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90岁，为做裸模跟儿女反目，这样的人生，我觉得有意义

编者按：一到老年，往昔的风光或者狼狈都幻化成过眼云烟。老到手无缚鸡之力了，老到不再被社会需要了，就好像变成一个失落的旁观者，看着这个高速运转的社会，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置身何处。当“裸模”在一些人看起来是没有体面的。可是对于已经“体面”过的王肃中来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给自己一种“被社会需要”的感觉。也许只有经历过风浪，才更有底气随心所欲、无所顾忌。  

王肃中/口述

我叫王肃中，今年90岁，四川人。

我这一辈子，经历了新旧两个时代，穷过也风光过，目睹两位至亲意外离世，各种变化都赶上了。

2012年，我83岁，已经退休好久，以为一辈子会这么平淡地走完，却没想到，一个在我看来很自然的决定会让我众叛亲离，成了别人眼中可怜的孤老头。

其实九年过去，我对这些都看淡了，一个人也挺好，只要自己心里稳得住，别人怎么说，我不在意。这张照片是我在自己做人体模特的画室拍的。 

我出生在川东遂宁，14岁离开家乡，辍学去了成都。

战乱年代，我想学门保证自己饿不死的手艺，就去做了裁缝学徒。1951年，凭着多年积蓄，我开了自己的裁缝店。三年后，赶上社会主义改造，我的裁缝店没了，为了养活四个儿女，我进了合作社，还是靠裁缝手艺谋生。

这是我30岁时在成都的杜甫草堂拍的照片，背后的古建筑墙壁上，刷着毛主席语录：“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

60、70年代，国家经历了漫长的动荡期，我对政治运动一向不感冒，能躲就躲，想办法关起门来来磨练技术。文革结束，我学的一身本领也派上了用场。

1983年，我被调到成都机投镇一家服装厂当了厂长。

刚到服装厂时干劲很足，为了搞发展，我招了100多人，扩建了厂房，跑到兰州考察采购面料，也去上海学习最新的服装样式和裁剪技术。这是1984年，我被派去上海出差，在外滩拍的纪念照。

我那会儿有看报的习惯，经常关注与服装相关的新闻消息。时间久了，我注意到报纸上经常有人来信询问，成都哪里可以给残疾人做服装，我觉得这可能是条赚钱的路子。

1987年，我辞去了服装厂厂长的职务，在成都开了一家异形体服装店，重新下海创业。

这家店专门给肢体残障人士服务，生意红火，一个月能赚2000多元。

埋头苦干了6年多，儿女们纷纷成家独立，65岁的我决定退休，过清闲的日子。

老天爷不会让人快活很久的。1997年10月，长期抑郁的妻子因为跟儿女发生了小摩擦，一时想不开，跳河自杀了。

我们俩的婚姻是战乱年代的仓促结合：她是年长我一岁的表姐，母命难违的情况下，我匆忙用花轿把她抬到家里来，这样就算成了亲。

我一直对自己的婚姻生活不满意，和妻子也没什么感情可言，这是我们仅有的一张合照。说实话，妻子的死对我的生活没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真正让我痛不欲生的打击发生在十年后：2007年，我最疼爱的小儿子因为酗酒意外离世。小儿子走后，媳妇改嫁，带走了小孙女。

这张照片是孙女一岁时，我抱着她和儿子儿媳在公园拍的，那时我们还是和和美美的一家人。

经历过这次打击，我对生死看得很淡很淡了，人嘛，可以说，生下来就是奔着死去的。

2007年小儿子去世后，我开始了独居生活。这些年，除了小孙女偶尔回来看看我，其他的三个子女基本没有管过我。

父子关系恶化有我的责任，因为偏疼小儿子，我分家时财产分配不均，一来二去，关系就淡了。那时，我一个月拿700块的低保，生活上有些拮据，但性子倔犟惯了，我不愿跟儿女们低头。

2012年5月的一天，我在川师校园里闲逛，经过绘画系教室时，一个年轻人叫住我，问我是否愿意做人体模特。当时我有点犹豫，但晚上回去后越想越开心，竟被这个从天而降的机会搞得失眠了——没想到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有用！

而且做模特一天能拿100块钱，虽然不是天天做，但确实能改善我的生活。这么一想，我就接受了这份工作。这张照片是我在画室里拍的，工作结束后我经常会到处转转，看看学生们画的我。

我现在还记得第一次去做人体模特的情景：那天我兴奋得睡不着，早早就起床，坐公交车到了川师校园。画室的一角垫几块木板，铺一张布，就是我上台前脱衣服的地方。

我站在这儿很利索地脱光衣服，按要求坐到了模特台上。面对着十几个年轻学生打量的眼睛，我一点儿都没觉得不自然和难为情，因为我从心底里觉得这是一种艺术行为。

做人体模特没多长时间，就陆续有媒体来采访我，这是一个记者在我工作时给我拍的照片。2012年下半年，报纸上登出了我的新闻，我觉得挺高兴，还特意买了那份报纸拿回家。

没想到，第二天，许久未见的大儿子就气冲冲挥着报纸来找我兴师问罪，一见面他就开骂：“死了不给你收尸，你太丢人了，不要脸！”

我说：“那我就不要脸了吧，你不给我收尸，总会有人给你老子收尸。”

这份工作让我和子女们的关系彻底决裂了，儿女们觉得我的这份工作让他们丢尽了脸面。

郁闷的时候，我看了一本写著名画家刘海粟的书，他是第一个把人体模特带到中国的人。

他曾说过这么一句话，“艺术和礼教的冲撞并未结束，它们水火不容，也许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奋斗才能摧毁、动摇它根深蒂固的根基”。

现在儿女们因为我做人体模特而不与我来往，我不怪他们。

我之所以能下决心去做这份工作，是因为它让独居的我觉得自己被社会需要，每次去画室工作，我都很快乐，觉得自己还是个有价值的人。

这是成都电视台找我拍的关爱空巢老人的宣传照，后来我一直把这张照片贴在卧室墙上。

我喜欢这个工作的另一个原因是它适合我这种高龄老人，一点儿都不累。老师教我摆出一个坐姿，我只要保持不动就行了，然后学生们会观察我的五官、肌肉、骨骼这些东西。

老师和同学都对我很好，上课前，他们会提早把空调打开，还会在我面前放一台“小太阳”，冬天不穿衣服也很暖和。

有时候太舒服了，坐着就犯困，我也可以闭眼睛眯上一会儿，只要别动就行。

我喜欢和年轻娃娃儿在一起，他们待我好，跟我说话也很耐心。看到他们一笔一笔把我画出来，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这些年我在四川八九个大学做过模特，最远坐火车去过绵阳。这幅画就是绵阳一个女学生画的，画了三天，画完以后我特别喜欢，她就给我拍了张照片，方便我看。

和儿女们不来往以后，生活上我完全不需要他们。我的身体很好，2018年10月份，我搬到了这套不到50平的保障性公租房里，就把之前住的那套房子送给了小孙女。我对钱财看得淡得很，根本就无所谓。

搬到这边来以后，生活方便多了，小区斜对面就是个大超市，边上有菜市场、药店，买东西很方便。

出门工作的时候，我一般早上五点半起床。我的早饭很简单，自己吃些点心和牛奶就可以。家里的冰箱有点儿空荡，现在我不会存太多食物，一般都现吃现买。

记性不好了，东西一多，就记不清什么时候买的，容易吃坏肚子。

吃完饭，我会检查一下出门要带的包，水杯、雨伞、钥匙、手写电话号码本和公交卡一样都不能落下。

从前每次去学校，包里还要装上锅和菜，中午的休息时间，我和其他人体模特就搭伙在教室里做饭。现在不让做饭了，有时我就会拿点心和牛奶垫肚子。

做模特这几年，我认识了一些朋友。我的同事刘老汉，农民，五六十岁时在大街上卖扫把。现在他78岁了，干不动别的，做人体模特对他来说很轻松，他也需要这个钱。

另一个朋友张大姐也是农村的，如果没有课只能去擦皮鞋。

我接触的人体模特们都是农村人，城里的人少的很。他们不像我，一开始都不敢脱掉内衣，克服了很多心理障碍，才慢慢放得开了。

年纪越来越大，最恼火的事就是管不了自己的身体，腿脚不听指挥，牙也不好了。

现在，我下面的门牙掉光了，大牙也掉的差不多了，就剩下几颗活动的牙齿，好多想吃的东西都没得吃。

因为牙不好，我自己做饭的话一定要煮趴（软）一些。我最常做的是面条：先起油锅煎一个鸡蛋，然后加水烫几颗青菜，水开后放面条，出锅时搅两勺猪油，吃起来巴适。

人老了，好多欲望都没了。现在我的开销不高，一个月水电费100多，物管100多，房租398，加起来 600元，一个人生活，舒服得很。

我讲究了一辈子，现在虽然形象不好了，但还是尽力把自己收拾得爽快些。

每次出门前，我都要刷牙洗脸，把头发梳整齐，随时检查指甲是否需要剪。

画室的学生们都喜欢我这一头白发，说看着有艺术气质。

一个人在家呆久了，有时候很想跟人聊天，但是搬过来后，我在这个新小区里没有朋友。最近天暖和了，下去散步的时候看到有很多人跳广场舞，但是我不感兴趣，也不爱扎堆，所以也没有交到新的朋友。

以前有媒体想帮我撮合老伴儿，为了配合媒体，我答应了，其实我是不需要陪伴的，我喜欢一个人生活，连儿女都不需要，再找老伴儿干什么，你能给我一个相亲的理由吗？

这张沙发，可能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天天坐在这里看电视，也一个人想事情，困了就躺在这儿睡一会儿。我没有什么忧虑，想得开。别人觉得我孤零零很可怜，其实我根本对这些事情不计较。我一个人把自己料理好，又有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女不跟我来往算啥子哟。

我今年90岁了，以前过了很多好日子，如果将来有一天，真要孤独老死，我也能接受。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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