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14日下午，河北省浙江企业联合会第四届理事会换届大会暨就职典礼在石家庄市举行，浙商发展研究院（浙商智库）院长王永昌应邀出席并以“长期主义：向难而行”为题，现场发表了演讲。现根据演讲录音整理如下。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尊敬的赵会长（河北省浙江企业联合会会长赵勇强）和各位企业家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值此河北省浙江企业联合会理事会成功换届之际，请允许我代表浙江家乡人，对你们顺利成功换届并选出新一届理事会领导班子，表示热烈的祝贺！对你们创业中所展现出来的浙商“四千精神”及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祝贺和感谢！浙商是浙江的一张金名片，是浙江发展的生力军，也是浙江改革开放的重要标识，更是展示浙江人民聪明才智的亮丽风景线，规模近1000万左右的浙商，不但在浙江大地上创业耕耘，还在全国各地、世界各地书写着自己的创业奇迹。曾有一句话，说凡是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我们的浙商；凡是有鸟奋飞的地方，就有我们浙商在奋斗。我非常高兴参加今天这次大会，看到会议屏幕两侧始终不停地在播放浙商“四千精神”（屏幕两侧为：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更是感奋万千。可以说，这四句话凝炼着浙商最内在的东西，“四千精神”集中体现出了浙商的风骨。当然，要创业办好企业，其他地方的企业家也会有“四千精神”，否则，就不可能成就一番事业。但是，浙江企业家身上的“四千精神”，前者还应该加上“特别”两字。浙商是特别有“四千精神”、特别能创新创业的。正因为如此，当我再次看到在河北的浙江企业家群体中高扬“四千精神”时，深感你们责任在肩，也感受到了在新的时代、新的条件下你们扎实践行“四千精神”的风采。我为你们而感动、而自豪！在这里，我要再次谢谢你们！
当然，刚才讲的是河北的浙商，但我注意到，今天还来了全国其他省份的浙商。浙商是一个整体。我们浙商走南闯北，风风雨雨，在世界各地奔走创业，都是一个大家庭。浙商是世界了解浙江的一个重要窗口，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好故事的生动演绎者。你们创业得好、发展得好，也代表了当代中国发展的好景象。所以，广大浙商一定要牢记家乡人民对你们的重托，不忘初心使命——要为祖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为新时代现代化强国建设贡献浙商的力量。
同志们，浙商的发展离不开浙江人民的抚育和支持，同时也离不开全国各地对浙商的厚爱和关心。拿河北来讲，在河北的浙江企业家的成长和发展，时时处处都离不开河北各级领导干部、各个部门以及河北人民对你们的关爱和支持。在这里，我也代表浙商，对河北各级领导干部和河北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接下来，我想用二十来分钟，围绕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走势这个主题与大家做点交流，题目是——“长期主义：向难而行”。为什么要讲这个主题？大家知道，这几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许多新矛盾、新问题和新困难。尽管不光是我们中国，世界各国发展都有困难，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曾几何时，两三年前吧，我和大家一样，总觉得新冠疫情防控转段后，经济困难局面会很快转变，会有大的增长。的确，这几年来，经过全国上下共同努力，经济在稳中求进，也有很多亮点。但总的来说，大家都感觉现在经济发展乏力，困难很大很多，要比原来预期的困难大多了。2022年末，我在浙商的一个大会上，曾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主题来鼓励大家，希望会很快迎来更加“花明”的未来。
但是，这两年来，大家都感觉到，不但现状困难仍然很多，而且深为未来一个时期发展难题而担忧，发展信念和预期甚为疲软。企业发展困难你们比我更清楚。那么，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发展困难呢？这种困难，是一时的困难还是中长期的困难？
有的同志说，经济发展状况没有最难，只会更难。也有的同志说，对当前经济发展困难再忍一忍，会很快过去的，深冬过后就是春天。过于悲观和过于乐观，虽各有一点道理，但看来都与当今中国经济态势不完全相符。的确，辩证地说，任何时候都有困难，困难中也会有亮点。我们浙商就是从各种各样的困难中诞生和成长的。讲任何时期都会有困难，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但今天的困难和过去的困难很不一样，现在是普遍有困难，而且困难程度大，矛盾积累多，持续时间长，解决难度大。原因是什么？这几个月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思考的结果，就是要站在中国经济发展或者说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大视野以及国际变局大环境去看待、去认识，才能看清楚一些、想明白一些，也就是要明白这些大环境、大道理、大逻辑，才能回答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形势。换句话说，就是要回答为什么会出现目前状况以及今后相当一个时期为什么仍将是相当困难的局面？这需要从更加宏观的历史和世界视野去把握。不了解大势大局囿于一时一地，怎么也解不开这个“困局”，抱着也许会很快好起来或者会更难全凭自我感觉的判断，那是盲目的、侥幸的判断，缺乏历史的、时代的客观依据。
其实，形成今天这样一个相对困难的局面以及今后还将延续一段时期的发展困难状况，是完全有其内在大逻辑的。就其大逻辑来讲，在相当一个时期里，发展困难是带有“常态性”的。我们这样讲，不是消极地看，而是要积极应对；不是惧怕困难，而是要有历史定力；不是着眼一时，而是要有历史耐心，要在困局中开新局。这就是我想与大家交流的主要观点，即坚持长期主义，向难而行。
今天，中国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不是一个各国都把心思集中在经济发展上的国际环境。由于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国际力量的错综复杂的演变，当今世界进入了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激荡”时代。这不是一般的变局，而是一个“大变局”，是一个时代性的变局、历史性的变局，是以“百年计”的大变局。这个大变局，是一个极不确定性的时期，各种力量大分化、大重组，甚至是一个大纷争、大比拼和严重冲突的时期。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大变局呢？主要原因是世界各国、特别是世界大国都有自己的全球性利益，而一旦各国、特别是世界大国之间的力量和利益失去了原有的平衡后，各种纷争和冲突就不可避免会突起。这就是说，世界各国、特别是世界大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军事、科技、外交等利益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相应的是主导世界格局的力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当然，还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理念、制度的差异，也会助推变局的形成。大家想一想，难道中美如此困难局面是偶然的吗？当然不是；难道是谁上台执政一两个人的理念问题吗？当然也不是。而是到了这个阶段迟早是要发生重大战略博弈、冲突的。当年，特朗普上台执政与我国打贸易战，拜登执政后，对华政策还要比特朗普更“特朗普”，几乎是全方位的战略摩擦、脱钩断链。美国还联手西方力量打压你。现在又有人寄希望于新当选的美国总统能对华友好一点，问题是，无论谁上台，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对华大政策变不了多少，战略层面不会有根本性变化，中美摩擦进入“多事之秋”阶段是肯定的。至于技术层面、战术层面、个人风格层面，也许会有所变化，但改变不了大局。当今世界大变局当然不只是中美两个国家的事。你看，今天世界上这边有冲突，那边有战争，俄罗斯和乌克兰正打得热火朝天，中东巴以战争又悄然爆发了。今天这个世界上，这里冒烟，那里冒火。这种冲突现象明后天也会有。我曾经有个观点，就是2014年俄罗斯出兵克罗米亚时，在一次小范围的交流会上谈过一个观点，认为世界从此将进入一个新的“冷战”时期，也就是进入一个较为显现化的世界大国力量的冲突阶段。当时，多数人觉得我对克罗米亚冲突事件影响看得太重了。但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与俄罗斯之间战略冲突的产物，这两大阵营是开始撕破脸了，是带有标志性的。实践证明，世界不但带有“冷战”性质，而且在“冷战”基础上又提升为“热战”了。克罗米亚冲突事件标志着国际格局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今天世界上的多数国家，几乎都奉行“政治第一”“国家安全至上”，把地缘政治放在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什么都上升为国家政治安全，甚至把自己“圈子”外的国家视为威胁或潜在威胁的敌对国家，并且以此划分“敌友”，拉帮结派搞山头主义、小圈子主义，进而推动世界力量的分化重合。从国际层面讲，世界领袖和各国领导人，他们没有多少心思来考虑经济问题，或者说不得不把政治冲突、政治安全放在第一位。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单边主义和世界霸权主义，严重阻碍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这种局面不能不影响各国的经济发展，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带来了许多难题。大概在2019年的时候，美国开始打压华为。我在宁波有一个演讲，演讲完后，有位企业家跑来问，说我们企业家并不很担忧美国的打压，最担心的是未来做生意的不确定性，使我们无所适从。他让我分析一下未来一个时期，美国会不会继续打压制裁我国？我说，美国大概率不只会制裁华为，而且会与我国长期打贸易战，需要做好长期准备。我举这几个例子是想说明，今天中国发展的国际大环境是十分严峻的，已与过去几十年有了根本性变化，再加上今天中国经济的国际化、全球化程度已相当高了，因而带来的影响自然也会更大。总之，当今国际环境的政治化、动荡化现象并非一时一地的，将是一个历史阶段的长周期现象，我们不要有过于乐观的侥幸心理，而要做好长期的思想准备。“中等收入陷阱”是2007年由世界银行提出的一个形象化概念，主要指中等收入经济体极有可能会长期停滞在这个阶段而难以跃升到高收入经济行列的一种现象。这是欠发达国家达到中等收入阶段向发达国家跨越时几乎普遍会遇到的大难题，就如同一个大“陷阱”一样，不但很难跨越，而且往往会跌入“陷阱”之中。按照国际上的通常说法，人均国民总收入（或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至1万美元（也有以4000美元至1.2万美元为标准的）时，就是中等收入阶段。2022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2741万美元，总体上处于中等收入阶段上限，刚刚开始跨入高收入发展阶段。但今天我们还不能完全说已跨过中等收入阶段而成功进入了高收入阶段。因为，这个上限数字并不是绝对的标准，而且从经济发展的质态结构和动力结构上讲，更不能断定我国已跨过这个阶段。
从其实质上讲，中等收入阶段有一个很重要特征，就是这个阶段的经济结构也恰好处于艰难的转型升级阶段，包括动能结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劳动力结构、人口结构、企业结构等都处于升级换代时期。这个时期，一方面，原有的人力资本等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因而其产品无法与低收入国家低成本优势竞争；另一方面，科技创新的动能又没有基本成型，因而无法与发达的高收入国家科技优势竞争。这就难免形成了前有拦路虎、后有追兵的被动局面，因丧失或缺乏自己独有竞争优势而向上通道受阻，搞不好就会产生经济发展乏力、劳动者就业和收入压力增大、消费需求不足、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等不景气现象，再加上生态环境恶化以及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而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并长期在这个“陷阱”里徘徊，甚至导致经济发展倒退的严重后果。
显然，由中等收入阶段迈入高收入阶段是一个转型升级的“关口性”阶段，而且是一个需要经历几十年的历史过程，不是轻轻松松就能跨越的。在这个发展阶段，特别需要科技创新，需要高新技术的支撑，需要注入新的发展动能，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创新动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过去，主要依靠劳动力、土地等资源的低成本优势，走的是粗放扩张式路子。现在，则需要转型升级了，也就是说你要跃升到以科技创新为第一推动力的经济结构上，要高质量发展，要有新质生产力去竞争才行。你如果迈不过这个坎，有可能在这里徘徊，掉到“陷阱”里了。
2014年，我曾撰写出版过一本名叫《走在山坡上的中国》的书。在这本书里，我提出并论证了这样一个主题，就是未来中国几十年都将走在“半山坡”上。我们需要下大气力爬坡过坎。“上坡”，意味着有希望走上山顶，但爬坡爬到“半山坡”时，会很吃力，也会有风险，一旦滑下山坡掉下来，就可能掉入“山谷陷阱”。当今中国的发展，就处在这样吃力向上爬的“山坡”上，就是阵痛大、风险多。这是一个很可能不进则退的“中等收入陷阱”阶段，而且这还不是几年的时间，是一个必然要经历几十年的历史过程。这个阶段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阶层结构、人口结构、社会结构都需要转型升级，都面临许多发展难题。对这个“历史大峡谷”我们要有长期的思想准备。
如上所述，经济发展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意味着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战略需要作较大的调整。一般地说，欠发达国家或者说处于工业化早中期发展阶段的国家，要追赶发达经济体，可以主要依靠劳动力等低成本优势，实行粗放扩张式增长和大量外贸出口方式，来拉动经济较快发展，缩短发展差距。这是欠发达经济体普遍采用的“后发赶超型”战略。这个时期最著名的有“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模型，即投资、出口和消费拉动，尤其投资和出口更占有特别的地位。
但到了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转型过程时，发展动力更多的是要依靠科技创新和金融资本的新动能；经济的国际市场竞争优势需要重新塑造；国内需求、国民生活也需要新的提升，发展的内循环战略重要性会更加突显。过去，我们拼命投资，只要生产加工出来，就能卖出去，而国际市场上低成本价格优势通常也能起到重要的拉动作用。正因为这样，我们国家很快成为了生产大国、“世界工厂”和外贸大国。这是历史性发展成就。在这个粗放扩张的起飞阶段，经济增长处于高增长的状况。因为，这个时期的增长模式本身就是以量的扩张为基本动力的。过去二三十年间，我国GDP几乎每年都以两位数增长，直到2010年，我国GDP还有10.4%的增长速度。但这一年也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后一年，此后经济增长便进入了10%以下的下行式增长时期。如果说10%以上为高速增长阶段的话，那么，10%至5%之间可以视为中速增长状态，而5%以下可视为低速增长状态。当然，我们也可以把10%至7%左右的增长视为中上增速，把7%至4%左右的增长视为中下增速，而4%以下则为低速增长。在这个转型升级的“十字”关口，经济保持中上增长速度为上上策，保持中速或中偏下增速也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增速跌落太快，则可能出现断崖式“失速”而跌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极不利推进转型升级和中长期发展的。当前，由于我国经济正处于爬坡过坎阶段，加上国际打压和疫情等原因，近几年来经济增长进入了中速或中下增速状况，止跌下行或保持中速增长态势还有相当的难度。从一定意义上看，中国当下经济增长态势不太可能、也不应该出现“V”型状况；出现完整“U”型中高增长状况也是不太可能的；未来相当一个时期基本上将是“L”型状况。目前是否已经到了“L”型的底部？恐难断定，但愿如此。假如我国经济能稳定在5%至6%左右，也是值得期待的。若干年份跌到5%以下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愿不要出现这种局面。今后如果转型比较顺畅的话，也会出现“L”型的“翘尾巴”现象，是比较理想的，也就是说，要力争相对稳定在5%以上的增长速度。考虑到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还有相当增长空间，加上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特别是实施新型举国体制强力推进科技创新战略，保持这个增长速度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但不管怎么说，我国以往的经济发展战略重心要实现转变：发展理念要向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转变；发展取向要由重速度数量型向重高质型转变；发展动力要由投资、资源拉动型向科技创新驱动型转变；发展结构要由生产型向生产与生活并重型转变；发展市场要由重外循环向内外循环并重甚至更侧重于内循环转变：发展方式要由粗放型向低碳绿色型转变；财富形式（发展要素）要由重物态向制度、科技、资本、人才、文化等多样化形态转变等等。这些发展战略的转变，在相当程度上不得不付出增长速度偏低等代价。不仅如此，这个阶段更意味着发展难度增多、发展动力乏力等困难局面。要看到，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战略的调整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需要我们重在看经济发展走势，多从发展战略转型的大逻辑上去把握问题，尤其要注意到我国经济发展的许多底层逻辑、战略逻辑、增长逻辑已经并将发生重大的变革。过去常说：“只有落后的产品，没有过时的产业。”这要看你如何理解“产业”了。你如果把古代的马车与现代的汽车，都看作是同一个“车”的产业，那就是真的“没有过时的产业”了。可是，现代各类汽车真的是与古代“马车”是同一个产业吗？而且“大产业”中的“子产业”是多么丰富多彩啊。由工业化起飞扩张阶段向发达的现代化经济形态转型，最大的风险就是“中等收入陷阱”。这意味着经济增长方式无法顺利实现向高质量增长方式转变，缺乏高新技术创新的支撑，出现经济增长“失速”、停滞徘徊，社会贫富差距扩大、阶层群体向上流动受阻以及社会可能失序等现象。这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带有普遍性的“转型风险”。
如今，中国发展还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围堵打压、脱钩断链的国际风险，这种风险也可以叫“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陷阱”是指强强必战的“零搏”竞争、“一山难容二虎”现象。我国强调要扩大开放、合作共赢，人家却要与你脱钩断链。这股反全球化暗流正泛滥成灾。我们知道，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离不开世界化、全球化。现在我们正面临一些国家的反全球化“打压风险”。当然，我们目前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主要还是国内的。最主要有过去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造成的低层级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货币扩张过量、社会负债特别是地方政府负债过大、一些中小金融机构信用不足等风险，但最根本是由此而来的经济发展预期转弱、市场需求收缩、产业供给冲击、广义货币率高、刺激政策失灵，以及导致经济运行相对疲倦紧缩等困难状况。这也是未来一个时期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难题。从宏观调控角度讲，我国经济正处于进退两难、轻重不得的困境局面。如果下猛药治理，经济则可能会强行着落，然后重启再来，这个代价实在太大，谁也无法承受强行着落的苦果。如果温补慢调，则周期很长，而且搞不好也会有恶化、“失速”的可能，后果同样也不乐观。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温补慢调、稳住基本盘的基础上，抓住一批引领性行业、引领性产业、引领性科技、引领性项目、引领性企业，集中资源和力量强行突破，培育新动能，带动新发展。虽然这也需要有一个过程，但毕竟注入了下一轮发展的新希望，中长期看好。对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态势，我们要从防范化解风险的现实性和长期性这个大逻辑去审视，这也意味着困难也带有一定的长期性。企业家要做好企业，守住自己底线，规避风险，为宏观上化解风险作些贡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主题就是研究部署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最大法宝，也是发展的最大逻辑。新一轮改革开放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发展动力，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改革开放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改革开放也是一个有破有立的过程。这意味着原来已经形成的、大家已经熟悉的一些东西，也可能会被改革，你不认识、不熟悉的东西会向你扑面而来。
大家不要以为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很成熟了，也不要以为过去改革中形成的东西就不会再变革了。其实，我们离健全、统一、开放、高水平的成熟市场经济体制还早得很，你看看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资本市场、城乡体制等，许多方面几十年都还只是在探索之中，还谈不上常态化的成熟制度。所以，存量的、增量的东西都会有新的变革。改革会有发展型改革，也会有治理型改革。改革体制，健全机制，都是制度性建设，而制度性自然也包括管理、治理性内容的。改革开放说到底是各种利害关系的调整，在照顾各方利益的基础上，还是要重在激发激活那些起中坚、牵引作用发展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样才能取得推动现代化发展的实效。党中央对新一轮改革开放即将作出重大部署，需要大家好好学习理解。大家要静下心来，看到困难，但不要被困难所吓倒；面对困难，但不要因难而退。我们要迎难而上、迎难而进。也就是说，我们要坚持长期主义，要有长期面对困难的准备，要坚持走长期价值回报之路，要做长期耐心资本的企业经营者。
我今天说的主题是，大家不要奉行侥幸的机会主义，而要奉行长期主义，有长期定力，长期坚持“向难而行”，勇于直面问题，善于在困局中开新局。这是一种勇气、锐气和智慧。正如刚才赵勇强会长所说的：“站着就是尊严，忍着就有机会，不倒就是胜利，活着就是奇迹。”赵会长今天演讲文采飞扬，金句频出，展现了新时代浙商的勇气和智慧。这里，我再加上一句，就是“向难而行，奋斗出彩”。浙商要有这种气概、这种胸怀、这种风范，坚持长期主义，向难而行，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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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浙商发展研究院（浙商智库）院长 王永昌见习编辑｜王澍审核｜李艳霄
监制｜冯永明、余广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