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立果“517工程”真相（下）
来源：解放日报网、凤凰网
作者：舒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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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不能不警惕1971年2月12日，林立果到苏州，2月下旬从苏州到上海，接着又去杭州。（文末附视频《“九一三”事件背后的层层迷雾》）
3月18日，林立果带于新野从杭州到上海。
当晚，林立果对于新野和李伟信说，根据目前局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立即把周宇驰从北京叫来商量。
还说刚才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叶群)说了一下，她说在上海要注意隐蔽、安全。
3月24日，《571工程纪要》出笼。
在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林立果天天召集开会，研究对策。
他估计会议可能出现三种情况，一般地谈一下，出不了大问题；整倒军委办事组；整倒首长（林彪）。我们希望是第一种情况，但要做好第三种情况的准备，他说首长和主任同意他的看法。
于新野的工作日记（从直升机上缴获）记载，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在4月23日晚上开会，对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形势进行分析，根据斗争形势，准备加快、提前。
4月26日，于新野到上海，对“上海小组”强调绝对保密，失密牵动大局，牵动整个斗争形势，把保密作为对他（林立果）态度的实际表现。
这之后，林立果一伙的行动果然大大加快。
5月23日，周宇驰在吴法宪的安排下，开始学习直升机。
7月，周宇驰以练习直升机作掩护，先后飞到南昌、庐山、广州、郑州等地。
北戴河秘密建立了一个直升机机场，8月至9月初，周宇驰多次驾驶“云雀”从北京飞到北戴河。
7月下旬，林立果和刘沛丰乘专机先到北戴河。接着带于新野、李伟信、程洪珍等人到广东深圳、尖沙咀一带拍摄了大量地形照片，察看了九龙的地形。
还乘坐飞机越过规定的航线，航测了香港及周围的地形。
周宇驰拿到了华东、中南几个省一、二、三级机场资料，林立果说，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首长到香港遥控指挥。
7月30日，林立果等人从广州回到北京，8月1日零时到2时，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召开会议，林立果总结了一年来的情况。周宇驰强调要注意隐蔽，不要暴露，不当叛徒，准备流血牺牲。
8月5日，于新野派人到北戴河，给林立果送去一套电话机、增音机和保密机。
8月8日，程洪珍、王琢（空司管理处副处长兼汽车队长）乘安-12运输机将两辆水陆两用汽车运到北戴河，供林立果在北戴河海面进行驾驶训练……
林立果十分警惕，再三强调防止出内奸、叛徒。
1970年11月，林立果曾说：
现在不是决战的时候，要隐蔽，养“兵”蓄锐。
从“上海小组”学习记录中，也可以看到退缩的意思。因为敌强我弱，打基础，保存和聚集力量，不要去打硬拼仗，不要搞“碉堡战术”。
我们的退却要最有组织，要损失最小，反对莽撞、二杆子、乱捅、出风头、冒险家。强调组织纪律性，不失组织原则，不要授人以柄。
12月1日，林立果布置整顿空军机关的“骨干队伍”，不能让“特务”混进他的小圈子。
但从1971年3月至9月初，林立果等人的一举一动，都从不同渠道汇集到毛泽东那里，这恐怕是林立果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现在看，自从林家的一儿一女到了空军，一文一武，掌握了空军的“大权”，毛泽东对空军就格外关注。请到中南海跳舞的舞伴来自空政文工团。
当然，更多的“油水”还不靠她们。那么是谁？为什么至今没有浮出水面？
林立果的活动范围非常小，也非常注意保密，外人插不进脚。周宇驰、于新野肯定不是，他们那么坚决地自杀，说明他们是“铁杆”。
林立果信任的左右手是周宇驰和刘沛丰，刘沛丰也跟他死在蒙古荒原了。
有人说是程某某，直接通汪东兴。他用什么手段通知汪东兴？那时通信还不发达，电台没有，长途电话要通过总机，他敢吗？写信太慢。
不过，这个深知林立果秘密的“特务”可以通过“组织”。
从毛泽东南巡的行踪看，如果没有“特务”，他怎么可能对林立果一伙的“活动”洞察入微？
知己知彼，一向是久经沙场的毛泽东的秘诀。战争年代，我们党的地下工作曾经做到国民党的高层，蒋介石身边就有共产党的“特务”，包括胡宗南、傅作义等国民党高官身边都有，有的还不止一个，甚至能“冬眠”几十年。
在毛泽东眼中，刘少奇还不算可怕，而林彪不仅军权在握，还把一儿一女都安插在空军，这不能不让毛泽东百倍提高警惕。
林彪、叶群、林立果甚至林豆豆身边都可能有“卧底”。
那时，毛泽东在人们心中如神一般，在毛林之间，除了“铁杆”，一般情况下都会倒向毛泽东一边。
9月10日中午，专列从杭州出发前，汪东兴就打电话通知王洪文，叫他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越快越好，“客人”要同他们谈话。
专列到达上海，汪东兴下车去接，只接到王洪文一个人，许世友没到。
汪东兴把王洪文引进车厢，毛泽东问，东兴同志打电话给你，要你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怎么没有见他来呀？
王洪文说，电话我打了，南京说他可能下乡了，正在设法与他联系。
毛泽东只与王洪文说了几句，说等许世友来了一块谈。
王洪文马上下车再打电话，“客人”急见许世友。
9月11日凌晨2时，许世友正在扬州，连个准确地址也没有。秘书急了，求助扬州市委，这才通知到。
车程七八个小时，许世友不敢怠慢，9月11日9时15分回到南京，劈头就问飞机到了没有？
秘书说是值班飞机，许世友马上批评，毛主席讲话（8月31日）你也听到了，怎么要值班飞机？秘书回答没有专机。
许世友亲自打电话，确实没有专机。
上午10时，许世友坐值班飞机赶到上海。
毛泽东住在专列上，这时好像非常紧急，马上开始与他们谈话，简要谈了一个多小时。
汪东兴分析，一是毛泽东等得太久，二是毛泽东在南昌已经谈过了。所以，汪东兴只是简单做了记录。
毛泽东问，许世友，你下乡啦？去搞什么呀？调查什么问题呀？
许世友说，我去看农场，看大别山附近的军垦农场去了（实际上打猎去了）。
毛泽东问，去那么远了呀？
许世友说，坐吉普车去的。
毛泽东批评说，怎么连家都不回呀？一天到晚，你这个司令员随便离开工作岗位，怎么行呀？向谁请了假呀？要是万一发生问题，你怎么样办呀？连南京军区都找不着你！将来这样的情况你要注意，告诉一下家里嘛。
许世友说，真对不起，我想主席还会在杭州住几天的，然后才能到我这里。我昨天夜里12时多才回到南京（其实第二天上午9时多才到），先休息了一下，就没打电话到上海。
接着许世友大概是为了打消毛泽东的疑心，汇报说，今年农业可能会大丰收，军垦农场也不错，庄稼长势很好，丰收在望。
毛泽东说，那好嘛，你去看看农业也好嘛。
许世友说，军队的情绪很好，军队里比较稳定，乱哄哄的情况也过去了。我带着那些造反派游过苏北。
毛泽东问，是不是都是支持你的那一派？
许世友说，我把两派都带上了。
毛泽东再次强调，不能把领导机关搞乱了，更不能把军队搞乱了。我在江西就同你讲了，要“高抬贵手”。
许世友说，不会，我正在做他们的工作。
毛泽东说，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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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列悄悄离开上海王洪文埋怨许世友，主席等你快等了15个小时了。
毛泽东马上打断，不要这样，不要紧嘛。这段时间我们也休息一下，我们还是谈正事。对庐山会议你们想得如何呀？是不是在思想上解决了问题呀？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是不是能解决了呀？我认为犯点错误是不要紧的，有的属于认识问题，现在有的同志对有些问题还认识不到嘛，那就等待，耐心地等待嘛。认识一点就写出来，以便改正错误。
许世友说，庐山会议的问题，按毛主席的指示办。
毛泽东说，我有什么指示呀？
许世友说，您的指示就是《我的一点意见》。
毛泽东说，那个不是在后头吗？是你们犯了错误后，我想了五天才写的。你们是什么时候讲的，是24、25、26日三天嘛。
许世友坚定地说，这个指示我拥护，我就是按您的意见办的。
毛泽东说，不见得吧，我那个意见你学了没有？我那个意见上说，什么叫唯心论，什么叫唯物论，你讲一讲，我听听！
许世友哈哈笑起来。
毛泽东说，你不是说执行我的那个指示吗？我要你们学习，你们又不动，人家要搞那个“论天才”，找了几条称“天才”的语录，你找到了吗？
王洪文看许世友没再说什么，就开始汇报。
毛泽东再一次点了林彪问题的实质，接着又重复讲到党内历次路线斗争。
但显然，毛泽东有些心不在焉，11时多，毛主席说，我今天不留你们吃饭了。王洪文，你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喝几杯酒，你们都去。
许世友拉汪东兴一起去，汪东兴谢绝。
王维国一直在休息室等着，王洪文把他拉上车，和毛泽东在车厢门口握了一下手。
毛泽东对王维国非常冷淡，连话也没有讲。
送走他们，毛泽东立即对汪东兴说，他们走了没有？我们走！
汪东兴问，不通知他们了吧？
不通知，谁也不通知！
立即发了前卫车，13时12分，专列悄悄离开上海。
王洪文请客，说叫上王维国，许世友没有表示不同意，王维国也就一起去了。
许世友一个劲嚷嚷饿，等了好长时间，12时30分饭才上桌。
饭桌上非常沉闷，平时七八瓶茅台还不够，今天一瓶也没喝完。
正吃着，王洪文接到机场保卫人员的电话，说专列走了。
许世友说，哎呀怎么走了？
王洪文说，既然走了，我们还是吃饭吧。
许世友已经没心思吃了，匆匆结束饭局。
15时多许世友乘飞机赶回南京。
许世友的秘书李文卿认为许世友急着回南京，是想再见毛泽东一面，似乎还想谈什么。
专列18时35分抵达南京，在南京停了15分钟。
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说不见，什么人都不见了，我要休息。
汪东兴下车见了许世友，说毛主席昨天没睡觉，现在休息了。
因为在上海谈话中毛泽东说许世友光抓“黑”（煤炭），不抓“红”（政治），许世友把带来的材料（一份抓“红”的报告，一份读书心得）交给汪东兴，请他转交毛泽东，以此证明自己还是努力抓“红”的。
王洪文也跟着许世友来到南京，听许世友传达，是不是监视只有天知道。
许世友当面向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萧永银布置，从现在起，上海到南京的铁路要派军队巡逻，特别是沿线的涵洞，更要加强戒备。防止有人破坏（连林立果一伙议论炸桥也得知了）。
9月12日整整一天，许世友哪里也没敢去，守着电话一动不动。
一夜“安静”，9月13日早晨5时，周恩来电话，要求加密。
加了半天加不上，周恩来说，就这样吧，庐山上第一个发言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跑了。你们要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从现在起，立即进入紧急战备。
怕许世友反应不过来，周恩来又补了一句，“老病号”跑了。
许世友马上就明白了，似乎早有预料（韩先楚却一时没明白周恩来说的“老病号”是谁，周恩来又说，就是第二个张国焘嘛，韩先楚还是不大明白）。
许世友马上按军委命令布置一级战备，派陆军看住战区内所有的飞机、舰艇。一个人开不跑舰艇，却可以把飞机开上天，冲上跑道就没有办法了，许世友下令把卡车开上跑道。
《571工程纪要》草稿（没有发现定稿）是在“九一三”事件20多天后上交的。
林立果一伙几次到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活动，说来就来，事先并不通知。
有时连续六七天在里边，有时十多天，通常是上午10时左右来，晚上22时离开。
只有负责伙食和打扫卫生的接待小组能进到楼里，但对楼里的活动要绝对保密。为副统帅的儿子服务嘛，神圣光荣。准备伙食，亲自到食堂监厨，亲自送去，晚上人走楼空，才能进去打扫卫生。
8月底，这伙人又来了，人比过去多，而且有三个没见过的女兵。
不仅白天来，夜里也住在里边，分外紧张忙碌，车辆也来往频繁。并且不许接待小组进楼了，送饭送报，事先打电话通知，送到门口，由几个女兵拿进去。
9月12日老王忙完中午那一顿饭后，再没有人找他，也没通知他送饭。
老王并没有觉得异常，这伙人来去无踪，过去也常有。
9月13日下午，老王把当天的报纸用石块压在门口台阶上。
9月14日19时30分，老王再送报纸，看见昨天的报纸还在原地。楼里黑黑的，楼门虚掩。他又去看车库，也没锁。
老王轻轻拉开车库门，里面的救护车不见了，外面却停着三辆小汽车。万一什么人闯进来怎么办？如果锁上，这些人不知什么时候回来，进不了门怎么办？
老王围着将军楼转了两圈，反复权衡，最后认为保守秘密最重要，他把门锁上，便去办公室上班。
22时从办公室回家，又到将军楼看了一圈，还是无声无息。
9月15日白天，老王有事外出，19时30分又去送报纸，还是昨天的场景。这伙人至少两天没回来，是否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老王考虑再三，决定进去看看。
拉开门，臭味扑面而来。老王打开灯，屋里乱糟糟的，食品架上放着9月12日中午的饭菜，基本没动，鱼上长了很长的毛，满屋臭味就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
靠近门口，堆着一些纸箱，里面装满水果和糖果，像是准备运走。餐桌上杂乱放着本子、书报和汽水瓶，边上放着一个敞开口的大书包，好像要把桌上的东西装进去带走，而没有来得及（瞧，伪装得多么好）；
锅台上一堆纸灰，一边还散乱着一些没有烧尽的空白笔记本。
另一栋楼的纸灰更多，不仅伙房间的锅台上下堆满了，整个墙都黑了，其它房间也满地纸灰，纸灰堆里还扔着三个没有烧掉的避孕套……
这一切使老王得出印象，这伙人离开了，走得很急，很匆忙，而且像是再也不回来了。
他立即回到办公室，向另一个负责将军楼工作的人汇报。
负责人叫他赶快回去，把房间整理一下。
老王找了两个人，正整理房间，负责将军楼的另两个人来了。
老王领着他们察看了一遍，餐桌上的书和本子引起他们特殊的注意。一本《英语》课本，一本《格瓦拉日记》，一个日本进口的空白笔记本，还有一个就是红色拉链本。
三个人围着餐桌，好奇地翻看拉链本（因为只有拉链本记了一些文字），然后放回原处，他们的印象是罗列了一些看不懂的条文。
三个人商量了一下，应该打个电话。
先找于新野，不在。又找程洪珍，还是不在。怎么谁也找不到了？最后找到刘世英，他冷冷地说，等他们回来再说吧。
毛泽东与林彪最后的合影
1971.5.1 在天安门城楼13
这就是《571工程纪要》那个写着条文的红色拉链本，让他们心神不安，多次商量怎么办。
9月16日20时，他们终于下决心又进去，由老王摸黑（不敢开灯）把几个本子拿了出来，并把拉链本粗粗看了一遍。
9月17日，周恩来派人来调查“秘密据点”的情况（为什么“九一三”事件过去四五天了，才想起这事）。
老王心情更加紧张，那个偷偷拿出来的拉链本，成了“大包袱”。
他们三人，一会儿让这个人保存，一会儿让那个人保存，放办公室放家里，都不“稳妥”。
10月4日，老王怕本子丢失，干脆锁进家中的皮箱。
10月6日晚，李德生传达中央57号文件，他们才醒悟到拉链本上记的是林彪政变，那帮人彻底回不来了。
10月7日午夜2时，老王把这个红色拉链本交给了空军学院政委殷古风，并写了一个材料。
10月8日19时30分，空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主任安平、殷古风写了一封信给空军政委王辉球和副司令员曹里怀，送去关于王兰义收存和上缴叛国分子林立果笔记本调查报告一份，并附有王兰义本人的交代和揭发材料。
10月9日，“九一三”事件过去26天，这个本子连同老王写的材料，呈报周恩来。
上面指示，要好好保护上交拉链本的人。
这就是《571工程纪要》！
经李伟信、程洪珍、刘世英识别，并同于新野的其他笔迹对照，认为这是于新野的原稿。用铅笔编了页码，从第1页到24页，中间缺第8页，可能是编页码出了错。
“571工程”纪要原始笔记
（影印件）负责“九一三”专案的纪登奎认为里面很多是骂毛主席的，不能印发。
毛泽东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
这里有个疑点，《571工程纪要》的小本子为什么放在桌子上？来不及烧掉吗？粗心吗？
于新野带到直升机上大批的文件，远没有这个本子重要的别的笔记本带走了，为什么这个本子却落下了？非常奇怪！
事情还没有到火烧眉毛嘛，连空白的笔记本纸都从容烧了，为什么写着《571工程纪要》的本子却放在桌子上，生怕别人不拿走？
林立果临去北戴河前，让李伟信和王永奎把东西收拾一下，空军学院、西郊机场两个“秘密据点”的各种机器、器材能带走的带走，文件、报刊、书信、材料等能带的也带，不带走的就烧掉。
9月12日傍晚，李伟信和王永奎将器材全部装箱，然后翻箱倒柜，信和港刊等都统统烧掉了，甚至李伟信还把几包避孕套也扔到火里，烧不着，又赶快丢到下水道里。
收拾差不多了，22时多，李伟信开着嘎斯69，到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接他弟弟李伟军和王维国的儿子王大璋。
车上李伟信说，要是我被打成反革命，你可要为我伸张正义，王大璋非常惊讶。
23时，到空军学院将军楼，王大璋站在后门外，往房子里望，全是纸箱，还有几个手提箱。
后门外还有个卡车，上面装了大半车的箱子，有好多桔子水。因为见过林立果用桔子水泡饭，王大璋认定是林立果的东西。
李伟信打电话让王琢把大卡车转移到北郊二高专7号楼的“秘密据点”。
过了20分钟，李伟信叫王大璋上楼帮忙。二楼有个乒乓球房，床上有尼龙蚊帐，王大璋猜是林立果的住处。
他们要他把壁柜撬开，看看里面有什么，壁柜里只有一个饼干盒。隔壁有很多录音带，李伟信正在退磁，说不知道能不能退得干净。
他叫王大璋把那边地毯上的木头渣弄到楼下。
一直到9月13日凌晨零时左右，李伟信和李伟军才从楼上下来。
李伟信对李伟军说，你和王大璋还是到刚才的地方去，明天早上接到我的电话，你们就直接去机场，接不到电话，你们自己想办法回上海。
回到东交民巷，电话铃响了几次，都是李伟军接的。但第二天却不见李伟信的电话，他们坐火车回到上海。
如此细致，怎么可能“漏掉”那么重要的本子？还有这个时候分分秒秒都很宝贵，为什么李伟信专门去接王大璋？而且似乎也没让他干什么，倒好像让王大璋给他作证似的。
林立果到上海活动，王维国派李伟信接待，以后李伟信跟着林立果到北京。
林立果一共开了六次“两谋”的会，每次李伟信都在场外侍候。包括林立果、周宇驰等人的密谈，李伟信也几乎全在现场。
1971年3月24日，林立果和周宇驰、于新野在巨鹿路空军招待所密谋“571”的具体计划。李伟信除中间有事离开过几次，一直守在门口。
李伟信供词：
林立果开门见山地说，这件事与首长谈过，首长叫先搞个计划。
目前从各地区的实力看，首长讲话还有一定作用。从全国范围看，首长的权力、势力目前占绝对优势，是一边倒的，所以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但是，这种优势有可能逐渐削减，张春桥、姚文元的“文人力量”正在发展。因为九大以后全国局势基本稳定，在和平时期，文人的力量势必要发展。
从事物的发展规律来说，好到一定程度，就要向相反方向转化，这叫交叉发展规律。
B-52（毛泽东）一贯这样，一会儿用这边力量，一会儿用那边力量，这样可以保持平衡。目前发展趋势是用张春桥，由张春桥取代林彪的可能性最大。
他们研究了林彪的“接班”问题，认为有三种可能。如果和平接班，周宇驰说，五六年就差不多了，可能时间还会更短。
林立果说，五六年还接不上班呢？B-52的身体还能支撑一段时间呢。即使五六年，其中的变化也很大，很难说“首长”的地位还一定能保得住，当然和平过渡的办法最好。
二是被人抢班。周宇驰认为，目前情况看，首长被赶下台，被人抢班，一下子不可能，最起码三年以后。
林立果认为很难说，B-52威信高，他要谁倒还不是一句话，“首长”随时都有可能被赶下台。
于新野说，这可能不那么容易，首长是他树起来的。林立果说，刘少奇还不是他树起来的？
三是“提前抢班”，有两个办法，或是把张春桥一伙搞掉，保持“首长”的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或是直接谋害毛泽东。但毛泽东威信高，以后政治上不好收拾，尽可能不这样干。
他们商定，先做两件事，写个计划，让空四军组建一个“教导队”。争取“和平过渡”，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
最后又讨论了武装政变计划的名称。林立果说，我看就叫“571工程”（武装起义的谐音）。
李伟信回忆：
通过这些谈话，他得出一个明确印象，林立果认为林彪随时可能被赶下台，因此竭力主张加紧策划叛乱，提前抢班。
一是把文人势力搞掉，以保证林彪的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
第二是直接陷害毛主席。
周宇驰说，如果一定要这样做，也可以想办法，例如，把B-52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在谋害B-52后嫁祸于人，找几个人替死。那时反正首长掌权，有关事后的处理问题，首长可以出来说话。
林立果一伙还密谋，必要时利用可以调动的部队，控制上海，然后串连全国力量发表支持声明，逼中央表态。
如有人出兵干涉，便保卫上海，形成对峙，再谈判。
最坏的打算上山打游击，先往浙江方向。
目前先做两件工作，第一个是计划，按杭州商量的框架，林立果让于新野拉成条文。
第二件事是组建一支武装，林立果说，以培养基层干部的名义，搞一个100人左右的教导队，要精干，多配汽车和好枪，增加机动能力，军事上多学几手。确定“教导队”由“上海小组”来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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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宇驰骗了一架直升机
9月12日傍晚，周宇驰送走王飞他们，离开空军学院“秘密据点”，到了西郊机场工字房，指挥安排第二天去广州的飞机，并与已经到了北戴河的林立果联系。
23时左右，他得知周恩来派杨德中到西郊机场，封了飞机，赶紧给林立果打电话。
稍后叶群也接到周恩来查问三叉戟的电话。
两边情况一凑，林立果和周宇驰在电话里商量了一下，知道不好。
林立果继续商量对策，周宇驰则马上开车回到空军大院的家中。所以胡萍派人第二次再找他，没有找到。
之前，周宇驰告诉妻子王圣兰（空司门诊部军医），明天早上7时30分到西郊机场坐飞机去广州。林立果照顾我，让我带家属走，你赶快收拾东西，带上随身的衣服和孩子准备跟我走。
王圣兰正在收拾东西，周宇驰回来了，这时林立果来了电话。
王圣兰回忆，周宇驰在家接电话都关着门，本来是听不见的，但因为天热，窗户开着，从窗户那里飘过一些声音。所以她听见周宇驰大声问，去哪？去哪？北上？北上啊！
在北戴河的李文普听到林立果打电话，说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
不知道李文普听没听到林立果说“北上”，既然能听到“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北上”也应该能听到。但“北上”这两个字很含糊，也可以让人理解为去大连。
9月13日零时，部署南逃广州的会议快结束时，周宇驰突然来电话，电话在外屋，于新野接的。
周宇驰说总理查问飞机了，北戴河来电话，暴露了，不搞了，任务取消。刚才讲的全作废，就当今天什么也没有讲过，各自回家，赶紧把名单毁掉。
贺德全要烧，王飞说别烧，到处是灰，撕碎从马桶冲下去。却忘了于新野那里还有一份名单。因为名单全凭脑子想，想一个写一个，太乱，于新野又抄了一份，放在口袋里，最后被缴获。
人散了以后，于新野开车直奔空军学院“秘密据点”。
李伟信、王永奎、许秀绪、王琢、陈伦和正不知如何是好。
于新野喘了半天气，才说明天去广州的计划可能暴露了，那就没有飞机了，快，快找周宇驰。
王永奎提出，这么多人不安全。需要分散一下，有几个去二高专“秘密据点”。
于新野表示同意，说李伟信和他留下，其余的人王永奎、许秀绪、陈伦和、王琢和陈伦和的对象小郁、小鲁（鲁珉女儿）一起到二高专去。
李伟信对王永奎说，你们到二高专后打个电话，把那里的电话告诉我。如果天亮时还没有给你们打电话，就是出事了，你们就自己行动吧。
许秀绪摸摸口袋，说我没带钱。
李伟信掏出20元给他，看看王琢、小郁和小鲁，又给他们每人20元。
送走了他们，于新野连打了几个电话，都没有找到周宇驰。
周宇驰忙着安排家事，存款早取出来了。他开车把母亲、弟弟和儿子送上去渭南老家的火车，然后把王圣兰送回空军大院家中。
他没下车就急急走了，临走喊了一句，王圣兰也没听清楚，猜是不用等他。
于新野正着急，周宇驰自己闯来了，脸色阴得吓人，急急地说，明天去广州的计划不行了，肯定没有飞机了。立果已经给我打了电话，他们争取北上，叫我们能走都争取走，咱们只能用直升机北上了。
这时王永奎从二高专打来电话，周宇驰粗暴地说，没事别来电话，就扔了话筒。
周宇驰开车到空军学院秘密据点。打电话给当晚住在西郊机场招待所的陈士印（直升机大队长），给他看了林彪“手令”。
然后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和陈士印一起到沙河机场，陈士印又找了中队长陈修文。骗了一架直升机，加足了油飞上天。
9月13日清晨，陈伦和（空司办公室外事秘书）被马达声惊醒，见天上飞着一架直升机。不是说飞机都让中央给停了吗？怎么又有直升机在飞？他告诉了王永奎（情报技术处副处长）。
到天亮，还没有电话，他们估计林立果他们已经去了广州。
王永奎决定到广州去找林立果，通过情报部搞来通行证和火车票。
9月13日17时，由王琢开中吉普到北京火车站，六个人上了开往广州的15次特快列车。
上车前，王永奎打电话叫妻子于秀芬把孩子送回东北老家后也去广州找他。
15日早上7时到达广州，跑到沙堤扑了个空，根本没听说北京有人要来。
几个人沮丧地又开车回广州，陈伯羽不在，顾同舟情绪沉闷，也没摸到确切消息。
好不容易找到陈伯羽，陈伯羽压低声音说，前一两天中央发了两个命令，第一个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签发的，第二个是主席和总理签发的，主要讲战备。空军指挥所原来是吴法宪、曹里怀，现在是李德生。还有国内一切飞机停飞三天了，今天又有飞机飞，大军区叫广空听他指挥。这是怎么回事？
王永奎决定，今天先住下，本来想住广空二所。听说广空司令部要扣他们，就住到了外面。
9月15日，广州军区空军向大军区报告，从北京空军司令部跑来几个人。大军区命令坚决扣留。
13时下了通缉令，20时35分，周恩来电话，必须将北京来的几个人找到。
9月16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保卫组向全省公安系统发出了通缉令。
许秀绪、陈伦和家在上海，提出回上海。向熟人借了300元钱和粮票，冒充到上海学习的技术人员，带着空白介绍信和假证明，改道去了上海。
9月17日凌晨，他们从广州北的小站源潭上车被抓获。
那两架起飞的飞机，三叉戟飞出国境，9月13日2时32分坠毁在温都尔汗，机上九人全部死亡。
三叉戟坠毁现场
直升机被英雄的飞行员陈修文6时迫降在北京郊区，机上五人，两个飞行员，陈修文牺牲，陈士印负伤，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看跑不掉了，商量自杀。
周宇驰、于新野自杀，李伟信放了空枪，活了下来。
警卫林彪的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说，“九一三”事件可以说是突然发生的。张耀祠也说很突然。
突然在哪里？林立果想在上海暗害主席，计划还没出来，主席突然回到北京，林立果紧张了……
如果林立果动手，能搞成吗？张耀祠说，林立果虚构，不可能！他只是意图（纸上谈兵），搞不成。还是娃娃，把自己力量看大了。
“九一三”事件以机毁人亡落幕，但留下了盘根错节的谜。
视频：“九一三”事件背后的层层迷雾互为备份 各有内容情怀守望⬇️读者至上
●武大教授：当前十大怪现象●冯骥才：一桩千古罕闻的奇案●何兵：官员是否应该公开财产？●周同宾：饥饿中，人心比铁硬，人情比纸薄●一位县委书记眼中的官场：无能的愁死，胆小的吓死，想不开的冤死
一“点”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