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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顾中国营造学社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古建筑调查成果的基础之上，《西南崖墓建筑史学研究价值再认识》一文对西南崖墓建筑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梳理，分别讨论了早期西方、日本学者，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学者（尤其是营造学社、“史语所”“中博院”）对西南崖墓的研究，并结合迄今为止的新研究进展，指出西南崖墓对于研究中国汉代建筑史以及石仿木构建筑的重要意义和广阔前景。
Re-recognizing the Historical ResearchValue of Southwestern Chinese Cliff Tomb
FENG Di, KANG Xianxingchen, CHEN Xiaoning
崖墓是东汉时期西南地区常见的一种墓葬，以凿山为室的方式在崖壁上获得空间，并以仿木构形式处理墓室。约百年前西方学者掀起了中国西南崖墓的考古热潮，将其是居所还是墓葬之辨推进到将其视为独立的建筑类型进行研究，随后中国营造学社在西南工作逾八年，将崖墓从乡土史纳入国家学科史进行研究。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以崖墓群所共处的结构危机为背景，从崖墓与汉代建筑史研究、新史料的发掘、岩凿结构与石仿木认知等方面，对西南崖墓的建筑史学价值进行研究和再认识。中国木构建筑史体系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时段，以唐代为分水岭，唐及唐以后的建筑史研究主要依赖木构实存进行实证研究，唐以前的建筑史主要依靠文献、仿木构遗存等对当时的木构建筑发展水平进行佐证研究。从目前中国建筑史研究现状来看，唐、宋、元、明、清时段的研究聚集了大部分建筑史学学者，研究成果相当丰硕，形成了厚重的唐及唐以后的半部中国建筑史。而关于唐以前的半部中国建筑史却相对单薄。前半部建筑史中，汉代是最为重要的木构建筑技术发展的转折点，因此汉代建筑史在前半部建筑史中分量明显偏重。因墓葬习俗原因，汉代留下了大量携带仿木构信息的多种遗存类型，成为汉代建筑史学研究的珍贵资料。这些遗存类型各具空间特点，互相补充，为揭开汉代建筑史发展真相提供了多种线索。其中崖墓这一类建筑遗存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其遗存量之大，携带的仿木构信息之丰富，日渐成为建筑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部分具有题刻文字的崖墓受到中国传统金石学的关注。杜光庭《录异记》、洪适《隶释》等都有关于崖墓的相应记载。《金石苑》《金石索》中也收录了部分有铭文的崖墓。自19世纪晚期以来，崖墓逐渐引起了西方学者、日本学者和国内专业学者的关注，相关研究就此展开，汇聚成一部绵延的近现代崖墓研究学术史。其中最为突出的、具有阶段性意义的是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以及20世纪30—40年代抗日战争时期研究机构内迁西南所作的研究贡献。1 从“蛮子洞”到建筑类型的确认——百年前崖墓的研究热潮19世纪晚期，西方及日本学者对西南地区进行了不同路线设定的调研，崖墓引起了他们的集中关注。早期对崖墓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建筑的功能分析、朝代分析和汉夷分析。英国驻京大使馆的贝德禄（E.Colborne Baber，1843—1890）较早开始留意崖墓。贝德禄于1875年自北京入西南，对西南及藏区进行多次调研，并撰写《华西旅行考查记》（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Western China）。贝德禄在沿途见到许多被用作穴居的崖墓。他对犍为一座崖墓进行了详细调查并绘制了崖墓平面（图1～图3）。由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崖墓被当作居室使用，所以虽然贝德禄起初认为这是一个墓室，但看到室内的火塘等生活痕迹后，便将石棺当作储水器来推测，误将崖墓判定为古代人的居所。尽管贝德禄的判断有误，但他仍然应该被视为崖墓田野调查的第一人。在云南进行民族考察的日本学者鸟居龙藏（1870—1953）在1902—1903年于成都至重庆的岷江、川江沿岸调研了多座崖墓，深入多个墓穴进行考察，且将其与他处横穴进行对比研究，得出了“蛮子洞”实为汉代崖墓的结论（《人类学视角下的西南中国》），乃为学者所注意（图4～图7）。1908年，英国传教士陶然士（Thomas Torrance，1871—1959）开始在岷江一带调研，对内江、资中、乐山、彭山、新津等地多所洞穴进行了考察，发表《四川丧葬习俗》（Burial Customs in Sz-chuan）、《川西崖墓与古墓概述》（Notes on the Cave Tombs and Ancient Burial Mound Western Sz-chuan）等文，文中对“蛮子洞”得出的研究结论亦为汉代崖墓（图8）。在族属问题上，陶然士认为崖墓是当地蜀—汉混合人群创造的。陶然士将从崖墓中收集的部分陪葬品交给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20世纪30年代末期，中国营造学社（下称“中国营造学社”“营造学社”或“学社”）进行川康地区调研时在博物馆所见崖墓中的文物，多由陶然士等人收集。崖墓被视为蛮洞（或蛮子洞）的现象在学术界有相应的讨论。蛮洞一说出现在明清的方志中，进而流传至近代。究其历史缘由如下：西南尤其是巴蜀地区由于政治、军事等原因，巴蜀居民近乎群体地被更替的现象在历史上时有发生。汉代尚有原有少数民族与汉族共治同处，至唐宋时期，巴蜀古代的原住民则往更偏远的山地退居。虽然崖墓开凿习俗中止于东汉三国时期，但宋代时关于四川地区崖墓的记载中，尚未出现“蛮”等字样。明张献忠对西南的血洗几乎让巴蜀地区沦为无人之荒地。原周边的少数民族藉此逐渐向靠近水源的山地迁移，因生产方式落后，只能选择洞穴居住。原汉代遗留下来的崖墓空间正好成为他们的居所。待明、清新的移民迁入，已然不识得崖墓，因视生产方式落后的少数民族为“蛮”，所居之“洞穴”亦被统称为“蛮洞”。1914年，法国人色伽兰（VietorSegalen，1878—1919）组织了一个四川考古队入蜀考察，对嘉陵江（阆中、绵阳）、岷江流域（彭山、乐山一带）崖墓进行详尽考察。其考察报告《汉代墓葬艺术》（L’Art Funéraire a l’Epoque Des Han）发表于1935年，部分研究成果由冯承钧于1930年翻译出版为《中国西部考古记》。文中除了对崖墓空间分布有一定叙述，也关注到墓穴中的石刻和画像艺术。1930年瑞典学者奥斯瓦尔德·西伦，又名喜龙仁（Osvald Sirén，1879—1966），在其著作《中国早期艺术史》第二卷的“汉墓”章节中，借用色伽兰1915年发表的报告，介绍了嘉陵江、岷江流域的崖墓。通过对彭山、嘉定、犍为等地的崖墓进行对比，对崖墓的性质和时代进行了研究。在所有外国学者的崖墓研究中，色伽兰的研究最为全面深刻，其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汉代墓葬艺术》直至2020年才被翻译出版。色伽兰和他的研究伙伴曾对中国古代文献如《金石苑》、方志等历史典籍进行阅读，而后结合现场考察，通过笔记记录、拓片、绘图、摄影等方式对西南汉代遗存展开了记录和研究（图9，图10）。色伽兰认为西南崖墓的源流应在西方如埃及、西亚、波斯等地。他以建筑学和艺术史的角度，从开凿构思、墓室规格、保存现状等方面对多个墓群进行了深入的描述，在行文中采用了如斗栱、一斗二升、檐椽等中国传统木构建筑专业术语。色伽兰将崖墓视为独立的建筑类型，注意到了此种建筑类型再现三维空间的珍贵性，将西南崖墓提高到了专业学科研究的地位，对中国建筑史研究作出了显著的贡献。2 从区域史到国家史——抗日战争期间西迁学术机构关于西南崖墓的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多个学术机构西迁，配合时局而调整的学术布局使西南成为研究重镇。以撰写中国建筑史为研究目标的中国营造学社，与西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下称史语所）、国立中央博物院（下称中博院）合作，在已有的海外及本土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西南崖墓展开了更为深入、精准的专业学科研究。营造学社关于崖墓的研究与其在西南最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川康古迹调查”相关。调研之初，刘敦桢在日记中写下了此次调研的预判：主要对象不是木构建筑，而是占全国现存同类遗构四分之三的四川汉阙、遍布于岷江及嘉陵江流域的崖墓，以及隋唐的摩崖石刻。这个预判体现出学社根据地域遗存不同而调整调研对象的工作方法，从原来在华北以地面木构研究为主体的调研思路，转变为在西南扩大到无木构实物的佐证研究，并着重于石质建筑遗存的调研。营造学社对崖墓研究的深入与当地博物馆的馆藏和研究积累相关。在成都参观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时，学社成员注意到很多来自崖墓的藏品，如石棺、明器等。这些馆藏多来自陶然士等外国学者及杨枝高等本土学者的发现。当时，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郑德坤已完成了崖墓研究的学术史梳理，主要对近代西方学者和本土学者关于崖墓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以《四川汉代崖墓调查》为题发表于《川康建设》。在蓉期间，学社成员曾与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商承祚多次见面交流，商承祚从金石学的视角出发，已经对新津等地的崖墓进行了详细调研并参与发掘，并在《金陵学报》发表《四川新津等地汉崖墓砖墓考略》。在调研过程中，经中央大学建筑系学生辜其一（后在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执教）介绍，嘉定人氏杨枝高带领营造学社成员对乐山、夹江进行了田野考察。其时，杨枝高已经作了较为深入的崖墓调研，并将之与山东武梁祠、孝堂山、南阳残石等汉代遗物进行对比，对崖墓中的斗栱、佛像、题刻等进行了多方面考证。丰富的在地研究积累，以及与研究者的直接交流，为营造学社调研路线的设定和研究重点的圈定提供了依据。营造学社把研究重心放在乐山、彭山等地的崖墓上，重点案例的选择与色伽兰等西方学者的研究对象相对一致。营造学社对崖墓的空间组合、结构及其具备的丰富仿木构信息进行了考察。绘制的测绘图除了平面表达和常见透视手法外，梁思成指导莫宗江第一次利用西方轴测剖视图对崖墓进行了建筑学的图学表达（图11）。崖墓的族属问题不仅是地方古代史的问题，还涉及里面的仿木构信息与国家建筑史连续建构的研究问题。梁、刘均以所调研过的汉阙与崖墓进行对比，认为两者属于同一文化系统。回应了早期研究中崖墓的汉夷之争，认为其（崖墓）非所谓“蛮墓”，殆可断言也。崖墓的仿木构研究价值亦得到建筑史研究者的重视。梁思成评价崖墓有高度的建筑性。年轻的陈明达用更为详细的语言表述了建筑史学者与崖墓相遇的幸运：“……中国建筑史者皆得亲见此近二千年之欂栌，是何幸之甚也。因念今之研究汉代建筑者，惟以阙、祠、明器为资料，而惜乎诸物失之过小，去真太远；诸崖墓之柱拱则庶几乎近真，自建筑言之，实较其他遗物更为可贵也。”川康古迹调研让营造学社发现西南地区有大量的崖墓存量，虽然对其中几个重点案例进行了测绘，但更多的崖墓却不具备测绘条件。彭山崖墓数量多且分布集中，但因墓内泥涂，或墓门封土犹存未能入内探查。刘敦桢起意，若能逐一开掘，穷其究竟，当于汉代历史文化，裨益匪浅。这一思路为接下来的彭山崖墓的重点发掘埋下了伏笔。2.2 营造学社、史语所、中博院与彭山崖墓发掘测绘川康古迹调查结束后，营造学社回到云南。1941年营造学社与史语所、中博院共同搬迁到四川李庄。中博院主持川康古迹考察的吴金鼎在李庄继续西南考古，初步调查从李庄附近开始，发现多处崖墓，经研究后认定其在川省考古学上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遂即规定在川的考古工作先从崖墓着手。已经进行过川康古建筑考察的刘敦桢向中博院筹备处提出建议：彭山崖墓在若干方面优于他处，应先行调查。吴金鼎前往彭山调查后发现确如刘敦桢所言，于是向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请得采掘古物执照。吴金鼎组织彭山崖墓发掘团时，营造学社派社员陈明达参与崖墓发掘，专做建筑研究（图12）。图12 营造学社、中博院发掘彭山崖墓时合照，1914年（图中左起：吴金鼎、王介忱、高去寻、冯汉骥、曾昭燏、李济、夏鼐、陈明达）1941年4月22日吴金鼎、曾昭燏、王介忱抵达彭山，先作详细调查，5月28日，陈明达到团，立即在砦子山到王家坨一带，就已开之崖洞绘平面图。至11月30日，陈明达测绘工作结束，回到寂照庵工作站，协同曾昭燏、王介忱整理出土物品，直至1942年6月6日才返回李庄。1942年年底，陈明达通过对地图、墓室测绘图、拍摄照片以及出土物品的整理绘制，完成了《崖墓建筑——彭山发掘报告之一》。受当时拍摄条件和拍摄成本限制，陈明达用水彩水粉绘制替代部分拍照工作，以建筑学的方法，将彭山崖墓中表达的建筑细节、出土器物准确而真实地绘制出来，收集了丰富的汉代仿木构信息。李庄期间，营造学社对彭山、内江、宜宾、重庆等地的崖墓再次进行田野调查（图13）。刘敦桢继续完善和中博院的合作成果，撰写《西南古建筑调查概况》，其中四川省部分中将崖墓作为一种独立的建筑类型进行分析。梁思成则开始着手《中国建筑史》的编撰。2.3 西南崖墓进入专业史——西南崖墓与中国建筑史、地方建筑史的编撰营造学社在川康古迹调查沿途中所见的汉代建筑遗存，为梁思成着手写《中国建筑史》的汉代部分积累了资料。梁思成《中国建筑史》两汉部分将汉代建筑遗存分为实物和间接资料，崖墓、汉阙、石室、墓为实物，明器、画像石为间接资料。梁并没有以崖墓中的仿木构信息推测汉代木构建筑史发展状况，而是将崖墓视为建筑史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最早遗例类型，对其进行空间特征阐述，并客观记录仿木构信息出现的空间位置及具体的仿木特征。此外梁思成还留意到崖墓作为墓葬建筑在空间序列表达上的特殊性，即作为在壁体内开凿的整体空间，崖墓如何把其他墓室的墓前空间序列表达（如阙、石兽）缩放到墓室内去呈现。《中国建筑史》中关于崖墓的插图全部选自当时未刊发的国立中央博物院彭山崖墓测绘图（陈明达绘制）（图14）。刘敦桢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除了把崖墓、汉阙两种建筑遗存统一归入陵墓类型外，还尝试总结了汉代建筑中的住宅建筑特征，这一特征的提取主要倚重于缩尺模型——明器，以及二维图示的画像石和画像砖上的建筑形象。在总结两汉时期建筑的材料、技术和艺术特点时，以四川崖墓中的束柱、方柱、直棂窗形象对相应的汉代木构构件特征进行了总结。在阐述室内空间特点时，利用了墓室反映内部空间的特点，归纳了崖墓、墓室中出现的覆斗、斗四两种藻井类型。以上两部建筑史中关于崖墓的内容均来自营造学社在西南的田野调查中所接触的崖墓案例。在刘叙杰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一卷》（第一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中，四川崖墓被列为崖洞墓中的一种，与土圹木椁墓、石墓、空心砖墓、小砖券室墓共同构成汉代普通墓葬的五种主要类型。崖洞墓按照地理分布分为江苏铜山崖墓、山东昌乐崖墓和四川汉代崖墓。此书中的汉代建筑史在总结四川崖墓多种平面的基础上，引用了营造学社在西南绘制的乐山崖墓剖透视图，并延续了刘敦桢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中通过汉代遗存中的建筑形态信息对汉代住宅进行特点总结的模式，用以佐证的遗存类型仍然是明器、画像砖、画像石。且在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基础上，刘叙杰《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一卷》以崖墓为案例，对汉代大木结构中转角施双柱、中心柱等特点进行了分析。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在关于石作的展开叙述中，关注了崖墓工程的开凿工程量和琢刻技术。潘谷西主编的《中国建筑史》并未对崖墓做详细论述，仅在汉代建筑概况中提及东汉时期崖墓盛行于四川，并刻有大量建筑图像。其关注更多的还是砖石墓及汉代砖石结构和材料加工技术。上述各人所撰《中国建筑史》（或《中国古代建筑史》）均在营造学社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新发现的部分考古资料对前半部中国建筑史进行补充。1958年，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今重庆大学）组建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组。对四川、重庆地区古建筑展开调研。后此研究组于1959年11月成立“建筑工程部科学研究院建筑理论及历史研究室——重庆分室”（另一分室是南京分室），由辜其一（1932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系）对汉阙、崖墓进行了专类研究（营造学社在四川调研崖墓时，辜其一与刘敦桢先生一直保持书信往来）。辜其一在主持重庆分室工作的调研中，撰写了关于崖墓研究的《四川乐山、彭山、内江东汉崖墓建筑初探》一文（当时未刊发，后来发表在1990年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华古建筑》一书中）。当时重庆分室正在负责四川建筑史中古代和近代史的建筑调研和编写工作，关于西南崖墓的成果编入《四川建筑通史大纲》和《四川古代建筑简史》。自近代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以来，已有多部《中国建筑史》相继完善出版，搭建起中国木构建筑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崖墓也作为汉代的建筑类型之一被编入其中。但对崖墓的研究还尚未结束，由于缺少木构遗存佐证，汉代建筑史的研究只能从砖石遗存以及陶器中寻找线索。在这种情况下，汉代建筑史的研究相对后来各个时期的研究而言较为薄弱，其基本的建筑构件定义以及构件命名等基础研究都非常艰难。要想完善汉代木构建筑史的研究，针对汉代遗存中所留存的木构信息的解读就尤为重要。汉代建筑遗存主要为石室、画像石、画像砖、汉阙、崖墓等。按照遗存写仿木构的方式可以分为三类：一、缩尺模型——明器，明器是按照一定比例，用陶土烧制的建筑模型；二、二维图示——画像石、画像砖上的建筑形象，画像石、画像砖上刻画的故事场景中，通常会表现人物在建筑空间环境内的活动，这些建筑形象以二维的方式表达；三、与实体建筑接近的三维空间再现——石室、汉阙、崖墓。三类遗存中，从尺度上看，石室、汉阙和崖墓对木构的写仿最接近真实（梁思成先生把第三类遗存直接称为实物）。其中崖墓更注重对生者所居空间的模仿，寝具、灶台、仓储甚至厕所均在墓室中得以再现，其空间尺度和真实的空间环境更为接近（图15）。目前所保留的遗存中，石室数量只有三个，汉阙直至今天也只有三十余座，而崖墓存量最大，信息量丰富，且目前还有多座崖墓尚未被发掘。从遗存数量来看，崖墓体现出了明显的研究潜力，为继续完善汉代建筑史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此外，近代西方学者对西南崖墓的研究成果尚待挖掘，营造学社在西南所绘大量崖墓测绘图还需要被持续解读。a）东汉庭院画像砖；b）乐山大湾嘴陶屋；c）朱鲔墓石室立面图；d）雅安高颐墓石阙立面图；e）郪江崖墓金IM4剖面图近代海外学者以及营造学社在西南调研时主要聚焦于四川乐山、宜宾和彭山等地的崖墓。随后的研究者目光几乎没有超越这个地域范围。20世纪80年代，四川绵阳三台郪江崖墓群、四川泸州合江崖墓群、四川金堂崖墓群的发现，大大拓展了崖墓研究的地理范围（图16）。尤其是郪江崖墓涉及52个崖墓群数千个墓室。这些墓室从入口、墙面到天花对木构建筑进行了整体的写仿。且墓室中的仿木构件多采取半浮雕、全浮雕或透雕形式，无论构件尺度还是空间信息，都更接近实物。图16 营造学社调研过的崖墓与近40年来新发现的崖墓对比图新发现的崖墓与营造学社在西南发现（已经编入各部《中国建筑史》）的崖墓在空间表达上有很大的区别。墓室木构模仿的整体性、精细程度与复杂程度（图17b，图17d，图17f）均远超营造学社在西南考察过的彭山、乐山和宜宾等地的崖墓（图17a，图17c，图17e），为汉代建筑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基础史料。目前学界已对绵阳三台郪江崖墓中的建筑形象有所关注，如孙华在《三台郪江崖墓所见汉代建筑形象述略》中对郪江崖墓群中的建筑组群、柱子斗栱、屋顶形式、装饰等做了分析研究。汪智洋在《墓葬的建筑文化内涵及建筑形制特征初探——以郪江东汉崖墓为例》中，尝试通过崖墓内反映的仿木构信息总结东汉地域建筑发展特征。a）20世纪40年代营造学社、史语所、中博院曾发掘过的彭山江口崖墓某墓室c）20世纪40年代营造学社、史语所、中博院曾发掘过的彭山江口崖墓第530 号墓室中心柱d）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绵阳郪江胡家湾墓群1号墓室中心柱e）20世纪40年代营造学社所测绘的乐山县白崖崖墓45号墓室f）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绵阳郪江松林嘴墓群1号墓室
图17 崖墓仿木构信息对比
与其他墓葬空间的区别在于，崖墓不仅仅用于存放棺椁、安葬遗体，同时也设计再现了约2000年前的汉代日常室内生活环境。这为从室内视角研究木构建筑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早在营造学社调查彭山崖墓时，即发现崖墓中雕刻的斗栱在栱之中央栌斗正面刻一枋头，与四川诸汉阙一致，但崖墓的背面所雕华栱一跳，则未见于他处。崖墓反映了部分木构构件在内部空间的三维延伸，使得更为复杂的汉代木构技术问题研究可以继续深入。以往汉代建筑史研究主要依赖画像石、画像砖、明器、汉阙上的建筑外部空间信息，崖墓的内部空间虽然很丰富，但是仍然只停留在单向视觉形象（如斗栱、柱子的形态）的研究层面上，没有实现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的互证研究。例如斗栱的发展演变一直被放置在外部檐口讨论，因为大多数史料只展示了斗栱与檐口的空间关系。斗栱在室内空间中是以怎样的动态向前发展的？室内空间对斗栱技术的需求有没有可能引起斗栱的设计突变？这些问题都可能在具有丰富室内空间表达的崖墓遗存中寻得答案。马里奥·布萨利（Mario Bussagli）总结亚洲建筑的特征时，提出亚洲建筑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建造方式，其一为“constructed”，即和其他文明通用的那类以石材、木材、砖或其他材料构成的建筑相同，这类建筑需要解决建造中的静力学和其他技术问题。另一种是岩凿（rock-cut）建筑，用岩石自身的黏结力来解决所有的结构力学问题。崖墓属于岩凿建筑。马里奥·布萨利的这一结论将崖墓和其他类建筑区分开来。而这种结构区分对于接下来的讨论——“石如何仿木”尤为关键。唐代以前的建筑史因缺乏木构实例，只能采取佐证的办法进行研究。即从仿木遗存中剥离出有效的木构信息，并以剥离出来的木构信息佐证连续的地面建筑年代序列，从而形成较为完善的中国木构建筑史整体构架。因此，仿木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建筑史学课题。目前的仿木研究大都聚焦于砖、石建造（“constructed”）的结构建筑类型。对于崖墓所属的岩凿建筑（rock-cut）如何进行仿木的研究，尚未完全展开。岩凿的受力方式使崖墓内部空间表达从结构上获得解放，回避了石构建筑中以石为梁（石材抗弯能力差）带来的空间局限性，结构的自承重成就了空间表达的自由性，仿木变得更加容易也更富有空间创造性。从平面上看，由于是自承重结构，因此崖墓的平面图与砖石结构迥然不同。砖石建筑在仿木构平面时，其物理边界如墙体、屋顶等必须考虑结构承重和材料属性。崖墓在进行仿木空间设计时，几乎没有承重等结构束缚，因结构支撑而必须落地的柱子、墙体在崖墓里均可改变。例如崖墓中出现了屋架上有柱，但平面不落柱的现象，屋架上的柱子被截断，保留着断柱截面，或将断柱截面处理为乌龟、瓜等吉祥图案。这就是崖墓空间相对地面人居尺度有所缩减，人穿行在崖墓中能感受到木构信息，但不会受到柱子落地阻隔的原因。此外，从构件断面尺寸看，由于不需要过多地考虑承重，岩凿建筑中结构构件尺寸可以和真实的木构构件尺寸、断面保持一致。砖石（包括陶制的明器）在进行仿木构时，因砖石材料和木材料的差异，其托举檐口的斗栱通常要放大尺度才能完成。而在岩凿建筑空间内，这种现象比较少见。由于结构方式的差异，崖墓创造了与砖石结构建筑类型完全不同的石仿木语言。以岩凿结构出发的石仿木语言的辨析（其对仿木信息中“木”信息的有效剥离和读取更为科学，对汉代木构建筑史的建构也更具说服力），是一个亟待展开的崭新的建筑史学课题。由于崖墓自身主体结构即为自然山体，难以做到像木构建筑那样进行建筑肌体的有机更新。从这方面来看，崖墓中的原真历史信息能得到较好保留，但也为保护工作增加了难度。并且由于西南崖墓遗存量大、分布广泛，很难做到全面覆盖地保护和修复。建成后约1900年的今天，崖墓已经出现了各种令人担忧的“亚健康”状态。有的墓室入口开始塌落（图18a）；跨度略大的重要墓室已经出现大面积掉石（图18b），使墓室内的珍贵构造信息永远消失。有些墓室顶部、门楣开始开裂（图18c）；部分墓室入口处的“过梁”也已开裂（图18d）。面对墓室塌落的现象，文物部门和普通民众均认为是地质灾害如地震的震动所引起的坍塌。事实上，崖墓续存的最大威胁来自于岩凿空间自身的结构属性。由于结构技术观念的时代局限，开凿崖墓的汉代工匠并没有完全掌握岩凿空间的结构力学，他们对崖墓工程的理解就是从墙体到顶棚都尽可能地模仿地面木构室内空间。崖墓开凿后，顶部岩体稳定性降低，因长时间受到地球引力作用，稍微有震动顶部岩体就会脱离岩体自身黏结力而产生塌落，并沿着一定的数学曲线形成自然拱形。这种地质工程特性造成了当前汉代崖墓最大的续存危机。虽然工匠以仿木构思路凿就了崖墓上部分剖面为类似尖拱的三角形（悬山屋顶）或等腰梯形（庑殿顶）折线空间，但是此折线与自然拱的数学曲线很难凑巧叠合，因此，墓室顶部的岩石会继续沿着自然拱曲线塌落。只是由于岩石黏聚力较强、空间跨度不大等原因，短时间内部分崖墓顶部尚不至产生塌落。笔者课题组已经完成的调研数据表明，部分崖墓空间的塌落发生在最近十几年，尤其是2008年和2013年两次四川大地震，加快了墓室的塌落速度。如果再有地震引发震动，后果很难想象。基于岩凿建筑会沿着数学曲线塌落这一结构特性，崖墓自从完成建造的那一刻起，其“自毁”倒计时已经开始，地震加速了这一进程。岩凿结构带来的崖墓续存危机加强了研究的紧迫性，导致崖墓研究成为汉代建筑史研究中迫在眉睫的课题。冯棣，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
康纤星晨，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
陈晓宁，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硕士，主要从事文物考古研究。
公众号图文有删节，完整阅读请参见《建筑史学刊》2022年第3期。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文标准引文格式如下，欢迎参考引用：
冯棣，康纤星晨，陈晓宁. 西南崖墓建筑史学研究价值再认识[J]//建筑史学刊，2022，3（3）：154-163.
2022年第3期
2022年全年征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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