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3岁父母离异,被迫出国打工,嫁给日本大叔,靠自己找回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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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自拍》第337个口述故事
我叫金姐,山东人,今年38岁。3岁那年我父母离异,16岁时父母双双下岗,家里欠了一屁股债。19岁那年,高中文凭还没拿到的我不得已远走日本打工留学,开启了一段完全未知的旅程。
18年后,现在的我嫁给了日本大叔,家里有一个9岁的儿子和一只3岁的小狗,在日本有了自己温馨甜蜜的小家。
有人说,我总能在人生的每一步做出最好的决定,是个聪明的女孩。聪不聪明我不知道,但我很清楚,人这一生从来没有最好的选择,只不过是在每一次选择后,拼尽全力把曾经那个无可奈何的决定,做到最好。
1984年,我出生在山东东营。在这座因为胜利油田出现的城市,人们因石油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他们在这里成家立业、工作生活,我的爸妈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在当地的国企上班。
我们一家三口挤在单位分配的宿舍。在那个年代,人们还朴素地穿着蓝色衬衫时,我爸早早穿起了各式各样颜色鲜艳的花衬衫,配个小皮鞋,走起路来一摇一摆,显得时髦又精神。
因为工作关系,我爸常年出差,只留我妈一个人带着我。有时候我会被送到姥姥家,由长辈们照顾。这样的日子久了,父母感情也淡了。我三岁那年,父母离婚,我被判给了母亲。听别人说,我爸在外面认识了其他女人,但这一切都不重要,对我来说只知道:以后我要见不到爸爸了。
我妈是那种要强的火爆性格,离婚那年,她拉着我从家里径直往外走,留我爸在身后骂骂咧咧,她头也不回,只是忿忿骂道:“就当你爸已经死了”。总之,两个人闹得很不愉快,有种老死不相往来的意思。
我爸离婚后很快娶了一个年轻女人,两人生了一个儿子,与此同时,我妈也改嫁一位当地体制内工厂的工人。那时的我只觉得家里多了一个叔叔,没觉得有其他不同,可母亲的这次再婚,却冥冥之中在后来近十年成了我心里的一根刺。
大约是五六岁那年,我和往年一样被送去姥姥家,并未发觉其他异常,只是隐隐感觉这一次待得时间似乎更长一些。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懵懵懂懂的我被接回了家。只是当我满心欢喜地回来,却发现原本就拥挤的屋子里,多了一个哇哇啼哭的小生命。我紧紧靠着墙,不知所措。妈妈拉着我的手,把我带到小婴儿床边,让我喊她妹妹。我嘴上没吱声,心里却咯噔了一下。
从那以后,妈妈就让我单独一个人睡。当年的老居民房,墙上常会有壁虎出现,我特别怕它们,一看到那东西就全身发抖,一点也不敢动弹。每到晚上,我一个人孤伶伶地躺在小床上,听着房门外小婴儿止不住的啼哭,大人们在房门外来回走动的光影被放大了无数倍,又被投射到天花板。我整个人又惊又怕,眼睛死死盯着天花板不敢看向别处,就这么在恐惧中度过每一个夜晚。
和许多中国家庭的父母一样,妈妈并没有注意到我情绪的变化,对于他们那个年代的人来说,只觉得小孩别来掺和大人的事,也不会跟你讲道理。其实从父母离婚后,我就变得不怎么爱说话,哪怕心里有很多困惑,都只是憋在心里。
每当我看到妈妈和继父每天围着小婴儿忙前忙后,越发觉得自己是空气一般的存在,就夹杂在这种复杂的情绪下,我慢慢长大。
平时,我也会帮妈妈一起照看妹妹,比如让她骑在我背上哄她开心,给她扎小辫子一起玩过家家,这都很正常。令我费解的是,继父却会反复告诉年纪尚小的妹妹,她和我同母异父;不知道是忘记了还是刻意,家里经常是妹妹收到礼物而我两手空空。
日子长了,我心里委屈,嘴上不说,只是一个人偷偷躲起来,暗自想着我亲爸在哪里,如果跟着他会不会更幸福。
也许是上天听到了我的心愿,有天下午,亲爸竟然出现在了我的小学教室外。
见到他的那一霎那,我并没有曾幻想无数次,飞奔向他的画面,也失去了记忆里的亲切感。我低下头盯着鞋子,手指紧张地抠着衣服,嘴里没有喊他爸爸,更不知道如何开口。见面后,爸爸递了一袋新衣服说送给我穿,我心里一乐。
刚把衣服接到手里没多久,爸爸接着说,他现在开了自己的公司,往返广州做生意,有了自己的家庭,还有了一个儿子,靠自己挣的钱把弟弟送去了贵族学校。
看着爸爸在我面前滔滔不绝,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只觉得脑袋嗡嗡作响:“为什么爸爸妈妈都各自有了一家三口?为什么就我是一个人?为什么只有我这么倒霉?”我反复被这些念头折磨,感到头痛欲裂,而此时的父亲只以为我是太久没见到他喜极而泣。
从那以后,我更加郁郁寡欢,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心里藏着事,本来就不爱说话的性格变得更加内向,还总是胡思乱想。上学路上遇到同学跟我打招呼,都要过很长时间才能反应过来。
当时我妈和继父的工作都在体制内,在外人看来吃着“铁饭碗”十分稳定。只是到了2000年前后,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出现亏损,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发展,我妈和继父也进入了这波浪潮。
可能是感受到了效益不好,继父首先买断工龄创业。辞职后,他开始给别人当货车司机,收入的确有改善,但赚的都是辛苦钱。为了赶时间和省钱,继父基本在吃住都在车上,一年里可能有300天都在高速上跑。长途路上,甚至要不分白天黑夜的开车。我妈不放心,就很快也买断工龄,陪他一起跟车,这样两个人在路上还有个照应。
那个时候我已经到了初中,有一次学校里在组织同学们上电脑课的培训班,我也想去,就去找我妈要钱付学费。与此同时,我继父正在盘算自己买辆货车,帮别人运泥沙,家里已经借了不少钱,再没有额外的钱给我。
我心里很难过,就想到了我爸。初一那年,我曾经偷偷给他打电话,说自己想要一辆自行车,结果我爸二话没说买了一辆送来学校,我心想着这次也一定行。没想到,我竟重重地撞了“南墙”。
那天,我爸开着一辆桑塔纳,在上课时间来了学校。其实还没等他走到门口,我就远远看到了我爸的身影,紧接着,我就在同学众目睽睽下,兴高采烈地走出教室。见面时,我爸非常冷静,声音里甚至透着冷漠,他板着脸:“钱给你出不了,我也没钱”,在那时的我心里,可从没想过是这个答案。我的眼泪哗哗往外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跟我亲爸联系,而我的继父,则正在遭遇他的财务危机。原来,他和我妈借钱买了卡车后,答应老板赊账跑了好多单,没想到年底结款时,老板跑路,投进去的车钱、保险、油钱通通还不上。资金链一断,整个生意就垮了。
中国有句话叫做“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形容我们家真的太贴切了。经历过这些事情后,我更加意识到钱的重要,没有钱真的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那段时间,我们家穷到了是什么地步呢?在我们山东,有一种叫做甜菜根的咸菜,把它切成丝放在水里泡一下就不是特别咸,非常好下饭。当时我们家里顿顿晚饭都有这个甜菜根,我妈今天用它炒鸡蛋、明天炒辣椒,换着花样顿顿有。
初中升高中那年,我妈就已经为了我的学费,四处辗转、一家一户地敲亲戚家门,最后连隔壁邻居都觉得我可怜,也凑了一点,才好不容易补齐。那几年,每逢寒暑假,我都想着找地方打工补贴家用。人家嫌弃我只是一个柔柔弱弱的高中生,反应慢动作慢还没经验,根本不要我。
上到高三快毕业的时候,我妈有天晚上把我叫到跟前,我俩仔细盘算了一下,接下来不管是读什么学校,家里都出不起钱了,而眼下想要打工又没有地方愿意要我。也就是在那段时间,电视里的赴日打工广告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当年日本在我们当地的名气特别大,大家酒桌上聊的都是“谁谁谁去日本打工回来买了套房”,而且那时候汇率也高,现在100日元换4.9块人民币,当时却能换8块,接近两倍。
于是妈妈跟我商量,既然现在打工都没有人要,不如先去日本打工留学干几年,要是能把之后的学费挣出来,就回国接着读。我身边的同学大多考到了外省读大学,再不济也会去读专科。我心里虽然千百个不愿意,也知道家里实在没有办法。我暗暗告诉自己,去了日本就努力赚钱,赚足了学费马上回国。
虽然下定了决心,凑钱又遇上了难事。最后是靠姥爷做担保向银行借的钱,我妈又变卖了一些自己的陪嫁,才终于凑够了钱。
2004年,手续办齐后,我第一次去了上海,从浦东飞往名古屋。那时候我已19岁,第一次出远门,之前甚至没出过山东省,最远只去过烟台。
拿着留学签证到了日本,我需要先读两年的语言班,然后再报短期大学读两年金融。刚去的时候,我还不会说日语,但心里一直有根弦提醒自己——打工赚钱,赶紧把家里贷款付的学费还上,最好还能多赚点钱早日回国。
不过我一个小姑娘既没有力气又没有技术,其实和国内的状况一样尴尬,哪里都不要我。后来,有中国老乡给我介绍了一个工厂的工作,在工厂流水线上分拣寿司,这才找到了第一份工作。
每天放学以后,我就来到工厂上班,从下午一直忙到凌晨,再拖着昏昏沉沉的身体回住的地方。虽然工作辛苦,可我特别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向负责人提出如果需要人手,寒暑假都可以过来。学生在日本的打工时间有限制,不过当时管得没有那么严格,只要愿意干,就能接不少事情做。
所以只要哪里能挣钱,我都会去碰碰运气。后面语言能力好点以后,我还当过水管清淤工,工作内容没什么技术难度,就是遇到机器进不去的地方,需要人力下去掏,直到清通淤塞。活不挑人,唯一的要求就是不怕脏、能吃苦,但也就是这要求剔除了很多人。
每次干活时,我们会在某个地方集合,等着工头挑人前往清淤维修的地方。瘦瘦小小的我混在一大群人中,毕竟是体力活队伍里也男生偏多,很多人都是留学生,有的来自越南、有的来自印度尼西亚、有的来自缅甸,总体中国人最多。
一天干活七到八小时,能够拿到九千到一万日元,折合人民币八百块,比在工厂里的工资高。出国时家人仅仅帮我凑了学费,生活费全要靠自己。房租的费用占了很大一部分,记得是三万日元一个月水电全包 ,我和另外三个人租住在一个两室一厅的小房子里睡上下铺。能赚钱了,在花销上我依旧小心翼翼。因为人生地不熟,还闹出了不少笑话。
刚开始,我连找个调味料都废老大劲。这里光是一个酱油,就有无数种,每个看起来都黑乎乎;还有很多醋都是透明的,如果调味料上写了汉字还好一点,否则根本分不清任何差别。后来我知道醋的日语长什么样了,买回家却发现那醋有甜味,我们山东很少在菜里加糖,我一口就把嘴里的东西吐了出来。一查才知道,原来是放在米饭里用的寿司醋。
每到这种时候,东西买错了我就很自责又心疼,舍不得扔掉,只能咬咬牙慢慢用。那时候我特别省,一块五一包的豆芽吃一天,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得换算成人民币仔细想一想。在国内的时候,为了省钱可以吃方便面,到了日本,就感觉方便面都吃不起。
后来我发现蒸馒头很便宜,就托熟人买点儿面粉自己做馒头。第二天,朋友扛着一大袋面粉回家,我们兴高采烈,准备揉面蒸馒头。没想到蒸出来的馒头比石头还硬,这才发现是搞错了面粉的类型,最后只能切成小块儿,就着水慢慢吃。后来想到可以把它搓成花卷,至少能比硬馒头强,后来愣是靠着这个办法,吃完了那一大袋面粉。
一个人在国外漂泊,一边读书,一边打工,省吃俭用,一想到姥爷担保的贷款还要靠我来还,就拼命努力,就像是踩着滚轮的小白鼠,没日没夜地不停奔跑。挣钱并不像我想象中那么轻松,第一年挣得钱不够,第二年还不够,好不容易第三年把贷款还得差不多,回过头才意识到自己手里没存下什么积蓄。
在日本待了四年,我也没有很好适应这里的生活,很多时候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疲惫,精神上也觉得痛苦。当年往国内打电话也特别费劲,得拿着电话卡用公用电话,价格也不便宜。
最开始的时候我一个月打一次两次,每次跟我妈聊上半小时左右,很少说不开心的事,毕竟不想她知道以后帮不上忙还干着急。我妈唯一能做的,就是时不时从老家给我邮寄些木耳、辣椒面这类的土特产,让我能有点家乡的味道。
我唯一解压的方式就是吃辣,日本本土的辣在我眼里一点不够味。于是我就用家人从老家寄来的辣椒面,混着芝麻自己呛辣椒油。经常动不动就翻出辣子来吃,特别是在晚上,时间久了,把胃也吃坏了,到现在我一点辣都不能碰。
哪怕日子过得很辛苦,我也从来没有怨过妈妈把我送来日本,我非常了解她,她这一生过得也很辛苦。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妈跟继父吵架,两个人凶起来开始闹离婚,我那时虽然年纪小,却知道紧紧抱着我妈,说”如果你离婚,我这辈子砸锅卖铁养着你“。再后来俩人也没有离婚,日子也在我妈的隐忍中度过。
2008年初,在我赴日的第四个年头总算稍稍攒了点钱,想到再过几个月就能拿到毕业证书,这时的我开始犹豫起未来的规划。深思熟虑下,我决定回国一趟,和家人聊聊,把这件事确定下来。直到落地的那一刻,我才发现四年里国内的变化太大,我已经完全回不去了。
经过日本这四年,我在国内的同学、朋友大多已经有了好的工作,在我们当地想要找个好工作还真是要靠家里有点关系,而我的人际关系几乎都脱节了。
不管怎样,妈妈见了我还是很开心,我在日本赚的钱虽然不是特别多,还是给家里添置了新电视,置换了些家电。在家那几天,妈妈也问起我接下来的打算,我感慨:如果回来能干啥呢?这可真是出去容易回来难。
我妈没有吱声,她还是不想影响我,希望我自己拿决定。和亲戚们聊天的过程中,当他们听到我有回国的念头,都觉得“我是混不下去才回国的”。我不想让这些势利的亲戚看不起我看不起我家,最终下定决心,留在日本。
而如果还想要留在日本,就必须提前计划、找到一份工作,由雇主给我发工作签证。我在报纸上看到爱知县里的一个小山村,有工厂在招人。对方需要一个会中文的全职翻译,税前月薪差不多有两万三人民币,每年还会发两次奖金。工资不低又包住宿,这让我很心动。
那时候在日本的中国人也不少,但很少有人愿意去山里,而且又是乡下。我觉得这是个机会,简历发过去没多久,我就收到了录取通知。
这是一个制作椅子的工厂,需要对接在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供应商,我就在这中间充当桥梁。除了翻译的工作,还有一部分职能有点像是宿管,日常疏导工人们的情绪,管理他们的生活起居。
小工厂的人际关系没那么复杂,朝九晚五也相对轻松,我在那里呆了一年多,顺便考出了驾照。在这期间,我又认识了一个日本雇主,他预计中国未来会和日本一样进入老龄化,所以他计划未来在中国开老人院,建议我多学学养老院管理相关的知识,未来也许会对我的事业有帮助。
听了他的一番话,我心里是很认同的,在我们老家农村,就有很多老人,因为子女进城打工,独自留守下来,和日本现在很多老人的状况很像。我也要多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就算回国也能有个一技之长。
在山里工作这么久,一直没有什么娱乐,反而为学习提供了天然条件。很快,我利用起闲暇的时间准备考介护证(全称为介护福祉士资格证,主要工作内容是给老人提供“身体介助”和“生活援助”。)
经过这一年的时间,我在工作上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也希望能够通过跳槽把薪水再提高一些。考虑到未来,我还是希望能够回到城市,便开始准备简历,投递新的工作。2010年,名古屋市区有一家劳务派遣公司发来了聘用书,聘用我当他们的翻译。就这样,我离开了工作一年多的工厂,来到了名古屋。
这一年,我还遇到了生命的另一半。
市里的这份翻译工作,每个月可以领到三万五人民币左右的工资, 眼见着生活越好,为了补贴家用多赚点钱,我还找了份24小时便利店的兼职。有个中年男人,工作日经常来店里买东西,周末也来,一来二去,我们熟悉了起来。交谈中得知,他在附近上班,在便利店对面有一个体育馆,他每个周末都去体育馆打网球。
最开始,只是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我也没放在心上。有天下午我正在货架上理货,他来了店里,我们就在闲聊中。他随口感慨“中国现在发展可真快”,紧接问道:“你可不可以教我中文?”我心想这个赚钱的机会不错啊,确定了上课的细节和薪酬后,我们就交换了联系方式。
他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客气,觉得虽然支付了学费,但授课占用了我的时间,他这个人又很含蓄,于是就上完课请我吃饭表示感谢,吃饭的时间算在授课时间里。大半年过去,种种细节相处下来,我对这个人印象还不错。后来慢慢熟了以后,到了那种可以打打闹闹的关系。突然有一天,他问我:“既然我俩都没结婚,要不交往试试?”
他年纪比我大了十多岁,是最普通的工薪IT男,家里没钱没车也没房,最初并没有让我很动心。但他工作非常努力,收入还可以,而且人也不计较,我们交往时在花销方面很大方,会介绍我给他的朋友同事们认识。渐渐地,我感觉到他对我很在意,特别好,对于我这种吃过苦,没有安全感的人,心里感到暖暖的。
我来日本这么久,平日里孤独惯了,因为有他的呵护和疼爱,第一次有了踏实的感觉,让我觉得很幸福。
其实我妈刚知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不同意的。她觉得我老公年纪太大了,担心我以后老了会很辛苦。而在我老公那边,他父母也不同意我俩在一起,担心我结婚后就会卷着他的钱逃跑。不过当时我老公非常坚持,就算父母反对,也要义无反顾的愿意娶我。
最后我俩顶着双方家庭的阻力,在2011年7月结婚了。
结婚的时候,我妈也来了日本,见过了这个日本女婿,紧绷的心情也松开了,觉得只要他能对我好就可以。那段时间,我们拿着我妈的护照买东买西,戒指、西装、首饰……就是为了能省点税。
为了省钱,结婚时我们没办婚礼,就在民政局简简单单走了个流程。我和老公的成长背景相似,原生家庭经济状况都不是很好,这也让我们更理解彼此,在生活中非常节俭。两个人一起精打细算着过日子,倒也发现了不少滋味和乐趣。
2013年我们的孩子出生了,自打那起,我妈每半年都会来一趟日本,生活、养老顺便帮我们带娃。来了以后,我妈和我当年一样,吃惯了山东的煎饼、馒头、包子,不习惯这里整天吃米饭。我就变着花样给她蒸馒头、包水饺、做馄饨。当她看到过去只会烧方便面的我,现在轻轻松松做出一桌菜,我妈特别开心,夸我“没白出来”。
生了儿子以后,我和丈夫因为怕儿子孤单,曾想过生二胎。后来我们仔细想了想,我老公年纪也大了,如果再生一个孩子,等他退休时二胎才15岁,各方面的压力都会非常大。再加上我俩非常希望给孩子一个幸福童年,长大以后也不用像我以前那样为了金钱犯难,于是打消了念头。
有一天,我们一家三口在宠物商店见到摩卡,就决定把它带回家,陪儿子一起长大。
结婚以后,我辞掉了翻译的工作成为了家庭主妇。我俩算过这些年来的积蓄,结婚前我没日没夜地上班、打工,攒了不少钱;老公在大企业上班,在工薪阶级里收入算不错,他们公司的企业福利里有一项就是为家属缴纳年金,我们的生活至少有最基础的保障。他平常还会把工资卡交给我打理,加上我们一家人比较节俭,过日子还是比较足够的。
在家待久了,也想给自己找点事做。考虑到之前虽考取了介护证,但了解到的多是课本上的内容,理论和实践不一样,想感受实操,就必须去老人院上班,熟悉具体的工作流程。
2019年时,我凭借介护证找到了家附近一家老人院的兼职工作。这个兼职不会占用我太多时间,每天上四个半小时班,也能赚点零花钱。原本是个挺不错的差事,没想到工作两年下来,又是受气还让我手上犯了湿疹。
知道这些事情以后,我老公很坚定地劝我辞职。听他这么一说,我又想到自己来日本的前几年真的太辛苦,现在条件好些,确实没必要让自己过得像过去那么焦虑,应该放松一点。
今年我们买了新房,老公不顾父母反对,说要在房产证上加我的名字,他觉得我一个人从中国来到日本,身边也没有其他家人,这些年非常不容易,值得有更多的安全感。每每想到这些,我都非常感动。
我很庆幸,虽然前半生没有善待我,经历过原生家庭的伤、亲戚的鄙视……这些最终被自己的小家治愈。靠着自己的双手和努力,我全心全意的经营着自己的小家,也从家人身上找回了前二十年不曾拥有的安全感,这对我来说已经是巨大的幸福。
现在我的周围,有疼爱我的老公和懂事的孩子,让我依然可以抱着善良和友善的心态去生活。也就是这种相互扶持、相互鼓励的力量,让我的人生新生了勇气,少了许多抱怨,我依然相信,好的风景就在前方。
如今回过头看,如果没有我妈当年的决定,现在的我不会走到这里。在我19岁出国以后,就再没有怎么陪在我妈身边,所以我盘算着,等我儿子长大以后,老公也差不多退休了,我们就回国开个养老院给我妈养老,给她一个平和的晚年。
*本文由金姐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金姐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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