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令案侦查监督受理之后，关节点在哪？
来源：知乎
广受关注、悬了30年的朱令案，前一阵终于有了进展——最高检、北京检受理了朱令父母提交的《侦查监督申请》，人们对这一积极举动，给予了肯定和赞赏。
有了受理，就有了向前推进的契机和途径，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朱令案中人们普遍感到疑惑的嫌疑人“疑罪从无”的问题。当年是凭什么让嫌疑人解除嫌疑的呢？现在又应当如何把握这一原则呢？
懂点常识的都知道，对于案件侦破，从来都是警方破开一个个疑点，将嫌疑人一步步确定为罪犯，或者一步步排除其嫌疑。怎能会一上来就证据充足？证据不足就疑罪从无了，怎样才能破案？
我们关心朱令案，最大的意义就是建立罪犯无法容身的规则，这样才能维护受侵害者的利益，也才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守法的人。
对于没有侦破的案件，嫌疑人的疑点不能排除，就应当是继续侦查的对象，有什么理由直接放弃侦查？
疑罪从无，是法庭审判的原则，不是侦查办案的原则。警方的办案原则就是要揪住有疑点的嫌疑人。
而对于朱令案，当年搞疑罪从无没有继续侦查，也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嫌疑人肯定不是凶手，且“真凶”没有抓获，为什么就不继续侦查了呢？
而且这个案件的“示范作用”非常大，基本上是当年新刑诉法按照疑罪从无的第一案，而且这个案件没有经过法院。
根据1996年刑诉法第一百二十九条：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写出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
第一百三十条：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撤销案件；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的，应当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并且通知原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
我们可以看到，公安机关的侦查终结没有疑罪从无的规定，对于嫌疑人只有移送检察院或者撤销案件的决定，对于杀人案显然是不可撤销的。
2007年，公安部发了一份《关于政协十届五次会议XXX委员来信反映问题调查情况的复函》（公查办〔2007〕040014 号），从这个文件，我们才知道此案已经于1998年8月结案。
据朱令父亲称，这个结案的结果，一直没有正式通知当事人。
按照法律效果，在报刊之上的声明，与回复两会代表的质询，二者是后者更有法律效力。因为声明不是法律正式文件，回复却是有明确案号的，因此当年结案应当是确实的。
公安结案就要报送检察院审查起诉，但到了检察院，是否可以疑罪从无不起诉了呢？
根据法律规定，检察院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让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如果补充侦查后还不足的，可以不起诉。
但这里没有说要按照无罪推定进行审查，更关键的是，检察院决定不起诉，必须给受害人交代。
根据1996年刑诉法第一百四十五条：对于有被害人的案件，决定不起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被害人。被害人如果不服，可以自收到决定书后七日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请求提起公诉。人民检察院应当将复查决定告知被害人。
对检察院维持不起诉决定的，被害人可以向法院起诉。被害人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法院起诉。法院受理案件后，检察院应当将有关案件材料移送法院。
我们可以看到，朱令案中的被害人，是没有接到检察院办结案件的文件的；而且就算接到这个文件，受害人也是可以申诉的，同时也可以向法院起诉，也就是可以自诉的。
真正的疑罪从无的规定，是在法庭的审理阶段。依据1996年刑诉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款：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这才是疑罪从无的法律依据。在没有法律依据下，对于嫌疑人公安和检察院都不能宣布嫌疑人疑罪从无，而法院宣布嫌疑人疑罪从无也是要经过法庭审理，在法庭的最终宣判当中体现。这是全球法治国家一贯的原则。
受害人家属一次次申请信息公开，也是有法律依据的——公安部刑侦局《关于实行“办案公开制度”的通知》（公刑〔2005〕1228 号）。而且政府（广义）信息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
很多人把疑罪从无叫得山响，把疑罪从无变成了程序正义的代名词，但是却对疑罪从无应当的程序视而不见。
所谓的程序正义，需要的就是有正义和程序同时严格执行，没有合法程序的疑罪从无就是放纵罪犯。那些咋咋呼呼乱喊一气的人，根本不了解疑罪从无的程序正义在哪里。
我们追铊，直接的是为了朱令的正义，间接的是要建设中国更好的法治社会。而这，与每个人的安全、利益、幸福都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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