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新衣”：世界数字体系下的美国数字霸权
［内容提要］数字疆域是人类拓展的新空间，本应主推全人类的共同发展，但当百年变局与数字时代同步来临时，数字鸿沟和数字剥削问题却日益凸显，数字霸权成为美国霸权的最新组成部分，被称为“帝国的新衣”。将世界体系论扩展到数字疆域可以发现：当前世界数字体系结构体现为以美国数字霸权为核心的中心—边缘依附结构，该体系中的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实施数字殖民和剥削。美国凭借软件、硬件和网络三维数字霸权牢牢掌控着世界数字体系，并通过设置技术藩篱、征服全球市场、掌控数字产业、主导规则制定和输出文化力量等方式对边缘国家进行殖民和剥削，既损害了自身实力，又威胁了他国主权，还加剧了全球矛盾，阻碍着人类共同发展。这一依附性体系在方便美国进行数字殖民剥削的同时，还巩固了美国的三维数字霸权，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为此，要建设数字命运共同体，协力剥离“帝国的新衣”，重塑一个公平、安全、开放、有序的新世界数字体系，实现数字疆域的解放。
［关键词］世界体系论 世界数字体系 数字霸权 美国霸权 数字殖民
当前，逆全球化和泛安全化现象涌动，大国在各个领域的博弈激烈，世界面临多重全球治理困境和复合全球治理赤字。在百年变局下，数字技术及其催生的经济模式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运作方式，并深刻影响到国家间关系，其结果之一就是新兴的数字技术和数字空间愈益同传统霸权和殖民等概念发生连结，政学两界亟需关注世界数字体系中已然成型的依附性结构及其引发的数字鸿沟和数字剥削问题。
当前，世界数字体系结构体现为以美国数字霸权为核心的中心—边缘依附结构，该体系中的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进行着数字殖民和剥削。从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角度出发，本文尝试将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扩展到数字疆域，以求更好地理解美国的数字霸权与数字殖民，并由此探求维护各国在世界数字体系中的安全和发展利益、破除美国数字霸权、弥合全球数字治理赤字、消除数字剥削与数字鸿沟、解放数字疆域、实现数字善治的中国方案。技术是“富裕的杠杆”，是推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技术发展的溢出效应曾是全球化和国际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为人类文明开拓了新空间。人们一度乐观地期待数字技术所塑造的经济模式与地缘稳态能在未来助推全人类发展，带领全球进一步实现一体化，从而引领国际社会步入平等互助的“康德状态”。然而，这种美好的希冀已然走到尽头。
《世界不平等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全球收入差距达到1929年大萧条以来的最大值，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年均速度已经由2010年前的10%逐渐下降到2015年后的1%，特别是新冠疫情后，全球北方国家的经济反弹力度整体超过了南方国家，两者之间一度接近的经济总量再度被拉开。联合国《2024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也指出，发展的愈发不平衡阻碍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在当下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交汇的紧要关头，探究为何本应助推全人类共同发展的数字技术却导致了相反结果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数据的不平等占有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具有巨大影响，霸权享有者很可能获得数字社会的独裁权力。随着技术发展政治化和数字化竞争日趋激烈，世界愈发笼罩在美国这一“数字利维坦”的阴影之下，数字技术改变了帝国主义的全球统治形式，数字霸权俨然成为美国的“帝国的新衣”，是美国霸权的最新组成部分。
数字霸权的存在使得数字技术发展虽是繁荣的源泉，却也成为不平等的推动因素。美国以数字霸权为基础的数字殖民多年来早已潜移默化地深入到全球各个角落，造成了全球数字疆域中事实上的不对称依赖关系。在这一结构下，相比美国，全球大多数国家都是边缘国家，已然对美国形成了结构性的依附。美国数字霸权的客观存在威胁着世界安全、经济发展和国际合作，带来了巨大的鸿沟和严重的剥削，扩大了全球数字治理赤字，从而引发了一系列数字治理困境。如何实现数字善治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要促进数字时代的平等和解放，就要全面且正确地认识美国数字霸权和世界数字体系的实况。
一、世界数字体系的结构与表现
当前世界数字体系结构体现为以美国数字霸权为核心的中心—边缘依附结构，该体系中的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实施着数字殖民和剥削。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发展，经济社会各领域出现了全方位的变革，数字技术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影响受到人们高度关注。新技术所带来的财富掠夺和权力控制已经渗透至国际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或可以用进行“数字殖民”来概括，即数字寡头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数字霸权，通过数字资本的不断输出建立起的一种全新殖民统治方式。数字殖民形塑了世界数字体系中心—边缘的依附结构，这一结构反过来又巩固了数字殖民和剥削，如此形成恶性循环，而要促进数字时代的平等，就要正确认识世界数字体系中心—边缘结构的形态、看清世界数字体系充满数字殖民和剥削的现实。
（一）世界数字体系的结构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发展乏力，激进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愈发具有解释力。以沃勒斯坦为代表学者的“世界体系论”从整体角度考察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现代世界体系）由中心区、边缘区和半边缘区组成。不平等分工和不平等交换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平等性的集中体现，这一体系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三个体系，三个体系都是以中心—边缘结构为基本特征。世界体系论是新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中颇具影响力的理论，其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都根植于人类生活的物理空间，随着人类可触及物理空间的扩大、交融而发展成熟。数字空间是人类拓展的新疆域，而当前的世界体系论并没有涉及这一疆域，也正是当下的缺憾所在，因而需要对之进行补充扩展，以增强其现实解释力。
世界数字体系也体现为中心—边缘依附结构，但世界数字体系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体系之间并非并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共同反映当今世界体系的新图景。
在世界数字体系的依附结构下，中心国家相对于边缘国家来说拥有无可比拟的四大优势。一是知识产权优势。中心国家的数字寡头向各个领域的延伸使其可以轻易获得尖端知识和市场信息动态，从而抢占研发产品的先动优势；而边缘国家的智力成果却具有难以规避的泄露风险，它们不得不向中心国家购买知识产权。二是国际产业链优势。数字技术拥有强大的整合能力，随着中心国家的有关产业进驻边缘国家，边缘国家本土企业的产业升级受到限制，只能在国际产业链中居于从属地位。三是政治权力优势。中心国家掌握着信息发布媒介，可以有选择地过滤信息、操纵舆论，从而影响他国的政治决策。四是意识形态优势。数字技术造就了一种新的“技术崇拜”，在中心国家数字平台和媒体的造势中，边缘国家的普通用户很少反思技术是否使其丧失了自我，边缘国家的文化观念也开始向中心国家靠拢，自然而然地认为要像中心国家那样行事和生活。
总而言之，世界数字体系中的中心国家通过以数字霸权为核心的依附结构，在世界范围内掠夺数据、知识、情报等信息资源，从而集中了在数字空间内直接控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权力，并将其映射到物理空间中。在这一不公正的世界数字体系中，无休止的数字殖民和剥削使得边缘国家的政治自主能力、产业发展动力和文化自信力被逐渐消解，只能沦为中心大国利益攫取的对象和政治决策上的附属，而与之相对的是，中心国家的数字霸权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得到巩固。
（二）世界数字体系的表现
依附结构的世界数字体系充满数字殖民和剥削。近年来，忽视数据自主性、肆意掠夺他国数字信息的殖民行为在当前世界数字体系中日益常态化，过去半个多世纪发展壮大的各类硬件厂商、平台企业、数据公司等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量化部门”，构筑了覆盖全球的大规模监控体系，可以收集海量信息并将其转化为可以被利用的数据。这种数据窃取行为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原始积累，各大数字公司通过新的欺诈和软暴力方式攫取用户数据资源，迫使用户丧失独自占有数据的权利，并将这些数据转化为可以为数字公司及其母国获取剩余价值的私有资产。政府的数据监视同样是数字殖民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例如澳大利亚政府与美国、英国等盟友共同组建的情报合作联盟——“五眼联盟”，构建起覆盖全球的数据监视体系，可以帮助它们在国际博弈中获得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而这种优势是以牺牲小国和落后国家为代价的。
这种穿着数字“新衣”的殖民与西方历来的殖民行径一脉相承。历史上，殖民者暴力掠夺原住民的土地，并通过结构性力量维持掠夺和压榨。在这一过程中，殖民者的企业发挥了关键作用。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为第一家实现与母国合作构筑结构性殖民统治的企业，而英国东印度公司则是这一模式的集大成者。在殖民过程中，殖民者设计和建造的关键基础设施不是为了造福殖民地人民，而是为了满足殖民者的剥削需要。原材料由殖民地劳工采集后，通过这些便利的基础设施运回本国进行加工，然后将制成的工业产品再运回殖民地，利用成本优势和保护性政策削弱殖民地建立同类竞争性工业的能力，形成了结构性的殖民闭环。与之类似，美国的数字殖民是美国政府及其科技巨头通过在全球数字领域的霸权地位进行的新形式的殖民。这一概念由于揭露了美国在数字领域事实上的殖民现实，遭到了美国的竭力否定，政企双方将其形容为“数字保护主义”，是“为数字贸易设置壁垒或障碍”。所以，美国对于由反数字殖民衍生而来的诸如欧盟数字主权、中国网络主权等概念与政策持负面评价，认为这些是他国的数字保护主义。但是，这种看法无法阻止各国对现实的认识逐渐清晰，从而开始重视对美国数字霸权的批判，并出台了针对这种数字依附结构的相关措施。
由历史和现实可知，数字殖民的基本形式是政企合谋。高科技跨国公司和数字经济模式曾一度被寄予厚望，人们希望它们在掌握了数字技术后能够促进资源的自由流动，改变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实现“去霸权化”和“去依附化”。然而，如今的数字能力虽然集中在少数大型科技公司手中，但它们却没有成为独立的主体来消弭主权民族国家的国界及基于其上的霸权，反而开始“回归”国家和政治，就如同殖民时代的东印度公司一样，成为母国地缘政治博弈的棋子和对手国地缘政治博弈的目标。这种政企合谋在网络安全领域更甚，私营部门愈发成为政府的追随者，加剧了国际数字鸿沟和数字依附关系，从而影响着国际政治格局，导致了一个更加碎片化的世界体系图景。
多年来，美国依托世界数字体系的依附结构，在世界各地进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规则标准制定，在宏观上进行经济和文化控制，在微观上实施高科技跨国巨头的私有化治理。由于高科技跨国巨头不断加深的“国家化”和“政治化”，微观上的这种私有化治理实际上赋予了美国“长臂管辖”的权力。美国利用大型科技公司“去霸权化”和“去依附化”的外衣，凭借自身数字技术优势不断进行数字经济殖民。目前全球大多数有影响力的科技品牌都来自美国，除了少数注重数字主权的国家，其他大部分国家的经济体系和社会生活已经全方位纳入了这些美国公司的科技产品，美国由此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权力，并借此使得对象国产生技术、管理、标准和基础设施依赖，从而导致了无休止的经济剥削。为了维护霸权地位，美国长期支持这些大型科技公司，以确保其在对象国数字生态系统关键功能上的主导地位。这一方面可以使得美国企业从租金收入(以知识产权或基础设施使用权的形式)和监控收入(以大数据的形式)中积累利润，另一方面也可以使美国政府借此控制对象国的信息流动(如新闻和流媒体服务发布)和社会活动(如社交网络和文化交流)，并借此控制以数字空间为中介的其他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态系统。
美国政府和科技巨头携手通过科技产品、经济模式和意识形态，共同构筑了数字殖民这一新的殖民形式，极大影响了边缘国家的数字生态系统，美国借此源源不断攫取政治和经济利益，维护其既有的数字霸权。
二、世界数字体系下美国数字霸权的构成与施展
二战后，美国凭借超强国力构建了全方位的综合霸权。其中，渗透于经济、政治、文化等霸权之中的科技霸权是美国霸权的重要支柱。21世纪以来，新科技革命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席卷全球，数字科技驱动社会生产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人类社会进入了数字时代。随着近年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美国的既有霸权产生了一种新的形态——数字霸权。美国的数字霸权是指美国主导着数字疆域的状态，其凭借软件、硬件和网络三维数字霸权牢牢掌控着世界数字体系。在世界数字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下，美国不断施展数字霸权对边缘国家进行数字殖民。
（一）美国数字霸权的构成
约瑟夫·奈曾指出，网络空间的权力取决于硬件基础设施、网络、软件及人的技能。美国的三维数字霸权以代码控制为基础。劳伦斯·莱斯格认为，计算机代码塑造了以计算机为媒介的数字规则、规范和行为，其殖民方式类似于20世纪物理空间中的建筑(例如为殖民而修建的铁路)。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数字空间中，“代码即律法”，代码是数字空间的基本法则，美国有能力通过代码控制在数字依附国建立和篡改“律法”，进而影响现实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美国对代码的控制力取决于其超群的科技实力，即“人的技能”。为了维护数字霸权，美国决不允许其他国家主导世界科技的发展。
美国数字霸权的第一个维度是软件霸权。软件是一套指令，定义和决定硬件能做什么。软件的功能和规则可以通过编码直接控制，进而支持或限制特定的数字空间行为。因此，软件对使用者的具体行动、政策取向和生活状态可以施加强大的影响，软件设计者和管理者可以借此实现对用户的控制，以数字空间活动为中介影响用户所在国物理空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态。当前世界通用的软件大都为美国公司所设计，它们通过软件深刻影响着世界的物理空间生态。例如，德国警方的执法数据储存于亚马逊云内。美国政府则通过《澄清境外数据的合法使用法》等取得了美国企业开发软件源代码和用户数据的权力。这就使得美国政府既可以通过软件源代码向各国民众推送有利于美国的信息，又可以通过“云法案”等获取世界各地的各类数据信息，实现对边缘国家的主权渗透与“长臂管辖”。
美国数字霸权的第二个维度是硬件霸权。硬件是用于数字空间运转的物理设备，是数字空间的现实支撑。美国对硬件的控制主要有三种形式，即硬件技术和标准控制、云技术远程控制及硬件基础设施直接控制。硬件技术和标准控制是指美国通过严格控制硬件技术外溢，封锁赶超国家，以维持自身的硬件技术优势，釜底抽薪地维护其硬件霸权，如美国对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封锁。同时，美国还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自己的数字技术标准，在各项议程中嵌入有利于自身的条款。云技术远程控制是美国软件控制的延伸。美国公司设计的软件在别国计算机上运行时，该国硬件事实上只是提供了基础的支撑作用，是无法发挥核心功能的，这一核心功能事实上被“转移”到了位于美国的第三方服务器上。硬件基础设施的控制更为直接，由于互联网诞生于美国，它掌握着网络根域名解析服务器（DNS)的大部分控制权，还掌握着域名和地址的分配权，从而导致数字疆域的分配严重不公平。此外，美国还控制着互联网通信干线，可以通过控制通信干线来切断任意国家的信息流向。可以说，控制了数字硬件基础设施的状态，就基本控制了全球数字空间运行的物理支撑。
美国数字霸权的第三个维度是网络霸权。网络是在软硬件基础上通过规则和内容建立信息连接，从而形塑出来的数字世界。美国主要通过控制内容和规则两个方面来掌控网络。在内容方面，美国控制着互联网的信息源，世界排名靠前的网站绝大多数都是美国的，尤以影响力最大、使用人数最多的搜索引擎谷歌为甚。美国还主导着互联网语言，全网70%以上的内容是英语信息，全部网页中81%的页面是英语页面。美式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在语言使用量和信息量的加持下，通过互联网通道源源不断地向全世界扩张。在规则方面，美国主导了网络技术标准的制定、推广以及国际网络体系的建设。互联网的实际存在和正常运行离不开支撑数据交换和系统兼容性的各种技术标准，如传输控制协议/因特网互联协议(TCP/IP)、用于网页制作的超文本标记语言 (HTML)、无线网络传输技术 (WIFI) 等，这些技术标准是数字空间的规则。谁掌握了网络标准制定权，谁就能在通信领域掌握控制权，也就有能力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及全球安全。目前，互联网技术的全球标准基本是由美国制定的，体现了美国网络治理的价值观和需求，在网络普及的过程中延伸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潜移默化地成为数字空间中的全球通用规则。
多年来，美国以代码为基础的三维数字霸权早已在自由主义的幌子下深入全球各个角落，不断强化着世界数字体系的依附关系，在中心—边缘结构下，除了相对靠近中心的中国和欧盟，各国已然对美国形成了结构性的依附关系，成为世界数字体系下的“边缘区”或“半边缘区”。
（二）美国数字霸权的施展
世界数字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下，美国通过设置技术藩篱、征服全球市场、掌控数字产业、主导规则制定和输出文化力量五种方式施展数字霸权，对边缘国家进行数字殖民和剥削。
其一，设置技术藩篱。技术革新历来是推动人类生产力跃迁的首要因素。目前，新型数字技术持续发展壮大，已经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推动力。技术的国家属性导致了技术民族主义的泛滥，今天的数字技术不仅仅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而且成为目标本身。随着大国竞争的加速回归和科技的迅猛发展，技术地缘政治逻辑驱使美国展开对华科技竞争。竞争的一大手段就是设置技术藩篱。冷战结束后，历届美国政府均致力于强化自身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力，从而维系其世界领先地位。随着新一轮技术革命影响的深化以及中国技术实力的崛起，美国发现自身的代际技术优势在迅速弱化，与竞争对手重新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美国科技战略因而愈发具有排他性。特朗普政府开始对华推行全面的技术“脱钩”（decoupling），拜登政府则实行“小院高墙”（small yard，high fence）式的科技竞争战略，这一战略凸显出精准打击、政府支持、重视安全和依托盟友等特征。不难发现，数字技术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其二，征服全球市场。如果没有强大行政力量的干预，数字产品的市场份额会不可避免集中到头部企业，中小型企业和新兴企业极难出头。美国积极为科技创新和企业成长创造条件，大力推动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成功打造出一批在全球互联网中拥有开放性、效益优势和用户基础的大型高科技公司。与政府密切合作的、政治化与国家化明显的美国科技巨头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构建起了自身的数字生态系统，通过技术创新和强大的市场优势，形成了全球性的垄断地位，获取了巨大的数字财富和优势地位，进而赋予美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在全球数字市场中，得益于美国数字霸权的支撑，美国企业可以随意扩张、压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达到直接剥削的目的。例如，在东南亚，美国高科技企业通过美国政府设计的双边和多边经济框架以及政策支持进入当地市场，冲击了当地企业和其他外国企业的市场份额。
其三，掌控数字产业。数字产业是数字经济的基础产业群，处于全球产业链顶端，所以无法在世界市场中塑造一条长产业链，以容纳较多大国进行上中下游互补链合，各国数字产业竞争堪称零和博弈。美国凭借自身优势掌控着全球数字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其他国家若想与其竞争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这加剧了数字世界体系中的不平等。以半导体产业为例，美国纠集盟友组建了“芯片四方联盟”，打击中国的半导体产业与相关数字产业。通过掌控数字产业，美国实现了数字财富的高度聚集，在全球数字空间中能轻易获取更多的利润，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自身的经济地位，而其他国家则难以进入这个领域，使得世界产业结构发展畸形，世界数字体系中的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差距日益扩大。
其四，主导规则制定。规则旨在降低国际行为体间互动的成本，增加国际秩序的确定性。美国凭借自身数字霸权，力求主导世界数字体系中的规则制定，集中体现在两个领域：数字空间基础标准和数字活动开展规则。在数字空间基础标准领域，美国通过技术优势和先发优势，使得其他国家在参与全球数字活动时采用美国主导的基础标准。例如，美国制定的网络通信标准大都成为全球通用的标准，美国建立的人工智能技术标准体系也被西方国家广泛接受。在数字活动开展规则领域，美国主导数字技术交流机制，将美国的数字活动标准和规则推向全世界。例如，在跨境数据自由流动上, 美国一直反对计算设施和数据存储的本地化；在源代码和算法保护上, 美国一直坚持禁止源代码和算法的强制接入、公开与转让。通过国内法的国际化，美国不断强化其国内规则在区域和多边贸易协定中的扩展、渗透。例如，在推动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的同时, 美国进一步强化了对境外数据“长臂管辖”的范围和强度；它还在区域贸易协定中强制性加入新条款, 以扩大美式数字贸易规则的适用范围、强化其约束性。美国基于数字霸权的规则制定与输出使得其他国家和地区在数字能力发展和竞争方面受到制约，进一步扩大了美国在世界数字体系中的结构性优势。
其五，输出文化力量。随着公众越来越普遍地通过数字技术手段参与国际传播，数字疆域的话语权愈发受到重视。在数字疆域中，话语权背后隐藏的是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美式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在网络语言使用量和信息量的加持下，通过网络通道源源不断向全世界扩张。在文化价值观方面，美国娱乐和文化产业在数字空间中向全球扩张，大力宣扬和美化美国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边缘国家对美国文化及其主导地位的态度，是美国维持数字霸权的重要手段之一。为了实现对数字疆域的“永续统治”，美国政府和企业积极倡导诸如“网络自由”等有利于其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竭力将其数字殖民和剥削行径合理化。而对其他国家实施网络监管、追求数字主权的做法，美国则利用其话语权从“法理”上进行否定。事实上，美国所宣称的“网络自由”，就是让数据和信息按照美国政府和企业的需要“自由流动”，是信息时代美国国家利益在数字疆域的延伸，是试图通过所谓的“自由”侵蚀他国主权，强化美国数字霸权的渗透和控制。
美国数字霸权的实施方式多种多样，总而言之，就是美国以硬件、软件和网络三维霸权为基础，通过全方位掌控数字技术、数字资本和数据资源，在世界数字体系中对边缘国家进行数字殖民剥削，获取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并进一步巩固数字霸权。
三、世界数字体系下美国数字霸权的影响与破除策略
美国对数字霸权的护持及其数字殖民剥削加剧了世界体系中本就存在的不平等和依附关系。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长期压榨的影响下，随着数字时代和百年变局同时来临，南北国家之间的发展裂痕越来越大，全球发展鸿沟进一步被拉大。其中虽有“全球南方”内部的发展战略选择、国家治理等方面的问题，但更是由中心国家不公正、不合理的剥削行为这一结构性因素造成的。
当前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已经意识到世界数字体系的不公正与数字霸权的消极影响，美国的数字霸权与数字殖民和剥削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反对和抵制，反映了世界数字体系的内生矛盾和边缘国家的觉醒。但目前美国在客观上依旧拥有数字霸权，并在主观上不断对其进行强化与巩固，通过跨越国界的数字疆域，将权力触角伸向其他国家的边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布控。这一世界数字体系使美国通过数字殖民剥削获取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并反过来进一步巩固了这一依附结构。美国这一“帝国的新衣”造成了诸多消极影响，形成了恶性循环，需要予以破除。
（一）美国数字霸权的影响
在世界数字体系以美国数字霸权为核心的中心—边缘结构中，美国一直遏制边缘国家向中心发展，通过施展数字霸权捍卫本国利益，并进一步维持自身霸权、强化依附结构，从而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
其一，损害自身实力。在百年变局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众开始认识到帝国与霸权的本质，数字霸权在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已然引起了广泛关注且受到诸多批评，尤其产生了对美国领导力及其国际行为合法性的质疑，不利于其在地缘政治回归的时代保持博弈实力。此外，美国数字殖民和剥削行为直接使多国利益受损，包括其传统盟友欧洲国家及日本、韩国，各国也担心被美国控制和监管，因而美国的霸权行径有损于美国与其盟友的关系。为了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美国也不应继续肆意施展数字霸权、殖民和剥削边缘国家。
其二，威胁他国主权。近年来，美国企业在全球遭到了越来越多的威胁他国主权的指控，并因此受到了惩罚。美国企业将全球各类信息数据存储在美国，美国政府则可以通过国内法案合法获取这些数据，这就使得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数字主权难以保障，而数字主权的丧失会威胁传统主权，从而引发了各国对于国家安全和主权受损的担忧。
其三，加剧全球矛盾。美国的数字霸权是对既有国际规则的无视，加剧了全球矛盾。美国破坏国际制度与规则的行为，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拉大了南北国家之间的数字差距，激化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本就存在的矛盾和对抗。同时，其他发达国家也深受美国数字殖民和剥削的困扰，在数字空间，美国以外的发达国家也可以被认为是“全球南方”成员。此外，数字霸权还恶化了全球网络安全问题，增加了全球信任赤字。
其四，阻碍人类共同发展。由于数字经济发展与国际贸易和要素流动有很强的关联性，为了维持自身霸权，美国对数字科技产品和服务进行技术封锁，阻碍了数字技术外溢效应的发挥，损害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技术进步。例如，为拖慢中国先进科技前进的步伐，美国的制裁行动造成了全球芯片市场的巨幅震荡，并进一步导致科技金融市场的长期混乱和世界数字经济的大范围衰退，损害了全球数字经济合作信心。
（二）破除数字霸权的策略
当前国际社会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持续增多，世界形势复杂严峻。数字经济、数字治理已然成为全球经济复苏与发展的重要支撑，可能成为人类向数字新世界演进的分水岭。因此，破除美国数字霸权、重塑世界数字体系生态，是人类的当务之急，需要从以下五个方面作出努力。
其一，制衡美国数字霸权。在结构上，需要其他国家通过信息技术、发展模式、意识形态等构建一个分权的数字社会，用以限制美国的数字霸权，削弱数字殖民和剥削行为存在的基础。软件、硬件和互联网的分散控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先决条件。近年来，中国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美国数字霸权的分权，因而招致了美国的打压。在行动上，需要全球各方势力协力重建国际数字市场规则，规范、限制美国的数字殖民剥削，使其不能作为工具进一步巩固其数字霸权，为可能的国际数字合作和世界体系重塑营造和平的过渡环境。
其二，重视网络主权。与数字霸权相对，中国提出的网络主权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概念。网络主权作为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的延伸，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原则，各国可能对网络主权的概念有不同的界定、对侵犯网络主权的标准存在不同的理解，但这些差异并不影响网络主权作为独立原则的法律地位。网络主权本身就是对霸权的反制，霸权在本质上是对他国主权的侵犯，而网络主权的提出明确了“互联网也是有国界的”，有利于从根本上否定霸权的合法性。相比于其他空泛的概念，已然学理化和制度化的网络主权具有更高的可行性，各国可以依据网络主权理论及其内涵，应用已有的主权保护措施来维护自身在数字疆域的主权，阻遏数字剥削。
其三，揭示西方内部的矛盾。在数字空间，美国是世界数字体系的单一核心，欧盟、日本等其他西方力量只能扮演半边缘或边缘角色，美国的数字霸权和数字殖民与剥削也威胁到了西方内部其他行为体的利益，欧盟、日本等西方国家也开始在数字领域反抗美国的霸权。近年来，美国与欧盟在数字经济领域摩擦频发，根源就在于在世界数字体系中心—边缘结构下，欧盟从半边缘国家向中心国家的移动触及了美国的利益。可见，西方内部在数字议题上并非铁板一块，各发达国家同样是美国数字剥削的受害者，是可以团结以重塑世界数字体系生态的对象。
其四，弱化数字依附关系。在当前世界数字体系中，边缘国家对美国存在较强的依附关系，这正是美国肆无忌惮施展其数字霸权的一大原因。因此，各国需要自觉抵制和反对美国的数字霸权，积极寻找和筹备应对措施，弱化这种强数字依附关系。各国可以瞄准科技前沿，加大投入，通过技术自主创新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本国数字产业，在新一代数字产业出现时实现“弯道超车”，提高在数字经济中的整体竞争实力；各国可以提高数字软实力和数字知识体系竞争力，从根本上抵制美国的数字霸权；各国可以自主制定数字行业标准，建立多边共通的数字规则体系，加强国际合作，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改革，实现数字领域的公平竞争，从规则制定权层面弱化对美国的依附关系。
其五，建设数字命运共同体。各国需要认清数字霸权的本质，坚持多边主义和平等原则，加强数字交流与合作，共同制定涉及全球各个领域、各类资源的数字治理规则和标准，增强相互之间的信任度和国际治理能力，在实践中积极推进各国重塑世界数字体系的行动，在全球与地区范围内积极搭建数字技术创新、数字资源共享的新结构，规避美国数字霸权的恶性影响，打造全新的数字生态圈，做到发展共同推进、安全共同维护、治理共同参与、成果共同分享，从而实现在世界数字体系中的共享、共治和共赢，协力改变中心—边缘结构，推动全球共治，达成“数字解放”，实现“数字大同”。
总之，要破除美国数字霸权，在世界数字体系中实现公平、打破依附结构、达成数字疆域的解放，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从多层面、多角度进行积极应对。
四、结语
帝国主义从未退场。今天的帝国总会披上各种“外衣”，来隐藏自身的霸权。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与实践出发，更新和扩充世界体系论，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美国的数字霸权，进而寻找重塑世界数字体系、实现数字善治、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的方法，以求实现数字疆域的解放，是一个长期且必要的过程。
人的解放就是系统性地“去殖民”，只有霸权力量与霸权格局消亡，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这也是人的解放的最终理想。在美国数字霸权的阴影下，美国以外的国家事实上都是数字空间“全球南方”的成员，只有全世界联合起来，才能协力剥离“帝国的新衣”，共同重塑一个公平、安全、开放、有序的新的世界数字体系。
［作者单位］蔡翠红，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于大皓，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责任编辑：王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