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 |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着陆
陶勇/口述
我的爸爸在检察院当检察官，妈妈是新华书店的职工。我喜欢看书，因为妈妈在新华书店工作，书店里的书我都能看，这可能对我喜欢语文和写作有一定的影响。爸爸工作比较忙，经常加班。他在工作上的付出，让我从小觉得工作就是这样的，就是需要全身心投入的。
从我大约六岁到十六岁的十年间，我看到妈妈眼睛老磨、老疼。她老去医院买眼药水，是那种小红药丸，扔到水里一下子就变成红药水了。妈妈有沙眼，所以自己老点眼药水，怕传染给我，也老给我点。大概是我上初中了，陪妈妈去南昌接受治疗，眼睛打上麻药，拿针一个一个挑，挑出了太多沙子，而且那个沙子特别大。当时我就对眼科产生了兴趣，觉得有意思，可以帮人解决痛苦，挺好的。
家里是有医学传统的，姑父、姑姑是当地的医生和护士，我爸的爷爷是跟着红军的赤脚医生。再加上之前陪妈妈看病的亲身经历，我对医学很感兴趣。高考那年，我报考了北京医科大学*，以江西省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了。
1997年的市场经济氛围没有现在这么浓，房价也不贵，我以为所有学医同学的目标都是——当一名优秀的医生。我甚至以为自己不需要为未来的住房、生活操心，也没有挣钱的压力，之后的时间、精力都可以用来干一些事业了。那时候比较理想主义，比较纯粹。觉得好好当个大夫，把技术弄精、把本事弄好就可以了，别的都不用考虑。
学校的学制是五年，前两年半在学校里上课，后两年半在医院实习。学习对我来说不是很累，除了规定时间上课，课余时间自己看书背书就好了，相比之下，临床实习更累更难。
大学时期我加入了一个叫“爱心社”的社团。一件印象很深刻的事情是，有一次我们社团的学生去了一个北医的老教授家里。那个老教授的眼镜油乎乎的，朦得特别厉害。我们给他洗眼镜、擦干净了。他戴上后，一下子觉得特别亮，那种喜悦和高兴就跟眼睛重放光明似的。这件事给我的感觉是，你做一件小小的事情可能就能改变一个人很多。
后来临床实习，有一次在儿科值夜班。一个看起来是农村来的男人带着一个浑身是黄疸的婴儿来看病。带我们的老师去抢救，人工呼吸、按压，折腾了一个晚上那个婴儿也没活过来，最后也没收那男人钱，男人还是表示感谢。这件事给我的感触也很深。一方面是觉得老师很善良，知道对方可能没有什么钱，也没有放弃对病人的治疗。另一方面是患者家属也信任医生，没抢救过来也不会讹你，也不会去闹。
我第一次帮患者垫钱，也是在读博期间。患者是来自农村的小孩，六七岁，结账时，他爸没钱了，我就给了他300块钱。没想到他们过了几个月再来，就把钱还给我了。其实大部分来北京看病的病人，在经济上都会有一些准备，真正特别穷的，可能来都来不了。
我的硕士、博士导师，工作都很敬业和投入，经常工作很晚，周末也不怎么休息，还紧跟国际形势，把国际上最新的技术引进到国内，这些对我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引领我在眼科领域深造。
从本科到博士总共花了十年，2007年博士毕业，我成为了一名眼科医师，工资一个月七千块。那年北京西直门附近的房价已经五六万一平方米了，房价不断上涨，挣再多也赶不上，压力很大。
从学生过渡到医生，尽管经验有所欠缺，但因为对眼科充满了热爱，一切都是新鲜的。但当医生跟我的想象是有区别的。我原来觉得医生只要医术精湛就好了。拿到医师证，独立出诊，真正成为一名医生后，发现要解决的大部分是非医学问题。比如病人没钱了，你要怎么给他省钱，怎么报销。
我的日常工作是每天7点钟到医院，对病人进行检查；等上级医师查房；收6个病人；上6台手术；让6个病人出院。这期间会有无数问题。比如患者、患者家属不断询问情况，琐碎如眼药水怎么点，药怎么吃，医疗费用问题，还得接无数个电话。
第一次做眼科手术，面对的是一个白内障病人。其实手术很顺利很成功，但病人就跟我较劲儿，说自己在动手术的时候默念了多少首诗才做完的，抱怨手术做得慢。
32岁，我的葡萄膜炎专科门诊开诊，同年，当上了硕士生导师。35岁，我被破格提拔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眼科主任医师。在同班同学或者同龄人中，职称提得比较快，算是领先一步，也感觉到这是对自己努力的肯定。
工作这些年，感觉临床人少事儿多，导致最后会很混乱。每一个病人都觉得自己应该得到很好的照顾，这是普遍的心理。但僧多粥少，这边还在收病人，那边电话就响着催你，另一边护士找你，另一边手术室又催你，自己就像没头的苍蝇似的。每一样事情都挺多，每天神经都是紧绷着的。不被理解，挨患者骂也是家常便饭。
有一次一个病人看完病后，扭头就去医务处投诉，说我恐吓他。医务处把投诉信给我看了，病人又给我打电话咨询医疗建议。一边投诉我，一边找我做咨询。还有一次，两个病人同时去医务处，一个表扬我态度好，一个投诉我态度不好。医务处处理这样的问题是常事，很多人的投诉不需要真正有逻辑性的理由。
也有让我很感动的患者。有一个得了病毒性视网膜炎的小女孩，都快失明了，来找我看病。小女孩非常坚强和勇敢，治愈后还参加绘画比赛，获了一等奖。
这次被患者砍伤，出血很多，头上被砍了三道疤，手上砍折了，动不了。这件事对我的打击挺大的。我也注意到发生在内蒙古的伤医事件，非常痛心和惋惜，希望国家尽快落实医院安检政策，保护医护人员安全。
在我小时候，看病不贵，不需要花什么钱，从医就是一项事业，但后来慢慢就变成职业了。时代变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也远了。像我们小县城，就那么大点儿，大夫走在路上，谁都认识，都能打招呼。人们和大夫更像是朋友，彼此都很信任，大夫说啥就是啥。现在可不是，北京的医院多，人也多，谁也不信谁。谁不都得多上几家医院，多挂几个专家号，多听听建议再决定在哪儿治。现在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感没有了，医生不好干。
作为患者，我对手部的恢复没有预期。如果有预期，反而会给医生压力，就像把孩子送到学校，跟老师说期望孩子上清华北大一样。我相信专业的医生会让我有最好的恢复，不会给他们额外的道德绑架，也希望其他患者能换位思考，自觉遵守 、维护秩序，不要给医生在就诊过程中找麻烦。就跟在电影院看电影一样，如果有一个人站起来，所有人都会站起来。想要医生给每一个人都认真看病，大家就得遵守规则。
刚上大学时，我是比较理想主义的，也以为身边的同学都是这样的。以为自己不用为生活所迫，但后来房子越来越贵，市场经济的意识越来越浓，一夜成名的流量明星越来越多，身边的人就越来越不干大夫了。到现在，我的同学们已经有一半没做医生了，转行了，当基金经理的、搞计算机的、做公司销售代表的。大家还是想让自己活得更好一些，当大夫又不挣钱、又要值夜班，还要挨骂，还辛苦，是一个讲奉献的职业。
人长大的过程就是慢慢地学会接受现实，理想也得着陆，我只能说尽量选择一个平衡，在现实妥协的过程中也不完全放弃理想。在这个世界里，单纯的理想主义者肯定得碰得头破血流，完全的现实主义者，说实话，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我在时间上也要兼顾家庭和生活，不可能完全投入在工作中。金钱上，其实在选择了一个不挣钱的学科时，就已经放弃了。
在眼科领域做出一些原创性的成就依旧是我目前最大的职业理想。我主要研究眼底病和葡萄膜炎，精准检验搞得比较好，特别是眼内液检测，走到了世界的前列，美国、日本学者都来我们这儿取经。
从医这些年，有苦有乐。每当我解决了难题，治好了很复杂的病例，患者表示感谢的时候，都让我觉得自己还是有社会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