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6岁插队，38岁留学，51岁当总裁，61岁战胜癌症，70岁了还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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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自拍》第250个真实口述故事
我是刘明明，目前在一家跨国公司做高管，我已经70岁了。时代的流变和自我的选择让这70年时光虽不安稳，但却丰盈富足。
上山下乡、从商、自费出国留学、找工作，从一个翻译做到跨国公司亚洲区总裁，我从未放慢步伐。现在回头看，很多人说我的经历惊人，其实都是我一步一步，用脚丈量出来的长度和厚度。
1951年，我出生在北京，团中央机关大院里。父母都是团中央的青年干部，我母亲在《中国青年报》，我父亲在中央团校。我是我们家老大，有个比我小两岁的妹妹，和一个比我小九岁的弟弟。
虽然父母都属于高级知识分子，但生完我的时候两个人还年轻，工作又忙，管我比较少。他们把我放在机关大院的全托幼儿园里，只有周末才接我回家。有的时候抽不出空来，还让别的孩子家长顺带把我接回去。
我从小就个子高，也算比较淘气的，跟着男孩子们一块儿，爬上爬下，带头在机关大院的果树园子里爬树、偷摘扁桃。
我爸最开始在团校做哲学教研室主任，后来当副校长，年终总有大家给他提意见的环节，提给他的19条意见里，有17条都跟我有关，全是我淘气的事儿，带着大院里的孩子到处闯祸。我爸听到后，一回来，我就挨顿揍。
家里三个孩子，我爸最喜欢我，对我也最严厉。幼儿园的老师也跟我爸反馈说，你这女儿，挺标新立异的，意思是鬼点子多。
女孩子们都爱打扮的时候，我什么也不懂，稍微知道点时，就拿着铅笔画眉毛，也是挺难看的。小学到初中，女孩都穿裙子。我从来不穿裙子，穿个短裤背心，一到夏天放暑假，就去院子里的游泳池游泳。一个夏天下来，同学们一见我，都说，刘明明怎么是黑的？只有露出个是白的。
我不是乖乖女，性格活泼好动。有时候母亲带着我上街，有人看到我说，你这女儿怎么不送去学学跳舞，个子高，腿又长。我父母肯定是不愿意的。小学五年级，部队的舞蹈学校上我们学校来挑人，让学生们在操场上做操，看看哪个学生体形合适，结果把我挑上了。全校被选中的就我和另一个男孩，一男一女。
第一轮考试我通过了，回家后父母就知道了，那个时代对文艺的看法和现在不一样，总觉得女孩子专门学唱歌跳舞不正经，不同意我去。后来第二轮考试，我是自己偷偷去的。
我就是这么个特点，没什么顾虑，只要你叫我，我就敢去做。还有就是叛逆，就像考舞蹈学校，也不是说我对舞蹈多么热爱，只不过是觉得好奇，况且家长不让去，我非要去试一试，越不让做的事，越想去做做看，也没什么害怕和担心的。
本来挑选的是民族舞的考生，考官说我的腿偏长，让我试试芭蕾，我从小就没学过这些一板一眼的，像个野孩子似的，哪里会芭蕾，硬着头皮走了两步，没考上。虽然没考上芭蕾组，舞蹈学校还是派人上我们家去了，说我岁数小，还能培养，又看看我父母的身材胖瘦做参考，就这样，我们家还是坚决不同意。
搞文体活动我擅长，跳高、跳远、打篮球、乒乓球、参加，哪样都还行，但学习很一般。上小学、初中时，家里妹妹当上中队长，弟弟当大队长，唯独我，什么“长”都不是，最后老师推荐我当小队长，为什么？因为发现我擅长体育，是个“孩子头”，男孩女孩都愿意跟我玩。
1966年，我刚上初二，十年动荡期就开始了。我报名去内蒙插队，那一年我16岁。走之前，我去看了我爸一趟，他当时在北京郊区的农场里干活，我跟他说，我要上内蒙了，他眼圈就红了。我从来没见过我爸，这是第一次。他只说了一句话：去那儿一定要小心点。等分开后，我心里特别难受，实在是憋不住了，坐在路旁的农田里，嚎啕大哭一顿。
到了内蒙，我们九个女生在一个集体户里，绝大部分是高干子弟，一个女生去了就开始哭，看她一哭，剩下的全哭了，唯独我没有。我到了农村，觉得一切都新鲜，让我干活就下地干活，做什么我都适应得挺快。
我身体壮实，地里的活，不仅学得快还干得好，有时候劳力不够了，也把我去。有一次干完活洗手，我一撸袖子，妇女队长看到了说，你胳膊这么细啊？那你怎么会这么能干？我说，我会使。
后来当地人都发现我还挺灵的，当地农民也比较喜欢我。大家晚上回去后在屋里聊聊天，我就跑去关系好的农民家里，看她踩缝纫机，我也跟着学。学会了缝纫机，我就会自己剪裁了，这就学会了做衣服。
干活我都拿一等工分，在集体户里属我工分最高，后来被选为妇女队长。骑马、赶车我也都会。到了18岁，就从一群知青里选中了我入党。
入党后，我被选拔到县里工作，没过多久又被推荐上学。当时还没恢复高考，都是推荐优秀的工农兵学员去念书。我22岁，被推荐到长春念中专，在长春电力学校学电器仪表，是个偏工科的专业。
在电校时，我认识了我先生。我们是同学，他也是北京人。我们北京的几个同学常聚餐，久而久之彼此之间就熟悉了。
他是四合院里长大的孩子。我生长在机关大院，对生活有特别强烈的好奇心。我们经常聊小时候的生活，他还带我上他们家去，一看四合院里的大爷们光着膀子，我都傻了，从没见过，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追求我，我就自然而然跟他在一起了。
1975年中专毕业，我被分配到吉林前郭县的一个电厂仪表车间，工作了两年还被提拔成为车间副主任。两年后，我的父亲也平反了，就把我从东北调回北京，安排到了农业部党校下属的一个电影制片厂。
1977年，恢复高考第一年，我先生参加。因为他的家庭出身不好，家里不同意我和他搞对象，结果他发奋考到北京工业学院，就在我工作的电影制片厂对面。我爸一看，这小子有种，也就不反对我俩谈恋爱了。
我在电影制片厂干了三年。说句实话，我在那儿表现得不太好。我在行政部门，实际上没多少工作，外加结婚了后，又怀孕生孩子，被卷进了家庭琐事中。而且那时候大家都讲朴素，我爱自己做时髦的衣服，在穿着打扮上也就显得格格不入。要是为人低调点也好，但我偏偏不是这么个性格，不太符合当时机关里的氛围。
我不想以后一直做行政，想做点专业的东西。单位有公费学习的机会，我在计算机软件学校上了两年大专。学完后没过多久，我就从单位里“逃”出来，自己一个人跑海淀区电子一条街去了。
我去应聘销售经理。面试时一问到年龄，我说我35岁了，人家说，我们要年轻的，不要你这个岁数的。我立马给人家摆出来我的条件和优势。在这里，要面对的都是成熟的客人，我在城市待过、在农村待过，也在工厂工作过......经历丰富，各样的人我都了解，也能接待，这些就是我的底气。
没想到，领导正好路过，听到我这么说，他立马拍板，让我留下，负责做销售和客户关系。这家公司是四通，在那条街上也是大公司。只是业务比较单一，没干多久我就跳槽到这条街上另一家公司，虽然规模小，但让我负责更多事务，后来还让我做了办公室主任，进货和客户安排都要参与，更能锻炼能力。
在那条街上，我挺出名的。当时还年轻，又高又瘦，又爱时髦。有时候骑车在大街上，有的人看到我穿得好看，就骑着车追着我问：你这衣服在哪买的啊？当时哪里买得到啊，是我把进口旧地毯拆了，用筷子和毛线，三股拧成一股，织出来的大棒针。
在电子一条街干了两年多，遇到一个出国念书的机会，我和先生都很想去。但当时留学需要自费，家里的钱只够一个人出国。我弟弟已经去德国留学两年了，我跟我先生说：你也得去。
我先生在北京工业学院读完本科后，又念了研究生，毕业工作一年后还想继续读书，我很支持他。年轻时我读过马克思相关的书，把他的夫人燕妮视作榜样，所以在我的观念里，先生做什么，我就要扶持他。
德国学校不收学费，费用只有书本费，还有在国外吃穿用度、租房子等生活费。我们俩的工资，加上父母的补贴，又找亲戚借了些钱，前后凑了人民币3000块，大概500马克，给先生带着出国了。送走了我先生，我一个人在国内赚钱、带孩子、还债。
一年后，我弟弟回国了，告诉我说，我先生在德国有情况了。我一听，一下就傻了，特别受打击，在家消沉了三个月。冷静下来，才意识到我们俩在生活上虽然是伙伴，但本质是两个独立的个体，我不能依赖他，他变好了我不跟着变好，在精神上就跟不上他的步伐。
想通了之后，我立马决定，我也要出国长见识。1989年底，我38岁，在月薪普遍几十块的年代，底薪和销售提成加在一起，我一个月能拿到上千块，我把这些钱都换成美金，报了德语班，学了两个月德语，飞去了德国。
我先生当时在德国帮教授做课题和项目，在留学生里收入算高的。他跟我说，你不用出去打工，待在家里就行。我没为之前的事跟他吵，我只有一个要求：我一定要注册念书。念书的同时，我开始在德国打工。我先生提醒我说，这地方是德国，中国人要想生存可不那么容易，尤其我还是女性，快40岁了，这个岁数更加难找到工作。我什么都不听，认准了的事一定要做。
我不把精力花在没用的事情上，只学有用的东西。德国大学里有些课，我觉得没有实用性，就不学了，一个星期拿出两天来，出去打工。一方面是为了挣点生活费，另一个目的就是想学语言，去接触当地人，了解德国社会。酒店、餐厅、计算机公司......这些地方我都干过。
德国酒店的房间分不同层次，我能接触不同的人；后来在艺术展览会打工，做艺术品的维护和讲解，接待各国前来旅游的人，法国人、奥地利人......为了能跟游客更好交流，我还学了英语。这个过程也是我接触不同文化和社会不同层面的过程，积攒了不少社会经验。
我是个穷学生，还是中国人，算是德国社会的“底层人”，出去打工经常受歧视。在酒店打扫卫生，领班总把最脏、最累的活派给我干。而且我德语水平不好，洗碗机也不会用，一起打工的人都瞧不起我，比较受欺负。
为了学好语言，我还没事就上商店去。在买东西的过程中，店员看到我，觉得我想买，就会跟我解释，颜色、尺寸，这些用词在这个过程中就熟悉了。去的次数多了，老不买也不合适，最后我就买一双拖鞋，价格最便宜。
另一个我惯用的办法是：问路。在问路的过程中，老外会特别友好地跟你讲解。有时候我出门采购、看医生，不认识路了，就用这个办法，顺道练练德语。我在德国的第一个好朋友就是问路认识的。他叫Peter，人特别友好、热心，是一位小学数学老师。我们成了朋友后，他还带我去他亲戚家做客，帮我融入德国人的生活圈子。
在德国学习、打工了四年左右，我想找份正式的工作。我念的是计算机软件专业，这其实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当初选这个专业完全是考虑到，先生喜欢什么我就学什么，我得能够理解他、帮助他，不希望我在他那里落伍。但要想站稳脚跟，我得干自己喜欢的事业。
当时好多中国人在德国的公司里也就做个小助手，画画图、写写信。这种工作，不适合我这人，我喜欢啃难啃的骨头，想闯一闯，做出点像样的事。当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很多德国公司都在中国设立代表处、成立分公司。我德语学得差不多了，又会中文，去这样的公司，特别是中小企业，肯定有机会。
那时网络还不像如今这么方便，要查哪些德国公司进入了中国市场，必须去找德国政府部门要相关清单。我也顾不了太多，径直就跑到卡塞尔市政府企业部去了。政府工作人员一听，我就是个学生，一口就回绝了，说没有单位的介绍信，这个名单不能随便给。
跑一趟不行就再跑，直到第三次去，还没等我开口，这个工作人员看到我就笑了，他说，你又来了。可能是被我的诚意感动了，他给了我一张清单，上面有197个中小企业。
我挨个给上面的企业都发了自荐信，一共发了197封。收到了六封回信。其中有一家是中德合资红塔兰鹰公司。他们当时在跟玉溪卷烟厂谈合资，需要一个懂中文的翻译跟着去云南谈判，去完这一趟，我就留在公司做了翻译。在这个公司还不到一年，我就当总经理了。
其实也是临危受命，公司和玉溪卷烟厂的合资厂在云南建水，一个贫困县，当时没有高速，沿着山边小道要开五六个小时才能到，根本没人愿意去。我帮着谈判、落实项目，领导觉得我挺努力、也挺能干，公司总经理出了问题后，就立马让我顶上去了。
我一边干，一边学，将厂里1400多个工人缩减了一半，大大降低了用工成本。企业发展得非常好，我上任的第三年，被评为云南十佳优秀企业。这时我才发现，原来我能干到这么高的位置，可能性是无限的。我下决心要做更多的事，只能继续往前走，再回不到那种家庭妇女的位置了。
在和其他企业合作的过程中，有公司看上我的能力，想把我挖走，我后来任职的福伊特造纸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企业发展了，需要扩建，购买进口设备。我立马带着团去考察，在德国福伊特公司待了三天，交流参观。考察结束，我突然接到了福伊特公司副总裁的电话，说想见见我，请我吃饭。
吃饭过程中，对方突然说，如果这次合作成功，就给我2%的返现。这个意思是要收买我，我马上回绝。他又说，要不送你一个大礼包。我生气了，我说，要是这样，这饭我也不吃了，你们请回吧。后面一个多小时，我们聊的都是设备。
吃完饭临分别，他终于开口说，Miss刘，希望你加入我们，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我才知道，前面那一茬是他们在试探我。
虽然最后因为竞价方面的原因，福伊特没有拿到项目合同，但他们坚持邀请我加入。我认真考虑了，我在红塔兰鹰公司的业务已经很成熟了，我的离开不会给公司带来太大的影响；而这家德国公司福伊特还没打开中国市场，对我而言又是一个新的挑战。我有兴趣。
当时办事处有八个人，首席代理是一个德国人，在他之前是一个奥地利人，从来没有中国人坐过这个位子。面试时，总部HR提出安排我做副手，我没有同意。我会两国语言，了解两国文化，为了抓紧时间、提高效率，我要全力以赴地干，就需要决定权。为了公司利益，也要充分发挥我的作用。
这家公司主要生产大型的水电发动机和造纸设备。公司高层里，男性特别多，基本都是工程师，搞设计研发、画图纸，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基本上都是博士，只有我没个正经的学历。在他们眼里，可能我只能做个秘书，所以当时对我而言最大的挑战，就是获得认可。
最开始，很多副手都不服气我，他们在心理上不能接受向一个中国人，还是女人，汇报工作，总想方设法地避开我。没问题，我不强求，我一心都扑在拿商单上。
我和公司其他高层领导一起，世界各地到处飞，一下飞机立马就能开会，在体力方面跟男性没有太大差别。在语言方面，中文、英文、德语我都能说，能拿下他们拿不下的订单。在讨论问题时，往往能站在女性的角度，给到他们不一样的想法，一来二回，他们服了，乐意跟我配合。
除了性别认同上的困难，在福伊特造纸公司18年，有很多困难期和平台期，我要一次次去突破自己。我没读过商科，当上中国区总裁后，明显感受到在管理理念和理论上都需要提升。
2004年，我53岁，去上海交通大学读了EMBA，利用周末时间来补课、充电。上课时其他同学都看不出我年龄多大，以为我就40多岁。
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美国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当时在中国市场的很多外资企业觉得情况不好，都开始撤退，整个商界像是世界末日来了似的。
可能因为经历过大大小小不少事，面对大危机时，我可以很快冷静下来，提出了不退而进，亚洲布局。低价收购了几个工厂，建立起销售点。我到处考察，亚洲区板块被快速建立起来了，2009年，我被任命为亚洲区总裁。
在职场上打拼多年，我几乎处于一个忘我的状态，有时候身体也置之度外了。2010年，我59岁，去山东谈项目，晚上在酒店外夜跑的时候，脑子里想的都是招标竞价的事，结果一脚踩空，右脚摔成了粉碎性骨折，左腿整个韧带撕裂。
都说伤筋动骨一百天，我没时间静养，有事做，我心情才能开朗。为了拿下大单子，我坐着轮椅去开会，拄着拐杖坐飞机出差，都是常有的事。在一个项目的山东成立典礼上，我发言和合照的时候，就把拐杖扔了，业内评价我：这女同志，铁打的。
这么拼下去，铁打的身体也有出问题的一天。2012年，我的身体终于开始抗议了。2012年8月，我在上海瑞金医院做身体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说有患妇科肿瘤的可能，12月照完彩超，医生说情况不好，立马给我安排了取样手术，做切片分析。
做完手术第三天我就飞去德国开会了。检查结果出来了，我当时心思都在开会汇报上，助理联系不上我，直到女儿往我手机上打电话，我才接。电话刚接起来，女儿就在那头哭，含含糊糊地听见她说：妈妈，你得癌症了，中期了。我当时听完其实没想太多，虽然汇报结束了，但我还有个结束语要说，我还记挂着这个。
当天晚上，我单独跟领导汇报请假，说晚宴我就不参加了，因为检查出癌症了，需要尽快回国接受治疗。我领导一听，马上安排，让我直接在德国把手术做了。
肿瘤切除手术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手术，在德国做完后，不能立马坐飞机。我休息了两周，就飞回中国。德国的大夫要求我至少在家休息半年，一些工作上的事我就从线下转移到线上，有时候召集公司的人来我家里开会，有时就公司电话会议。
好在手术做得比较干净，不需要做化疗，比较幸运。事后我也仔细考虑我的身体健康，更年期的时候，理应是好好休息、自我调整的阶段，而我的事业正处于爬坡期，心里总记挂着事，情绪波动也大，这些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身体健康。
有时候还会不自觉将职场上的情绪和雷厉风行的性格带到生活中，这也直接导致了有段时间，我和先生之间关系紧张。他在德国边工作边带孩子，我在国内闯天地，彼此之间情感上的交流和连结一度非常少。直到他也回国自己开公司，从零起步，体会到我的不容易后，开始慢慢理解和体谅我。
有两次，我偶然听见他和朋友们聊天时提起我，说我肯吃苦，敢想敢干，对我很尊重，也很认可。听他这么说，我从心底里高兴，这说明他接受我做事方式、支持我的事业，甚至还透露着点对自己妻子自豪。尊重肯定是互相的，我也提醒自己，不把工作中的情绪带回家里。
现在我俩关系特别好，离不开，除了上班，周末休息的时间，我们都得待在一起，我和朋友吃饭也得带着他，我们俩现在是朋友圈子里出了名的感情好的夫妻。
女儿在德国读完大学后，就留在德国工作成家，从小我在她身边的时间少，造就了她特别独立的性格。现在我还有了两个混血的外孙，特别可爱，一休假了，我就迫不及待飞去德国看他们。
我经常到处开会，欧洲、北美都去。每到一个地方，工作允许的话，我肯定会去周边的小摊转一转，去有风土人情的地方看一看，观察当地人怎么生活，了解他们的习俗。一休假，我就会出去旅游，充裕的休假时间一两年才有一次，但反而因为机会少，所以幸福感超强。
运动习惯我近些年一直保持着，好身体是工作的本钱。为了保持身材、保持状态，游泳、骑自行车、跑步，都是我常做的运动，最近还爱上了瑜伽。
每天早上上班前，练一个小时瑜伽，这是固定的，到这个岁数了，我也不挑战高难度，能起到锻炼身体的作用就行。再一个是，我喜欢购物，喜欢自己设计衣服。从一些年轻人爱逛的商店里淘来衣服，找裁缝改成我想要的样式，我老这么干。
喜欢唱歌、喜欢跳迪斯科、喜欢运动、喜欢购物、喜欢臭美......现在的我和小时候真是没怎么变。
这是我和其他奶奶一起参加旗袍走秀时的照片（左二是我）。
我经常被问到什么时候退休？这得看我的状态。现在还在跨国公司上班，工作时间朝九晚六。我每天的时间安排很规律：早上6:30起床，做瑜伽，然后出门上班。因为路途较远，要在车上吃早饭、化淡妆，打电话，到了公司开会、处理邮件等；傍晚6点下班，回家吃完晚饭后，出门走路，至少6000步，11点准备休息。
到今年九月，我一直负责市场研究和战略这一块，事情特别多，大项目我还是得亲自抓。好在出差频率低了，身体上的压力减少了一些。以前天南海北地跑，海外、亚洲、国内，倒时差的时间都没有，现在受疫情影响，基本都改成了网络会议。
目前我还不觉得累，越困难的事，我浑身干劲越足。我觉得职场是门艺术，很有意思，像是有些人退休了觉得跳广场舞有意思一样，我的兴趣就在做事。
人生七十载，一路走来看着挺风光，吃的那些苦没人看见。当时倒也不觉得苦，我也不愿意说。现在正儿八经地回忆，才能记起来摔伤了、失败了、留学被人歧视了那些事。
对未来的规划，我向来不做得太长远。就像几十年前、甚至十几年前，我也想不到今天能走到这里。这个行业需要人，我就来，来了就得好好做，就这么简单。踏踏实实是我人生的信条，以后也会如此。
今年我70岁了，步入人生中另一个很重要的年龄段——老年，这意味着要开启人生的一个新篇章。全球已步入老龄化阶段了，老年人群体占比越来越高，我希望自己能展现出这个群体的自强自立，活得有价值，人生不受限。
注册自己的抖音号，在网络上发视频也是跟年轻人学的。我这些年在职场，是实体工业，网络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东西，过去接触较少，但现在已经是互联网时代了，我不能落伍啊，同时我也喜欢在更大的舞台上继续成长。
我就想，我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呢？职场上的事我有些经验，可以通过录视频的方式，把自己的职场经历和经验讲给年轻人听，希望能对他们有所启发和帮助，也给他们前进的正能量。
没想到真有这么多年轻人关注我，上次逛街时还被粉丝认出来了，我挺开心，这对我来说是种赞同的声音。
现在出门也得稍微注意下形象了。平日在公司里，我是高管，干什么都得端着，受着束缚，一到放假我就想大声说话，把腿翘起来，使劲释放一把。现在休假逛街，我也不敢太释放了，得稍微注意下行为举止。
相比于外在，内在才是真金。我还得多学习、多提高，有意识地去看更多东西。大家开始对我有期望值，我不能让大家失望，这不是压力，是前进的动力。
人生行之至此，眼前能想到的，就是人在职场，尽心尽力，同时进入全新互联网赛，把视频拍好、做好。我把拍视频，传播正能量，当作我人生的第二赛道，这么一想，我不是退休，而是开启第二赛道了，还是干劲满满、精彩纷呈。
刘明明 | 口述
孔宁婧 | 撰文
呱 呱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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