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普通人如何碌碌有为？

是甘愿做历史中无足轻重的小角色，还是尽自己的一份力在历史上留下声音？

撰文 | 林杨攀

编辑 | 曹颖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2020年冬天，因为疫情长时间无法离开澳门的历史学家王笛，郁闷地整理起一年前在家乡成都考察茶馆的照片。

在那堆拍摄于彭镇观音阁茶馆的照片中，他突然看到一张熟悉的脸——一位打牌的大爷，下巴和鼻梁一样突出，寸发已经花白。

一番搜寻，他在2015年拍摄的考察照片中发现了同一位大爷。

“在7年先后6次考察里，他都在那里喝茶。”王笛谈起时，语气中充满了惊喜，他将这位大爷的故事写进了即将出版的茶馆考察笔记里。过去3年，生活被疫情扰乱，未来变得难以预料，这位大爷却依然在茶馆里喝茶、打牌，看似平淡的日常在王笛眼中尤为珍贵。

“我们不要轻视这种日常，表面看起来没有重要意义，但有可能就是一些人的整个世界。”在一场名为“我们与历史的距离”的对谈中，王笛提到，正是这样的日常中，蕴藏着文化的韧性。

20多年前，写《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一书时，王笛开始将自己的史学研究从传统的宏大叙事，转向微观史学，将目光投向成都街头的普通人，而后出版的《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更是如此。

20世纪70年代，微观史学兴起，其关注的往往是被传统历史摒弃的普通人，不同于宏大叙事，从小人物和小视角入手，照见历史的幽微。近年来，微观史学及其写作方法在中国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王笛对微观史的热衷，一方面是受到西方历史学界微观史研究的影响，另一方面是自身兴趣使然，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作为个体的人往往被隐去了，而他想找到他们的故事。

为了还原大历史中小人物日常生活的细节，往往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在资料的搜寻与整理上，但每当从历史的缝隙中寻觅到蛛丝马迹，一路追踪得以窥见背后的波澜壮阔时，王笛形容自己好像宫崎骏电影《千与千寻》中的主角千寻，穿过一个幽暗的隧道，一下子进入了奇幻的世界。

让“脚注”成为主角

1960年代初，意大利历史学家卡洛·金茨堡在翻阅一位18世纪宗教法庭审判官的汇编时，无意间读到一条只有几行字的审判，讲的是一个农民因为对上帝持有不同看法而被指控，他声称世界是从腐坏中被创造出来的。

这引起了金茨堡极大的兴趣，成为其写作《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的缘由。在书中，一个名叫梅诺基奥的小磨坊主成为历史的主角，通过他，金茨堡呈现了世界起源、教会贪腐、文化多元性等问题。

这本书被视为微观史学三大代表作之一，也是王笛读到的第一本微观史著作。

1996年，正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读博的他，第一次读到《奶酪与蛆虫》，对这种全新的历史写作方法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在此之前，史学写作主流推崇重大意义和宏大叙事，鲜有历史学家将眼光真正落到小人物身上，即便有，也不过是众多资料中的一条脚注而已。

而金茨堡让本不起眼的“脚注”成为了历史的主角。

20多年里，王笛将《奶酪与蛆虫》读了无数遍，在课堂上反复用到这本书。他希望能找到自己笔下的“梅诺基奥”，但这多少需要点运气和巧合，就像金茨堡在庞杂的卷宗中发现寥寥几行审判后，又经过14年，才找到书写故事的契机。

王笛写作《袍哥》，便是出于类似的一个偶然。

2014年夏天，他在华东师范大学给研究生们讲授微观历史时，一直心存疑惑——为什么在中国的史学研究中还没有任何微观史作品问世？

当时他正在做袍哥——1949年之前活跃于长江中上游的秘密社会组织——研究，一篇题为《一个农村社团家庭》的本科毕业论文在众多资料中引起了他的注意。

1946年燕京大学社会系学生沈宝媛基于田野调查完成的论文，一直封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60多年后，四川大学教授李德英将论文复印件转交给研究袍哥的王笛。当时，王笛正专注于成都茶馆和公共生活研究，没有对这份资料多加在意，这一搁置便是10年。

暑期课堂上的讨论，写作微观史的念头，在他读到论文中袍哥雷明远杀女故事的那一刻，碰撞出了火花，这个像是小说开头的真实案例一下子击中了王笛，他决定以此为开篇写一本关于袍哥的微观史作品。

“那是在1939年发生的悲剧。哪怕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乡民们仍然记得那个残酷的画面：父亲在河滩上对女儿当众执行死刑。”在《袍哥》开头，王笛叙述了雷明远杀女的起因、经过，因为怀疑女儿和家里的年轻裁缝有染，雷明远带着他的袍哥弟兄们闯入小裁缝的家里，将这对年轻的恋人押解回“望镇”，在河滩边枪决。

袍哥是1949年之前活跃于长江中上游的秘密社会组织，其影响力与青帮、洪门不相上下。在其最盛时，四川省约有70%成年男子加入，影响力遍布各个角落。（@视觉中国 图）

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雷明远杀死女儿的行为应该被判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因此面临审判。目睹了这一切的乡邻们，甚至包括小裁缝的父母，都默认雷明远作为家族和袍哥的首领，手里握着生杀的权力。

以袍哥雷明远这个个体为起点，王笛徐徐展开对袍哥组织及近代基层社会权力运作的考察，也由此开始了他的微观史写作。

被争议的“碎片化”

如今，王笛以对微观史的研究，尤其是对成都袍哥、茶馆的研究，被更多人所知道。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受传统史学的影响，他关注的也都是一些历史中的“大问题”。

在第一本专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他运用了大量史料，讲述两百多年间的历史，尝试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等维度都囊括到研究中来。

今天回顾这本书，王笛并不满意，除了研究问题过大，他反省自己在写作时是站在精英的视角上，不加批判地采用了话语霸权，“举个例子，我在那本书中讨论到了宗教信仰。在20世纪初，普通民众的宗教信仰不管是拜神还是建庙宇，都被当时的精英当做一种简单的迷信活动加以批评，我在写作这本书时也是如此。”

后来写作《街头文化》一书时，同样涉及大量民间宗教活动，但他的视角发生了变化。

譬如谈到成都的土地会，进入20世纪以前，以街为单位的土地会会在每年清明节前后组织社区开会，先是挨家挨户地收钱，然后用这笔钱雇戏班子唱戏，并以祭土地为名邀请街民一起吃宴席。同时，土地会还会组织街民清掏阴沟和水井。

“过去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但在写《街头文化》时并没有停在这里，而是进一步探讨了为什么土地会要组织街民们一起清掏阴沟和水井。”王笛在研究中分析，因为成都地势低洼，排水不畅，如果不组织疏通阴沟，每年夏天雨季到来时很容易引起水灾。“过去这不归地方政府管，而是归土地会管，所以说土地会相当于是一个社区自治组织。”

进入20世纪以后，在现代化国家的建构下，土地会这类组织受到政府权力的打击不复存在，结果没人组织阴沟疏通，以至于民国时期成都的水灾一度非常严重。

比起想要在《跨出封闭的世界》中探讨的大问题，土地会及其清掏阴沟等行为本是不被关注的小问题，但由此入手，《街头文化》探讨了地方政府在城市管理方面的缺位。

因为研究深度的不同，问题的大小在王笛这里有了相对的意义，他认为，过去虽然做的是大题目，但格局却很小，而今天研究小题目，格局却大了许多。

打捞历史碎片，还原历史细节，是微观史学的研究特点，但这种研究方法也在史学界引发争议。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多斯曾在《碎片化的历史学》一书中，表达对法国年鉴学派轻视政治研究倾向的不满。

近年来，微观史研究在中国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的同时，一些学者也表达了对其研究方法和写作方式的忧虑——这是一种历史学文学化的产物，为了满足读者的猎奇，缺乏对重大问题的探讨，缺乏史学研究价值。

王笛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认为中国学者研究的“碎片”不是太多，而是远远不够，历史研究面临的问题不是太细微，而是太粗犷。

“写历史，需要有细节；有细节的历史，才是有血有肉的历史。细节似乎缺乏宏大的叙事，但是却为宏大叙事提供了支撑。那些似乎不经意的鸡零狗碎，却是回归历史现场的定海神针。”在《那间街角的茶铺》中，他阐释了微观史学对历史研究的必要，对历史的宏观认识，离不开微观研究，两者并非孰轻孰重，而是互为补充。

“碌碌有为”的大多数

2022年10月，王笛的作品《碌碌有为：微观历史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出版，记叙了由一个个普通人和家庭的日常延展出来的话题：厨房里的必需品和人们的生活习惯有何关系？古人为什么喜欢翻老黄历？古代的酷刑与刑具是如何发明的？如何管理黑帮社会？传统社会中是否有“小升初、中考和高考”？

琐碎的、重复的日常构成普通百姓日复一日的生活，在大多数人看来，这样的日子是“碌碌无为”的，但王笛将书名定为《碌碌有为》，想通过这本书对原有认知进行纠偏。

“这种日常行为，这种每天周而复始的日常生活，所表达的意义就在于，我们的文明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在一次跟历史学家罗新的线上对谈中，王笛再次强调了“日常”的重要，“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老百姓的生产活动、传宗接代活动，他的家庭、家族延伸下来，成为我们的今天，怎么能说这个不重要呢？”

记录普通人的日常，书写普通人的故事，对王笛来说，是出于还原历史真相的必要，仅仅看到帝王将相、英雄精英的历史，必然是扭曲的、不平衡的历史，普通人的历史同样有其重要意义与价值。

在这之外，关注历史中的普通人，还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它关乎普通人如何看待自己的问题。

王笛曾在写作的过程中，从一份1919年5月的《纽约时报》中发现一位同姓“王先生”。

1919年5月3日，这位“王先生”以K.P.Wang的落款，给《纽约时报》写了一封读者来信。当时正值巴黎和会各国博弈阶段，他在信中义正词严地表达了自己对巴黎和会上关于中国山东问题决议的愤怒，“这摧毁了中国人对新秩序的信任。”这封信在当时引起了一场小小的笔战，有两位美国人也参与其中。

沿着这条线索一路追寻，王笛最终揭开了这位“王先生”的真实身份——当时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中国学生，后来去《申报》当了记者，最后成为一名保险行业的管理人员。

“王先生”后来没有成为一个著名的政客或者家喻户晓的名人，甚至在有关他的任何资料中，都从未提及自己这段往事。

他的来信没有刊登在报纸的重要版块，只是待在极易被忽视的角落里，若不是整理搜集西方媒体对100多年前巴黎和会的报道，王笛不会看到这个故事，它或许就会像历史上发生的绝大多数普通人的故事一样，最后消散在风中，像从未发生过一样。

“但你要是想到当时中国正在浴血奋战，想要收回山东。而作为当时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纽约时报》刊登了王先生的这封来信，可以想见，他帮助当时成千上万的西方人了解中国的遭遇和处境，产生了对中国的同情。”王笛认为，这是一个普通人在当时能做的最大努力。

怎么样写历史，怎么样读历史，不仅仅是历史学家的使命，也涉及每个普通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是甘愿做历史中无足轻重的小角色，还是尽自己的一份力在历史上留下声音。

在“王先生”的故事中，他作为一个“小人物”，尽最大的努力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在王笛眼里，这就已经完成了从“小人物”到“大人物”的转换。“王先生”的故事，收录在新书《中国记事》中，即将于今年出版。

在帝王史观、英雄史观的影响下，每一个普通人或许都认为自己对历史没有丝毫贡献，因此没有权利、没有地位、发不出自己的声音是正常的。但王笛指出这是过去宏大叙事下被忽视的一种危害，“在这种思维下，我们就会把自身的权利让渡出去，什么都让政府、国家来管，不能正确、充分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而一个国家要发展、要强大，每个人都应该有那一份责任感和责任心。”

多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