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威廉 · 德雷谢维奇（William Deresiewicz），美国作家、散文家和文学评论家，代表作有《简·奥斯汀的教育》（A Jane Austen Education，2011）、《优秀的绵羊》（Excellent Sheep，2014）和《艺术家之死》（The Death of the Artist，2020）。
2008年夏天，在常春藤盟校待了24年之后，耶鲁大学教授威廉·德雷谢维奇决定辞去自己的终身教职，离开这所常春藤名校。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感觉当前的美国精英教育已经陷入了误区，这套系统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大都聪明、有天分、斗志昂扬，但同时又充满焦虑、胆小怕事，对未来一片茫然，极度缺乏目标感：他们被包裹在一个巨大的特权泡泡里，所有人都在老实巴交地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他们非常擅于解决手头的问题，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解决这些问题。
这位美国学者发表了一篇有争议的文章，题为《精英教育的弊端》（The Disadvantage of an Elite Education）。在这篇文章中，他批评了常春藤盟校和其他精英院校对学生的溺爱，以及对独立思考的阻碍。他声称，精英学校培养出的学生无法与与自己背景不同的人交流，比如他自己也无法与水管工交谈，这是第一个例子。接着，德雷谢维奇以哈佛大学毕业生阿尔·戈尔（Al Gore）和耶鲁大学毕业生约翰·克里（John Kerry）为例，说明政客们与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脱节。
这篇文章成了《优秀的绵羊》的前身。《纽约时报每日书评》的作家德怀特·加纳（Dwight Garner）把德雷谢维奇描述为“一个生动的作家，一个往往会把头球打入死角的文学评论家”，他的“控诉接踵而至，几乎瞄准了美国中上层阶级的全部生活”。
又逢开学季，今天给大家推荐德雷谢维奇2010年在斯坦福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的演讲《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that？》（你打算何去何从？）。一篇点醒迷茫的深度好文，记得收藏。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that？你打算何去何从？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that? （你打算何去何从？）我的演讲题目提出的这个问题，是一个面向人文社科专业所提出的经典问题：学习文学、艺术或哲学能有什么实用价值？你肯定纳闷，我为什么在以科技闻名的斯坦福提出这个问题呢？名校学位当然是给人带来众多的机会，这还有什么需要质疑的吗？但那不是我提出的问题。我问的并不是指工作，也不是指你的专业。我们的价值不仅仅是我们的工作，教育的意义也不仅仅是让你学会你的专业。教育的意义远远大于上大学，甚至大于你从幼儿园到研究生阶段接受的所有教育。我说的“你要怎么做”的意思是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指的是你受到的所有正规或非正规的训练，那些把你送到斯坦福来的东西，你在大学这几年将要做的事。
困在专业里
你是如何从活泼能干的19岁年轻人，变成了只想一件事的40岁中年人？我们不妨先来讨论你是如何考入斯坦福的吧。你能进入这所大学说明你在某些技能上非常出色。你的父母在你很小的时候就鼓励你追求卓越。他们送你到好学校，老师的鼓励和同伴的榜样作用激励你更努力地学习。除了在所有课程上都表现优异之外，你还在兴趣培养上投入了不少精力。你参加了许多课外活动、私教课程。你每个暑假在大学里学习超前的课程，或参加提升特定技能的夏令营、工作坊。所以，你可能很擅长数学、钢琴或曲棍球，甚至同时精通好几项才能。学习这些技能当然没有错，追求成为最优秀的人也没有错。问题是，整套体系好像遗漏了什么，也就是除此之外的一切。我并不是说因为选择钻研数学，你就没法充分挖掘自己在表达方面的潜力；也不是说除了专注学习地质学之外，你还应该研究政治学；也不是说你在学钢琴时还应该学吹笛子。我想说的是，正因为专业化，你的注意力都被限制在你已知的和你想知道的东西上。一切就只是你的专业了。专业化的问题在于，在成为专家的同时，你与世界上其他事物的联系都被切断了，甚至是你身上的其他可能性。当然，作为大一新生，你才刚刚开始专业学习。考入斯坦福，已经让你在所有人都渴望的胜利之路上前进了一大步。再读三年大学，三五年研究生或博士，然后再成为住院实习生、博士后或助理教授。简单来说，你在狭窄的专业道路上越走越远。你可能从政治学专业的学生变成了律师，再变成专门研究消费品领域的税收问题的律师。或是从生物化学专业的学生变成了博士，再变成心脏病学家，再变成专门做心脏瓣膜移植的医生。我还是要重复一遍，这么做当然没有什么错。只不过，当你在专业里越陷越深，就会越发难以回想起曾经的自己。你开始怀念那个曾经享受弹钢琴和打曲棍球的自己，想知道那个和朋友聊人生、聊政治，聊上课学了什么，对话总是热火朝天的自己。那个充满各种可能性的19岁年轻人，已经变成了只想一件事的40岁中年人。难怪长辈总是显得那么乏味无趣。“哎，我爸爸曾经是非常聪明的人，但他现在只会谈论钱和肝脏。”
“考上”就是胜利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或许你从来没有想过当心脏病医生，只是碰巧发生了而已。随大流最容易，这就是体制的力量。我不是说这个工作容易，而是说做出这种选择很容易。或者，这些根本就不是你自己做出的选择。你来到斯坦福这样的名牌大学是因为聪明的孩子都这么选。你考入医学院是因为它的地位高，人人都羡慕。你选择心脏病学是因为心脏病医生的待遇很好。你选择的一切能给你带来好处，让父母骄傲，让老师高兴，也让朋友们羡慕。从你上高中，甚至初中开始，你的唯一目标就是进入最好的大学，所以现在你会很自然地从“考上”来思考人生。“考上”就是能力的证明，“考上”就是胜利。先是斯坦福，然后是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再到旧金山大学做住院医师等。或者进入密歇根法学院，或高盛集团（GoldmanSachs）或麦肯锡公司（McKinsey）或别的什么地方。你迈出了这一步，下一步似乎就是不可避免的。或许你确实曾经想当心脏病专家。你十岁时就梦想成为医生，即使当时你根本不知道医生意味着什么。你在上学期间全身心都在朝着这个目标前进。你拒绝了被预修历史课的奇妙故事诱惑，对大三夏天去旅行无动于衷，甚至无视你在儿科学轮值时照看孩子的糟糕感受。但无论你是因为随大流，还是早就选定了方向，20年后某天早晨醒来，你可能会纳闷：我怎么走到了今天，这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不是你取得的成就在整个专业道路上意味着什么，而是它对你意味着什么。你为什么做这件事，一切到底有什么用。这听起来像老生常谈，但这个被称为“中年危机”的“突然醒悟”就发生在每个人身上。
定义你自己的成功
举一个例子。几年前，我在哈佛参加了一次小组讨论会，谈到这些问题。后来有一个参加了讨论会的学生联系上我，她正在写一篇毕业论文，讨论哈佛是如何给学生传递所谓的“自我效能”（self-efficacy），也就是相信自己能做任何想做的事。或许你对“自我效能”的另一种说法更熟悉——“自尊”（self-esteem）。这位学生告诉我，有些在考试中得A的学生会说，“我得A是因为题目很简单。” 但另外一些学生，那种具有自我效能感或自尊的学生，会说“我得A是因为我聪明。”当然，认为得了A是因为自己聪明并没有任何错。不过，哈佛学生没有意识到，他们还可以有第三种选择。当我指出这一点时，她十分震惊。真正的自尊意味着根本就不在乎是否在考试中拿到A，而是充分意识到：尽管你接受的一切教育都在告诉你要相信自己，但你所取得的成就，还有那些奖励、分数、奖品、录取通知书，都不能来定义你是谁。她还告诉我，哈佛学生把他们的自我效能带到了世界上，也就是“创新”。但当我问她“创新”意味着什么时，她能想到的例子不过是“成为世界五百强的CEO”。这不是创新，这只是成功，而且是一种非常狭隘的成功。真正的创新意味着运用你的想象力，发挥你的潜力，创造新的可能性。但我并不是在谈论技术创新，也不是指发明机器或者制造药物，而是另外一种创新——创造你自己的生活，不走现成的道路，创造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我说的想象力是“道德想象力”（moral imagination）。“道德”这里无关对错，而是与选择有关。道德想象力意味着设想新的生活方式的能力。它意味着不随波逐流，不是下一步要“考上”什么名牌大学或研究生院，不是父母、同伴、学校、或社会想要什么，而是要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换句话说，确认你自己的价值观，思考你对“成功”的定义，而不仅仅是接受别人给你的生活和选择。就好比在咖啡店，服务员可能让你在拿铁、玛奇朵、意式浓缩等之间做出选择。但你完全有别的选择，你可以转身走出去。当你进入大学，摆在你面前的有法律、医学、投行、咨询或其他选择，但你同样也可以选择这些之外的、其他人没有想过的事。
为什么孩子有能力和勤奋，却没有想象力？
我再举一个例子。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提到这个问题。当时我说，那些在耶鲁和斯坦福等名校的孩子往往比较谨慎，追求稳妥的奖励。我听到最多的批评之一是：教育项目Teach for America如何？很多名校毕业生参与了这个教育项目，因此我的观点是错误的。这个项目当然是好东西，但它实际上正好证明了我想说的东西：它已经成为另外一个标志性的门槛。虽然它的内容完全不同于高盛、麦肯锡、哈佛医学院或伯克利法学院，但就精英选择中的地位来说，它们完全是一样的。TFA项目名声在外、很难进入，是值得你和父母吹嘘的东西，也会让你的简历很好看。最重要的是，它代表了一条清晰的道路。你不需要自己创造什么，只要申请然后按要求做就行了，就像申请大学、法学院或麦肯锡公司之类的。它像社会工作领域的斯坦福或哈佛，是另一个障碍，也是另一枚奖章。这个项目需要能力和勤奋，但不需要一丁点儿的“道德想象力”。“道德想象力”是困难的，这种困难完全不同于你习惯的那些。而且，光有“道德想象力”还不够。如果你要创造自己的生活，如果你想成为真正的独立思想者，你还需要“道德勇气”（moral courage）——无论别人说什么，你有勇气坚定自己的价值观，不会因为别人不喜欢而试图改变自己。具有“道德勇气”的人往往让周围的人感到不舒服。因为他们和其他人对世界的看法格格不入，更糟糕的是，他们会让别人对自己做出的选择感到不安、产生困惑。只要别人无法享受自由，人们就不在乎自己被关在监狱。可一旦有人越狱，其他人都会吓坏了。在《青年艺术家的肖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一书中，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借主人公之口说出了一句名言：当一个人的灵魂诞生在这个国家时，立刻就有大网将它罩住，不让它飞走。你跟我谈什么民族、语言和宗教，我正想冲破大网远走高飞。
撕破安全的网
今天，我们面临的是其他的网。其中一个就是我与学生交流时经常听到的“自我放任”。在攻读学位的过程中有这么多事要做，跟随自己的感觉生活难道不是自我放任吗？毕业后不找个正经的工作，去画画难道不是自我放任吗？
只要思考一下稍稍出格的事，年轻人们就被问到这些问题。许多学生在毕业前跟我说，同龄人带来的巨大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为创造性的生活辩护。大家被逼着觉得自己疯了：抛弃确定无疑的东西是疯了，认为这种生活可行是疯了，认为自己有权尝试是疯了。想想我们今天面临的情况，这是美国社会在思想、道德和精神等方面贫困的最好证明。一个国家最聪明的年轻人竟然认为听从自己的好奇心就是自我放任。我们从小就被教导应该上大学，但我们也被告知，如果想接受真正的教育，那就是“自我放任”。反过来看，做证券咨询、金融是不是自我放任？像大多数人一样，为了赚钱做律师是不是自我放任？但搞音乐、写文章就不行，因为它不能给我们带来利益，比如在风险投资公司工作。除非追求理想和激情能让我们赚很多钱，否则它就是自私的。你看到这有多荒谬了吗？这就是罩在我们身上的网，也是我为什么说需要“勇气”的原因，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在两年前的哈佛活动上，有个学生谈到我认为“大学生需要不断反思自己做过的决定”，他说“我们早在中学时就决定好，要成为哈佛的高材生。”问题是，有多少人会按照自己在12岁时做出的决定生活呢？换句话说，谁愿意让一个12岁的孩子决定他们未来一辈子要做什么呢？或者一个19岁的小孩？你能决定的只有你现在在想什么，并且要准备好不断改变你的决定。我不是想说服你们都成为音乐家或者作家。做医生、律师、科学家、工程师或者经济学家没有什么不好，这些都是靠谱、值得敬重的选择。但我想说的是，你们需要好好想想——根据正确的理由做出你的选择，并敢于承认和拥抱你的“道德自由”（moral freedom）。最重要的是，不要贪图安逸。要警惕社会所推崇的“懦弱价值观”的诱惑：舒服、方便、安全、可预测、可控制。这些，同样是“网”。不需要害怕失败。是的，你会犯错误。但那是你的错误，不是别人的。你可以从错误中缓过来，从而更好地认识自己，成为更强大的人。人们常说，现在的年轻人属于“后情感”世代——更愿意规避混乱、动荡和强烈的情感。虽然我不完全赞同，但这个说法值得严肃对待。但我想说，不要回避挑战自我，不要否认你的欲望和好奇、怀疑和不满、快乐和悲伤，它们可能会改变你预设的人生轨迹。你的大学刚刚开始，成年也才刚开始。敞开身心面对各种可能性吧，这个世界的广阔远超你想象。也就是说，你的未来也远比你想象中广阔。本文出处：听哲学公众号，2023年9月7日
文章采编：雪球
排版：初尧
审核：王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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