。”不过，与上述质疑相抵牾的是，有关文献曾反复强调，陶本确以丁本比勘四库本。例如1925年陶本刊行，后附陶湘《识语》申言：“以文渊、文溯、文津三本互勘，复以晁、庄、陶、唐摘刊本，蒋氏所藏旧钞本对校，丁本之缺者补之，误者正之，讹字纵不能无脱简，庶几可免。”1930年7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下称《汇刊》）第一卷第一册刊发阚铎《仿宋重刊〈营造法式〉校记》（下称《校记》）申称：“曾由武进陶君湘，以石印丁氏钞本，与文渊、文溯、文津三本互勘。”1930年12月，《汇刊》第一卷第二册刊载《英叶慈博士以永乐大典本〈营造法式〉花草图式与仿宋重刊本互校之评论》译文，后附阚铎《按语》申明：“一九二五年版重刊之动机，系因抄本即一九二〇年版……夺讹太甚，与四库本互校，颇多补正。……至原印图样，当时因钞本不如四库本之整齐工细，而文溯阁本，较文渊、文津两阁本更为晚出，其中图样亦往往较两阁本为合理，故此数幅系取裁于文溯，遂与一九二〇年版不同。”所谓“取裁于文溯”数图，即陶本三十四卷“五彩装栱眼壁”中的四图，英国学者叶慈（W. Perceval Yetts）曾将当时发现不久的英国藏《永乐大典》卷18244所载对应四图，比对丁本、陶本，肯定了陶本的抉择：“后者似较近永乐大典所绘为近也。”1933年7月，《汇刊》第四卷第一期发表谢国桢《〈营造法式〉版本源流考》（下称《源流考》）又强调：“（朱启钤）爰属武进兰泉先生湘取文溯本，暨吴兴蒋氏密韵楼本、丁氏本，互相勘校。”同期《汇刊》则在《本社纪事》回溯：“本社朱桂辛、陶兰泉二先生，于民国十四年以四库文溯阁、《续谈助》、上海徐氏商务石印丁氏诸本互校。”可证以上记载并非虚语的是，傅熹年先生长期致力于《法式》校勘研究，集大成之成果《合校本〈营造法式〉》于2020年6月付梓，在卷三“水槽子”“马台”两条目中，傅先生按语指出“陶本据四库本补入”，此四库本当指文津本。笔者就此阅检文渊本以及前述抄自文溯本的内藤本，其中“水槽子”“马台”两条俱全，与文津本同（图7）。可见，陶本确曾参照四库本补充丁本所缺。2020年6月，天津大学杨朝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内藤文库本〈营造法式〉研究》，在详细比对陶本与文渊本、文津本及内藤本的图样后，得到内藤本与陶本的相似度最高的结论。这也正契合前引阚铎《按语》所说，陶本图样“数幅系取裁于文溯”。陶本曾经参照四库本校勘，显而易见。然而，所参文本卷帙浩繁，且时代隔膜，术语艰涩，比勘之中，淆讹罣漏难以尽除，也是情理中事。为精益求精，1930 年4月阚铎受朱启钤先生委托，重校陶本、四库本及丁本，同年7月《汇刊》第一卷第一册刊发校勘成果，即前述《校记》，就曾记录改补陶本中的错讹夺漏字句共四十多款。随后，阚铎《按语》感叹陶本校勘任重道远：“吾人不得崇宁原本，仍不得为校勘之止也。”实际道出了朱启钤和学社同仁的心声！于是，按朱启钤嘱托，陶湘又特地亲赴沈阳，以阚铎未曾利用的文溯本，重校陶本，撰就《〈营造法式〉校勘记》（下称《校勘记》），1934年12月，被伪满《国立奉天图书馆季刊》（下称《季刊》）创刊号刊发（图8）。检阅该《校勘记》，清楚的是，陶湘校雠缜密，远胜阚铎，除发现文溯本缺失共五页，重复一页、颠倒两页而外，还检出歧异或未见于陶本的字句共一百四十二款，包括前述陶本的重要遗缺，即卷三第九页“止扉石”条，以及卷四第三页“五曰慢栱”条。这也表明，陶湘的《校勘记》理应比阚铎的《校记》晚成；也就是说，陶湘赴沈阳以文溯本重校陶本，应在1930年7月之后。陶湘《校勘记》被刊，《季刊·编辑例言》特意强调：“宋李诫《营造法式》，自武进陶君兰泉影刊后，始行于世。往岁，陶君过奉，复以文溯阁本详为对勘，校其同异。兹特刊布以饷读者。”该刊末页《编辑者言》又指出：“至于《〈营造法式〉校勘记》，虽非馆员之作，亦与本馆藏书有关，故并载之。”其中的“往岁”等语，极其含混，只能泛解为“过去”，却难明何年何月何日；至于文稿从何而来，更讳莫如深。不过，按该刊《馆务要录》，与《校勘记》同时刊布的，还有历时五个月整理而成的《故阚铎氏寄赠书目》，或许透露了个中隐秘：即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阚铎退出学社，赴任奉天铁路局兼四洮铁路局局长，1934 年3 月15日去世；奉天图书馆整理其死后“寄赠”或“捐赠”的书目，被阚铎夹带其中的陶湘《校勘记》等旧稿或副本，也应同时被捡出并迅即刊布。与阚铎不同的是，“日本侵华后，陶湘不受利诱，拒绝与日伪合作，表现了他的民族气节”。准此，“九·一八事变”后，陶湘再无可能前往沈阳。则他以文溯本重校陶本， 完成《校勘记》， 只能在1930年7月到1931年9月中旬前。也就是说，陶湘发现陶本重要遗缺“止扉石”“慢栱”等，要比学界一向熟知的故宫本的发现，至少要早两年之久。陶湘比勘文溯本完成《校勘记》后，继而勘验时在北京故宫的文渊本和北平图书馆的文津本，理当轻车熟路、水到渠成。然而，沉寂两年，学界等来的，却是1933年3月陶湘“亟以相告，惊为奇迹” 的新发现，即清初影钞宋本《法式》，世称故宫本（图9）。图9 陶湘于1933年所发现故宫本（上），其行款格式（下左）契合傅增湘1924年发现绍定本《法式》残页（下右）朱启钤先生迅即组织校勘，同年7月蒇事，《汇刊》第四卷第一期《本社纪事》就此发文《校勘故宫本及文津阁本〈营造法式〉》，郑重介绍：本社整理《营造法式》一书，除前述调查实例、另绘新图外，于版本校雠，亦未忽视。本岁三月，陶兰泉先生于故宫图书馆发见抄本《营造法式》一部，原庋南书房，行数、字数、体裁，与宋绍兴本残页像片一致，除卷六小木作制度，脱第二页全页外，其大木作“慢栱第五”一条，全文俱在；大木间架诸图，与彩画花纹颜色标注等，异常精审，能与书中原则大体符合，当为抄本中最善之一部。此前两月，即1933年5月，陶湘耗时七年编就的《故宫殿本书库存目》（下称《存目》）由故宫印行，其《弁言》谈到了中华民国15年（1926）在故宫寿安宫新设“故宫图书馆”及其用意，实际也说明了故宫本原庋南书房，1933年3 月却会在此被他发现的根由：民国十五年丙寅，整理故宫文物，设图书馆于寿安宫旧址，聚内廷所有书籍而储之。其宋元明旧本或旧钞者，为善本书库；明以下普通各书……但与内廷有关者，均归之为殿本书库，即武英殿库之遗意也。编兹书目，一以殿本书库之有无为断，名曰《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以备览者参稽。（图10）图10 1933年付梓的陶湘《故宫殿本书库存目》书影《存目》还载有故宫图书馆馆长傅增湘先生（图11）专门撰写的《题辞》，申明了特聘陶湘编订《存目》的原委，以及陶湘宵衣旰食、卒底于成的艰辛：余以（陶湘）君雅善鉴藏，因修函延君任以编订之事。嗣是继主馆职者，锐志经营，积月累年，连车叠箧，手胼足胝。自文渊阁、摛藻堂而外，举三殿、六宫，御园书房珍藏陈设之书，锦帙牙签以千万计，咸聚此（寿安宫）连栋之中，而规模因之大备。君方旅居津沽，或累月一至，或一月再三至，至则提囊载笔，犯风雪冒炎歊，徒步走神武门，经西长街，坐寿安北殿中；手披目玩，凌晨而届，日昳而出，时而饥疲，或挟饼饵与小史走卒杂坐食饮，而不以为苦。盖厉精焠，掌阅五六寒暑，乃条别而类居之，卒底于成，可谓艰矣。（图12）由此可见，发现故宫本，偶然中也有其必然！毋庸置疑的是，其中既包括傅增湘先生慧眼识才，更包括陶湘先生早前勤勉校勘并刊行陶本，继而比勘文溯本发现其重要遗缺，以及由此形成的敏锐鉴识力。所谓“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头脑”，洵非虚语也！前引《汇刊》第四卷第一期《本社纪事》发文《校勘故宫本及文津阁本〈营造法式〉》，在介绍故宫本的发现及其价值的同时，还着重概括了相应的校勘工作：又热河文津阁四库全书，抄录最晚，校勘最精，现藏国立北平图书馆，所收《营造法式》一书，脱简与讹误较少，卷三十二天宫楼阁佛道帐，及天宫壁藏二页后，复有“行在吕信刊”与“武林杨润刊”题名各一行，疑当时直接录自绍兴本，惜所用宣纸过厚，致各图临摹失真，颇为遗憾。以上二书，经刘敦桢、谢国桢、单士元、林炽田四人详校二遍，于丁本、陶本文字，厘正多处。谢国桢参与校勘，特撰《源流考》，旋即刊载于同期《汇刊》，其中记云：至民国二十二年春，陶君编故宫所庋藏殿本书目，发现影钞宋本《营造法式》，行款格式与宋本相同，陶君亟以相告，惊为奇迹。乃由刘敦桢、梁思成、单士元诸先生，及桢等，用丁本相校，复取陶氏刻本与文津本及《续谈助》相校；其图样则用永乐大典卷一万八千二百四十四漾字韵《营造法式》卷三十四残本像片相校，可以补旧本不足者甚多。刘敦桢参与校勘，同年4月特地在自藏丁本扉页记有识语，记录这一胜事，其中更盛赞故宫本的珍异和精美（图13）：故宫图书馆藏抄本《营造法式》，原庋南书房，宣统出宫后，移藏文献馆，现归图书馆保存。……卷四大木作未脱慢栱第五一条，甚足珍异……余如图绘精美，标注详明，宋刊面目跃然如见，直可与伦敦《永乐大典》残本媲美，远非四库本、丁本所可企及也。……民国廿二年四月上浣，与谢刚主、单士元二君以石印丁本校故宫钞本，凡六日毕事。图13 刘敦桢1933年4月书于丁本扉页的故宫本校勘记依据故宫本进行的校勘形成丰硕成果。朱启钤先生迅即同陶湘先生商定，特地补刻了陶本先前最重要的遗缺，即《法式》卷四第三至十一页“幔栱”一条三行（图14）。应重视的是，依故宫本进行校勘，学社重用年轻才俊，前所未有。如刘敦桢时年36岁，梁思成、谢国桢皆32岁，单士元27岁。对比1925年陶本的汇校者，朱启钤与傅增湘时年皆53岁，陶湘55岁，阚铎50岁，罗振玉59岁，祝书元43岁，郭葆昌与吴昌绶皆58岁，章钰61岁，陶珙57岁。显然，依故宫本进行校勘时，担纲学社要务，即结合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测绘早期古建筑遗存，以解读《法式》的一代新秀，比前辈实在年轻得多！学社及时吸纳梁思成、刘敦桢等年轻英杰，成果迭出，也鼎新并升华了《法式》版本的研究，充分彰显了他们的独特优势。略如谢国桢《源流考》就强调指出：至本书图样，原于解释本书而设，工匠之事，其理至精微，非别为图解不能明也。……故工艺之有图，犹读史之有表，其用乃尤重于文字。……就大木作彩画作而言之：（一）大木作 丁本大木作制度，据梁思成先生研究，间架构造，误者不少，与故宫本相校，如卷三十一第五页，殿堂等五铺作本四柱，丁本乃多而成五柱，其谬殊甚。卷三十一，十三，八架椽屋乳栿对六椽，少一柱；又第二十页六架椽屋，错画安柱地位，少差分毫，其事卽不可应之于用。文津阁四库本图，似较丁本为胜，大木作间架亦不误，然其书为厚宣纸抄本，细部已失其本来面目矣。（图15）c）文渊本，大木作间架不误，附阶宋制乳栿两端月梁做法误为清官式e）梁思成绘《大木作制度图样三十八》，契合故宫本，纠正了丁本、陶本及四库本的错讹图15 各版《法式》卷三十一第五页，殿堂等五铺作图样的差异和梁思成的研究故宫本被发现后，《法式》校勘的新突破引人瞩目。然而，为何发现故宫本的陶湘，反而没有参与校勘？而且，作为故宫本发现先兆的《校勘记》，既未一并刊发，就连《汇刊》相关诸文，包括刘敦桢的识语，也无一语提及？原因诸多，概括而言，首先在时局。如前引1933年7月《本社纪事》指出：本社汇刊自第三卷起改为定期刊物以来，第四卷第一期原定本年三月底出版，讵意易岁以还，强邻压境，时局恶化，莫可端倪，其时故都文化机关，纷纷南迁（图16），本社研究工作虽未中辍，然多年收集之贵重图书标本，势不能不移藏安全地点，社员工作，因之略为迟钝，已成之稿，亦不能按期付刊，致第一期出版日期，约迟三月有余，劳海内同好，远道缄询，殊深慚仄。因此，除了代表性的谢国桢的《源流考》，原拟“另行刊布”的比勘成果，竟终未兑现；以多年实物研究再校、拟陆续出版的《〈营造法式〉新释》，还有《仿宋〈营造法式〉校勘表》等，往后也都未能发表。权衡轻重，陶湘《校勘记》，自然也会稽延甚或搁置。其次，更重要的是，学社全力提携年轻英杰的方略。事实上，朱启钤与陶湘先生等学社创始人，素重吸纳青年菁英尤其建筑专才，既充分信任，委以重任，更竭力创造条件，为他们开辟发展空间，乃至高风亮节地让贤。这样，《汇刊》也转变为中国年轻才俊创新性开拓研究、光大中国传统建筑意匠最重要的领地，使《汇刊》和中国营造学社更臻繁盛。典型如1932年3月15日，学社社长朱启钤先生，亲函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就曾远见卓识地推介“足任吾社衣钵之传者”，即年方31岁的梁思成和35岁刘敦桢：梁君到社八月成绩昭然，所编各书，正在印行。刘君亦常通函报告其所得，并撰文刊布。两君皆青年建筑师，历主讲席，嗜古知新，各有根底；就鄙人闻见所及，精心研究中国营造，足任吾社衣钵之传者。南北得此二人，此可欣然报告于诸君者也。该专函中，朱先生还刻意强调学社工作，将就此发生根本性的重大转折：将以实物之研究为主，测绘、摄影则为其研究之方途。……而此种研究方法，在本社为工作方针之重新认定；而其成绩，则将为我国学术界空前之贡献，是鄙人所乐为诸君道者也。令人感佩的是，当此之时，非但刘敦桢尚未到社，就连梁思成赴天津蓟县独乐寺展开测绘研究，也没有成行！而以嗣后学社的发展和辉煌成就看，朱启钤先生所言所愿，实在堪称无与伦比的精准预言！其博大胸襟，高瞻远瞩，实在令人景仰！在这样的历史境域中，仅从前述陶湘先生心悦诚服地汲取学社年轻俊杰的新发见、迅速补刻陶本重要遗缺一事看，面对一代新秀喷涌而出的丰硕成果，他自会如朱先生那样由衷欣慰，当然更会逊让《汇刊》珍贵版面，搁置其《校勘记》，扬长避短，潜心投入前述《存目》等一系列珍稀版本目录的编订中，为嘉惠后人，传承和光大伟大祖国的文化遗产，游刃有余地作出了不磨贡献。适逢朱启钤先生诞辰150周年，谨将陶湘先生《校勘记》恭呈学界，愿不揣浅陋，对这篇《法式》研究史上不该被遗忘的重要文献，概略探析其来龙去脉，剖析其鲜为学界认知的历史原因；试图将之作为中国建筑史学和文化遗产保护奠基时代的一个缩影，藉以彰扬朱启钤先生团结学社同仁，秉持“学术乃天下公器”信念，殚精竭虑，精诚治学的风范；以及一代先贤虔心网罗年轻才俊，高风亮节地扶掖提携，奋力推进中国建筑史学光大于世界之林的道义担当。责任编辑：杨澍
审核：赵荣
王其亨，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建筑史与遗产保护研究。
李梦思，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营造法式》版本及术语研究。
公众号图文有删节，完整阅读请参见《建筑史学刊》2022年第3期。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文标准引文格式如下，欢迎参考引用：
王其亨，李梦思. 不该被遗忘的陶湘《〈营造法式〉校勘记》[J]//建筑史学刊，2022，3（3）：21-32.
2022年第3期
2022年全年征订
点击图片 直达订阅
新浪微博/新华网app/Bilibili/澎湃新闻/今日头条：建筑史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