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酗酒，我失去了中国情人
编者按：苏联崩溃后的社会现实，俄罗斯女性，中国留学生，混乱时代的淘金机会，爱情与爱情的误读，永别和长久的想念。这是一个个人命运、大国沉浮和高浓度酒精融合在一起的浪漫故事。
斯维达/口述
我出生在苏联，“酒”是我一生难逃的宿命。我的童年被酒鬼爸爸毁了，我的婚姻被酒鬼丈夫毁了。可我也得承认，我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因为酒，我亲手毁掉了自己的爱情——一段曾改写我人生的异国恋情。个中滋味，一言难尽。
1970年，我在圣彼得堡出生，当时这个城市叫列宁格勒。格勒在俄语里是城市的意思，列宁格勒就是列宁城。这个名字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我记得小时候，人人衣食无忧，家家有房子，很多人家有小汽车，郊外有别墅。我们每年都去黑海度假，没有谁特别富，也没有吃不上饭的。不工作算犯法，游手好闲的人会被抓去坐牢。相比今天，那时的生活没有什么压力。
这是我在幼儿园的毕业照。下数第二排右二是我。
可惜我3岁时，妈妈就得病过世了，爸爸把我一手带大。虽然吃饱穿暖没问题，但没有妈妈的童年，缺失一半温暖。爸爸当爹又当娘，经常借酒消愁，我记得他总是说一句话“你想想，要是没有我一天到晚跟着照顾你，你可怎么办？”一个小孩子，看见她唯一可以依靠的大人沮丧地抱着酒瓶流泪，我可真是在极小的年纪就已经知道了什么叫做悲伤又无奈。
这是爸爸年轻的时候，1965年。
我刚念中学，日子就不好过了。超市被抢空，买面包要排一小时长队，卢布贬值，工厂完蛋……爸爸失业。禁酒年代，他总是有办法搞到酒。搞不到，什么含酒精就来什么。酒精作用下，他的头脑里永远是不变的图画：超市里满满的货柜、克里米亚的阳光、乡下花园……酒精能让他一直待在过去。我帮不到他，只想尽快独立出来。毕业后，我找了一份售货员的工作。
这是作废的旧卢布，没赶上1993年8月底的新币兑换，如今已没有这么大额的纸币了。
19岁那年夏天，我和一个叫谢尔盖的白俄罗斯的年轻人相恋了，他是一个退役伞兵，曾被征召到伏尔加河边的驻地去。他也在单亲家庭长大，我们有点同病相怜的感觉。他很高大，有英雄情结，是我们俄罗斯姑娘喜欢的类型。那几年，社会动荡不安，小偷、抢匪、黑社会四处横行，在一个一切不确定的年代，安全感成了金子般的东西。有一个强壮的男人保护我，我很有安全感，我们马上就结了婚。
这是1987年，谢尔盖在伏尔加河附近演练。
好景不长，退役后他一直找不到工作。待在家里的他很快厌倦，“读报纸，喝茶、烫衣服，再过几个钟头，一个星期就又算完结了，咱们的青春可就这么慢慢消磨尽了”。他自视为一个悲剧性的英雄人物，“我们这一代是不可能为了什么崇高的事业牺牲了。早在我们还没出生时，就已经有人替我们做过了”。可惜他那万丈高的激情，像一只受了潮的炮仗，吱吱响了几声，就熄灭了。
这是他每天都要怀念的照片，1988年，他（下右二）和战友们在驻地。
要我说声“亲爱的，我理解你”，那实在是再容易不过的事，可就这类极容易的事，在我们之间已经不能想象了。我们有了一个儿子，叫马克西姆，我一人工作养三口，勉强支撑着这个家。而我的丈夫在利用他的痛苦得到好处——喝酒。我们开始争吵，吵架后，他一定喝酒。喝完酒，一定砸东西，后来，径直动手打我，短暂的平静只是等下一场风暴。结婚三年，我终于栽了跟头。
这是1990年，我和儿子马克西姆（右）在乡下树林里和邻居一起。
苦闷中，我也开始喝酒。酒下肚，烦恼都无。酒醒了，一片狼藉。我感到害怕。我怕自己也变成一个酒鬼，家就毁了。丈夫的痛苦是因为一切永远不变，老爸痛苦是因为一切都变了，我痛苦是因为变和不变我都无能为力，而我们都用酒来解决问题。我拿定主意和他离了婚，和儿子又搬回老爸家。俄罗斯很多家庭被“酒”毁了，“伏特加是唯一的神，你要么举杯，要么下跪”。
这是1993年我和儿子马克西姆在马戏团。
1993年的一天，我在小区碰到一个人问路。他是中国人，很像摇滚明星“维克多崔”。他说找不到朋友家，而眼前的楼、树林、儿童乐园和他来过的一模一样。我告诉他，赫鲁晓夫时期很多小区都是“复制的”。我一边帮他找，一边聊起电影《命运的捉弄》：主人公醉酒后上错飞机，在另一个城市里走进同地名的一个房子，将错就错爱上女主人。刚讲一半，就找到了他要去的楼。我说可以借他录像带，他要我电话号，我对他充满了好奇。
1993年，我在小区遇见的中国人。
第二天，我们就在咖啡馆见面，只消互相看一眼，我们就懂了彼此心思。我给他录像带，他请我喝上好的咖啡。他是1992年来俄留学的艺术生，课余在市场卖货。他会唱很多苏联老歌：“小路”、“三套车”……那都是我小时候从收音机里听过的歌，这让我们距离拉近。他俄语说得那么地道，更像一个俄罗斯少数民族。他说我像波兰人，而我祖父真的来自波兰。临走时他说，他还会找我喝咖啡。
这是1993年他在圣彼得堡的以撒大教堂前。
我们经常见面，他总是请我去高级餐厅吃饭。看他结账我惊叹不已，那是我差不多半个月工资。他从拎着一件皮夹克在街边叫卖，到后来赚到第一桶金、开店，实在是个传奇人物，因为俄罗斯人很少这样勤劳。他说，在他儿时，俄罗斯可望不可及：莫大的红场，加加林登月，完全像一个神话。他说他命里缺水所以叫江海。他问我的命是什么，我想说酒，可我羞于承认。我给他讲俄罗斯人信巫术，还约好找吉普赛人算命。
这是1993年他的记账本。
我们在黑河地铁站附近租下房子，接来马克西姆一起生活。我希望这是我最后的家。我辞掉工作，去他店里帮他。他多一个帮手，我多一个依靠。
1993年，我们住的小区。
一天，我们在喀山教堂前碰到一个吉普赛人，我们决定算一下命！那女人算着算着，愣住了，说“三人缺一”！一家三口的小日子过得正起劲，我们哪会信这个？爱情让原本不同世界的两人开始靠近，而我则越来越倾向于他。他从国内带来好多录像带，《渴望》、《我爱我家》。我学会了北京腔，还懂了“孝”、“远亲不如近邻”……这些和俄罗斯不一样，俄罗斯孩子18岁就独立，父母靠退休金养自己，老少谁也不管谁，没有人情味。
喀山教堂。
他给我打开了新世界，我问他中国人是否喝酒，他说，更多是喝茶。我问他中国人都做什么生意，他说，古时候有茶叶、瓷器、丝绸，现在有中国菜。他用俄语讲中国故事，我很钟意。我透过爱他来爱他的国家，我开始学汉语。有中国人来店里时，我用汉语卖货。像他这样半工半读，白手起家的中国人很多。而俄罗斯人得过且过，今天有钱今天光，只能一直穷下去。何以解忧？唯有伏特加。
这是1994年在冬宫广场，我身上穿的皮衣是我们卖的货。
他用平淡的方式爱我，像中国茶，我不知不觉忘了我的酒。他喝茶有仪式，一招一式，举轻若重，这时他又变成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我们共用一个本子写日记，每天一起出门卖货，一起收摊回家，一起数钱。他给我添置新衣服，给孩子买新玩具，我天天笑不停。一天，过马路时，一辆车突然拐向我，他一把揽过我，车轮贴我脚尖而过，他救了我命！“差点少张牌！”，他开玩笑，可我心里掠过一丝不祥。
我穿着他给我买的新衣服。
被弄坏的打字机。
后来他告诉我，每次回家，他都会等窗户里熄了灯，再上楼。冬天的寒夜里，他经常在外面冻得不行。家已不是一个温暖的存在，对我对他都一样。
这是1996年冬天我们在红场留影。
我在店里工作。
这是当年我们每次出门必带的防身武器。
他的旅行证。
他和送行的朋友在莫斯科火车站。
我和马克西姆搬到乡下，躲在阁楼里，努力撑过了那个漫长的冬天。
当年他学俄语时的磁带和录音机。
这是2010年马克西姆从军校毕业回来在普希金城。
他留下的幻灯机，他曾沉迷于拍照，老是需要证明我们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