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过3》自序：召唤的声音
【编者按】2017年4月13日，我在全国范围内开启抑郁症患者寻访之旅（参见《写一卷书，行万里路》），半年内走访了个16个省区、28个县市，而后完成了《渡过3：治愈的力量》。该书由工人出版社和财新丛书联合出版，再过一个月即可面世。从今天起，我将在本公号节选刊载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一）
2017年除夕，万家团聚的时刻，我在灯下给“渡过”公号写新年献辞。窗外无边的夜，零零星星的鞭炮的闷响，烟花的光破窗而入，屋里闪烁微明。我停下笔，关了灯，沉浸在黑暗里。然后我把这些年的事情连在一起想了一遍。
六年前，我从重度抑郁中挣扎而出，出于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一步步走上了研究和传播精神科学的漫漫长途。六年间陆陆续续做了两件事：一是出版了《渡过：抑郁症治愈笔记》，这本书已经发行近10万册；二是创办了精神健康公号，名字也叫“渡过”。我在公号简介里说，我的想法是，“联合患者、家属、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师，共同打造一个精神疾病患者的互助康复社区，真实原创，知行合一，自渡渡人”。
在精神健康领域耕耘六年，我有了两大收获：
其一，通过学习和实践，我对精神疾病尤其是抑郁症有了一个完整的认识框架。我不断产生新的想法，其中很多是独特的，是属于我自己的发现和体验；
其二，在主办“渡过”公号的过程中，我结识了一大批患者。他们信任我，愿意和我交流，成为我的作者。“渡过”公号在抑郁症科普方面能有所贡献，他们功不可没。
接下来做什么？我想到，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抑郁症科普的行列，这一块已经不需要我再做什么了；我应该把病耻感调整为主攻方向。
当今社会，精神疾病的病耻感依然根深蒂固。很多患者得了病，不敢告诉别人，不能大大方方求治，耽误了病情。原因在于，主流社会对于抑郁症的认知仍是扭曲的，很多关于抑郁症的报道，只是隔靴搔痒，一知半解，充斥着各种似是而非的想像。可以说，抑郁症患者的真实面貌，他们和自身性格，和家庭、社会、时代的复杂关系，从未被揭晓。
那么，如何更准确、更深刻地理解抑郁症？我想出一句话：抑郁症是一个人生理关系、社会关系和时间关系的总和。
什么意思？简单概括一下：抑郁症从来不是单一的病症，也不是个体一时的产物，而是“生物－心理－社会”三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在时间流中逐渐形成的。对于抑郁症患者，应该把他置入其所处的社会关系中（包括家庭、环境、时代变迁），作动态的、历史的考察，才能理解疾病、理解患者。就事论事、见病不见人，不可能真切理解并抵抗抑郁症。
上述想法，我现在叙述用了好几个段落，但在当时，却如同电闪雷鸣，一瞬间让我豁然开朗：我应该以“渡过”公号为依托，去全国各地寻访有代表性的患者，进入他们的生活环境，描述他们的人生境遇，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对其疾病和命运的影响。
也就是说，我要参与他们的生活，和他们一起动态地研究抑郁症成因，总结对抗抑郁的成败得失，以此为当代中国的抑郁症现象，提供一个真实、完整的解释。
我记得，写完公号的新年献辞后，我把这些想法随手记了下来，后来就成为这本书的最初思路。
（二）
在后来很多天里，这个想法让我振奋。我和很多朋友谈及此事，无一例外得到鼓励和支持。前同事赵晗说：“你做这件事得天独厚，社会需要，意义重大，而且只有你能做。”
但是，想法如果仅仅停留脑海里，是没有意义的。这个世界从来不缺想法，缺的是对常识的身体力行。从想法到行动，需要克服很多困难，尤其是心理上的阻碍。因为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需要集中精力，无法用业余时间完成。甚至，更长远来说，要改变自己的职业取向，要在现有工作和未来事业之间作出取舍；要放弃很多现有的东西，比如职位和收入。
当然有过犹豫。但最后我还是决定，追随自己的内心，去做自己认为有价值、喜欢做、有能力做的事情。
那段时间，我做了两个准备：一是从“渡过”公号的读者中圈定了第一批采访对象，二是悄悄把手头几个职务工作收尾。2017年3月下旬，我提出辞职。我的老上级胡舒立未予准许，但支持我的想法，给我放了长假，让我安心做自己的事情。
于是，2017年4月13日，我开启了采访之旅。
我的这个选择，在同行中曾引起小小的震动。这些年，新闻行业不景气，很多人离去。有朋友以为，我也对新闻失去信心，改行了。
其实，我不但没有改行，反而是更深地专注于此。何以然？首先，我做的这个事情，本身就是记者职责所在——记录。我给自己设定的第一任务是：基于对中国精神健康问题的理解，用我的寻访，为转型期中国精神健康事业发生的变化做一个记录，为时代留一份笔记。
其次，要记录这个变化，我需要做更多的职业努力，乃至改变自己的工作方式。对我个人来说，是实现了新闻的回归。
我从事新闻工作30年了。前十几年当记者，后来当编辑，主要精力用于带记者，很少去新闻一线采访。这次写这本书，是我一个人干，无人可带。也就是说，从业30年后，我重新回到了新闻一线。
最初也有些不适应。当领导当惯了，第一次出门，很多事情都是陌生的。要自己联系采访，自己订车票，自己订宾馆，还要自己整理录音（这些以前都是我手下的记者替我干，在此致谢）。不过，一两次之后，就习惯了，找回了十几年前当记者的感觉。
当然这只是浅层次的。真正有意义的变化是：因为任务单一，没有时限，我得以如最初设想的那样，“进入到采访对象的生活中”。每到一地，我会和采访对象一起呆几天，甚至住到他家里，朝夕相处。我提出要采访家人，走访故乡等等，他们大都爽快地答应了。
这大概就是新闻教材所说的“体验式采访”，有时会有意外的收获。比如在贵州采访墨清，他开车带我回他老家，两天接触后，他突然提出：“我想邀请你跟我去一个地方，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哪有记者拒绝采访的？我立刻答应，问去什么地方？原来是墓地。我很高兴，这意味着他对我完全信任了。我们花了一个下午，在往返的车上、在墓地，谈了很多东西，这是我事先没有料想到的。
又一次，在内蒙古，我随凌寒去医院复诊。看完病，在宾馆吃饭的时候，她指着窗外若有所思地说：“当年，我也是坐在这个位置上，看着窗外这个楼。那时这楼正在盖，还没这么高，我就想，这楼不够高，跳下去也死不了啊……”这些采访，非身临其境是不可能做到的。
还有一次，在湖北，我的采访对象对我说，晚上忙，要么去工地上一起吃饭一边谈？我求之不得。到了工地，他没介绍我是记者，也没人管我。我不多问，只是观察、倾听，所看到的是他的立体的生活，远远超出了我要了解的抑郁症范畴。
采访身临其境，时间和情绪的投入，必然带来感情的回报。我当记者十几年，回过头看，与采访对象保持联系的很少。说得刻薄一点，对他们只是索取；而他们看我，也只是一个匆匆过客。
这次不一样。半年里几十个采访对象，他们的家门对我敞开了。他们腾出最好的房间，换上新的床单，给我充分的信任。也许一开始还有保留，很快就无话不说；讨论的话题，超越了疾病，甚至延伸到个人情绪、家庭关系、职业困惑，等等。
这些都不是白费的。如前所述，抑郁症从来都是时代和社会的产物。通过采访，我看到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农村、企业、教育、医疗、乡村社会转型，等等。我希望，现在和将来，我写出的文章，记录的不仅仅是抑郁症，同时也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三）
以上所说，都是我从采访对象那里获得。与此同时，我也在用我的能力为采访对象提供帮助，这于我同样是有意义的。
行程中，我发现一个现象：我的采访对象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我寻访的；一类是主动来找我的。后者几乎都来自偏远的二三线城市、乡镇、农村。
我后来想明白了道理：这和中国各地的发达程度以及精神健康医疗水平相关。有数据表明，中国精神健康治疗整体水平很低，县一级的精神机构设置较弱，三分之一的县缺乏精神治疗服务，有的县甚至连一个精神科医生都没有。这些地方的读者和患者，当发现可以联系到我，自然希望获得帮助。
因此，到了他们家，我增加了一个任务：传播精神健康知识；帮他们拿主意，想办法。
比如本书中的凌寒，患病30年，一直不知道自己得是什么病。直到有一天，她家一位亲戚把我写的《渡过》寄给她。她和丈夫用一夜时间看完，第二天作出决定：到当地的地区级城市看病。
她告诉我，看完我的书，她哭了。她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人和她是一样的病，而且这个病可以治疗，而且还能治好！从此，她走上了正规治疗的路途。
后来，她和我断断续续保持着联系，得知我的采访计划后，希望我去看她。她告诉我，她情况不稳定，等待我的到来。我只好修改采访计划，提前西北之行。到了她家，我详细询问了她的患病始末和治疗情况，走访了她的医生，共同制定完整的康复计划。现在，她几乎每天都会向我汇报“四管齐下”的康复成绩。
在重庆，我访问了一大家子，好几口人患病，全家总共买了4本《渡过》，还成立了一个微信读书群，叫“学习路上我们手牵手”。这让我受宠若惊；现在，这家人最小的患病的孩子，成了我的作者。
还有一位妈妈，从公号上获悉我的行踪，联系上我，希望我就近看一看她的儿子。她说，儿子本来品学兼优，今年寒假后突然拒绝上学，疯狂玩电脑手机，除了上厕所基本不出屋。两个多月了，昼夜颠倒，一天两顿饭。不和父母交流，不信任何人。
见她忧心如焚，我改变行程，中途下车，去了她家，和孩子艰难地谈了一个多小时。当天晚上，孩子走出自己的房间，全家人一起吃了一顿晚饭。临别前，我和孩子爸妈商量了应对办法。我劝他们不要慌乱，不要急于让孩子上学；先恢复亲子关系，让孩子凝固的情绪流动起来，同时综合求治。现在孩子妈妈仍然和我保持联系，孩子也在一天天发生变化。
采访过程中，我同步在“渡过”公号上发表“采访札记”，很多读者得以关注我的行踪，甚至希望参与。一位前同事要求我带她一同采访；一位父亲请求我让他患病的儿子随行疗愈；一位读者提出如果我去他的家乡，他可以赶回家打前站……尽管我没有答应，但他们的信任让我感动。
我隐隐觉得，我的行动获得了某种追随。这个选题的特性，决定了我寻访的大多是中低层百姓。囿于环境的限制，他们平日很难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不同层次的文化。因此，我的到访，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价值和文化的传播。这是我感受到的另一重意义。
（五）
再说一下本书的体例。
最初，我的想法是写一本全面解读中国抑郁现象的书，注重系统性和专业性。这个想法，大概一个月后被搁置了。原因是，我采访到的很多人，经历丰富而完整，如果我把他们的故事切割、打散，揉入一本书中，我会觉得对不起他们的。
思考再三，我决定以人物故事的方式展开。即选定一批人，他们的经历曲折、典型、正面，同时各有特点，在专业上能够涵盖抑郁症防治的方方面面。我希望通过他们的故事，整体上呈现出一幅中国抑郁症现象的完整画面。至于最初的宏大计划，留待将来再去完成。
朝这个方向走了一段后，我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我发现，每个采访对象都是一个独立而复杂的世界；写一个普通人，并不比写一个名人容易。受时间和精力所限，由我一个人来写好所有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那段时间，恰逢我带着雨燕，写了她那篇文章《像野草一样活着》。我突发奇想：何不发动大家一起来完成这本书？
一瞬间，云开雾散。我迅速调整思路，确定了三个步骤：首先，通过广泛采访，圈定故事的主角，确立文章的主题；然后，我作为第一叙述人，写我与故事主角的交往，引领故事的走向；最后，故事主角作为第二叙述人，分段讲述自己的完整故事。
如果这算得上是一个创新，我想有三个好处：其一，故事主角分别写自己，肯定比我一个人写大家，要更真实、更丰富、更具体、更生动；
其二，对故事主角来说，写作还具有疗愈的作用。写作是心灵秩序的重建，从心理建设的角度来看，无异于清理自我，和自我对话，这和心理医生的功能非常接近。从后来的效果看，这个功能确实也部分实现了；
第三，我希望这个尝试，能起到示范作用，即倡导大众写作。我从来都认为，写作不是部分人的专属权利，写作的愿望植根于人性深处，甚至可以说是本能。写作也不神秘，几千年前孔子说过，“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我也经常这么说：“把写文章当成说话，怎么想就怎么说。先把想说的记下来，整理成文字；再分段落、分层次；再加开头、结尾；再修改字词。那落在纸上的就是文章。”
比如雨燕，此前从未写过文章，也不会用电脑。她未必懂得主题、结构等写作技巧，但她有生活，有真情实感，就写出了很好的文章。从这个意义上，“渡过”公号和这本书的一个使命，就是引领非专业写作者，以浑朴之心，记录自己的生活，实现写作的疗愈。
在写作过程中，我和本书的采访对象，组成了一个13人群，大家一起讨论，分享彼此的经历，出主意、想办法，每个人都有所提高。这是一次愉快的体验。
最后说一下本书的标题，《渡过3：治愈的力量》。我想，12个主角，12个故事，如果要概括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蓬勃的生命力。
书中的每个人，都承受过很多苦痛。时至今日，以超乎时空的视角看，曾经压倒一切的苦痛都已湮没；所能看到的，只是他们走过的道路。这些不同的路，也许可以分析为以下特征：对科学的信念；对人性的自省；对自我内心力量的重塑；以及对人类温暖和善意的冀求。
它们没有终点，还在向前延伸。
希望这一条条道路，最终殊途同归。
2018年1月2日
本文配图为海蓝纳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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