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真实故事想告诉“自PAI”？*请点击文章左下角“阅读原文”填写表格*或发送故事至📮：selfiebytedance@gmail.com这是《自拍》第345个口述故事1974年冬天，我18岁。那天在操场上，我们结束新兵训练，等待分配。几百个新兵站着，一个个点名，点到最后，只剩我一个人。拿着花名册的首长问，还有哪个同志没有点到。我举手：“报告，我。”“你叫什么名字？”“付颀。”“哦，这个字念颀（qí

有真实故事想告诉“自PAI”？*请点击文章左下角“阅读原文”填写表格*或发送故事至📮：selfiebytedance@gmail.com这是《自拍》第343个口述故事我叫陈筱娇，在影视圈里久了，大家习惯叫我娇姐。16岁，我靠当武替，5年还清了30万债务，后来又一步步变成了制片人。我从小在东北长大，家里只有我一个女儿。我妈妈是家里的支柱，她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山东家庭里，只上到二年级就被迫辍学照顾四个弟弟。妈妈爱笑，开朗且坚韧。她一个人在社会上打拼，生意最好的时候开了两个饭店。爸爸不爱说话，人很内向。他7岁失去父亲，12岁没了母亲。他在福利院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来在社会上流浪，睡过大街和桥洞。18岁起打零工，在卖鱼的时候认识了妈妈。妈妈追的他，他做了入赘女婿，给了800块两人就结婚了，婚后住在妈妈的房子里，跟舅舅、姥姥在一个大院里，家里所有人都瞧不起他，他的前半生很压抑。1990年，妈妈39岁，我出生了。婴儿时期的我。我从小性格就虎，一头短发，爬树下河、翻跟头捣蛋。爸妈不常在家，但很爱我，对我从来不打压，永远是鼓励、赞美。小时候家里条件很好，父母开饭店，他们每天很忙，陪我的时间很少，就请了两个保姆带我。那时候日子过得惬意，饭桌上很丰盛，有大龙虾，伙伴们喜欢围着我。我6岁被爸爸送进少年宫学武术，他不想让我跟他一样，在成长的过程中受欺负。就这样，我白天上学，晚上练两三个小时武术，压腿、下腰、跑步、扎马步，疼得哇哇大哭。东北的冬天冷极了，刺骨的风，我们要在冰渣子里翻跟头。练武的场地在室外，地又硬，我穿着单薄的衣服在空地上摔打。小时候的我。我练武老受伤，腿摔断了、骨折了，侧空翻的时候头先着地哗哗出血，我那会儿才十来岁，自己还不知道，人在前面跑，后面流了一滩血，教练和伙伴们都吓死了。也是在这时，家里的生意开始不好，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饭店就垮了。家里欠了很多债，天天有追债的人上门。十几个纹着花臂的大哥上门，带着人砸家，威胁我们再还不上债，房本就不还了，要把我家房子收走。那几年，家里很压抑，父母会为了钱吵架，相互埋怨。放学回家，看到他们谁也不理谁，为钱发愁。餐桌上再也见不到大龙虾，天天都是炖白菜。练武就成了我的寄托，完不成的动作课下会找教练加练，我一定要比别人练得好，拿第一名练武才值得，将来可能才会有更好的出路。十一二岁起，我就开始拿辽宁省少年武术比赛的金牌了。去比赛时妈妈会陪着我去，拿不到好名次她也会告诉我，老儿子很棒了（“老儿子”是父母对我的称呼）。是父母的教育，给我了很大的自信，长大以后我觉得做任何事我都能做得成。学费对家里来说是个负担，教练知道我的情况，没让我继续交学费，跟我说你就来练吧。我在缺钱的环境下度过了青春期，有次阑尾炎要动手术，我坐在医院门口大哭，一千多的手术费让我很焦虑。爸爸安慰我，有爸爸啊，我去借。当时最大的目标就是要赚钱。妈妈还是那个乐观的人，即使家里快揭不开锅了，她依然乐呵呵的，那时她和爸爸一起卖菜维持生计。2006年，16岁，我初中毕业了，摆在我面前有两个选择，一是继续念高中、上大学；二是去北京上武术替身学校，进影视圈拍戏。我上学期间一直是班长、大队长，学习成绩也是数一数二的，如果继续念书，我当时觉得最好的方向就是进学校当老师，一个月赚几千。刚好我有个师兄去了北京，进了家武术替身学校，学完后可以推荐到剧组拍戏，每个月能拿两三万。我看着父母这么辛苦，那时满脑子就想着赚钱，不上学了。女替身比男替身贵，我又练得好，我决定跟走跟师兄一样的路，去北京。我爸妈都不同意，尤其是妈妈。我从小主意就正，跟她谈了一次，说了很多我对未来的规划和想法，比起他们卖菜一个月两三千的收入，如果当了武打替身，收入能有两三万。当时愿望很强烈，赶紧帮家里解决经济负担。后来她就同意了。父母把家里的房子抵押后，带着2万多块钱学费陪着我来到了北京怀柔，进了武术替身学校学习，那是吴京的师哥开的学校，那一年我16岁。穿上戏服的我。小时候练武动作好看就行，但做武替，除了好看的动作，最重要的是在完成各种动作的同时学会避开镜头，避免穿帮，需要学习专业影视动作培训。除了常规的基本功训练外，还要吊威亚。刚到的第一天我就懵了，早功跑了30圈，然后要从二楼往下跳，师姐们嗖嗖就往下跳，还能翻跟头下去。我站在二楼，腿抖得不行，半个小时后教练说你再不下来我就上去推你了，我只能硬着头皮，闭着眼睛就往下跳。下午吊威亚，在高空中荡来荡去，我那一天魂都不在身上。再难的事，我都不会沉沦，总是想着怎么克服。毕竟也练武这么多年了，苦还是能吃的。学校里的女替身本来就少，练得好的更少，后来我算是练得最好的女替身了。我只在学校待了一年，就因为学费上不起了。2007年，17岁，我通过师哥师姐的推荐进入剧组拍戏，那次是实习机会，没有武打的戏份，是去当丫鬟。那会儿小，什么都不懂，也胖，162cm的身高，有120多斤。导演当着我的面对副导演说，你下次找演员能不能找好看一点的，这又胖又丑的我怎么拍。我演一个丫鬟。那时候也挺害怕，我话不多的，自卑。同剧组的演员又瘦又高，长得也漂亮，我自己每天都不开心，暗暗决定减肥。拍完戏后，我去美容院针灸按摩，也吃减肥药，加上控制饮食，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从125斤瘦到了95斤。我以为生活会慢慢好起来，能靠自己的能力赚钱，帮家里还债。生命的船触礁时，从来没有招呼，永远都是当头棒喝。踢腿是武术的常见的基本功训练。2007年的冬天，我在北京的平房里待着，无戏可拍。噩耗是从一通电话开始的，电话那头说，妈妈生病，胰腺癌晚期，确诊了，赶紧回来。我听到这句话后感觉天旋地转，浑身止不住地抖，人都要站不住了。事实上，她在我来到北京后就开始胃疼，但怕浪费钱，也不去检查，只是吃药。等疼到不行的时候，一查就是晚期。卡里只有几百块，我在北京停留了三两天，凑了几千块回去。回去见到她的第一眼，我就知道完了。她躺在病床上，脸色蜡黄，人瘦到皮包骨，只有70多斤。刚打完杜冷丁镇痛，就那么睡着。医生说她最多只能坚持到过年——两个月。我每天都很绝望，妈妈那时候很疼了，我握着她的手，全是骨头。一开始借的几千块一天就花完了，最后实在没钱的时候医院停药了，我当时就快借到钱了，只差半天。她走的时候是晚上，忽然就昏迷了，再也没醒过来，什么都没交代。凌晨四五点，1月份的东北非常冷。我跟自己发誓说，无论多苦，有多少磨难，这辈子我一定要好好赚钱，同样的事情不能发生在爸爸身上第二次。从那时候起，我就知道，人生是很苦的。处理后事、下葬、出殡，没有时间悲伤，事儿赶着事儿。等一切都结束了，我回家收拾她的衣服，一进家门，一切都不一样了。我嚎啕大哭，哭了一个多小时。加上之前的欠债和医药费，家里的负债有近30万，我一夜长大，代替她变成家里的顶梁柱。处理好一切后我立刻回了北京，我需要赚钱。每天很迷茫，一个人在十来平米的房间，空荡荡的，晚上成宿地哭。拿不到大戏的日子，我会接一些广告和临时的活，半个月开两三天的工，也在联系认识的导演，不停投简历。2008年吴京找了我们校长，说要一个女替身，就找到了我，我拍了段视频发过去，没过多久就得到通知了。《西风烈》是我人生中的第一部大戏，给余男做替身，在戏里经常要和吴京对打。基础工资2万一个月，做危险动作有额外的红包。拍《西风烈》时我跟倪大红老师合影。戏是在甘肃的沙漠里拍的，非常苦，风沙很大，每天能从身上洗下一把一把的沙子。拍了三个多月，每天12个小时，有时14、15个小时，大部分是夜戏，零下三十几度的天气，拍戏的时候只穿单衣和外套，穿牛仔裤。手脚生了冻疮，奇痒无比，脸上干裂。打完了在外面套件棉服，实在冻得不行就跟服装师借军大衣披着。有个镜头是我要在十几米的升降台上和吴京打，边升边打，我先把他踹下去，自己再往下跳。我站在升降台上脚都软了。我在上面做了2分钟的心理建设，导演说你要是太害怕我们可以找个男演员。我还是亲自上了，我告诉自己，完成这个动作会有500块的红包。这个工作就是卖命赚钱的，我得给家里还债，顾不上害怕了。拍完回酒店我就哭了，觉得自己无依无靠，只能拿命去拼。我在戏里和吴京对打的镜头。这部戏的危险动作很多，拍特技的车戏，人在车里滚来滚去，我跟着惯性，头磕到了车的天花板上，脑子空白了一分钟才缓过来。我还需要替演员试位置，在那么冷的天，穿着单薄的衣服趴在山坡上。等调好机位和灯光，我已经趴了一个多小时，人都冻僵了，意识都快不清醒了。心里想着，不管多苦多累都要撑住。拍完之后，几个工作人员把我抱上车，给热水和暖水宝，缓了两三个小时才缓过来。在拍戏的同时，我过了18岁生日，大家为我庆生。拍完后我拿了7万多的工资，发的现金，我用红色塑料袋装好，回家过年。这一年，我还了6万的债。这部戏后，就陆续有人来找我拍戏了。从18岁22岁，我几乎每年拍2部戏，全国各地地跑，工资最高到3万。我把生活成本压到最低，吃饭只是为了填报肚子，凉皮、玉米、馒头都可以。租了个地下室住，一年赚14、15万，一点点把债还了，还保住了妈妈的老宅，难过的时候在地铁站也哭过。我在电影《1942》里演女特务。想起妈妈，满心的遗憾，子欲养而亲不在。一直到三十岁以后，我才慢慢接受，生离死别是人生的必经之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宿命。之前我不回忆、不诉说，每年有一半的时间梦里都是她。22岁，我还清了债务。23岁，我转行做场记。拍《西风烈》时，吴京告诉我，武替是吃青春饭的，要做长远计划。武替这一行不稳定，也危险，有些女武替做到一定年纪，就结婚生子了。我有好几个师兄，拍电影时船上失火，几十个人身体大面积烧伤，脸上的皮要从后背植皮过来。武替太需要拼命了，我算是替身里比较幸运的，没受过大伤。在做武替时，我就知道自己想做制片人。总觉得很多工作换一种方式做会更好，但我就是个武替，自己没法操控，得听制片人安排。从武职转文职并不容易，我很早就计划好，先还清债务，还清债务后又给自己定了目标：从场记做起，再做制片统筹，之后是制片主任、执行制片，最后是制片人。转行升职很难，没有人脉和资源，单打独斗的话，每一步都只能靠自己研究，摸索着往前走。我先跟着剧组的场记学了一年，有空就去问、学习怎么记录镜头，板子怎么打，晚上补场记相关的专业知识。场记除了打板，要每天跟着导演记录镜头，得懂镜头和拍摄，学得差不多时，我就和导演争取说我想做场记，也学得差不多了。导演就给了我一个机会，边学边干，摸着石头过河，一个月工资是五六千，好在我学习和适应能力还算快。每天坐在导演身后，跟着学拍摄，安排每场戏的镜头。刚开始小错不断，很多细节都得在实践中悟，挨骂、承认错误、重拍。23岁，我成为一名场记。场记要知道下个镜头拍什么，了解导演的意图，每个导演的拍摄风格都不一样。得足够熟悉场景，大的方面就是看有没有落镜头？如果落了镜头，剧组又转了场景，再回去补拍会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会损失一大笔钱。另外，拍好的素材没保管好，丢了，这些都是场记的责任。场记还需要有足够的细心和耐心，拍同一场戏，如果切到特写演员的服装、造型跟上一个镜头不一样，场记没注意没提醒，上了荧幕就是穿帮镜头。工作非常琐碎，戏里的每个细节都要盯着，人必须全神贯注，那时候我除了用秒表、场记板和记录本，还会用相机记录，落了什么倒回去看。在做场记时，我就准备转统筹了。在剧组里我除了自己的场记工作，天天跟着制片统筹，有空就到她房间里学习。跟她说，姐你需要助理的时候带带我，我很想做制片统筹。那个姐姐也非常好，能教的尽量教。做场记的一年里，我同时就把制片统筹的活学得差不多了。到了下部戏，我变成了她的统筹助理，场记和统筹是相关的，每场戏需要什么东西，服装、道具、化妆、摄影、录音、美术等各个部门的工作流程，我在做场记时都了解得差不多了，那时闲下来我就去看其他部门是怎么工作运转的。统筹助理需要协助制片统筹出通告、做单子、市场表、场景表。安排拍摄大计划，前半个月拍什么，后半个月拍什么，还有每天的小计划，和各部门沟通，衔接、推荐拍摄计划。沟通协调能力很重要，我花6000多块买了台联想电脑，跟着她做了两三个月助理后，她说赶紧出去自己干吧，别在我这儿浪费时间了。于是我联系了之前做场记时的导演，说马导我制片统筹我已经学得很成熟了，如果下部戏需要的话，你能否带我去做统筹？他答应了。我去做了制片统筹，工资升到3万。我做制片统筹的戏开机仪式。我很有野心，也很主动，这让我赢得了很多机会，我总是跟他们说我可以做到。其实很多人都不看好我，一路上质疑、否定的声音是没断过的。我不信这些，先去做了再说。制片统筹需要非常强的整合能力，协调好所有部门后安排拍摄计划、人员怎么安排、怎么在场景里最有效地拍摄移动，全是统筹要干的事。我那时候没有助理，一个人处理很多项工作，安排剧组几十个演员的时间。当时两个组同时开拍，一个场景要怎么搭配，主演要抢时间，主演乔振宇现在的场景在A组，下个场景就去了B组，要不停地协调时间、场地和人员。制片统筹工作表。压力很大，我几乎每天睡3、4个小时，起来就对着电脑，每时每刻要跟导演、演员沟通，跟摄影、灯光等各部门协调，手机不离手。人处在高压、焦虑的状况下，那时我还要自己补课，捋剧本，研究怎么做Excel表。因为一直对着电脑，后来我就近视了。好的制片统筹，要在周期内顺利把戏拍完，把时间、资金省出来，这需要非常强的专业和沟通能力。2015年，成为统筹的一年里，我拍了三四部戏。其中有部《我不是妖怪》，那部戏剧组穷，四个主演还搭着别的项目，经常一走走一个星期，整个项目推进得很艰难，我除了做统筹的工作外，其他地方有困难我也会协调。制片人很欣赏我，问要不要继续合作一部网剧《迷境之都市奇谭记》，让我做制片主任。《迷境之都市奇谭记》剧组开机，我在右起第五个。当时这部戏里有很多大咖，我才26岁，就要管理几百号人的剧组，里头有很大牌的人，比如有人拍过张艺谋的戏。一开始很多人对我持怀疑态度，你一个小姑娘，到底行不行？我下达指令时，有些部门会反驳为什么要这么做，我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和口舌去说服他们。这部戏意外很多，受伤事件很多，摔断腿的，工作人员骑平衡车时癫痫发作的，摔得颅内出血的。作为制片主任，我需要和家属沟通，安抚他们的情绪，处理责权问题，非常考验沟通能力。最大的职责是不能超预算，每一项支出要非常了解。在做预算的时候，要十分清楚，演员、特约演员、群演多少钱，数量多少，每个部门工作人员的工资和花销，置景材料费、服装费各个方面都要了解才能不超支，剧组的每笔支出都需要我签字，如果不合理，我会打回去。我做的项目里，从来没有超支的，有的还能给投资方退回一部分钱。那时候很多财务的知识都是临时学，边学变用。戏拍完后，制片人更加相信我的能力，邀请我到他的公司做副总，负责项目前期剧本的选择、IP开发，找导演和演员，还负责管理经纪部的艺人。我在剧组里工作。在公司的三年里，我保持着每年拍一部戏的频率，不断积累合作方资源，2019年，我开始从执行制片人转制片人。制片人要跟不同的人打交道，要能融资、懂剧本，要跟平台沟通，还要和投资人争取融资。以前总待剧组，里头什么样的人都有，有老油条，也有像黑社会老大一样的人，匪气很重，这些年见的人多了，也锻炼了我跟人沟通、打交道的能力。那段时间也在不断补课，学编剧课程，制片人要懂创作，看了大量的片子，学习财务知识。怀疑的声音一直没断过。我不在意这些，无论行不行，先干了再说，拼了命去做，不行我就认命。这张照片是我成为制片人后拍的。这两年行情不好，影视寒冬，项目融资非常难。有时候公司答应投资，到签字盖章的环节，又说不投了。前期做剧本、找合适的导演、演员班底，送到平台去，不能过就毙掉，前期的所有投入都归零。后来公司因为经营不善解散了，我现在做独立制片，自己承担风险，未来想做女性力量题材的作品。制片人这份工作会给人很足的成就感和价值感。靠着这些年的打拼，前几年我给爸爸全款买了房，这两年他来北京跟我一起生活。有次他喝了酒，对我说老儿子你不知道这种感觉有多好，我活一辈子了，感觉人生终于翻身了。我和爸爸。他现在每天都知足，去早市买菜，不问价，直接买最贵最好的。跟他差不多的老年人，会为了便宜买不好的东西，他说现在很幸福，买东西可以不看价了。我给他买一两千的衣服，他会开心很久，一双耐克鞋，能穿好几年，每次穿都高兴一下。唯一的遗憾是我妈没能跟我们一起。想起小时候，每次吃东北老式五仁月饼，她都会把馅给我，自己吃皮。等我有机会买很多很多五仁月饼时，她已经不在。我很想让她知道现在我们的日子过得有多好。后来我才慢慢意识到，这么多年我在影视圈打拼，不断往前冲，其实是继承了她的精神。妈妈也是这样，不服输、不畏难，越难越往上迎，在某种意义上，她从来都没离开过。*本文由陈筱娇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陈筱娇本人提供。*本文在今日头条首发，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有真实故事想告诉“自PAI”？*请点击文章左下角“阅读原文”填写表格*或发送故事至📮：selfiebytedance@gmail.com这是《自拍》第339个口述故事我叫葛芳芳，今年44岁，老家是四川泸州市，父母都是国企的职工。我在泸州生活到18岁。1996年，我到深圳读书，毕业以后我进入了华为。在华为认识了我的爱人。我们在深圳买房、定居。2005年，我们有了孩子。一切都很顺利，直到3岁的时候发现孩子是自闭症，我的人生从此被改变。我用了14年时间，只为孩子能和正常孩子一样生活，没有想到他有一天能成为别人口中的“钢琴天才少年”，和郎朗同台表演。海峰弹《狂六》。在华为，我认识了爱人，结婚生子。我们给孩子起名叫舒海峰。幻想着他以后读书、考大学，当个工程师。但我母亲发现孩子不对劲。两岁上早教班，他坐不住，不停在教室里跑来跑去。到三岁，从来不跟我们对视，眼神涣散。不主动和我们聊天。他小名叫豆豆，别的小朋友都喊他，豆豆快来玩啊。他扭头就往反方向走。这是自闭症的典型表现。后来我母亲偷偷带海峰到医院检查，就查出来了。当时是2008年夏天，海峰三岁两个月。医生说，你这孩子是自闭症。没有药可吃。家长只能终身陪伴，通过科学引导、干预，他才可能接近于正常人。我整个人都傻了，全家人都很难受，家里的氛围也很沉闷。过了几天，我母亲和我老公先缓了过来。一家人相互鼓励，相互安慰，慢慢地度过了这个心理难关。海峰小时候，拍照的时候，眼神和对视都不好。我们又去深圳医院做了一次检查，海峰确诊为高功能自闭症，三级残疾。高功能自闭症是自闭症的一种，患者智商正常或者智商轻度受损，智商高于其他自闭症患者。在某些方面的智商，甚至高于常人。他们学习能力比其他自闭症患者更强。通过干预，学习之后，康复成为普通人的几率更高。这也给了我们一些安慰。海峰三岁多，学滑旱冰，别的孩子会的，我们也想让海峰学。我们就开始找机构给海峰干预治疗。当时我们在网上找到了青岛市以琳康教展能中心，这是个专门为1-7岁自闭症儿童康复的公益机构，报名名额很紧俏。我赶紧给海峰报名，等了半年，在2008年底，才排上了青岛以琳的名额。在这期间，我也没闲着，先去青岛以琳上了家长培训班，学习如何干预。按照这个做法教海峰，他就有明显的进步。随后，我就辗转于青岛和深圳之间。经历过几次两个月的请假，我发现照顾海峰和工作顾此失彼。为了能全力陪海峰康复，我决定辞工陪孩子。很多自闭症家庭的父母也是这样做的。接下来我的整个人生的方向就是他了。我的工作就是带他康复，要通过一辈子陪伴他，干预他，让他接近于正常人。海峰四岁多，在青岛以琳上厨师体验课。青岛以琳的培训课程挺丰富的，教孩子生活技能，语言表达，运动能力之类的。在这里，我见到了更多的自闭症的孩子。每一个孩子的进步，都能点亮家长们对未来的希望。青岛以琳的创始人方静的孩子叫石头，也是自闭症患者。当时他十多岁。康复效果非常好。他能当着台下一百多个家长讲PPT，讲自己的成长，接受家长的提问。我心里更有信心了，觉得如果海峰能够有石头一半，那就很好。2009年一整年，我带着海峰在青岛以琳干预治疗。走的时候，医生说，海峰现在的状态，在这些孩子里算是比较好的。我自己也觉得，海峰应该跟正常孩子差不多了。海峰小时候，曾做过一段时间的针灸治疗。但现实却狠狠打击了我。2009年年底，我们回到深圳，又带他去儿童医院康复科做智商测试。成绩

有真实故事想告诉“自PAI”？*请点击文章左下角“阅读原文”填写表格*或发送故事至📮：selfiebytedance@gmail.com编者按：《自拍》栏目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一个罕见病女孩口述的真实经历。她说，全国有70万和她一样的患者，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到死都不知道自己病了。因为病的症状仅仅是容易犯困，随时随地都能睡着。这种病叫发作性睡病，对于这种病的患者来说，睡眠能致命。他们不但会在任何地方、场合倒地就睡，旁人也根本叫不醒，只能看他们闭着眼睛，手上继续做睡着前的事，无论是拿刀切菜、穿过人行道，还是正在开车。而在患者的意识里，此刻他们可能在梦中和怪物打架，等末日时拯救世界，部分人甚至分不清现实与幻觉。故事里的女孩，十一岁时患上发作性睡病，她的经历堪比中国版“盗梦空间”。她给自己取了个笔名——许梦貘（mò），取自一种上古神兽，可以吞噬梦境，也能使被吞噬的梦境重现。许梦貘和发作性睡病已经相处了整十年，在这一过程里，她慢慢发现，原来自己的人生还可以这样。这个故事来自公众号《天才捕手计划》，他们记录的，都是最真实的职业故事和最带劲的亲身经历。无论是生死之间的医疗故事、离奇罕见的传奇人生，还是曲折刺激的真实案件，你都能在这看到。当我在电脑上打下这行字的时候，我的意识正在变得模糊，也许过不了几秒，我就会不受控制地睡着。没人能叫醒我，我的脑袋里此时正上演着各种打怪杀魔的梦境。当最后一个怪物倒下，我睁开眼，有时过去几分钟，有时几个小时已经溜过去了。这种情况自我11岁那年开始频繁出现，不分时间地点场合：过马路、考场上、人来人往的商场里，任何你能想到的地方都可能发生。在这样一种状态里，我断断续续地记录下了我患病的十年。没错，这些症状属于一种睡眠类的罕见病：发作性睡病，发病率在0.02%~0.08%，全国有近70万人患病，但确诊的只有不到5000人。这中间的空缺，就是我们绝大多数被误诊，甚至被扣上“骗子”、“怪物”的病友。初一那年，发作性睡病在我身体里埋下了种子。一场生物考试上，我恍惚间看见一个模糊的人影正朝我走来。我第一反应便是赶紧坐好，但无论怎么用力，腰部肌肉像被冻住了一般。人影越走越近，是以严苛著称的生物老师！我尝试使唤身体的其他部位，但全身上下只有手指能微微蜷曲。我只好把希望寄托于后桌，“叫我呀！叫醒我呀！”但老师已经在我面前站定，她皱起眉，眼睛里直冒火星子，她轻蔑地嘲讽我，“还不快起来？我都站你面前了你还死性不改！本事很大啊！”我依旧连根毛都没动。老师的表情变得凶狠，单手揪住我的头发，另一只手高高抬起要扇我巴掌，我惊恐地想要躲开——巴掌迟迟没有落下，老师只是翻来覆去重复那几句狠话。我觉得不太对劲，下一秒，生物老师的脸慢慢扭成了葫芦，她身后，教室的桌椅、钟表都扭动起来。我被那个诡异的景象吓得惊坐起来，狠喘了几口气。四周，大家都在安静地答题，没人注意到我的异样。那以后，我常常陷入这样离奇的梦境中，很久以后才知道，这是发作性睡病最常见的症状——睡眠瘫痪和睡眠幻觉。我从没想过，有一天，这些梦境会成为现实。从小到大，我一直是所有老师眼里的好学生，被夸赞声包围着长大。最开始在课上睡觉，我并没有多在意，毕竟有底子，不至于落下太多。但随着越来越频繁地、不受控制地睡着，最看重我的班主任找我谈话，“身为班长，你该做好榜样啊。”我心里难受，连连点头。当时连我自己都没意识到，这其实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几天后的晚自习上，所有人都在安静地学习，我抵挡不住困意，栽倒在桌上，没多久还打起呼噜。突然，“嘭”的一声，一本书砸在我桌上，我整个人弹起来，睡眼迷蒙。全班同学正以同一种姿势盯着我，有几个扑哧笑出了声。我的脸一瞬红得厉害。班主任就站在我边上，我没来得及解释，她已经收回视线，眼底都是失望。我彻底打碎了自己“好学生”的形象。很快，各科老师纷纷对我不满，我爸也是学校老师，和我的任课老师们一间办公室，我上课睡觉、打呼噜、扰乱课堂纪律的“丑闻”很快传到了他耳朵里。“跟你说多少次了不要上课睡觉！你怎么就是不听呢！”爸爸发了火。我同样接受不了他的语气，一直以来他都以我和我的成绩为傲。我委屈地朝他吼：“我很努力想保持清醒，可我做不到！”爸爸没再说话，像是不明白从小乖巧的女儿怎么变成了这样，不知悔改还要狡辩。我被各式各样的质疑声包围，慢慢连我也开始怀疑自己。我这是怎么了？我勉强说服同桌，只要发现我睡着就掐我、扯我头发，务必把我弄醒。但仅仅一周，我一进教室，周围立马传来小声的议论。我的手臂青一块紫一块，上面都是同桌为了叫醒我所做的“努力”。但这些刺激的作用非常短暂，劲儿一过去，我该睡还是睡。自己控制不了地睡觉——说出来都会引人发笑。过去，连我自己都会把“上课睡觉”这一行为看成是差生才有的偷懒、不上进的表现。现在，我该怎么向大家解释？我开始害怕了，这具聪明伶俐、让我过去十几年顺风顺水的身体，好像正在发生什么不可控的变化。随之不可控的还有我的生活。我的反常表现落在这座小小的初中校园，迅速成了八卦、奇闻。没几天，同学们之间甚至有人传我得了“精神病”。仅仅是因为“睡觉”，我成了老师父母眼中不求上进、不懂尊重的坏孩子，同学们疏远的对象。现实的压力倒灌进梦里，很快，我出现了新的幻觉。我初中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的室友，她是为数不多不“嫌弃”我变成这样的人。一个晚上，我和朋友头对头躺在床上，没一会儿身体就昏沉起来，眼前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轮廓：这不是刚困得不行的朋友么，怎么还坐起来了？她像是没注意到我的异样，自顾自地和我聊起天来。没一会儿，朋友突然端出一碗粥，说这是她亲手为我做的，让我尝尝。我心里觉得古怪，但禁不住对方热情，就尝了一口。粥还没进到胃里，面前的人突然露出诡异的笑容，嘴角上扬又微微下垂，外眼廓变得狭长。我下意识摸上肚子，那里传来一阵剧痛，她这是在粥里下了毒啊！我一边拼命忍住往外吐的冲动，一边提醒自己不太对，这是梦，是假的，我扭着身子大声喊朋友的名字。黑夜里，朋友终于听到了我的呼喊，爬起来拍了拍我的脸，喂毒粥的幻觉这才消失。她被我折腾醒了，索性坐起来和我聊天，但几句话不对付，我们起了争执，她一气之下，竟然双手掐住了我的脖子，扯着嗓子喊，“去死吧！去死吧！”我再一次剧烈地挣扎起来。许久，朋友从睡梦里惊醒，拍了拍我，我才得以脱逃。接下来，场景转到下一空间，朋友的耐心似乎耗尽了，我俩连招呼都没打，她就拿起枕头捂住了我的口鼻，我又在窒息的边缘疯狂挣扎…...这样的困境反复上演了五六次后，直到精疲力尽，我才在极度的惊惧中睁开眼——朋友仍在和我头对头的位置睡着，我试探地推推她，她止住鼾声，不耐烦地问我干什么。“刚才你有喂我喝粥吗？”我小心翼翼地问。朋友生气又无奈，“你以为我是潘金莲呐，快睡吧，大郎！”我这才发现，自己刚刚是进入了如同俄罗斯套娃一样的“梦中梦”。梦境虽是假的，但带来的恐惧和影响却真实地留在了我的生活里。我和朋友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缝。我时常能在夜晚听见床铺边窸窸窣窣的脚步声，被吓个半死；感到有黑蛇缠上我的脖子，我会无意识地喊出声来。“救救我！救救我…...”时间久了，室友们都受不了了，“烦死了，每天都这样！”大家开始当着我的面抱怨。睁开眼，我的两只手还停在半空，正以一个扭曲的姿势伸摆着，睡衣背后已经和床黏在一块儿了，全是汗。对床的室友翻过身，留给我一个后脑勺。我战战兢兢地从黑暗里爬起来，靠着墙壁，捂紧嘴巴，再不敢发出一丁点声音，只能尽全力撑到室友都睡熟了再躺回枕头。等待里，每一秒都被拉扯得漫长、痛苦，眼泪不受控制地往下掉。我很委屈，我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睡着，更不能控制自己在梦里会做什么；但也很理解室友们，谁屋子里有这么一个大半夜总喊“救命”的也受不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大脑被一个接一个恐怖离奇的梦占据，它们每天都在和现实生活不断争夺我的24小时，我清醒着的时间被越来越狠地压缩。我和我的室友生活在一起，却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作息。最严重的时候，我会为了一个和朋友的约定设十多次闹铃，仍然不能及时醒来。直到一天傍晚，我在一片漆黑中醒来，整个寝室只剩我自己。她们去吃晚饭了，没有再叫我。无论是梦里还是现实，我都是孤身一人。在我被孤立的时候，妈妈是我第一个想到的可以求救的人。她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妇科医生。听我说自己无法控制地睡着，她一脸严肃，“妈妈学医二十多年，从没见过有什么病是可以让人不能自制地睡着的。”“你没见过就代表它不存在吗？就不能是你没听说过的疑难杂症吗？”我有些生气。妈妈很认真地思考了一下，说不排除有这种病，但涉及到脑部，我这个症状，很大概率是精神类的疾病，最后郑重又谨慎地跟我说，“我们其实可以去看一下心理医生。”那一刻，我就知道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在我看来，身体上的问题和心理问题根本是两回事。我和他们说不拢，谈话草草结束。我感觉自己成了一个没有家的“孤儿”。梦里被妖魔鬼怪追杀，没人能救我；短暂的清醒里，也只能一个人带着梦魔到处流浪。校门口的小吃街，是我最常流浪的地方，我渐渐喜欢上了吞咽这个动作——食物从牙齿、舌头、咽喉再到食道，多个部位的参与能帮助我确认自己是“活着”的。小吃街不宽，沿街的每座小房子都被几个瓦数不高的灯泡照得朦朦胧胧，我走在路中央，倒真有点像梦里那些孤魂野鬼。我其实没什么食欲，大脑也一片空白，但就跟着了魔似的，我的两只手会不受控制地往嘴里塞东西，因为吞咽过猛，喉咙口甚至会传来丝丝疼痛。胃里的食物像一块块积木一直堆到胸口，来不及嚼烂的食物混着眼泪、以及胃里涌上来的一股股酸涩，在一声打嗝之后喷涌而出。我弯腰呕吐起来，才注意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肚子已经鼓得像充气皮球，低下头也看不到脚尖。我几乎是在用一种把身体拖垮的方式强制维持清醒，但这种做法也没能帮我压制住我“梦魔”。很快，新的症状出现了。很多人小时候都听过“不许哭”的威胁。当小孩子放声大哭，大人们就会说，“把眼泪收回去听见没有！”或者“再哭妈妈就不要你了！”我被迫接受这种“不许哭”的威胁却是在12岁，因为发作性睡病引起的一种症状：猝倒。我发现，如果我突然出现过激的情绪反应，譬如大哭、大笑，身体就会短暂地瘫痪。一次体育课，同学不小心将乒乓球打到我脸上，我被砸得挤眉弄眼，和大家一起放声笑起来。正开心呢，我突然感到腿一软，膝盖“咚”地一声磕在水泥操场上，脑袋也因为失力耷拉下来，嘴巴微张，说不出话。但我没有失去意识，努力想要站起来身体却一直轻轻打颤。整整半分钟，我唯一能做到的只有半睁半合眼皮。我隐约看见刚才在我身边的同学，此刻都退避到一米之外，人群中传来窃窃私语。“快走快走，我们假装不认识她…...”，这声音，来自平日和我关系很好的一个同学。这是我第一次在意识清醒的时候被人当作一个“怪物”。十秒过去，我一边焦急地等待身体复苏，一边开始担心，站起来之后，该怎么面对周围这些同学？二十秒，我仍维持着这个难受的姿势，连我也觉得自己是个“怪物”了。三十秒，我开始害怕，我还能醒来吗？如果一直醒不过来，我会慢慢失去所有意识？会死吗？我从来没有这么迫切地要从梦里挣脱出来，像个正常人一样。这半分钟难熬得恍如隔世，我的身体终于复苏，我踉跄着爬起来，尽量克制地喘气。同学试探着跟我说话，“你那样子看着真吓人，跟羊癫疯似的，就差口吐白沫了。”我用手遮住脸，感到焦灼又后怕。除了被当众发病的巨大羞耻感包围，脑子里又添了新的恐惧：人真的会因为睡觉死掉吗？这病会不会要了我的命？现实很快告诉我，答案是肯定的。我有好几次和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有一次过马路买个奶茶，不到五十米的路，我在路中央直直倒下去。身边是不息的车流，同行的人被我吓个半死，半拉半拽将我拖过街，我头抵上一堵墙，立马昏睡过去；有时走着走着，也会因为一瞬发病撞上电线杆。最危险的是有次我打算泡个澡，水放得慢，我就先躺了进去。浴室里水汽氤氲，暖色调的灯光照得我开始迷糊，我不知不觉就垂下头，合上了眼。因为睡得熟，身体还往下滑了些，很快口鼻就低过了浴缸边缘。水位一点一点在上升，我却感觉自己像被“鬼压床”了似的，卫生间里的摆设，甚至朦胧的水汽都看得一清二楚，也能听见水流声，但就是动不了。我心里开始发慌，我如果再不醒过来，最轻的后果是脸颊被水蒸汽烫伤，最重的后果是热水没过我的口鼻——我会溺死在浴缸里。扑在脸上的蒸汽已经从温暖变成了灼烧，我拼了命地扭动想重新获得身体的掌控权，但只能动动眉毛、手指。我“大叫”：妈妈，妈妈，快发现我！救救我！实际只是用喉咙哼出了几声。这声音在哗啦啦的水流声、呼哧哧的排气扇风声、还有紧闭的浴室门外五花八门的电视节目声中立马被淹没…...眼见水位没过胸口，到达脖颈，直逼下巴，我突然被一把捞起。是妈妈！她像受到了什么感应，在卫生间外叫了我几声没回应，就自己开门进来了。当时的我低垂着头，一半的身体已经滑进了浴缸里，冒热气的水离我的鼻尖只剩一个指甲盖的距离，而我还茫然地在浴缸中闭着眼睛。这几次令人后怕的经历之后，爸妈也终于意识到我的不对劲，带我去了市里的医院。医生判断我的情况可能与睡眠障碍有关，但进一步确诊，需要去更高级的睡眠认知中心看看。这一回，我主动提出，等到有合适的时间再去看病。从我家到市级医院，仅从我的身份证上就可以看出，省市之后，还有长长一串精确到“X县X乡X村X屯”的路要走。爸妈的工作也很难凑出一个假期。回家的路上，爸妈一直绷着脸，他们告诫我，在确诊结果出来前，一切都是未知数。“不要轻易向别人透露自己生病的事。”我知道，他们还是没有完全接受“我病了”的事实。到了家，爸爸的一番话更让我无法接受——“爸爸想了很久，想给你个建议，我上网看过了，你这个病在北京有名医，我们要不先休学一年，等你调养好了再回去上学。”看医生哪里需要休学一年，我心里清楚那只是个借口，爸爸真正想说的是，我在学习这条路上可能废了，不如早做打算，找别的出路。从小到大，我的成就感都来自取得的成绩，和因为这些成绩得到的夸奖。但这几年，发作性睡病几乎夺走了我的全部：我的时间、我的朋友，还有以我为傲的长辈、老师。现在，连我努力的资格也要被剥夺。又一次，我不得不在发作性睡病面前“低头”、“弯腰”。“你放弃我了，你不想让我上学了！”我哭着跑回了房间，爸爸没有追上来。那个晚上，噩梦又开始侵占我的睡眠。在我小时候玩耍的一条老街上，远处浩浩荡荡走来一群怪物：牛头人身，或是人头马身，露出脖子上血淋淋的断口，还有的张着口，垂着分叉的舌头…...它们一边走一边兴奋地说：“这个世界已经没有活人了，只剩下一个还在逃亡。”我就是被剩下的那个。我在小学的操场被这群怪物团团围住，打得几乎精力耗尽。无论是梦境还是现实，我好像都一无所有了。但醒来后，我没有乖乖接受“被安排”的休学，开始了自虐式的学习，用三个月咬牙考上了我们市最好的重点高中。我试图用这样的方式证明自己，但围绕我的争议却没有停止。副校长甚至当着许多人的面对我冷嘲热讽，“听说我们学校出了个神童啊，天天上课睡觉还能拿全优的成绩？可真是了不得。”我一下子清醒过来，我没法再用好成绩换来夸赞了。但转念一想，现在的我还需要那些夸赞吗？那段时间，我撑不下去的时候，总在草稿纸上写下同一句话：我要是研究这病的医生，就能解开为什么睡不醒的秘密了。我好像知道，什么是支撑我的东西了——不是成绩，也不是夸奖，是一个坚定、不放弃的“自己”。我朝副校长笑了笑，怼回去，“听说您的女儿刚上初中，希望她也像我一样聪明、顺利。”上高中的第一年，我终于跟着爸妈去了遥远的省级医院。在那里，患病以来最让我绝望的事情发生了。医生告诉我，“发作性睡病患者需要终生服药，没法断根。”看着手心里那颗小小的药丸，我想象不出往后自己活着的每一天，都要靠这粒成瘾性质的小药丸。它在我眼中沉重得像千斤的锚，扯着我的心不住地下沉。更糟的是，服药没多久，我的身体就出现了强抗药性。医生能给到的建议也仅是，“每日加0.5粒试试看？”“要是过段日子又适应了呢？”“那就继续往上加，一天最多不超过3粒。”我看着药盒上清清楚楚标注着的“精神管制类药品”，领取手续也非常麻烦，要跑好几个部门、盖好几个章。一个被管制的中枢兴奋剂类药品，如果真到了一天要吃三粒的程度，与吸毒有什么区别？我不能接受自己刚16岁就“用药成瘾”，和医生商量后，我决定先停药。但很快，我的身体就开始抗议。我的脾气变得很古怪。课间休息，课代表见我又睡着了，就一个人先去把作业交了。结果我醒来就发了大火，跑去质问人家为什么不叫我，背着我自己去交！对方被我整得莫名其妙，吼了几嗓子，掉头便走。我愣了愣，突然觉得这样的自己好陌生。冷静下来后，我知道我是在对自己生气，对眼前这个一离开药物就会成为废物的自己感到失望。停药的症状还在加剧，我好像失去了感知情绪的能力。我读的是寄宿制学校，平日里和爸爸妈妈见面的机会很少。有一次妈妈特地跑来找我，跟我说从小很疼我的姑妈去世了。我听完，什么反应也没有，一滴眼泪都没掉。换做之前，我和爸妈争执几句都会掉一把眼泪。妈妈沉浸在悲伤中，见我一脸冷漠，掉头走了。我看着妈妈离开的背影，几近残忍地想，就算今天被传噩耗的是她，恐怕我也掉不出一滴眼泪。科幻电影里的仿生机器人只会冰冷地输出信息，眼下的我就是这样，只剩理智在大脑中一下下敲击出：你应该感到悲伤。我甚至强逼自己掉眼泪，对着镜子，看里面那张脸五官挤在一块，像我梦里的那些鬼怪，看起来做作又滑稽，连我自己都讨厌。那几个月，支撑我活下去的唯一方式就是写东西。两个手掌大的笔记本里，密密麻麻写满了自说自话，被我藏在课桌抽屉的角落里，每天到教室，摸到它们才觉得安心。这也许是我不愿成为药物成瘾者的代价。尽管折磨，但我没想过低头。我一度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再哭再笑了，就在这时，我遇到了一位治愈我的“大人物”。在省级医院的办公室里，我见到了呼吸睡眠科的主任，一位慈祥的奶奶。因为科室一直没有空床位，之前的医生就把她介绍给了我，让我先做确诊检查。“小姑娘，你是怎么知道你生病了，要来看病的呢？”主任和善地开口。生病这么多年，几乎没有人主动问过“你怎么样？”，他们总是直接、迅速地对我的病表达自己的喜恶。这是发作性睡病最可怕的地方，它太日常，也太有欺骗性了，“爱睡觉”这个症状普通到很难让人意识到“这可能是病”。而“无法控制地发作”又容易让人觉得，患者只是为“懒惰”找借口。不重视甚至不相信，一切解释都像是狡辩，久了，我就发不出自己的声音了。我眨眨眼，抓住这次机会，很认真地回答，“因为我真的很想学习，但我控制不了自己睡着。还有，我看快乐大本营的时候也总是笑晕过去......”主任听完，轻轻叹了一口气，转向我父母，带着一种克制的恳切说——“孩子真的太不容易了，你们不知道，这个病很容易被误诊的，看心理科、精神科被诊断成精神分裂症、被害妄想症是常有的事。”这句话我很熟悉，我第一次和妈妈说起会无意识睡着，她的反应和主任说的一模一样。主任继续，“而且这个病，对人的情绪有很大伤害，很多病人都伴有抑郁症。”喜欢上吞咽的那段时间，我总是不受控制地吃到肚皮弹起，然后一个人蹲在垃圾桶边吐上好久，直到爸爸打来电话，“回家吧，饭菜做好了。”每次，我都只是轻轻地回一句，好。原来，那也是由发作性睡病衍生出的症状。“你们的孩子被这个病折磨了这么多年，还能这样乐观坚强，真的很厉害了。”乐观、坚强，这些年我第一次听见有人这样形容我——不上进、不尊重人、不守信用，甚至被视为骗子、说谎成性的坏学生、“怪物”、被嘲讽和孤立的对象…...这些才是大家心目中的我。我想起有次一个人在家，电视里在放《快乐大本营》，我跟着乐了一会儿，下一分钟，头晕、呼吸急促、身体僵硬同时发作。我想关掉电视，但指尖刚碰到遥控器，手臂像失去了支点直线下掉。倒下去的那一刻，我没有依赖身体惯性向后倒进沙发里，而是使出了吃奶的劲向斜侧方的地板俯冲——在下坠的那零点几秒里，我仍寄希望于疼痛给我刺激。让我醒过来吧，像个正常人一样。但我没能如愿，而是以一个极其诡异的姿势倒在沙发与茶几之间，膝盖和脑袋同时前倾着地，左腰突出，脑袋窝着。此刻的我看上去一定非常滑稽，像一枝细柳条上挂了个大马蜂窝，但痛苦真实存在。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肌肉正被撑开，腰部传来被撕裂的疼痛。我吸取前几次的教训，没有胡乱挪动身体各个部位，而是把全部精力放在了唯一有知觉的手指上，反复弯曲、放松，这么折腾。不知过了多久，身体触电般动了动，我感知到后，一点点将自己调成一个舒服的姿势，才允许自己沉沉睡去。我不懒，也不是坏孩子，只是把这样的挣扎和沉默变成了“自己的事”——在没有人问“你怎么样”的那些时刻里。主任这番话，一下子把我拉回了生病这几年。看着她手边那张确诊报告单上，清晰地印着“发作性睡病”几个字，还加盖了一个大红章，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眼泪顷刻间糊得满脸都是。我终于又能哭出来了。离开医院前，主任笑眯眯地问我：“你准备上大学了是吗？以后想学什么专业呀？”“以前我不太清楚，但之后可能会想学医吧。”我想要认清藏在自己身体里的病魔，也想要帮助其他和我一样，被困在发作性睡病里的患者。毕竟，我真实地见到过它，也努力地和它搏斗过。我的身体和经历，就是这个病最好的研究资料。主任又笑，“那你考我们大学吧，我喜欢你这样的孩子，到时候来当我的研究生。”我弯起嘴角，两眼眯成一道缝。我笑了，那是我很久都没有过的表情。一年后，高考结束，我如愿被当地一所医科大学录取，成为了一名准医学生。我在大学期间加入了发作性睡病的公益组织和病友群，认识了很多与我有相似经历，又过着截然不同人生的哥哥姐姐。在与他们闲聊中，我慢慢了解到自己的未来可能会是什么样的——我虽然考上了医学生，但这条路并不好走，会比常人的难走百倍。一位和我同样热爱医学的姐姐，在攻读八年制临床医学后成了一名医生，但因为发作性睡病，她在开会、查房，甚至是做手术时都忍不住会睡着。坚持一段时间后，出于对病人和自己负责，她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梦想。我也无法开车、游泳，或者做任何需要长时间专注，或者有高度重复动作的活动。我认识了一位开货车的司机大哥，他人到中年才发病，开车是他唯一可以维持生计的技能。但现在，也成了一件随时会把他拖入险境的事。任何高强高压的工作都有可能让我发病，但我不再总想着逃跑、躲闪，而是选择迎上去，和梦里那些怪物酣畅淋漓地打一场。就像我在写下这个故事的时候，有条九头龙出现在我的梦里，它张牙舞爪地朝我扑过来，眼看就要将我吞进去。这时，我手中突然幻化出一把宝剑。手起刀落，龙头落地。我睁开眼，意识恢复，全身上下透出一股清爽气。写完了，交稿。这是我患上发作性睡病的第十年，也是我们能够和平共处的第四年。

有真实故事想告诉“自PAI”？*请点击文章左下角“阅读原文”填写表格*或发送故事至📮：selfiebytedance@gmail.com这是《自拍》第338个口述故事大家好，我是曹哥，在加拿大工作的安徽老乡。别看我现在英语说得还不赖，二十年前真是被它害惨过。1999年高考，我英语只考了30分，把总成绩拖得连三本线都没够着。从民办大专毕业后，我一直没找到满意的工作。无论东莞的电子厂，还是江苏的汽配厂，我在里面干的都是苦活累活，工资从来没上过两千。混了几年之后，女儿出生了，为了老婆孩子，我决定冒险出国打工。2007年冬，我到加拿大一家食品厂做起了杀猪工。看到身边会英语的人纷纷跳槽，我也开始逼自己学英语，后来顺利转行卡车司机。这些年，我拉过很多危险品，还经历过几次死里逃生的大事故。十五年时间，一个毫无背景的穷小子能拥有现在的富足生活，可想而知我付出了什么。这是我在加拿大的家，现在一家三口都住在这里。在异国他乡的人，家人永远是心底最大的动力。如果不是当年家里条件太差，我可能也不会走上这条路。我的老家在安徽枞阳，是贫困县下面的贫困乡，贫困乡里的贫困户，总之就是一个穷字。那时候人均只能分个一亩三分地，尤其是我们这种孩子多的家庭，光靠种地很难吃饱饭。1981年我出生的时候，上头已经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记得小时候二姐阑尾炎肚子疼，爸妈不舍得上医院，愣是让她忍了一个多月，最后疼得路都走不了了，才喊我舅借钱去看病。到了医院，医生说再晚两天都不敢保证能救活。这件事让我体会到了“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感觉。穷怕病，这个道理我到今天都还记得。我老家的村子，小时候一到雨天，屋里到处都是接雨的锅碗瓢盆。因为要帮衬家里，我哥和俩姐都早早辍学打工了，我成了唯一在上学的独苗。小学初中，我的成绩都还行，高一身体不好，耽误了一些课。到了高二，同学们对英语老师教得不满意，闹着要罢课，我阴差阳错地成了领头羊。结果是我被老师冷落，自己也不愿意学了，高考只得了可怜的30分，把总分拉得惨不忍睹。本科没戏，民办大专一年学费1900块，家里没钱，我妈就到处找亲戚借。亲戚们一听我上的是大专，还是民办的，都不愿意给。我表哥自己不借就算了，一块吃席的时候他还跟桌上人说，一个民办大专有什么好上的，他们家这条件，估计借了都难还。当时我爸也在桌上，你说他得有多尴尬？只有我妈坚持让我去报到，她说既然能上，砸锅卖铁也要去。她求了好几家亲戚，才给我凑齐学费和生活费。之后整整一年，我们家都没买过猪肉。入校之后，我心里憋着一股儿劲，想参加自考拿个本科学历。除了平时听老师上课，我另买了很多书自学。没想到因为学习刻苦，我还因此追到了女朋友。那姑娘看我为人踏实，就想跟我一直走下去。我说我家太穷了，她说没事，两个人一起挣呗，又不求大富大贵，将来一起买个小商品房过日子就行。结果呢，大专刚毕业，我就害得人家跟着吃了不少苦头。上大专时和同学的合影，右边是我。毕业前，我原本已经在学校的校招会找到了工作，我爸非不让去，说我叔喝酒的时候说过，让我毕业后去广州找他，他能给安排工作。我叔是老牌大学生了，据说在广州一家公司做领导，算我们老家混得好的，怎么着都能帮亲侄子一把。我怀着憧憬去的，没想到碰了一鼻子灰。为了套近乎，我妈让二姐送我去，理由是二姐辍学后给我叔家看过小孩，她去更有面子。见到我叔之后，他对我们却并不热情。当时我带了一包衣服一包书，寻思着让他帮忙找个活儿干，我一边工作，一边继续把自考的课考完。我叔看到书包后冷笑，说你正路子考大学都没考上，还自考呢！你来我这儿吃住行，但工作你得自己找。我一听傻了，刚出校门什么都是陌生的，我咋找呢？我在广州转悠了一个月，都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后来女朋友也来了，我俩又找了两周，还是没找到。女朋友明显感觉我叔越来越冷淡，就跟我说，既然人家不欢迎咱，咱还是走吧，于是我俩又回到了南昌。在广州陈家祠拍的游客照，来的时候很兴奋，走的时候很失落。错过了校招会，回南昌更难找工作，我只能先去餐馆做服务员，培训期间没有工资，还不包吃住。女朋友在宾馆负责打扫卫生，打扫完了偷偷到食堂打剩饭回来给我吃。没剩饭的时候，我就一块钱买上四个馒头，啃完扛一天。有次出门女朋友想吃西瓜，我一看竟然要两块钱一个，赶紧拉着她走了。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我妈一听我吃不上饭，让我赶紧回去。我说我已经毕业了，就是死到外面也不会回去，丢不起那人。一直在南昌坚持到过完2003年春节，我和女朋友才在同学的介绍下去了东莞。那是一家台商开的家具厂，一个月工资六百，包吃包住，睡的是十几个人的大通铺。这个厂子最大的缺点是伙食特别差，给员工做的饭简直是猪食，难吃就算了，吃不完还不让扔，保安见你倒饭就嚷嚷。为倒饭这事我跟保安打了一架，到月底只好辞职走人了。那年正闹非典，人才市场全部关门。最难的时候，我和女朋友兜里只剩100块钱，花75块在小卖部楼道铺床睡了一周，剩下的留着填肚子。后来同学帮忙提供了一个短期能住的地方，才给我争取到找工作的时间，靠着大专学历，我应聘上了一家电子厂的小组长。厂里每天要开早会，领导总爱在会上骂人，工人生着病也要完成任务，否则就不让下班。在那个地方，连吃饭都分等级，组长在单间里吃，伙食比工人好得多。我实在看不惯这些人的嘴脸，也狠不下心骂工人，结果自己先被淘汰了。在东莞打工时的我，那时候看着年轻，穿得成熟。失业之后，我去张家港投奔发小，跟他在一家韩国人开的铸造厂干了一年，期间和女朋友把婚礼办了。婚后我换到一家大型轴承厂继续当组长，这个岗位本来有机会去日本培训，同事知道后通过贿赂领导的方式抢走了机会。我去找科长大吵了一顿，又找到总经理理论，可总经理只会和稀泥，我一气之下又回到了车间。与此同时，我还在坚持自学本科课程，每天下班都学到凌晨一两点。六月大热天，我在灯下看书舍不得开电扇，衣服都湿透了。我妈那时候也在江苏，白天照顾怀孕的儿媳妇，晚上心疼得在我旁边扇扇子，刚开始我没注意，学完一抬头才知道她已经扇了一个多小时。2007年3月，我终于考完了自考本科的所有科目，只差见导师写论文了。就在这个时候，我心里又有点打鼓，因为从现实角度来看，我感觉语言可能比学历更值钱。和厂里同事交流的时候，我发现本科毕业的员工每月有500块的学历补贴，要是英语流利，能额外多1000块的语言补贴，还有机会跟外国客户接触，年薪给开到十万左右，升职加薪也更容易。我这个大专生每个月只能拿1700，即便日后升到科长，一个月也不过5000，还是比不过人家会英语的。在张家港打工期间照的相，那时候我24岁。我想起来以前闲聊的时候，发小说他看到过出国打工的广告，还撺掇我一块出去挣点钱攒个首付，学好英语回来好拿高薪。趁休息的时候，我拉着发小去了趟劳务中介公司，中介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去加拿大食品厂的项目，听着挺正规，要面试、笔试、体检......反正总共七轮筛选，被选上了一年起码能挣二十万。后来听说中介费要五万八，发小就找借口没再去。说实话我心动了，不过当时也有点犹豫，不知道这是机会还是骗局。我老婆和我妈听了都不想让我去，那阵子我女儿刚出生，因为先天性心脏病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的院，我在医院地板上睡了一个月，每天被住院费催得焦头烂额。想来想去，我还是觉得这是个机会。下决心的时候，我哭得稀里哗啦，跟我妈说你放我出去吧。我要是不出人头地，这辈子都会被人瞧不起。出去是好是坏，我无怨无悔，只有走这一步险棋，咱家才有可能翻身。我妈看我眼泪直流，心软同意了。我老婆这边还是不放人，她说孩子才刚出生，你这个当爹的不能不在身边。我跟老婆说，孩子一场病把这几年的积蓄花掉了，我不出去就买不起房子，你的衣服、包啊这些也都要钱。她还是不同意，我说如果这次听你的，那以后啥事都我说了算。她一想，说那你还是去吧。2007年6月大女儿出生不久，一家三口合照。家里人都同意后，我开始踏踏实实准备面试。最后两轮体检和面试要去济南找加拿大那边的老外，上车前中介让先把五万八的中介费交了。我当时手里还有点钱，是孩子住院时哥哥姐姐们借给我的，孩子看完病剩下的刚好够中介费。我怕上当受骗，攥着钱不敢交，听说面试不过会给退，我才一直等所有人都交完之后，最后一个交了钱。一路上我都心情忐忑，担心要是遇上骗子就完了。直到大巴车开到济南见到老外，我才确定这是个真的项目。当时全国各地来了有一千多号人。面试上的直接签合同，没面上的当场退钱。通过了体检、体能测试和笔试后，我也拿到了合同，跟一起报名的人开心地合了张影。我（右一）和同一批出国务工人员合影，有些人至今还在杀猪厂上班。2007年11月，去加拿大的签证下来了，我和一起报名的同胞从全国各地去了北京坐飞机。走之前我老婆眼泪汪汪地说，你不要被人当猪仔给卖了。我说你放心吧，就是死我也要爬回来，我一定会回来接你们。飞机从首都机场出发，一直飞了13个小时才到达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多伦多，接着又转大巴去工厂所在的布兰登。到地方已经是晚上了，天上下着大雪，把我冻够呛，安排好宾馆赶紧睡了。第二天要跟宿舍房东签合同，没想到公司先帮大家垫付了半个月房租，每人还发了一袋米、一袋面、一张50加币的购物券。房间里配的是席梦思床垫，还有暖气片和地毯。背后就是公司的厂房，那个镇一共有五万多人口。周一上班后，我先被带着了解了自己的岗位。说是杀猪工，其实不用杀，只要把冷冻过的生猪摆在平台上，用切割机分割成块。试过以后，我发现这个工作并不轻松。相比那些欧洲和非洲员工，我体格小太多了，同样的劳动强度他们干着合适，对我来说就算是极限，只能咬着牙坚持。每次倒班的时候，我就跟虚脱了一样。由于一直接触冷冻猪肉，每天早上醒来我手指头都是僵的，得用热水泡软了才能捋直。因为是新人还不熟练，刚开始我每小时只挣10加币，好处是工资一周一发，入职第二周我拿到了300块加币，当时汇率是1:7，相当于周薪2100元人民币！想想之前累死累活一个月，工资才1700，这才一周就拿了这么多，感觉真是来值了！大伙儿也都高兴坏了，赶紧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随着动作越来越熟练，我的工资涨到了每小时13加币，工作头一年，我就攒了3.2万加币，换算成人民币有22万。春节我回了趟国，把家里外债全部还清，把老婆孩子都接了过来，平时花钱也不像以前那样紧紧巴巴的了。这是我在车间干活的照片，箱子里装的是挂猪肉的铁钩子。和工友熟悉之后，我也对加拿大这个国家有了更多了解。比如说这里的毒品问题，我们公司就有几个老外喜欢抽大麻，这在从小接受禁毒教育的我们看来简直不可想象。不过人家是印第安人，抽了也不犯法，有好几次他们请我尝一口，我都拒绝了。相比美国的枪支泛滥，这里的枪管得还算严，恶性事件不多，经济不好的时候偷车事件比较多，总体还算安全。按说工厂条件不错，安全也没什么问题，在这稳稳当当干下去挺好，但我发现流水线上的老外越来越少。一打听，发现原来人家会英语，找到更挣钱的工作都走了，这事一下子刺激了我。一位当地老华人知道后，每周都免费给我们几个中国同胞安排一次英语课，不过学起来还是太难了。后来我们认识了住在附近的一位五十多岁的白人女士，她平时会去教会做志愿服务，听我们抱怨英语不好学，便主动提出每周六免费教我们三个小时英语。这位女士很细心，从发音开始教起，还自掏腰包买资料复印好给我们三个。有时候天气不好，她知道我们都没车，就开车过来把我们接到她家，学完再送回宿舍，所以我们都习惯叫她加拿大妈妈。有次周六我们去她家没人，就在门口等，过半个小时她出现了，说早上把上课的事忘了，到公司想起来又专门请假赶了回来。给我们上完课，她又匆匆忙忙赶回公司。这位加拿大妈妈让我很受感动，人家分文不收，这么义务帮我们，再不努力就是自己的问题了。我和加拿大妈妈的合影，她个头比我还高。除了跟加拿大妈妈学，我还报了更专业的学习班。工厂中班是下午2点到凌晨1点，下班一到家我就赶紧睡觉，第二天早上8点起来先上课，12点上完课抓紧吃饭，接着又去上班，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两年。其实学习不难，重要的是坚持。老师从ABC开始教，有些人觉得没意思就没再去，后来觉得来回跑太累了，或者想多加班挣钱，又走了一些。坚持到最后只剩我在内的三个人，我们就每天互相打气，鼓励自己把英语熟练，争取早点离开这里多挣点钱。当时我在流水线上割肉一年底薪有3.2万加币，算上加班最多一年拿了4.6万加币，合人民币快30万。按说也不少了，但我听说我们厂的一个工友学了电工后，薪资一下翻了快三倍。这对我们几个同事激励很大，平时吃饭的时候，聊的都是怎么学技术，怎么转行。那阵子我了解过不少专业，有同学喊我去学护士，说男护士特别吃香，缺点是时间成本太大，要先到普兰顿大学学一年英语，再学四年护士，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经济上我都做不到。学电工倒是可以一边学一边上班，但也要两三年才能学出来。综合个人情况，我决定去学开卡车，卡车司机危险性高一些，好处是挣得多，而且从学习到拿驾照只要六周时间。同事和我一起学的开卡车，这是在驾校练车的照片。驾校前两周笔试，后四周上路。我笨鸟先飞，提前两个月买了书，边上班边学习，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后来站着都打瞌睡。驾校咖啡免费，我就拼命喝咖啡，喝到咖啡都不顶用了，头像炸开一样疼，只好请假专心学习。2011年6月份，我顺利通过笔试和路考，拿到了大卡车的驾照，紧接着就开始找工作。在加拿大卡车行业，新入行没人介绍是很难找到工作的，我投了很多简历都没音信，就去问给食品厂拉猪的运输公司。他们说不缺人，我没事就去问，一直问到第三个月终于愿意招人了，我赶紧把杀猪的工作辞了。上岗前有一周的新人培训，刚培训完就下大雪，我没经验，公司不敢派活儿，临时给我安排洗车的工作。洗车的时候溅得身上到处是猪屎，真是又脏又累又臭，啥时候能开车也不知道。没干多久，我又在网上投起了简历。两个月之后，我接到一通电话，说可以邀请我拉罐装液态化肥。对方是个农场主老板，有四十多个员工，自己一家五口人做管理。老头管财务，老太太管后勤，三个儿子分别负责修理机械、收售粮食、管理车队。每次我忙完，老太太都会对我说，“感谢您帮我们挣钱。”其实我更感谢他们一家人，拿驾照半年了，这是我得到的第一份司机工作。有天早上六点，我卸完化肥发现车陷进淤泥里了，调度说拖拉机要到下午四五点才回来，我一听很着急，这不浪费一天吗？于是我就找了把铁锹，一个人在那挖，弄得汗流浃背。浑身是泥。折腾到十一点多，突然发现有人带着拖拉机来帮我拉车。对方说农场经理在摄像头里看到我一个人努力挖了很久，就打电话调了车来帮我。我说太感谢了，他说，不，是你的努力感动了我们。加拿大的农场，地多人少，都是大规模集约化生产。这件事对我影响特别大，我对农场工作的工作更加尽心尽力。有次连续开车累到胃出血，纯靠意志力回的家。我老婆看到我吐血了，哭着说咱不开车了，我说没事，死不了，休息两天又继续上路。最后不得已离开那里，是因为出了一次大事故。那是2012年7月，我刚买了房和车，8月份老婆生了老二，小孩肠梗阻手术后要在保温箱里待三个月。这三个月里做了至少三次手术，最后还是没保住。那段时间我压力很大，吃不好睡不好。有天拉着半罐液态化肥下坡，一个急刹车把车尾两个罐子给晃翻了，连带着车头翻进了沟里。幸亏我安全带系得紧，警察和急救员见我只受点擦伤特别惊讶，给我浑身上下检查了四次，问我要不要去医院，我都拒绝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警察拥抱了我，说我太幸运了，他做了几十年警察，第一次见到经历过这种事故还没什么事的。老板赶来后说人没事就好，车不用管。他问我害不害怕，还敢不敢继续开，我说敢，但是车子报废了，新车要下年一月份才回来，这么长的时间我不能闲着。小孩还在保温箱，车贷房贷一个月要一千多加币，一件件事压得我满头是包。那些天我感觉自己都有点抑郁了，每天就呆呆地坐在门口，看着外面下大雪。当时的车和房，右边的车头是公司的。朋友们知道后都来帮我，有一个好哥们直接把银行卡给了我，说里面有钱，你拿去用吧，让我特别感动。有了钱我压力没那么大了，缓过劲儿赶紧找了个送货的工作。没多久，拉猪的运输公司又打电话要我去上班，这次我培训一周终于能上岗了。跑了一趟，就发现这个活儿比之前干的都要辛苦。入职培训时讲过，一车猪死3头是ok的，死4头以上要写报告，死6头以上是非常严重的事，要写很详细的报告。曾经有位兄弟因为天热一车猪都死了，他被控“虐待动物”判了半年刑期。下雪天太冷，时间久了猪很容易被冻死。我们走的省道铲雪不及时，我也只能冒着雪赶路，开在上面心惊肉跳的。说实话，在交通基建这方面，加拿大这边完全没法和国内比，这边很多烂路，因为地广人稀、人工成本高，平时也不怎么维护。有时候遇上罢工，也堵得人没一点脾气。最可笑的是，有条烂路原本都要修了，后来因为修路要锯掉一棵树，环保组织天天派人蹲在那树上，就一直没修成。关键那树就是年纪大一点，也不是什么稀有品种，加拿大的森林里有的是。遇上这种扯皮还是挺烦人的。加拿大特别爱下雪，这是我拉油的时候车陷到雪地里，在等待救援。运猪那段时间，我浑身上下都被染得是猪味，头发毛孔里都是，自己有时候闻不见，别人一闻就臭得不行。干到第三个月的时候，我又想换工作了。这次，我找了个拉平板车的工作。公司老板很直接，说你是来面试的第一个中国人，试一下看看，不行就不要你了。这句话算把我的斗志激起来了，我很努力地去干，很快得到老板的信任，后来陆陆续续给公司介绍了好几个中国司机。这位老板有40辆车，身价起码几千万加币，但他几乎不休息，他儿子也跟我们一起开车。儿子说，老爸的钱是老爸的，他要自己努力挣钱。人家衣食无忧，英语比我好，背景比我好，体能比我好，这样都还在努力，我凭什么不努力？一想到这些，我就干劲十足。我在运输公司开的平板车，长23米。我每周工作时间50小时起步，超了按1.5倍算加班费。刚开始公司让我一周上五天休两天，后来上六天休一天，等熟练了才可以加班。那年我拿到手8万加币，相比在杀猪厂翻了一倍多。我在那干了两年，走的时候老板对我说：只要你想回来，随时都可以。说实话我也舍不得离开，但之前干活儿都是在本省，现在拉平板可以满加拿大跑，见的世面更广了。这时候我才发现我们那个小镇太小了，我想起我那个没保住的孩子，如果在大的城市有更好的医疗条件，也许就能保住。这么一想我就迫切地想离开那里，到更大的城市去。我跟老婆说，咱们不能在这温水煮青蛙了，古时候说“孟母三迁”，咱不能光说说，几万公里都来了，这几千公里还出不去吗？老婆听了全力支持我。决定好之后，我们把房子卖了，我给老婆孩子重新租了间小房子，把自己用的锅碗瓢盆扔车上，一个人去了加拿大工资最高的地方——卡尔加里。走前我跟老婆说，你等我，三个月后我回来接你。到了卡尔加里，我幸运地进了加拿大最大的罐装运输公司Trimac。这也我是第一次进大公司，试用期期间，公司安排了一个白人培训员带我，他和我一起上早晚班。这个白人兄弟工作非常努力，他每天早上两三点就起来干活，我睡不醒，他就让我睡，自己把车开到地方装满油，等我睡醒了再自己把车开回来。他教我的时候极其有耐心，每一步都讲得很细。他说，工作是自己选的，要认真对待它，努力把它做好。我在这家大公司最大的感受就是，以前我总觉得我们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勤劳的，但我到了这边才发现，比我们勤劳的人还有很多。新公司第一年的年会，我得了最佳新人安全奖，奖品是一个14K金的记念奖牌。我刚到那阵子正好是原油市场开始下跌的时候，刚开始还能拿个十几万，后来工资一路跌倒八万多加币，最后公司合同也到期了，只好把我们都裁员了。我又找了一家公司，曾经最多一个月运了41趟，那一年挣了13万加币，刷新了我的收入记录，可惜公司没多久倒闭了。后来我找了份拉炸药的活儿。炸药是危险品，不能随便停车，也不能离规划路线太远。我们跑的大都是山路，有时候还要上洛基山脉，那真是山路十八弯，培训的时候听说之前有辆车就不小心开到沟里去了，结果二次爆炸把救护员和消防员都伤到了。每次开车的时候，我都一直提醒自己要小心，没想到还是出事了。那次上山时是个大晴天，下山的时候下起了雨夹雪，路面结了一层冰。我车上拉着20吨炸药，下坡的时候车突然就失控了，一直加速度往下跑，一踩刹车就打滑。右边是万丈深渊，滚下去必死无疑；左边是山，撞上去也是个死。我远远看到对面有辆车正慢慢往上爬，来不及多想，一把方向打过去撞向了他的车尾。最后我俩的车都报废了，炸药没事，我被公司开除了。当时我心情非常低落，再一想，遇到这种事能保住命就很不错了。况且也没有人责怪我，同事们都来安慰我，还问我要不要去让心理医生辅导辅导，我觉得没必要就没去。在油田装油，这是被开除后另找的一家公司。为了多挣点，我后来除了拉油，还拉过很多危险品，比如强酸强碱。这东西沾到身上就腐蚀，培训的时候我才知道公司以前因为操作失误和事故死过好几个人。我想着只要细心点不出错，装备齐全应该没问题。油田系统属于特殊行业，超时加班也在法律的许可范围内，所以我经常连着五六个星期不休息。没想到还有比我更拼的老外，有位白人同事一连12个星期都没休息。不过，按年算的话，我去年还是干到了全公司里程第一，拿到了16万加币。我是公司第一个干到第一的中国人，年底，公司CEO亲自给我打电话嘉奖我，还亲笔给我签了一张3000加币的奖励支票。我们一个团队的调度、销售都因为我得到了额外奖励。去年我还全款买了辆车头，税后花了7.1万加币。有了车之后，我和几个朋友一起组了车队。一开始找的都是小活儿，也不怎么挣钱。后来前公司的主管找到我，给了我一批拉木头的活儿，比市场价高很多，我最高一天就能挣7000加币，连续干了有四个月。这件事让我意识到，只要你好好干，努力踏实点，身边的朋友都会主动给你机会，路会越走越宽。今年到目前为止，我的收入已经超过20万加币，按人民币相当于年薪百万了。这是我自己公司的第一趟货，那天特地拍照留了纪念。现在我跑的里程数比以前少，工作也比以前轻松，挣的钱还多了，因为之前的合作关系能更好地维持下去，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接下来这几年，我还打算再买两个车头，把公司做大。我把这想法跟老婆说了，她很支持我。说咱最难的时候饭都吃不起，兜里只有一百块。现在一百万咱都有了，怎么也比那会儿容易。就算真赔了，大不了重新再来呗。这么多年，我老婆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我在外面跑车都是她照顾家里。其实她比我能干，跟我来到加拿大之后，在食品厂上了两年班就开始转学厨师，每天还坚持学英语到半夜一两点，门门考试都拿第一。她毕业后在餐厅、超市都上过班，每一任主管都很赏识，有次主动提出想提拔她做管理，我老婆为了照顾家里给婉拒了。我和老婆孩子的照片。今年上半年我回了趟国，想把父母接过来。可惜我妈有冠心病，不能长途颠簸。我想年纪大了，不来也罢。现在家里的情况比过去好多了，就算有啥事也不用怕。我记得小时候我妈说过一句话叫“富贵保全家”，我这辈子没机会当官，能做到的就是努力多挣钱。这几年岳父岳母买房、小舅子结婚、姐姐在合肥全款买房，我们都帮了忙。家里人需要我的时候，我能站出来为他们做点事，这就挺知足了。明年我就43岁了，但我还想变得更优秀。这一路走来我看到了太多优秀的人，比如免费教我英语还那么负责的加拿大妈妈，不啃老的公司老总儿子、对工作非常热爱的白人培训员......这些人至今还在影响着我。如果要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那我希望将来能继续在这个行业做下去，争取做成加拿大最大的华人运输公司。*本文由曹哥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曹哥本人提供。*本文在今日头条首发，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有真实故事想告诉“自PAI”？*请点击文章左下角“阅读原文”填写表格*或发送故事至📮：selfiebytedance@gmail.com这是《自拍》第337个口述故事我叫金姐，山东人，今年38岁。3岁那年我父母离异，16岁时父母双双下岗，家里欠了一屁股债。19岁那年，高中文凭还没拿到的我不得已远走日本打工留学，开启了一段完全未知的旅程。18年后，现在的我嫁给了日本大叔，家里有一个9岁的儿子和一只3岁的小狗，在日本有了自己温馨甜蜜的小家。有人说，我总能在人生的每一步做出最好的决定，是个聪明的女孩。聪不聪明我不知道，但我很清楚，人这一生从来没有最好的选择，只不过是在每一次选择后，拼尽全力把曾经那个无可奈何的决定，做到最好。我们一家四口的合影，照片里的小狗名叫摩卡，今年3岁了。1984年，我出生在山东东营。在这座因为胜利油田出现的城市，人们因石油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他们在这里成家立业、工作生活，我的爸妈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在当地的国企上班。我们一家三口挤在单位分配的宿舍。在那个年代，人们还朴素地穿着蓝色衬衫时，我爸早早穿起了各式各样颜色鲜艳的花衬衫，配个小皮鞋，走起路来一摇一摆，显得时髦又精神。我儿时的照片。因为工作关系，我爸常年出差，只留我妈一个人带着我。有时候我会被送到姥姥家，由长辈们照顾。这样的日子久了，父母感情也淡了。我三岁那年，父母离婚，我被判给了母亲。听别人说，我爸在外面认识了其他女人，但这一切都不重要，对我来说只知道：以后我要见不到爸爸了。我妈是那种要强的火爆性格，离婚那年，她拉着我从家里径直往外走，留我爸在身后骂骂咧咧，她头也不回，只是忿忿骂道：“就当你爸已经死了”。总之，两个人闹得很不愉快，有种老死不相往来的意思。小时候，妈妈抱着我在海边。我爸离婚后很快娶了一个年轻女人，两人生了一个儿子，与此同时，我妈也改嫁一位当地体制内工厂的工人。那时的我只觉得家里多了一个叔叔，没觉得有其他不同，可母亲的这次再婚，却冥冥之中在后来近十年成了我心里的一根刺。大约是五六岁那年，我和往年一样被送去姥姥家，并未发觉其他异常，只是隐隐感觉这一次待得时间似乎更长一些。我妈以前喜欢照相，给小时候的我拍了不少照片。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懵懵懂懂的我被接回了家。只是当我满心欢喜地回来，却发现原本就拥挤的屋子里，多了一个哇哇啼哭的小生命。我紧紧靠着墙，不知所措。妈妈拉着我的手，把我带到小婴儿床边，让我喊她妹妹。我嘴上没吱声，心里却咯噔了一下。从那以后，妈妈就让我单独一个人睡。当年的老居民房，墙上常会有壁虎出现，我特别怕它们，一看到那东西就全身发抖，一点也不敢动弹。每到晚上，我一个人孤伶伶地躺在小床上，听着房门外小婴儿止不住的啼哭，大人们在房门外来回走动的光影被放大了无数倍，又被投射到天花板。我整个人又惊又怕，眼睛死死盯着天花板不敢看向别处，就这么在恐惧中度过每一个夜晚。和许多中国家庭的父母一样，妈妈并没有注意到我情绪的变化，对于他们那个年代的人来说，只觉得小孩别来掺和大人的事，也不会跟你讲道理。其实从父母离婚后，我就变得不怎么爱说话，哪怕心里有很多困惑，都只是憋在心里。每当我看到妈妈和继父每天围着小婴儿忙前忙后，越发觉得自己是空气一般的存在，就夹杂在这种复杂的情绪下，我慢慢长大。平时，我也会帮妈妈一起照看妹妹，比如让她骑在我背上哄她开心，给她扎小辫子一起玩过家家，这都很正常。令我费解的是，继父却会反复告诉年纪尚小的妹妹，她和我同母异父；不知道是忘记了还是刻意，家里经常是妹妹收到礼物而我两手空空。日子长了，我心里委屈，嘴上不说，只是一个人偷偷躲起来，暗自想着我亲爸在哪里，如果跟着他会不会更幸福。我抱着妹妹。也许是上天听到了我的心愿，有天下午，亲爸竟然出现在了我的小学教室外。见到他的那一霎那，我并没有曾幻想无数次，飞奔向他的画面，也失去了记忆里的亲切感。我低下头盯着鞋子，手指紧张地抠着衣服，嘴里没有喊他爸爸，更不知道如何开口。见面后，爸爸递了一袋新衣服说送给我穿，我心里一乐。刚把衣服接到手里没多久，爸爸接着说，他现在开了自己的公司，往返广州做生意，有了自己的家庭，还有了一个儿子，靠自己挣的钱把弟弟送去了贵族学校。看着爸爸在我面前滔滔不绝，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只觉得脑袋嗡嗡作响：“为什么爸爸妈妈都各自有了一家三口？为什么就我是一个人？为什么只有我这么倒霉？”我反复被这些念头折磨，感到头痛欲裂，而此时的父亲只以为我是太久没见到他喜极而泣。从那以后，我更加郁郁寡欢，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心里藏着事，本来就不爱说话的性格变得更加内向，还总是胡思乱想。上学路上遇到同学跟我打招呼，都要过很长时间才能反应过来。小学时候的我。当时我妈和继父的工作都在体制内，在外人看来吃着“铁饭碗”十分稳定。只是到了2000年前后，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出现亏损，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发展，我妈和继父也进入了这波浪潮。可能是感受到了效益不好，继父首先买断工龄创业。辞职后，他开始给别人当货车司机，收入的确有改善，但赚的都是辛苦钱。为了赶时间和省钱，继父基本在吃住都在车上，一年里可能有300天都在高速上跑。长途路上，甚至要不分白天黑夜的开车。我妈不放心，就很快也买断工龄，陪他一起跟车，这样两个人在路上还有个照应。那个时候我已经到了初中，有一次学校里在组织同学们上电脑课的培训班，我也想去，就去找我妈要钱付学费。与此同时，我继父正在盘算自己买辆货车，帮别人运泥沙，家里已经借了不少钱，再没有额外的钱给我。我心里很难过，就想到了我爸。初一那年，我曾经偷偷给他打电话，说自己想要一辆自行车，结果我爸二话没说买了一辆送来学校，我心想着这次也一定行。没想到，我竟重重地撞了“南墙”。那天，我爸开着一辆桑塔纳，在上课时间来了学校。其实还没等他走到门口，我就远远看到了我爸的身影，紧接着，我就在同学众目睽睽下，兴高采烈地走出教室。见面时，我爸非常冷静，声音里甚至透着冷漠，他板着脸：“钱给你出不了，我也没钱”，在那时的我心里，可从没想过是这个答案。我的眼泪哗哗往外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初中的时候，妈妈抱着妹妹和我（左一）的合影。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跟我亲爸联系，而我的继父，则正在遭遇他的财务危机。原来，他和我妈借钱买了卡车后，答应老板赊账跑了好多单，没想到年底结款时，老板跑路，投进去的车钱、保险、油钱通通还不上。资金链一断，整个生意就垮了。中国有句话叫做“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形容我们家真的太贴切了。经历过这些事情后，我更加意识到钱的重要，没有钱真的什么事情都做不了。那段时间，我们家穷到了是什么地步呢？在我们山东，有一种叫做甜菜根的咸菜，把它切成丝放在水里泡一下就不是特别咸，非常好下饭。当时我们家里顿顿晚饭都有这个甜菜根，我妈今天用它炒鸡蛋、明天炒辣椒，换着花样顿顿有。初中升高中那年，我妈就已经为了我的学费，四处辗转、一家一户地敲亲戚家门，最后连隔壁邻居都觉得我可怜，也凑了一点，才好不容易补齐。那几年，每逢寒暑假，我都想着找地方打工补贴家用。人家嫌弃我只是一个柔柔弱弱的高中生，反应慢动作慢还没经验，根本不要我。上到高三快毕业的时候，我妈有天晚上把我叫到跟前，我俩仔细盘算了一下，接下来不管是读什么学校，家里都出不起钱了，而眼下想要打工又没有地方愿意要我。也就是在那段时间，电视里的赴日打工广告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当年日本在我们当地的名气特别大，大家酒桌上聊的都是“谁谁谁去日本打工回来买了套房”，而且那时候汇率也高，现在100日元换4.9块人民币，当时却能换8块，接近两倍。于是妈妈跟我商量，既然现在打工都没有人要，不如先去日本打工留学干几年，要是能把之后的学费挣出来，就回国接着读。我身边的同学大多考到了外省读大学，再不济也会去读专科。我心里虽然千百个不愿意，也知道家里实在没有办法。我暗暗告诉自己，去了日本就努力赚钱，赚足了学费马上回国。虽然下定了决心，凑钱又遇上了难事。最后是靠姥爷做担保向银行借的钱，我妈又变卖了一些自己的陪嫁，才终于凑够了钱。2004年，手续办齐后，我第一次去了上海，从浦东飞往名古屋。那时候我已19岁，第一次出远门，之前甚至没出过山东省，最远只去过烟台。刚到日本留学时。拿着留学签证到了日本，我需要先读两年的语言班，然后再报短期大学读两年金融。刚去的时候，我还不会说日语，但心里一直有根弦提醒自己——打工赚钱，赶紧把家里贷款付的学费还上，最好还能多赚点钱早日回国。不过我一个小姑娘既没有力气又没有技术，其实和国内的状况一样尴尬，哪里都不要我。后来，有中国老乡给我介绍了一个工厂的工作，在工厂流水线上分拣寿司，这才找到了第一份工作。每天放学以后，我就来到工厂上班，从下午一直忙到凌晨，再拖着昏昏沉沉的身体回住的地方。虽然工作辛苦，可我特别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向负责人提出如果需要人手，寒暑假都可以过来。学生在日本的打工时间有限制，不过当时管得没有那么严格，只要愿意干，就能接不少事情做。所以只要哪里能挣钱，我都会去碰碰运气。后面语言能力好点以后，我还当过水管清淤工，工作内容没什么技术难度，就是遇到机器进不去的地方，需要人力下去掏，直到清通淤塞。活不挑人，唯一的要求就是不怕脏、能吃苦，但也就是这要求剔除了很多人。每次干活时，我们会在某个地方集合，等着工头挑人前往清淤维修的地方。瘦瘦小小的我混在一大群人中，毕竟是体力活队伍里也男生偏多，很多人都是留学生，有的来自越南、有的来自印度尼西亚、有的来自缅甸，总体中国人最多。一天干活七到八小时，能够拿到九千到一万日元，折合人民币八百块，比在工厂里的工资高。出国时家人仅仅帮我凑了学费，生活费全要靠自己。房租的费用占了很大一部分，记得是三万日元一个月水电全包

有真实故事想告诉“自PAI”？*请点击文章左下角“阅读原文”填写表格*或发送故事至📮：selfiebytedance@gmail.com这是《自拍》第336个口述故事我叫宁理，是一个演员，现在已经人到中年。父母曾想让我当个工程师或者医生，我却选择了表演。我演过很多戏，但人到中年，才因为演《无证之罪》里的“变态”李丰田走红，成了网友口中的“国产杀手天花板”。在上海坐公交车。我最喜欢的交通工具是公交车和地铁，还有共享单车。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我在上海人民艺术中心工作了几年，看似顺风顺水，但却心里不安。27岁，我独自去美国闯荡，想过点不一样的生活，到了才发现，电影里都是“假的”，为了谋生，我送过报纸、干过房屋中介，差点在邮局转正，发现还是喜欢当演员。人生是不断感受的过程，我曾经吃了十年软饭，也在最年富力强的时候当家庭主夫带孩子，现在她们长大了，我又有了自己的事业，回过头看，一切都是美好的安排。我在北京海淀医院出生，从小在北京长大。我出生不久，母亲就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下放到安徽蚌埠一个叫五河县的地方，后来又调到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当医生，我爸下放去了安徽蚌埠市一个皮革厂当工人。父亲在皮革厂工作的时候，我开始记事了。妈妈、姐姐和我在颐和园。印象中，他每天穿蓝色的工作服，脏兮兮的。我们去他的工厂，发现父亲很受人尊重。他没有因为下放，从一个高级工程师成为一个普通工人而破罐破摔，依然非常努力地工作，几乎每年都是先进工作者。我很崇拜他，就问他，你怎么每年都是先进工作者？他说，其实你到一个地方，与其混日子，整天抱怨，不如去把这个事情了解清楚以后，找到工作的乐趣。你认认真真地去做一件事情，比你敷衍潦草去做一件事情更轻松。当时我不懂这些话，但后来长大之后，很多次面对我不喜欢的工作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我父亲这句话。不喜欢现在的工作，如果你有别的选择，你就离开去做你想做的事，如果没有这个勇气，与其你痛苦地做这个事情，不如认真地投入这个事情。我和姐姐弟弟，在颐和园合影。我母亲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她在生活中对美的坚持。小时候家里特别穷，我记得有一年冬天，我妈折了一个空树枝，有很多枝杈。拿回来以后，她把炸的玉米花全都插在了枝杈尖的地方，放到一个花瓶里边。她说你看多美，像梅花。我当时觉得这挺好玩的。现在长大了，再想起这件事情，觉得特别感动。在物质那么贫乏的情况下，创造出这种美。她影响了我弟弟、我姐和我。美在生活真的是无处不在，跟钱没关系，跟心灵有关系。11岁的我，母亲去世前。我11岁的时候，母亲车祸去世了，当时我弟弟

有真实故事想告诉“自PAI”？*请点击文章左下角“阅读原文”填写表格*或发送故事至📮：selfiebytedance@gmail.com这是《自拍》第333个口述故事我叫何成，三年前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三年后的今天，我在重庆步行送外卖。身为寒门学子的一员，我的起点其实并不高，高考懵懵懂懂地考进一所大专，才开始后悔高中没好好学。在几位老师的鼓励下，我先完成了专升本，接着又考上了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当所有人都盼着我学业有成、前途光明的时候，我却走上了另一条路。研究生毕业后，我没有着急找工作，直接回老家休息了几个月。后来，我在河南的教培机构当过英语老师；去长沙的电子厂加工过苹果手机玻璃屏；最近这50多天，我一直在重庆做外卖小哥。很多人一听我的经历，就觉得我这么多年书白读了，问我为啥不选个体面点的工作？我觉得这跟性格有很大关系。坦白说，我这人身上有很多缺点，比较自我、不太会交际、做事没什么规划，过去这些年也因此踩了不少坑。但我觉得现在还不算晚，尝试这么多工作，也算是在弥补我的人生阅历吧。外卖小哥分平台骑手和众包骑手，我选的是后者，可以自由安排接单时间。用现在流行的一个词儿来定义，我属于典型的小镇青年。1992年，我在河南信阳的一个村子里出生，虽说是农村，但也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种穷乡僻壤。我爸妈生养了四个孩子，他俩平时除了种庄稼，还包了个小鱼塘，在家里养了十几头猪，足够支撑六口人的开销。我爹这人很勤快，每天给猪打料喂食，锄屎冲圈，剩下时间就去撒网打鱼，除草种地。他见到每个人都会热情地上去唠两句，唯独在家里话少，经常不知不觉出了门，啥时候回家也不打声招呼，赶上饭点儿我们都不知道去哪儿找他。我性格比较自我，这点可能也是随他。童年时代，我总体上是无忧无虑的，除了帮家里打打猪草，干点农活，就是上树掏鸟蛋，下水摸鱼捉虾，成天上窜下跳。后来上了小学，我爹怕我跟其他小孩学坏，就经常背着我把别人支走。以至于我和弟弟几乎没什么好朋友，也不太会跟人交际。左一是我弟，左三是我，这是周末在表哥单位玩跳棋。小学五年级，我爷爷被调到县城工作，我和弟弟也跟着转去了县里读书。爷爷以前在乡镇做会计，一年到头不怎么回家，是奶奶一个人把五个子女拉扯大。到了孙子辈，奶奶就不干了，宁愿天天打麻将也不乐意看孩子。老两口长期分居，没什么共同语言，常常一天也不说一句话。在她家的那段日子，我听得最多的就是各种唠叨，比如牙膏挤多啦，盛饭太满啦，拧毛巾把地弄湿啦......时间一长，我的性格都变得小心翼翼的。我的小学成绩还不错。特别是数学，不用费劲就能年年拿第一。升初中之后仗着自己基础好，老师讲课基本不听，自己看看课本就会。可初中毕竟跟小学不一样，随着难度加深，我慢慢就消化不了了。由于性格原因，我不会做的题也不知道去问老师问同学，难题就放在那里，我不去解它，也不想管它。初中三年，我的成绩一落千丈，刚入学是全班第二，到初三已经跌到中等水平。高中就更难熬了，高二开始分文理，大部分男生都想学理。我那会儿理科不太好，想着努力学一学期，看能不能争取分到理科班。结果期末一考试，化学刚及格，物理和数学都不及格，只好去了文科班。有段时间我还想走艺术生这条路。以前家里人干活的时候就老爱哼歌，潜移默化地我也爱唱。周末放假同学们都回家了，我喜欢晚上一个人在校园里溜达，经常看到一些艺术生在唱歌练嗓子。我感觉“嗯”呀“啊”呀的也不难，练了一段时间自我感觉不错，就跑去跟班主任说想学声乐。老师理都没理我，直接给我家里打电话，“怎么想走艺术？那学音乐的文化课得是差到啥程度的！”可能在老师眼里我还算是有希望的那类学生，他也不管我喜欢什么，死活卡住不让我学，一次宝贵的主动选择就这样夭折了。我（右一）上学时很少拍照，这是高中唯一的照片。后来，我高考数学只考了59分，总分离本科线还差十几分，专科倒可以好好选一选。可惜我啥也不懂，填志愿随便选了几个名字靠前的学校。选是选了，心里还是不甘。那时候复读成风，很多人高考失利都会考虑复读。我也想再试一次，八月初填完志愿就去复读了。我把状态调整得非常好，还选了一个我喜欢的数学老师带的班。专心学了半个月后，我发现无论怎么努力数学还是学不会，这让我特别郁闷。8月23号，我收到了北京科技大学延庆分院的录取通知书，打开一看，通知书说24号开学报道。我想既然学不会，复读的事还是算了吧。当天下午就去亲戚家借了7000块钱，想连夜坐12个小时的硬座赶到北京报到。我大专报的是英语幼教专业，那会儿挑专业的时候看了几个都不太喜欢，觉得自己初高中英语都不错，高考英语考了120多分，就选了这个专业。找亲戚借学费的时候，亲戚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专业是一辈子的大事，你这选的有点仓促啊。老话说，宁做田舍郎，不做孩子王。你一个小伙子，将来带一群娃娃咋说？”我没有听亲戚的话，想着不管怎样，先上了再说。当时爸妈和两个姐姐都在东北打工，做搓澡按摩的行当，家里只有我和弟弟。无论复读还是临时决定上大专，这些别人看起来很重要的人生大事，都是我自己决定的。我和弟弟（左一），高中时一起在校附近租房，虽然经常吵，但让是陪伴我最久的亲人。去北京上大专是我人生第一次坐火车。开学军训的时候，我发现同学几乎都是北京或周边的，那些孩子对职场和社会比我现在了解的都多，家里对他们的职业规划也很清晰，将来毕了业，最差也能在北京郊区找个有编制的幼师工作，能看出有一部分人是混日子等毕业证的。看着同学们吃喝玩乐，我开始后悔高中没好好学，脑子里经常会蹦出回去复读的念头。人都是这样，能上一本谁也不想上三本，何况是一所没什么学习氛围的大专。其他同学经常约着出去玩，我极少跟他们一起，就自己一个人看书。在老师们眼里，我的这种行为算是特别的存在，他们都觉得我这样的应该上本科才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有位英语老师喜欢唱英文歌，刚好我也爱唱，我俩就经常一块唱。有几次唱完，老师语重心长地跟我说，“何成啊，你是个男孩子，学业是大事，要好好规划规划，如果能考上本科是最好的了。”还有一次，我从食堂吃饭出来，顺手捡起地上一张小纸片丢进垃圾桶，这一幕刚好被一位老教授看到了。那天他在办公室门口见到我就说：何成啊，你身上有一股浩然之气。后来有几次他当着全班同学对我说：何成，你必须考上本科！老师的鼓励让我内心非常震撼，我再也不想像过去一样荒废时间了，听课特别认真，考试有两三次都拿了单科满分。专三的时候，学校也开始建议同学们专升本，学制是3+2，考上本科之后只念两年就可以。一些优秀的助教老师还会分享成功经验。有了动力，又有学习方法，我很顺利地考上了北京联合大学的英语（文秘）本科。我的大学学位证书，我的身份证年龄比实际年龄小三岁。可能大专时对自己抓得太紧，上了大学我又开始放松了。我对自己要求不高，学习不用太好，差不多就够了，剩下的时间都用来参加活动、交女朋友。北京联大的奖励又特别多，要么给钱要么给奖品。有一次我只是参加了个唱歌的海选，卡里就多了150块钱。后来我参加校园歌曲大赛，第一届得了第二名，第二届得了第一名，钱啊物的没少得，生活费都不用家里出了。毕业季来临前，同学们都对未来做好了规划，不是工作就是考研。我依然懵懵懂懂的，唯一确定的就是压根儿没考虑要工作。我这人有一个特点，脑子里只能装一件事，一般不会一心二用。既然不想工作，那就只剩考研这条路了。联大的一位政治老师对我影响很大。他硕士考的中国社科院，博士考的清华。他对我们说，如果决定考研，就一定要相信自己，一定要坚持下去。在那种氛围下，你能明显感觉到这不是心理暗示，而是一诺千金，是那种沉甸甸的自我承诺。这句话感染了我，接下来十个月我排除了一切干扰，全心备战考研。本科毕业前拍的证件照，有些人拿去求职了，我没用上。为了考研，我还是动了很多心思的。考我们本校相对容易，但方向只能是教育硕士。我又不想当老师，考教育硕士干嘛？我是学英语的，身边很多同学会考英语或者翻译方向的硕士。这时候，我的想法又和别人不一样了。学了这么多年英语，我自认为掌握了很多学习方法，觉得没必要再浪费时间。作为一个曾经的文科生，我考虑了文史哲包括心理学很多学科，再深入一了解，又都不感兴趣了。后来我在研招网翻那些招生目录，有一天翻到了中国社科院，再往下翻，就看到了民间文学这个专业。这个专业相对小众，竞争会小一点，而且这个领域面很宽，民俗音乐，语言，建筑等等，包括现在很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属于这个专业的研究范畴，学生可以任选一个方向做研究，这点我尤其喜欢。在北京考研，本地的好学校好专业竞争都很激烈。我一个二本英语专业，几乎没有什么竞争优势。从学校选择来说，一般考985、211的学校多，像中国社科院这种学校招的少，报的也就少，于是综合考虑之后，我决定冒个险，果断选择了社科院。我的硕士学位证书，专业全称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没想到，我竟然成了那一年北京联合大学本部唯一考上社科院的学生。面试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选的民间文学“神话学”这个方向更冷门，全国搞这个研究的导师也不过几十人，社科院这个专业每次招生不过一两名，还不是每年都招，而是毕业几名招几名。因为涉及民俗比较多，考这个专业的多是少数民族学生。这一届只招两人，我是唯一主动报考且中文过线的学生，另一个同学是北师大那边调剂过来的。我查过相关资料，“神话学”主要研究人类神话和一些神学哲学类的东西，很多涉及到人类灵魂的。很多人会开玩笑说“科学的尽头是神学”，可能会有它的道理。现在人们不管穷还是富，好像快乐的并不多，这些现象也许是灵魂深处的东西，这点我倒挺感兴趣。而且，这个专业这么偏门，估计报考的应该不会太多，也许会好过些。所以我还是按时去复试了。我在社科院研究生宿舍里的自拍。导师很重视我这个中英文都比较溜的学生，可惜那时候我还是不够成熟，做事也不行。有一次导师交给我一些文件整理，也是为了让我多接触些资料，为将来研究做基础。但我心里很抵触，觉得扫描上传这些东西毫无技术含量，纯粹浪费时间。我一直拖着没做，也没跟导师说，直到截止日期前两天，才跟导师说这工作我做不了。当时情况紧急，导师真是气坏了，他把我带到人少的楼道里，忍着怒火跟我说“你既然做不了为什么不早说呢？”我很不好意思，感觉对不住导师。但这样的事情我好像一直也不太会处理，习惯了逃避和放任，连怎么去解释都不知道。好在导师很包容我，他年过半百，为人极有修养，轻易不发脾气，我在这种宽松的氛围中度过了三年。后来我才意识到自己在沟通表达上的问题。平时看似和人交流挺好，真遇到事就不行了。我没什么朋友，也不太会处理交往中的矛盾，很多时候即便意识到问题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只好任由事情发展，导致身边一些人渐行渐远，有一任女朋友就是因为我的性格原因分手的。2018年大雪后的社科院研究生院校园。我喜欢人少的时候出来溜达。2019年七月，转眼又到毕业季。学校组织了不少校招会，同学们天天跑面试，就我没去。我当时的想法很幼稚，觉得那些单位如果很好，还用跑到我们学校来招人吗？这个想法可把我害苦了，导致我错过很多了解工作和职场信息的机会。后来导师建议我考博，甚至帮我分析了几位博导老师，也因为我的原因没有实施。我不想考博一是不喜欢写论文，二是觉得我身边的那些博士可能搞学问太久了，张嘴闭嘴都是理论；三是考虑到博士毕业一般会去大学工作，学校里一成不变的环境也不是我想要的。听说我们学院很多毕业生都去了企事业单位，也有的去了高校，总之工作都很稳定，还有一小部分选择继续读博。领完毕业证之后得离校，我干脆收拾东西回老家休息了几个月。一开始不觉得有什么，后来下楼碰到邻居都很惊讶，问我啥时候回来的，现在在哪儿呢，在干嘛呢？一堆问题搞得我很尴尬。意识到老这么待下去也不行，我就去市里一家培训机构找了份英语老师的工作。面试的时候说起学历，他们说硕士啊，我们这来过十几个，还有一个博士呢。进去之后，我才发现现任的大部分老师都是大专毕业。在我入职一个月的时候，疫情的消息传开了，公司仍然要求上班，我强硬拒绝了，怎么着也不能为了工作玩儿命吧？老板一看我不去，工资也没给我，等于白干了一个月。后来又换了家机构带初三英语，一个月三千块钱，这是和其他老师们的合影。我有一套自己的学习方法，无奈我们这些小地方的孩子基础太差，而且已经习惯了填鸭式学习，对我的方法不太适应。机构要求带课老师要保持一定的续费率，我带的20个人只有四五个续费，很难把课卖出去。这时机构销售部换了个老资历的英语教师做主管，他之前在上海做过销售，不过他的那套东西我不认可，忍了一阵儿我再也忍不下去了，终于在第九个月的时候辞职了。接下来我又在家闲了几个月。2021年8月，经过一个视频博主的介绍，我去了一家名叫长沙蓝思科技的电子厂，负责在车间流水线做苹果手机的玻璃屏。这家厂子在郊区，地方有点偏，距长沙市中心有38公里。后来我才知道，那些博主介绍一份工作能拿九千的提成。有很多从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被介绍过去的，一看那么偏僻，连体检都没参加就跑了。这是我去的那家电子厂，一共在里面做了8个月。我的学历只有上边面试的人知道，做到一个月转正时，管我的线长才看到我的资料，他特别惊讶，嘴巴大张，眼睛瞪得圆圆的，问我咋那么高的学历跑来干这个。我随口说了一句，来之前我也不知道办公室也招人啊，他听了就没再问我。入职前五个月，厂里为了留住人每个月会补助1500，加上底薪，我差不多能拿到五千多。在工厂上班还是挺苦的，白天晚上两班倒，每天工作十个半小时，中间只有午饭时间能休息一会儿。我的岗位是开机员，要不停地来回走动操作机器。刚开始俩月还能忍受，到后来我发现，昼夜颠倒导致我生理时钟紊乱，白天、晚上都睡不好觉。到第六个月的时候，新人补贴没有了，工资一下子少一千多，我感觉为这点钱牺牲健康特别不值，就又辞了。2022年4月，我带着存下的几万块钱回了老家，那天晚上，我整宿都在想接下来能去哪呢？小区里的叔叔阿姨见面就问，老家是一天都不能多待。想来想去，我想到了重庆。之前因为谈过一个重庆的女朋友，我对重庆也算了解，那里的人文自然我都挺喜欢。于是第二天一早，我就买了去重庆的车票。重庆的龙头寺公园，我比较喜欢户外运动，更在意一个城市有没有这些活动场所。到重庆前两天我是住的宾馆，第三天就花800多租了间房子。第一个月，我每天吃饱喝足刷手机，还学那些做自媒体的人发了些视频。歇满两个月的时候就不一样了，这种心态变化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可以说是身心痛苦，宁愿做再苦再累的工作也不想无所事事了。虽然没人管没人问，但每天洗衣做饭，吃了睡，睡了吃，疯狂刷手机的生活也会让人精疲力尽，好像废了半条命一样。这种消耗真的能让人脱层皮，这就是我对躺平最真实的感触，所以人千万不能躺平什么都不做。第三个月，我开始找工作，最先打来电话的是保险公司，听到保险我就烦，我爹之前就因为耳根子软被卖保险的人忽悠过，每年几千块保费交了，赔付额度才几万块。之后又有个销售公司让我去面试，等我隔了几天去入职的时候，发现公司门口贴着公安局的通告，说这是个卖保健品的骗子公司。要不是晚了几天，我差点就成了他们的同伙。后来我想起来之前看的一些视频博主就是跑外卖的，这个工作时间灵活，工资也过得去，于是我就在网上查了查兼职送外卖的介绍，下载了一个众包app。前两天是线上简单培训，到第三天后台就可以使用了。我好奇地试着点了抢单。点进去之后才发现竟然不能退，平台规定抢了就必须送，否则会扣八块钱。好在这单就在我租房的小区里，我跑着就过去了。送完感觉还挺简单的嘛，又接了第二单。我从下午三点多一直送到夜里10点多，总共完成11单，挣了63块7毛钱。第一天送外卖纯步行上线五个小时，怕超时不敢多抢，抢一单就送一单。绝大部分外卖员都有电动车，我问过站点，租一辆车要六百块钱一个月，相当于每天20块钱成本，这也太贵了。自己买一辆续航差不多的得四五千块钱。我想来想去，觉得没想清楚要干多久，正好自己从小爱运动，身体素质也不错，不如这样先步行送。为了方便取送，我只抢周边一公里内的单，我们小区一共有四个区，每个区八栋楼，总共大概有五千多人，这体量差不多够我跑了。担心超时完不成任务，我都是抢到单就下线，送完了再上线，这样自己好掌控一点，一天也能挣个一百多块钱。有段时间接单不多，我吃饭都省着，总吃便宜又抗饿的面条啥的。虽然身上也有几万块钱存款，不至于很困难，但我已经习惯了节俭。为了保持身体健康，我也会尽量给自己补充营养。我一上午接了10单挣了五十块钱，买这条鱼才花了六块钱。跑外卖的过程中，我会看到很多贫富差距和社会现实。有时候送一单零食就好几百，差不多顶我一个月的菜钱。平台上还会有那种帮人家扔垃圾的单，上楼到门口提上垃圾，下楼扔进垃圾桶，一单五块钱就到手了，这样的单虽然不多，难免还是会让人感慨一下。前些日子重庆四十多度，因为天气热，平台补助多，订单的客户也多。我顶着一身臭汗跑来跑去，每天平均要走三万多步，三万多步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你不要太慢地这样走路，要连着走五六个小时。我送单的区域基本都在社区里，也不会堵车什么的，都能按时送到。那个月每天跑四十多单，平台补助拿了五百多，算下来总共挣了五千多。对我来说辛苦倒不觉得什么，遇到一些看不惯的事情才会让我觉得不爽。有一次送单因为时间问题导致客户退单，商家不肯承担损失，把责任推给平台，平台的权力肯定大过我们这些外卖员，最后我只好自认倒霉，自己把单买了。看着越来越低的提成，我对这个行业也有点失望。外卖员真的太辛苦了，顶着烈日跑那么远，一单只挣三块钱，有时还要忍受客户的挑剔。这份工作让我想起了我爹，他当初特别不喜欢干搓澡的，经常抱怨自己得不到尊重。那些客人动不动嫌轻嫌重骂骂咧咧，后来他每次提起来就说自己是“褪猪皮的”。我知道他也不想那么说，苦点累点没什么，得不到尊重就让人挺不舒服的。我们一家各忙各的，很少团聚，上一次凑齐还是2017年给妈妈过生日。全家属我学历最高，现在挣钱最多的却是学历最低的我妈，她转行做护工后平均每天最少挣二百，还不算客人给的红包。爸妈老说我高不成低不就，他们很无奈，完全理解不了我的想法，但碍于中间隔着这么远，管不了也就不管了。最近一任女朋友跟我分手主要也是嫌我挣得少，工作不稳定。像他们一样，很多人都说硕士送外卖是浪费社会资源。我不这么认为，现在都什么年代了，送外卖又不丢人，反而那些觉得送外卖丢人的才丢人。别说我现在是暂时送外卖，就算长期送了也很正常。如果我不是送外卖的，而是应聘了大学辅导员，也许很多人对我的看法会立马转变。实际上呢？大学辅导员或者公务员扣掉五险一金，到手也就四千到六千的工资，跟我送外卖的工资差不多，只不过打工更累，工作时间更长。说到底，还是大家对职业偏见根深蒂固，所以才有那么多人要考公考编，好像进入机关单位才算体面，才有社会地位。我的事被媒体报道后，有好几个经历相似的粉丝联系上我，跟我聊他们目前的状态。我感觉像我这种情况的人还是挺多的，有些人也做着一份暂时过渡的工作，有些人只是看着不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不过没说出来而已，就像那句话说的：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再难大家都没有躺平，起码都在干着，这就不错。也有几个干得不舒服在那抱怨的，我觉得没必要。既然都是成年人的选择，又没人逼你选。开心就干，不开心就换一个，没必要那么痛苦，我虽然暂时辛苦，但并没有觉得痛苦。车到山前必有路，选的不对再重新选择呗。我之前因为不会规划也踩了很多坑，不过年轻时做错也正常，现在我不也在学着完善自己嘛。接下来，我计划买辆二手电车继续跑外卖，这个工作时间自由，只要付出点辛苦就有点收获。剩下来的时间，我也会探索别的路子，希望能找到一个既能赚钱又能帮助别人的事来做。如果过几年还是找不到，也许会找个工作上班，也许会开个小店做个生意。不管什么时候，事总还是会做的，哪怕边走边看呢。文末彩蛋：《自拍》对话何成《自拍》：你会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吗？何成：我觉得自己是个带引号的“失败者”，我只是在尝试的路上做的太少了。为什么别人做成了，因为别人该经历的早就经历了，所以犯下的错误更少，更容易成功。而我尝试的太少了，基本上没什么工作经历，包括大学期间也没有尝试，实际上我几乎是没有经验的，这可能就是我失败的原因吧。不过我现在经历也不晚。《自拍》：走到今天这一步，你的主动选择和被动选择哪个发挥的作用更多？何成：应该是主动选择，就算看上去是被动选择，之前也是因为没有主动行动造成的。比如说找工作，在我找工作之前，基本上本没做任何提前准备。因为我不喜欢一心二用，到毕业那一段时间，我就一直在处理跟毕业相关的事情，没有去考虑工作的事情，这可能跟我个人的做事习惯有关系，我很多时候确实是有点拖延。《自拍》：你理想中的最佳职业是什么，你最想成为像谁一样的人？何成：我还真的想象不出来，之前也没有想过。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会变化的。比如说这两年你觉得这个职业不错，但随着你的年龄、环境、家庭成员的变化，对最佳职业的理解也会变化，我觉得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现在我说不出来什么是理想中的最佳职业。我也不能说想成为像谁一样的人，每个人都不一样，比如说我说我想成为作家一样的人，问题是我还不太会写作，或者说我想成为像运动员一样的人，但我已经错过了成为运动员的阶段。《自拍》：你会觉得自己是在逃避现实或者逃避一些更有挑战的事吗？何成：应该是有这种情况的，其实更多的时候去逃避的就是对你不熟悉的，或者是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情，更有挑战性的事情。但是我也不太同意一些人说的要挑战自我，要战胜自我，我觉得尽力去做就行了，不要到一种极端的程度。我们有时候会做出一些反人性，甚至伤害自己身体的一些事情，我觉得这种情况还是要减少。《自拍》：现在年轻人中流行躺平和摆烂，你有哪些思考，觉得和自己有关联吗？何成：躺平和摆烂都只是一种说法，因为说的人多了，你说我说他也说，变成了一种流行的时候，就不会有人对你有偏见。比方说以前你穿一个烂洞的衣服，别人可能会觉得是你穷，当它是一种流行的时候，大家就不觉得有什么了。年轻人这种所谓的躺平、摆烂，实际上是对自己还没有进入工作状态时对压力的一种排解，或者是一种自嘲。大家都这么说，形成共识了就不会压力很大。我自己和这两个词表面看还是有关系的，在别人看来，到了这个学历就应该朝该去的地方去，只是我个人没有把学历和工作结合得那么紧密。《自拍》：你觉得当下的年轻人应该找什么样的工作，过怎样的人生？何成：这个问题难到我了，因为我自己的工作都没有整明白，将来做什么职业，还是干什么事业，我还处于一个摸索阶段。过什么样的人生，我也只能说一个大概的，就是尽量让自己舒服，也让身边人舒服，毕竟我还有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毕竟他们都是我们最亲的人，我还要照顾别人的感受。《自拍》：读书这么多年，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自己和其他外卖员有什么不同？何成：首先我能意识到跟这个世界的接触。读书的过程给人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路，你可以和古今中外的人交流，打开了你的思维和思路，所以我虽然是一个很犟的人，但我的思维实际上是非常灵活的。我们学辩证法，所谓一分为二看问题，很多人都以为就是一分为二，从正反两个方面看不就行了吗？不是你对就是我对，不是你错就是我错，实际上不是这样。一分为二的思想是在告诉我们，你还可以一分为三，一分为四，一分为五，以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人、不同的历史阶段来看问题。我觉得自己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我想问题的角度、眼界可能会更宽。不过，也不能因此否定和我一起送外卖的其他小哥，觉得他们没有眼界，不是这样的。毕竟我也不了解别人，我们做众包配送的都是线上接单，平时基本没有接触。*本文由何成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何成本人提供。*本文在今日头条首发，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有真实故事想告诉“自PAI”？*请点击文章左下角“阅读原文”填写表格*或发送故事至📮：selfiebytedance@gmail.com这是《自拍》第332个口述故事大家好，我是图图，今年25岁，在国内学的是护理专业。毕业之后，我一个月拿着一两千的工资，觉得生活没有一点盼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可以通过专业去德国当护士。2016年，我辞掉工作，从零开始，废寝忘食地学习德语。21岁那年，我一个人拿着签证，揣着家里给的一万块钱来了德国。现在，我已经成了德国的一名注册护士，一年能赚税前40多万人民币。2021年7月，我在位于莱茵河畔的杜塞尔多夫。以前我总觉得，像我这种农村女孩子，没什么学历，卫校出来找个医院一待，然后找个踏实人，结婚生子好好过日子，就是最好的生活。现在才明白，你对生活的预期是可以打碎的，你完全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全新的人生。我是1997年出生的，老家在陕西咸阳永寿县下的一个小村子，我从小是爷爷奶奶带大的。穿着灰衬衣的是爷爷，他抱着的那个最小的小孩就是我啦。他们特别宠我，我还记得三四岁时，自己就爱抱个奶瓶，跟在奶奶身后去地里，找个角落一坐，看着他们干农活。可能那会儿太小了，犯懒不爱走路，还要人背。每天干完农活，爷爷奶奶就一边背着我，一边提溜着农具往家走。村里人都笑，说，哎呀看你俩把这娃惯得。这是大概三岁的时候，我家里条件挺不错的，我从小到大也没缺过啥。虽说是生活在农村，但爷爷退休前是县城卫生局的会计，他和奶奶还是很看重我的教育的。但我呢，不怎么爱念书，更不爱写作业。因为我写字慢，然后老师布置的作业又特别多，每次一写就各种磨叽，一会儿抠抠手指，一会儿又犯困，每到这时候，爷爷就戴着老花镜一笔一划地教我写字。有时写到半夜，我趴桌子都睡着了，爷爷奶奶不忍心，就喊我去睡觉。第二天，奶奶送我去学校，拼命给老师赔不是，说他们老两口没文化不会教，让老师费心了。老师一开始还满脸笑容，奶奶前脚刚走，她就上来踹我一脚。从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我因为总不交作业，放学被老师留在学校是家常便饭，要等到我奶奶来接我了，老师才肯放人。爷爷奶奶琢磨了一阵，觉得可能是村子里教育落后，才导致我不爱学习的。三年级下学期，他们就把我放在县城的姑姑家，安排我去县城上学。谁曾想，去的第一年，我就让摩托车给撞了，老两口急得一晚上没睡，连夜从村里赶过来。后来，他俩商量后决定，在县城租房子陪读，照顾我，一直到我小学毕业。到了县城，我基本都可以按时交作业，老师也不会打我。这是大概11岁的时候，我和弟弟的合照。万万没想到，小学毕业那年，爷爷就患了重病，卧床不起，奶奶也瘫痪了，我妈便来把我接回了西安。那时，我妈妈在西安开了一个小饭馆，还生了一个小我八岁的弟弟。我妈对我也挺好的，前几年每年寒暑假都会来看我，给我带很多吃的穿的用的。所以，我跟我妈感情还可以，便跟她去了西安。2007年，我刚来西安，准备上初一，性格内向，不怎么爱说话。可能是新环境不太适应，我有段时间有一点点自卑，也没啥朋友，感到很孤独。上初一没多久，爷爷就去世了，我特别伤心，天天哭，更不愿意跟人说话了。一想到奶奶还瘫痪，每次放寒暑假，我一个人背着个书包，坐三个小时的大巴回去看奶奶。爷爷去世后，我就更没心思念书了，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去上了卫校。结果2010年，也就是我上卫校的第一年，奶奶也去世了。在卫校时上基础课的时候，我也不咋认真，反正那会儿浑浑噩噩的有点像混日子。那时候的我，已经不能用悲伤来形容了，而是有种强烈的被抛弃的感觉。人会用生气或者愤怒包裹住悲伤，我的第一反应是愤怒，那段时间我总跟我妈吵架，吵得最凶一次直接离家出走了。我们学校每年会给学生发1500块的补助金，那是一年暑假，我刚拿到半年的750块，心想也不用再问家里要钱，青春期叛逆的感觉就来了，就骗妈妈说去北京打工了，还看了天安门。实际上，我就在西安，在一个女同学家里待了两个月。慢慢的，钱花完了，我没办法只能灰溜溜地回家。回家后，我妈也没说什么，似乎她很清楚，孩子嘛，没钱了自然就会回来的。自那时起，我对钱有了一种执念，好像只有钱才能给我安全感。毕竟，这世界上我最信任的两个人，都不在了。而且，我知道父母开饭店赚钱也很辛苦，我总问父母要钱觉得心里过意不去，想着以后自己赚钱了，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之后，为了多赚钱，我就开始陆陆续续地做兼职，打散工，干过好多工作。还在学校时，我帮食堂卖酱饼，然后食堂管我早饭和中饭。家里的饭馆忙，我周末回家了就去帮忙，我妈一周给我100块。上卫校的时候我就特别爱吃酱饼，后来去德国，我自己就学着做，来解馋。2013年，我卫校毕业去过一家医院面试，一个月800块，我嫌工资低没去，就在超市干促销员，卖酸奶和饼干，一天70到90块，还当过日薪70块的话务员，钱最少的是在一家英语培训机构的安全员，一天只有25块。我还去当方言剧的演员，刚开始没经验，还被人坑过钱。我（左一）在陕西电视台自制的《百家碎戏》的《小吉书记》那集里客串演员。2014年年底，一个朋友介绍我去一家医院做导医，月薪1500元。导医就是在医院一楼大厅迎候病人的，为不识字或看不清字的病人填写病历封面，指导就诊，再按照病人分诊点，把病人引导到就诊处。我当时算了一笔账，单程地铁就要5块，下了地铁还要走好远，只能打摩的，又是5块，一个月下来到手没剩多少了。而且，当时我被分在一楼大堂的分诊台，冬天没暖气，那风呼呼往里灌，干了一个半月，他们也找到了新的护士，我因为在全员会议上提了一嘴“上班太冷了”就被辞退了。我（右一）在当导医时的留影。被辞退之后，我还和同学去KTV当过服务员，一个月2600元，第一个月我刚拿完工资，就拉着妈妈去金店给她买了个2200元的金戒指。干了三个月，觉得没意思了，又去批发了几十把雨伞，每天看天气预报，只要有雨，我就骑个电动车，站地铁口卖雨伞。总之就这么晃晃荡荡，干了好几年的短工。每次发了工资就和朋友出去聚会，各种玩，好像也没想着自己以后要做什么，可能就是过两年到年龄了，找个对象结婚生孩子。这是2015年，我（左二）第一次坐飞机和闺蜜去三亚旅游。眼瞅着我的护士资格证还没注册，马上要过期了，我才着了急。因为，护士资格证在考过后的三年内必须找医院注册，逾期了就失效了。我想着，这个资格证也算是辛苦考下来的，不管以后干不干护士都不能让证过期了，就赶紧投简历，面试了好几家医院，工资都很低。2016年1月份，我去了朋友工作的一个医院，工资1800元，很苦很累，没办法只能生熬，干到了6月份。一天，我姑姑给发了一条微信推文，德国招护士，月入16000-22000元。我当时还和朋友开玩笑说，走走走，咱一块儿去德国。2016年，我在西安莲湖华西医院做护士（第一排左一是我）。我姑姑是县城一个医院的医生，这消息她也核实过了，确实是真的。我妈可能也不想我整天一副看不到未来的样子，就说，别瞎晃悠了，出去看看也好，然后就给我通过中介报了一个德语班。中介安排了宿舍，算是半封闭教学，周一到周五在学校，周末才能回家。2016年，我辞了职，脱产学德语，这是当时的教室。德语我是零基础，我也知道自己不是读书的料，但为了让自己更好地学德语，2016年7月我辞了职。9月份德语班一开学，我就住到了学校里，开始了德语学习。第一个月，我上课还算认真，但下课就吃喝玩乐，模拟考一塌糊涂，刚刚及格。这对我打击很大。班里的同学都是高中毕业要去德国读双元制职业教育的，护士专业的就我和另一个舍友，我俩年龄最大。我心想，最基本的语言都学不好，还怎么去德国做护士？我英语也很烂，所以学德语时，背单词、记语法对我来说同样困难重重。一家公立医院在招人，家里给我报了名，去面试，人家说我只有一米五六，身高不够。我还特别不理解为什么要看身高，对方解释说，医院就招200人，报名的有1000多个，而这里面起码有100个都是应届毕业生，身高都在一米六二以上，“你不干，有的是人愿意干，公立医院最不缺护士，大家挤破头都要往里进。”我那时才知道，原来国内干护士已经那么卷了。有了这次经历，我痛定思痛，下决心一定要学好德语，便买了台灯和小桌子，晚上熄灯后就拉上床帘背单词。记不住的单词就写在便利贴上，贴在墙上，第二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墙上的单词。再后来，我又把听写错的、记不住的单词设成手机屏保，时刻看时刻记。当时，我给自己定下目标，第二天听写一定要全对。听力对我来说是比较难的。我们又是外教授课，有时真的听不懂。听不懂也得记笔记，背单词，记语法这些，后来我发现多读读，多写写也就记住了。我们老师上课的时候会抽背课文，学生自愿举手。我就强迫自己，每篇课文都要背。老师问谁先背，我就主动要求背。以至于后来老师再问谁先背时，班里的同学就起哄，一个劲地让我背，那是我第一次体验到了当好学生的感觉。2017年3月到7月是报名和考试的时间，听、说、读、写总共四门，我前前后后考了三次，总算考过了德语B1。接下来就是个人资料认证，通过线上和德国一家愿意接收我工作的养老院进行面试。2018年5月，我来到了德国，在一所养老院的老年痴呆科室开始了工作。带着我一起的同事是个德国男人，大概38岁吧，特别细心，照顾老人时轻手轻脚的，他告诉我说，别看他们一个个老年痴呆，但其实他们心里都知道。由于我还没有拿到德国的护士资格证，只能干一些基础活，给患病老人擦屎擦尿，帮他们洗澡、擦身体乳。我的语言还是不行，一开始都没办法和同事正常交流，比如一起交班，我根本听不懂同事在讲什么。尤其是遇到别人打电话，我就赶紧把电话给我的德国同事。平常，我就用谷歌翻译来和他们交流，确实一开始非常辛苦，但回头想想，我妈给我报德语班，学费就一两万，中介费又是三万，出国还让我带了一万，我不能就这么放弃了。2018年5月18日，顺利到达养老院，什么也听不懂，一整天都是一脸懵逼的状态。在这期间，养老院给我们报了德语B2等级的课程，早上八点到下午一点上课，下午三点半上班，晚上八点半下班，三个月后我顺利考过B2，接着就是上护士的培训课，160个课时。德语B2的课，虽然难，但我特别认真，学习的态度还是要端正的。最后，我们需要考口语和操作，而考试操作的对象，是真实的病人，需要你提前和病人家属沟通，得到他们的允许和签字。我的病人是个老头，他老婆特别好，每周六都来看他，我们也经常聊天。她听说我要考试，还鼓励我，非常乐意地就同意她老公作为我考试的搭档，还邀请我去他们家里喝了咖啡，我也给她带了一些小礼物。德国这边的医护工作，跟国内区别还挺大的。比如刚才提到的操作考试，国内考试的操作对象是一个人体模型。然后就是夜班的医患比例，德国的夜班护士一般负责10个病人，重症病房的只负责3个，国内护士一晚上得管五六十个病人，我一个同学说最多的一晚，她管了70个，交接班的时候腿都是木的。再就是，在德国你可以根据喜好选择排班，有人愿意白班，也有人愿意值夜班，但在国内这点是不可能的，排到你什么班就上什么班。而且德国这边的护士是永久性合同，只要你不辞职，就不会被辞退，而且德国产假最长有3年，第一年给你基础工资，第二年给75%，第三年是50%。上早班时，我在电梯里自拍然后发个朋友圈，算是给自己打气，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给我的感觉，德国医护工作没有国内那么卷。我听在国内的同学说，他们需要开会、考试、参加演讲、写PPT，每天都觉得在逼自己做事，那种根本性的动力是缺失的。2019年10月，我拿到了德国护士资格证，就不再需要干基础护理了，工作内容变成了写护理记录，给病人们日常打胰岛素、测血压血糖、发药，换伤口药这样的治疗性工作。给患者擦拭伤口、换药。这个养老院，医生一周来一次，查房，看需要治疗的病人诊治，我就根据进度给医生打电话发邮件。刚开始我也不敢打电话，口语还是不好嘛，我同事就逼着我打电话，他在我旁边让我放免提打，我听不懂的他就在我旁边指导，挂了电话以后他就会鼓励我，说，你看你这不是完成了吗？以后要多练习，你很棒。2019年10月30日，我心心念念的德国护士资格证下来了。我在这家养老院待了三年，感触还挺深的。我们这个科室，都是上了年纪的阿尔茨海默症老人，他们一般坐轮椅，要么躺在床上，话不多，像雕塑一样茫然，安静地看着窗外的风景。之前在国内，我挺抗拒养老院的，大概是一种天然的虚荣心吧，觉得医院比养老院要高一等。但事实上，和这些患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相处久了也觉得他们挺可爱的，前一秒和你聊的好好的，后一秒就忘了你是谁，你又得重新和他们认识一遍。有人去世了我也会伤心。有一回，我正扶着一个腿脚有问题的女病人走路，突然从旁边冲出一个暴躁的男病人要打她，我只能用胳膊护着，结果那男病人自己摔倒了磕到了头，流了好多血。我们赶紧打112叫救护车，一天一夜后他包扎完就回来了，没几天就死了。我心里挺难过的，他们都七八十岁了，哪扛得住这么一摔。为了更好地照顾这些老人，平常我们也需要进行一些日常的培训。干久了护理工作，我开始发自内心热爱这份工作。我开始更多关注这些病人本身，比如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情感。有个男家属特别好，柱个拐，每次来看他老婆都带一束花，到了第一件事就是亲吻老婆一下，老太太已经不认得人了，但每次一看到他就会笑。也许是见我干活照顾人啥的比较细致，这男家属特别喜欢我，夏天还给我10到20欧小费，让我去买冰激凌，我那会儿不知道可以拿，没敢收。过圣诞节，他还会给我们护士办公室送礼物送蛋糕。后来，他老婆去世了，他一下就感觉老了，哭的可伤心了。还有个老爷爷，患病之前是警察，儿子有点智障，住在对面的智障中心，他老婆搞了个轮椅，天天推他出去散步，晒太阳，过节的时候给我写了感谢卡片，过生日还邀请我去。可能因为白种人老的快，女人总是化很浓的妆，应该是个爱美的人，而且性格开朗，我见到她时总是乐呵呵的，爱跟人聊天说笑。这个女家属给我写的卡片。字有点潦草，很多我都看不懂，但心里非常激动。德国的护士资格证，欧盟的任何国家都是承认的，护士证永久有效，不需要延续注册，而且这边因为很缺护理人员，拿着护士资格证的话工作真的随便挑，如果推荐一个护士成功入职还会得到额外的奖金。考下护士资格证后会不会立马离职，这个看个人选择。我待的这个养老院的氛围很好，很尊重护理人员，像我们洗衣房，招进来的几乎都是一些残疾人，就是为了给他们一个营生。所以我拿到护士证之后，并没有立刻离职。我和同事们的关系很好，我还经常做中国的面条给他们吃。2021年，养老院换了领导，之前相处融洽的老同事们都走了，我觉得索然无味，就跳槽到了现在的护理公司。公司提供的是一对一的护理服务，30多个病人分布在柏林各个地方，会按照你的住址给你分配病人，你在病人家做护理工作就行。我下夜班了，这趟是早上6:30的班车，几乎成了我的专车。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但只有一个病人，一个月需要工作满168个小时就行，这样我还有15天时间休息，能再去做个兼职，这里工资也比医院高。在德国，护士助理一个月是1700欧，但是有注册的护士资格证的话，一个月就能拿4000欧，一年下来，我的全职工资差不多就有50000欧，再加上我兼职一个月是450欧，一年就是5400欧，那算下来税前我能赚40多万人民币。这个数字，换在国内，可能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但如今，这种生活实实在在地被我抓在了手里。2021年圣诞节前夜，我和好朋友们在一起逛街，德国的冬天真的很美。今年，我开始拍一些短视频，平日里也干一些代购，我和一个朋友合租了一个两居室，自己做饭，现在除了房租，一个月开销也就300欧。我意识到自己其实不需要这么多钱。每年回国，我会给家里大概几万块吧，然后家里需要添置什么大件的东西了，也是我给买。包括也给家里寄一些德国的保健品，还有我弟弟的衣服，他一米八的个子有200多斤，不太容易买到合适的衣服。2022年6月我回国，和家人拍了一组汉服写真。在德国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治愈了我对钱的执念。以前，我总认为只有钱能带来安全感，因为爷爷奶奶不在了，我那时想，没人能再像他们一样爱我对我好。但其实不是的，我现在和家人的感情非常好，亲情依旧是我最有力的后盾。我觉得钱得花出去，才能体验到一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多尝试，多看看。现在我的日常就是，下班了去上街舞课，拍视频剪视频，有假期的时候就出去旅行，生活非常充实。2021年的夏天，我在荷兰的桑斯安斯风车村（Zannse

有真实故事想告诉“自PAI”？*请点击文章左下角“阅读原文”填写表格*或发送故事至📮：selfiebytedance@gmail.com这是《自拍》第331个口述故事我叫宋大宝，今年27岁，做有声演播这行已经快三年了。平时我就在自己家工作，主要给几大音频平台录制有声小说。踏入这行之前，我做过近十年厨师，还在老家摆过地摊、开过面馆。为了生活，我一直在尝试各种副业，包括婚庆主持、餐厅驻唱、健身教练......结果钱没挣到多少，病先找上门了。24岁那年，我被查出患有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号称“不死绝症”，稍微劳累点的活儿基本都不能干了。我想转行，又苦于没有文凭。走投无路之际，我抓住了有声演播这根救命稻草，在负债累累的情况下买了录音设备，做梦都恨不得在练习发音。三年时间，我的声价从60元一小时涨到了200元一小时，月收入超过两万。作为一个男人，我重新撑起了家庭，也有了更多时间陪伴老婆孩子。我把家里的一个房间改造成了隔音室，平时会在这里录音。二十多年前，我就是因为父母去外地打工才变成的留守儿童。我1995年在甘肃陇西县出生，那里的环境跟电影《隐入尘烟》的场景很像，都是黄土厚沙，田地广袤。我们村以前特别穷，在我三岁的时候才接上自来水。为了挣钱，父母叔伯那辈人都早早地去了外地打工，留下我和哥哥、堂哥交给爷爷奶奶照顾。我们兄弟几个同吃同睡，放学了就在家门口踢沙包、跳绳、捉迷藏，不懂事的年纪，倒也没觉得到留守儿童有多孤独。小时候我特调皮，一天到晚嘴皮子不带停，该说不该说的一股脑往外倒，渐渐招来左邻右舍一些长辈的嫌弃。他们老是训我，“怎么这么多话，少说两句不行吗？”

有真实故事想告诉“自PAI”？*请点击文章左下角“阅读原文”填写表格*或发送故事至📮：selfiebytedance@gmail.com这是《自拍》第330个口述故事大家好，我叫安娴，今年42岁。12年前，我放弃了自己在国内一手打拼的生意远嫁美国，定居在俄亥俄州，育有一儿一女，过了九年家庭主妇生活后于2019年重返职场。记得小时候我爸就教育我作为女人，一定要保持经济独立，家庭主妇的生活最终不是我想要的，骨子里的独立和要强驱使我再次走向创业之路，不一样的是这次创业是在美国。我的人生就像千层面一样，表面上看起来不值得叙说，但当你仔细品味，里边什么滋味都有。我和儿子、女儿、老公，我们一家人的近照。我出生在河南开封的一个小村子，印象中，村子旁有很多果树，后来扩建，农民把地卖出去，周边的果树全部都被拔掉了，盖成了工厂。家里兄弟姐妹四个，我排行老大。八十年代，村子里像我们家一样有四个孩子的只有一户。我爸喜欢孩子、喜欢那种大家庭的感觉，他自己也出生在九个孩子的家庭里。那个年代的人，认为家里兄弟姐妹多，一旦有什么事情，相互有个照应。从小爸妈就教育我们几个要和谐相处，不要为了争一样东西吵架，尤其我是老大，要让着弟弟妹妹。长大后我经常给弟弟妹妹买一些东西，比如说吃的、衣服，学习用品。我记得我小妹妹上中学那年，我大学毕业，攒钱给她买了一辆自行车，她开心得不行，到处跟人家说，大姐给她买了一辆自行车。2003年和妹妹奶奶在家合影（左边是我）。虽然我出生在农村，但家庭条件不算差，我爸最早做建筑行业，后来跟朋友一起做粮油生意，妈妈是个家庭主妇，一辈子都没有工作，就在家照顾我们姊妹四个。我爸是那种典型的北方大男子性格，爱说爱笑、爱交朋友、爱热闹。十次出去吃饭，八次都是他结账，非常豪爽，但很顾家，责任感很强。我的性格跟我爸特别像，比较开朗。2000年和父亲在家合影。小时候，他经常对我们说，要做一个要讲信用讲义气的人。长大了经商也好，工作也好，千万不能为了利益去伤害身边的任何一个人。另外就是，不要把钱看得很重。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没有也不行，一定要保持经济独立。谁有都不如自己有，自己赚钱了，不需要向任何人开口，想怎么就怎么花。18岁，在家留念。1999年，我19岁，考上了河南大学。那个年代，村里谁家出个大学生，都是不得了的事，要宴请全村的人。考上大学，对我们家来说是一种荣耀。其实我不喜欢学习，上大学对我来说好像也可有可无，但我学习成绩一直挺好，这跟我争强好胜的性格有关，不愿意落别人之后。我一个同学，高中辍学就开始做服装生意。那个时候我就想，做生意也挺能赚钱的，我就希望将来做一个自由职业者，自己开店，所以大学就选了工商管理专业。经商是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去钻研。19岁，我和大学同学在开封铁塔公园（右边是我）。2003年，大学毕业之后，我也没有听从父亲的建议，去找一份稳定工作或者进事业单位，决定跟我这位同学一样，开一家属于自己的服装店。我把这个想法坦诚地跟我爸说了之后，他作为生意人，也能理解我，给了我五万块钱作为启动资金，我在开封鼓楼区新天地租下一个20平米左右的店面，开始营业。那个时候进货要去郑州，交通也不像现在这么快捷，起早贪黑，背着编织袋一样的大包，满服装批发街跑。因为创业资金有限，十块钱一份的盒饭舍不得吃，为了省一瓶水的钱宁愿渴着不喝，累的时候坐着都掉眼泪，真的很辛苦，也想过放弃。我回家找我爸爸，说不想干了，赚不到钱，经常一天也吃不上一顿饭。我爸告诉我，苦和累不是最可怕的，放弃或许是，也许有一天你会后悔你现在的放弃。这一番话，让我又义无反顾地扎进事业中。从20平方的小店开始用心经营，我也不停在网上学习一些专业做服装的知识，不懂门道生意肯定做不大，我边干小店的同时又去进修了服装设计师。拿到证书后，我对服装行业算得上是彻底了解了。我赚的第一笔大钱是在服装店经营的第三年，店面已经从最开始的二十平方换到了七八十平方，厂家也开始主动找过来合作，给发样板，我只需要在样板上选款式，不用亲自跑出去进货了。那一年流行韩服，我抓住了当时的行情，进了一大批货，挑了好几个版，一下卖爆了，赚了二十多万。我第一次见这么多钱，那时候我才26岁。我记得很清楚，拿到钱后，我请关系要好的同学们吃了大餐，喝啤酒、蹦迪，特别开心。2006年，我去北京考察服装市场，在天安门留念。2000年左右，钱还算比较好赚，随便开个店，做个小生意，一个月赚个一两万都是很轻松的事情，只要你能坚持下来，到最后都能做得很大。后来有了自己的合作伙伴，有了本钱的我，2007

有真实故事想告诉“自PAI”？*请点击文章左下角“阅读原文”填写表格*或发送故事至📮：selfiebytedance@gmail.com这是《自拍》第329个口述故事我叫Rebecca，1969年生的东北女人。我在辽宁的一个城市干部家庭里长大，从小衣食无忧，受惯了父母宠爱。结果呢，人到中年之后却干啥啥不顺。几年时间里，我接连遭遇离婚、下海失败、再就业失败。这一关一关的，就感觉老天爷要灭我似的。后来父亲查出癌症，我心中的那棵大树眼看也要倒了。为了撑住这个家，我四处寻找出路，听说出国做保姆之类的挣得多，我花了整整两年零八个月，终于把英语从零基础水平提高到了雅思5分。43岁那年，我一个人拿着工作签证，到万里之遥的加拿大当上了老年护工。都说“树挪死，人挪活”，我这些年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今年53岁，出国已经整十年。说起来，我们家以前的生活条件一直挺不错的。我出生的时候，我爸正在辽宁海城当兵，他是部队上的小干部，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升到了正连副营级。到一定级别的军官可以让家属随军，我妈就去了部队下面的纺织厂工作，俩人都有稳定的收入。作为部队大院里的孩子，我们姐弟三个接受的家庭教育非常严，我爸经常以军人的标准要求我们，比如上衣的所有扣子都必须系住，吃饭的时候不能说话，一遍遍教导我们要诚实做事、老实做人。1975年，我爸被派驻外地工作，家里就剩下我们娘四个。我妈得上班，孩子太多照顾不过来，就把我寄养在姥姥家。年纪最小的一个小姨只比我大八岁，她每天带着我疯玩儿，无意中也养成了我自由随性的性格。到了上小学的年纪，我被妈妈接回城里。可能是之前在乡下野惯了，到学校我也属于挺有主意的那种小孩。我不喜欢名字里有个“梅”字，就在报到的时候自个儿把名字改了，让大家叫我另一个。不到10岁的时候，我就敢一个人跑到火车站跟陌生人混上火车，到站了偷偷跳进苞米地，跑去看望我小姨和姥姥。可见那时候胆子有多肥。念书的时候，我几乎每年都当班干部，我喜欢管人，为人也比较仗义，像个男孩子一样。职高毕业之后，家人都觉得当兵适合我，但我对这事心思不大。当时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就按部就班地被分配到了学校对口的一家国营单位做开票员，在19岁那年吃上了供应粮。参加工作后单位组织旅游，我穿了一身西式套装，现在看也不过时。在单位前几年，我一个月工资几十块钱，虽说不是很高，好在发到手全是自个儿的，一分钱都不用给家里交。那年头很流行颜色鲜艳的大太阳裙，看着可时髦了，我在买衣服上花了老多钱。我爸是个比较古板的人，经常提醒我干部子女要注意形象，不许我干这，不许我干那的。当然，他也知道女孩子年纪大了，爱美很正常。上班没多久，我就谈恋爱了。我那对象是个普通工人家的孩子。他们家有三兄弟，都还没分到房，各方面条件比不上我们家。可我就是相中了这人幽默，他每次都能把我逗得哈哈大笑，在一起感觉特开心。我当时也没考虑太多，就一根筋地想跟人家过一辈子。家里知道后极力反对这门亲事，为此我不惜和爹妈反目。老两口知道我从小就犟，没办法只好遂了我的心意。1989年，刚满20岁的我结婚了，次年生下独子伟伟。事实证明，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不会长久。婚后的甜蜜没维持多久，我就体会到了冲动结婚的代价。结婚和恋爱的差别太大了，我们俩的性格一下子都暴露出来。他家没房子，再加上种种感情不合导致我们经常吵架。一直到1996年，考虑到孩子从小是我爸妈带大的，离不离婚对孩子也没太大影响，我主动跟他提了离婚。离完婚正赶上九十年代末东北国企改制，不少单位都在裁员，我们公司的减员名单也列了一大串，将近一半的人都被迫离开。我工作也将近十年了，从最开始负责开票，到后来做出纳、记账，一直都是很轻松的工作。我倒没有接到被裁的通知，但眼看着企业效益一天不如一天，

有真实故事想告诉“自PAI”？*请点击文章左下角“阅读原文”填写表格*或发送故事至📮：selfiebytedance@gmail.com这是《自拍》第327个口述故事我叫肖致琴，山西太原人，今年59岁。7年前，我开始边打工边旅行，先是去悉尼、墨尔本、黄金海岸，转了澳洲、新西兰整整一圈，还用打工的钱，去了土耳其、瓦努阿图、巴布亚新几内亚。半年前，我还跑到欧洲旅行了两个月，去了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等等七个国家。年轻时，我特别羡慕欧美人，背起背包就能在全世界自由地行走。想不到退休后，五十多岁的我也拉起了行李箱，过起了边打工边旅行的生活。我的近照。我出生于六十年代，那个年代不仅物质匮乏，吃不饱饭，更遑论旅行看景了。我很多同学，长到二十岁都没有看过火车的影子。相对来说，我的童年很幸福，家里就我一个孩子，父亲工资比较高。经常一到周末，父亲下班回来，给我兜里揣个大苹果，换上小红皮鞋，在院里小伙伴羡慕的目光中，带我去剧院看戏了。爷爷奶奶在河北乡下，我和妈妈几乎每隔两年都要坐火车回老家，是那种绿皮火车。每次都在北京转车，五十年过去了，我还能想起来，第一次去北京站的情景。北京站宽大的候车厅、特产柜台的糕点、火车窗外的风景，这些都让当时幼小的我新奇、兴奋，盼望着每一次的回乡行。因为个子高，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入选了校篮球队。我们校队很出名，比赛成绩好，经费充裕。一到假期，我们都要去外地参加比赛，石家庄、阳泉、运城、候马都去过，这些经历也让我积累了一些旅行经验。我第一次独自旅行，是15岁独自回乡下老家，下火车上了长途大巴，还坐过了站。当时天快黑了，暮色沉沉，我看到一位老农赶着一辆吱吱呀呀的老牛车，跟我一个方向，就跳上去，让人家捎了一段脚。路两旁都是一人多高的玉米地，路上就我们一辆车，那个年代，民风淳朴，什么都没有多想，不知道害怕。返程时又在北京转车，凌晨不到五点就跑到故宫。故宫门口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跟我搭讪。一开始我很老实，他问什么我答什么。后来说什么他是电影院的，搞得自己像选演员似的。我找了个借口，摆脱了他。除了上课、篮球训练，我平常喜欢独来独往。因为玩什么游戏我都很笨，大家也就不怎么带我一起玩。我就找一切能找到的书，当时书很难找，每找到一本都如获至宝。小学的时候看《水浒》、《铁道游击队》，后来看《三个火枪手》、《简爱》、《巴黎圣母院》。古堡、教堂、海明威待过的咖啡馆、酒吧、时尚的巴黎，我脑子里无数遍想象它们的样子，对世界的好奇，就是从这些小说的细节开始的。我自己也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但又觉得不可能。成年以后的生活，波折一个接一个。母亲不慎摔了一跤，半身不遂，瘫痪在床。我一边准备高考，一边照顾母亲。十九岁那年，母亲早逝，我也高考失利。婚姻中又遇人不淑，26岁那年离异，带着2岁的女儿，几乎净身出户。两年后，通过相亲，和我现在的老公相识、结婚。后来我和老公的合影。普通再婚家庭，都有经济上天然的弱势，人家夫妻两个抚养一个小孩子，而我们是别人的双倍，老公带着一个儿子，我带着一个女儿。他做行政工作，我在一家企业做三级账，当一个会计。从事着一份自己不喜欢，更不擅长的工作，能加薪升职才是怪事呢，收入多年没有什么起色。经济上很拮据，家庭里的快乐和幸福却一点不少。老公对女儿很好，不是亲生胜似亲生。但不幸又一次发生，在我30岁那年的三八妇女节，我骑自行车送女儿去幼儿园，一辆摩托车迎面撞来，我猝不及防倒在地上，头上血流如注，女儿倒无大碍，我一下在家休养了半年。1996年，雪上加霜，我下岗了，没有一分收入，只能去打零工。我怎么觉得那个年代，一个女人的不幸，我全摊上了呢？人一辈子可能也就这样了。周围的环境，也有意无意给我强烈的心理暗示，一个女人做了母亲，一辈子就这样了。我喜欢文字，但却从事了最不擅长的数字工作，三十多岁想换个工作，想也别想，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爱情、工作、个人小众爱好，都非常受年龄限制。外界给我灌输这种观念，不知不觉自己也接受了。那样的情况下，想环游世界，就像镜中月，水中花，就连环游一个省，都是奢望。转机发生在2004年，女儿高一，女儿的生父做生意，我就有了让他先出钱送女儿到澳洲留学的念头，想着之后挣到钱再还给他。前期一切都很顺利，后来女儿生父反悔了。我面临着此生最艰难的决定，最大的压力：送？不送？闺蜜打电话劝我：孩子学习那么好，能上国内排名前十的大学，况且你又不是有钱人，未知的风险太大。怕你一念之间，孩子一辈子的前途，一家人的生活，全受影响，你考虑清楚了？我心里滚过了惊涛骇浪，有过一刹那的犹豫，转头碰到孩子坚定的目光：妈妈，你相信我，我能吃任何苦，我们不需要靠别人。我小时候就期盼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自己没条件去不了，也要让孩子去看看。我下岗了，只能咬咬牙，抵押房子贷出款来，所有人都反对这个决定，但孩子很坚定、很争气。到澳洲后，她两个月学完了半年的语言课程，三年半完成了五年的学业，大二时就开小披萨店创业，毕业定居。她定居后，2010年，我也决定去澳洲陪女儿生活。我和女儿的合影。到澳洲的第二天女儿领着我，教我怎么坐当地的火车。因为有经济压力，我到澳洲第三天，就坐车去找工作。澳洲报纸上有很多招聘广告，女儿帮我选了中医按摩店。澳洲的按摩店都被华人垄断了，按摩店的老板是个帅小伙，西装笔挺，头发一丝不乱。他第一眼见我，完全没问多大年龄。和在国内面试天壤之别，国内招聘广告，基本都标注35岁以下，而在澳洲，就是现在，店里六十多岁的员工比比皆是。他只对我的家乡感兴趣，一直追问到市下面具体的区。原来，我们俩在国内的家不仅同省同市，还在一个区，就只隔了一条马路。这种店有实习期，差不多二十多天。正式出徒以后才排班，收入实行提成制，和老板五五分成，一天怎么也有100澳币的收入。当时的汇率是一比七，所以一天能有七百人民币的收入。刚去时，我英语只能听懂一点点，就是中学的几百个单词基础。但好在老板都是中国人，实在听不懂客人的话，老板或店长都会给你翻译。澳洲的中医按摩店就是这样的，正规的都开在大型超市里，工资是提成制的。我工作过的按摩店。当我实习期结束，学会按摩后，拿到第一周的工资，就是四千人民币，我很激动。这份不起眼的体力工，让我突发奇想：这样的按摩店在澳洲遍地开花，因为是比较重的体力活，很缺人，所以很容易找工作，那我就可以边打工边旅行。到一个城市，找份工作安顿下来，待几个月，不上班的时间，就好好玩，大街小巷逛，然后再换一个城市，是工作也是旅行。我环游世界的梦想又被唤醒了。我认为，人们长大以后，所热爱、擅长的事，都能在小时候的经历中找到密码，至少我是这样。我从小看着个性孤僻，独来独往，但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而且从小就有了丰富的出门经验，体力好，是学校体育队的主力。老公是第一个反对的：你异想天开呢！这个岁数的女人，在一个语言也不通的国家，你就知道一定能找到工作？找不到，睡大马路呀？不过，从有这个想法，到真正实施，过去了四年，倒不是因为老公反对，而是中间有好多事缠身。我一开始要参加澳洲的英语学习班学英语，后来父亲病重住院，我又回国在医院陪侍了五个月，直到父亲弥留之际。父亲在的时候，为了照顾父亲，我做事情总是畏手畏脚的。回来澳洲后，不自量力尝试自己开按摩店创业，四个月就以失败告终。还有外孙小、女儿工作忙，需要我带孩子，总之，有种种走不开的理由。都说，人要为自己活。哪有那么容易！后来外孙上了小学。终于终于，2015年10月5日，女儿帮我订好机票，我摆脱开生活的困扰，下决心要去墨尔本打工旅行了！晚上，在澳大利亚珀斯的高层餐厅，女儿和外孙给我饯行。女儿说：妈妈，有梦想就去做吧，经济上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家人给我送行。那时候来澳洲的父母，大部分会帮子女分担一些家务。澳洲人工很贵，一般人请不起保姆，有老人帮忙带孩子、做饭、打扫家，自己的生活会舒服滋润得多。女儿工作也非常忙，还要照顾七八岁的孩子生活起居、学业。但她宁愿自己辛苦点，也想我有自由自在之身。她小时候，我尽全力抚养她，让她最好的年纪，出来看看这个世界。到我退休时，她也鼓励我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宁愿自己辛苦点，也想我有自由自在之身，去做年轻时想做却没有机会做的事。从这点来说，我们母女是绝配，彼此成就的关系。而且，五十多岁，应该是人生最好的年龄了吧？退休了，社会责任也尽到了。儿女成家，是时候想想自己了。当时我老公在国内，他还是不赞成我这种做法，但我自己觉得一定行得通，就这样独自一人出发了。晚上的航班，十点半从珀斯直飞墨尔本。我随身带了1500澳币，从书店买了一份墨尔本当地报纸，上面有出租广告，我就抄了一个地址，用电话和房主联系好了。因为三个小时的时差，感觉在飞机上只打了个盹儿，就到了墨尔本。等我拖着大行李找到那个地址时，才知道只是间阳台隔离出来的房间，风呼呼地从窗缝中刮进来。我一点也不喜欢，用手机上网重新找了家出租房，像一阵风一样坐火车从墨尔本东南刮到西北，墨尔本南十字星火车站清冷寂寥。清冷的墨尔本南十字星火车站。下了车，要走半个小时，我拖着行李，在大太阳下，真是又困，又热，又饿，身体快虚脱了！这一家让我眼前一亮，房间宽敞明亮，我都准备租了。但是签合同的时候，我却犯难了，如果离开的话，他们要求提前半年告知，这太苛刻了，我肯定不能租。这家人还不错，让我免费住一晚上，早晨五点他们上班，开车把我送到火车站。那天晚上，我睡到三点就跳起来，整理行李。两天就睡了三个小时，体力严重超支，头晕沉沉的，真的是对身体和心理极大的考验。所以人们都说，万事开头难。从前面那家人家出来后，我在市中心找到一家青旅，交了一周的房费，一周一百，还不要押金。有了充裕的时间，我到了当地的购物中心，果然有按摩店，店长试一下我的手法，过关了，就开始上班。工作和住房都稳定下来，度过了最难的开头，从此，我开始了边打工边旅行的人生。我那时一般工作四天，每周收入大约四百多澳币，生活费两百多就够了。休息日，我就在市中心随心所欲闲逛。州立图书馆很有趣，拍张照片；有特色的咖啡馆，累了就进去喝杯咖啡。就这样边打工边旅行，四个月后，我离开墨尔本，坐了12小时的火车，到达悉尼。在悉尼两个月后，又飞到新西兰的奥克兰。有了墨尔本的教训，后来，我常用的做法是：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下飞机后，先到青旅住下。原因有两个，青旅一般位于市中心繁华地段，便于你很快熟悉当地情况，如租房、应聘工作。第二个，青旅只收床位费，还能自己做饭，便宜，开销小，没什么压力。一般一周内都能找到工作，然后在工作场所附近租房。每周工作四天，收入足够交房租、吃饭、交通，还有一点点富余。另外三天，就从坐当地的公交开始，探索这个城市。我在奥克兰的出租屋。有人跟我说，让我一定要去新西兰南岛，因为南岛是新西兰的灵魂。我就辞职退房，买了飞南岛基督城的机票。基督城待了三天，就到了皇后镇，这个户外冒险的天堂。到这里，我只有一个心愿，想以五十多岁的年龄，参加一次高空跳伞，自由地飞翔一次，像鸟儿一样俯瞰山河湖海。跳的那天，我非常紧张，眼睛不敢往飞机下面看，教练帮我绑好装备。我一寸寸往舱门挪，真是寸寸惊心。终于跳下去了，感觉身体打了个滚，那一分钟自由落体和想象中的自由落体完全不一样，我像是在水面漂浮着，只是耳朵生疼。终于身体突然被什么拉直了，降落伞打开了，我的小命保住了！我成功了！在跳伞的我。回到青旅，那时正是滑雪节，真热闹，我却感到孤独，忽然想家了！就买了回太原的机票。回家第二天，老公让我陪他去心血管医院检查。人家说他血管堵塞，当下办了住院手续，放了四根支架。陪了他几个月，我们准备一起回到澳洲。我不想回到女儿身边，过那种养养花种种菜的退休生活，我还想过边打工边旅游的日子，它让人上瘾。可是老公刚做了手术，从一开始他就不赞成我这种生活方式。但经过我一年多的真实经历，证明是可行的。而且我告诉他，我知道墨尔本有个庄园，庄园里有大片的草坪，湖泊，花园，三十多间度假屋，员工包吃住。我工作他可以疗养。他一直担心居无定所，四处漂泊，听我这样一说，也放心了。我在墨尔本梦幻庄园打工时住的房间。2016年11月，我们一起飞墨尔本，万万没想到，干了不到三天，我就辞职了，那时的庄园和我之前打工时大不一样，工作量猛增。我们到的当天，就有三个旅游团，厨房杂物很多，工作和我原先想的有很大出入。我又累又失望，第三天就冲动地向老板提出辞职。其实老板人非常不错，对员工慷慨又和气，庄园景色恰如其名，非常梦幻。只是工作和原本想的不一样，然后我眼睁睁看着自己一手造成的无法收拾的摊子。那时已经下午了，离开庄园，我们都不知道晚上睡在哪里？回到市区，快八点了，我们拉着手在市区逛，急着找住宿。两人岁数加起来有120岁了，夕阳收起了它最后一抹余辉，我们就这样在墨尔本街头流浪着。当时非常焦虑，但过后回想起来，却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浪漫经历。后来，我在旅行中第一次尝试了冲浪。找到酒店以后，我很累，却睡不着。我在报纸最角落发现一则按摩店招聘广告，地点在墨尔本东南小镇，英文名叫leongatha，包住宿。完美！它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和老板约好时间，一块大石头落地。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店很小，只有我一个员工，一周工作五天，不忙，挣得也不多，但足够我俩开销。老板家的院子很大，老公早晨锻炼，回来做早饭，然后我去上班。他玩玩手机，或者在院里弄弄花，种点菜，中午给我做好热腾腾的饭菜送到店里，他就回去午休了。到五点我就下班，我们一起出来在小镇散散步，后来还每人办了一张游泳卡，每天游泳。日子过得充实而健康。后来我们还买了辆二手车，每天下班我就练车，前后一共参加了六次路考才拿到驾照，太不容易了！以前我是一个做什么都很容易放弃的人，考个会计师职称，一次没过就再也没信心了。驾照这么难考，硬是坚持下来，是旅行改变了我。从此我和老公每周都开车出去玩，去国家公园徒步，酒庄品酒，海滩抓蛤蜊。每次都能抓满满两小桶，回家简单一做就很美味。我六次路考考到了驾照。感觉年轻时从来没有玩得这样爽，过得这样自在。我的工资存够差不多三四千澳币，我们又报了游轮游，去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瓦努阿图、新阿美尼亚等等几个国家。都说巴布亚新几内亚治安不好，我们在市集买了最新鲜的螃蟹，碰到一个华人厨师，带我们去他的饭店，几分种就烹好端上桌了。我们尝一口，美味！又看一眼门口把守的保安，这辈子从来没有吃个饭，门口还有人站岗的经历，感觉很特别。见网上说，这个国家的治安不好到什么程度呢，它的失业率90%，几十年前还有食人族的存在，回游轮的路上，我心里一直惴惴不安，就怕突然冲出个人抢过你的包就跑。可是遇到的每一个巴布亚新几内亚人，露出白白的牙齿，对着你是那么灿烂温暖的笑容，原来旅行也是清除偏见的最有效的方子。游轮游，在南太平洋，我老公和当地人对舞。十几天游轮旅行结束又回到小镇。旅行久了，你会像一个艺术家，特别有灵感，任何一个小细节都会启发你。我就在一个小镇的广告栏里，发现一个很有趣的雕刻艺术家，按照地址，我找过去。院里都是他的作品。池塘边几欲乱真的鳄鱼，还有一尊石刻，一位女士一半风华正茂，一半垂垂老矣。他给我讲他的艺术构思，说，女人脑后都长着眼睛的。我哈哈笑。我对他一辆黄色老爷车很感兴趣，他说，那我们去兜一圈吧。拉风的老爷车呼呼地在乡间公路上疾驶起来。我和老爷车的合影。这样的旅行，是不是挺有趣呢？尤其是在我们这样的年龄，英语不好，只能说一些简单的句子甚至单词。人们总有一个误区，说不好英语，就没勇气跨出国门一步。其实旅行中语言并不是最大的障碍，用简单的单词，翻译软件，肢体语言，向人求助等等，都可以解决旅行中的大部分问题。连一向反对我的老公都说，一起在墨尔本的这一年多，是我们结婚以来，过得最好的一段日子。后来老公回国一段时间，我一个人又去土耳其旅行了一个月，热气球、滑翔伞、骑马都很好玩，性价比非常高。就这样，一直到疫情前的2019年，四年时间，我一直在路上，走了六个国家，一分积蓄没花。疫情时，澳洲国境封着，州边境封着，哪也去不了。一直到第二年，也就是2021年的5月，我从悉尼送老公回国，一个人又开始打工旅行，没几天就被封在悉尼。闲下来时，

有真实故事想告诉“自PAI”？*请点击文章左下角“阅读原文”填写表格*或发送故事至📮：selfiebytedance@gmail.com这是《自拍》第325个真实口述故事我还记得一切的开始，是在11年前的一个阴天。那是贵州典型的阴天，没有阳光，也没有雨水。我开着借来的沃尔沃，在遵义的街头穿梭。我们当时刚下班，正准备去聚餐。朋友跟我说，李海啊，我看你开车挺有意识，要不要去参加一个拉力赛培训班？我当时没开几年车，推脱说不去。朋友没放弃，一直在劝我。我敷衍地答应了。没想到他真的帮我报了名，我就这样参加了贵州越野拉力赛第24期培训班。到现在我都忘不掉摸到赛车的感觉，听到发动机发出“轰轰”的声音，我全身的血液莫名地往头上冲。只用了一瞬间，我就莫名爱上了赛车，也就有了后来的故事。我在自己的赛车里。2011年，我还在电力IT系统做销售，生活过得平淡无奇。每天正常地上班、下班，偶尔和朋友聚餐。假期来了，也会出去旅行。但你要问我有什么追求和梦想，实在是没有。我从小就这样，随遇而安，这样可以，那样也可以。和大学同学的合照，我是那个穿黄色上衣的女孩。我在大学学的是证券期货专业，要学高数。我学数学不费力，能拿近满分的成绩。大学拿奖学金的条件不仅要成绩好，还得有社会实践的加分，但我没什么欲望，成绩过得去就行。我经常逃课，要么在宿舍里睡觉，要么就出去玩。那时我们家经济条件还可以，妈妈生意做得很大，她给了我很多钱，我可以到处去玩。现在想起来，人没走歪，可能有很多原因。一个是我从小就练字，练字能让我整个人平和下来；二是我身边的人都很好，爸妈都爱我。我在练字。毕业后我没参加校招，去深圳玩了一段时间，我那时的生活就是糊里糊涂，随波逐流。后来回了贵阳，到一家公司上班，做电力设备的销售。后来经历了一段人生的低谷期。在那段低谷期，我参加了为期三天的越野拉力赛培训班，学习了开赛车的基本技术，怎么利用档位和刹车控制赛车顺利过弯、漂移。直角弯、S弯、回头弯、连续弯怎么过，还有关于赛车改装、拉力赛的规则等。培训结束后，我拿到了赛照。没遇到赛车前，我的人生就是“差不多就行”。然而，接触赛车后，我的生活就被改变了。发动机的声音、赛车的速度、在路上驰骋的感觉，让我一下子爱上了这项充满未知、冒险的运动。2011年我拿到赛照后，列下了自己的五年计划：2012年，参加一场短道赛；2013年，参加1场长距离拉力赛；2014年，2场；2015年，3场；2016年，全职。那时候我还不太懂赛车和拉力赛，是个零基础的新人，但就是被赛车迷住了，只要摸到车我就兴奋。迷上赛车也就意味着，我的资金缺口变得无比巨大。一场拉力赛，不含改装，光是车队的服务、维修、比赛轮胎、报名费、油钱、场地费、来回拖车费用、住宿费、交通费食宿费，从几万到十几万不等，更贵的甚至几十万。赛前车子要按照汽联公布的要求进行改装，赛后要每个零件拆下来检查后又重新装回去，一来一回，又是一笔钱。拆装赛车零件。国内玩拉力赛的车手很多都是老板，自己花钱自己玩。不到1%的人，而且是顶级车手，才有可能拿到赞助。我没有钱，那就挣钱吧，每年要挣多少钱，怎么挣，这些我都好好想了一遍。我记得有一年，本子上写的计划是：今年赚300万，花100万买赛车。以前我参加比赛，主办方提供租车服务，我不太习惯欠别人的，万一在比赛中撞了、摔了，即使要赔，我也会内疚，所以开租来的车我总是胆战心惊的。如果是自己的赛车，撞了翻了也没事，再说我真的喜欢赛车，所以我决定要拥有自己的赛车。我的第一台赛车。我的第一台赛车是在2014年买的，高尔夫4代，1.83吸气的两驱车，花了20万。买了一套避震，7万，轮胎和轮毂要分路段，拉力赛有砂石路、柏油路和冰雪路段，冰面很滑，轮胎的附着力低，要用钉胎，钉胎五千多。一个头盔七千多。钱永远是不会够的，我每年的年末都要回顾一下自己的计划，看看有没有达成，如果没有，我就要重新审视目标和计划。就这样，我变成了一个目标导向型的人。我改掉了懒散的性格，努力赚钱。我写下的计划。高效完成本职工作外，我尝试过各种兼职，有的行得通，有的不赚钱，并且抽时间学习提升财商。那时忙得不行，一天接打电话能到300个。一年中，除了春节那两天没电话外，其他时间电话就没停过。有时候电话打着打着就开始流鼻血，我没睡过好觉，每天都非常忙。为了比赛身体跟得上，又不影响工作，常常加班到11点多，从办公室走路回家，到家后做平板支撑等训练。由于自己大学的专业和后期的学习，加上运气好，我比较会投资，在低位买过金条和美元，茅台酒和股票。主要的钱是从股票来的，通过几年时间的正确选择，和破釜沉舟的杠杆，本着成了就辞职专心赛车，成不了就继续靠上班、兼职挣钱赛车，这种不留余地的决心，一路披荆斩棘过来，酸甜苦辣一言难尽。我还在业余时间学了很多东西，学习如何投资、学习收藏、艺术品鉴赏、研究中国的经济状况。我参加的北大汇丰商学院游学，我们当时在香港敏求精舍。其实所有的一切都是由过往的经历累积起来的，如果没有在物资学院学证券期货，就没有帮我操盘的同学，没有对证券和经济的正确认知。如果不是从小看我妈做生意，看她的成功和失败，也无法明白自己内心所向。没赛车以前我还会偶尔买点奢侈品犒劳自己，赛车后我失去了对衣服包包本来就不高的欲望，衣柜里也以健身服为主。赛车的钱就这么一边赚一边省起来的。我衣柜的衣服。再累再苦，我从来没动摇过，2011年到2016年，我还没辞职，那是为了赛车最拼命的时候。我太想比赛了，赛场上的风沙，发动机轰隆的声音，飙车的快感，赛段里那些未知，都在刺激着我。坐在车里，我的丹田就有股气往头顶上冲，全身血液沸腾。但这一切，并不顺利。那时候忙着赚钱，根本没有时间训练，也没有锻炼的意识。只能在比赛里一点点积累技术和经验，进步很慢，因为没有系统地学。赛车是一项男人的运动，并且和众多竞技体育项目一样，需要从小开始练习，最好是从5、6岁开始学习，从卡丁车到方程式再到房车。国内顶尖的车手都是从小开始学习训练的。这是一项“人机合一”的运动。男性在这方面就有天然的优势。赛车这项运动需要身体的综合素质：耐力、反应力、敏捷性、稳定性、爆发力、力量等。跑长距离拉力赛，跑一个小时，没有耐力是不行的。车会侧倾，在过弯道的时候有高有低，如果身体保持不了稳定，拐弯的时候身体也跟着歪了，动作就变形了。男性的肌肉含量比女性的高得多，因此操作更轻松。好比一个成人拿起一部手机，和一个婴儿比，优势是显而易见的。男性爆发力更强，并且雄性激素可以应对更激烈的对抗，因此更利于竞技运动，赛车时相对女性也更轻松，稳定，耐久。赛车飞跳的场景。赛车飞跳车内视角。赛车圈里，很多人都认为“女赛车手就是玩票”，但我不是。2013年开始正式参加比赛，我就是个菜鸟。差到什么程度呢，开短道赛我都能走错路。第一次参加中国拉力锦标赛，张掖站。我和我的领航都是新人，都刚学赛车，她不会领航我也不会开车。两个人抱着玩的心态参加。拉力赛的领航员很重要，不仅要理解路，还要和车手配合默契。当时我们什么都不懂，开得又慢，后来和领航配合上了还特别开心：哎，前面的路书对上了。我家里现有的一些路书。结果，在距离终点一两公里的拐弯处，从一个5米高的土坡上翻了下去，车滚了2圈。从侧躺的车里艰难的爬出来后把车推正，想继续比赛，但车已经坏了，干脆笑眯眯的拍照留念，那时的我退赛还没有那么伤心，因为什么都是新奇的。第一次翻车时拍照留念。那时技术太菜了，我朋友调侃说，李海开30码就翻车了。2014年金沙，租了个破车老坏，技术又不行，加上赛道凶险，周围都是大山，路面泥泞、碎石多，弯道狭窄，很多地方垂直落差100多米，如果翻车是没有缓冲的。当时我的车出了故障，没修好，方向的助力没有了，很危险。维修都让我们回去了。领航董慧说太危险了，不要去了。她一直劝我退赛，直到最后，进赛道比赛前，我认真地跟她说，我宁愿坏在赛道里，也不要没比就退出，车还能动的时候我绝对不会放弃。她说好吧，我明白了。比赛中，方向特别重，不但要开，打方向，还要过急弯、爬坡、下山，车子颠得人都坐不稳。她边报路书边吐槽，又说，以后不叫海姐了，叫你海哥。我和领航员董慧。在体能达到极限和巨大的精神压力下，我坚持完成了比赛。回到维修区，车都下不来了，手也肿了，脚也抖，维修把我从车里扶出来。我的坚持虽然自己获得了满足感，但是技术和车辆太菜，让汽联工作人员非常头疼。我甚至还没有收尾车快，收尾车一直跟在我们后面。到终点，工作人员吐槽说，您这车，租的吧？可不能给钱啊，我们后面看你们一直赛道里蹦跶。比赛结束后汽联领导见到我一顿突突：你别跑了，退赛吧。我们一千多号人就因为你一个，裁判、志愿者、警察全部等你一个人下班。此后我的车号固定119，要所有单位注意，她来了哈哈。工作电台里只要听到119大家就知道可以下班了，以至于后来我速度快了，大家都还会不自觉以为我就是最后一台车。但是这次比赛，给我带来突破自我极限带来的快乐和成就感，这种超越自我的感觉，无法用语言形容。没有经历过，是永远体会不到的。我没什么天赋，只能不停地问，不断地开。自从茅台卖光了，就腾出了一间屋子，放赛车模拟器，用来练车。家里的赛车模拟器。我最开始学赛车，没有章法不系统。那段时间我逮着谁都在问这车怎么开，那个弯怎么过，问得非常杂。2014年起，我的成绩有了进步。那年张掖站，我拿了“巾帼杯”冠军。但我也知道，其实自己的水平并没有多高，“巾帼杯”全是女车手，而且有些开得快的车手没参加，或者失误了没拿到成绩。拿冠军不能说明什么，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赛车的门槛太高，对经济，体能的要求很高，又非常艰苦，尤其是拉力赛，又脏又累，又丑又没有关注度，又饿又睡眠不足，夏天去最热的地方，冬天去最冷的地方，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不是真心爱赛车，坚持不下来。每个赛道的起点和终点都有裁判记录车手的时间，每个赛段，甚至进维修区都有时间卡，早到、迟到都会被罚时。比赛中，没有补充能量、喝水的时间，每一秒都是宝贵的。不仅如此，拉力赛一般在最热的时候去沙漠戈壁比，冬天就去最冷的地方。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比赛时车窗虽然是紧闭的，但也不是完全密封。风沙会从各个角落漏进来。况且出了赛段，在行驶路段我们就会开窗，那时候就会进沙进土。一场比赛下来，眼睛、耳朵里全是泥巴和尘土，头发是硬的，衣服上会结晶——出汗后又干掉了。灰头土脸的，感觉皱纹里都躺着灰。我原来的皮肤很好，后来因为赛车，眼角晒出了斑，毛孔也大了。车驶过时掀起的尘土。在夏天我们要穿上厚厚的防火服、防火内衣，戴上头盔和汉斯，拉力赛最危险的一个是落水，另一个是着火，车内所有易燃的东西都拆了。发动机的热量会从脚底下的钢板传导上来，还不能开窗，只要不是冬天，车里的矿泉水都不能直接喝，烫嘴。夏天在车里就穿着这身装备。如果是冬天，外面的温度零下十几二十度，在车里还好，人会出汗。但出去上厕所就很麻烦了，女车手不像男生，拉下拉链就可以，赛车服是连体的，要脱光才能上。因为没有固定厕所，女生要找僻静的地方通常会走很远，身上又都是汗，一冷一热，很容易感冒。每次上完厕所回来，我的靴子全是冰雪，雪厚，全都灌进去了。我穿着连体的赛车服。拉力赛不可控的因素很多，翻车和撞车、出意外是家常便饭，在野外，发生事故的时候如果没有裁判点或者观众，周围是没有人的。我的队友曾经为了救我放弃了到手的奖杯，感动至今。随着天气和不同路面的变化，轮胎、轮毂、胎压以及发动机的调教、避震，还有驾驶技术都要做出调整。最危险的是翻车和撞车后带来的结果，比如着火和溺水。我自己翻过4次车，撞车1次，比较剧烈的碰撞大概是3次。2016年，我在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山西站，因为转向拉杆断裂，车冲到干涸的河里，无法按时返回维修区退赛了。2019年我出了两次巨大的事故，一次是在浙江龙游站，龙游站被称为“魔鬼赛道”，路面变幻莫测，一会儿是砂石路、一会儿是柏油路，一会儿是水泥路。正常比赛下来，86台车最后完赛36台。那次我们去勘路，开的民用车，没有戴头盔和汉斯，安全带也不是六点式，开到三门源，切的弯心有水泥墩子，车腾空翻了180°。我的记性不好，但关于赛车的每个瞬间、每件事我都记得非常清楚。那次翻车，我能清晰地看到每件东西，甚至是阳光下的灰尘，我感觉到车弹了起来，翻到一侧，听到领航的尖叫声。每个瞬间都变得非常慢。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车砸到地上后往内侧倾了一下，下面就是悬崖，我心里想我们可能要交代在这儿了，还跟领航说别怕，我们能开回来。脚就去够油门，第一脚踩空了，身体在腾空的状态，第二脚猛地一下踩到了底，车一下就朝内倾斜，砸到地上，没有继续往悬崖翻滚，砸到了地上，再往前呲溜了一下。我听见脖子发出了咔的一声。所幸只是受了轻伤，那场比赛我还是跑完了。翻车的每个瞬间都显得很漫长，实际上就是车撞了山，弹了一下，前后不过几秒的时间。可能在危险的状态下，人的神经变得异常敏锐。我当时不怕，都是后怕。浙江龙游站勘路。第二次是2019年12月环东山湾“片仔癀杯”

有真实故事想告诉“自PAI”？*请点击文章左下角“阅读原文”填写表格*或发送故事至📮：selfiebytedance@gmail.com这是《自拍》第324个真实口述故事我叫柏林，是个80后，出生在四川大巴山深处的一个村庄。因为一直对山村以外的世界很向往，想去更远的地方看一看，大学一毕业，我就去到非洲做项目。结婚后，我和妻子决定去斯里兰卡做生意，一待就是七年。2019年至今，我在这里陆续经历了恐袭、疫情，目睹了斯里兰卡国家破产的全过程。我开的餐厅也随着大环境的变化起起落落，三度倒闭。但七年之久的人脉积累和生活习惯，让我决定留在这里，等待新的机会。我在斯里兰卡的近照。餐厅倒闭后，我有了大把空闲时间在斯里兰卡游走。在科伦坡近郊的农村，我看到了三个留守儿童姐妹，最大的九岁最小的还抱在怀里。女童的父母双双下岗，为了逃避三万块人民币债务不知所踪，把她们留给了年迈的爷爷奶奶，我不由想起自己的童年。我的小学离家很近，走路半个小时就到了，但是从五年级开始，我们就要到乡里读书，距家两三个小时路程。母亲常年在外打工，做电工的父亲去修机器也常常不在家，整个小学到我初中毕业。因为父亲的外遇，父母一直都在闹离婚，是爷爷和长我4岁的姐姐照顾我。这也让我早早地独立，在我之后的人生中，基本上都是我自己拿主意。开学第一天，10岁的我和伙伴们背着一周的伙食和一只和自己身高差不多的木箱踏上了求学之路。学习条件很艰苦。学校不卖饭菜，只提供蒸饭服务，我们只能自己从家里背大米和咸菜去学校。学校也没有自来水，旱季一个月不下雨，我们每天要提着5公斤、10公斤的桶去三公里之外的地方取水。洪水季节，水都是土黄色，放一会儿桶底都是泥。我的成绩一直保持在班级前三，但是每次重要考试都发挥失常。中考时我没考上巴州最好的高中，第一次高考也只考了五百六十多分，不甘心的我选择了复读，第二年考得不错，六百多分。母亲一直在北京打工，我一直想去远方看看。高考完填志愿，我全选了北京的学校，却都没录上。那年掉档的人很多，安排了一次补录，稳妥起见，就报了四川农业大学的化学生物学专业，因为对这个专业不那么喜欢，入学一年后我申请转到园林专业。我喜欢养花弄草种菜，包括我后来我到南非和斯里兰卡，只要有个小院子，我都会种菜养花。2009年，大学期间，我在成都的工地上监督施工。直到大学毕业，我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北京。我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总想跑远一点。我在招聘网站上看到有一个去非洲工作的机会，是中国的通讯公司跟津巴布韦全国无线通信系统的合作项目，到边远的村子里做基站建设，每个月工资8000元。2010年，国内像我这样应届毕业生的工资也就3000元左右。我投了简历，被选中了。那时候传销盛行，我一度担心是传销组织，直到公司把机票都买好，心里才算踏实。父母都是农村人，我爸听都没听说过津巴布韦，更不知道非洲在哪里。他们熟悉大巴山的人情世故，但是并不能在这些事情上给出建设性意见，所以我都是自己决定好了之后跟他们说一声，妈妈有时候会有担心，但最终他们还是会支持我，这次也一样。2010年6月初，学校的毕业典礼前一周，我就踏上了去往非洲的航班，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飞机。从香港出发，机场很豪华，我也很兴奋，但是到了肯尼亚机场，极其简陋，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候机厅没有座位，我们只能席地而坐，整个机场查询航班都没有电子屏幕，工作人员翻小本本给我们说航班晚点2小时，不过其实晚点4个小时多，我心里有了一些落差。因为没来得及参加毕业典礼，2011年，学弟毕业我特地回学校参加了毕业活动。好在我们只是在这里转机，最终到达津巴布韦机场时，看起来和我们国家的机场差不多，我猜测这个国家也许没那么差。去非洲之前对那里的印象是干旱、混乱、暴力，但是当我来到津巴布韦就改变了这一看法。我到时正逢旱季，机场出来那段路两边草都是焦黄的，下午四五点钟的夕阳照在广袤的草原上，一片金黄铺向远方，野生动物在草原上游荡。城里很多街道两边都有至少20到30米的绿化带，有5米高的仙人掌树。整条街道全是蓝花楹树，9月份开花，一片树叶都没有，地上和空中都是紫色的花，美得跟梦一样。农村虽然差一点，但房子盖地很漂亮，在2010年，我觉得中国农村虽然有钱但没他们的房子好看。津巴布韦道路两旁紫色的花。那时候津巴布韦经济危机，本国人的生活很糟糕，但是对于我们外国人来说影响也没那么大，就是物价贵一点。我们的生活物资，包括牙膏、牙刷都能报销，每个月还有50美金话费补助，不过一美金只能打四分钟。在基站建设做好之前，村子里没信号，打电话要跑到山头上，所以除了报平安，我也不怎么常往家里打电话。我去时已经是项目三期工程，项目点基本在偏远农村地区，我在津巴布韦第二大城市布拉瓦约周边，主要做资料，申请项目付款，偶尔翻译。半年后，我负责津巴布韦第三大城市穆塔雷整个片区，做道路设计、验收工作。穆塔雷有十几个站点，公司配了一辆车各个站点跑，最多时一周跑了接近5000公里，很夸张。那两年我把津巴布韦大中小城市全都跑遍了。我跟着非洲工友一起到他们家里去。在穆塔勒期间，我住在村里的一个80多岁的老奶奶家，她把最好的房子让给我们住，自己搬去草房里。每天只要我们换下来衣服，她就会让孙女帮我们洗了，她自己家没熨斗，就去隔壁家借，给熨得平平整整。村里没有自来水，需要到三四百米的地方去提，邻居会主动帮我们把水给打好，放在门口。他们太热情了，拉着我们的手说，“你看，我的电视是中国的，摩托车是中国的，我那个太阳能板也是中国的……”，现在我们又来建基站，他们真心的感觉到中国的好。我和津巴布韦的同事在一起。听说非洲人喜欢中国的的清凉油，我就把从国内带来的清凉油和一些小工艺品送给老奶奶表示感谢，没想到她又给我们装了一麻袋自己种的花生。我喜欢吃土鸡，她给我抓了两只过来，死活不要钱。没办法，我就去村上小卖铺买了一些粮油送给她们，每次改善伙食都会给奶奶和她孙女送过去，这个项目点结束时，她又给我们车上装了好多西瓜芒果之类的，吃都吃不完。村里人拿着自家养的珍珠鸡要送我。还有一个事情我印象特别深。2012年1月初，我们在一个陌生的村庄附近出了车祸，车子撞坏，同伴骨折。为了先救人，就把车子留下，但是得找个人看。我们直接就把村长找来，请他帮忙找个年轻人看车，一天5美金。五天后我们回去，看到村长自己搭了一个棚睡在车旁，他说这个路上面很多人经过，不放心那些年轻小伙子。他也不要钱，我们只能买些东西给他送过去。伙伴在车祸中受伤住院。车祸之后，我丢了好几千美元公款，紧接着2月初，我又得了疟疾。第一天发烧，自己吃了药和青蒿素，稍微好了一点。但是第二天早上凌晨六点左右我又开始发烧，浑身发抖。领导安排我去医院。九点多钟到医院还是清醒的，但是感觉要撑不住了，赶紧给护士说，“快给我退烧。”刚说完这个我就昏过去了。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下午，发现住在ICU里面，三天后才转到普通病房又住了三天。那次疟疾差点把我送走。一开年接二连三就出了这么多事，我有点担心，就不想再呆在这里，递交了辞职信，五月份工作交接完毕，我就回国了。我在网上找了一个工程管理工作，在河南洛阳，去了之后才发现是传销组织，那里什么人都有，一开始我被监管得很严，所有人每天在一起上课打鸡血，讲故事。我表现得比较听话，十多天后他们对我放松了一些，我趁机逃了出来。这时候我开始怀念在非洲的那段工作经历，再次把目光转向非洲。2013年我入职中国市政西北设计院。当时北京分院专做海外项目，我跟着项目再次来到非洲，这次是安哥拉。我在安哥拉的工地上。安哥拉和津巴布韦的工作环境不太一样。安哥拉比较排外，我去的时候差不多有20万中国人在安哥拉，多数都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工，他们没出过国，很多做法和认知与安哥拉不同，所以引发了各种冲突。我去时项目连拆迁都还没开始，园林工程作为靠后的环节，前期事情非常少，就让我负责安全。一周工作两三个小时，但是也不能随便离开工地。工地是封闭的，外面有当地的保安持枪巡逻，我们平时去很近的地方都要配一个保安。生活非常单调无聊。这个项目干了一年，几乎无法推进，项目终止，我再次回国。回国后我和在网上谈了一年的女友璐璐见面，彼此都很满意，打算结婚，就不太想再去非洲了。我去了山东高速的一个项目，做园林工程，但是工资非常低，伙食差，导层换得跟走马灯一样，待了半年我就辞职准备创业。我对象以前在民宿工作过，她觉得开民宿可以认识世界上各个地方的人，很酷，我也觉得不错，就朝这个方向准备。那段时间我自己也不想在国内找工作，2014年，我们首先踏上了陌生又神秘的斯里兰卡，在这里旅游加考察了整整一个月。和当时的女友现在的妻子在一起的合影。接着我们又去了泰国，尼泊尔，越南。兜兜转转一大圈，最后还是觉得和斯里兰卡比较投缘。斯里兰卡地处赤道，素有“印度洋上的明珠之称”，长夏无冬，有碧绿的大海，神秘的雨林、诱人的水果......普通人善良、淳朴，因为当时旅游业尚未充分开发，没什么竞争，与泰国相比，我们做生意会比较容易。2015年初，新婚燕尔的我和妻子带上行囊，怀揣着20万人民币的存款，满怀憧憬地踏上了去斯里兰卡的飞机，然而，迎接我们的并不是顺心如意的新生活。斯里兰卡的加勒是一个临海而建的古城，带着古朴而浪漫的文艺气息，我们第一眼就钟意的地方。但是注册公司时被各种敲竹杠，房东提出各种明显是坑的要求。在加勒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初来乍到我们不希望招惹这样的人，不得不移步美瑞沙，那是另外一个小而美的镇子。我和妻子刚去斯里兰卡时在海滩旁拍的照。遗憾的是，当我们刚刚喜欢上美瑞沙慵懒的海风和细软的沙滩，当地人就悄悄告诉我们即将租下来的房子是之前的租客盖的，盖好之后租客被房东赶走，也不退钱，这样的事情不止发生了一次，房东就是打着租房的幌子敲诈租客。我们不得不再次终止计划。一个努沃勒艾利耶（NuwaraEliya）导游推荐他们那里也不错，我们就去考察。努沃勒艾利耶在斯里兰卡中部，是一座空气中都弥漫着茶香的城市，终年气温都在15-20度，非常舒服。我们刚来时住在客栈，每天走路，挨家问哪儿有房租，也找司机帮忙打听，遇见了一个很好的大叔，辗转两个月后，帮我们找到了一套依山傍水的漂亮别墅，每月租金8000人民币。我们在努沃勒艾利耶的别墅。我们风风火火注册公司，签合同，采购，装修，最终抓住了2015年夏天的尾巴，倾尽心血的民宿开张了！也许是因为这个城市在山上，我遇到的人都很朴实，一开业生意就不错，客人大多数来自国内，我们的生活慢慢步入正轨。我在花园种了很多绣球，绣球花期一个多月，旧的没谢，新的又开起来了，各色绣球簇拥一起，赏心悦目。我还带了莴笋、折耳根和其他家乡的菜来种，生活简单而又快乐。如果不是长辈催着要抱孙子，也许这样的生活还会继续下去。民宿院子里的绣球花墙。2016年我们一致决定，是时候养一个“吞金兽”了，一切计划都得重新安排。斯里兰卡教育还不错，大使馆也有免费汉语班，我们计划让孩子在这边读书。这就需要赚更多的钱、买新房子、考虑孩子的教育。璐璐开始备孕，而我也开始着手生意的扩张。我开在格力高湖上的船餐厅。2016年寒假前，我们漂浮在格里高利高湖上的船餐厅开张了。船餐厅距离民宿不到一百米，有三十多米长，分上下两层，上层是四面皆风景的就餐区，下层是厨房和VIP包间。客人都说，我是把餐厅开到了画卷里，吃一餐饭，不仅能品尝美味的食物还能醉心于格里高利湖波光粼粼的风景。我们的餐厅是川菜系，从国内带来3个厨师，8个服务员是本地人。刚开始厨师总工资3万左右一个月，签证机票住宿保险加起来4万多一个月。结果第一个厨师厨艺不佳，另外两个也不靠谱，不得不重新从国内找厨师，损失好几万。换了厨师，菜品质量稳定下来，来的游客也越来越多。旅游有淡旺季，旺季一个月能赚几十万人民币，淡季亏本，我们就出去旅游。2017年大儿子在斯里兰卡出生，接下来两年都比较顺利，不论民宿还是餐厅都能轻松赚钱，经济上有了一点积累。这期间，经常有游客问我有没有宝石的资源。恰好我认识一个住在宝石城附近的当地朋友，就买了一些初级品，学习鉴定。到了2018年，我已经了解这个行业并且有了稳定的客户。有一次回国，我带了十几万的货，过海关时，官员拿出来检查后放回，进入候机室。傍边的一位中国大妈跟我说她感冒了，但是不懂英语，让我帮她去买几盒药。我想时间也不会太长，就让她帮忙看行李，我去买药，然后直接上了飞机。回家之后第三天，我准备发货，才发现一颗宝石都没有了。自此我不再做宝石生意。妻子和出生不久的儿子在斯里兰卡的照片。除了旺季的四个月，其他时候都不太忙，妻子怀了二胎，期间就回国内待产，2019年4月，我的小女儿也在国内出生了。就在女儿出生的第二天，斯里兰卡遭受恐怖袭击的消息铺天盖地而来。当时我在国内陪妻子，但是斯里兰卡的工作群里气氛紧张，人心惶惶。我吓得赶紧安排餐厅停业，民宿关门，并且让厨师回国。船餐厅船体已经老化，维修成本高，由于我3月份就签了新房子合同，此时顺势解除租约，三岁的船餐厅寿终正寝！因为已经熟悉了斯里兰卡，也有了一定的人脉积累。我结识了斯里兰卡的签证官，还有曾经的军火商，最初就是他给我介绍靠谱的宝石经纪人，还遇到了不少有意思的人......所以即使发生了恐怖袭击，我们也没想过换一个国家。2019年8月新餐厅开业，刚开始国内航班没有恢复，头四个月都是亏损，直到10月底航班开通，妻子也带着两个孩子来到斯里兰卡。12月开始盈利，次年1月毛利润差不多有15万人民币，恢复到恐怖袭击之前的同期水平。原以为只要开过寒假旅游旺季的两个月，之前的投资就能基本赚回来。不幸的是，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发，2020年1月27号斯里兰卡开始暂停所有航班。因为疫情相比恐怖袭击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在营业额下滑到收支平衡点以下的第二天，我果断选择关门，这也宣告了开店的投资打了水漂。疫情下，斯里兰卡空荡荡的大街。疫情，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轨迹，对大多数人来说这种变数就是危机。2020年3月，斯里兰卡开始爆发疫情。初期大家对疫情发展情况无从预知，应对态度也是各不相同，多数人比较严肃。我对国内疫情比较关注，在兰卡疫情蔓延前就紧急处理了一些餐厅的设备。科伦坡的中国人多，朋友也多，我之前就打算去那里发展，这次疫情加快了进程。我带着借来的几万块钱，开始在科伦坡找房子。当时只考虑月租10万卢比（当时的汇率1:25，折合人民币4千）到20万的房子。我在斯里兰卡开的第三家餐厅，华园麻辣烫。疫情之下，我不敢有更多奢求，生存是最大的问题，所以选择开低成本的麻辣烫店。我看中了一所房子，在中国人聚居的中航技大楼附近的一条小巷子里，虽然面临门头曝光度低、自然客流少、停车不方便等问题，胜在价格便宜，我没太多犹豫就签了合同。因为有之前的经验，第三家餐厅“华园麻辣烫”很快开业。这家店装修简单，投入很少。人算不如天算，3月下旬，在我开业前两天，恢复才不到一个月的航班再次暂停。开业那天政府宣布整个国家宵禁隔离一周，后来数次延长。宵禁刚开始的时候，每周只允许我们去超市采购一天。最糟糕的情况是在4月中旬，那时宵禁更严了，基础物资极度匮乏，我只能每天在路口蹲守，希望路过的车辆能带来一些物资。疫情期间，一次采购一周的食物。5月中旬解封，新餐厅正式营业。刚开始生意很差，除了熟人照顾生意，就只有附近几个街区的中国客人打包外卖。不过，随着推出的无骨鸡爪和麻辣烫的爆火，我们很快就忙不过来了。这个阶段，员工很少，而且本地工人都不会给鸡爪脱骨，我只能亲自上手。最多时我一个人一天就要处理15公斤鸡爪，做完之后两只手的每一个关节都肿痛了。这段时间我每天一边干活一边不停地面试员工，前前后后招了二十几个员工，最终却只留下了一个小胖子Kevin。直到8月，朋友给我介绍了几个靠谱的本地工人，情况才得到改善。之后的几个月，除了宵禁买东西难和外卖骑手经常送错餐，其他还算顺利。直到2020年10月4号，一则制衣厂大面积感染的新闻开启了第二轮疫情。这一轮疫情凶猛而持久，短短半个月，数家制衣厂沦陷，警察和军队大面积感染，中央海鲜市场因数百人确诊紧急关闭，疫情全岛蔓延。然后，宵禁又如期而至！服务业生意一落千丈，怕疫情封锁回不了国，我当机立断，不惜花费高昂代价安排中国厨师立即回国，把本地人从副厨提升为主厨。这轮疫情到2021年1月才缓解。随着春节临近，1月下旬，中国人纷纷计划回国，离开前聚会不断，导致大面积聚集性感染，缓解不久的疫情又卷土重来。然后，在接下来的大半年里，疫情一直反反复复。先后经历了5月，8月两次共长达一个多月的全岛宵禁。好在我家餐厅都是本地员工，成本极大地降低，而且疫情加速了斯里兰卡的外卖平台发展，生意勉强还能过得去。儿子期待能赶紧去幼儿园。不过，孩子上学成了我们最头疼的问题。前后给儿子交了两次幼儿园学费，都因为疫情中止，加起来上了不到两周的课。2021年6月初，我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让老婆带着孩子回国，我一个人留在斯里兰卡守着生意。那时，我还没有想到接下来，独自在斯里兰卡，我将面对什么——我的小店线破产，紧接着是这个国家破产。破产预警回溯起来，得从2021年11月斯里兰卡的能源危机说起。最初只是煤气限量供应，要排很久队才能买到。我的餐厅平均一两天就要用掉一罐煤气，不可能花一整天时间排队买气。刚开始我们找当地人替我们排队购买，买到一罐就给3000卢比辛苦费。等待加气的队伍。一月初，无论我们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煤气了。一些五星级酒店也只能烧柴火做饭。科伦坡做餐饮的朋友也都各有妙招，比如有一个朋友就砌了柴火灶做东北铁锅炖，还有一个朋友用烧烤炭做火锅。我家做麻辣烫，停气一个月，我们就停业一个月。其实，到这时我还是比较乐观的，认为即便国家缺外汇，随着旅游的复苏应该能解决，而且煤气短缺也只是暂时的事。但是当地人都比较悲观。医生律师，特别是高精尖人才开始举家搬离。从没见过这样景象的我，带着相机游走在斯里兰卡的城市街巷和田间地头，想记录下这里发生的一切。看到斯里兰卡总统府前富人在举行浪漫的婚礼，另一边穷人在为生存游行；我跟着渔民出海，看他们用原始的捕捞方式一天带回几条鱼，刚刚够维持生存；我带着米面粮油，来到城郊的村庄看望父母为躲债逃亡的小姐妹，年迈的奶奶一直拉着我的手说谢谢。科伦坡街头开始有马车代替汽车。今年二月，科伦坡开始分片停电，持续了一个月。刚开始，我家附近是不停电的，我还高兴地向朋友炫耀我家从来不停电。不过，半个月后，随着俄乌局势恶化，能源涨价，停电也降临到我家餐厅这边。而且停电时间越来越长，有时候一天停电13个小时，最初大家只是街头巷尾私下谈论，有一些人开始屯食物，我囤了很多东西，到现在都没用完。真正让我关注斯里兰卡局势是2022年3月9号，从新闻里看到斯里兰卡要实行活动汇率制度。我本来还在出去玩的路上，吓得赶紧打电话给前台，让她把我藏的保险柜钥匙找出来，把手头卢比全部拿出来卖掉，换成人民币。很快，我就以1:38.5全部兑换成人民币。第二天汇率变成1:43，第三天就变成1:48。外汇危机就是预警了斯里兰卡的局势将走向未知，准确的讲，当斯里兰卡政府4月12日宣布暂停偿还债务的那天已经破产了。民众除了愤怒游行，就是囤积汽油，炒高价格，高价油折合人民币60多块钱一升。加油站前等待加油的队伍排到了三天后。加油站前排队等待加油的队伍。四月份，问题越来越严重，开始出现大面积油荒。我们不敢去太远的地方，担心加不到油无法返回。很多人开始骑自行车出行，自行车的价格也被炒到了危机爆发前的十多倍，街上出现了马车，各种店铺该关门的就关门。船都出不了海，有一段时间鱼也买不到。一天早上我去买三条石斑鱼，原来卖300卢比，涨到了1200，但是那个渔民问我要3000。我猜他肯定是卖给过其他外国人这么高的价格，其实当地人不爱吃这种鱼，卖给当地人只能七八百。基本物资因为汇率崩盘而大幅度加价。本地的面粉、大米和食用油需要提前在批发市场预订，最常长的一次十来天才通知我到货。我每天都在想办法解决这些千奇百怪的问题，经营困难重重。科伦坡暴乱，民众集聚在政府前抗议。五月初连续五天没开张，我干脆给自己放了个假。和朋友约着一起钓鱼，赶海，度假。两天后，我觉得身体很不舒服，草草结束度假返回科伦坡去医院检查身体。医院有大屏幕播放新闻，报道城市暴乱，烧了50多栋房子，车辆毁坏一百多辆，都是相关的政治人员。我心想这下斯里兰卡应该彻底完蛋了。没想到这一天的身体检查，差点让我以为自己先要完了！CT检查报告是在几天后收到的，还记得医生看着报告，一脸怀疑地问我有没有家属陪同，得知我独自一人，他只告诉我可能是癌症。那应该是我最崩溃的时候，我才三十多岁啊，真的是上有老下有小。医生安慰我说，肠镜没有查出问题来，而且你这么年轻，不应该啊。然后，让我重复肠镜，一切正常，只能取样活检，结果还是正常。我的CT检查报告。不过我身体状况一直不佳，肯定是有什么问题。越是查不出来我越是担心，于是，我开始了长达一个多月的各种体检。先后做了B超，两次肠镜，一次胃镜，多次抽血化验，见了各个医院不同的肿瘤科专家。除了第一次CT检查有问题，后来一直没有查出异常。那段时间，我根本无暇顾及餐厅的经营，什么停电停气都不重要了。天天和家人开视频，讲检查治疗的情况和斯里兰卡局势，老婆也劝我回去。现在我手机里还保存着儿子和女儿抢着说:"爸爸，我想你！"的语音片段。这也更加坚定了我要查个水落石出，及早治疗的决心。我在医院做pet

有真实故事想告诉“自PAI”？*请点击文章左下角“阅读原文”填写表格*或发送故事至📮：selfiebytedance@gmail.com这是《自拍》第323个真实口述故事我是小樱，一个出生在北京的80后。二十多年前，我跟着家人来到美国加州生活。读MBA时，我在国外的同城交友网站上认识了现在的老公。他叫路易斯，是非洲裔美国人，有一份高薪工作和很好的个人教养。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个子高、人帅气、拥有健康的阳光小麦肤色、举止绅士又时尚。这样的男人在美国的择偶标准里叫作“高黑帅”，好比国内的“高富帅”。约会到第八个月，我们便火速举办了订婚仪式，现在已经有了两个可爱的混血女儿。作为白人之外的少数族裔，我们俩都曾在美国经历过歧视和刻板印象，结婚前后也听过一些不相干的人的闲言碎语。但我们的幸福婚姻验证了一个人的好坏、一个家庭的幸福与否，和国籍、肤色这些虚头八脑的标签都无关，它只在于具体的人，而不在于某个群体。我们一家四口的合影。对比结婚前后的自己，可以说，正是因为老公路易斯的存在，才让我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以前的我是一个被骄纵着长大的小孩，也许稍不留神就会“长歪”的那种。对于一个被娇生惯养的人来说，如果没人向她展示如何“好好说话”，她就会觉得把家人当作情绪垃圾桶是理所应当的，很容易变成一个伤害亲人感情的人。我是家里的独生女，从小生活在北京前门附近，那片地方是首都的中心位置，吃完晚饭经常溜达着就走到了天安门广场。在我小的时候，王府井和西单还没发展成现在的规模，每年春天我都会去天安门广场上放风筝。以前颐和园的一部分内院是不对外开放的，游客来了只能站在那道连着内院的拱门外面看，而我有很多假期都是在里面度过的。因为家庭条件优渥，从小周围人对我都很好。5岁时的我，和妈妈在北京。我小学和初中是在北京景山学校读的，学习成绩在班里总排前两三名，老师也就不怎么约束我自由发展。那时候我刚进入青春期，经常会做一些挑战校规的事情，比如剪奇奇怪怪的发型，一半留短发，一半留长发。但由于我的成绩很好，班委的工作也完成得认真负责，自信的我总能感受到老师们的慈爱与包容。13岁的年纪，我就交了第一个小男朋友。当时纯纯的牵手很甜蜜，不过那时候我还不太会沟通，也不懂得要公平对待他人，以至于无论发生什么事儿，不管是谁做的不对，最后都演变成小男朋友带着一束花主动来到我家楼下道歉。在生活中更是如此，我很少有向别人低头的时候，得到的机会却一点不比别人少。从九十年代开始，我们家的亲戚陆续去了美国发展，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家里也通知了要我去美国读书。出国这件事对我来说特别顺利，申请签证的时候我是跟着家长一起去的，面签官很和善，正经问题都问的是我妈，转头面向我的时候只问了一个问题——你今天开心吗？我说挺开心的呀，就这么轻松通过了。然而到了美国之后，首先迎接我的就是严重的文化和语言冲击。虽然我在国内考英语可以拿高分，可我的听力和口语水平并不高，出了国门才发现和老外交流很难，上课听不懂的时候还是挺受打击的，第一学期每天都很难过。姨妈知道我英语和本土高中生差太多，特地在我飞来美国之前就给我报好了美国高考（SAT）补习班，最后在申请大学的时候，保证我起码拿到了几所加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18岁，刚到美国时的我。到了国外，家里人把我管得更严了，以前在北京自己出门玩一天的日子不复存在。我妈尤其关注我的去向，每次我和哪个男同学出去玩，我妈都会把人叫进门，记下人家的联系方式和地址，提前定好送我回来的时间。由于刚来美国时我不会开车，无论我要去哪里，都必须有家长或者同学开车接送，可以说一点自由都没有。那时候我还在青春期，脾气挺大，每次和我妈说不了几句就能吵起来。看到比我大不了几岁的表姐因为上了离家不远的大学后，每个周末都被她妈召唤回家，我下定决心坚决不在离家近的地方上大学。为了能避开家里的管束，我申请大学的时候专门选了北加州的学校，我家在南加州，开车要6个小时才能到。进入大学之后，我再次尝到了自由的滋味。我在高中时期修过很多大学的课程，所以大一基本不去上课，白天睡觉，晚上和朋友出去嗨，期末直接去考试，照样拿高分。到了大二，周围的同学都开始为职业生涯做准备，我也在紧张的氛围中有了对人生规划的责任感。我大学学的是经济和财经管理，从大二开始挤破头争取机会做了很多相关的实习。我在顶尖投行摩根士丹利工作过，在州长办公室做过一年多竞选助理，当过房地产软件的销售，作为环保志愿者在街上随机请人签名支持我们的提案。在大学兼职打工期间，我还给残疾人做过饭、在马术课结束后清扫过马厩。通过各种实习工作，我一个薄脸皮硬生生被磨炼成了遇到困难越想往上冲的女汉子。大学时期的照片，我经常和朋友们一起参加party。美国大学的学费普遍比较贵，当时我周围有很多朋友都是向家长借钱交的学费，这在老外看来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他们认为孩子18岁成年以后就是独立的个体，这个理念也深刻地影响了我。我大学学费生活费每年要3万美元左右，换算成人民币得20多万，这些钱全部由我来交。其中一部分来自奖学金，一部分来自我大学期间的兼职工资，其余家里按照低利率借给我的贷款。毕业后，背着贷款这件事为我努力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动力。我的第一份全职工作来得很巧，是在一个邻里二手交易集市上偶然得到的。当时有个白人老大爷在带孙女练习骑自行车，听到我和姨妈在用中文对话，就来和我们打招呼。他说自己经营着一家个人定制旅行公司，亚洲和澳大利亚是他们的主要市场，所以他正在学中文，而且准备扩大经营规格。当时的我刚刚大学毕业旅行三个月回来，正好没玩够呢，于是毛遂自荐，聊着聊着，话题就变成了面试，第二周，我直接去老爷子的公司报到了。这份工作干得很开心，我们出差的任务是挖掘当地有哪些好玩的，然后定制到客人的行程里。可是做了一年之后，我就觉得有点玩够了，毕竟我大学学的是财经，如果再这样玩下去，专业知识恐怕没有用武之地了。第二年，我换了一份理财分析的工作，主要做房地产的投资分析。那是一家上千人的大公司，有很多不同的部门，我入职几年后通过内部跳槽去了精算投资分析部门。转岗面试的时候，面试官问我，五年以后你希望自己在做什么？我说五年以后我做你这个职位就不错。没想到面试官很欣赏我这个回答，给了一个Ambitious（有冲劲有野心）的评价，批准我内部跳槽的同时还给涨了20%的工资。我在国外从不忌讳自己的华人身份，这是参加公司年会我穿的一件旗袍。Ambitious这个词或许在中文语境下听起来不一定正面，但在英文语境下，是一个特别积极的评价。在美国，其实有很多针对亚洲人的刻板印象，比如觉得亚洲女性都很柔弱谦逊，很小绵羊，很软柿子，随遇而安不会争取。不过，这种刻板印象在我身上完全不成立，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属于自己的机会。来新部门不到一年，两位带我的前辈都跳槽了，趁这个机会我主动去找了领导谈判，要求扛起她正头疼的工作职责，同时要求升职加薪，这次又成功了，领导再次给我涨薪20%。从正式工作之初，我就开始还从家长那里借来的学费。贷款上学这件事让我受益颇多，主要是给了我在上大学期间就努力找兼职找工作的动力。它让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自己还挺有赚钱的能力，也让我有了更多底气，相信未来不管想要做什么，我都可以通过自己赚钱来完成心愿。2008年，我决定贷款买一套属于的自己的房子。当时看中的那套房有130平方米，带游泳池和1000平米的大院子，由于使用面积小而且离海边比较远，总价也才三十多万美元。只不过我运气不太好，因为08年金融危机的关系，我刚贷款买完房，房价就跌了。和我自己买的房子合影。工作到2010年的时候，我为了提升自己申请了佩珀代因大学的MBA（工商管理硕士），学费需要12万美元，由于那时候我还背着房贷，没办法辞职去上学。而且我已经是二十好几的成年人了，也不想再去和家里人借学费，所以我决定边工作边读书。很多课程我都尽量选傍晚的，那两年每天都睡眠不足，也完全没有心思放在谈恋爱这种事上。但就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现在的老公路易斯。刚认识他的时候，我完全不是奔着认真交往的方向去的。那时的我和前任刚分手不到一年，正享受着单身生活。我平时上班上学特别忙，和异性的约会对我来说成了一种放松和调剂。我很喜欢抽时间去认识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人约会。在我当时工作的美国南加州，大家平时出门基本都开车，很少会在街上走路，想在咖啡厅这种地方偶遇一下都很难，我身边大多数的朋友和同学，最终选择的结婚伴侣都是在交友网站上认识的。这些网站分很多种，我选择的是通过一系列测试题来匹配三观、信仰等条件的网站。二十多岁的我年轻阳光，长得也算顺眼，再加上亚裔女孩在美国特别受欢迎，我在交友网站上特别吃香。平时如果想找人陪我吃个饭，就会用这些软件找人约会，基本是随叫随到。每次约会，我都会提前和对方说得很清楚——I'm

有真实故事想告诉“自PAI”？*请点击文章左下角“阅读原文”填写表格*或发送故事至📮：selfiebytedance@gmail.com这是《自拍》第322个真实口述故事大家好，我叫何忆义，广东汕尾人，既是一名残疾人运动员也是业余足球爱好者。更多的朋友是通过我独脚踢球的视频认识我。我自小就下定决心在足球运动上踢出名堂，可惜在12岁刚被欧洲球探物色中后，遭遇重疾失去左腿。我克服了旁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实现康复并在全国残运会、全省残运会中均获得奖牌成为田径运动员。目前，我重回绿茵赛场，扶着拐杖与队友们享受足球。在截断了整整56副拐杖后，我得到了广大网友的关注和支持。我感觉到，我的足球梦想正以不同的形式实现着。我在球场上踢球。1996年，我出生在广东汕尾市城区捷胜镇公兴村，一个距离海边仅两公里的小村子。在农村里，并没有太多娱乐活动，但在海风的滋养下，我们当地的孩子都带着自由奔放气息成长着，不断寻找着抒发活力的途径。我小时候在深圳的队训。我和足球，就是这样的契机下相遇了。2001年左右，我当时5岁，在两位同乡哥哥带领下，5岁的我开始接触足球。虽然受限于当时对外界了解不足，我并不清楚太多足球界信息，但我慢慢地发觉自己已经完全沉迷在这项运动里。那时候我们没有太多娱乐活动，周末一群孩子围着足球就能玩上一天，一点儿也不觉得累。我童年回忆似乎都与足球相伴，上学下课我都背着足球，放学后第一时间奔赴“球场”——在村子里的一块大空地里，两边各摆两块砖充当球门，找石头在中间画一道“中场线”，一个简单的球场和一场快乐的比赛就这样产生了。踢球对我来说像呼吸一样自然且重要，每天不踢上一场我都有如蚁噬，如果时间允许，我更会一直踢下去。就这样踢了两年，我逐渐成为几十位小伙伴们里的“领队”，负责组织比赛和日常号召小伙伴踢球。我们也不满意小打小闹的比赛，经过一番商量，2003年，我们组建了第一支小型球队“神奇小子”，年仅七八岁的我，开始主动向其他同龄人“球队”挑战，逐渐打出了小小的名气。我主要做前锋，也会游走在各个位置上，而在球场上来去如风、屡屡进球的我，更是给其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的我，踢球就是为了快乐，对老家以外地方了解不多的我，还没想到踢球能作为职业，我们也是单纯的“快乐足球”，并没有规范化的训练。一次次的对外比赛，虽然我也不知道具体情况，但好像获得了专业人士的关注。2005年，我因此被邀请加入了汕尾市海丰仁荣中学足球队，且我很快成为了主力前锋，代表学校甚至代表汕尾，去省内其他城市与当地球队比赛。我在校队时和队友合照。在校队，我终于得到学校提供的正规训练，有针对性地提高自己速度、运球、对抗的能力，每天绕着“雪糕筒”路障往返跑，锻炼基础体能，实操带球，再加上持之以恒的努力，我的技术逐步提升。在校队比赛时期的我。2006年，年仅10岁的我，被当时的中超球队——深圳香雪相中，被招揽成为深圳队的梯队成员。当时的我，感觉到无与伦比的快乐，感觉自己终于得到了认可，更高兴的是可以得到更加职业化的训练。我也在这个期间，开始想象自己在未来的职业道路，希望自己能在职业生涯里，踢出自己的成绩，加入国家队，为国效力。父母也很支持我走自己的道路。当我抵达深圳，还没来得及体验当地和老家的区别，就立即投入训练。除了教练组的计划，我更安排自己加训，将基础体能、运球的部分强化，并试图提高自己速度，全身心地期盼能有更多的进步。在我职业化锻炼两年后，我的能力得到全方位的提升，速度快、脚法好、对抗能力强是我的特点。在这期间，也让我被一位法国球探相中，他邀请我到法国进行为期十年的深造。不管踢不踢球的人，都能意识到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能到全世界足球职业化水准最高的欧洲。当我知道这件事后，接连好几天都心潮澎湃得睡不着觉，感觉梦想照进了现实，多年来的努力也得到了回报。我家人也接到教练打来的祝贺电话，邀请我到欧洲进行试训。不管在老家还是在深圳的教练队友，都替我高兴着。当时的我，正好在12岁上下，童年结束，青春还没完全开始，一条通过职业球员的康庄大道仿佛已经为我打开。我只是没想到，这一条路转瞬消失。当我满怀自信地回到老家办理护照期间，我与当地小伙伴来了一场友谊赛。然而就是这场比赛里，在和对方一次简单的碰撞时，我竟径直摔倒在地，随后左脚剧痛，无法再站起来。对于当时已经半只脚踏入职业道路的我来说，比赛对抗烈度并不高，摔倒对我来说也是司空见惯，我非常奇怪怎么会无法站起来。我连忙被亲友送进医院进行检查，很快便诊断出左腿患有恶性骨肉瘤，骨肉瘤有鸡蛋大小。当时我实在太小，还理解不了这个疾病意味着什么，这类骨肉瘤在20岁以下人群中更为常见，医生当时就告诉父母作好心理准备，这条腿是有可能是保不住的。父母一开始也没告诉我全部实情，我很乐观积极进行治疗，期盼尽快回到球场上。在接下来的一年内，我从老家送到广州，反反复复地进行了12次化疗、放疗。左腿的剧痛与当时的我如影随形。在白天还好，一到晚上，痛楚让我无法入睡。我只好先忍着，忍不了就吃止痛药，止痛药都没效果就打止痛针，每晚如是。这段时间，我的家人一直陪伴着我，不惜借债为我进行治疗，尽最大的可能，保住我当时的足球梦。然而，我的病情仍在恶化，比我预想的情况糟糕得多。我在截肢前有过一次濒死体验，为了延续成为职业球员的希望，我和家人曾选择了保守治疗。即使没希望了，我也回到汕尾老家尝试传统疗法，直到左腿重度糜烂，流血不止。被送往医院急救的时候，我已经昏迷。家人事后告诉我，差一点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2009年初，我13周岁，医生表示继续治疗意义不大，建议我和家人选择截肢治疗。我当时的症状，已经有可能会发展到威胁我的生命了。虽然也有保守一些的治疗手术，大致上保住我的脚，但这种手术复发的可能性要远大于截肢，而且即使保住了脚，功能也不会像我患病前那样健全——不管哪种手术，我都得放弃原来的足球梦。经过我和父母的认真沟通，我的父母陷入两难之中，他们自然希望我能健康地活下去，我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决定选择复发可能性更低的截肢方案，这也意味着我会失去左腿的大部分，但我明白，只要能活下去，才有重现梦想的资格。日常比赛我会换上特制假肢。我在截肢手术后昏睡了整整两天一夜，据我家人描述，醒来后，意想不到我脱口而出第一句话说的是——“真舒服啊！”我几乎失去整只左腿，但第一反应反而是轻松——左腿痛了整整一年，现在终于没了那连绵不断的痛楚了。从入院到手术再到休养，我在医院度过了整整16个月，踏出医院后，我我对足球的眷恋和不甘心开始浮上心头。我当时刚学上用拐杖移动，走路都未利索，我便拖着身子到球场上，利用独脚试着踢球，结果一次抽射失误，让我狠狠地摔倒在地，手术伤口开裂，不得不进行二次截肢，切除了部分组织。随后，因为感染，我又进行了第三次手术。因为这事，我父母坚决反对我踢球，责怪我：“都截肢了，你就好好在家，别做出格的事，再弄下去命都没了。”他们担心一旦我将剩余的右脚也弄坏了，那我真的得一辈子在轮椅上。即使这样，我依然不放弃足球梦，但我清楚自己必须从零开始——学习好好走路，才能回到原来的轨迹上。没有人会记得自己小时候学站学走的记忆，我只能自己慢慢探索。由于父母反对我踢球，我只好先用最日常的方法出行，再逐渐用骑自行车、爬山、游泳等运动。坐公交车出门，偶尔也会碰到看你是残疾人也不让座的情况，我就当训练一下自己的脚力和平衡力，后来更是主动用这种方法练习。单脚的耐力和平衡，是我独立出行当中的关键。我坚持出行，独自乘坐公交，并且在公交上从始发站站立到终点站。我一开始只要坚持一阵，右脚就会站得很疲劳，慢慢就可以站到三个小时了。在颠簸中锻炼自己单脚的耐力和平衡，我先用最日常的方法，再逐渐用骑自行车、爬山、游泳等运动，一点一滴地找回我其实并没失去的能力。在持续三年的康复过程结束后，我当时十六七岁左右，一边继续锻炼，一边也在积极寻找出路。我依然想通过体育来证实自己，积极参加省队选拔。第一次选拔我没被选上，因为刚结束漫长化疗和康复的我骨瘦如柴，怎也不像是运动员的模样。2012年，在第二次选拔里，我就顺利入选了广东省残联的田径队，主攻短跑、跳远和跳高项目。进入田径队后，我才发觉运动员不易，残疾运动员更不易。田径队里，残运会跑步运动员和普通短跑运动员是一同训练的。两者要做的内容几乎一致，难度一样，但对残疾人运动员的难度和消耗体力会更大。同样的，作为残运会的参赛选手，不同的残障运动员会有着不同的困难，比赛也会根据我们实际情况调整级别。但有一些队友，比我们肢体残缺的更困难，我们是很难想象花费多大的努力才能进步的——例如脑瘫的队友们，他们的锻炼和比赛难度都远大于我们，但花进去的力气和心思却丝毫不差，他们每一刻都一直激励着我。我的日常训练。在入队后的整整三年时间，我克服种种困难，让身体素质回到了健康水平。2015年，在全国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上，我获得了T42级跳远冠军、T42级100米亚军和T42级200米季军。在接下来的两届内，我都夺得了不错的成绩。后来的天津赛事里，我拿到了跳远和跳高的亚军。我用成绩证实了，我有能力回到想去的赛道上。我的跳远比赛画面。在证实了自己后，我又想到自己的足球梦了，也逐渐从田径队里抽身出来。因为术后的踢球摔倒，对于我踢球一事家人和教练都比较谨慎。以往有重要比赛时，教练都会对我严加看管，我也想尽办法偷溜去踢球，两人在相互斗智斗勇。为了学会独脚踢球，我在忙碌的田径训练之余，会想想方设法地抽空练习颠球等技术。我花了8个月时间去找回球感——练习单腿颠球。我反复进行上肢的力量训练，就是为了在手持拐杖踢球时保持身体平衡；我为了掌握手持拐杖情况下单脚带球跑动，又用坏了几十幅拐杖。我经过无数次尝试和失败，总算逐渐掌握单脚持杖踢球。自此，我终于能在球场上奔跑、运球、射门。我经常调侃这过程，我先是两条腿变一条腿，现在又从一条腿又变“三条腿”。跑步、带球、对抗、运球、射门，我靠着两根拐杖和一只脚，完成了。残疾人足球的活动，在英法德这些欧洲足球强国司空见惯，很多参加的残疾人水平还非常高。国内虽然也有残障人足球队，但基本是给视障或是聋哑人士，针对肢体残障的足球项目较为缺乏，也没有专门的训练途径。我要去踢球，只能想办法加入普通球友和队友之中。我在球场上踢球的画面。我还记得第一次成功要求对方让我参加比赛，是在广州医院附近的一个球场，对方领队看到我撑着拐杖和单脚过来，那表情可是相当的微妙，但他还是让我上了，然后我就一直踢到比赛结束。在一开始，这样的接纳是少数，大多数都是闭门羹。即使让我加入，也会担心我肢体问题不让我上。有一次更是遗憾，好不容易让我上场了，没几分钟我的拐杖就断裂，只能又回到板凳上。最开始被拒绝的时候，我很谅解但也免不了难过，但随着我踢多了以及踢出名了，每场比赛也尽力助攻或进球，越来越多的朋友接纳了我，拒绝的情况越来越少。后来我到了深圳，就几乎没有拒绝我的了。平常残疾人两年才换一副拐杖，我现在一年十几副地换，至今共用过56副。深圳的朋友也录下了我的踢球视频，上传到视频网站。逐渐地，我的踢球视频集锦也传播开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网友和媒体的关注。我也成了一位”红人“。意外的走红，让我得到了以前想都不用想的遭遇：2016年，我加入了深圳一支业余球队，平日为不同学校、不同城市的小朋友做足球教学展示。2017年，我得到机会现场观看中国男足的现场训练。时任国家队主教练里皮非常赞许我对足球的执着和坚持。里皮和国家队为我送上锦旗。2018年，我和偶像C罗在一个商业广告里合作出镜，让我感觉像是发梦一样微妙。现在，我在深圳给一家户外运动装备做推广，在残联和比赛赛事也能得到一些补贴和收入。随着我逐渐有了一定影响力，我希望去做更多的事。不进入这个圈子，你永远都不知道里面的情况。当我自己成为了残疾人，我也才能了解到，我们身边有那么多残障人士，很难走出家门。像我这样的肢体残障者，国内有差不多2000万人，广义上的残疾人有更多，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困守家中，非不得已不踏出家门，更别说出来运动或者踢足球。我在夕阳下走路。为了学会走路，花了我一年多的时间。在我接触到的很多残疾人里，很多人是过不了自己那一关，会自暴自弃。我想通过自己的经历鼓励这些朋友，希望我们都能靠自己走出来，自力更生。我不知道我自己能产生多大效果，我本身很喜欢足球，且相信自己只要坚持展示残疾人也能踢球的场景，一定能让部分残疾人朋友意识到，自己也有这个能力。从德国到日本，从埃及到海地，世界各国都有着残疾人手持拐杖踢球的俱乐部。虽然难度很大，但我也希望能在深圳组建一支类似队伍，为国出征，实现少年时期的梦想。*本文由何忆义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何忆义本人提供。*本文在今日头条首发，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有真实故事想告诉“自PAI”？*请点击文章左下角“阅读原文”填写表格*或发送故事至📮：selfiebytedance@gmail.com这是《自拍》第319个真实口述故事大家好，我叫麦长青，是一位祖籍清远，生于广州，成长于顺德和香港的演员，目前在内地发展事业。我在1987年在TVB入行以来，曾演绎过《天龙八部》的游坦之、《西游记》的沙僧、《巾帼枭雄之义海豪情》的梁非凡等上百个角色。相对于我本人，内地的朋友可能更了解我不同角色的表情包，而这些表情包的传播，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我。目前，我跟上了北上工作的浪潮，在大湾区开展了自己事业第二春。2022年5月30日，我在广州猎德桥附近。1968年，我出生在广州老城区。在我出世之前，我爸爸已经在香港做推销员，只有在广交会期间回家十几天，奔波两地。家里只有妈妈带着我。按现时的说法，我也属于半个留守儿童。在我出生之后，我妈妈从广州搬到顺德伦教老家。我也在顺德度过了12岁之前的童年。顺德在当时几乎是个大农村，蓝天白云，我过着很幸福的自然生活：光着脚在田间捉迷藏，在浅沟跳水、游泳。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花生田收割后，在地上捡起残余的花生，拿回家加盐煮一煮，就成当时唯一解馋的零食。这段时间，我父亲每个月都从香港寄钱给妈妈和爷爷奶奶，我妈妈也出去绣花帮补家计。这样的日子直到在我12岁那年有所改变——我的弟弟出生了。妹妹和弟弟出生以后，妈妈也觉得总是分隔两地不是事，最终决定全家搬到香港团聚。我在内地时的照片，大概8岁左右。时隔40年，我仍然对第一次去香港的那天历历在目：在过关之前，火车两旁一路上都是农田、河道、平房；过关之后，楼房密度越来越大，直到出现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对我形成非常大的视觉冲击。我对香港第一印象是震撼，但第二印象就是拥挤了。在香港，我住在九龙仔那边，现在那边已经是豪宅区和城市大学，但在当年只是“木屋区”，在这里居住的市民收入普遍比较低。搬来香港后，我们经济压力更大。我和妹妹要读书，我弟又还小，处处都是花钱，所以来香港后，不仅我妈，连我都在平时和假期要去做兼职帮补家计。香港当时加工业发达，家庭主妇会在厂里接些手工活回家做帮补家计，穿胶珠、拼公仔、剪裤头。我也一样帮妈妈做兼职，同时节假日和寒暑假几乎都用来赚外快，偶尔去服装厂做清洁工，哪里能来钱，我就去哪工作。我平时上学兼职能每个月能赚800元左右港币，暑假做“长工”能赚一两千元，够我一个月的学费和“书簿费”（购买教科书的费用）以及个人开销。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逐渐学会了节省和精打细算。学校离家远，我上下课都要坐地铁，每趟要花1.5元港币，加上早餐钱，每天大概要花10元港币。学杂费和开销基本是靠打工赚回来，很少问家里拿钱。我中学时代的照片。在香港期间，我在一所小学和两所中学念过书。在那个年代，内地赴港的学生都会遇到很多困难，尤其是学习和交际：我们除了中文和中国历史两个科目之外，都是用英文教学（香港在当年大部分学校都是英文教学），而且中文的内容也是用繁体字来书写，我们很难跟上学习的进度。交际上的问题更严重，特别涉及歧视问题。我比较幸运的是，本地同学对我非常友善，但小学时有一位老师，曾明目张胆地表达他歧视内地学生的想法，这让我产生很大的负面情绪，因为繁体字和英语教学，让我学习进度较慢较慢，这也曾让我失去自信。幸好，这种老师只有一个，大部分香港本地老师都非常友善，甚至在下班时间主动给我们补课，给我们用中文讲解各科目英语教材的内容，想办法让我们跟上进度，甚至编了一些对照笔记给我们。老实说，我所在的学校并不是一所成绩很好的升学学校，甚至被叫做“飞仔”（顽皮捣蛋的孩子）学校，但这些认真的老师，我一辈子记着他们的好。同样也是这些老师，让我产生了自信，并鼓励我选择走上正确的道路。我在TVB的第一张的艺员照片。香港的义务教育到中三（相当于内地初三）就结束了，在中四之后就开始自费念书，或者去读各类职业学校，大多数同学也会在这时候决定要不要升学，这也被称为“中三淘汰线”。我父母坚持让我继续读下去，让我很幸运地多念了两年，但到了中五阶段，我也得想生计的事情了。我后来在学校积极参与了不少课余活动，但在我老师眼里，我还是一个缺乏自信心的人。我的历史老师——也是给我补习的老师，在我决定去参加TVB的《超级新星竞选》时，他鼓励我积极参赛，一方面希望我锻炼一下自信心，一方面也希望我多试试不同出路。这个赛事是TVB首次不限类别的比赛——以往都是特别美型或者歌喉特别好的人才才有机会，我身边的同学几乎都参加了，放到全香港更有7000多人报名——当年香港才500来万人。我一开始抱着玩的心态去的，没想到通过了初选。父母却对这选择不太赞同，妈妈认为我们这些基层家庭，比起其他参赛者，我们条件太过“寒酸”，连参赛的正装都没。我当时也有想过警队。只是通知比赛的电话比警队的电话更早，我个人也不甘心就此放弃，就果断向父母表明，我想走演员这一条路。妈妈默默地陪我去参赛。当时比赛是需要自备服装的，其他选手都穿西服正装上阵，我却穿着牛仔裤T恤就去了——实际上那也是我最好的衣服了。妈妈见状再次犹豫：“要不别参加了，我们连西装都没。”幸好一位TVB高层看到后说了一句：“T恤牛仔裤很阳光”，保住我一线希望。次日，我妈妈突然带我去旺角，给我购买了人生里第一套正装，花了1500元港币——80年代的1500元港币，对她来说，这是全家人一个月的开销。我心里极其难受，家里一直以来都是省吃俭用，我几乎没见过一次性花这么多钱的消费，更别说只是用来买一套衣服。我妈妈当时没说什么，我也最终没开口阻止她——我知道她是要支持我发展自己的事业，我自己也很想要这套服装参赛，一套西装是必要的敲门砖。但她付钱时的背影，我一辈子忘不了。我下决心要做出成绩报答她，没想到这时间比想象的要长多得多。当时是1988年，无线艺人训练班已经培养出很多周润发、周星驰、刘德华、梁朝伟等人，我们将训练班称为香港演艺界“少林寺”，寓意培养出大批演艺人才。当我在《超级新星竞选》止步于准决赛，却被邀请进入了第14期的训练班。我那一届也是人才辈出，包括有郭富城等同期同学。1987年左右，我和郭富城以及其他同期同学合影，背后中间是高宏老师。当年的训练班虽然已经名满天下，但也没有工资拿。现在回看起来，训练班的气氛与课程也很普通——早上10点上课，下午4点下课，但有时要交完作业——也就是现场实拍的片子才能放学。老师们也会教你怎么演戏，塑造角色、塑造人物，见差不多了，给一个剧本你去演绎，怎么去走位和看镜头，在我看来非常注重实操。我主动请缨做了摄影的班委，帮同学拍摄，所以每回都是最晚才能走，但也给了我更强的镜头触觉感。正式入行后，我不需要摄影师提醒就知道是特写还是全景，特别容易搭戏。训练班出来后，人人都要经历的“跑龙套”角色。后来我和内地演员，特别是内地的科班演员交流过，我们在训练班比较重视实操，在实际演戏里领悟方法论。科班的课堂里会更重视理论，老师将戏剧理论讲述得非常全面，并且可以学习到过往戏剧大师知识，可以更容易走上专业道路。两种学习各有各的好，近年的训练班也逐渐强调理论教学，如果有机会，我也想去体验一下这种模式。在训练班的好处是，我可以更多地和优秀的前辈学习，这是最宝贵的财富。有次老师突发奇想，让我们写出个人目标，刘德华、梁朝伟师兄是最热门的，我记得我写的是卢海鹏和廖启智。鹏哥和我都是广州过来，和发哥、达叔是同一届训练班。近几年他在电影里更知名，但当时他在香港综艺鼻祖《欢乐今宵》里以搞笑角色出名。他也是我综艺方面的领路人，教我怎么走位、怎么补位，也曾在导演突然改剧本的时候，他也会来提醒当年小咖得不能再小的我，并在台上台下教我怎么临时应对。凭着各位前辈的指导，我在后来被领路进了剧组和综艺——儿童节目《闪电传真机》。我在“闪电传真机”里扮演角色幪查查。在大湾区的朋友，很多人都说过这是一个暴露年龄的节目：工作日放学时间播放，配合儿童游戏和动画片，是一代人的集体回忆，我在这里一做就是5年。这段时间的回忆很珍贵，但当时的收入并不高——当年的TVB薪酬制度非常复杂，一般我们后半年会多一些钱，但前半年时间基本工资只有4000元港币左右，在90年代的香港也不算高收入了。电视圈也是娱乐圈，即使我再克制，一些大额消费也难以避免。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很多前辈同事会带着我们新人去吃饭，其他菜式还好，一旦去吃日本菜就“大出血”。即使AA，我也要掏四五百，吃多几次我连工资都花光，但前辈叫到又不敢不去。平时我租房、寻呼机费用都要不少开销，基本上都是月光。所以在前半年时间，我必须要靠信用卡和做兼职，才能保证自己满意的生活水准。TVB有各类活动要出席，时间安排很紧张。我在TVB本职工作就很忙，我做兼职之后，生活就更奔波了。在众多兼职中，我曾做过就是宜家家私的送货工，每日能赚三四百元。这份工作有意思的地方不止是赚钱。在当时，一些家长会在宜家给小孩子订床、书桌，再让人上门安装。由于长期做儿童节目主持，我在上门安装时经常会被小孩子认出。我去宜家做兼职的时候，很受其他兼职同事欢迎——因为和我一起出外勤被认出的话，往往能得到顾客给更多的“小费”，甚至还有人会请我们喝下午茶。这段经历我后来说给女儿听，她坚决不信。直到她在同学那里得知，对方的床还留着我当年的签名，她才将信将疑。总有人问起我这段回忆，会不会觉得游走在搬运工和主持人之间工作很尴尬，但我是一直保持着平常心——拼装家具和拼装模型差不多呗。这是正当赚钱的职业，我没用偷鸡摸狗的方式赚钱，所以我不会觉得有什么不体面的。1995年，有一位监制希望我来参演《命转乾坤》，所以我调离儿童组，回归戏剧组，后续这位监制也给我很多机会，包括让我参演《无头东宫》、《天子寻龙》等剧集。亦在此时，我职业生涯来了一波好运气，我得到了《西游记》里的沙僧和《天龙八部》里游坦之等剧集里的角色。1996年，我接到了TVB版《西游记》里的通告，由我扮演“沙僧”的角色。我也是这剧里和黎耀祥再次合作，他扮演猪八戒。这部剧挑战性很大，《西游记》的角色深入人心；《西游记》电视剧也有着很多优秀作品，包括86央视版和66香港版。怎么演绎，才能把沙僧演出我的风格，同时符合电视剧的基调，成为我日思夜想的问题。我在当时学懂了一招，严格刻画人物故事背景后，将自己代入其中：沙僧这这角色并不聪慧；辈分最低，这和我在主演团队里一样，其余的人都是我师兄；能力最弱，他需要依赖其他角色。这些思路下，我脑海逐渐浮现出一个孩子——一个不想父母离婚的孩子形象。我恍然大悟，这就是我适合演绎的沙僧：团队里话语权最少，辈分最低，希望团队完完整整，在团队分裂时充当缓冲角色，并且永远站在“师父”那边。一个淳朴、少语、老实但坚定的沙僧角色就出现在我面前了。这个角色有很多演绎方式，我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西游记》主演合照。最终，96版《西游记》大获成功，播出期间香港万人空巷，连TVB老前辈都感叹很多年没有这样的轰动效应了。次年，我出演了《天龙八部》的游坦之，经过我和不同同事反复的琢磨，决定让身型与原著大不相符的我，专注于“痴”一字去演绎。这种不同角色与角色的台前幕后对戏和交流，是TVB演员能练出来的重要因素。继《西游记》之后，我和黎师兄再次合作，也是我和他最经典的合作，是2010年《巾帼枭雄之义海豪情》里的对手戏。我和师兄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我和师兄一场在警局的对手戏，剧里是我请同事吃蛋糕。我们私下对了一下戏，我感觉不对，提了一嘴：“好像差一点东西。”黎师兄笑了一笑，说：“那你只能一次过。”正式开拍的时候，蛋糕就砸在脸上了——一次过是因为被蛋糕砸中必须卸妆，没办法NG。我们全程都没提蛋糕的事，但我们都很默契地想到了这个“加戏”。我和黎师兄在剧中打扮的合照。这样的师兄弟、老师学生之间的演员传承，是TVB演员演技进步的源泉。我也在前辈那里得到很多经验，也有着将经验传递下去的义务。罗嘉良老师演绎的很多角色都非常复杂且有厚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会给角色做非常详尽的前传故事，他就建议我也这样做。梁非凡这个角色，本来戏份只有现在播出的一半左右，他原本很快就退场了。我自己个人追加了对这角色的理解：梁非凡成功上位后，却千方百计想抢了男主的老婆过来，更是风风光光地大摆筵席迎娶对方——这是很不合理的。他一个靠抢占下属功劳上位的成功人士，娶一个二婚的女子，这在民国时期绝对会成为他人笑柄，是什么导致他必须要这样做？我认为是因为爱，女子是他的初恋情人，因故嫁给了男主，导致他有一种潜在的患得患失感，最终在这一刻爆发。这些设定让角色瞬间厚重了起来，我更是给剧里人物的过往和现在添加很多设定，让整个人物的情绪越来越合理，最终成功让“梁非凡”这角色更加立体。2010年，我在万千星辉颁奖典礼获得“最佳男配角”等奖项。此时此刻，我想起母亲付钱买西装的身影，时隔23年，我总算给她，给家人一个事业上的交代。在“梁非凡”之前，我虽然也演出过不少角色，但毕竟不是男女主。自“梁非凡”的角色后，我在经济上有了好转。严格来说，梁非凡也不是男主，甚至不是男二，我很感谢同事给了我这个机会去演绎，才有这种成果。因为剧内这一幕，让更多人认识了我。这时，我42岁了，在接下来几年，我接到的角色、商演、代言邀约都有显著的提高，但没想到一个低谷却在等着我。我曾希望一辈子在TVB工作。在我和TVB高层好几回的直接沟通时，我都会反馈希望让老年演员晚点上班，早点下班。很多接到通告的六七十岁的老前辈演员，往往要凌晨赶到片场，且到深夜才能下班，他们不舍得打车，经常要坐夜晚巴士回家，没多久又到第二天的拍摄。这对这把年龄的老人家是很大的煎熬，我们稍年轻的演员都看在眼里，十分心痛。我向高层反馈这个问题，既是为了他们，也是为了我自己——待我在TVB老了之后，希望也不用遭受这样的奔波。趁着沟通的机会，我也尽可能为自己安排着TVB内的退休计划。可惜，天不遂人愿。因为一些事情，我还是在约满后离开了TVB。在广州街头，我经常因为过去的角色而被路人认出。在离开TVB后，我虽然一度迷茫，也一度怀疑过自己价值，但在家人和朋友支持下，我重新进入了各方面的探索发展，试过投资，也试过创业，最终因为一个契机，我踏入了从没踏足的领域，也让我多年来的沉淀能力，再度迸发新领域。因为出生在内地，以往在工作中碰到有内地来港学习电影、摄影的学生，我也会多聊几句。有一回，一位同学突然告诉我，我在内地某视频网站很火，被“鬼畜”了。我完全没有意识，连该视频网站都没听过。虽然我很早就开了微博，但一般都是当做生活分享，其他平台用得不多。当我受此契机，决定研究起内地的长、短视频网站，我打开了新的世界——虽然新世界的入口是梁非凡的“鬼畜”视频。看着日益增长的粉丝量，我在另一个领域认识到内地互联网的发展潜力，开始认真构思北上发展事业的打算。因为一个契机，我很快付诸行动。我注册了各平台的账号，一边发展各类视频栏目，一边开拓自己的新视野。2021年5月，我正式来到广州天河，开展工作，以前我回内地都是匆匆忙忙，没认真看过这个城市。这次我首次踏足广州CBD，瞬间被广州珠江新城的发达和先进震撼到了——这和我四十年前惊讶香港的发达是不一样的，这时我已经游历过东京等全球大都市后，回看广州CBD，也不会觉得落后于人。我真正震惊的是，在仅仅我的一个青春期限，我的故乡就从到处农田的地方，变成这样与发达国家持平甚至领先的成就，因此我相信这里有着无穷的机遇和可能性，我也相信我能在这里找到我的天地。我现在回到内地后，但其实不少好友已经先我一步北上了：我的多年好友，在97版天龙八部里扮演阿紫的刘乔方（原名刘玉翠）也定居广州，她像一个“老广”一样经常煲汤分给我们。我还有很多好友生活在大湾区各处，我们不时约饮茶，仿佛回到十几年前的时光。2022年，我和黎耀祥师兄在内地碰面。这时的我，想起多年前在香港碰到一个老华侨。他认出我是TVB演员，走过来小心翼翼地问我们：能不能多拍一些祖国风光给他们看。他自小就在美国生活，在国内已经没有任何的亲人了，也做好了客死异乡的准备，但依然想看看祖国的情况。虽然在当地生活了一辈子，但他极少踏出唐人街。对当地人来说，在唐人街以外的地方，哪怕他母语都不利索了，但他还一个中国人。这种身份认识和现状的偏差感伴随了他一辈子。我一直谨记着这件事。在当时，我只是一位演员，没办法决定公司拍什么。现在，我回到大湾区，开始用我自己的视觉，去拍摄这个地方，给更广大的世界观看我们的成绩，也希望那位老华侨和他们那一代人，能感受到这份心情。四十年前，我和家人一无所有地抵达香港，让自己实现了自己理想。现在，我从香港回到内地，在这片土地上，发展自己的新天地。*本文由麦长青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麦长青本人提供。*本文在今日头条首发，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有真实故事想告诉“自PAI”？*请点击文章左下角“阅读原文”填写表格*或发送故事至📮：selfiebytedance@gmail.com这是《自拍》第317个真实口述故事我叫杨泽胜，在美国送外卖的85后。我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从小不愁吃不愁穿的，家道中落后便开始了不断折腾和奋斗。我做过各行各业的工作：酒行、消防队、美容减肥，最后漂洋过海跑来美国赚钱来了。近日送外卖的我。我1986年出生于沈阳，小时候条件比较优越，父母都是开饭店的，母亲在沈阳开了一家三层楼带KTV的大饭店，父亲听说满洲里能赚钱就跑去那里开了一家餐厅。印象中，我总带同学去妈妈饭店吃饭，我们老点烤牛肉，肉一盘盘上。幼儿园的时候，爸爸回沈阳做服装生意了，去南方进货然后来沈阳卖。他在我长大后跟我说过，那阵子生意特别好做，什么款式颜色的都能卖的出去。高中时，我们搬进了沈阳市中心150平的高层住宅。吃穿方面，我都很随心所欲。那时候流行阿迪和耐克，我每次都是几千几千块买的。小学的时候，麦当劳肯德基刚进入沈阳。当时都是小孩过生日或者家里聚会才会去。还有必胜客，就更贵了。对我来说没什么，就是想去就去，没想过贵不贵的。我对品牌没什么了解，穿的牌子都是同学认出来告诉我的。记得最清楚的一回是穿Boss牌裤子踢球，坏了就再穿条新的接着踢，直到同学告诉我这个裤子贵，我怎么就这么随便弄脏了。然后我问我妈这裤子多少钱？她告诉我800块，我才再也不穿它踢球了。说白了，我对这些品牌、数字都没数。高中时候的我，瘦瘦高高。然而这样的日子在高中时按下了暂停键。爸妈也没特别通知我家里到底什么情况，妈妈就说饭店的地方动迁了，就是房子要被拆了，她也不打算继续干饭店了。我听到这话隐约觉得不太对劲，因为正常动迁的话再接着找地方干就好了，不会就这样放弃的。是因为饭店不赚钱了？我当时小，也没问什么情况。长大后我妈才告诉我，他们干饭店的时候认识一些朋友劝他们去做工程，后来钱套里面了。这是“重大决策失误”。这事发生在高中，但是当时我住校，不常和父母见面，所以没太大感受。高中毕业后我本来想出国深造的，就知趣地没提这事。大学时期，父母帮我选了一所学校读法律，他们觉得读法律有前途。大学期间我的生活费一个月3000元，他们还是该给照给。毕业照片，我是右一。2009年毕业后，我去律师事务所实习发现自己并不喜欢这一行，考本校研究生也没考上。然后就开始找工作。找工作的时候我才感觉到，啊，原来家里是真没钱了。当时别人给介绍工作需要出点钱才能进。介绍人给我妈打电话，问我去不？我妈听这个岗位还挺高兴的。后来介绍人说需要一笔钱，我妈愣了一下，说再考虑考虑。我当时就坐在她对面，心里大概知道家里的情况了。大学的时候我处了一个对象。女方家里经济条件挺不错的。我们谈了四年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我知道该考虑彩礼的事了。看到家里连工作的介绍费都拿不出来，我感觉彩礼就更别提了，后来女方那边也感觉我这边经济条件、个人发展各方面都不太行吧，我们最后也黄了。当时真是万念俱灰，也特别焦虑和迷茫，自己已经失去了坐吃山空的资本了。要是在家里有钱的时候，我不是小孩子就好了，一定会拼了老命把钱留住。我姥姥跟我说过，我爸妈两个人花钱大手大脚，估计是那个时候来钱太容易所以就不在乎。他们还老是扶贫，家里亲戚没钱了直接送钱去也不要还，说是都是自己家人不用算那么明白。但是我这人好就好在，心态好。我安慰自己，家里环境一直好也不是好事，就会容易不上进。反正也回不去从前那样了，现在正是我自己做点事业时候。自己做事业的第一步是多学东西充实自己。我去了家西餐厅当服务员，因为感觉能在那里学习礼仪、锻炼沟通力，遇到老外了没准还能练练英语。干了两个月后，领班和经理跟老板闹矛盾了，他们俩人带着很多服务员跑了。这时候餐厅就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个新来的员工了，老板就直接让我做经理了。公司团建，我（左一）带着我的员工去大连发现王国。那个西餐厅装修很奢华，每天上班感觉跟在偶像剧里一样。地上铺着白色的地毯，长条桌上方挂着一盏盏水晶挂灯，连醒酒器都是水晶做的。这里的牛排都要100多一份，如果是那种顶级的肉眼牛排要688一份，香槟的话都是一千多块一瓶。来的客人都开的保时捷、奔驰、宝马。这家西餐厅里还有酒行，主要接待沈阳宝马的员工，承接他们的酒会，还有沈阳当地的主持人、老板、明星之类的。我看着这些人隐约想到了我过去优越的条件，心生羡慕。成为经理后，我就努力多接酒会，维护好客户关系。餐厅的营业额越高，我们年底的奖金就会越高。每次酒会，我都会叮嘱服务生们别拿错酒，哪些需要放冰桶里，餐具台布都布置好，这样客户就愿意一直在我们这儿办。虽然我是餐厅经理，但我也努力学葡萄酒知识。公司提供了很多葡萄酒相关的书，我都拿来看，看着看着自己就轻车熟路了，比如名庄酒是怎么回事？公司卖的酒都能喝出什么口感？有时候葡萄酒顾问不够用，我就自己顶上去给顾客讲酒。反正多学知识总没错的。当经理当了三年半，我觉得自己有了社会经历，想要更上一层楼，就想去五星级酒店工作。我在酒行基本工资是2500多一个月，五星级酒店大堂经理能1万多呢，还是得赶紧多挣点儿钱。要想去五星级酒店工作得英语好。我当时手里有5000，管同学又借了5000，信用卡刷了5000，共一万五报名学了英语。学英语的机构，当时想给同事展示学习自习室。与此同时，爸妈告诉我，市消防队正在招人，工资是酒行的两倍。他们又跟我说，市政府的工作听上去好听。我还挺犹豫的，如果去消防队的话五星级酒店就去不成了。但在当下那个节骨眼，为了双倍的工资，我就跳槽去了消防队。既然面前有这个机会，就抓住吧。我成为了消防队的接线员，就是人们拨打119的时候那个接电话的。说是接线员，其实更准确的说应该是消防指挥中心调度员。面前的电话响了，我接电话问事故信息。火灾发生时，打电话的人有时已经懵了，都说不出自己住哪儿，我就会争分夺秒地逼问：房子几楼？有几个人？这涉及到派多少辆和派什么样的消防车。消防队的生活忙碌又规律，住队宿舍，一周休息一天。我每天早晨7点起来，如果是我值班的话吃完早饭就直接去上班了，一直到下午5点结束。如果是晚班的话就是晚上10点起来，一直干到第二天早晨8点。晚上打电话的人很少，白天比较多，我一般一天能接100多个电话，救火的、开锁的、桶了马蜂窝、人卡在车子里出不来的，这些都算消防业务范围内。在消防队宿舍自拍。在消防队的时候我也没闲着，一直在等赚钱的机会。当时在四川特别火的串串香在东北还没流行，我就特别想让它在沈阳火爆起来。选址的时候我看中了个商业街地下城的商铺，不过那租金挺高的我承担不起。后来我又盯上了大学城的一个位置，租金大概是地下商城的一半。筹备阶段被我妈拦下来了，她不想让我起早贪黑去穿串，说太辛苦了，就老老实实待在消防队就行了。这事黄了之后我这颗创业想赚大钱的心还没死。那阵儿时兴微商，我看有个初中同学总在微信朋友圈发面膜招代理的消息，就去试试了。我进了5000块的货，销量还不错，以前的同学都来买，给的反馈也还很好，回头客就接着买。卖着卖着，我的半只脚已经跨入美容减肥行业了。从消防队离开之前，我还代表这个指挥中心拿了一个篮球赛的冠军。当时我消防队同事的老婆开了家美容店，在找加盟商。我查了下同事老婆卖的产品，发现是大公司生产的，口碑不错。同事后来还拉着我去店里参观了下。有了面膜的过渡，加上看那天美容店人还挺多，我感觉这非常值得一试。哎呀，终于创业了，终于等到这个机会了！我当时整个人精神状态特别好，就感觉第二天就要发财了！我投了10万块，这钱还是找我几个亲戚借的。他们都知道我家里的情况，看我这么斗志昂扬，就都说支持我的梦想。投完钱后，公司给我发了机器和产品。当时特别流行在民宅里开美容院，我也把家里改装成了美容院。筹备开业阶段我这个对美容行业一窍不通的人每天玩命学美容产品知识还有功能功效，把那些个小册子随身带身上，有事没事都拿出来翻翻背背，感觉比我高考复习还用功。但当真开起来头一两个月的时候我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客人来，大部分都是朋友来捧个场。当时有点泄气，感觉自己那些美容减肥知识都白学了。但是我没放弃。我要干大事业！还想让家人努力回到原来的生活水准呢。我瞅着这满大街都是人，那拉人来我还不简单。散发传单太没效率了，我就盯上了——停车场。很多车主都会在正驾驶位置前的挡风玻璃上放自己号码，我看到就抄下来，一天抄过好几百个号码，抄的本子上密密麻麻的好几页。然后挨个加微信。大夏天的，我经常抄着抄着头上的汗就掉到本子上了。我的拉人办法的确拉来了一些人来加盟。加盟做的有声有色，不到七个月我已经买了辆车。我在美容院给客人做护理。但是干了不到一年，我的生活又发生了重大变化。2015年底，我和我的初恋女友重新在一起了。几个月后，她告诉我她未来要在美国生活，问我愿不愿意跟她一起去？我考虑再三决定跟她一起去美国。当时创业陷入了瓶颈期，感觉钱赚得又慢又累，因为我需要不停拓展客户，还总要全国各地出差见加盟商。我想要过舒服一点又赚钱多的生活。我想了想，反正在哪儿赚钱都是赚，在美国还赚的是美元。2016年7月，我开始准备签证，10月份，我来到了美国。说起签证还有个好玩的事。原来在酒行的同事后来又拉着我做葡萄酒生意。我在他那里拿成本价进货拿酒，然后帮忙往外卖。我把这个公司填在了我的“职业”栏里。签证官当场表示，我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职业，还说欢迎我去美国尝尝那边的葡萄酒，给我秒过了。而美容产品加盟商生意一直干到我出国前，最后我做到全国各地30多个加盟商。一个月什么都不干也能有2000-3000的收入，稍微工作一下能有4000-5000的收入。二线城市这个工资够活了。虽说还是没大富大贵吧，但是至少我觉得我对得起我的努力了。刚到美国，在旧金山机场外就咔嚓给自己来了张自拍。新生活要开始了！女朋友在我来美国前已经帮我把工作找好了，在一家四川餐厅做服务生。餐馆11点上班，2:30下班，然后休息，5点再上班，到9:30下班。我在餐厅点菜上菜撤桌子接电话，前台后厨都干过，每天回家感觉身上都有一层油。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犯过挺多错误，比如给客人点错菜：他们点的是午餐份我上成了正餐份。我心里都想好了，这钱我来赔偿了。但是同事们都挺好的，都会尽量把我点错的这个菜推出去，不让我赔。我经常听说一句话，在国外老乡坑老乡，我不同意，我感觉我遇到的还是好人大多数。美国有“小费文化”，就是通常顾客会给服务行业人员小费以表对他们服务的认可。在餐厅，一般给15%-20%。我刚在这家餐厅工作的时候，我拿到的小费里只有30%能进入我的口袋，剩下的给老员工分了。要拿到100%小费，只能熬，勤勤恳恳工作。终于，在这家餐厅工作四个月后，我拿到了100%小费。但是也不能高兴得太早，还要跟其他员工抢地方呢。餐馆一般周五周六日最火爆，客人给的小费最多，能有平时的两倍。但是一般新员工是排不到周末的班的，所以我在最能赚钱的日子里又闲下来了。怎么办呢？这时候新活来了。老板开了家新店让我去看店，还是夜宵场。一周一天都不休。白天上完班后去夜宵场，一直到凌晨1点半。我就跟自己说，就当多挣钱了。确实多挣钱了，一天能多50-100刀小费。我在后厨还认识了个福建的小伙子，比我还能吃苦，他天天10个多小时工作量，一周一天不休。第一家工作的餐厅。但是这个夜宵场是真的累啊，一直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我又开始琢磨新路子。我在这家川菜馆30分钟路程的地方又找到了家北京餐厅，想把周五周六周日补上。不过它这里周五六日也根本不缺人，所以这事又泡汤了。然后我把目光又瞄向了奶茶店，时薪14块。应聘的时候我有点犹豫，感觉钱太少加上语言不通，因为来喝奶茶的有很多外国顾客，感觉他们讲英语都跟急着去投胎似的。这奶茶店让我去试试，但是我最后还是没去，感觉钱太少。后来，那家北京餐馆给我打电话，说他们正好有别的员工要走，就把我安排进周五六日了，但是还是给我50%的小费。又通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拿到100%的消费了。我当时一周上六天，两家餐厅都拿到了100%的小费。美国这边很多公司都是半个月发一次工资。记得我第一回拿到100%小费的工资单的时候，兴奋得要跳起来了。老板娘把钱装在信封里，我拆封的时候手都在抖。看到个数字2600美元，是真的开心，也感慨。打工的日子不轻松，我刚开始干的时候因为端太多盘子，手第二天起来就肿胀，握不紧拳，后来还得腱鞘炎了，手腕儿鼓个大包。不过都是值得的！我这样下来一个月能挣4500-5000美金，我会寄1000美金回家，爸妈挺开心的，觉得我出息了。我和女朋友一起去加州Napa酒庄。也许有人要说了，哎你之前在国内好歹算是个小老板，在美国餐厅打工算是怎么回事？没有心理落差吗？我还真的没有。到哪儿不是生活，到哪儿不是赚钱呢？想当初我刚毕业的时候在餐厅打工，脏活累活都干过，现在就重回老本行了。2020年，疫情来了，餐馆生意感觉一下子垮了。我琢磨着那做啥好呢？3月份开始，我就当起了生鲜外卖送货员。送外卖的日常。生鲜外卖很火爆，刚开始的时候也挺辛苦。拣货人员把货放到箱子里，然后我们这些外卖员打包顾客的货。打包的环境实在不敢恭维，过道儿特别小，我都蹲不下去，也没法完全站着，很别扭的状态。打包完后我要把这些箱子全推到一个推车上，再推进送货车里。订单多的时候一天能打包80-100单。当时正好赶上夏天，每次走这么一遭都大汗淋漓，感觉给自己洗了个澡。刚开始又送货又送外卖的头一个月，我瘦了差不多30磅，约13公斤。不过收入也很可观，一个月能挣八千到1万美元（相当于人民币五六万元），加上政府有次发补助发了4000美金，日子过得也算不错。生鲜外卖的推车。我还研究出了送外卖快的方法：一个是只要送过的公寓一定要把它们的特点都记下来，比如哪家你可以跟着前面的车顺进去，哪家顺不进去。还有就是，一旦有公寓聚集区，就尽量不要往那个区域去了。送得快了，每天能接更多的单，赚的钱也就多了。送外卖这份工作本身没有什么难度，我把餐品放门口，拍完照就可以走，不太需要和别人交流，自己干好自己的活就好。而且我发现，在美国生活原来不需要会说英文。订中餐馆外卖的基本都是留学生和本地华人，我跟他们打电话说中文就可以。甜品店奶茶店会遇到其他族裔的人，他们跟我说英文，这个时候我把手机递给店家确认订单就可以了。送外卖的时候看看两边的房子是一种享受。在这边送外卖，超时二十三十分钟都特别正常。道路比较远，餐馆做得慢，司机人手不够，超时能有各种原因。有一次我送一单超时了一个多小时，餐厅到那人家里也就4分钟，反正我是不太理解为什么人家还要点外卖。送外卖的时候我也能看看两边的房子。有的人房子在山上，还有自己的马场、大花园、草坪，太好看了。看着我还是挺羡慕的，自己也想买一套，山里的估计是买不起了，郊区买一套就行，现在还在努力中。现在送货生意没有以前那样火爆了，收入回归到7000-8000美元（相当于4万多人民币）。我和老婆现在租了一个两层的house，月租近4000美元。疫情前本来看中一套房子，一直在等价格下降没想到价格不降反升，后来也没买成。我们就安慰自己，租房也适合自己，买房要交这个税那个税的，而且孩子还不知道在哪儿上学，到时候等她要上学的时候再定。生活日常，在自家小院里吃烧烤。送了两年外卖，感觉这份时间比较自由，我干的也很开心。在餐厅总能碰到熟人，因为之前在餐馆当服务生，很多人都认识我了。所以我在餐厅等外卖的时候，如果碰到熟人，对方会帮我多催一下厨房，我那份订单就会更快出餐。我现在上午和中午送一家平台的生鲜外卖，晚上拉不同餐厅的熟食外卖，再也不想回餐馆工作了。现在我爸妈在国内都退休了。虽然家里经济状况还是没有回到小时候那水平，我也知道回不去了，但是现在他们都在正常生活。我不往家里汇钱，他俩也够，我汇钱的话，他们就更充裕一些。我和女儿。我这人吧，最大的优点就是就心态好。虽说现在我的家庭状况不如从前，但是日子还是能过，何况我也不是最惨的。小时候跟我一起玩的小伙伴家庭条件都不错，后来也有的家里投资失败破产的，有的父亲赌博输光了家底的，还有家里人去坐牢的……太多了，我觉得我这情况都算幸运的。后面的人生就靠自己好好奋斗创造呗。说到奋斗，有国内的朋友问我，说自己五十多岁了能不能找到工作？能。我发现在美国，很多白发苍苍的人都还在工作，什么营业员啦、送外卖的、餐厅服务生，都有。我的网名“回到原点”还有另一层意思：把之前的成就、生活习惯都放下，到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我折腾了这么多行业，现在漂洋过海到了美国，始终不会忘记，我一定要继续好好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一家三口，摄于美国卡梅尔小镇。*本文由杨泽胜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杨泽胜本人提供。*本文在今日头条首发，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有真实故事想告诉“自PAI”？*请点击文章左下角“阅读原文”填写表格*或发送故事至📮：selfiebytedance@gmail.com这是《自拍》第315个真实口述故事我是滨姐，在伊拉克开店的东北人，我名字里的这个滨字，就是老家哈尔滨的滨。二十多年前，我因为家里出了变故，不得以离开东北远走他乡。我出国的第一站是迪拜，然后又到了科威特、文莱和伊拉克，在美容行业、餐饮行业都干过。最早，我是给别人打工混饭吃，后来自己也当了老板。生意好的时候，我一天就能赚上万元人民币，一年到手几百万，店里雇了几十个员工。倒霉的时候，我因为小人眼红被陷害，被关过拘留所，还近距离遭遇过一场致三人死亡的枪战。一晃眼，我在伊拉克已经扎根15年了，很多人都说这种战后国家比较乱，我却觉得自己找到了一片安宁。现在我在伊拉克有两家店，一家是中餐馆，一家是水烟馆。我今年50多岁了，是从东北一个特殊家庭里走出来的。都说没妈的孩子像根草，我虽然有妈，而且是两个妈，不过我这一辈子的命也跟棵野草差不多。我的亲生母亲是朝鲜人，早早抛下我去了韩国打工。从小一直在我身边的那个妈，对我虽说不赖，但其实跟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这个秘密，直到我16岁的时候才从邻居老太太那里无意中听到。我当时整个人都震惊了，赶紧跑去质问我父母。他们也不敢说，先是遮遮掩掩，后来才跟我道出真相。原来我亲妈来自平壤乡下，因为家里太穷，很小的时候就跟我亲姥姥来到中国。我爸也是因为穷讨不到老婆，最后经人介绍娶了她。嫁给我爸的时候，我亲妈才不到18岁，年纪只有我爸的一半。哈尔滨的冬天冷得要死，她一个人无亲无故，婚后男人又不在身边，没过几年她就被我亲姥姥带去了韩国汉城打工。从此以后，我们娘俩天各一方。我对亲妈的印象是模糊的，我爸告诉我，她在我很小的时候来看过我，抱着我一直哭，每年冬天还给我寄很多新棉袄。后来因为我继母比较介意，就再也没来过。我五岁的时候和继母、堂姐一起拍的照片，继母对我也很好，就是管得挺严。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是叛逆期，整天怪这个怪那个，看谁都像仇敌。我恨父亲为什么再娶，恨亲妈为什么那么狠心抛下我，把继母的严加管教也认为是不爱我的表现。于是，高中毕业之后我马上报名参军，接着被分配去了兰州军区的一家医院当护士，终于能离家远远的。在部队那两年，我每天都在刻苦训练和认真工作中度过。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在远离故乡之后也渐渐看清了自己的内心：对于亲情，我还是更舍不得现在的继母，毕竟生恩不如养恩大。1990年，我们医院护士长说要提前转业，我那时已经因为表现优异获得了入党资格，干得好的话应该历练历练就可以接班。但那阵子我们单位突然出现了“白喉”病例。这是一种呼吸道上的流行性传染病，被传染上的人喉咙发白发脓，上气不接下气，严重的还可能死亡。在部队时候拍的照片，那时候留短发，年龄也就十八九岁。即便我百般小心，照看病人的时候还是不小心染上了白喉。我连着发高烧好几天，打点滴都降不下温度，感觉浑身没劲儿，胸口也喘不上气，好像快憋死一样。最后医院把我给隔离了，我爸知道这个消息心急如焚地跑来看我，他听人家说要把脓口化掉才行，就按照土方子拿手指头往我喉咙里抠，抠完再让我喝消毒水。我抠了吐，吐了喝，喝了再抠，满脸的鼻涕眼泪，折腾到第二天总算退烧了。身体逐渐恢复之后，我留下来的想法也没了，便申请转业回老家。那时候我才20岁刚出头，被分配到广播电台下属的一家物流公司，很光荣地端上了铁饭碗。也是那段时间，我第一次谈起了恋爱。男朋友比我大八岁，长得很像周润发，我俩从小一起长大，可以说是青梅竹马。不过，他可不是啥街坊家的大哥哥，而是我爸70年代末在火车站捡回来的干儿子。知道我俩好上了，我爸气得差点没跟我断绝关系，觉得这小子是恩将仇报。那时候我年纪小啊，哪懂这些，哪怕去要饭也跟人家在一起。没办法，我爸只好接受干儿子变成亲女婿这个事实，托关系把他也安顿进了物流公司。1991年结完婚后，我在第二年生了大儿子，后来就赶上东北国企改革大潮，单位因为自负盈亏倒闭了，我们夫妻俩双双下岗。我年轻的时候喜欢打扮，这是20岁左右拍的写真。当爱情没了收入保障，只剩下一堆柴米油盐的时候，我们俩每天都吵吵个不停。家里还有孩子需要拉扯，经济一度困难到需要老人接济，日子可以说过得一塌糊涂。为了挣钱，我们俩天天去工地干活儿，刚开始当小工，后来联合几个长工一起包活儿干。老公负责找人下工地，我负责看图买料。幸运的是，那时候正赶上地产行业兴起，有很多工程需要外包，没几年功夫，我们的队伍就做得风生水起，揽下不少大工程。其中就包括现在的哈尔滨国债大厦，三十多层的高楼，看上去贼拉气派，盖好之后大家都很有成就感。1995年，我的小儿子出生，那时候我们家一年的收入就有几十万。不过，钱来得快去得也快，我和老公出手都比较阔绰，给人上礼都是千把块，我尤其爱买高档的进口衣服，钱到了手里几乎攒不下来。当时我太爱花钱了，买的衣裳搁现在看都很时髦。外人羡慕归羡慕，只有我知道日子过得并不称心。好多男人都一个德行，有了点钱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工程是做大了，但老公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钱也不往家拿，回来只要一说个啥就摆张臭脸，我又是个暴脾气，没说两句两人就开始干仗。吵多了也累了，哭过无数次之后，我想通了，从今以后各管各的，他爱咋咋。后来我自己攒钱开了个美容店，顺便卖点从韩国进口的化妆品，一个人挣的也不少。1999年，我经历了人生中最大的一场转折。那年我爸得了肺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中晚期，从查出病因到人没一共也就几个月。他是个很正直的人，传统家庭里的那种严父形象，平时对我和弟弟从来都是不苟言笑，他对我老公一直不满意，特别怕我结婚后受委屈，只是从不当面表现出来。不得不说，我爸这人洞察力还是很强的。他前脚人一走，我老公后脚就从外面领回来一个女人，那女人是个歌厅小姐，挺着大肚子让我离婚，嘴里还说着难听话。当时我继母得了脑血栓，靠我弟靠不上，几次手术做完，我辛苦攒下的一点家底全见底了。我刚没了爸，每天照顾继母心力憔悴，店面顾不上管，婚姻也一团乱麻，最后身心俱疲地签了离婚协议。那应该算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一想着到自己这么要强的一个人，最后竟然落得这般下场，就越想越气。我想一走了之，可看到两个孩子还不到十岁，只能咬着牙坚持再坚持。我爸年轻时的照片，离世之前，他还给我留了一笔私房钱。后来没多久，一个在迪拜打工回来探亲的姐妹见我变得这么颓废，劝我也去中东打工，她说那边很挣钱，一个月工资好几万，凭我开美容店的手艺，过得肯定比现在强。我想这样也好，既然眼前没出路，不如出去走走散散心，先离开这伤心之地再说。2000年8月19日，我很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我带上了全部的积蓄，在北京坐上飞往迪拜的飞机。说是全部积蓄，其实也没多少，三年的签证费就花了8万多，买机票花了小一万，剩下的给两个孩子买了够用好久的衣物家什，一起送到了我前夫生母那里。离开家乡的那一刻，我终于体会到生母当年丢下我去韩国打工的不易。出国前的我，那时候爱美容爱化妆，对这行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到迪拜之后，我去了朋友介绍的美容院。那是一家阿联酋当地人开的店面，有几个服务员、几个美容师，以印巴人为主，我是其中唯一的中国人。这家店主要做本地人生意。由于不会语言，我一开始吃了不少亏。每天像傻子一样杵在那里，叫干啥都整不明白，老板没少对我翻白眼。后来店员们也明里暗里不少挤兑我，时不时安排我去扫厕、拖地板，背后还对我嘀嘀咕咕。工资方面，说好的底薪两万，来了变成底薪一万，剩下的全靠提成。由于我不会说阿拉伯语，接触客人的机会很少，自然挣不到钱，有小半年时间一直都是这种状态。我心里很压抑，又不知道跟谁说，最苦闷的时候连想跳海的心都有了，每次和朋友见面都好一顿哭。后来我转换了思想，光抱怨有什么用呢，既然要在外面混，还是得把语言学扎实了。当时中国驻迪拜的大使馆有给我们华人介绍免费学习班，我就去那里报名学语言。英语还好，我能跟着电视对照着字母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去看、去理解；阿拉伯语就很吃力了，字母、发音纯靠死记硬背。好在学语言环境还不错，今天学的单词，明天就能用上，只要记住就很牢固。我的笔记本记了一本又一本，终于学会了基础的阿拉伯语。学会语言之后，我（左一）也开始给客人做头发，右边这位女士的头发就是我给染的。原先我在国内开美容院，学了好多美容手法、拔毛增白、纹绣纹唇、淋巴减肥的技巧，这玩意儿在中东同样受用。这边人都爱吃甜食，身体比较胖，黑大褂裹着一般看不太出来。我给客人做美容的时候经常听她们抱怨自己胖，我试着跟她们唠嗑，说你按照我的方法控制饮食，我再给你做做淋巴排毒，保准你一个月能瘦三十斤。有一个客户按照我的建议每天吃黄瓜片蘸咸盐，定期来找我给她按摩，一个月后真的瘦了三十斤！客户高兴得不得了，把我推荐给了她的朋友，来找我的人就越来越多，从早上九点开门，我一直能干到晚上七八点，每天忙得脚打后脑勺，工资却不见涨。我越干越郁闷，当时正好有个迪拜老板想开一家美容店，便把我挖过去了。在第二家店，我同样没干多久。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我看到了更好的机会。以前在学习班认识的一位刘哥看我手艺不错，问我为什么不去科威特。他说那边消费很高，中国人也少，自己去做个店很挣钱的，比打工强太多。我看着自己的美容手艺越来越好，感觉一个月挣几万块钱实在屈才，琢磨几天之后，有了大干一场的宏愿。2002年的那个秋天，我直奔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说实话，出发之前我对科威特的认知少之又少，只知道它的钱是全世界最值钱的，一块钱等于咱们二三十块。当时想法很土，想着只要去了，怎么也能挣迪拜两三倍的钱吧。科威特的纸币，20元第纳尔就是面值最大的，相当于人民币400多，最小的纸币面值是1/4第纳尔。来了之后我才发现，有钱国家的消费真是不敢想象。科威特的国土面积不到2万平方公里，只比北京稍微大点，石油储量却是全中国的5倍，国内主要产业就是出口石油和天然气。而且总人口才不到300万，人均富裕程度你说得有多高！一些基本的生活消费还行，像美容这种精细服务老值钱了。在科威特的中国人少得可怜，先前做美容的只有一个叫兰姐的女老板。她给我介绍说，在这里做一次美甲得花200美金，女孩子一个月至少要做两次。我一听眼睛都瞪大了，恨不得马上撸起袖子开干。在兰姐的帮衬下，我把全部积蓄拿出来，勉强兑了几个月房租，置办好一些器材，一家小美容店就这么简单开张了。在科威特时我住的地方，背后是门外的街道。刚开始是我一个人干，发现有点忙不过来，我又从老家叫来几个姐妹帮忙，结果还是忙不开，只能聘用印度、巴基斯坦、埃及这些国家的外籍劳工，教她们些基本手法，核心动作还是我来。我的纹身手艺在当地算很好的，做完不结痂，不晕色，大家口口相传，来我店里的人越来越多，门口经常排长队，一群男男女女等着纹身、美容。生意最好的那阵子，我们店里头有三十多个员工给客人服务，这些员工分别来自八个不同的国家。店里的纹身喷头一共也是三十多个，每天震个不停，一个礼拜能用坏六七个。我下班之后累得脖子和手都抬不起来，感觉一动骨头都要散架，可一想到一天能挣上万块钱，整个人就非常精神，有客人进店还会接着干。店里的员工们，我和她们关系处得像姐妹一样。那时候科威特城附近有美军驻扎，他们很喜欢纹身，出手也阔绰。我印象最深是一个叫瑞恩的美国小伙。他头一天找我做的纹身，左胳膊是他的名字，右胳膊是一个刺着血的剑和玫瑰花，本来我要收250美金，结果他直接给了300，说多出来的是tips（小费）。第二天，和他同队的战友来到我店里纹身，说那个小伙子是个飞行员，才21岁，昨天去伊拉克巴格达出任务的时候遭遇爆炸，人当时就没了。我听了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第一次觉得原来危险离自己那么近。我在科威特干了两年多，还好没遇到什么危险，生意也一直在走上坡路，一年能有两三百万的收入。这些钱我大部分都寄回了家，买房买铺、给弟弟买车，也算出来多年给家里人一点交代。其实在我出国之后不久，我后妈和前夫都因为得病去世了，弟弟也在几年前出意外走了，家里头只剩下两个儿子是我真正的亲人。我原本计划用剩下的钱在科威特再开几家店面，把规模做大。没想到房东见我生意很不错，先是提出涨房租，后来又以各种名目找我要钱。我性子也倔，跟他据理力争。可外国人哪能干得过本地人？有一天他借口说丢了什么变电器之类的，就报警来抓我，还扬言要把我告上法庭。苍天啊，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也从来没碰过。房东没有任何证据，一口咬定是我弄的，警察也不听我辩解，还是把我带去拘留所关了好几天。最后是大使馆和本地华侨帮忙才把我弄出来，代价是给我做了黑签，再也不能进科威特。辛苦几年的事业就被这么被搅黄了，在我离开之后，那家店面果然被房东接手。经历了这件事，我才体会到外面的世界有多人心险恶。不过，要算总账的话，我在科威特这几年也没损失多少钱，毕竟过去也挣了很多，大不了换个地方再重振旗鼓。和我一起在科威特的几个姐妹，后来她们都自己开店了。那时候我30多岁，稍微有点积蓄，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想去哪里抬脚就走，事业心也特别强，满脑子都是做生意挣大钱。2005年年底，我从科威特回国休养了一段时间，没多久又跟好姐妹去了文莱考察。文莱是个海岛，气候舒适，离家也近，跟中东相比我自然更稀罕这边。到文莱之后，我们姐俩一人出50多万，从一个台湾老爷子手里盘了个中餐馆。这家店生意还可以，是老爷子想回家养老才转手。我们接手后增加了一些东北特色菜，才开业半年左右吧，差不多就回本了。本来我们还想着在这边做生意真不错，哪知道天有不测风云，2006年，南太平洋地震引发了大海啸，文莱也遭了殃。为了保障我们安全，当地政府和大使馆让我们限期离境，我肯定是不乐意呀，宁可遭灾也不愿意放弃生意，就躲到另一个岛上，结果还是被找到了，折腾一圈最后还是离开了文莱。前后不到一年，我的事业凉了两茬，心气儿也耗得差不多了。我后来反思了一下，觉得还是因为自己不够了解就瞎上手，匆匆忙忙才搞砸的。所以后来再回中东，改去伊拉克发展的时候，我就先给别人干，考察了一段市场和安全局势，熟悉之后才投资。能再次回到中东，也多亏了刘哥。他是我生命中的贵人，知道我在文莱没干成，又介绍我去了伊拉克，说那里挣的都是美金。到伊拉克之后的留影，当地有很多废弃的坦克、装甲车。伊拉克是世界上石油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当地人有句谚语：如果地球上只剩下最后一滴石油，那么一定是在伊拉克。不过因为战争，这里被祸祸了好些年，原本挺好的地方变得满目疮痍。我去的时候是2007年，仗还没打完，我通过熟人进入了伊拉克一个叫苏莱曼尼亚的边境城市。这个城市很大，以库尔德人为主，相对安定一些。当地人也比较友好，记得我刚来的时候在公交上丢了一袋子开心果，这在当地算值钱的东西，后来有个当地人愣是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找到了我，把开心果送了回来。苏莱曼尼尼亚街头，这里的发展水平和国内一般的县城差不多。刚到伊拉克的时候，我和姐妹先是给一个上海人打工，边做服务员边看市场，差不多半年以后，我觉得这边市场还不赖，就自己投资开了个酒吧。说是酒吧，实际上就是个能吃饭看表演的小饭馆。这边都是穆斯林人士，向他们卖酒需要单独的许可证，拿到证的商家并不多，所以只要是能卖酒的地方，我们就管它叫酒吧。我的酒吧有上下两层，一共60多张桌子，主要经营中餐和一些阿拉伯简餐，晚上我还雇了阿拉伯乐队弹唱，生意整体上不错。一直到2013年，我都稳定在这里。这期间遭遇了美国撤军、库尔德武装冲突以及一些自杀式恐怖袭击。比较幸运的是，都发生在附近城市或者离我远一点的地方，我听说过，从来也没见过。我的小酒馆，开业前几年都比较安稳。没想到，在伊拉克待到第六年的时候，我自己就亲身经历了一场枪战，这一通枪响不仅把我吓得半死，还把我的店给搞没了。那是一个晚上，几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不知从哪儿喝了酒，又上我这儿整第二场，喝完还没走远，就和另一拨人发生了口角，吵着吵着我忽然听到几声枪响，那声音不像爆炸声那么大，听上去嗖嗖的，足足有七八下，吓得我腿都软了，想叫警察来，紧张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外面乱成一片，后来警车、救护车都来了，第二天我听人说昨晚死了三个。警察一调查，发现那帮人在我家喝过酒，就强行吊销了我的营业执照。这么说呢，我真是挺冤枉的，那伙人在我店里每人才喝了一杯啤酒。但也没办法，摊上这种事只能算自己倒霉，我安慰自己没受伤已经是万幸，不行就再干点其他的。怕有人闹事，我还专门雇了安保，在这里只要有证就可以持枪。我做生意的原则就像那句诗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今天你把我整没了不要紧，只要根还在，还有心气儿，我缓过来了还能继续。那阵子我已经认识了现在的老公，他是个当兵的库尔德人，经常来我店里吃饭，得知我单身以后更是隔三差五嘘寒问暖，还主动帮忙干点杂活儿。不过我老感觉他长得怪吓人的，绿眼睛大胡子，还比我小八岁，我是没看上他，对他的热情一直爱搭不理。枪击事件以后，我觉得一个女人在外面做生意没个依靠真是不行。我周围几个姐妹也陆续和当地人结了婚。这时候大胡子又来安慰我，帮我四处找新店面谈价格。承租之后经常有一些难民来我店里乞讨，一开始给点钱，后来人越来越多，不给钱还会砸玻璃骂人，他知道我害怕，就叫来战友给我门口站岗，足足站了十来天。这件事之后，我对他的印象逐渐改观，也同意和他正式交往了。经历过枪击案，新店要开业的时候，我特意穿了一身大红色旗袍。我老公的父母是很反对的，他们都是传统的穆斯林，我不是同族人，离婚带俩娃，还吃猪肉，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导致老两口意见很大。但我老公不在乎，我更不在乎，房子、车子、孩子、票子都有了，能爱几回是几回，我们俩就这么在一起了。和我老公的照片，这是几年前拍的。我们平时都在苏莱曼尼亚，这里倒没发生过什么战争，当年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这边人好像没怎么抵抗。大概几年前吧，极端组织ISIS攻打过我们周边的一个城市，死老多了人，我老公也参战了，他命好，战友炸死的时候刚好扣他身上了，所以流弹只伤到了左腿腿肚子，骨头没事，就是肉炸开花了，缝了得有六七十针。我听说后心跳漏了好几拍，一下子有了跟他患难与共的感觉。刚开始他走道有点瘸，后来慢慢恢复正常了。我俩合伙开的水烟馆，一直到现在生意都很稳定。后来我是用余钱开的中餐馆。因为靠近边境，又是库尔德人的地盘，我们这边也没怎么听到过枪炮声，大都是发生在周边的其他城市。这家中餐馆开起来之后，主要是我小儿子来管理，他年纪不小了，在国内也没有个正经营生，我就把他叫来伊拉克，专门给他开了这个店让他照应。大儿子因为已经成家就留在了国内。现在中餐馆一共有三个人，一个厨师，一个服务员，还有就是我儿子，我有时候也会过去帮帮忙。由于我们这边中国人太少了，来光顾的基本上都是本地人。饭菜啥的也都进行了改良，像饺子、炒面这些他们都还挺爱吃的。平常我也做一点外卖业务，熟客一个电话打过来，我们做好了就开车给人家送过去，一年下来能收入个几十万吧。在厨房做东北大麻花，穿围裙的是我请的厨师。在伊拉克这些年，我见证了这里的发展和变迁，说实话受战争影响太大，真的发展很慢，甚至有时候还感觉倒退了。我刚来伊拉克的时候华人还是很多的，附近百货商场全是浙江人、福建人的档口，现在只剩下几家了，因为战后经济萧条等等原因，能在这里留下来的中国人，基本都是我这种和本地人成了家的。战争这玩意儿害人，身为老百姓，我和老公只想过安生日子，多挣点钱，让家里人活得好一点。我现在已经50多岁了，不准备再要孩子，老公对我还是有点微词的，不过也仅限于此。我的伊拉克婆婆还在念叨，说不生孩子我们可不会承认你。我心想拉倒吧，谁稀罕你承认，我又不是大姑娘了。旁边分别是我的婆婆和小姑子，她俩看起来都很年轻。我是个苦命人，很多可怜女人一辈子受的苦、遭的罪，我一样没落，甚至比她们更波折。我父母都已经离世了，唯一和我有点关系的前夫也没了，同父异母的弟弟多年前发生意外走了，至于我的生母，我辗转多方得知她在首尔寿终正寝了，所以我的亲人就只有俩儿子。不管我还能在伊拉克干几年，都希望晚年的时候回到咱们中国。我在国内还有四套房子呢，医疗、养老保险、公积金这些过去都有交。前几年，我在威海买了一套房子，我寻思老了就去那边养老，国外这两摊生意再怎么好，我老了也得叶落归根。*本文由滨滨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滨滨本人提供。*本文在今日头条首发，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有真实故事想告诉“自PAI”？*请点击文章左下角“阅读原文”填写表格*或发送故事至📮：selfiebytedance@gmail.com这是《自拍》第314个真实口述故事我是沈琳，1993年出在浙江绍兴，家里只有我一个孩子。刚出生时我爸爸就出了车祸，后来又长时间卧病在床。妈妈一个人扛起了家庭，她对我就很严厉，属于掌控型家长，我特别怕她，小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个没人疼没人爱的孩子。刚出生时我是个挺胖的丫头，满月后就不行了，腹泻不止，人都到脱水的状态了，后来又得了痢疾。妈妈说刚出生的我还是白白胖胖的，得了痢疾后越来越瘦。小时候的我很孤独，妈妈在工厂上班，很晚才回家，那会儿我太小了，总希望睡觉前能有妈妈在边上讲故事。妈妈不回来，我也不敢睡。后来我妈想了个办法，她把故事录进磁带里，每天晚上我就抱着一个铜黄色的录音机入睡。现在想想，我妈那时候很不容易，既要照顾我，又要照顾爸爸，还得出去挣钱养家。我们一家三口唯一的合照。那个年代医疗水平不高，我们都不知道我爸卧病在床的病因，都以为是车祸后遗症。去了很多医院，查了很久，得出个“由车祸引起的骨髓炎”的结论。他吃饭、喝水时都会呛到，整个人咳得上气不接下气，最开始他还能走路，偶尔也能出去，但是没力气。从小我就希望他能像别的爸爸一样，把我背起来，但他完全做不到。在我的记忆里，我爸是日渐消瘦的，有一次我们一起去看露天戏，人很多，我太矮了看不到，我爸就把我架到肩膀上，很勉强，后来我们两个都摔了。我们一家三口从来没有一起出去过。我爸年轻时是很精神的，一米八的个子，欧式双眼皮。我遗传了他的脸，也遗传了他的病。到了后来，我爸只能躺在床上，整个人瘦成一副骷髅，只剩一张皮，而且特别白，因为不晒太阳。我一回家就看见他这样，每次我都特别难受。我妈说，以前上幼儿园，别的孩子都哭，不愿意去。我是离开了幼儿园就哭，不想回家。可能那时候潜意识里我就想逃避这个家。6岁的我，脸上很忧郁。小学离家里就500米，回到家只有我和我爸。吃饭的时候，两个人都没话，只有电视声，因为他一说话就会呛到。但我爸是爱我的，妈妈对我很严格，说做不完作业就不用吃饭了！我爸会接话说，吃吧吃吧，没事，吃完再做。因为病一直不好，我爸到了后期人已经有点疯狂了，开始求神问丹，什么药都买，变成了药罐子。我们不让他买药他就开始暴躁，说你们不想让我好，就想让我死！那时家里经济不好，我一直都是班里的困难生，要领国家困难补助的。从小我就挺自卑的，性格也内向，学校有文艺活动，我都直接推掉。初中时的我。我上初二的时候，爸爸话都说不清楚了，一写字手就抖得厉害。他的房间特别阴暗，只有一扇小窗，光透过窗户进来，打在他脸上，我爸的眼眶很深，人瘦得厉害，两眼都凹进去了，那个场景我这辈子都忘不掉。2011年我高考，那年我18岁，我爸去世了。他走的时候，我反而有些轻松，觉得他终于不用那么痛苦了。他走后的一年里，我很恍惚，不知道他是真的走了还是自己的梦境。因为我常常梦到他还活着，在梦里，他在一个特别光明的房子里，躺在床上让我过去。报考大学的时候，我去了长春的学校，专业是英语，当时外贸环境很好，很赚钱。去北方只是为了逃离我妈的掌控，逃离这个家。上了大学，我的性格没太大变化，活得很孤僻、冷漠。学校在郊区，出去很不方便，我每天就是上课、考试。为了脱离这种压抑的环境，我去报了兴趣班，学油彩。我画的油彩。2015年大学毕业后我回了浙江。但我不想离我妈太近，就去了杭州，在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当翻译。我的大学照。工作很忙，但收入不错。我不仅要做翻译，还要做展会的工作。我经常要出差，去德国、新加坡。出差很累的，日夜颠倒，酒店、展厅、火车站三点一线，但我坚持下来了。我还有一个梦想，想去法国留学，想离家远一点，还想看看世界是什么样的。工作之余我报了法语班，学了一年。不管工作怎么累，我都能坚持下来，因为要攒钱出国，目标是10万。有一天我在逛商场的时候，看到里面模特比赛正在海选，我身高是168㎝，不算高，当时我就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上去走走，没想到还晋级了，最后止步16强。22岁的我参加模特比赛时拍的个人照。比赛结束后，有很多经纪公司找到我，说想签约。那时候我做翻译做得很好，工资也不低，就没去。而且我身高不够，只能拍平面。接模特单子时就有人问我要不要做全职，我还是没有答应。尝试过模特这个行业，才知道做模特有多辛苦。冬天穿得很凉快，夏天穿得很厚，拍照要站很久，又饿又累。我拍的照片，有些是挂在大厦商场门口，有些是在网站上。我拍过的宣传照。工作两年后，我终于把10万块存得差不多了，法语也快学完了。正要去考B2，做出国准备，一个突如其来的检测报告，把我的人生彻底打乱了。2017年，我的身体忽然出现了一些问题。说话颤抖，面部肌肉抽搐跳动，眼睛出现复视的情况，看远处会有重影，喝水吃饭会呛到，有种控制不了身体的无力感。眼睛重影的主要原因是眼球转动受限，正常来说眼球可以左右转动，眼珠贴边，但我是眼珠转不到最边上。这个症状和斜视很像。我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我这是内双斜。伴随而来的还有走路不稳的问题，一到夏天我的腿上就会有很多淤青。我拜托了学医的朋友，让他帮我查查。他问我家里有没有类似症状的人，我告诉他爸爸的情况，还不忘强调，爸爸的状况是车祸导致的。过了几周，他给我发了一堆英文文献，郑重其事地告诉我，做好心理准备：你可能是遗传性脊髓小脑共济失调，这是种罕见病。我看过文献，上面写了一堆我看不懂的术语，“致病机理是因遗传时DNA片段上的一个RNA发生变异，导致RNA细胞在每次发展时产生毒蛋白，毒蛋白积累到一定值并高于正常蛋白值后，就会开始发病......”我那时候还在想，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根本不信，但还是把我的生物样本寄到了基因检测机构，之后就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那时我以为一切都很顺利，钱攒够了，语言也学完了，可以出国留学了，但意外来临了。有天我和朋友在吃晚饭。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刚把一个鸡腿放进嘴里，手机就来消息了，是基因检测报告。我打开一看，上面写着“该样本检测临床常见的SCA3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共济失调的亚型，检测结果显示样本CAG重复次数超出正常范围，为71次，符合SCA3致病特征，建议结合临床进一步分析。”我确诊了脊髓小脑共济失调症（SCA3），俗称“企鹅病”。2017年11月我收到的基因检测报告。看到这个结果，我整个人都傻掉了，眼泪不由自主地往下流。朋友坐在对面，看见我哭了，问我怎么了？我擦掉眼泪，脑子里一片空白，身体有种恐惧的感觉，想着我得保持镇定，那顿饭一点味道都没有。我回到家后又看了一遍，因为担心自己看错了。看完整个人开始发懵，昏昏沉沉的。那天晚上我睡得不好，半梦半醒，做各种各样的梦。之前我一直坚信爸爸的病是车祸后遗症导致的。现在才知道那些都是这个遗传病的症状，我从小就这么看着我爸，一步步病情恶化，我参与了整个过程。从那时开始，我的身体和心灵开始备受煎熬。现在回想起来，很多症状在大学的时候早就出现了，只是我没注意而已。大学同学回忆说，看你走路总是要摔的感觉，很飘。包括当时喝水吃饭的剧烈咳嗽，也被我当成不注意而已。偶尔摔一下我只当不小心，毕竟我是个急性子。看到结果后的那段时间，我的情绪反反复复。每天早上醒来，我都要看一下自己的腿，抬腿蹬两下。看到它还能动，我松一口气，心想，这不挺好的吗，怎么可能会有问题呢？正常去上班，伪装得很好。但一到晚上，我就开始失眠、做噩梦，每天4、5点就醒了，醒了就发呆。反反复复地在信与不信中挣扎。我还是加了病友群。2018年夏天，病友群里有个免费做基因检测的活动。我抱着“万一测错了”的希望参加了。先进行了一系列测试：指鼻、走一字步、脚顺着膝盖往下滑，然后是抽血。两个月后，有个座机给我打了电话：“您好，这是上海瑞金医院的.......”电话那头告诉我检测报告发到邮箱了，让我查收一下。我追问了一下，那我是不是？她说，是的。听到这两个字，我的脸色一下子就白了，同事问我怎么了。我坐在工位上，缓了一下，深呼吸，擦了擦眼泪，假装没事。2017年夏天的照片，我在左一，那时还不知道生病，笑得很开心。这个结果出来后，我彻底相信了，从此进入了自暴自弃、自欺欺人的崩溃状态。在马路上走着走着，就开始蹲在地上哭。一个人待在黑乎乎的出租屋里，衣服、被子都扔在地上，好几天都不出门。晚上一个人到街上乱逛，再慢慢走回去，像游魂一样。那段时间我开始损耗自己的身体，熬夜喝酒、去KTV狂唱狂跳。人瘦到了80斤。身体慢慢不行了，这个病会导致小脑萎缩，影响身体的协调性和平衡感。我走路开始发飘，人摇摇晃晃的。出门拿快递，50米的距离走两步就要摔，连楼梯都爬不上去。我不知道去恨谁。如果父母知道有这个病还把我生下来，那我一定会恨他们，但没有，我爸也是这个病的受害者。工作已经不重要了，出国留学也去不成了。生病后手指僵硬，我再也拿不起画笔了。我最怕像爸爸那样，生不如死地活着，那是我从小到大都害怕的事。这种状态持续了近两年的时间，后来我上网做测试，怎么测都是严重的抑郁症。我尝试过自杀，可能我还有求生欲，能感觉到疼，想买安眠药，但买不到，总之没自杀成功。小时候的我和我妈。我跟我妈的关系不好，从小到大我跟她都不亲。她是很要强的女人，爸爸出车祸后她都是一个人扛着。我现在想起来，那时她的确没什么精力能分给我，打死都不肯认输的性格，拖着生病的老公和孩子讨生活，如果不这样，她早就垮了。我在杭州工作时，回家是很近的，但我很少回家，象征性地给她打个电话，告诉她我一切都好。很客套的母女关系。她也是这样，很强硬的态度。2018年末，我实在扛不住了，跟我妈说了，一开口就哭。她不信，我约了一个神经遗传领域的专家，带着我妈过去，跟医生说了症状，又测了次基因检测，在医院住了一个礼拜。那次结果还是一样，我早就不抱希望了，只是为了让我妈相信。医生给我注射了脑营养液，配了药，其中有镇定剂的精神类药物。尽管我当时表现得特别镇定、坦然，医生还是看出问题了。在我了解这个病的过程中，研究这个病的医生都建议，如果你还年轻、没有生育的计划、明显的症状就不建议检查，因为会带来很多知情负担，心态变差会加剧病情。目前这个病无法治愈，只能延缓发病过程。2019年夏天，我和公司申请去成都出差，想换个环境。那时我想，有生之年我多赚点钱，给我妈留着。2019年我在稻城。到了成都，水土不服，我发烧了好几天，又腹泻，一直冒冷汗，又冷又热。有天晚上，我在宿舍里，凌晨3点，起来喝水时人就不行了。眼前一黑，后脑勺着地。醒来后感觉自己被冷汗浸湿，自己叫了救护车，到了医院，又晕了两次。我感觉自己在濒死的状态了，想去看看世界，多看一点是一点，出院后就去了稻城。在山脚下，我呼吸困难、脸色发白，根本就上不去。从稻城回去后，我已经不能正常行走了，站不稳。站立和行走需要小脑的综合协调，我失去了这个能力。肌肉慢慢地萎缩，呼吸、唱歌都不行了。每一首歌我都唱不准，我控制不住声音的强弱，吐不出某些字，嘴里像含着口水，说长句子，我会透不过气。半夜时忽然感觉喘不上来气，家里放着台吸氧仪。家里的吸氧仪。我妈的性格很坚强，当着我的面都是笑呵呵的，说没事，妈妈会陪着你。但这都是表面，有几次我晚上睡不着，起来去找我妈。钻到她的被窝后，我就闻到了酒味，然后就听见我妈嘟囔着说话，带着哭腔。我跟她说生病的事，也把这些年积在心里的话一口气说出来了。我责怪她不关心我，对我太狠，然后开始大哭。我妈也哭，说我是你妈，我是爱你的啊。吵完以后，感觉横在我们之间的那堵墙被打通了。我妈开始把爱和感情表达给我，从那时起我开始有了活下去的动力。2019年11月我回了绍兴，和我妈一起生活。她改变了对待我的方式，现在我们处了姐妹。以前她还会去跳广场舞，现在不去了，在家里给我做饭，扶我进屋。疾病让我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我必须得扶着东西才能站稳，不然会晃。一落地走路就像牵线木偶，关节随地乱舞，因为走路需要全身的协调。生活速度也变慢了，有时急着上厕所，爬过去都比走着快。最开始我适应不了这种缓慢，我以前是急性子啊。但一快就摔，我都摔出经验了，有时可能会磕到椅子角，我会在摔的过程中手不自觉地把椅子推开，落地都是屁股着地。这时候我觉得自己好灵活。慢主要是要用大脑意识代原本的小脑意识，控制一些原本小脑来控制的部分，需要十分的专注和精神集中。2020年5月我把脚踝崴了，动了手术，出院后只能坐轮椅了。住院的我。没办法，过程是很痛苦，我只能不断地提醒自己，你得慢，不然摔了更加慢。克服痛苦是生活的一部分。每个人的能力是很大的，你在那个境地里，就得有承受的能力。2020年我去了康复医院做复健。训练科目包括发音、练臂力、腿部、臀部、肩胛骨、背部等身体各方面的力量。发音训练步骤很多，用冰刺激小舌头，做舌头操，灵活舌头肌肉。呼吸训练包括练习狗哈气、锻炼横膈膜。当时我全身都没有力量，手臂没了力气，弹力带都拉不开。腿上的肉很细，摸起来没有弹性，像扁了气的水球。做单腿往上抬都做不了，需要医生的辅助。走一步要花很大的精力，医院给我做了肌力的全面训练，重建了我身体的肌肉群。出院后，我的小舌头能提上去了，肌力也平衡了。在康复医院里，我见到了很多人。那时候我感觉，世界上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受苦，我也没有别人痛苦。我可以比现在活得更好，甚至可以帮助很多人。自我疗愈的过程开始了，我开始慢慢想进入人群。2020年秋天，我妈陪我到残联指定的医院做了评估，我办了残疾证。残疾证。2020年冬天，我又去了海南的康复训练营，待了两个月，跟着专业的健身教练训练。训练营结束后，我可以用步行器代替轮椅了。我每天都要锻炼、复健。发音训练通过练习英语，锻炼口腔和舌头灵活度。做肌肉练习，平衡操。因为如果肌肉不练的话会萎缩掉，练肌肉和平衡感。做引体向上，我只能挂着，挂着也很累，下身训练就是深蹲还有单侧踮脚。这个病只能延缓发病过程，无法治愈。即便这样，每天坚持锻炼，也能让我的身体有明显的改善。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我的脊椎侧弯慢慢矫正回来了，口舌训练也是，我说话没有以前吃力了。日常对我来说最难的就是原地踏步，肌肉力量我是有的，但走路是重心转移的问题，我总转不过去，需要有意识地控制。身体协调性不行，我的无力感很多，以前能跑能跳，睡前我还会催眠自己，今晚在梦里要是能跑能跳，我就多跑一会儿。现在连做梦都不行了，梦里走着走着我就会摔。我在健身房做史密斯深蹲，练臀腿，现在的我站得起来，但走不了路。我也胡思乱想过很多事，万一以后瘫痪了怎么办，结婚怎么办。最开始我和妈妈都抱着这病能好的希望，这事我们都不想让外人知道，不然会影响结婚。但在我最绝望的时候，我和当时的男朋友分手了，他是我在大学时认识的。一直处在异地的状态，我在杭州，他在上海。一开始我没跟他说我有这个病，就是以各种理由闹分手。他直接从上海赶到杭州，磨了一阵子，我就把检测报告甩给他。他信誓旦旦地说没关系，以后的事以后再说。我给他举了几个真实的案例，告诉他我以后就会发展成这种状态。他跟我说，对他来说是没问题的，但是他父母那边可能说不过去。我就说那要不我们散了？之后我看了《一公升的眼泪》，女主角的病跟我的是一样的。每一处我都哭得稀里哗啦，后来我都不敢看了。每个细节都是我自己经历过的。女主角说那我以后还能结婚吗？我也想过，也说过。包括她为了这个病拒绝拖累男主的事，提分手，我也做了。《一公升的眼泪》剧照。关于可能结不了婚这件事，我现在慢慢接受了。我曾经抱着不切实际的期待，想着可以恋爱结婚生子，和平凡人一样，过着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平凡生活，但现在不会了，我过不了那种生活。虽然我向往“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的纯粹爱情，我还抱有希望，但人生不是只有爱情而已，我现在这样就挺好的。我在去健身房的路上。生病后，我的性格、状态比以前好了很多。我以前是急性子，很多事都赶着，急着把它做完，很焦虑。生病后我不得不慢下来，思维也是。我开始体会生活中细碎的美好：阳光很好的一天；路边开了朵小花；我妈和家里的猫咕噜玩时的大笑，也喜欢她提着两条裙子，烦躁地嘀咕着，囡囡，哪件好看啊。我现在更能体会KFC番茄酱包，酸酸甜甜，偶尔有丝丝辣意，在喉口爆炸的滋味，还有被子上阳光的味道，这些让我感觉很满足幸福。我这么积极，除了我妈的原因，可能也是因为我没受到太多歧视。残障群体是社会的一部分，我不希望因为残障遭受不平等或者怜悯对待，所有的残障人士都应该被平等对待。去年我考了电子商务和人力资源管理师的证，今年在准备法考，准备考试的过程中，写字能让我锻炼到手指。看书的时候，字会重在一块，看远处更加严重，我现在看书都是闭着一只眼看，过了一会儿再用另一只眼看。我做手指训练、准备考试的过程。在路上碰到夜跑的大爷，会跟我说加油喔，康复是很累的。绍兴和杭州的大巴车站的工作人员都认识我了，每次都说你又来了。会主动帮我开绿色通道，把助行器放好，扶我上车。我之前想要大起大落，精彩的人生，觉得要有丰富多彩的生活才会感觉到幸福、快乐，要去蹦极，参加各种极限运动，感觉到心跳才会感觉到幸福。但现在我就感觉自己是个老人了。这世间其实也就是这个样子，哪怕经历过再多的事情，见过再多的风帆，归到底也就是那几样东西，爱，如果能体验到爱这种感觉的话，就能感觉世界都圆满了。我推着助行器在商场里走。我曾经后悔过，怨过我妈为什么把我生下来。但我现在不后悔，至少我还能感受到世间的一切。生命本来就是有两面的，一面幸福一面痛苦，你不能要求生命只有一面，如果你无法接受的话，你就会一直处在矛盾的阶段，得不了安宁。前段时间，我得知了一个消息，有种叫曲鲁唑的药，已经过了临床三期，对我的病效果显著，虽然目前还在试药的阶段，但我看到了曙光，而且也让我知道，还有很多人没有放弃我们，还在为我们努力。现在我在杭州独居，接受外骨骼康复锻炼，未来还有更多的挑战和未知在等着我，我也在努力。我在做外骨骼的康复训练。我拍视频，是希望自己能说一些话，做点事，帮助一些人。视频发出去后，有很多人来找我，聊困惑、感情还有对未来的迷茫，那些我都经历过了，我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些帮助。未来我也想翻译一些外国的文献，帮到更多的人。这个世界，还有好多事情等着我去探索。人只有真正面对病痛，失去所有，才会珍惜所有。我不确定现在的坚持是否有用，但我确定放弃，就等于把自己的人生直接丢进臭水沟。*本文由沈琳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沈琳本人提供。*本文在今日头条首发，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有真实故事想告诉“自PAI”？*请点击文章左下角“阅读原文”填写表格*或发送故事至📮：selfiebytedance@gmail.com这是《自拍》第313个真实口述故事我叫王广杰，自幼丧父、家境清寒，出身非常不幸。不幸中的万幸是，母亲坚持送我上学，求学路上我遇到很多贵人，一路念到大学。毕业后，我做了一名铁道兵。从部队转业回乡，我开启了自己的教师生涯，教电工电子课，退休后又去职业学校继续代课。直到2016年，老伴儿摔伤，75岁的我才从职业学校彻底辞职。照顾老伴儿之余，我开荒种地、收拾家务、拉二胡、练书法、自制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每天都安排得满满当当。两年前，我开始发短视频，成为了一名知识分享型博主。今年，81岁的我又尝试直播讲课，对教学的热情让我从未真正放下教鞭。今年5月，我把阳台收拾成了一个讲台。每晚7点半到9点，我都在这里给直播间的网友们讲授物理和电工课程。1941年，我出生在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的一个村庄。不到六岁，我便失去了父亲。母亲白天种地，晚上纺纱织布，养的母鸡下个蛋都舍不得吃，攒起来卖钱，养活我们兄弟俩。我在家帮母亲做些拔草、拾棉花之类的农活。父亲去世时，我们村还没有小学，小孩子也没有上学的概念，到我八九岁时，村里有了小学，我才知道有上学这回事。母亲是个不识字的小脚农妇，但她特别想让我和弟弟上学学文化。我们家虽没钱，但还有地，母亲对我说：“不管卖多少地，我都要送你上学。”快十岁时，我被母亲送进了村里的小学。我弟比我小两岁，他很聪明，也想上学。可孤儿寡母本来生活就不易，母亲供我一个人上学已经够吃力了，她就劝我弟：“只要你哥升学过程中有一步考不上，你就可以去上学。”结果，我从小就成绩优异，从没下过前三名。小学毕业，我考到了全县最好的嘉祥一中；初中毕业，又考到了全市最好的济宁一中。这导致我弟一天学也没上过，我一生都觉得对他很亏欠很愧疚。家庭这么困难，母亲辛苦养活我，又送我上学，除了睡觉外的所有时间，我几乎都在想学习。要说学习方法，可能跟我特殊的生物钟有关。我晚上睡到半夜会醒来一次。这时候脑子很清醒，我会回忆功课，一直回忆到困。不懂的，第二天吃早饭时，就对着书弄明白。我特别喜欢朗读，从初中开始，随便什么功课，语文课文，数学公式、物理化学……我统统都拿来朗读。眼看、心记、嘴念，三点并用，效果最好。当然我也怕别人笑话，初中，我去学校背后的蒙山上朗读；高中，学校操场东边有一片桃园，也是我的朗读胜地。我们那时候，小学就学语文、算数，到了初中，加上了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和政治。我最喜欢物理的电学，有了电学，才有卫星、火箭，无线电的控制。电学是所有技术的基础，也是人类改善生活、推动科技进步最重要的一门学科。这是我高中时期的物理课本，整个中学时期的教材，我一直保留至今。现在，还经常拿出来翻看参考。小时候我们村没通电，但通了广播。每家每户都安个木头做的广播匣子。广播有两根线要经过我们家的平房顶。我没见过电，但对它很好奇。六年级时，我爬上平房顶，把手电的灯泡拆下来，想试着把两根广播线接到手电灯泡上，能不能顺利发亮，捣鼓了好半天，也没让灯泡发出光来。初中学了物理，我才知道，那两根线带动不了灯泡，它只能带动喇叭里的线圈。那时，我们点煤油灯，灯上带有玻璃罩子，在灯下学习一晚，两个鼻孔全部漆黑，吐出来的痰都是黑的。上初一时，学校才用上了气灯，用煤油打气的。第一次见到电灯是我晚饭后去县城溜达，看到了嘉祥县公安局门前的电灯，那是整个县唯一的一盏电灯。我就觉得电太神奇太有用了。等到初二时，我们嘉祥一中也用上了电灯，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电带来的好处后，我更喜欢电学了。由于喜欢电学，对伏特、法拉第、奥斯特等几位电磁学家我也很崇拜。初二物理课本上，对这几位科学家的描述，我至今还能倒背如流：家庭贫寒、中途辍学、努力奋斗。这12个字也是我一生的信条，尤其是最后4个字。我比他们幸运一些，自始至终没辍学，这一点，我很感谢帮助过我的老师和亲戚。不然，母亲再怎么辛勤劳作、省吃俭用，也供不起我上学。有好几次，我都险些辍学了。我们村的小学只有四个年级，小学的最后两年，我只能去离家八里远的狼山屯完小上学。因为离家太远，我开始住校生活，每周日下午背着一礼拜的干粮和咸菜去学校。干粮是黑色的杂面馒头，很少有细面馍馍。夏天，干粮发霉生虫了，也只能将就吃下去，这让我有了此后吃啥啥香的好胃口。富家孩子蹲在操场上吃炒好的茄子、拌好的黄瓜，我很眼馋。别人家庭条件好，吃得好穿得好，我就要求自己一定要在学习上超过他们。在狼山屯小学这两年，交不起学费的时候，都是教导主任刘因时老师帮我交的。1957年，16岁的我从狼山完小毕业，拍下了这张照片。从初中开始，国家就一直给我发助学金。助学金有三个等级，每个等级钱不一样。我永远是家庭困难第一名，但成绩从未下过前三名。从初一到高三毕业，我每学期都能被评上最高标准的国家助学金——每月五块钱。我每月连吃馍馍带吃菜，七块钱的生活费就够了，母亲每个月只需要再供应我两块钱的生活费。而学杂费对我来说又是另一个难题。多年后，我都大学毕业了，在路上偶遇了初中班主任王老师。我问他：“王老师，有好几次，我忘交学费了，怎么没人催我？”王老师才说，他替我交了。从嘉祥一中初中毕业后，我知道自己能考上济宁一中，也预见高中学费会有困难。当时国家在洛阳修建拖拉机厂，需要我们这边的大山头村供应石子。我就和三个同学结伴去砸石子，整个暑假两个月没回家，我住在大山头村的一个小学教室里，和衣在讲台上睡了两个月，挣了47块钱。47块钱足以支付我的学费加生活费，还有盈余。高一第一学期，我没问家里要一分钱。高二时，我又差点就辍学了。家里负担不起学费，我找到班主任说想先休学一年，等家庭经济条件好了再接着上学。班主任劝我想尽一切办法，不要休学。我回家跟母亲一说，母亲找我一个姑奶奶借了16块钱，我才得以接着上学。每个礼拜六的下午，学校批准我回家。我步行走到嘉祥县天就黑了，手上拿根棍子，在黑暗中走完剩下的36里路。半夜才到家，礼拜天下午再走回学校。我的成绩和家庭情况感动了班主任和老校长，他们觉得我即使考上清华北大，可能也上不起。高三时，这两位老师说，“如果今年有军事院校的指标，一定给王广杰。”他们所说的军事院校的指标，是保送生名额。那个年代，国家特别重视军事院校建设。1963年之前，军队院校施行保送制度，被保送的学生不用参加考试，直接上大学。但军校逐渐发现，保送学生政治思想素质很好，但学业跟不上。于是，军委命令院校调整了保送制度，变成了高中学校推荐，学生参加高考合格后再录取。当时，济宁一中一共八个毕业班，400人，只推荐了个三人考石家庄铁道兵学院，我是其中之一。1963年，我成了第一批参加考试进入军事院校的保送生。1963年，我进入石家庄铁道兵工程学院学习机电专业。一领到军装，我就穿上去照相馆拍了这张照片。毫不夸张地说，当年上军校的学生，比清华北大的学生分数都高。因为军事院校是提前批录取。我的高考成绩是保密的，但据大学班主任透露，我的成绩可以上清华。不过，我对这个结果很满意也很感恩，军事院校管吃、管穿、管住，不花一分钱，每个月还发钱，清华我根本上不起。军事院校本科在当时是五年制。自从我上了军校，我家的生活就大大改善了。大一，学校每个月给我们发7块钱，我只用5毛钱买牙膏牙刷，剩下的攒起来，每两个月给家里寄13块钱。越往后补助越高，大二涨到了每月8元；大三，每月15元；大四，每月20元；大五，每月25元，基本赶上一个小学教员的工资了。那时，一个小学教员月工资才28块钱呢。这是大二时，我（左）和同班同学杨传生的合影。虽然物质上很富足，但说句实话，文化知识没学到多少。1964年，大二的我参加了一年社会运动，没怎么上课；1966年，社会动荡期开始，学校就停课了。五年本科，几乎就大一踏踏实实地上了一年学。学业怎么办？全靠我自己钻研。因为从小对电学感兴趣，大学我顺理成章地选择了机电专业。我在高中教材的基础上，买了很多新教材自学，连基础课都是自己钻研的。这养成了我爱买教材的习惯，我中学阶段的教材，微积分什么的，到现在都保留着。我一直都特别爱买教材，最多的就是电工类的教材。我觉得买书就是以最廉价的方式把老师请进了家门。只要外出，我就会到处去找书店找教材。但我上大学那几年，技术书不容易找，我有次在河北易县一个书店看到了一本技术书，如获珍宝，赶紧买了下来。我在学校图书馆借了一本《电工学》，图书馆没人管理，借的书都没还，到现在还保留着，那一本《电工学》被我翻来覆去地看。我们学校条件很好，夜里灯火通明。当时图书馆、教学楼都空空荡荡的，我一个人坐那儿偷偷看电工书、普通物理、理论力学。1968年，我本科毕业，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某师的一名连级干部，管发电类技术。修铁路遇山打隧道，遇水架桥，过程中用到的拌和机、抽水机、卷扬机、压风机......都需要电力。在偏远地区，需要我们自己发电。我负责教新兵使用这些机器；机器出了毛病拿去维修。1970年，我在河北保定地区公检法军管会工作。这是我（左）和战友（右）的照片。军校一毕业，我和爱人经组织批准结婚了。我们是高中同班同学，坐前后桌。我学习好又努力，她很佩服我。大学期间，我们一直书信来往。军校的寒暑假期只能有一半人休，另一半人要留校，有种地之类的活儿要干。因为我春节回家过年，我总休寒假。回家路过济宁，我会去看看我的爱人，她高中毕业被分配到济宁市防爆电机厂工作。1968年，我和爱人结婚，连照片都没拍。这张1976年在家门前拍的照片，成了我俩年轻时为数不多的合影。1969年，儿子出生。1973年，女儿出生。爱人在济宁市独自带着两个孩子，还要工作。而我是基层干部，不能带家属，每年只有一个月的探亲假。爱人天天盼着我能回济宁工作照顾家庭。母亲和弟弟在老家务农。母亲因操劳过度，这一时期，饱受高血压、心脏病等疾病的折磨，更是盼望我能早点回家。这是1972年，我们一家三口和岳母拍的合影。1969年，儿子刚出生不久，就扁桃体发炎，因没有及时治疗，导致他呼吸困难，影响大脑发育，落下了4级智力残疾。团里政委和我们师的副政委得知我的家庭状况后，找到我说：“军队想提拔你当连长或者营长，但你家庭困难，需要照顾，不如批准你转业回家，让你去找工作。”1973年，我利用探亲假，和爱人带着儿子去北京天坛公园旅游。1974年，33岁、军龄11年（在院校5年，在军队6年）的我被批准转业回家。遗憾的是，没等到我回家，59岁的母亲就去世了。转业回家后，我背个包，包里装着电工书，找到济宁市教育局的领导说：“我是军校电工专业出身，整天看电工书，又有实践经验，适合搞教育教学。”国家那时提倡职业教育，职业学校缺少专业课的老师，好多职中教物理的老师只会教理论，脱离实践太久教不了电工。于是，我被分到了济宁市原第三职业中学当老师，教电工技术。1974年，我进入济宁市原第三职业中学教电工电子课。在办公室批改学生作业时，同事为我拍下了这张照片。讲课对我来说不是个难事，甚至都不用备课。但职校的孩子，基本都是考不上高中的学生，实在没地方去了，就去上职中，七八成学生都不爱学习也听不懂课，说实话，我真有点对牛弹琴的感觉，精力都花在了维持课堂纪律上。虽然老师和领导对我评价很高。可是面对这些不愿意学又听不懂课的学生，我产生了早退休的念头。那时，退休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年满50岁，够30年工龄。1993年，我52岁，刚够30年工龄，就赶紧退休了。临退休前，我还被评上了高级教师。退休前不久，我被评为了高级教师。当时正值职业教育办学热潮，济宁涌现出了很多私人创办的技校，北方技校、长城技校、华联技校、华兴技校……十个手指头都数不过来。我就给这些学校代课，教学生电工知识，学校都很欢迎我。技校学生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己爱好电工，愿意掌握这门技术的；另一类也是在社会上走投无路，奔着上技校好有个就业道路的，比起职中的学生，他们的学习热情高多了。私人技校学费普遍比较高，这也促使学生们更认真主动地学习，我教他们比教职中的孩子有劲多了。我先后给很多学校代过课，外聘说走就走，很灵活。我选择代课的技校就一个标准：有没有实习工厂。光讲理论，对同学们没好处，对我的发展也没好处。我最后一个代课的学校是北方技校，他们的实习条件最好，有先进的数控机床，我也得以在这里接触到了新技术——PLC（可编程控制系统），学习如何用电脑编程控制车床。我自己还没买电脑，上网不方便，为了掌握新技术，我赶紧买了日本三菱出的《可编程控制器》等纸质教材来钻研学习，空了也会去市图书馆的上网查资料。在北方技校接触到最先进的编程技术后，我自己去买了很多介绍三菱和西门子的编程技术的教材。给技校代课，他们就不用请电工、修理工了。学校的一切电器设备，我全包。有时，正上着理论课，学校工厂出了事，我马上就领着学生们带着工具和仪表去检修。既让学生们参与了实践，又解决了问题。领导觉得我有真本事，给我的报酬也比较高。刚退休时，我的退休金是每月400元，技校给我开出来一个月的代课费也是这个数。业余时间，我还接私活给别人修理电器电机。有的上班族，没法脱产去技校学技术的，找我每晚学一个小时，包教会，给我的报酬也很高。可以说，退休后，我在经济上就翻身了。可我的家庭矛盾却在这时达到了顶点。我和弟弟的合影，左边是弟弟，右边是我。弟弟因为我没上成学，我心里对他有亏欠，所以一直帮助他。我弟弟虽然没文化，但他很上进、想致富。80年代老家产棉花，他想买个撕花机把棉花加工成棉絮，我资助了他一半的钱；90年代，他又想买个小拖拉机，我也资助他买了。就这样，他一步步发家致富，成了老家村里最富裕的人。2000年左右，他又想买大拖拉机帮别人耕地，我觉得他已经能自力更生了，就没再资助他。结果，这么一来，我弟很不满意，不搭理我了。长达十几年，我都不敢回老家，他也不来市里看我。最近几年，我和弟弟的关系缓和了，家庭越来越和睦，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如果不出意外，日子会一直这么过下去。谁也没想到2016年，73岁的老伴儿一跤把右腿摔骨折了。为照顾照顾老伴儿，我从当时代课的北方技校辞职了，这是我代课的最后一家技校。那年我75岁，先在医院照顾老伴儿住院住了一个多月。老伴儿出院后，我不敢离她太远，也没法回去给人代课。但我对电工技术的钻研，并没有就此中断，在照顾老伴儿的空闲时间，我依然大量买教材看教材，上网查阅相关资料。2016年，老伴儿把右腿摔骨折了，我从技校辞职照顾她。空闲时间变多，我的那些其他爱好也一股脑地涌出来，填满了生活。以前上课没时间，现在反而有了绝佳的发展机会。1993年退休后，我买了把二胡，从废品站买了一堆中小学生的音乐课本回来自学，学会了音名、唱名、音阶、定音等专业知识。不能出门，学二胡的进度加快了，拉得更熟练更好听。拉二胡也是我的一大爱好。我还喜欢开荒种地。我是农村穷苦孩子出身，知道粮食的重要性。1996年，我和老伴儿搬村里住。我偏爱农村的房子，城里的房子又贵又小，没法满足我开荒种地的爱好。而农村，沟边、路边、公园边，荒地多的是，只要能种，我都统统开出来种。种地、打扫卫生做家务，我不觉得劳累，既有收获，也是种运动方式。此外，我发挥动手能力，把不用的铁管子安墙上，时不时拉拉引体向上来锻炼身体。开荒种地也是我的爱好，我不觉得这是劳累，反而觉得这是最划算的锻炼方式。我不想让老伴儿整天坐在家里，天气好就骑着电动四轮车带她出去赶集、走亲戚、逛公园。种地也带着她，我拔草种菜，就让她坐在地头晒太阳。她爱刷短视频，我休息时也刷刷。逐渐地，我也开始拍短视频。我种的菜，公园的花花草草，带老伴儿赶集买的东西，自己做的饭……看到啥拍啥，永远不缺素材，随手就来。2020年5月，我发出了第一条短视频，拍的是我老伴儿做的饭。这一桌饭菜基本都是我自己开荒种出来的。拍得多了，我就在各个短视频平台上注册账号发视频。2020年5月，我发出了第一条短视频，展示了我的种地成果。后来，我发现别人在网络平台讲课，有讲电工课的，也有讲物理化学的，我想我也能讲啊，就发讲课短视频尝试了一下。结果，最少的时候有几百人看，最多上千人看。过去讲课时，最多带两个班一百人，这比我之前在任何学校讲课的学生都多多了。我老伴儿也特别高兴，她说，这样风不打头雨不打脸的，在家里就能上课，不挺好吗？尽管在家照顾老伴儿这几年，我的生活变得更丰富了，但我还是想重回讲台，并且一直在想办法。老伴儿腿伤刚恢复一点时，我想过在家里招点学生，但家里太挤；我又想，要不去车库放个黑板，老伴儿说太麻烦，我也就作罢。终于发现了网络视频这个好途径。电工课的短视频发了两年，直到今年5月。有网友跟我说：你做直播讲电工课不是效果更好吗？我说我不搞直播，那时，我觉得直播不是跳舞就是唱歌，不然就是搞笑。网友又在评论里回复我说：“直播也可以讲知识。”我说，“哦，那我就试一下吧。”我当时心里想的是，又遇到一个好的讲课平台，但能不能成功？我没有把握。结果，刚播前几天，几百人，涨到几千人，第五天有上万人进直播间。家里的阳台被我收拾成了讲台，挂块黑板，买了直播架和桌子，堆满教科书，我就在这里直播。我记得那天我讲的内容是二极管和三极管，才开播十分钟，就有一万多人观看直播。最开始，我对直播操作不太熟练，人数在右上角，我讲课也顾不上看，还是我老伴看到了后告诉我，有一万多人在看直播，我一看，确实是。以前上课，要对着上万人讲课，想也不敢想，还是来自全国各地、天南地北的。二极管和三极管就是半导体，属于电子电路了。这也是我最喜欢的内容，它凝结了人类的智慧，有了半导体集成电路，才有无线电，有现在的遥控、网络，每每讲到这部分时，我都对智慧成果怀着崇敬之情，既重视又兴奋。这部分的内容也是最有实际价值和效用的，所以来直播间听课的人特别多，一万多人的量持续了一个小时。看到这么多人来听课，我心情很激动，但不断提醒自己要控制好情绪、注意语速，一讲快，大家就有可能理解、吸收不了，讲到别人听懂是最终目的。我上课的习惯就是由浅入深，高深理论简单化，我看到评论区有网友说“你讲三极管，我才终于搞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以前我都听不懂”；有人说“我带着我爸爸来学习，他也能听懂”，一瞬间，我的自豪感和成就感就上来了。因为对内容足够熟悉，我连教材都没看，那天讲得很亢奋、淋漓尽致，讲到我忘记喝水。有网友看到我讲久了，干咳了两声，就评论提醒我该喝水休息了。我的课一般是一个半小时，晚上7:30到9:00，讲到时间也差点儿忘记，到9:30了我都没反应过来，还是网友提醒，“爷爷，该休息了，到时间了”、“我们都听懂了，您快休息吧”，十个人有八个人评论这个内容，我一下子就看到了，才知道该下课了，大晚上不能拖堂。那天下播后，老伴还在跟我说：“居然有那么多人啊。”我们确实太惊奇了，不过也很快冷静下来，意识到知识分享的直播是很有价值的，要一直沿着这条路走下去。高兴之余，我感到了压力和责任，我更要不断努力提高直播和视频的质量。每晚7点半到9点，直播一个半小时，除了中间喝水，我不需要休息，也不觉得累。网络直播讲课和面对面给学生讲课最大的不同就是互动形式。以前99%都是我讲、学生听，现在在直播间，大家都特别活泼，评论区的反馈一直刷，我都看不完。这种时候，老伴儿就成了我的得力助手。我顾着讲课，网友们的需求、意见，哪个网友想加微信，谁的教材还没收到......这些问题老伴儿都会一一打字回复，有时她会拿着纸笔，细心记下来。直播时，我只顾讲课，经常都是老伴儿在和网友互动。她会把一些问题，用纸笔认真记录下来。这种边讲课边看网友反馈的互动模式，让我重新找回了当老师的满足感。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个学生给我留言说，

有真实故事想告诉“自PAI”？*请点击文章左下角“阅读原文”填写表格*或发送故事至📮：selfiebytedance@gmail.com这是《自拍》第301个真实口述故事我是陈昭霞，1979年出生在湖北赤壁羊楼洞的村子里，现在是两个孩子的妈妈，2018年离开北京，跟家人一起定居在泰国芭提雅。我们给儿子庆祝7岁生日。小时候家里兄弟姊妹6个，加我爸妈、我奶奶，长期9个人吃饭。父母刚发现怀了我的时候是不想要的，因为家里已经五个孩子了，怎么养活啊？结果他俩去做手术的路上，被我大舅妈拦住，一番波折，终于生下了我。生我的时候是早晨，朝霞满天，就给我起了名字叫“陈朝霞”，登记的时候错写成了昭君的“昭”。我的童年是过得很开心的，天没亮去偷人家院儿里的橘子，爬人家宾馆的高围墙，扒路上开得飞快的拖拉机……2020年，我拍的老家屋前景色。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爬树摘李子，我哥说，爸爸来了。当时我正站在树枝上够树尖尖上的李子，我哥一说，把我吓得咣叽一下跳地上。我哥还哈哈大笑，说我骗你的。把我气得要死。过两天我又爬，我哥喊“陈昭霞，爸爸来了。你赶紧下来，打死你了”。我在树上不理他，继续够。结果我爸就拿着竹桠子在底下等着我，眼睛瞪得铜铃一样。我溜下来就光脚丫子狂奔，我爸追了我一路，说那么高的树你还往上爬，我要打死你，逮住我一通胖揍。2020年，我的父母亲。家里条件不好，但哥哥姐姐多，家里还是很娇惯我的。二年级我去镇上的学校上学，因为距离3.2公里，基本上是早上我爸把我背去，中午三姐给我送饭，晚上二姐把我背回来。到了三年级，我自己上下学，老被霸凌。我是山沟沟里的孩子，同学好多都是镇上的，老欺负我。一次，一个家里特别有钱的同学，把炮仗点燃了塞进我新买的书包里，书包破了一个大口，书也被炸得稀巴烂，满教室全是炮仗屑和我的书。家里人去找老师，老师就说“你这个孩子没有处理事情的能力”。后来，我在街上碰见一个老欺负我的男孩，趁那个男孩靠近我的时候，一脚把他踹得蹲在地上。从此以后，谁敢对我动手我就下狠手打回去，就没人再敢欺负我了。为了练胆量，我还去报学校课后的兴趣班，给同学读书、讲故事，突然自信心就增加了。小学毕业合影，前排左二是我。上完小学，家里说没钱送我上中学了。我当时到处写信，给武汉的表哥写信，说你借我钱，到时候我再还你。虽然我爸妈没文化，但他们还是愿意送我去上学的。我爸拿到钱就去给我报了名。到了中学，老师选我当组织委员。第一次英语考试，全班就我一个100分，那还是我考的第一个100分。文艺表演老师也鼓励我去，我还去跳了一个舞，当时要穿健美裤，我找人借的裤子，还破了一个洞，能看见里面的红秋裤。但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原来世界是可以不一样的，我可以当干部了，学习成绩也好起来了，也可以去参加文艺表演，家里很穷也是可以翻盘的。初中时的我。教导主任跟我妈说，说你女儿学习成绩很好，值得培养，也很努力，你砸锅卖铁都要送她上学。自从家里说没钱送我上学，我其实整个人性格就变了，就从外驱变成内驱了，“我要上学，要努力，要成绩好，要争取每个机会”。但初中每一个学期都在为钱的事儿发愁，我没事就去山里弄点啥卖钱。捡竹桠子、去采茶叶、摘野果子卖……总能搞点活挣钱。结果中考差几分，没考上重点。但是可以上三中——一个普通高中，老师来家里跟爸妈说，你孩子去的话估计是成绩最好的，但我们家就说没钱。初中毕业前，我和朋友的合影。我最小的姐姐在武汉学理发，我就跟着去了。在理发店里当洗头工、在饭店干服务员、在清洁公司洗地毯……打工的时候，脚都站肿了。有同学在三中读书，我就跟他写信，说我想上学，我同学就跟老师说，老师说学费可以免，只要付书本费就可以了。那时候他们都开学几个月了，我又跑回去读高中，用一个月的时间把前面的课补上。但是我上了一个月学就没有生活费了。跟家里要200块钱生活费，我爸都急得跟我跳脚。万般无奈，我只能又辍学去武汉。给我表姐看过孩子，一个月200块钱。又去饭店里当过服务员，待了五个月。我当服务员时工牌上的照片。当服务员最终的出路是什么？就是找一个厨师结婚。我不想要这样的生活，我的命运不该如此。正好表哥在武汉开了一个贸易公司，我就跟他说，要不我去帮你跑业务？我表哥说你来帮我接电话吧。他弄了一款化妆棉，想进商场销售，说你要有空，就去商场问一下。我就拿着化妆棉，坐公交车去武汉商场，鼓起勇气上楼，找到采购部，问你们这需不需要化妆棉？跟人聊半天，人家就告诉我说，你们公司产品太单一了，如果是一系列可以拿过来。我赶紧给我表哥打电话，告诉他人家说我们的产品太单一了。其实我下楼的时候整个人都是懵的，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勇气。在表哥公司待了不到一个月我就待不下去了，表哥公司业务不多，我天天在那没事干，自己也难受。后来翻报纸，翻到有家广告公司招工，我就去他们那跑业务。广告公司老板总说，什么是广告？大卫·奥格威说过“不做总统就要去做广告人”，把这个职业捧到很高。我就觉得做广告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那时候我才17岁，没有什么资源，但是很勤奋，又一腔热情。我（左）在第一家广告公司的时候。武汉有一个保健品公司要做广告，我穿了一件我姐不要的衣服去跟人谈业务。人家说你穿的西瓜太郎的衣服啊？我啥也不知道，就说什么叫西瓜太郎？人家说，就是日本的一个牌子，那个牌子我小时候老用。然后问我，你有18岁吗？我说，快了。他说，你怎么18岁不到就出来工作？我也就如实说，我们家里穷。他可能很少见到我这么真诚，就跟我签了一个几万块钱的合同，在当地日报做软文。签完合同，还给我800块钱，说我太不容易了。第一家广告公司业务不多，公司最后都快黄了，发不出工资，我还一腔热情守在公司里。房租都交不起，我还到处去跑业务。后来实在没办法，我就白天在广告公司里上班，晚上去读会计专业的中专班，放学了就去KTV当服务员挣钱，上到凌晨两点下班，早上六点又去广告公司上班。真的是一刻不停，为了生活到处去跑。休息不足的时候，跟灵魂出窍一样，在武汉的街头，骑个自行车，昏黄的路灯照着孤独的我。那个时候从来都没想过一个小姑娘半夜回家很危险。我剪板寸，跟男孩一样，去上公共卫生间，别的女孩一看到我，赶紧退出来看是不是走错了。我（右）在第一家广告公司时，跟著名演员鲍国安老师的合影。公司发不出工资，交不起房租，我吃了很长时间白水煮挂面。那个时候最大的愿望是有个书桌。因为我爱写日记、写信，但都只能趴在床上写，写完以后整个人都呼吸不上来。夏天的武汉，人家开空调，我房里电压不稳，钨丝灯就只剩一丝红线。表哥办公室的大桌、电风扇都给我拿了过来。但是电风扇插上电都转不动，只能慢悠悠地、三十秒转一圈，真是无能为力。我把水往阳台地上一泼，铺个席子睡，醒来就天亮了。最难的时候，我把烧菜的一瓶高粱酒喝了，醉倒了，在家里躺了两天，滴水未进。后来我想，死在外面都没人管，父母也不知道，所有的东西都必须靠自己。大部分时间，我都充满了激情，认为这样一个职业会给我带来幸运，给我的生活带来转机。白天我都是斗志昂扬地去工作，虽然工作完没有报酬。发不出工资，老板就说我们的苦难是暂时的，天天给我打鸡血。我回老家，逢人就讲什么是广告，光辉的职业，人家都以为我魔怔了。那时候中国要加入WTO，为了跟国外知名广告公司竞争，1998年，武汉本地的四家广告公司联合起来，组成了“湖北联合广告”，正在招兵买马。当时北京华联进驻武汉，我去拉业务，认识了他们的主管。这个主管就把我介绍给“湖北联合广告”的业务经理，说我认识一个女孩，特别有韧劲，特别勤奋。命运就这样改变了。我在湖北联合广告的工作证照片。原来我在特别小的广告公司，再勤奋也无济于事。进了联合广告，平台就不一样了。我还没正式入职，就有认识的客户要让我去签合同。之前我每天都会出去跑业务，坐公交车到这家公司坐一会儿，那家公司坐一会儿。我没什么钱，路边看见玉兰花5毛1块的，我就买一点，到人家公司那里，就说我经过，来瞅一眼，然后买的玉兰花给人放一朵。人心都是肉长的，我很真诚，一来二往就很熟了。之前人家不放心我的公司，但我换到一个被普遍认可的平台以后，人家就很愿意来找我。我之前的所有努力都成量级的增长。然后我就带着单子去了联合广告。我在湖北联合广告的会议室里。入职不久，我又签了个合同。我有个BB机，有一天半夜11:30接到信息，说我是xx公司的刘总，正在找广告公司，你明天过来签合同。我傻了，还以为别人打的骚扰电话。那天下小雨，我就骑着车去公共电话亭回电话。人家说我是xx品牌湖北分公司的。我一想我确实去他们公司留过一张名片，但做梦都没想到人家会半夜联系我。第二天去公司一说，谁都觉得不靠谱，别是骗子吧。一去，人家真是要签合同。原来，他们湖北分公司来了新总经理，这个新总经理就相信敬业精神，他半夜打了二三十个BB机，我是唯一一个回电话的。他就相信我能做好，当时我一个毛头小姑娘，刚满18岁，人家也没介意。然后就真的签合同了，签了整个公司第一个总代理，以后他们所有广告、发布会都由我们全权代理。后来还每年续签，一直续到我离开公司。签完合同我整个人都傻了，简直是幸运女神来眷顾，但如果不是平时做出的努力，谁会找你。1998年，我和母亲。我们公司老板的弟弟是公司业务经理之一，他每去一个地方，对方就说你们公司有人来过了，他问，谁？人家就把我的名片给他看。我永远是在他之前赶到那个地方送名片的那个人。这一方面是天赋爱好，一方面也是生活所迫。我要不努力就没有钱交房租，没钱吃饭。所以可能大家聊天，我就在翻报纸，一条信息一条信息地捋，然后就开始打电话。客户的名字、电话、生日，都是刻在我脑子里的。2000年时的我，因为年纪小又要跑业务，我总是把自己打扮得特别老成。那时候每个客户过生日都能收到我的祝福，刚开始没钱就发信息。后来就发展到我自己掏钱给人送蛋糕、送鲜花。当时公司有将近五六十个员工，我是业务部唯一一个有办公桌的业务员，而且我是公司年龄最小的。2000年，我手里有了一些积蓄，了解到武汉大学还有广告成人班，就去参加成人高考，考到武大广告系。因为学费、生活费，也是很大一笔开销，我就一边上学一边接私活赚钱。我（左三）和同学们在武汉大学。在大学深造以后，我就不想再跑业务，觉得这不是一个长久的职业，想寻求专业上的提升，想去做策划。我要找一个策划类的工作，正好北京有家公司看到我在网上发的简历，给我打电话，我就去了北京。我说希望能包食宿，当时北京已经基本上3000-4000元的工资，我说你给我1500元就可以了，老板很开心。离开武汉去北京的火车票，我一直保存着。在北京第一年还挺坎坷的。一出北京西站，老板开车载着我在二环的立交桥上走，他跟我说：“北京就是你梦开始的地方。”把我带到方庄吃了一碗馄饨，10块钱。武汉馄饨才一块，我心想我得挣多少钱才能够在这儿生活？我住在八一电影制片厂附近的一个半地下室，每天坐公交车去天坛附近上班。地下室潮，住久了，所有的衣服鞋子都会长黑斑，我就想，怎么可能一直住在这个地方？我一定要买一间楼上的房子。结果，我才干了一个月就被开了。老板跟我说的时候，我脑袋嗡嗡的。我和北京第一家公司的老板和同事们十多年后重聚合影，就是中间这位老板说北京是我梦开始的地方。我突然就找不着方向了。以前我业务是做得最好的，全公司里面我最牛，年纪最小，能力也很好。之前我没文凭，现在也有了，怎么就不行了？被开了以后，我之前湖北联合广告的创意总监来北京创业，我又去了他们公司，待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慢慢恢复，从小业务员做起，逐步往管理者的层面靠。虽然开始在管理团队了，我觉得没有提升，我的理想是要成为一个广告人，广告的核心是什么？是创意。我就想要接触到广告公司最灵魂的那个部分，成为广告的创造者。我刚到北京的时候。后来我跳了几次槽，到了2003年10月，到一家专门做地产策划的广告公司做客户经理，在这才算真正从一个业务员走向了策划人这么一个角色。北京的房地产市场其实从2000年开始就如火如荼了，经常要投放广告。客户经理是个传话筒，去开发商获得信息，然后把信息传递给策划部，告诉文案应该要做什么。那时候我们项目很多，但只有两个文案，根本做不过来。我就跟文案说，要不你教我，我来帮你弄。我从学习写楼书开始。比如出一个楼书，要怎么放简介、放规划图、放企业的理念，怎么做内容规划。我就从这个角度开始学文案，人家放假，我就在家里琢磨。我去这家公司的第一个项目，楼盘设计了高端人文路线的文案，后来买房的多是大学教授、科研院所的高工。我第一次感觉到，经过广告公司的打造，受众人群可以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且全程参与整个创作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大家头脑风暴，为了方案吵得头破血流，有时候又陷入难关，又面临开发商的各种碰撞……整个过程对我来讲都是新鲜的，我把自己当一个海绵，不断地学习。后来做另一个项目，我就利用周末自己尝试写了一份文案。我拿给老板娘一看，老板娘都震惊了，说你还有这个能力，文字功底不错。后来老板就会刻意让我去参加创意会、脑暴会，让我拿想法提建议。过了一阵子，我又跳槽到另一家广告公司做客户总监，事业一直算是蒸蒸日上。那时候我们有个广告人圈子，一到周末就聚会狂欢，我第一次见我老公就是在2002年12月31日的广告人聚会。虽然我们真正有交集还在后面。2003年3月8日，我老公和他同屋组织了大家去天漠骑马，我跟大学同学跑去凑热闹，我是第一次骑马，走到一个山沟里，我那个马就不走了，眼看所有人都走了，我又不敢下来，急死了。后来是我老公骑马回来，帮我把马给牵出去的。8月份，我们去乌兰布统骑马，我被马撂下来了，又是我老公去帮我追马。过了不久，我俩就恋爱了。后来我和老公一起去骑马。到2004年，我俩看上一套房，首付要11万。没钱，怎么办？我说先买，定金交了再说。然后，我们就去拉私活，给人做灯杆旗广告、做工地围挡广告，什么活都干。那时候我工资税后已经可以拿8000人民币了。为了买房，我们俩就白天上班，晚上干私活。买完房子，一毛钱都没有了，每个月又要交房贷，还要攒钱装修，我们俩依旧白天上班，晚上加班干私活，经常熬夜。熬夜熬得最恐怖的一次是我老公熬了差不多四天四夜，我比他少熬一夜。熬完想睡觉，但是电话一个接一个的，也睡不踏实，我俩就去楼下一个羊肉馆吃饭，我俩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就开始掉眼泪，就觉得这个日子怎么能这么苦。2004年年底，同事过生日时的合影，我（前排右三）这段时间正在天天熬夜攒钱装修。本来2004年下半年就能收房，因为没有钱，我俩一直等到第二年才去收房。等钱攒差不多了才装修，最后钱不够，还留了一个书房没装。直到2005年12月24日，平安夜那天我们才搬进新家。2005年，我俩开始创业，注册了我们自己的第一家广告公司，一开始连办公室都没有，所有的东西都要靠自己到处去竞标、提案。我跟老公性格不一样，他理性，必须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才开干，我感性，跳跃思维，想到什么立刻开始。我俩天天吵架，从办公室到家里，吵得不可开交。最后，我就决定把公司扔给他，自己出去找工作了。后来公司比较稳定了，从2010年到2015年，都是一年收入差不多五百万的样子。我们自己开公司时，拎着去踩盘时收集的楼书。我出去以后就在一家地产经纪公司做营销。我那时候都30岁了，我俩谈了8年恋爱，结婚了。因为我和老公都没有北京户口，有了孩子以后，我们就一直在考虑找一个地方安家，好保障两个孩子的教育。2011年，女儿在香港出生以后，我们在深圳买了房子，准备让女儿去香港上学，但后来老公不愿意去深圳定居，我们又把房子退了。2015年生小儿子的时候，我们在美国待了几个月，顺便四处考察了一番，但我和老公都不喜欢美国，一来华人在美国太受歧视，二来我们都是中国胃，实在不习惯当地的饮食。欧洲和美国存在一样的问题，语言不适应、签证难搞、我们过去以后就业压力大、华人相对不受尊重。2015年，女儿第一次抱弟弟。后来听说有个邻居在清迈，我老公就去泰国考察，2016年开始，他就泰国、北京两边跑。我老公过去考察期间，有很多人请他帮忙看房、买房，后来他就把事业重心转到了那边，专心做房地产交易。2017年4月，我儿子刚满两岁，他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租车自驾泰国，北到清迈，南到普吉，转了15天，看看孩子喜欢哪里，最后才选定了芭提雅。有山有海，距首都曼谷不远，周边产业多样，工业、农业、旅游业都是支柱产业，附近还有泰国除了曼谷以外最大的深水港。除了这些，当地人也非常友善。我第一次去芭提雅是被我老公拉去旅游。当天上午女儿就在海滩走丢了，满沙滩的游客和工作人员全来帮我找孩子，我惊恐之余异常感动。2017年我老公一个人带着两个娃去泰国（左），回来以后整个人瘦了23斤。我那时候在一家地产投资公司，已经做到总经理级别了。每次老公说要过去泰国，我都不愿意，放不下事业。公司每年三月有体检，体检的时候，一个老医生给我查甲状腺，说有钙化，让我去做详细检查。我太忙，等十一过后才去三零一医院检查，确诊是钙化，要做活检。我去医院做活检的时候，就一个人去的，结果医生看我一个人，就不让做，说活检穿刺特别危险，甲状腺又是靠近神经聚集的地方，还要打麻醉。我就打电话叫了个朋友陪我做完了穿刺。拿到结果的时候，真是人都晕了一下，虽然做了很多的准备，还是晕了一下。我老公在泰国，我就没跟他说，但跟我最小的姐姐说了，她跟我关系最好。确诊的时候，我买了张彩票，发了个朋友圈，好多人以为我中奖了。接着我还是该上班上班，医院那边做手术要等床位。我老公回北京后，我跟他说，确诊了。他说你别逗了，怎么可能是甲状腺癌？其实他崩溃了，只是在家里没吱声。后来过了很多年，邻居跟我讲，说我老公上他们家，坐沙发上嚎啕大哭，“陈昭霞得癌了”。我做完手术后住院的那段时间其实很轻松，没日没夜地追剧，不用操心那么多事儿，不用那么忙碌。整个生病的过程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洗礼。我就觉得，不管我之前为之拼命的是什么，赚钱也好，养家也好，理想也好，我要是在手术台没起来，就都不存在了，我躺在手术台上那一刻什么也不是。2018年，我们带着孩子回我老家过春节。经过这事儿，我老公决定过完春节就去泰国安排一家人以后的生活，说怕没时间了，不想再等。之前我一直反对去泰国，毕竟这十几年，家庭、事业都在北京，要去泰国，就相当于要连根拔起重新开始。这回我就让他去了。他说，我先去芭提雅安排一切，你想通了就过来。2018年，他去了泰国做准备，我这边继续工作，一直忙，经常出差。我老公走的时候把他小姨接来，帮我和婆婆一起照顾两个孩子。两个老太太自己就在家干仗，家里鸡飞狗跳的。我跟老公说，这样不行，天天吵架，孩子怎么办？我工作也没办法安心。挣扎了很久，我决定辞职。跟老公打完电话，我蹲路边就哭了，真的是舍不得。当时我是总经理，全程管一个项目，而且这个项目从选址开始，我一直跟了四年，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我很热爱这个工作，赚钱赚得不少，还能兼顾家庭，老板也很尊重我。我去提辞职，老板以为我开玩笑。我说你看我老公去泰国了，我再不去，我们家要换人了。老板说行行，等你把家里事情处理好再回来。我到芭提雅都一年了，我的办公室、茶杯、布鞋、电脑都一直留着。我老板就没有想到我会走，凭他对我十几年的认识，他打死都不相信，我这么有事业心的一个人，会去芭提雅当个家庭主妇。我自己都不相信。刚到芭提雅的时候，天天喝酒。去泰国之前，我都39岁了，已经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公司是大甲方，很多事情我只需要去把控大方向。虽然忙碌，但我很享受工作带来的乐趣。一到泰国，我突然什么都不是了，出去别人说话也听不懂，泰国开车是右舵的，车我也不敢开。我要照顾孩子，打扫卫生，全是鸡毛蒜皮的事儿，每天都疲于奔命，一点自己的时间都没有，陷入这种琐碎当中。我一个杀伐决断、雷厉风行的职业女性，突然之间要回归家庭，这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我一度觉得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之前我在家从来不做家务，家里的一切都没管过，水电煤气费在哪交我不知道，蔬菜鸡蛋多少钱一斤我没关心过，我就负责挣钱，跟我老公一样，承担着赚钱养家的责任。在泰国，有一次我们赶着去高尔夫课，眼看要迟到了，女儿还在磨磨蹭蹭，我跟女儿说：再磨蹭就扣掉你的零花钱。她反击：“钱是我爸爸赚的，你凭什么扣我的？你又没工作天天在家。”我当时就对着她咆哮。从小不做家务的我，忙了一天做的肉松，她尝了一口就直言“什么破玩意？”气得我老公拉住她就是一顿胖揍。刚开始真是特别黑暗，天天关在家里不敢出门。出门必须得靠我老公，我都不敢吱声，到哪都跟在他的屁股后面。我自尊心又很强，又很敏感，他一个表情不好，我就觉得他在嫌弃我不赚钱，嫌弃我不独立，就跟他吵架。第一年还是很落寞的，非常郁闷，天天喝酒，有时候喝多了，吐得到处都是，我老公就默默地收拾。酒喝完了，他就去买。杯子打碎了，他又买新的。没有朋友，他把周围的同事约来陪我喝酒。他虽然不说，但是能理解我的那种不容易。全家给女儿庆祝十岁生日。到了第二年，我其实就适应了。我闲不住，又爱聊天，接孩子在家长室等，我就跟别的家长聊天，慢慢地英语好起来了，自信也有了。开车，头回开出去上错了道，吓得一身冷汗；第二回就上了高速，再后来也好了。我女儿刚去一直融入不了，不愿意跟其他人交流，为了鼓励她参加集体活动，我去参加家长合唱团；她英语一直上不去，我也去学校上英语课，每天都把生词抄下来，贴在车上空调那，就让她看到；女儿爱骑马，我让她给同样爱骑马的泰国公主写信，在马术比赛上偶遇思缇梵公主，我又鼓励她亲自把信送给她。慢慢地，孩子们适应了这边的生活，我也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交到了一群朋友，照顾孩子之余，我跟着朋友们做瑜伽、练泰拳，早晨去跑步，我自己的生活也丰富起来。人生没有回头路，一定要相信给你的是最好，才能坚定地、笃定地往前走。*本文由陈昭霞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陈昭霞本人提供。*本文在今日头条首发，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有真实故事想告诉“自PAI”？*请点击文章左下角“阅读原文”填写表格*或发送故事至📮：selfiebytedance@gmail.com这是《自拍》第298个真实口述故事我是一个90后脱口秀喜剧演员，我的艺名叫好笑的林某某。四个月前，我为找回乌克兰恋人，跑到基辅。谁知道，战争比爱情来得更有震撼力，它马上让我变得荒腔走板。2022年2月24号，我刚刚睡醒，世界就开始走样。这像不像一出荒诞剧：有一个可怜的家伙走错了地方，只为找回爱情，却自投罗网，一头扎进一场战争，而且无法掉头就走。做尽了傻事后，故事急转直下，进入惊魂时刻。基辅这座城在傻小子的冒险中扮演催化剂：你必须来，来了就走不了，走了又不得不回来，而且还得待下去。我出生在温州瑞安，外公是朝鲜人，朝鲜战争前移居大陆，外婆是台湾人。改革开放后，外公去东北、上海做生意，在上海南京路有店面，在老家建二十多座别墅，算是当地比较有钱的人。爷爷奶奶是体制内干部，父母也做生意。家里对我没要求，散养。我成绩还好，很讨老师喜欢。无衣食之忧，顺风顺水，从小到大我没遇到过什么难事。只有一些阳光下的浪漫和感叹，真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这是我三岁时和妈妈的合影。奶奶去苏联留过学，会讲俄语。爸爸讲得一口流利英语。爷爷留下大量藏书，我贪读，读我得到的一切书。我最爱的一页是地图，想长大后闯世界，自己写本书。看港台律政剧，又憧憬过当律师，觉得做律师也挺棒。后来不知为何，对波斯有了特别的兴趣，就去找专门的书看，结交中东朋友。这是我中学时喜欢看的书。我大学读国际贸易。跟父母借一万块钱开“格子铺”——别人的东西放我这寄售，我收租金。还倒卖过电脑，发过传单，奇奇怪怪的事情做很多。别人家里要给两千生活费，我自己一个月能挣七、八千，十七岁就经济独立了。2012年大学毕业后，我去派出所实习，写简报，不喜欢。就拿了两万元开奶茶店，又去试了试各种工作，吃穿不愁，却活不出个大意思来。二十岁那年，我的梦想呼之欲出。我圈子里清一色是外国人，我英语好得像母语。看了一本漫画书《我在伊朗长大》，我便很向往，干脆去伊朗。父母反对：美国和伊拉克在打仗，美国和伊朗关系很紧张。我不顾父母反对，说去就去了。玩一个月后不想走了，我就在当地找学校读书。同学全是大牌记者，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的。为了玩去学波斯语的，只有我。三个月我就能听会说波斯语了。爱聊、敢说，反正我对他们来说是外国人，有点口音挺可爱的。这是2012年我在伊朗领事馆准备签证去别的国家。学习期间，我去大马士革，跟着记者们采访叙利亚总统，我帮打灯光。还花十美元买通边境官，进了伊拉克。开车没走多远，前方一声巨响，空中升起蘑菇云，美国军车被炸了。去了阿富汗，想看巴米扬大佛，可惜被塔利班炸没了。还去了巴基斯坦，想看古文明发祥地，可那里满目疮痍，老百姓眼睛里没光。对比强烈的是迪拜，那里纸醉金迷，全是买买买。这段放任自流的时光，自己感觉对生活把控得很有一套。我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而且会继续这样。这是我2016年我在伦敦。玩得差不多了。我被同学推荐去阿巴斯港口做英语翻译，包吃包住，每月一千八百美金，如何花得完？两年就存下三万多美金。两年后想家了，我决定回国，在宁波一家外贸公司工作。这是2012年我和伊朗女朋友在伊朗。年轻人的头等大事是谈恋爱。我之前谈过三个女朋友，土耳其的、伊朗的、俄罗斯的。每段都认真谈，每段都失败。我有点心大，每次过后我都对自己说：我还年轻，我有的是机会。四年前，真正的奇遇来了。我在网上认识她，伊莲娜。那时她在宁波做外教，刚回乌克兰老家。起初，我真没太动心。三个月后，她说她要回上海读语言。我说我去接你，她说可以，我去了，第一眼就被她迷住：疲惫，素颜，但她真的很靓。她那么得体，又出奇的文静。不像我见过的其他金发碧眼女孩，夸张得让人受不了。我喜欢眼前这个姑娘。我每周三次去上海看她，送鲜花、煲鸡汤，晚上再开车回宁波，睡服务区，醒了去上班。我有个摄影工作室，请她来宁波做模特，拍完再让“客户”转账给她，都是我自己掏钱，她不知道。我想帮她，更想多见她几面。这是2018年伊莲娜在我的摄影工作室拍模特照。2019年，我请她去香港澳门过元旦。在澳门酒店里，她突然亲我一下，我哭了。她一直若即若离，我追得太辛苦了。回国后，我请她来宁波，她来了，终于和我在一起。我们到处玩，去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她去香港拿签证，我就跑去香港接她。热恋一年后，我带她回家过年。她懂礼貌，会说简单汉语，父母满心欢喜给她发大红包。初一那天，她跟我全家上山祭祖，俨然一个预备好媳妇儿。这是2020年我和伊莲娜追到姑娘时，我也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我从小就喜欢美国脱口秀，一直追着看路易•C•K、乔治卡林、大卫夏培尔、克里斯洛克。我大学做过辩手，爱发表观点。脱口秀要在几分钟内把握节奏，用戏剧化转折抖出包袱，让观众笑得措手不及，这太符合我性格，我想干这行。在饭局上巧遇宁波脱口秀俱乐部老板，立马追过去参加脱口秀剧场练习。经历过被台下观众插话、停演，我还是不断揣摩、练习，大胆上台，最后冷场变笑场，正式签约成为脱口秀演员。第一次接商家邀请，出场费八千元。一个月给俱乐部演十场，还能接十几场商演，一年能拿一百万。白天做外贸，晚上做脱口秀。伊莲娜给我提供不少灵感，我越做越好。有时一晚上要赶不同的场，飞过去就为上台讲五分钟。半年后，我辞去外贸工作，全职做脱口秀。这是2021年10月我在黄西的宁波站专场脱口秀上做嘉宾。2020年，该谈婚论嫁了。她希望她家人来中国，或我家人去乌克兰，婚礼必须全家人都在。碰上疫情，拖到2021年10月份，耐心被磨没，她说她要回乌克兰冷静，还说母亲生病，她要回去照顾。我送她上飞机，权当一次小别。她说她愿意回来，但走不开。那我就去乌克兰找她吧。演完所有合约。我说我要去了，她没表态，随你便的意思。我想，我都去了，你不至于不见我吧。这是我和伊莲娜的订婚戒指。2022年1月7日晚上演出，8号飞乌克兰，待一星期就接她回家——我想的就这么简单。我怎么会知道，我在做一件后果极其严重，严重到差点没命的事？问题是我无法预知。银行卡没带——我一般出国只带手机，找到中国人就能换美金。行李照例很轻，—两件外套一双鞋。我当时还为自己的轻车熟路感到很得意。她住在乌克兰南部小城秋鲁平斯克郊外，距赫尔松五公里。坐飞机十几个小时到基辅，坐火车十几个小时到赫尔松，坐大巴两个小时到乡下。该在哪下车？靠猜。打不到车，又步行一小时，到了，早上10点。到此刻为止，我的人生一直不错，我从来不孤单，即使离开家乡又远又久。然而，我在这方面的自信，就在2022年1月的那一天整个被吹散了。快冻死了。敲门，她没开。窗帘拉开，她样子很像生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没问我怎么来的，没问我为什么来，窗帘拉上。我以为我可以得到一句问候，但连这个都没有。她舅舅出来和我说了一堆，我像听不见。我在院子里大哭一场。窗帘紧闭，落幕了。我的眼泪冻住了。头顶上的云层开的开，裂的裂。这算不算是一件悲伤的事。我不知道，我太年轻。手套落在机场，手和耳朵快冻掉。路上没人没车，连杯热茶都喝不到。我从“国际人”秒变成一个无处可去的游魂。走一小时，一个乌克兰朋友帮我叫了辆车。找个民宿住下，老板娘用英语问我为什么来乌克兰，我说了，她特别生气：我们乌克兰女孩子不是这样的，等会开车带你去她家，找她评个理！我说没必要，那只会延长我的伤心时间。如何找到下一个住处是第一要务。基辅华人群里有人伸出援手，他说这种事情他也听说过，不意外，他叫我先不要想太多，我在乌克兰，她在乌克兰，总有机会见面。他让我先到基辅落脚，再做打算。行，我去。这是我在基辅住的小区河边。我疲惫不堪，拼车回到基辅。本来我到乌克兰就申请了一年签证，这会儿回国还要隔离，不如先在乌克兰过个年。迷茫，不知做什么。室友很仗义地带我出去玩、散心。我因此认识很多新朋友，心情慢慢好转。春节后没几天，新朋友中有个乌克兰女孩子对我告白。她是一个歌手，读过大学，模样姣好，住在离我二十公里的地方，周末过来和我约会。用新的恋情忘掉上一段，不赖。但我心情复杂：乌克兰会不会打仗？我能待多久？这次恋情会不会又像上次那样？这是战争前我常去的夜店。那几天，西方新闻一直在吹风，说俄罗斯要在2月16号攻打基辅。俄罗斯辟谣说，没有的事。普京说，在边境部署兵力是军事演习。泽连斯基说，我不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存在战争风险。对，肯定是西方在炒作。俄罗斯在乌克兰有大量产业，乌克兰家庭几乎都有俄罗斯血统，兄弟怎么可能相残？可西方使团真的开始撤了。乌克兰最富的一百个人真的走了。泽林斯基说，你们回来吧，不会发生战争。乌克兰朋友在社交媒体上说，我们乌克兰人不怕打仗，我们乌克兰人习惯了战争。酒照喝，歌照唱，舞照跳，街上哪有一丝要打仗的迹象？这是开战前的基辅独立广场。2月22号凌晨，普京突然在电视里发表全国讲话，顿时引起乌克兰轰动。这个直播，基辅满大街酒吧都在放，所有乌克兰人都在看。有几句话让乌克兰人很不爽：这个世界上本来没有乌克兰这个国家，因为有苏联，才有乌克兰。结果乌克兰爱国情绪瞬间爆棚。23号那天夜里，我失眠，盯着天花板。24号凌晨3点，突然听到轰隆隆，轮胎摩擦地面的声音异常清晰。我家这边平时很安静，不到早上10点，不会有车过。我去窗口看，发现马路上碾过一辆辆重型大卡车，军绿色的。凌晨6点多，头顶上有飞机低空掠过，成批，呜呜地。我迷迷糊糊，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回去睡，早上8点钟醒。华人群炸锅了：啊！已经开战了！基辅已经投降了！基辅已经被俄军占领了！市中心已经爆发激烈战斗了！俄军特种兵已经空降了！泽林斯基已经跑了！惊悚的照片和视频，轮番上阵。呃，一觉醒来，仗已经打完了？这么快！有点庆幸。上午看西方报道：俄乌正式开战了。原来真的开战了呀！可是我不想承认。我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呢？无处可去。从此刻起，我想，什么都不是原来的样子了。下午，乌克兰官方新闻出来了：今天早上俄罗斯越过边境入侵乌克兰。泽林斯基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宵禁，晚8点到早8点，必须待家里，晚上非必要不出行。战争是什么？我没什么概念，只在电影里看过。怎么做？不知道，没经验。跟着感觉走，不知道会走成什么样。大使馆让我们待家里，等通知。我爸妈问我，是不是真的打仗了？我说我在现场，消息还没国内消息灵通呢。他们说，不管怎样，赶紧离开乌克兰！这是我家附近被炸的居民楼。我家离军用机场直线距离只有三公里。乌克兰政府说，夜里必须熄灯。谁都不知道俄军会不会轰炸平民区。熄灯，躲到离窗最远的卫生间，坐地上，点蜡烛，吃剩饭。静默从四面八方围绕过来，我和我的室友们，死盯着黑暗。我听见鸟叫声，感觉好诡异。眼前没有一样东西是熟悉的。广告牌、路灯都熄了。整条街黑的，天空黑得透明，很有舞台感，不时划过火箭弹拖曳的红光。炮声格外清晰，半个小时响一串，轰隆隆。睡不着，也不敢睡。有人提议写个遗书，现在死未免太早了吧，我才刚满30岁。应该有办法的，无论如何，我不要这样的死法。第二天新闻说哪个地方交火了，一查，离我们很近。媒体开始和我连线，所有人在问，是不是真的打仗了？我去楼下小店买东西，发现邻居拉着行李，抱着小孩，牵着狗，纷纷往外走，脸色凝重。问：要去哪？答：去避难所，或逃离基辅。看到熟悉的邻居要离开，我心里更没底。楼栋门口有两个大垃圾桶，扔垃圾时发现，垃圾桶是空的，第二天去，垃圾桶还是空的，我的垃圾袋还在。以前坐电梯时每次能遇到一个人，现在一个人遇不到。楼下大厅里，整排信箱都是满的，说明牛奶和报纸没人取了。我惊觉，楼里已经没人了，只剩下我们这一家。有种电影里闹僵尸的恐慌感。夜里炮声依旧，夹杂着机枪扫射。我不敢开定位，看手机得躲被窝。几个室友意见不统一，到底留在这还是马上跑？最后统一了：等大使馆安排。于是继续焦虑。不敢出门，怕有地雷，怕武装人员，怕俄军，什么都怕。这是开战第二天我和媒体连线讨论俄乌局势。新闻说，那个二十层的大厦被导弹炸穿了，距离我家三公里，战争越来越近。最大的恐慌是，会不会在战争期间出现打砸抢。我不敢去看，连下楼开门的胆都没有了。政府开始给民众发枪，不知道他们到底要干嘛。从今往后，任何一个人，穿上迷彩服，端上枪，就可以随时要你命。后来，突然宵禁延长到三十九小时。家里没什么吃的了。不买些米和肉囤着，熬不过去。我悲哀地想，历史长河中，人类真没进步多少，一打仗，立马给打回原形。活着就那点事，还是为三顿饭吃不吃得饱着急。这是战前我家冰箱仅存的食物。2月26日下午两点多，我们一致决定，去超市买东西。这要穿过一条马路，步行五百米。看楼下，整条马路没人。走！一开大门，拐角冒出两个武装人员！迷彩服、黑帽，端冲锋枪，死盯我们。当时有传言，俄罗斯特种兵已经渗透到基辅，不知道这是俄罗斯人还是乌克兰人？女室友说回去吧，我说回去没东西吃，还是得去。偷瞥一眼，他们正四处搜索，和我们一样，高度紧张。寒风呼呼吹，硬着头皮走，快到马路了。突然听到后面大呼小叫。一辆车子直接闯红灯过去，路人撒腿就跑，女人推婴儿车飞奔。我们也开始没命跑。持枪人喊着我们听不懂的话，向我们逼近。不知道哪得来的经验，我放低身子，跑出个S型。嘣！我头顶飞过一颗子弹。可笑，逃窜中的我竟然还能数出有五声枪响。我回头找女室友，不幸被持枪人追上。四周突然很静，路人停下不动，树下一个乌克兰老头，若无其事。所有的眼睛盯着我们。所有的枪口对着我们——河对岸还有三个持枪人。我把两个女室友护在身后，听持枪人大声发话。说实话，我英语那么好，却听不出他在说什么。只听到一个词：russian（俄罗斯的）？问的是你们说俄语还是你们是俄罗斯人，我判断不出来。只能赶紧答китаиц（中国人）！我就会这一个词。抢答成功！他一摆手，走吧。女生当场吓哭，另一个脸色苍白。这下不敢去超市了，只能直接回家。我拍个视频讲枪击，顺手发网上。温州市政府、华人商会、各种脱口秀俱乐部都来联系我。口径高度一致—：有什么困难尽管说，家乡人民全力帮助你。我很感动。这是我遭遇枪击那天的消息上了报纸。也有喷子说，你为什么不回来？是不是要给祖国添麻烦？是不是要做网红？这些人抓住一切诋毁你，如果你反对他，这正符合他的利益，他就是靠这过活的。我懒得辩解。俄罗斯让基辅平民尽快撤离，凭这一句话，足够吓死人。好几次噩梦中惊醒，梦到我这边被地毯式轰炸。有私家车的，直接带着家人就跑了。我们没车，也包不到车，撤不了。基辅的位置最尴尬，西部边境远，但只能去那。去利沃夫，再走五十公里，就能到波兰边境。听说火车免票，火车往西部开，随便挤上哪个，跟着走就行了。3月1号，我打车去火车站，看看人多不多。站台上全是人，成千上万的人在哭。男人把女人和孩子塞进车厢。男人走不了，生离死别。他们的故乡在沦陷，我的故乡回不去。第一次感受到战争这么近。3月2号，中国大使馆开始分批撤侨，收到表格，填好，等待。华人群都在商量，往波兰跑的，进这个群，往摩尔多瓦走的，进那个群，还有捷克群、罗马尼亚群。我们一致决定，按签证类别跟大使馆走，就各走各道。很快，室友他们走了。仗哪天打完，见面会在哪里，不知道。有人留在基辅，没走。他们说，导弹不会炸到我们家，我们不走，不想去做难民。当时波兰、罗马尼亚、摩尔多瓦对中国公民的签证政策是，只给半个月居留。我的新女友住河对岸。没办法见面，一直商量要不要走。方案一：她不走，去乡下躲一下。我必须走，跟使馆撤侨。结论：我们的关系以后再说。过两天，使馆通知可以带外籍配偶走。我想着本来就是优先撤离中国人的，带上她，就多占一个位置，想来想去，不妥当。方案二：我放弃撤侨，带她自行撤离。立马有种壮士断腕的感觉。撤离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坐火车去西部。这是逃难时的基辅火车站。很快，现实就不给面子。3月5号，我、女邻居在火车站和女朋友汇合。站台上遇到一张亚裔面孔，见到同胞立马倍感亲切，上去打招呼，他一张口却说乌克兰语，是蒙古人。挤上火车就花了两个多小时。人挨人，站十二个小时。我这个新女友和蒙古人聊起来了。他们说同一种语言，我没多想。拿手机搜酒店，全满了。到那边怎么住，不知道，先跑出来再说。到利沃夫，志愿者安排我们住难民营。男生住一个学校的室内篮球场，打地铺。女生住五公里外另一个学校的教室。这是利沃夫难民营。第二天，女友说，她们睡不好，被子薄，冷得不行。我去华人群找，看谁能提供住宿。有个美籍华人自告奋勇，让我去他别墅住两星期，因为他看过我的脱口秀。我乐疯了，马上去接她们。我和女朋友商量，波兰边境有二百万难民在排队，一堵就是十几公里，通关要两天，干嘛非急着去？利沃夫不打仗，有别墅住，先待在这，静观其变。女朋友坚决不同意，她被战争吓怕了，她要马上去波兰。蒙古人也说，明天去波兰。他们聊很多，我一句听不懂。逃难的压力太大，我先喝了个酒，庆祝一下劫后余生。结果喝断片了。早上起来傻了，女朋友不见了，蒙古人也不见了。女邻居说她看着女朋友和蒙古人一起走了。我马上联系女朋友，她说她去波兰了，让我待在乌克兰，不要走，今后不再见了。最后撂下一句，你还背着我找别人。此话刺耳，指控对象直指我，令我错愕。末了她还说，就算你来波兰，也找不到我。的确，她从哪个口岸走？她坐那趟火车？她走两个多小时了，上哪找她去？她的决绝比上一位来得还彻底。事后回想，女邻居可能跟女朋友说我是她男朋友。怪不得女朋友不爽了。我想宣称这是一场误会，等于又进入一个死胡同。因为我连争辩的机会都没有。我突然明白，爱与不爱，抵不上生与死。女邻居说，你跟我留在利沃夫吧，我说我要去波兰。女邻居又说，要不我陪你回基辅吧。回去就回去。我因为失恋整个人麻木了，不管什么炮火不炮火了。这是在利沃夫离我而去的乌克兰歌手女朋友。战争把我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我再次滚回基辅。平时八小时车程，这次十六小时。检查关卡特别多，截停、查证件、查行李，万一车里有炸弹呢。进城，寒风瑟瑟，整座城市跟鬼城一样，整条街空的，没人，门全关着，诡异得很。能看到的人都是军人。能看到的东西都是哨卡、防御沙袋、炮卫。年轻人都跑了，要不当兵去了，要不躲地堡去了。超市里能看到零星几个老年人，他们倒是淡定。货架空了，买一桶水，要跑十几公里。在炮弹声中吃东西。对炮声能听习惯，不知道这是不是桩好事。终于，4月1号，俄军宣布从基辅周边撤军。没炮声了，街上恢复到战前状态，许多中国人也回来了。基辅没死，我也活过来了。我恢复元气，到处走。4月初，我和女邻居去西部赫梅利尼茨基待了十天，那也宵禁，但餐厅咖啡馆照样开。4月10号开车回基辅，路过布查，满眼都是被击毁的坦克、装甲车、被炸毁的超市、教堂……这是布查的路上。4月底，我自己去第聂伯，偶遇了少年时崇拜的明星，电视剧《我的娜塔莎》里的女主角，我欣喜地请她出来吃顿饭。这是在第聂伯偶遇的那个乌克兰女明星。回基辅，等待宵禁结束。全乌克兰境内空域关闭了，有飞机才能回国。从别国飞也要要待在那边一段时间，而且航班少，机票十万元一张，还可能随时被熔断。也许支撑我留下来的是，幻想能不能重新见到伊莲娜？5月9号胜利日前，又慌了。西方媒体说，普京将有大动作，乌克兰将有大空袭，但什么都没发生。东部仍在打仗。而基辅的路上见不到持枪人了，火车站和地铁仍有持枪武警盘查。他们见到外国人觉得不可思议，怎么还有外国人留在这？前两天，宵禁又缩短了，从晚上11点到早上5点。楼里热闹很多，我又去和邻居喝酒聊天了。这是现在的基辅街头。我从战争开始就没有伊莲娜的消息。她那边打得很激烈，发过邮件，她没回。问她朋友，也没回。她应该还在赫尔松，过得好不好，不清楚，很难说。听说我们离开后，利沃夫也被炸了。蒙古人去了匈牙利，新女友去荷兰当志愿者，过得挺好，我替她高兴。女邻居去保加利亚工作了。我的男室友去了欧洲，女室友都回到了中国。现在回想，去波兰也不错。有个基辅的朋友从波兰去了德国，现在他在德国免费住四星级酒店，吃喝不要钱，还有补贴发，可以待到8月31号。这是后来才出的难民政策。怎么说呢，谁也不能站在上帝的视角，每个人只能彼时彼刻做决定。这是我经常路过的小教堂，它没被炮弹袭击，现在又开放了。基辅的咖啡店都开了。前两天，我才敢告诉父母自己还在基辅，我很安全。我莫名其妙来找女朋友，离开家人，年都没过，有点不孝。碰上战争，算我倒霉。他们又操心起我何时成家，没办法，一到三十岁，好青年就变成了问题青年。你真惨！别人是这么说的。自己想起来会笑，怎么会这么傻，爱情这般波折。咖啡厅又开放了。钱要挣，戏要演，名要有，爱情要圆满，什么都想要，前提是得有和平。泽连斯基签署了总统令，从5月25日5点30分起将战胜状态和总动员延长九十天。我根本不拿它当一回事，现在，我的冰箱食物充足，水龙头一开水就来，我要走多远都随自己高兴，我身体强壮，我有的是时间。每天写写脱口秀稿子，对着镜子练练。心烦时，我就上床睡它个天昏地暗。醒来可能已是全新的一个世界，我要的就是这样。而这一切，就好像是我经常演出的脱口秀，已经排练得滚瓜烂熟。我下定决心，明年一月前我都留在基辅——在场对我很重要，因为国内没人能讲战争的段子。说实话，一个脱口秀演员能在战争环境待一年，细细打磨这些经历，放在全世界也很少见。这是从我家窗口看到的凌晨四点的基辅天空。我来这里是我自己的选择。走过那么多地方，最终非要在这里驻足，在这一个仍然称作是乌克兰的地方。爱情跑了，战争来了——我在这里遭遇了两出悲剧。活下来成为我最大的喜剧。有句话，喜剧的内核是悲剧—喜剧能把悲剧化解掉。留在这，把我的悲和喜吃透弄懂，磨性子。就像蚌一样，沙子会把它磨成珍珠。没有炮弹的天空真蓝，这个国家真美，战争快点结束吧。到时候，我会做一个个人专场，一小时全程自己讲。从这点上看，基辅是我的伤心之地，也是我的希望之城。*本文由好笑的林某某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好笑的林某某本人提供。*本文在今日头条首发，未经授权禁止转载。好笑的林某某

有真实故事想告诉“自PAI”？*请点击文章左下角“阅读原文”填写表格*或发送故事至📮：selfiebytedance@gmail.com这是《自拍》第291个真实口述故事我是阿光，北京人，80后。我原来在乌克兰做生意，踏踏实实过着日子，俄乌一发生冲突，我成了难民。带着全家逃出乌克兰，走了半个欧洲，仍没找到落脚地。等回到乌克兰了，也许家已经不存在了，房子可能毁掉，生活被战争碾碎，难以复原，只有慢慢去粘合、重建。我1983年出生在北京。父母是普通工薪阶层。打小我就淘气，大人忙于工作，顾不上我，我没考上大学。那会儿出国留学是个新鲜事，东欧留学不用考雅思、费用低，所以我想出国继续学业，尝试独立自主的生活。因为我爷爷建国初曾被公派留苏。小时候的我，特喜欢把玩他带回来的苏联钟表和苏联相机，对俄语天然地有兴趣。刚好，有个学长从乌克兰留学回来，给我讲那边怎么怎么好，我立马动心了。回家就和爸爸认真地说，老爸，我想出国留学。我记得很清楚那个画面，老爸坐在沙发上，停顿了几秒说，那你就去呗。这是我在小学一年级入队仪式上，第二排中间做鬼脸那个是我。老爸不是口头说说，是立马行动——借钱，找中介，办手续，买机票，4个月搞定一切，出发。朋友、老师、亲戚，没一个看好我的。父母月薪只有一千多块，顶着压力帮我凑足：学费一年两万，中介费两万，还有机票钱加生活费呢，老爸把他当月的薪水都拿出来了。2002年9月30号，飞机降落在乌克兰基辅。中介派人接我，一路上黑漆漆的，没有路灯。第一年是预科。我给自己定目标，语言一定得过关，否则别说毕业了，找个女朋友都费劲。我决定住到当地人家里去，逼自己只能说外语。打小衣食无忧，从没离开过家，这会儿都得自己来。托朋友找到一户人家，房东老头老太太和儿子，三室，租给我一室，55美金，我一个月房租顶房东半个月薪水，他们特满意。比比划划，我开始试着和他们交流。北京孩子本来就会聊天，加上我敢说还不怕丢脸，没几个月，我就能听懂一些词。把眼前能看到的东西都用俄语记下来，使劲背，天天说，不到一年，口语听力差不多能应付个逛街买菜了。吃的不习惯，蔬菜少得可怜，贵得吓人。白菜一公斤7美金，当时美元对格里夫纳的汇率是1:4.5，那会儿北京白菜才几分钱一斤。我很节省，自己做饭吃。土豆洋葱胡萝卜最便宜，我就吃这些，圆白菜的菜叶子没人要，我就买这种。吃不起肉，就买大骨头炖汤喝。房东儿子笑话我说，你还吃这玩意？这是喂狗的东西。挺尴尬，没办法。那时有手机，但话费贵，只能买电话卡和家里联系，说几句话钱就没了。特想家，第一个春节没回去，省钱。第二年入俄语系。经验多了，知道去哪能买便宜东西，每周去几十公里外的批发市场买菜，整天琢磨这些。大一快结束，开始出去刷盘子，在中餐馆。110美金一个月，日子好过一点。很少出去玩，知道自己兜里有几个子儿。这是大二时的我在宿舍里和同学们合影。第三年开始住校，语言好了，当地朋友就多了，天天聊，北京孩子爱聊天嘛。以为中苏友谊深，对人家特热情，慢慢才发现，根本不是那回事。人家处处欺负你打压你，这让我一直感觉特别扭。其实他不如你，没什么钱，经济倍儿落后，走哪都能碰到酗酒的、吸毒的、打劫的、流浪的……留学生哪个没被人打过、抢过、讹过？他欺负你听不懂，吓唬你。直接开骂，你们这帮臭小子！来这干嘛的？没事滚回你们中国去！直接说，我要喝酒，给点钱！身上就这点钱，给钱了结呗。敢回嘴？他真给你拉局子里去臭揍一顿，一点招没有。同学毕业基本都回国了，谁不想拿到文凭赶快撤？这破地儿怎么待呀。像我这样的一个毛头孩子，什么也不懂，全仗着第一年过了语言关，社会经验多一点，不然的话，别说闯出一片天了，命都有可能保不住。留下来，是因为我成了家，有了孩子，离不开。认识第一任妻子是在学校宿舍，那时我大三。乌克兰女人比较直接，我也看上她了，从恋爱到结婚不到一年。那是2006年，我大四。娶个洋媳妇，父母很高兴。我们搬出去租房住，俩穷学生都要在外面打工赚钱。她在小饭馆里做前台，我刷盘子。快毕业时，老爸建议我卖汽车配件，他原来在交通部工作，懂行。我开始从国内进货。把A4纸剪成小纸片，自己设计成小广告，满基辅走，见中国车就往里塞，遇到冷眼和谩骂，不管，就塞。后来也在报纸上打广告。记得我赚到第一笔一万块钱，高兴坏了，哪见过这么多钱啊。打电话给家里，老爹，你看我挣了一万多！老爸说，真不错。那时，中国汽车刚刚走向世界，是个机会。大四时，我注册了公司，租库房，雇员工，有模有样做起生意。那一年，我24岁。妻子很快怀孕了，心疼孩子一出生就要住出租房，我决定贷款买房。70多平米，基辅左岸，穷人区，22万美金，那会儿这笔钱能在北京买房。基辅房价高，贷款利率14%，抢钱一样。她妈妈和姐姐的房子拿去做抵押，我老爸帮忙出首付。孩子出生了，双胞胎，父母乐坏了。没过几个月，金融危机来了。乌克兰货币格里夫纳迅速贬值，几天功夫汇率就从1:8跌到1:40，房子立马缩水40%，现在更惨，就值4、5万美金。一人工作，养四口之家，生意刚起步，每月还房贷2千5百美金，瞬间我压力山大。早起晚归拼命干，几乎见不到俩孩子。我在家那几小时，她们总是在睡觉。年轻，冲动，结婚太早，婚姻意味着什么，我们根本就不懂。两个人开始天天吵架，一点小事就引发大战，我累死也不爱回家，分居一年。为了孩子，想忍，可想到要痛苦一辈子，不值。好合好散吧，我们协议离婚。按照当地法律，孩子跟母亲。那时孩子三岁。这是我的双胞胎女儿。我的孩子在这里，我无法离开。郁闷，孤独，一个人苦撑着，继续做生意。房子跌了，欠银行的钱照还不误。买房后第五年，老爸再次出手相救，拿出省吃俭用的30万人民币，帮我还清了房贷尾款。刚松口气，克里米亚危机又来了！刚稳定几年的汇率又从1:14跌到1:26。生意一落千丈，从鼎盛时期月入十万多到最后只能简单维持公司开销，我麻木了。人在无助时，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西。2015年初，我有了第二任妻子莲娜。她看上我性格好，直率，我看上她人好，朴实。她有个儿子叫万尼亚，跟爷爷奶奶过。幼年丧父的万尼亚很孤僻，对我有点抗拒。但我想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我想用爱感悟他，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老爷们。这是2015年我和莲娜在基辅。2018年，我和莲娜有了新的孩子马克。重组新家庭，日子过得热闹，相处却不易，所以我们非常珍惜彼此。她会持家，挺大肚子下厨，任劳任怨。从没跟我要过什么名牌包包和香水，有钱理发美甲就知足了。两人也有吵架，斯拉夫人倔，一根筋，我就多让着她呗。她父母在乡下住，离基辅三百公里。俩人的退休金加起来不到1千5百人民币，交完物业费水电费，剩不下什么钱。冬天更惨，再加上交供暖费，一分钱都没有了。他们自己种地，养鸡养猪养牛，尽可能自给自足，辛苦得很。我们经常开车去乡下，帮两个老人干活。这是2018年，我现在的媳妇莲娜、继子万尼亚和我的小儿子马克。我和前妻离婚后关系变好了，我们本来就不是仇人，我们都是老实善良的人。两个女儿EVA和KIRA和我都很亲，她们的花销我全包下来了，夏天带她们去度假，开学给她们买新衣服，时不时接来一起吃个饭。最大遗憾的是，她们不会说中文，因为她们小的时候，我不在她们身边。后来，我把她们送到乌克兰基辅东方语学院去学汉语。不知哪一天哪一个举动打动了万尼亚，也许长大懂事了，他终于接受了我，他也开始在网上学中文。我的小不点儿薇拉在2021年出生了。一下子成为5个孩子的父亲，我开心得不得了。这是2021年，我的5个孩子合影。以前我每年都回国两三次。除了小不点儿薇拉，几乎我的每个乌克兰家人都去过中国。俩大女儿去过四五次，连原来的丈母娘都去过。她们太喜欢北京了。2020年初，疫情来了，乌克兰4千万人口，10%得新冠，说实话，我估计，10个人中最少有5个得过病。这是2019年我带全家回中国，那时小薇拉还没有出生。战战兢兢熬过疫情，生意快完蛋了。我一直想，干脆回国吧。可回国机票太贵，越来越贵，回不起。回国的事一直拖拖拖，一拖就是三年。2022年2月24号，俄乌战争来了！亲兄弟打起来，在乌克兰人眼里，自己家被占了，兄弟肯定成仇人了。其实在开战之前，媒体战已经打得火热。一周内，老百姓从平静渐渐变成恐慌，这种氛围也影响到我。开战前一天，乌克兰政府突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当时我就想，可能这只是个口头命令，就算真的封城了，也没啥可怕的。以我往年的经验，最主要的就是，别自己吓自己。有一天，我在回家路上被拦截，十个人抄着家伙，喝令我们下车，货都卸下来，椅子下面到处翻，找武器！他们怕有人往城里运武器。因为那会儿手雷枪支泛滥，打架时一言不合手雷就掏出来了，那都不算个事。我家楼下一天就被烧了七辆车。开战当天早上6点05，我正看新闻，说5:20基辅发生五次爆炸，就在左岸。突然听到窗外有点乱，我打开阳台门出去，楼下已经有人，倒很淡定。我问，刚才是什么声音？他答，爆炸吧？有人已经准备撤了。嘣！我问，这又是什么声音？他答，这是又爆炸了！明白了。战争还是来了！不能赌，赌不起。我让媳妇把东西收拾好，随时准备撤。这是2022年2月24号我在基辅街头，我后面是被轰炸后的居民楼。2月24号，最漫长的一天。晚上七点，我收到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信息，中国政府准备为中国公民包机撤侨了！没有祖国的安排，回国难比登天。这个回国机会对我来讲，非常非常难得。激动过后，我开始伤感。我这一大家子，只有我有中国护照，他们走不了。茫然呆坐，象征性把表格填好，然后取消。我不可能把他们撇下，自己一人回去。我肯定要留下来陪他们。炮声越来越近，离我家两公里处有炮弹炸开了。真真切切，战争就在眼前。不是生就是死，这就是大时代。我突然意识到，一切都回不去了。太平盛世下的海边漫步、乡下烧烤、今天吃什么、明天去哪玩、吵架、嬉戏、欢笑、为一点小事烦恼、拼命挣钱、任性花钱、结婚、离婚、再结婚……你一生中的大事小事都不算什么事了。战争能把一切抹平。在焦灼中无所适从。3月2号凌晨两点，一个大哥转过来中国大使馆信息，说撤侨可以带外籍家属了。简直不敢相信，我们全家都可以回中国了！我说莲娜，咱赶快走，轻装上阵，带上现金，几件衣服就OK，走吧。还好手里有一些现金，因为从不相信乌克兰银行，我挣到钱都马上换成了美元。我火急火燎给前妻打电话，让她赶快把双胞胎女儿送到我这来，但她们的妈妈不肯放她们走，好在她们在基辅外一百多公里的小镇，那里暂时是安全的。老丈人他们也不想撤，哪都不愿意去，就守着家，守着他们的猪牛羊鸡鸭兔。这是战前在乌克兰乡下，我的老丈母娘给我看她养的羊。在中国大使馆协助下，我们一家五口坐上大巴车，和别的中国同胞撤到了摩尔多瓦。在边境，当地志愿者为我们提供了免费食物，热咖啡、泡面、水果什么都有。我们已经逃出战火纷飞的乌克兰！休整之后，我们将前往罗马尼亚，在那短暂停留。下一步何去何从，我还不太清楚，跟着大部队走，一切听从大使馆安排，有什么可担心的呢？背后有个强大的祖国。我无数次对自己说，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活着。这是在摩尔多瓦的救济站里，有志愿者在为难民分发免费食物。30多个小时9百多公里的奔波，终于来到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本来大使馆帮我们安排住宿，一个北京老乡乔大哥专门跑过来，他听朋友说有个基辅的北京人来了，“都给你们准备好了，放心吧。”非要请我们去他家里住。他和家人睡地板，把卧室让给我们。莲娜是一路哭过来的，她正在从自己的家乡撤离，没来得及和她父母道别，父母也天天在那边哭。谁知道呢？前几天还踏实过日子呢，还拍视频有说有笑呢，今天就成难民了。什么是难民？难民就是活着像野草，不知会被风吹到哪里，死了最多算个数字，像没存在过一样。这是我们中国大使馆撤侨的大巴车。双胞胎女儿准备跟着我前妻去德国，她们的继父去前线了。离乌克兰-波兰边境三十公里的地方，火车窝那9个小时不动。她们给我打电话，跟我诉说被挤上火车和一路的狼狈，听到女儿们说：我们可能回不去家了，也许是永远。最后一句话是，爸爸，我们真的很爱你，告诉弟弟妹妹我们也很爱他们，还有大家。电话里她们都哭了，我心都碎了。如果在基辅，我们可以一个月见一次，现在她们去德国，我们回中国，以后见面就难了。我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怎么办？一块去中国又不现实，医疗、学校、吃住……各种费用我付不起，再说，前妻和孩子分不开，前妻和我现在的媳妇怎么相处？我面临人生中最大一个选择，到底去哪？何去何从？3月7号，双胞胎女儿已经到了德国，当地志愿者帮她们免费安排了住宿、食物和衣服。这是德国政府为女儿们提供的免费房屋。我们准备去德国和孩子们汇合。我们急需一个落脚处，走一步看一步，明天怎么样我们真不知道。薇拉害怕，我说，有我呢。最重要是全家人在一起。一路上有那么多朋友帮忙，网上还有那么多粉丝出主意，怕什么？离开北京乔大哥家，坐火车举家北上。火车上，不断有志愿者发放免费食物和水，过道里都是从乌克兰逃出来的难民，都是女人和小孩。19个小时颠簸，终于到了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第二天再一路向北，去柏林。在奥地利维也纳中转后，到达柏林。一个中国朋友开车送我们去女儿们那里。那是距柏林180公里的一个城市。当地市长的朋友给她们提供自己的房子住，四室三卫，食物酒水免费，新衣服都为她们准备齐了。看到她们被安置得很好，我放心了。她们暂时不想跟我们走，她们还要留在德国和妈妈在一起。看到5个孩子又能在一块玩，我心想，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这个画面。当着孩子的面，我第一次落泪。这是我和女儿们在德国小镇团圆。去哪呢？我们想选一个福利好的地方，能让孩子踏踏实实上学，最好离乌克兰别太近，因为战火很有可能会燃烧到欧洲，既然逃出来了，干脆逃远点。到丹麦几天后，我们决定去瑞典。整个欧洲全境，从柏林到汉堡，汉堡到到丹麦，丹麦到瑞典，车票对乌克兰难民全程免费。到瑞典的赫尔欣，去瑞典移民局拿号，填表，办暂住证，拿着暂住证就能免费享受医疗，教育、食宿，16岁以上的成人可以打工，所有难民有权申请国家救济金。不管你是哪国人，只要你是2月24号以后从乌克兰逃出来的，你就有资格享受这些待遇。出去逛街，发现物价和乌克兰差不多，工资却高出4、5倍，乌克兰人民真是太可怜了。这是在瑞典的赫尔松我们被分到的免费宿舍。暂住一天后，我们又被瑞典政府分配到1千公里外的一个城市，离北极圈很近了。没想到这么快又要上路了，真想早点安顿下来，能安稳地睡一觉。这次我们被安排住在一个学校体育馆里，几乎看不到一个男人。战时状态下，乌克兰成年男性16-60岁不许出境，能跑出来的都是有钱人，据说过海关的价格已经炒到2万美金了。能跑出来，我们算是幸运的，没有中国大使馆的帮忙，我们只能在那边等死。这是我们在瑞典当地政府为难民安排的学校体育馆临时住所。刚住下来没两天，又接到通知，一星期后我们要被送到更北边的一个城市。已经跑2千多公里了，全家都累垮生病了。我们决定单飞，去哥德堡找个小镇安顿下来。一路走来，我们已经得到太多帮助，中国大使馆、志愿者、红十字会、朋友、老乡、同学、粉丝，我们不想再向人索取，再依靠别人了，那样总是欠别人的，人家可以帮我们一星期，一个月，甚至一年，但我们必须独立。兵荒马乱的年代，小人物无处安身，但总有一处地方能容下一对平凡的夫妻吧。我们有手有脚能工作，不能老把自己当难民，我们想自己去争取好的生活。终于到了哥德堡，等身份，找房子。小家伙一路吃了睡，睡了玩，他不知道这是在逃难。有一天，孩子累得走不动了问，爸爸，你咋不开车呢？我说，我哪来的车呀？咱家车在基辅呢，他说，怎么着？咱家车是不是坏了？我说，车没坏，车在乌克兰呢，在家呢，你知不知道？说笑间，我一阵心酸。两台货车，两辆小车，两套公寓，一间乡下祖屋，库房里价值二、三百万的货物，四个零售店，二十年的心血都留在乌克兰了，带不走，无法变现。我的公司仍然在交管理费，我还在给雇员发基本工资，我难，他们更难。战后物价疯涨，老丈人他们更艰难了，我也要资助他们。现在我们活着全靠原来的积蓄，幸亏我还有自媒体收益，不然坐山吃空。现在我全职做自媒体，这是唯一收入。俄乌战事后，我成了热门博主，很多网友为我们出谋划策和打赏，让我们非常感动。我尽量发我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东西，可是，我也有不怎么开心的时候，也许战争时期，人们比较焦虑，有时我发什么都会挨骂，歌颂祖国的，外网骂你，说欧洲好，国内骂你，两边不是人，真难。我们一家人的合影。二十年前来乌克兰，听不懂，不会说，兜里没钱。现在要在另一个离家更远更陌生的国家再次面对这些问题。老了20岁，学外语，找工作，租房子，一步不能少，得重走一遍。我做错了什么？那些和我一样失去家园、流离失所、不知所措的人，他们又做错了什么？我们不求别的，钱、生意都不重要，我们只求战争早点结束。*本文由孙光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孙光本人提供。*本文在今日头条首发，未经授权禁止转载。孙

想通了之后，我立马决定，我也要出国长见识。1989年底，我38岁，在月薪普遍几十块的年代，底薪和销售提成加在一起，我一个月能拿到上千块，我把这些钱都换成美金，报了德语班，学了两个月德语，飞去了德国。

廖立峰/口述寺楼/撰文我叫廖立峰，今年31岁，是广西柳州人。2015年，我从吉林大学法学院毕业，没怎么费劲就考上了老家工商系统的公务员，经常穿着制服去行政执法，工作体面，也很受人尊重。而现在，我成了菜市场里的一个普通商贩，自己经营着一家猪肉铺，每天要忙活十几个小时。当初考上公务员，我们家曾在村里大摆宴席，全村人都来道喜。辞职之后，我像是从天上掉到了地下，经常被人开玩笑：“之前在工商局管个体户，现在倒出来当个体户了。”很多人不理解，是因为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也许大家都听过北大屠夫陆步轩的故事，相比之下，我的人生可能比他还要曲折一些。我的猪肉铺，父母曾强烈反对我辞职后干这行。从小到大，我因为学习成绩好，一直属于“别人家的孩子”。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一直被父母寄予厚望。在我出生之前，爸妈一直想要个男孩，哪知道连生了四个都未如愿。他们俩都是农民，本来收入就不高，要养活五个孩子就更难了。从我有记忆以来，家里的日子就非常苦。爸妈很少有空闲，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除了种地，家里还靠做豆腐增加点收入。每天晚上十二点，爸妈要提前泡好豆子，早上三四点就起床去磨豆子、做豆腐，再拉到集市上卖，回家以后还得喂猪、喂鸡、做饭。一天下来，估计只能休息四五个小时。我们姐弟五个也都懂事很早，每次放学回到家都帮忙做家务。尤其是农忙时节，我总要去田里拔草、收稻谷。稻谷成熟的时间正好是夏天最热的时候，一家人拿着镰刀在田里忙活，稻谷总是刺得腿痒痒的，割不了多久，汗就会顺着脸颊一行一行流下来。这些劳动场景，是我童年时代最深的记忆之一。家里五个孩子的合影，穿绿衣服的小男孩是我。从小到大，四个姐姐都非常疼我。二姐在镇上读初中的时候，有次不知道从哪里搞到一颗很大的草莓，这在当时可是高档水果，她小心翼翼地把这颗草莓收在柜子里，想等我放假的时候拿给我吃。等到周末，这颗草莓其实已经有些坏了，我还是很开心地吃掉了。在我八岁那年的春节，爷爷奶奶带我去逛商场，想给我买件新衣服。我说要给我买的话，得给姐姐们也都买一件。可他们实在拿不出那么多钱，于是我也没了新衣服。如果我有姐姐没有，那我会更难过，因为我希望我们是一样的。我一直是家里成绩最好的孩子，我也知道，这不是因为我比姐姐们更聪明或更努力，而是我得到了更好的学习条件。爸妈很早就意识到农村学校和城里学校的差距，他们勒紧裤腰带攒钱，在我准备上小学的时候拿出了一笔借读费，把我和四姐送去市里读书。另外三个姐姐都是在村里和镇里上的学，她们的同龄人大部分都是读到初中就辍学打工，很多甚至只上到小学。我爸妈从来没要求哪个孩子去打工，而是告诉我们五个：你们将来有本事上到什么程度，爸妈都会想办法供你们。姐姐们也非常争气，后来都考上了大学。叔叔婶婶带我和爷爷奶奶拍照，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大家都比较偏爱。虽然父母不说，但我知道家里为我上学花了不少钱。当年去市里的借读费是800块，学费是每学期300块。婶婶告诉我这是笔巨款，她当时上班一个月工资也就两三百，因此一直叮嘱我要好好学习。我有听大人的话好好学，可我想的不是将来当大官，而是做生意赚大钱。有次妈妈生了一场病，医生从她身上取下一颗很大的肿瘤，看她躺在病床上我特别心疼。最让我难过的是，她只休息了不到一个月就接着卖豆腐去了。那时候我就想：一定要努力点，长大以后让爸妈不那么累。上小学的我，除了学习没什么可做的，总是在写作业。在市里上学的时候，我和姐姐都寄住在叔叔家。后来，我们又搬了两次，住到不同的亲戚家，一直没有固定的住所。我性格偏内向，爸妈不在身边，住在别人家里总觉得不自在。即便亲戚们对我都不错，我还是会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做什么事都小心翼翼。我的朋友变少了。城里孩子玩的东西我玩不起，吃的零食我也吃不起。我每天的零花钱只有三块，两块用来坐公交车，剩下的一块是早餐，压根剩不下钱买零食。一直到小学六年级，我才终于借着过生日的机会交到了朋友。那是我第一次过阳历生日，以往每年都过农历，爸妈会骑自行车进城看我，捎带着柴米油盐。而那一年，我和另外五个农村孩子提前一周就开始计划，省吃俭用攒了200多块钱，生日那天偷偷跑出家，买了小蛋糕、肉和木炭，在河边吃起了烧烤。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除了家人以外，我也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小天地，有一些空间，有一些朋友。平时除了学习，我几乎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周末唯一的活动就是和姐姐一起去街上捡废品卖。街道在修路，废料里会有一些钉子，我和姐姐就去捡钉子，一天捡个两三斤，能卖两块钱。经常是拿一块钱去买四颗椰子糖、两块旺旺雪饼，剩下的攒着买泡面吃，这样就不用早起煮面条了。我和四姐的合影。因为一起在城里上学，我们俩相处时间比较久。到了初中，我开始痴迷打网游，甚至连早餐费都省下来，半夜偷偷跑到网吧玩通宵。那阵子我住在姑妈家，有一天晚上我把枕头和衣服塞进被子里，装作是人躺在床上，又悄悄和同学溜去了网吧。爷爷夜里帮我盖被子才发现我不见了，急得把全家人叫醒一起找，还惊动了派出所。我当时很害怕，怕爷爷会打我。但表哥把我从网吧拎回来之后，爷爷什么都没说，只是让我快点洗个澡去睡觉。从那以后，我就很少打游戏了。后来我意识到，其实自己并不是多么喜欢打游戏，只是想通过游戏逃避现实。我内心还是太自卑了，总觉得和周围的同学没有共同话题。班上的同学会穿名牌，比如阿迪、耐克，我知道自己买不起，心里难免有落差。打游戏可能是我们唯一的交集，在游戏的世界里，这些落差都被抹平了，只有和大家一起打我才能结交朋友。中考结束之后，我决定回县城读高中。其实我的成绩在班里算很不错的，所有科目都是A，可以上市里的好学校。我当时考虑的是，县城里的同学大都来自农村，和他们在一起我能有更多朋友，兴许整个人的状态会好一些。高中班级文艺晚会的合影，最中间的是我。三年后，我在县里的高中参加了高考，结果成绩并不理想，数学才得50多分，只有平时的一半。看到结果我整个人愣了，闷闷不乐地回到家里。爷爷拄着拐棍走到我面前，听了我的成绩，他说考不上大学也不要紧的，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不行的话，就去读个专科。一听这句话，我眼泪直接就下来了，觉得太对不起他老人家。从小到大，对我影响最大的人就是爷爷。他当年是镇上唯一一个考上中学的人，后来在镇里当老师，教了一辈子书。但他从不要求我争第一名，只叮嘱我要上进，经常对我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要反思一下，如果今天有做错事，就把枕头垫高一点，不要睡那么早。我小时候和爷爷奶奶的合影，他们俩都很疼我。我对自己的高考成绩很不满意，决定再复读一年。好在成绩过了二本线，复读那年学校没有收学费。第二次高考出成绩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不仅过了一本线，还超出好几十分，在全校排第15名。我当时正在外面，激动得原地蹦了起来，挨个给家人打电话，报告这个好消息。高中之前，我没怎么离开过柳州，所以填志愿的时候首选了几千公里外的吉林大学，当时没考虑太多，只希望能去远一点的地方看看世界。2011年9月，我正式来到吉林大学法学系报道，这是在宿舍。进入大学之后，我心里那根绷紧的弦一下子松了。身边很多同学都来自农村，不论大家在哪里出生，都是靠努力来到了同一个地方。大学生活是快乐的，我丢掉了以往那种自卑的包袱，天天待在球场里，有时候玩得都忘记了上课。刚开始，我也想着做一些兼职。我去发过传单，还和同学去工地里卖过力气，后来发现这些工作都不怎么赚钱。那阵子，我家里的经济状况也好转了。村里有人学会了葡萄种植技术，大家纷纷效仿，相比于之前的豆子、玉米，葡萄的收益高了很多。在学习压力和经济压力没那么大的情况下，我度过了无忧无虑的三年。转眼间，临近毕业季，大家都开始为未来做打算。我计划考刑法方向的研究生，毕业后回广西做律师，那阵子一直在忙着复习考研资料。有一天，我正在宿舍里看书，室友屁颠颠跑过来：峰哥，你们柳州银行来这边招聘呢，你要不要去看看？一听是家乡的银行，我马上过去试了一下。同场面试的有十多人，但我已经完全摆脱了自卑的状态，一点不紧张，很顺利地通过了。招聘方看我是985的学生也很重视，签实习合约的时候，柳州银行的领导鼓励我说：你先去基层锻炼几年，熟悉一下业务，过两年给你一个支行行长做。我的大学毕业证书，985的名头是一块很好的敲门砖。于是我放弃了考研，先到柳州银行实习一个月，准备实习结束后签正式入职合同。在银行工作的那段时间，我每天起床就要面对一堆钱，还不是自己的，突然觉得这也没什么意思。面对承诺中的美好前程，我开始思考这到底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最终，我还是决定放弃这个不错的offer。从银行辞职后，我有段时间待在姐夫的茶馆里帮客人泡茶。来的客人大都是老板，我经常听他们谈生意，觉得创业人士也挺令人羡慕的。人们都说“学而优则仕”，但我小时候最羡慕的，就是邻居里那些做生意赚了大钱的人，看他们住进大房子，买了豪车。这些年，这种羡慕和欲望一直在我心里蔓延。我当时就想，不如自己也试一下创业吧。创业做什么呢？这个问题我想了几个月。姐夫店里有位阿姨专门做养生餐，她的手艺很好，很受客人欢迎，我便找到她拜师学做菜。那是2016年，柳州的外卖生意还不多。我粗略计算了一下，外卖每单利润在50%左右，感觉有赚头，于是拉上那位阿姨合伙创业，双方约定收入对半分。我建了一个几百人的群，积累了一些客户，主要是在医院的工作人员，他们都通过微信提前下单，把想吃的菜发给我，我们这边做好了直接送过去。刚开始，一单可以赚七块钱左右，平均每天可以卖五六十单，最多一天卖了150单。有时候忙不过来，我还会喊朋友来帮忙送餐。我们当时制作的外卖，一盒卖十几块钱。那时候美团刚刚兴起不久，他们来发展商户，问我要不要商业入驻。我觉得不划算，客户还是留在自己手里利润高一点。但是到后期，我发现自己的规模没办法扩大了。如果再请一个厨师，成本太高了，实在划不来。我开始考虑离开市里，回到县城开拓新市场。回县城之后依然很辛苦。哪怕是冬天最冷的时候，我每天早上还是要四点多起床去农贸市场采购，一直忙到中午十二点多，配送完中餐才能回去休息。一个月下来也就赚五六千，坚持三个多月还没变化，只能先关门了。尽管心有不甘，迫于没有收入，我觉得还是先找一份工作比较好。一直找了几个月，始终没找到合适的，最后我决定和姐姐一起考公务员。我们在培训机构上了两个礼拜的课，紧接着就去参加笔试和面试。没想到出结果的那天，我们两个竟然都榜上有名！我特意买了挂鞭炮，家人还张罗着摆了十几桌酒席，在村里引起不小的轰动。因为大部分村民们都认为当公务员是无上光荣，我爸妈走到哪里都有人说恭喜。入职后配发给我的制服，帽子上镶着国徽。就这样，我成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一名科员，平时在经济检查支队办案，负责抓工商违法行为，比如违反广告法、不正当竞争法、商标法。我本科的时候学过法理学，工作内容对我来说也不陌生，只要熟悉一下法条，分析违法行为，认定事实，找齐证据，该处罚商户就可以处罚了。队里的氛围很好，大家都很认真地工作、办案。我每个月工资3000多元，而柳州的房价平均每平米8000元左右，可见收入并不高，但它至少是一份拿得上台面的公务员工作。那时候，我以为日子会这样一直安安稳稳地过下去。我在工商系统就职时的证件。转折出现在2019年。当时有个朋友找我借钱。他说有一个很好的投资机会，收益非常高。恰好我们家也因为种葡萄赚了一点钱，我把家里的钱全部拿出来，又借了一些，总共拿给他80多万。家里原本有一套商品房，在房贷几乎都快还完的时候，我把这套房子也卖了去投资，幻想着用投资挣的钱再买一套。但我没想到朋友投资的是不合法的网贷公司，后面的故事想必大家都在新闻上看过了。随着国家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管控，我们的钱打了水漂。朋友一共投资2000多万，还不上钱便跑路了。我用各种方式凑给他的80多万，损失也只能自己担。算上月供，我平均每个月要还两万多的贷款。父母和姐姐帮我付了一部分钱，不过以我做公务员的收入，还是很难在短时间内还清这么多钱。压力之下，我只好辞职，想找点挣钱快的门路还债。2020年初，我看到vlog特别火，就买了一些装备打算做旅拍博主，一方面为了赚钱，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有更大的自由做自己喜欢的事。没想到不久后新冠疫情来了，哪里都去不了。我每天都能收到十几通催债电话，整个人处于一种非常崩溃的状态，电话会一直提醒我：你要还债。为了挣钱，我尝试过直播卖螺狮粉，也做自媒体剪片子，最后都没赚到钱。我在直播卖螺狮粉，无奈市场上价格战太激烈，拼不过同行。已经快要穷途末路的时候，之前一个做快餐的兄弟问我：你要不要去杀猪？他说杀猪一天起码能赚几百块，好的时候有一千多。我好歹是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大学生，以前从没想自己会做这种工作。但人是会变的，为了生存，我决定跟他去学杀猪、卖猪肉。第一次去屠宰场是在夜里两点，空气中飘着难闻的血腥味，我站在旁边，亲眼目睹一排猪被挂起来。屠夫一刀子下去，血立马喷溅出来，看得我一阵反胃，实在不忍直视。屠宰场的工作人员处理完后，我要尽快过去挑肉，摸摸猪身上，看肥肉多不多，是不是结实。我还要学习刮毛，学习如何剔骨头，如何割肉，这些都是门道。刚开始剔骨的时候，别人十多分钟就能完成，我可能要花一个小时，甚至产生了严重的自我怀疑，觉得自己什么事都做不成。在屠宰场里，我还遇到了一些村里的熟人。年纪大一点的见到我都直摇头，说我放着好好的公务员不做，非要出来杀猪卖肉。年纪轻的总爱说几句玩笑话调侃我。刚开始我心里也挺不是滋味，毕竟努力读书这么多年，我原以为会过上不一样的生活，最后却又回到了和他们一样的生活。后来也慢慢不在意了，对我来说，赚钱还债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哪有心思管别的呢？刚开始去屠宰场，我都要专门挑身旧衣服，一旦有猪血溅到了身上，我会立马回家换衣服。时间久了以后，我也不挑衣服了，随便穿一件，杀猪、卖肉都穿同一件。有时候朋友叫我吃宵夜，我也不换衣服，身上总是一股猪肉味，上面可能还沾着猪毛，朋友们也都习以为常了。学了一个月之后，我在家附近找了个门店，这是猪肉铺开张的照片。柳州的屠宰场规定下午不能杀猪，所以大家都是凌晨杀，早上卖。夏天又是肉类行业的淡季，一开始，早上的肉一直卖到晚上都卖不完，搞得我非常焦虑。后来我就改变策略，早上不和大家一起竞争，先开车去别的城市的屠宰场，等到下午四点钟再拿去菜市场卖。下午别人家的猪肉都不太新鲜了，我的一看就很新鲜，自然好卖。我用来拉肉的二手铃木，已经跑了14万公里，6000块买的。我现在每天的生活节奏就是：三点钟起床，去屠宰场选猪，剔骨头、割肉，拿到菜市场去卖。下午要开一个多小时的车到邻市的屠宰场，买好肉之后赶回柳州再卖一场。这样下来，别人一天只能卖一场，我能卖两场，收入可以翻倍。一头猪的成本是两千多块，卖一头猪可以赚大几百，一个月收入算下来有三万多。我希望能用一天的时间把之前做公务员一个月的工资赚了，代价是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非常累。我有时候都和朋友开玩笑说，希望自己还能活到38岁。每天都忙得晕头转向的，我偶尔也会不小心切到手指。我克服了自己的内心，却没办法改变外界的眼光。周围总有人说我傻，在大家看来，一个985大学出来的毕业生，放弃了银行、公务员这些体面工作，跑来菜市场卖猪肉，真是想不通。我投资失败的事其实只有一些朋友知道，至于辞职后去卖猪肉，也是瞒了一年后才敢告诉父母，他们刚开始非常生气，说“别人挤破了头想要的工作，你却一点都不珍惜！”好在后来，爸妈和姐姐们也都慢慢理解了。我自己倒觉得，这段卖猪肉的经历极大丰富了我的人生体验。来到菜市场我才发现，这里的每个人都非常努力。之前在大学，包括在体制内的时候，我都有点懒。坐在菜市场里，我反思了很多，明白只有勤快才能赚到钱。我租的门面房，可以在里面卖，也可以在市场摆摊位。我很早就听过北大才子陆步轩卖猪肉的故事，他从北大中文系毕业，下海经商，成为"眼镜肉店"的老板，还开办了“屠夫学校”，出了一本《猪肉营销学》的书。他曾经受邀回到母校演讲，觉得自己给母校丢了脸、抹了黑。但北大的校长却说：北大学生可以做国家主席，可以做科学家，也可以卖猪肉。这个故事一直在激励我。陆步轩可以卖猪肉，我也可以。或许我未来能开两家店，也可能开十家，甚至做到上市。我也要对得起自己的学校。我经常发朋友圈，和大家分享今天猪肉卖得怎么样，从不屏蔽任何人。有一些以前的同学看到朋友圈会很惊讶，他们大都成了律师、商务精英，非常不理解我的选择。但生活永远是自己的，自己面临着什么样的压力，别人不会懂。我和媳妇儿子一起在店门口守摊。现在，我给自己的定位是创业者，而不单纯是个卖猪肉的小商贩。我从小就想经商，这次尝试也是靠近梦想的机会。下一步，我打算发展猪肉的周边产品，做深加工。比如今年冬天，我就准备做一些灌肠和腊肉之类的产品延伸产业链，未来也会尝试做电商，面向全国市场。这已经是我第二次创业了，相比第一次，我的心态更沉稳，不会只盯着每天的盈亏，如果有一点不赚钱就马上放弃。我会把时间轴拉长，坚持得更久一些。我不再幻想一步成功，知道要先把能做的事情做好——至少两年内，我要把债务全部还完。我也很害怕失败，害怕无法给家庭提供有保障的生活。不过我还年轻，那些冷眼和嘲笑都无所谓，我相信自己卖猪肉也可以成功，之前失去的都会再拿回来。（*注：本文由廖立峰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由廖立峰本人提供）-THE

因为妈妈对中国的热爱，潜移默化地，她希望孩子们也会喜欢中国，能适应中国的生活。所以刚开始来中国的时候，妈妈努力给我们做了榜样。比如遇到一些跟美国不同的地方，她会告诉我们这个不一样，但不一样也很好。

胶管厂发的表格纸被我攒成摞，将有字一面从中对折，订成一本用。这样抄了有20多本，有一些重要的笔记我至今还随身携带，剩下的放在老家保存。现在回头来再看这些，感慨万千，觉得当时的每一分努力都没有白费。

我没相中那人，他也被女友分手，自然而然我们就好了。这不代表什么，我很确定。我不想嫁给他，对我来说，中国是家，外国永远是别处，这个俄罗斯男人是朋友、伙伴、情人。他心领神会，不说甜言蜜语，不说想娶我。

我从小就不爱学习，个性挺叛逆，谁都不怵，高中甚至还跟体育老师打架。那个年代教师素质参差不齐，我本来也不太服管，所以体育老师更看我不顺眼。那天是他先动了手，占理的我最后还非让他在全校升旗仪式上道了歉。

发之前，因为我知道人种可能会是一个问题，所以专门设置了一个分组叫“可见龙哥”。里面收录了所有我一个一个去告诉的朋友。我每次多告诉一个人，就加一个人进来。那个组刚设立的时候就只有大学同学，10人左右。

当时我压力特别大，不仅要修改申请项目书，在律所工作之外，周末还在兼职做服务员。我比以往任何都时候都需要钱，妈妈也查出肾结石和严重蛀牙。虽然不是大病，但因为疫情理发店被迫关门，她也没钱去看，只能扛着。

宋远升/口述严慌慌/撰文我叫宋远升，70后，出生于山东临沂兰陵县的一个小山村。我自小爱看书、学习好，无奈家中贫苦，因为交不起每学期15元的学杂费，初中二年级便退了学。告别校园后，我在采石场搬过石头，下过铁矿、进过煤窑，吃过的苦头数不胜数。18岁那年，我在井下亲眼目睹工友被石头砸中后当场殒命，这件事警醒了我，让我意识到靠苦力改变命运太难，再这样下去命都可能丢掉。辞去煤窑的活计后，18岁的我揣着几百元存款重回初中。这个如今看来有些莽撞的决定，把我带到了人生的快车道上，使我从矿工一路逆袭成为大学教授。今年我47岁，是华东政法大学的法学教授、硕士生导师。靠知识改变命运之前，我曾捱过很长一段时间吃不饱饭的日子。我的老家在沂蒙山区的一个小村庄，那里稀稀落落地住着四五十户人家。由于山里灌溉收割不便，小麦不好种，村里人吃不上细面，大都以红薯、玉米、高粱这类粗粮为生，收成也很有限。记忆中，我们家总在为填饱肚子发愁，父母很少有眉头舒展开的时候。上世纪五十年代，为了逃避饥饿，爷爷带着全家前往东北垦荒，由于奶奶患有哮喘，难以忍受东北冬天的严寒，一家人又回到山东，如此反复过三次。老话说“搬家穷三年”，在东北和山东间来回迁徙，让本就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当我们家最后一次从东北搬回山东，已经是1980年，那时我6岁，家里除了三间破屋再没有其他东西，成了村里垫底的一户。我们老家的石头房，房顶的彩钢瓦是后来才有的。最困难的时候，母亲只能去邻居家借粮食，后来只带回来一堆发芽变质的红薯，还如获至宝。母亲将红薯削皮、晒干后磨成粉，再烙成红薯干煎饼，吃起来味道苦不堪言，时隔多年我都难以忘记。我父母都是老实人，父亲上过三年学，母亲从未踏进学堂的门槛，俩人一辈子只知道勤勤恳恳地种地。受限于眼界，他们从不关注我和姐姐的学习如何、考试第几名，只关心我们是否挑好了水、捡完了柴火，甚至禁止我看借来的旧书，认为这是不务正业。我母亲在老家麦田，她一天学都没上过，不知道读书有什么好处。而我天性热爱文字，无论父母如何反对，总是逮着空儿就四处找书看。当时家里有本半文言文的《三国演义》，生僻词不少，但愣是被我翻烂了边儿。没书读了，我就去附近一户有古书的人家借阅，或者找同学求书看，哪怕是一本连环画。有时在路上看到一角破报纸，我都会万分珍惜地捡起来，读得有滋有味。或许是闲书看得比同龄人多，或许是我本就有些学习的天赋，读小学期间，我的成绩在学校一直名列前茅，作文更是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朗读。可惜成绩带给我的快乐，不足以抵消家贫带来的困苦。我每个学期只能买一个写字本，四五十页根本不够用，为了能多写点字，我总是把字写得很小很密，正面写完反面写，写到自己都难以辨认了，还要继续找空儿写。这是我的小学校门，如今已经荒草丛生。进入初中后，不要说学习用品，我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学校离家有4公里山路，凭脚力得走上个把小时，我只得寄宿，每三天回一次家。每次出发去学校时，母亲会在我书包里塞一二十个地瓜干煎饼，作为未来三天的口粮。对于青春期正长身体的我来说，一天几个煎饼压根不够吃，总是饿得发昏。夏天天热，煎饼还容易长毛，我不得不把它们晒干，再掸毛，泡一遍水，就着咸菜囫囵咽下。家里就这条件，我对此也无法抱怨什么。我在学校还有实实在在的煎饼吃，父母若是碰上雨天不干活儿，他们也就随便做点稀饭对付了事。直到现在，我家乡的一些老人还有晒地瓜干的习惯。读完初二，当我伸手向父母要下学期15元的学杂费时，他们脸上露出了难色，那副表情看起来甚至有些不悦。在他们看来，读书未必是条好出路，毕竟村里连一个大学生也没有，不如早早出去打工挣钱来得实在。我当时脸皮薄，一会儿交不上学费、一会儿吃不上饭，还是班里唯一一个拿布条当裤腰带使的男孩，在同学间着实有些丢面儿，便想着干脆辍学得了。对于我的辍学决定，父母默认了，因而手续办得很顺利。我将学校的衣物、书本拿回家，没多久就上邻市枣庄去投奔爷爷奶奶。爷爷脑子活络，从东北回到山东后一直在尝试做些小生意，彼时他正在枣庄兜售自己种植的旱烟。在爷爷那儿住了三个月后，我找到了人生中第一份工作——在枣庄大柏庄卓山铁矿搬运铁矿石。矿区共45名工人，还不满15岁的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身高只有一米六出头。这是去年我去矿山回访时的拍的矿洞，如今早已废弃。矿场的工作看上去并不难，我只需要转运被炸开的矿石。但实际上，这份工作相当危险，运矿车的轨道左侧没有护栏，一米多远的地方就是百丈悬崖，下坡过程若有不慎，很可能因为惯性连人带车摔下去。每天天不亮，我就要出发去半山腰的工地，天擦黑才能回家，总是累得脑袋空空。可我丝毫不后悔辍学的决定。在矿场，一个月100多元的工资终于能让我吃饱饭了，甚至可以一顿吃上五六个细面馒头，这在我读书的时候是绝对不敢奢望的。2020年，我专程回到矿山寻访，还能在附近找到当年的工房。日子久了，我便不再满足于填饱肚子。虽然年纪小，但我深知兜里有钱才能独立掌控自己的命运。干了不到半年，我又托在煤矿挖煤的三叔给我找了份下井的活儿，在那里连续干满30天就能拿到300元。井下工地在地面下两三公里处，从矿道下去时，高的地方能走，矮的地方只能爬进去。一路上不仅要注意脚下的水，还要提防顶棚随时可能掉落的石头，可谓如履薄冰。到达工地仅仅是第一步，接下来我还要在不到半米高的采煤面上斜卧着掘井，一天要干八个小时。我那会儿还是年轻，听说过瓦斯、冒顶这些灾难，心里并不太害怕。或者说，人在穷困的时候，对金钱的渴望已经超过对危险的恐惧。大概是上天为了惩罚我这无畏的心性，一个冬天的清晨，我在上井时不慎将右手放入吊车急速上升的铁缆中，三根手指顿时失去知觉。矿上一位负责人急忙用自行车载我去医院，医生将其中两根手指草草包扎，将受伤最严重的中指进行了最经济的截除手术。这是我在自传《流年旧事》里的回忆，这根断指平时很少示人，身边一些朋友都不知道。随着中指的缺失，我的第二份工作也走到了尽头。那会儿年纪小，没想过要找煤矿索赔，就这样怀着满肚子的悲哀回到了爷爷奶奶在枣庄的住处。见我满脸煤尘，手上又挂了彩，两个老人别提有多心疼了。养伤期间，我听说同村有人在南京采石场工作，每月能挣400元，心动得不行，等到右手能使上劲了，便立马跑去南京。在南京泉水采石场，我仍然从事重体力劳动。烈日炎炎之下，16岁的我要将爆破后散落在山坡的巨石装车，再送到远处的碎石机中粉碎。石块又重又锋利，我怕自己仅有的几件衣服被磨破，每天赤膊上阵，身上时常被划得鲜血淋漓，新伤旧伤层层叠叠，仿佛一枚枚勋章。对年少的我来说，累点、苦点都没事，只要有钱挣就好，可月底一发工钱，心里凉了半截。原来大家口中的一个月400元，只是针对那些最能干的工人，像我这样年少体弱的，到手能有个200元算不错了。2020年，我去南京出差，顺便去了采石场的旧址。我曾以为靠打工可以改变命运，一晃三年过去了，累死累活，还失去了一根手指，身上仍然只有几百元存款。辍学以来，我第一次有了深深的疲惫感。正郁闷的时候，我又听人说村里有个小伙子20年前去吉林下煤窑，后来在那里安了家，日子过得不错。这个消息让我再次看到希望，决定去吉林碰碰运气。我背着铺盖卷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最后也没打听到那位老乡的下落，但如愿进了吉林蛟河奶子山煤矿，那里工资确实高，一个月能开600元。因为此前有过下煤井的经验，我再回到煤井适应得很快。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我随身带着借来的初三课本，每天下工后，都会拿起课本自学一会儿。刚开始，同住的工友会笑话我说看这个有啥用，我也被问得语塞。是啊，有什么用呢，靠几本破书就能扭转命运了吗？但我实在想不到更好的出路了。在矿上没条件拍照，这是一位画家朋友根据我的口述画的煤矿工人下班场景。打工的日子波澜不惊，我以为接下来几年也会这样继续下去，没想到几个月后的一场意外，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那天，我和工友井下在工作累了，便停下来休息，班长坐在我不远处抽烟。突然间，一块非常大的石头从他上方落下，灾难来时毫无征兆，班长来不及闪躲就殒命西去。时隔多年，我仍无法用语言描述这一幕对我的冲击有多大，当我缓过神后，我当即决定要换一种活法。班长的意外遇难让我切身体会到，在这里多待的每一秒都是听天由命，我怕自己有命赚钱，没命花。我很快离开了东北，走之前花三百元给自己买了双皮鞋和雪花牛仔外套，作为对自己打工几年的奖赏。回到家里时，我身上还剩下600元，那便是我这四年全部的存款了，我打算用这笔钱来供自己读书。回到家乡后的我（左），那时候流行牛仔外套配皮鞋，发小也买了一身儿。和当初辍学一样，听说我要复学，父母表现淡然，不支持也不阻挠。在外打工的这几年，我也习惯了自己做决定，懂得自己对自己负责。我想趁年轻赌一把，赌输了，大不了再回工地干活。1992年春节刚过，我直奔初中，找到了当年颇赏识我的语文老师，他此时已经升任校长，爽快同意了我的复学申请。当初离开时，我因为家贫在同学间抬不起头来，继而对学校产生了排斥，觉得这里不能给我光明的未来。在外颠簸流浪四年，当我重新回到学校后，内心竟有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坐回初中教室，端起书本，我才明白这样的平静有多珍贵。在工地苦干一辈子未必能致富，但在学校苦学的每一分钟，似乎都让人在成功路上更进一步。辍学近四年，要考上高中绝非易事，我深知自己没有试错的空间，不成功便成仁，所以只能玩命学习。每天晚上，别的同学都沉入梦乡，我还在教室就着煤油灯熬到凌晨，因为吸进了煤油烟，鼻孔周围总是黑乎乎的。第二次求学时的我，心有大志，一改往日只想挣钱的想法。我自己也觉得意外，四年的高强度劳动不仅没有让我的大脑变钝，反而像开窍了一般，比退学前吸收知识更快、学习起来也更轻松。再加上足够的专注和努力，很快我就把从前落下的知识捡了起来。那年中考结束，我们学校共有四个学生考取了重点高中，我便是其中之一。我从乡里考进了县里，入学的时候叫苍山一中，后来学校改名为实验二中。得知我考上重点高中的消息，父母依旧麻木，倒是堂姑和已经嫁人的姐姐很为我高兴，她俩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定期资助我生活费，让我免去了后顾之忧。堂姑是乡里远近闻名的能干农妇，从前我们关系平平，但自从我考上高中，她便对我像亲儿子一样关心，希望我能发挥才学，成为宗族的荣耀。我堂姑一家人的照片，她是初中学历，我姑父上过医专，他们俩都支持我继续读书。读高中期间，我在学习上的潜力再度展现出来，高一我还在年级十几名徘徊，高二就次次前十，高三更是从未掉出过前三名，乃至被同学们封了“考神”的称号。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不是真的智力超群或是什么考神附体，不过是四年苦难磨练了我的心智。只要不再回到烈日炎炎的矿场、黑暗的井底，学习再苦再累，于我也不过是“挠痒痒”罢了。1995年高考，我稳定发挥，以高分成为兰陵县文科状元。我打工攒下的600元也花了个精光，身上一文不名，但我赌赢了。我知道，苦难已成过去，上天终会嘉奖不认命的人。我成为状元的消息很快炸开了锅，乡里乡亲全跑来祝贺。我很开心，不仅因为我得以摆脱父辈的命运，更因为我初步证明了读书的价值，大家眼里满是羡慕。那时还没有985、211，我报考时选择了学费相对便宜的西北政法大学。大学期间，堂姑和姐姐在自家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每年都极尽所能地给我凑部分学费，还时不时给我一些生活费。如今想来有些不可思议的是，那会儿家里那么穷，学费也得靠亲戚资助，我内心却有个要出国留学的执念。大学四年，我成天抱着厚厚的英语词典背，背过了不算完，还要将每个单词抄写50遍，后来的英语四六级考试都是一次性通过。我拿来自学英语的牛津词典，已经被翻烂了。1999年我大学毕业，正好赶上国家包分配的末班车，被分到兰陵县司法局当了公务员。在老家人看来，能端上铁饭碗是一份好得不能再好的差事，我却不太甘心，花几个月时间考下律师资格证后，便辞去公职，在临沂做了三年律师。和当初打工一样，在临沂的三年，我始终不满足于现状，总觉得地方太小不够我施展拳脚，还想往更大、更远的世界跑，于是报考了华东政法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读研第二年，为了圆当年的梦，我申请了留学比利时根特大学。申请主要看英语成绩，我大学的努力这会儿终于派上了用场。托福满分677分，我考了639分，是华东政法大学那年去留学的四个人中分数最高的。托福成绩已经找不到了，这是我的英语六级证书，保留了24年。留学比利时的花费高达十几万，最开始我身上只有三万存款，缺口巨大。后来还是20个亲友给我凑够了这笔钱，其中堂姑通过贷款借了我四万元，如今回忆起来仍然深深感动。在国外的一年，是我真正开拓眼界的一年，也是我无比充实的一年。我不仅在上课之余去了法国、荷兰、卢森堡、德国、埃及这些我从前想都不敢想的国家游览，还利用国外的资料，写了一本法学著作，越来越向学术之路靠拢。2004年留学比利时期间，我去过最远的国家是埃及。2006年，我从华东政法大学硕士毕业，留校做了《青少年犯罪问题》杂志的编辑，这本杂志是我国公开发行的青少年犯罪研究专业期刊，编辑岗位归属于华东政法大学的教辅编制。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因为不想一辈子做教辅，又去考了复旦大学的法学博士。2010年，我博士毕业，成功入职华东政法大学，成为一名法学讲师。期间出版法学专著18本、法学论文110余篇，作品字数超过500万字。凭借过硬的学术成绩，我在入校七年后便被评上教授，当上了硕士生导师。2017年，我被正式聘为华东政法大学教授，聘期五年。如今人至中年，我的步伐总算慢了下来。从前打工也好、学习也罢，我都是个不甘现状的人，总爱往前冲，现在却越来越喜欢回味过去，品味之中，也对过去的苦难多了一份理解和感激。童年时期，父母经常因为贫穷吵得不可开交，我始终笼罩在饥饿与争吵中，说对他们毫无怨言那是假的。很多年后，我才明白了“贫贱夫妻百事哀”的道理，对他们有了体谅之心。如今，父母在村里抬头挺胸，过着安稳富足的晚年，是我作为儿子最大的满足。能够走到今天，我堂姑和姐姐功不可没。尤其是堂姑，我每次回家都会看望她，就像她当年拿我当儿子对待一样，我也拿她当父母一样的恩人，礼物永远买一式两份，父母一份，她一份。对姐姐的感谢自不必言，她不奢求我的回报，我只能更加疼爱她的孩子，去年外甥结婚，我给了一个五万元的红包。我的求学经历也影响了老家的许多孩子。以前我们村的成年人大多不重视教育，大家伙儿不看谁家孩子成绩好，而是看谁家孩子捡柴火厉害，现在不一样了，每次我回老家，都会有父母让孩子跑来问我有没有什么好的学习方法。自从我走上学术道路后，这个不到两百人的小山村，陆续出了三个硕士。我是一个念旧的人，这些年会不时回到从前的工地转一转。触景生情之下，我仿佛看到了那个在太阳底下暴晒、被石头压弯了腰的自己。每当这时，我都无比感激自己复学的决定，好在我醒悟得不算晚，好在苦难都过去了。我还是个喜欢寻找生活意义的人，许多事情本身没什么意义，比如我曾遭受过的苦难。但如果苦难所带给我的改变也能对年轻人产生一些激励，它便有了意义。-THE

2008年，我又找到一份销售保险箱的工作，到手4500元，工作轻松，时间自由，既可以休养身体，也可以有多的时间陪伴家人。我很感激父母没有放弃我，哪怕是负债也愿意送我去戒毒，没有他们，就没有新生的我。

我的父亲从事军工行业，母亲在化妆品行业工作。在我有记忆的时候，他们就在不同的城市打工，我是被姥姥姥爷一手带大的。6岁那年，父亲因为外调去柬埔寨，妈妈便辞去工作，带着我去柬埔寨上幼儿园。

之后他就经常打电话给我，约我出来吃饭。熟络之后我了解到，他家里也是5个孩子，有4个兄弟1个妹妹。因为是长子，按照家乡传统得先结婚。他一直在应付家里安排的相亲，却始终没遇到喜欢的，直到遇见了我。

在教师岗位上一做十六年，我头脑愈发充实，对教育行业也有了自己的理解，工作这么多年，肚里累积的东西总让我有种挥袖一搏的冲动。2015年，39岁的我决定和朋友一起出资开办一所科技职业学院，由我担任校长。

装修新餐馆要两三个月时间，我在网上看到，在西雅图没有身份的人也可以办驾照。在美国，驾照等于低配版的绿卡，方便办很多事。我赶紧去西雅图学车，顺利考了驾照。办理驾照时，交通局工作人员问我同意器官捐赠吗，

犹记得最初决定来美国的时候，亲朋好友虽然支持我但也偶尔会笑话我，认为我坚持不了半年。确实，中间很多次我都认为自己坚持不下去了，因为我很恋家，又非常喜欢热闹。美国这边实在是冷清，受疫情影响也很不安全。

2014年，即将开学的时候，老爸突然拿出6000元让我交学费，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他回以前单位借的。我拿着打工挣的2200元和老爸借的6000元去了哈尔滨，这是19年来，我第一次离开家，第一次走出县城。

2015年10月29日拍摄于多伦多机场海关。十几个小时的航班困乏、兴奋、憧憬、好奇相互夹杂着，耳边充斥着各种口音的英语。

最近这几年，我在职场遇到上升瓶颈，疫情暴发后又接连遭遇降薪、失业，无奈之下只能转型，可接连几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人都说三十而立，进入中年的我却比年少时更迷茫了，好像年龄越大，离财务自由的梦想就越远。

我在纽约布鲁克林一所英语、西语双语小学实习，学期结束时，“班主任”带着孩子们做了一本照片集送给我留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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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沙教书时，和同事们一起去桃花源玩儿，我是中间那个最高的。其实很多人都想逃离。多年后，照片上的同事们一位成了编辑，一位成了律师，一位成了大学老师，只有一位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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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15日，这个21岁的小伙子在厦门一栋26层高楼的顶层，要跳楼。我和他距离7米，我浑身被汗湿透，花了整整5个小时走完7米，来到他身边。我取得他的信任，让他亲自把手交给我，一起下楼。

准备结婚前，我还带着她回了趟家，想着和继父重归于好。没想到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在家待了15分钟，我就带着她离开了。这是我从18岁至今33年，唯一一次回家。

6名犯人不愿意回牢房，就开始闹事，在监区里大肆搞破坏。桌子和凳子连在地上搬不起来，他们就疯狂砸门，公共区域的面包机、咖啡机、微波炉、冰箱，能砸的都砸了，还把水龙头打开不停地放水，嘴里不停地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