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科学院发布“特别军事行动系数”，揭示战事的负面影响

俄罗斯《独立报》日前发表一篇题为《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家计算“特别军事行动系数”》的文章，作者系该报政治部记者达里娅·加莫年科及该部主任伊万·罗丹。

文章指出，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报告《在与“集体西方”激进对抗条件下的俄罗斯日常生活》指出，特别军事行动对俄罗斯公民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定性研究证实了有关社会焦虑感上升的监测测量结果，因为社会越来越多地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特别军事行动中来。但俄罗斯科学院的社会学家更清楚地计算出了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系数”对国内政治领域的负面影响。

在米哈伊尔·戈尔什科夫院士的领导下，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专家小组编写了题为《在与“集体西方”对抗激进化条件下的俄罗斯日常生活》的报告。该报告“仅供专家使用”，这句话被写在了报告封面上。

报告说明中指出，该报告是以社会学监测为基础，具有学术研究性质，而不是诸如社会舆论基金会每周进行的民意调查。9月27日，社会舆论基金会的调查报告称，在调查过程中“没有从他人那里听到对政府不满言论”的人数下降了4%（为64%，而前一周为68%）。与此同时，该基金会将俄罗斯民众的焦虑程度从47%调低至45%，同时调查认为49%的受访者现在的心态是平静的。这一调查结果遭到了质疑。

俄罗斯科学院的社会学调查被认为是更客观的，不会受到外界影响。俄共分析部主任谢尔盖·奥布霍夫对该报告非常重视，他举了几个说明性数字为例，例如，每三个受访者中就有一人与乌克兰前线的战事有密切关系，3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亲戚或朋友正在或曾经参加了特别军事行动。13%的受访者其亲朋好友中有在特别军事行动中死亡或受伤的人员，8%的受访者亲朋好友中有人被迫迁居于国外。同时，3%的受访者感受到了战争产生的直接影响。推断结果表明，全国约40%的成年人至少向特别军事行动提供过一次不同形式的援助，13%的受访者完全没有受到特别军事行动的影响。

当受访者被要求对其过去一年的生活变化情况进行总结时，他们更多地是作出了负面而非正面的评价。例如，只有7%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生活出现了显著的改善，而18%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生活在过去一年中产生了明显的恶化。总之，“积极主义者”（明显好转和一定程度好转）占31%，“消极主义者”（明显恶化和一定程度恶化）占33%。

如果说2023年有35%的人表示特别军事行动的后果是增加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开支，那么2024年向当局提出的社会政治性质的诉求则占据了最高位置。它们是公民的政治自由（积极的评价比消极评价低20个%）、腐败（积极评价比消极评价低22%）、道德领域的状况（积极比消极低24%）、俄罗斯的国际地位（积极比消极低30%）、新移民状况（积极比消极低46%）、民族间紧张程度（积极比消极低47%）和恐怖主义状况（积极比消极低57%）。奥布霍夫指出，目前对大众意识产生主要不稳定影响的是政治因素而非社会经济因素。

《独立报》向俄共成员和其他专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加强了公民对特别军事行动的参与，是现实生活还是宣传？以前“生活照旧”的国家态度是否会被“起来吧，广阔的国家”之类爱国主义口号所取代？还有，为什么政治领域的消极情绪最为明显，这是否会对国内稳定产生影响？奥布霍夫本人向《独立报》解释说，民众对冲突的参与仍然非常间接：比如为无人机建设捐款，最多是制造了战壕的照明设备或伪装网等。

人们深信，当局断然不会改变“以自己的方式生活”的态度，而替代以其他爱国主义的口号，因为这意味着社会最终政治化。两年前的“动员”行动是各级政府眼前的噩梦。人们还清楚地记得，1914-1915年的社会爱国动员是如何结束的，从效忠者的表现到1917年二月革命和皇帝退位，仅仅用了两年半的时间。现任当局显然也在等待“我们的特朗普”的到来，或者等待从金砖国家的朋友那得到“明斯克3号”决议，或者拉姆施泰因小组对乌克兰施加某种压力。

在这些情况下，乌克兰国家的非军事化、非纳粹化和拯救乌克兰国内“俄罗斯世界”的目标显然会落空....。但社会学家证明，公众会接受普京的任何和平计划。奥布霍夫总结道：“普通人的主要考虑是‘只要没有战争’就可以。”

政治专家小组组长康斯坦丁·卡拉切夫提醒《独立报》说，许多社会学调查不能被视为对社会实际状况的准确反映，这是因为人们更倾向于给出能被社会所认可的答案。“因此，这些数字可能与真实情感不符。我们应该关注间接因素，例如，俄罗斯自产Zeeta汽车的数量、互联网上爱国言论的程度、捐款数量等”。

他提请人们注意一个事实，即公众参与特别军事行动的程度受到两个因素影响，一是对自己本身的帮助，二是出于宣传的目的。“一方面，每名战士的装备由其家庭来承担已不是秘密，有时甚至其亲戚也要提供支持“。卡拉切夫强调说：“人们只是试图迎合普遍的情绪，履行自己的爱国义务等等。”

与此同时，他还提请人们注意一个事实，即特别军事行动已经常态化，他说，“没有人相信乌克兰会像德国在卫国战争中那样入侵俄罗斯，也没有人相信北约或美国会从对乌克兰半心半意的援助转向入侵俄罗斯领土。许多志愿者往往将为战争服务视为改善其经济状况的机会，因此，人们倾向于尽可能少地想起特别军事行动，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必然，不是对生存的威胁。

因此，'生活照常进行'的模式很可能会继续下去，除非发生什么非同寻常的事情"。他说：“一些爱国发言人和战地记者喜欢谈论‘广阔的国家’，但他们并不占多数。”与此同时，卡拉切夫指出，受负面情绪影响的是政治领域，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尽管有各种预测，但经济并未下滑，而社会政治领域的重大变化恰恰触动了人们的生活。他说：“人们只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发生反应，而不是对可能发生的事情。”

政治技术中心第一副主席阿列克谢·马卡尔金认为，现实生活本身已经让俄罗斯人参与到特别军事行动之中来，“矛盾之处在于，有两类公民参与其中，一类人对正在发生的一切一直翘首以盼，有的已经等待了30年，他们就是极端爱国者，这里有不少俄共选民，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执政者，这部分人希望和西方保持距离，像苏联一样重新振兴国家。第二类人是志愿者和被动员者的亲友，他们当然愿意提供帮助。更重要的是，要对得起自己那些参加过伟大卫国战争的祖辈。

与此同时，这位专家指出，经济正在保持稳定，那些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恶性通货膨胀的人们对今天的物价上涨已经放松了警惕。部分居民从特别军事行动中得到好处，不仅包括合同制士兵的家属，还有军工企业职工，因为地方各省的工资增加了1.5万至2万卢布，这是一个巨大的帮助。

马卡尔金证实，现在人们已将“对特别军事行动不满的人和从特别军事行动中获益的人”划归为城市知识分子和深度参与特别军事行动的人两部分，前者因感受到政治上的限制而心存不满，并怀念“零限制”的年代，后者则为亲自参与特别军事行动或为此提供服务，或者其亲属有过参与特别军事行动或提供服务经历的人。

不过，他认为这些群体现在都不希望将特别军事行动与伟大的卫国战争类比，“起来吧，广阔的祖国”这一口号在2022年春天还可以使用，但现在为时已晚，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情感需求了。人们已经习惯了，已经适应了，他们不想突然改变自己的生活。（文章来源：欧亚新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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