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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琦“翻车”的哲学思考:“工作神话”的破灭

王抗 思庐哲学 2023-09-18



“在万事万物中,艰苦工作成了一种美德而不是我们的一直宣传的祸害……我们的孩子们应当这样来培养他们的后代,使他们不必去从事那种可构成神经症病因的工作。非工作不可乃是一种神经症症状。它是一种安慰,它企图使人感到自己有价值,即使是在对他的工作没有任何特殊需要的时候。”


——赫伯特·马尔库塞


李佳琦“翻车”了。

在日常直播带货过程中,有观众吐槽花西子79一支的眉笔(加赠两个替换装,官方淘宝旗舰店不含替换装的单支售价69元)太贵,李佳琦则直接回应道:“哪里贵了?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价格,不要睁着眼睛乱说,国货品牌很难的……有的时候找找自己原因,这么多年了工资涨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

新成语:“哪李贵了”。


这一番话很快引来了全网“声讨”,海量的批评顷刻间涌来。虽然李佳琦第一时间发布了道歉,但依然没能止住这股汹涌的民意。批评的角度五花八门,而大家的愤怒归根到底可以总结成两点:

一,作为消费者,我认为一支79的眉笔贵,并不是因为穷,更不是因为“没有努力工作”。这种蔑视是对消费者的不尊重,是吃饭砸碗的离谱行为;

二,作为日进斗金、早已成名立万不愁吃穿的头部主播,李佳琦失去了以往对普通人的共情,成为了“何不食肉糜”的资本帮凶。

这样的说法固然正确,但并未点透这场闹剧后的本质:“工作神话”在当代中国的破灭。

大众中“工作神话”的破灭,使得觉醒了的观众们不再心甘情愿的为李佳琦的“教育”买单;而李佳琦之所以“失去了共情能力”,也不能简简单单用“飘了”来概括,它反映的,是作为一个“工作神话”之榜样的个体在这套话语之下所遭受的最深度的异化。某种程度上来说,破防的不仅仅是观众,也是李佳琦本人,他当下信誉的溃败正巧补全了“工作神话”这一信仰系统在当下破灭的另一重面向。接下来,我们话分两头来阐释。


01

“越努力,越倒霉”


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曾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一书中讲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主流价值取向工作伦理费美学。

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刚刚兴起并急于扩张的前期,为了扩大再生产、驱使工人们前去工作,“工作伦理”应运而生,简而言之,工作伦理的主张是,工作即正义,不工作是一种罪恶。更极端的表达则是,即使你看不到任何(尚未得到的或不需要的)收益,你也应该继续工作。人们由此从“工匠”变为了“工人”,从与自己的“上手之物”有着极其紧密的关联变成了必须服从外在强制戒律和规定的、可替代的螺丝钉。这也是马克思在《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提到过的异化的一种。

《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


然而,鲍曼又指出,随着时代发展,扩大再生产的需求被消化巨量过剩产能的需求所取代,集约式的工厂化社会被分散的、自由的原子化社会所取代,“工作伦理”已不再适用于后工业社会,一套名为“消费美学”的价值观念成为主流。与原先的道德训诫不同,“消费美学”的要义在于通过所消费的产品之审美特征来定义每个人的身份。感官欲望的满足和新奇体验的一再发生成为了主旋律。

如果以鲍曼的理论回看当代社会,我们会惊喜地发现,我们的社会中居然同时运行着工作伦理和消费美学两套价值体系。两者并行不悖,并共同构成了一个更宏大的主流叙事体系:消费不仅彰显了你的美学品味,也潜在地反映了你工作是否努力,是不是一个“上进”的人。反过来说,一个在工作上非常敬业、“踏实肯干”的人,自然也就“配享”更优质的消费产品。这样看来,我们同时遭受着美学和道德的双重剥削,而在李佳琦翻车事件中,更是“两套批评一次享受”,从“穷鬼买不起别买”一下转进成了“臭要饭的懒汉还学别人逛直播间呢”,也难怪观众们感到格外愤怒和屈辱:这不仅仅是对我购买力的质疑,更是对我人格的贬低。

究其原因,如此“工作神话”之所以破产,就在于它太过严丝合缝了,充斥着意识形态的等号:奋斗=有钱=能消费,而难以经受艰难时世的诘问。大众的愤怒也昭示着,现实的寒冰已然冲破意识形态的粉红同温层。在经历了经济增速放缓和三年封控之后,我们发现预期不得不一降再降:从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变成“找到工作就行”,因为能找到工作的已然是幸运,青年失业率直接不再统计;找到工作更绝非一劳永逸,我们头顶时刻高悬着名为“35岁危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李佳琦事件爆出后,小红书上“为父母找工作”的众多帖子顺势进入了大众视野,我们无奈地发现,在李佳琦的成功学式话语掩盖之下的,是一段段横遭变故而难以维持尊严的人生。换言之,那些不去消费的人,那些把手从非必要支出上抽回来的人,并不是不努力,而是在同一个结构里挣扎。

小红书上“帮爸妈找工作”的帖子。


在这一语境下,无论是“努力”的群体还是“不努力”的群体,都已不再相信工作神话:那些削尖了脑袋往体制内挤的年轻人并不是在追求一份由体面工作带来的伦理认可,而只是单纯为了更无忧的生活卖命;而那些选择当“全职儿女”的年轻人,那些放弃内卷的年轻人,则更是早已看穿了“工作神话”的欺骗本质。或许,更为讽刺的是,李佳琦所代表的社会声音并不知道,这世上还有很多人在“赔钱打工”,用父母微薄的积蓄交换一个让自己在工作岗位上受尽折辱还要被评价为“接受历练”的机会。他们也不知道,那些可以毫无心理负担购物的人,那些不会被其认为是“不努力”的消费者,反倒压根不需要一份工作来证明自己:人家阿玛在跟着清军入关时,就已经把人家这辈子的活儿干完了。

“我阿玛入关的时候,就已经把我这辈子的活儿干完了”



02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彩妆销售柜员”

直播时代,把自己作为产品


上述大众当中“工作神话”的破灭,这两年已逐渐凝结成一种社会共识。因而我更想谈的,是围绕在“李佳琦”这个个人,这个“品牌”周围关于工作的迷思。人们斥责李佳琦忘记了初心,“飘了”、“膨胀了”,原先的共情能力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精英”或“暴发户”的傲慢,这些批评当然没错,但李佳琦究竟何以至此?我认为,这同样来自于“工作神话”对人的异化,而李佳琦则是这一因果链条上最显眼的症候之一。

“主播男孩重度依赖”

我们从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开始说起。在那篇道歉的长微博里,李佳琦形容自己为“一个彩妆柜台销售员”,并以此来说明自己其实是了解工作之苦的。对于这一点,大众自然是不买账的,认为这无非是一种“卖惨”和“博同情”,毕竟,我们谁也没有见过一个年入18亿的销售柜员。

李佳琦的道歉微博。

而当舆论发酵之后,李佳琦之前的一条直播切片也被大家捞了出来。视频中,李佳琦抱怨说,“我本来可以不用工作了,真的”,但是又不得不坐在这儿,“每天头痛到死掉”。他接着说,自己坐在这里最后的想法,就是“公司这么多人,还有这么多同事需要培养。然后就是你们(指观众),说每天坐在直播间,很开心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你们都说过一句话嘛,我们不买可以,李佳琦必须要播。这句话字面意思上不太好听,因为觉得你们很自私。但我理解你们,希望我们是一个可以一直陪伴你们的一个状态。这就是我坐在这最大的意义了。”


结合这条视频,以及那条道歉推文,我们或许就能明白李佳琦身上的“割裂感”从何而来:观众们愤怒的是,你作为一个年收入18亿的富人,还天天抱怨着抱怨那,不想播了可以不播;但李佳琦的自身认知,或许仍是那个普通的销售柜员,一个迫于种种压力不得不透支身体玩命工作的劳动者。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是因为李佳琦的走红和暴富都来源于他所从事的特殊职业:直播带货。

直播显然是一项现代发明。透过互联网的液晶窗口,人们把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移交他人观看,而观众手指的点击频率则是直播业绩的生命线。而在这基础上的电商带货,则更是把直播的剥削性质发挥到了极致,它不仅要求主播能赢得观众的青睐,用独特的人格魅力和高超的节目效果留住观众,更要求主播能说服观众们心甘情愿地购买自己推荐的产品,做到“高转化率”。

在这种特殊的工作模式下,已不再有工作和生活、公域与私域的区分,主播们“必须学会新的卖弄”,”才能堪堪维持住点击率和转化率,毕竟观众买单的理由,已逐渐从“信任产品”转为“信任主播”。不恰当地说,直播行业的兴起,是将零售业从“法理型权威”的时代倒退回了“卡里斯玛型权威”的时代。而由直播带货起家的“网红”,又不像同样下场带货的名人和明星那样,有着其他足以傍身或证明自己价值的一技之长/作品,自然只能与这一行业捆绑得越来越深。又因为当前直播平台的推流机制往往是“播得越久”、“播得越勤”推广得越多,主播们为了维持影响力,往往会选择“熬工龄”的直播方式,这也就是为什么李佳琦在巅峰期几乎每日直播不断更,没有一天休息,同时还在直播时向观众表示,“你们买不买,我都必须要播”。


韦伯表示:还是你们现代人会玩。

说到底,李佳琦“共情能力”的丧失,并不是“懒得装了”、“不想装了”或不小心露出了马脚,而是这种异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同一个个体身上加码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我是从女友口中得知这一事件的,此前,我对李佳琦的印象还停留在“OMG!买它!”、“所有女生,给我冲!”这样脸谱化的口号上,而女友跟我谈起此事时也充满疑惑:作为一个“主打陪伴”的主播,他怎么会说出如此背刺观众的话呢?

但当打开那段翻车视频后,一切似乎都清晰明了起来:疲惫、焦躁乃至愤怒等情绪在他的脸上无所遁形,镜头前年入18亿的李佳琦此刻看起来,就像一个刚准备下夜班却被项目经理催促返工的普通工人,“他绷不住了”。我无意为李佳琦洗白,但我们不得不意识到,李佳琦的“翻车”,是直播行业(尤其是直播带货)对人精神剥削的一个明证:当我们选择了以“陪伴”为卖点,就无异于肉身饲虎,把和盘托出的个体生命交付到无穷无尽的、由赛博凝视所构成的欲望洪流中。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是李佳琦带货的商品的消费者,同时也是“李佳琦”这一形象,这一IP的消费者。

游戏《主播女孩重度依赖》。


“把自己作为产品”

那么,什么是围绕在李佳琦周围的“工作神话”的本质呢?他之所以在直播间那样“教育观众”,除了是出于上述提到的疲惫和焦躁的情绪,还因为在他自身的认知中,努力确实可以实现在伦理、物质和美学上的全面飞跃,因为“李佳琦”自己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纵观李佳琦的发家史,从一开始直播默默无闻,到名声鹊起魔性出圈,再到一炮而红成为顶流,无数话语都在宣扬这一点,即像李佳琦这样燃烧生命的主播是“注意力经济”时代的榜样和宠儿,没有不懈的坚持和努力,他绝无可能走到今天这个位置。

同时,之前所提到的直播激励政策也在无形之中鼓励着主播们更加“努力”地直播:只要我播的时间够长、频率够高,就总会有更多粉丝找上门来。由此,“网红经济”的价值准则也就悄然形成了一种新的工作神话:只要你越能在镜头前贩卖或展示自己,越能“陪伴观众”,你就可以理所当然地获得回报,成为“网红”。而一代代网红们藉由超负荷运转的自我剥削上位,并在各种场合把这一秘诀讲述给新的有野心的投机者,不断强化着这一认知。


当然,我们都知道,李佳琦的成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其中也颇有“时势造英雄”的因素。实际上,网红或直播也绝非像神话中所描述的那样“只要努力就会成功”,然而,以李佳琦为代表的头部网红形成的榜样效应和“网红经济”的规模效应还是让无数人趋之如骛,把自己投入到这一市场中去。由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自己作为产品”,世界逐渐变成了一个充满着营销与被营销的幻影市场——我们甚至不再像《黑客帝国》里所说的那样,有着挑选红药丸和蓝药丸的虚假自由,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颗既是红色、又是蓝色的全能药丸——既是生活,又是直播,是生活中的直播,也是直播生活。

说一下几个亲身案例。


我在上海生活,“网红经济”中“头部玩家”们的龙兴之地。一次,我和友人约在某一商场吃饭。乘电梯到顶楼,我们正四处寻摸着饭店的位置,突然听到旁边传来一串清晰异常的口播声,似乎像是在介绍某种电器产品。我当时还寻思,现在柜员都这么不客气了,大老远就开始揽客,仔细一听,才发现那口播根本不是在对我说话。我们循着声音看去,一个柜员小姐姐正面对着硕大的直播镜头,在空无一人的电器商店里声情并茂地推销着自家的洗碗机。当时正是晚餐的黄金时段,商场里人群来来往往,她却如此专注、如此旁若无人地大声直播,而丝毫不在意从她身边走过的潜在客户。我想这必然是“技能培训”的结果,唯有如此才能让一个人如此深深地扎根到虚拟的、一眼望去毫无真实反馈的直播海洋中去,而对一切发生的现实视而不见。


还有几次,我被并不熟悉思庐的朋友或同在公共区域办公的陌生人问道自己是干什么的,我想也没想就答曰:“做新媒体运营的”。没成想对方却说,噢,就是搞网红孵化品牌赋能的吧。我一脸懵逼,只好打个哈哈敷衍过去。我也不止一次地听到,周围有人在谈生意时如此说:“我们公司可以说笼络了XX领域的头部网红,让他们一起集中精力去推广XXX。”如我在上一篇锐评韩炳哲的文章里说过的那样,韩炳哲是自己网红哲学的“产品经理”,而现实则是,我们这个时代正在炮制、孵化、生产越来越多的产品经理——你的兴趣、爱好、爱情戏码、家庭恩怨,乃至过生日的新奇体验,听歌榜单上的小众私藏,都在越来越合法地成为被包装和兜售的部分,成为你之为你这个“个人IP”的卖点。至于输出内容?不过是营销的一部分,最终目的还是要“实现转化”。

“红色还是蓝色?这不再是个问题”


“网红经济”如此抢手的另一个原因是,人们往往沉溺于这样的幻觉中,即可以在“过上美好生活”的同时把钱赚了,通过把生活变为工作的方式让“努力工作”变得不那么令人厌恶。然而,真正的情况则是工作的需求、“孵化”和“营销”的需求全面入侵了生活。而李佳琦的当众“破防”也恰巧戳破了这一工作神话的泡沫:在真实、有趣、鲜活的生命体验和山呼海啸涌来的用户数据与转化率之间,始终存在着古老的敌意。这种敌意,绝非“努力”就可抵消,甚至还会因此加剧。


03

工作,哦,或许根本没有工作


说到底,当我们在谈论李佳琦事件的时候,我们究竟应该谈论什么?

比起集中火力对李佳琦本人展开口诛笔伐,我们或许更应该看到这一事件折射出的社会症候。无论是大众在后疫情时代的身心俱疲,还是直播行业异化机制之下头部主播的情绪崩溃,都指向了我们这个时代“工作”概念的全面破产:工作是毫无价值的、令人挫败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工作?为什么必须工作?为什么不工作就活不下去?


我们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已经远远不再是格雷伯的无政府主义所批驳的那种“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的问题了,而是整个工作本身都是Bullshit;不是工作冗余、乏味、毫无意义,而是在一个毫无底线和尊严的环境中工作无论是对李佳琦还是对你我来说都是如此。而越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越会有更宏观的声音语重心长地劝导我们要遵守某种“工作伦理”,强调就业的重要性,殊不知这样的话语只会进一步解构工作价值本身。还好,这次是李佳琦这样的网红成为了集体无意识的表达者,我们还有胆量和空间去对这样的“挫折教育”say no。但如果不是他呢?

最后,讲个笑话收尾吧。此次风波之后,李佳琦的直播间人气仍然不减。有观众表示,他说了什么我无所谓,我还是会买,因为他们家是真的便宜。这让我想起伍迪·艾伦在《安妮·霍尔》最后说的那个段子:

“大夫,我弟弟得了精神病,他居然幻想自己是一只鸡!”
“那你怎么不把他带来?”
“可是,我真的很需要鸡蛋啊。”


朋友们,工作,哦,或许根本没有工作。

文案撰写:王抗

排版:初尧

审核:王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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