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常年坐牢，我曾如流浪狗般到处叼食，贫穷的我一路求学到美国
谢仁慈/撰文
我叫谢仁慈，仁慈不是笔名，也不是后改的，是我出生后便印在户口本上的真名。我也不知道五大三粗、很讲江湖义气的父亲为何会给我取这个名字，他也许是希望我做一个仁慈的人，但命运对我却很少仁慈，反倒安排了诸多人间苦难。
我1996年出生在贵州都匀市的一个城乡结合部，四岁在车祸中失去右腿，妈妈为了救我，也在那场事故中失去了左腿。母女俩同时失去一条腿成为残障者，这或许很惨。但贫穷能把任何不幸放大一万倍，何况我还有一个屡次犯罪常年蹲监狱的父亲。
从童年到青春期，贫穷一路伴随着我，形影不离，在懵懂的少女时期，它带给我的难堪甚至比缺少一条腿还要多。
二十几年来，贫穷和残障一直在反复捶打着我，庆幸的是，我没有被它俩锤废，而是走上了理想中的学术之路。通过高考，我得以走出县城，进入西南政法大学读书；本科毕业后，我成功拿到美国雪城大学的全额奖学金，今年8月还将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这是我三岁和爸妈过年拍的照片，后来一家三口很少能聚在一起。
可能是事发时年龄太小，我已经彻底忘记自己是如何遭遇那场车祸的。据妈妈说，我是在诊所里害怕打针，所以往马路上跑，没看到正好有一辆大巴车飞驰而来。妈妈在身后紧追，把我从鬼门关上拽了回来——代价是她也失去了一条腿。
那是2000年左右，残障儿童一般都会去特殊学校就读，到了我上学的年纪，妈妈四处求爷爷告奶奶，硬是托人把我送进了一所普通小学，这几乎花光了她在失去左腿前存下的所有积蓄，只为我能接受更好的教育。
学校离我家很远，第一次去上学时，奶奶心疼六毛钱的车票，早上六点半就带着我出发，整整走了一个小时才到。那一天，我才体会到穿假肢走远路有多折磨。我的残肢磨出了水泡，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
老师在学校里讲童话故事，小朋友们都不懂美人鱼“每一步都走在刀尖上”有多痛，而我想的是“是不是和我用假肢走路一样痛？”
随着我的身体发育，残肢的骨头不断突破皮肉，白生生地露出来，我只能用纱布包着，咬紧牙关去穿假肢。每天放学回家脱下假肢，红黄交杂的液体总是把纱布染得一片斑斓。
实在走不动的时候，奶奶会背着我走一段。如果天公不作美，奶奶既要戴着斗笠躲雨，又要驮着打着伞的我，别人见了直笑，说她像个捡垃圾的疯婆子。
我4岁出车祸前和家人拍的照片。左边的是我奶奶，右边是我大姑。车祸之后，我童年的照片就很少了。
小学四年级，我终于不用再走路上学了。原因是我爸因为防卫过当捅死了我舅的一个朋友，他被警察带走后，两边为难的我妈也消失了。奶奶因为生气，身体状况一落千丈，没办法再送我上学，便每天给我两块五毛钱坐公交，从车站到家还要再走二十分钟。
车票一张六毛，如果我想坐车回家吃午饭，一天得坐四趟，只剩下一毛。如果中午留校吃饭，我就只能买一块二毛钱的午餐，很难填饱肚子。
奶奶是晚上七点睡省电费、自己挑井水省水费的人，绝不可能给我更多钱。饿到极致，我只能去偷同学一两块钱买东西吃。
晚上回到家也没什么有营养的菜，奶奶做得最多的就是素酸汤，用贵州糟辣椒把白菜、豆芽、豇豆煮在一起，清汤寡水。夏天吃还能解暑，冬天吃简直遭罪。
因为家里穷，我的第一副假肢用了三年都没换过，残肢已经不能适应，腿一放进去就疼。到后来实在不能用了，我只好拄着拐杖上学，走在学校里非常显眼，与同学们格格不入。
我拄着拐杖，穿得脏兮兮的，还偷同学的钱和零食，不止一次被老师批评、被同学疏远，光外号就被起了好几个——谢瘸子、铁拐李、杀人犯的崽。有次上厕所回来，我发现书包被人从抽屉拽出来扔在地上，课本、文具全躺在地上，早上剩下一半舍不得丢的糯米饭也撒了一地。
我妈后来告诉我，某天她偷偷去校门口看我放学，见我面黄肌瘦的，比同龄人都矮，心疼地坐在远远的地方抹眼泪。
2006年左右，爸妈决定离婚，他们两边都不想要我的抚养权。我爸是因为人在坐牢没法养；我妈则是不能要我，失去左腿的她自身难保，根本养不起我。那阵子兵荒马乱的，我被暂时安置在亲戚家。
从亲戚口中得知这个情况后，我悄悄哭了很久，感觉自己像是一颗被抛来打去的乒乓球，给哪一边都是多余的。在亲戚家，我第一次有机会吃到板栗红烧肉，却难过得食不下咽，丝毫尝不出来饭菜的香味。
被亲戚们围在一起讨论对策时，大家都在指责我不乖、不该不好好学习、不该偷同学的钱和零食，却没有人问我“你爸爸妈妈离婚了，你伤心吗？”、“你爸爸又去坐牢了，你难过吗？”、“你妈妈不见了，你想不想她？”
爸爸坐牢，妈妈消失，奶奶独自养我的日子持续了快两年。五年级下学期的一天，消失很久的妈妈终于回来了，她在我学校附近开了一家理发店，边挣钱边照顾我。直到这时，我才结束了灰扑扑如流浪狗般到处叼食的日子。
妈妈的理发店位置极佳，离附近的初中、高中都只有十分钟路程。我的整个青春期都在那个小小的铺面度过的，放学后在理发椅旁边的桌子上写作业，晚上就睡在门面的小阁楼上。
我因此觉得妈妈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她开着一个破旧的理发店供我吃穿用度，让我不用再遭受走路脚疼的罪。虽然最穷的时候我们俩曾连着一周只吃面条，但我至少不会饿肚子了。
这是我妈妈开的理发店，是我从小学五年级一直住到高中毕业的地方。
然而，每次一到开学的时候，所有美好又会因为钱的问题瞬间破灭。我妈和我姑总是会大闹一场，主题只有一个：谁来给我出学费？
法院把我的抚养权判给了我爸，我妈因此认为学费应该由我爸负责，毕竟平时都是她在养我。但我爸还在蹲监狱呢，怎么可能有钱给我？于是我妈就让我去找奶奶和二姑要学费。可找她们有什么用呢？她们又不是监护人，自己挣钱也难于登天。
于是乎，作为中间人的我，每年开学都要两头跑，上演和去年一样的闹剧——到底谁该为谢仁慈付学费？那些争吵、互相推诿的画面我至今历历在目，最后到底是谁付的学费却已经记不清了。
有时闹得狠了，我妈会说拿不到学费就别回来了，让我回奶奶家住。每到这个时候，我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小学时那种谁都不要的境地，又变成了一颗被人抛来打去的乒乓球，一个谁都不想要的拖油瓶，一想到这些就忍不住地哭。
我哭得最狠的是2014年高考结束那次，作为一名文科生，我以627分的成绩被号称“法学黄埔军校”的西南政法大学录取，因为成绩排名靠前，我的照片还被挂在高中门口展示。放在别人家这是件大好事，可到了我家反倒成了烦心事，原因还是学费。
我爸在我读高中时短暂出来过一阵子，在我高考结束后又因为抢劫坐牢了，所以学费的问题依然难解。这次我妈和我姑没有把我当作中间人传声，而是直接见面，途中差点上演“全武行”，两人用车轱辘话来回争辩：“谁是监护人，谁有抚养权？”
一想到我的某位同学考了三本都能收到长辈给的几万元红包，我不禁悲从心来，竟然直接哭晕了过去。后来，是二姑把升学宴的一万块礼金交给我，我才有了大一一整年的学费和生活费。
左边是我的录取信息，右边是我高考证件照，拍照的时候我忙着学习，都没收拾一下就去了。
进入梦寐以求的大学后，我仍然觉得觉得自己和同学们格格不入。不仅因为我是校园里唯一的残障者，去上课要比别人辛苦很多，还因为我的贫穷。
寝室的其他三个女孩都来自富有家庭，生活美满。我曾想过融入她们，和她们一起逛街购物，一起看电影吃饭，但生活费禁不起如此挥霍，我没坚持多久就放弃了。
碍于自尊，我不直接说“我没钱，就不和你们去玩了”，她们邀请我的时候，我就说要看书学习。
不能出去玩，我就只能搞点不花钱的东西，比如组建读书会，疯狂看书，还因为这个共同爱好认识了我最好的朋友妙鑫。她虽然来自于中产之家，和我却没什么隔阂，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哲学，聊文学。
大二暑假，家里老房子拆迁得到一笔赔偿款，我总算暂时告别贫困，不用再担心学费和生活费。大三一开学，我就写申请把助学金退掉了。
那一年，我开始认同自己作为残障者的身份，不再遮遮掩掩，还在网上分享“主动露出腿部假肢是什么体验？”
我的故事因此被多家媒体报道，之后北京交通出版社约我出了一本书，于是我有了人生中第一笔大收入，告别了紧巴巴的日子，放假的时候还能出去玩。
有了钱，生活一下子变顺心了，临毕业前我更坚定了去美国留学的想法。其实我很早就有个哈佛梦，5岁就从妈妈口中得知它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
在我读小学之前，很多普通学校都拒绝让我去入学，妈妈原本也想放弃，但我那时候哭着跟她说：“妈妈我想读书，我会考上哈佛的。” 妈妈听了这番话才咬着牙继续给我找学校。所以，去哈佛既是妈妈的愿望，也是我对她的许诺。
妈妈一直都支持我上学，曾放言让我“不用担心钱”。大四那年，我力挽狂澜，提高了绩点，参加了社会活动，拿到了不错的推荐信。在跟几个留学机构咨询之后，她们都觉得我可以被理想学校哈佛录取，并且愿意免费帮我做一系列申请。
我和出版的书的合照，这本书是献给妈妈的，叫《我妈和她给我的四条命》。
定下申请目标后，我打电话告诉了妈妈这件事，她也很高兴，在我寒假回家时专程来车站接我。她站在寒风中裹紧羽绒服，看上去还是小小的一只。我走到她身边，才发现她的头顶才刚到我的嘴唇，原来我已经比她高那么多了。
大学几年我很少回家，假期都住在学校宿舍里，因为比较安静，有床有书桌。家里拆迁后，我偶尔回家也是住在我爸的回迁房里，而我妈依然住在一个破旧小楼的一层。
坐在阴暗潮湿的小房间里，我妈问我申请准备得怎么样了？我看着墙角的霉斑、桌子上的电磁炉和吃剩的面条，突然蹦出来一句：“我不申请哈佛了。”
我和妈妈的合照，她是苗族人，穿上民族服饰非常美。
我想起五岁时，妈妈为了让我去普通小学读书，拿着拐杖走到脚板底起泡地找关系；初中时我因为参加省里游泳比赛导致小升初考试失常，为了把我送到最好的初中，她仍是到处借钱求人。
现在我已经21岁了，还要让生活拮据的她到处求人借钱吗？何况出国要五十万啊，这不是小数目，有谁会借给她？
哈佛法学院从来不给全额奖学金，想出国我只能找提供全额奖学金的学校。我妈当时就急了，马上说：“你不要担心学费生活费，妈会想办法的，考上肯定能去读。”那天，她絮絮叨叨地说了很多话劝我，我一直在忍，不想让眼泪夺眶而出。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问她要过一分钱生活费。也不再告诉她我遇到的任何难处。
我自己是残障人士，一直对残障法感兴趣，想着既然不能去哈佛，就去美国残障法最好的地方吧，后来幸运地申请到了雪城大学的全额奖学金。
办理美国签证需要15万生活费财产证明，我出书、参加一些商业活动存的钱只有五万，无奈之下想跟我爸借钱，申请完签证就还给他。我爸一开始答应好好的，最后又反悔了。
那阵子我心灰意冷，虽然生活已经比小学吃不饱饭的时候好多了，但我还在为钱的事发愁。我突然明白：原来贫穷是一个相对概念，不是和别人比，而是和自己的渴望比。
如果我只是留在国内读研究生，或者直接去工作，可能不会如此为钱所困，可我就是想出国留学，我多么渴望去体会中国之外的世界，学习不同残障法律的构架。为了满足自己的理想，我必须付出代价。
借钱绝非易事，有人一口回绝，有人满口答应却避而不见，我都能理解。好在我的一位师兄二话不说借钱给我去做财产证明，得以让我来到美国雪城学习残障法。
在美国读书时，我去纽约联合国总部参加和残障人士有关的论坛。
读硕士期间，我靠着一笔小小的存款，不需要兼职支持就可以全心全意地学习。我的残障法教授非常赏识我，希望我可以当她的第一个博士生；学院里公认最难的信托法课程，我拿到了A-；我的职业道德法教授专门写邮件告诉我，他期末给了我这门课以来的最高分94分。
一年的学习，让我对国际残障法和美国残障法有了更多的了解，也让我对中国的残障法有了更多思考。
我在国内读书时，学校从来没有讲授过任何和残障有关的法律。所以，我希望未来可以当大学老师，把残障法带给法学院的同学们，让她们对残障和法律能有更多的思考。
雪城大学法学院毕业册上的照片，那时疫情还没有开始，我也不知道接下来会面临多少挑战。
去年五月份，我开始申请雪城大学的残障法博士。我的指导教授很支持，并且为我争取到了全额奖学金。
万万没想到，因为疫情和美国政府交替的原因导致签证发不出，我的全奖博士offer在发出两个月之后便失效了。
那时候回国的机票要七八万人民币一张，而我的存款只有不到一万，我被迫困在了美国，心情十分焦虑，一边找工作，每周还要去做志愿者换取食物以减少开支。虽说不当志愿者也可以领食物，但我还是希望在疫情时能做一点贡献。
幸运的是，在师姐的推荐下，我找到了一家律所的工作，得以解决签证问题。不幸的是，由于疫情我只能居家办公，工资十分微薄，有时连房租都不够付。
我在当志愿者分发食物的照片，两小时工作结束后可以领一箱食物。
今年年初，我重整旗鼓，又开始申请博士，由于去年原定的奖学金没发出来，教授只能重新帮我找资金。
某天晚上九点，我刚从打工的地方回到家，正准备打开电脑再次修改博士项目申请书，看到教授发来一封邮件：“仁慈，你和妈妈到底能为学费拿出多少钱？”我鼻子一酸，眼泪瞬间淌了出来。
当时我压力特别大，不仅要修改申请项目书，在律所工作之外，周末还在兼职做服务员。我比以往任何都时候都需要钱，妈妈也查出肾结石和严重蛀牙。虽然不是大病，但因为疫情理发店被迫关门，她也没钱去看，只能扛着。
我很担心她，坚持做兼职赚钱让她看病。而法学院学费是五十万人民币，我和我妈真的一分钱也拿不出来。
最终，我以“我很抱歉”开头，如实给教授回了邮件，眼泪又是狂流不止。我感到很难堪，我是在为自己的贫穷道歉，但直到现在我也想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道歉。
我和指导教授在纽约国际法年会上的合影，她是国际残障法知名专家，非常赏识我，很想我继续读博。
最难的时候，在学业资金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下，我妈都开始劝我“要么不读博士了，回国吧。” 我说不行，我的职业目标是残障法老师，我一定要读下去！更何况我根本买不起回国的机票......
我开始问其他律师要更多工作，每周四早上去当志愿者领食物，每周末去朋友店里帮忙，我在美国认识的好朋友也经常叫我去吃饭......终于，在今年四月底的时候，老师告诉我博士资金找到了，签证也搞定了，很快就把录取通知书发给我。
这个结果比我预想中最差的情况要好一点，现在全美学术机构都面临资金困难的问题，我能拿到资金已经很不错了，但只有第一年能拿全额奖学金和生活费，之后学院就不会给我发生活费，并且每年还要交一些管理费。
不过，我相信总是会有办法解决钱的问题，实在不行我就边兼职边读书。如果回国机票依旧高昂，我可能几年内都不能抱一抱我很想念的妈妈了。不久前她的理发店倒闭了，没有了收入，我还要负担起她每个月的房租和看病买药的开支。
我一个人在美国确实会很辛苦，但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渴望的生活并向着它努力，那么她就能忍受一切生活。
我和博士录取通知书的照片，美国现任总统拜登也是从雪城大学法学院博士毕业的。
穷了这么些年，我到现在也一直没有习惯贫穷这件事。朋友跟我说，如果你对贫穷还有反应，说明你没有在麻木地活着。
是啊，贫穷真是一把刻骨锻人的刀，它让我年幼时总是吃不饱饭，青春时总是灰扑扑地缩在角落，成年时又不得不放弃理想学校。
但因为贫穷，我比一般孩子更早地学会了懂事，比一般同学更早认清现实，更早地承担对自己的责任，对母亲的责任。
不过我永远也不会感谢贫穷，我变成什么样不在于贫穷，而是在于我怎样面对贫穷。我感谢的是年幼时为我撑起一片天的母亲，是从来没有放弃的自己，是理解支持我、愿意拉我一把的朋友们。
这是我床头的小小照片墙，上面是我的妈妈和我的好朋友们，她们都曾在我有困难的时候拉我一把。
一块铁，能否被锻造成好刀，除了铁自身质量，还需要一些匠人的技术——在人生中，我愿称之为运气和机遇。
我的人生还在继续，我还在和贫穷做斗争。贫穷这匠人最后会把我锻成什么样，尚不能盖棺定论，这或许将是他一辈子的事业，或许他会英年早逝。无论如何，我愿做好一切准备，当运气来临时及时抓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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