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如何对抗抑郁：理性战胜抑郁还是带来抑郁？

康德的忧郁

选自尤金·萨克《星之思辨尸》（2015）Kant’s DepressionFrom Starry Speculative Corpse, Eugene Thacker, 2015.

1804年2月12日，伊曼纽尔·康德躺在他临终的病床上。“他的眼睛很僵硬，他的脸和嘴唇因一种尸白而变色”。在死亡的几天后，他的头被剃光了，“被做成一个石膏模型，不仅仅是一个面具，而是整个头部的模型，旨在丰富当地医生高尔（Dr.Gall）的颅骨学收藏”。康德的尸体得到了妥当的化妆和打扮，根据一些说法，大量的访客日夜前来。“每个人都急于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以使自己有资格说：‘我也见过康德’”。他们的印象似乎是既崇敬又怪诞的。“所有的人都对康德的外表感到非常惊讶；人们普遍认为，从未见过如此枯槁无肉的尸体。”在柯尼斯堡教堂钟声的伴奏下，康德的尸体被人们举着火把从他家抬到烛火通明的大教堂，大教堂的哥特式拱门和尖顶也许让人联想到这位哲学家繁复的呈拱顶状的著作。

齐奥朗（E.M. Cioran）曾在他的《解体概要》一书中写道：“当我无法在康德和所有哲学家身上发现任何人性的弱点，任何真实的忧郁腔调时，我就远离了哲学。” 的确，对许多人来说，伊曼纽尔·康德的名字已经成为某种类型的精心设计的、宏大的、系统建设性的哲学的同义词，其典型作品是1781年首次出版的《纯粹理性批判》等。事实上，康德后来的“批判性”哲学的影响是如此具有决定性，以至于哲学史的教科书经常提到康德之前的哲学和“后康德哲学”。然而，康德哲学的重要性被其声名狼藉的阅读难度所抵消了。仅仅通读目录，以及其中令人眼花缭乱、迷宫般的章节、子章节和子-子章节，本身就是一项任务。然而，如果说康德的哲学实现了一件事，那就是在哲学中重新树立了乐观主义，这与启蒙运动关于世俗理性的优势和人性整体的“走向成熟”的理想非常一致。通读康德的作品，以其耐心和严谨的划分和细分，有一种哲学是包罗万象的总体化努力的感觉。哲学，在其康德模式中，知晓一切——它甚至知道它不知道的东西。

康德患有抑郁症的事实可能令人惊讶，特别是考虑到他在哲学著作中的雄心和他广泛的知识兴趣所展示的热情（他的讲座课程涵盖了从哲学逻辑到人类学到化学到关于世界末日之预测的一切）。但在1798年，在一封写给同事的关于“延长人类生命的艺术”的信中，康德评论了他自己与抑郁症的斗争。这些评论对康德来说是罕见的，无论是从个人的角度，还是从它们作为对弱点的忏悔的方式。

康德首先以他的典型风格将抑郁症定义为“绝望地将自己抛弃在没有明确目标的一般病态感觉中的弱点（因此没有试图通过理性来掌握这些病态感觉）”。在康德的哲学中，没有对象的思想是一件令人不安的事情；它可能导致无休止的、没有任何根据的善变思想，类似于康德时代对上帝的存在、宇宙的起源或灵魂的存在的推测性辩论。理性会在毫无理由——或至少不是个好理由——的情况下被动用。对康德来说，问题不仅在于理性的运用超过了信仰或想象力，而且在于理性的工具性运用——理性掌握了自己，包括自己的局限。这对于日常思考和哲学思考来说都是如此：“心灵的自我控制的反面......是对可能降临到自己身上的、如果降临到自己身上就无法承受的弊端的畏怯的沉思。”

而当理性的一致性受到威胁时，哲学也会受到威胁，或者说，哲学家也一样。稍后，康德给出了这段奇怪的供词：“我自己有一种天然的对健康的疑心病倾向，因为我的胸部又平又窄，给心肺的运动留下的空间甚小；在我早年，我的这种倾向使我几乎对生活感到厌倦。”

在其他地方，康德对这种抑郁症有所暗示。例如，在《判断力批判》中，他为“厌人”（misanthropy）的可取之处留出了空间，甚至认为其具有崇高的特征：“虚假、忘恩负义、不公正、我们自己认为伟大而重要的目的之幼稚......这些都与人们如果仅仅愿意的话就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一想法相矛盾，与我们希望更看清它们的积极愿望相矛盾，因此，为了避免在不能爱的地方憎恨，放弃我们同类的所有乐趣似乎只是一个小小的牺牲。”

但康德并没有轻易向这种思想的“病态”屈服。哲学是其灵丹妙药（panacea）。康德将“哲学化”（philosophizing）与“哲学”（philosophy）区分开来，尽管两者都在理性的自我超越中发挥着治疗的作用。在康德看来，哲学化“并不涉及到成为一个哲学家”，而是“抵御许多令人不快的感觉的一种手段，此外，它还是一种刺激心灵的兴奋剂，将兴趣引入其志业”。在另一个层面上，还有“哲学”本身，“它的兴趣是理性的全部最终目的（一个绝对的统一体）”，它“带来了一种权力的感觉，它可以通过对生命价值的理性估计，在某种程度上很好地弥补老年的身体弱点。”

这一切，从哲学的自我掌握的批判性距离来看，都很不错。但当康德讨论抑郁症时，事情就变得有点复杂了（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还讨论了无聊、饮食和睡眠）。

康德没有考虑的是，理性实际上可能与抑郁有关，而并非是抑郁的反面。如果抑郁——理性未能实现其自我管控——不是理性的失败，而是理性的结果，那该怎么办？如果人类的理性运行得“太好”，给我们带来的结论与人类的存在相抵触呢？我们将拥有的是一种“冷酷的理性主义”，它支撑着哲学努力的人类中心主义自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对我们的希望和欲望无动于衷的匿名的、不露面的世界。

而且，尽管康德一生致力于哲学和启蒙运动项目，但在他的几篇著作中，他允许自己为这种冷酷的理性主义发声。在他关于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的文章中，他质疑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的合理性，这个上帝既对人类有益，又允许人类互相毁灭。在《万物的终结》（The End of All Things）一文中，康德不仅质疑人类对世界的统治，而且还质疑我们对世界是否会终结的推测：“但人类为什么期待世界的终结？如果他们承认这一点，为什么它必须是一个可怕的结局？”

康德的这些文字和其他评论中暗示的是，理性和“对生命价值的理性估计”可能没有考虑到我们自己的最大利益，理性的自我超越可能与我们人类（或实际上是整个物种）的自我超越不相吻合。哲学理性如果达到这些程度，不仅会使哲学变得不可能（因为没有哲学家怎么会有哲学？），而且也不切实际（这种“抑郁的理性”有什么用？） 康德所说的抑郁症只是这种严酷的领悟：思想只是偶然地属于人类。后代的哲学家们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思想在思考我们，而不是相反。

传说中康德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够了”（genug）。柯尼斯堡的这位年迈的漫游哲学家释出了一个也是叹息的词，抑郁的理性似乎已经有了最终的发言权。

作者简介

尤金·萨克（Eugene Thacker）是美国作家、哲学家、媒介理论家和前噪音乐手。

他在千禧年初与亚历山大·加洛韦和麦肯锡·沃克被并称为纽约媒介研究三剑客，研究领域主要为网络理论和生物媒介；在经历2010年代“哲学之恐怖”三部曲对恐怖题材的集中研究后，他近年将关注点放回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哲学，以及文学创作（诗歌写作）上。他现在是纽约新学院的教授。

译者简介

张铎瀚是生于长春的写作者、音乐杂志编辑和艺术工作者，著有诗集《厄运金》（即出）。作为译者，他近年正在集中翻译尤金·萨克的“哲学之恐怖”三部曲（此星尘埃中-星之思辨尸-触角比夜长）；更多译作请见豆瓣@夺铎堕。

本文出处：飞象界公众号，2023年8月6日

文章采编：雪球

排版：初尧

审核：王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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